勞動教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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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教育分析范文第1篇

一、概念界定

基于移動端的老年遠程教育市場，是指教學對象為老年人群、使用移動互聯網為傳播媒體的教學模式。老年遠程教育市場是養老產業中的細分市場之一，屬于“養老產業三大板塊”（養老住宅市場、養老服務市場、養老日用品市場）中的“養老服務市場”，屬于“養老產業細分市場”中的“老年教育市場”，屬于養老產業的“衍生產業”中的“教育培訓”。另外，老年遠程教育市場也屬于“智能養老產業新業態”的“智能文化服務”中的“網絡教育”。

二、現狀分析

（一）需求數量

我國移動端老年遠程教育市場需求量大。我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老年人口增長態勢明顯，且還應考慮60歲以下退休或下崗的人群，預計，2014-2053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將由2.12億增長到4.97億，老齡化水平將由15.5%提升到34%，是同期全球老齡化平均速度的約兩倍[1]。在知識型社會中，接受教育成為老年人的重要追求之一，這意味著我國老年教育有較大的潛在需求。

（二）需求類型

老年教育學大師麥克拉斯基基于西方社會老年人的生活體驗，在馬斯洛需求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五種老年人的教育需求。一是應付需求；二是表現需求；三是貢獻需求；四是影響需求；五是超越性的需求。另外，也可將老年人學習的動機分為五點。第一，補文化課，圓“大學夢”；第二，學習知識，與時俱進；第三，學習保健知識；第四，學習教育孫輩的方法；第五，結交朋友，減少孤獨感；第六，陶冶情操，豐富精神生活。

（三）需求內容

一是學習目的，包括有學習群體相互交流；學習多方面知識技能等。二是學習內容，包括健康知識課、電腦培訓課、器樂課、文藝課、攝影課、書法課、繪畫課、太極課等。

（四）抑制因素

1.認知程度不足

相當一部分老年人對手機感覺陌生，畏懼心強，自學能力低。多數老年人擁有手機和網絡，但上網時間特別是上網學習時間少、花費少。詹霞等（2016）的調研顯示，40%的老年學習者會使用網絡交流工具，60%的老年人不會使用網絡交流工具；25%的老年人經常上網學習，20%的老年人偶爾上網學習，55%的老年人不會上網學習[2]。柳華盛（2017）的調研則顯示，大部分老年人聽說過移動端學習，超過40%的老年人已經在日常生活學習中使用[3]。

2.健康狀況不佳

一方面是身體原因，老年人普遍視力、聽力下降，看手機屏幕的文字比較吃力，存在使用移動型學習設備的客觀障礙；另一方面是心理原因，部分老年人對手機、無線網等新生事物具有排斥心理，不易接受新型學習方式。

3.資源整合度低

目前我國基于電視、電腦的遠程教育已得到初步發展，網絡上的學習資源也比較豐富，但是尚未整合至手機平臺，加之適合老年人的、且適用于移動端的“微課”較少，造成老年人學習的搜尋成本較高。

（五）供給分析

較之于傳統的面授教育模式，老年遠程教育具有開放式、普惠式等特點，且具有覆蓋面廣、便捷、質量有保障、個性化等優勢。然而，目前，存在抑制移動端老年遠程教育市場的市場供給的因素。

1.社會資源供給不足

一是社會網絡環境；二是課程學習內容；三是老年群體的參與教育活動的機會。目前，隨著無線網覆蓋面推廣，社會網絡環境已大大優化；但課程學習內容和老年群體參與教育活動的機會不足，特別是與移動端相結合的課程活動偏少。老年教育具有公益性的特點，政府財政的補助尤為重要。政府支持力度不夠、市場活力欠佳，是資源供給不足的主要原因。

2.移動學習設備缺乏

雖然可供老年人學習設備看似種類繁多，如電視、電腦、PAD、手機、收音機等，但真正為老年人學習提供專門服務的電子產品較少。就移動設備而言，普通智能手機的定位人群多為青年人、中年人，各方面均不適宜老年人使用；而“老人機”更似“傻瓜機”，設計單一、操作簡單，但犧牲了作為學習設備的功能。

三、結論與建議

（一）社會資源供給

一是利用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加強移動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二是整合現有資源，如老年開放大學課程，將移動平臺與相應的課程、活動對接，建設基于移動網絡的老年教育資源庫；三是生產適合老年教育的移動設備，破解目前老人機功能不足、智能機對老人友好程度較低的尷尬局面。

（二）移動平臺建設

一是提供移動端平臺的交流?賢ǖ那?道，如微信公眾號、微信群、手機APP等；二是建立友好的操作界面，如設計簡潔清爽的界面，提升視頻的音質效果，將字體調整為大號；三是提升平臺的實用性和反饋的及時性。

（三）課程內容設計

一是有健康養生的系列課程，如健身知識、養生知識；二是有滿足興趣愛好的內容，如琴棋書畫、養花垂釣、電影電視等。三是整合學習資源，不僅要加強建設移動端學習資源，更重要的是整合、推廣，確保老年群體能夠對信息有充分的了解。

勞動教育分析范文第2篇

【關鍵詞】勞資關系；社會分層；社會流動

勞資關系成為社會關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勞資關系是否和諧是新型社會主義發展推進的一個重要表現。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體制的改革，勞動關系的變更，勞動者與資方或管理方的沖突日益明顯，勞資沖突不斷升級。在不同的企業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勞資沖突問題，而在近幾年的勞資沖突事件中，民營企業的成為了勞資沖突的主要場所，國內主要的重大勞資沖突問題都集中在私企和外企等民營企業中。

一、勞資關系問題的相關界定

勞資關系問題是多個學科交叉研究的問題，經濟學，管理學及社會學都對勞資關系進行研究，基于不同的學科視角，做出了不同的判斷和界定。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勞資關系問題有以下的界定：一是馬克思的勞資沖突論。馬克思認為勞資關系是一種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具有階級斗爭性質的關系，勞資雙方主體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二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競爭論。崇尚自由競爭的古典經濟學認為，不加任何限制的勞動力市場會提高生產效率，并能使勞資雙方的利益和諧一致。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秉承了這種市場自發調節的觀點，認為工會或工會運動對市場機制的運行和發展具有負作用或反面影響。三是勞動力經濟學制度學派的工會作用論。一種觀點認為，現實中的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有許多缺陷，工人常常被迫接受在自愿選擇情況下不可能接受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因此工人們需要聯合起來，通過工會和集體談判等機制抵制雇主的專橫和不合理行為。應用在現代的企業之中，企業主與雇工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另一種觀點認為現階段民營企業的勞資關系是一種新型的互利合作關系。這種觀點認為，現階段的勞資關系:一是在政治上平等。民營企業主與雇傭勞動者都是國家公民，受國家法律的保護，不存在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的問題。二是新型雇傭關系。民營企業的職工一般都有自己的財產，他們在民營企業單勞動既是維護自己和家庭成員生活的需要，又有增加個人收入的因素。在管理學方面，早期的查爾斯?巴貝奇提出通過“利潤分享計劃”爭取工人的合作；費雷德?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認為勞資雙方的注意力不應放在盈余的分配上，而應放在發現和應用科學管理的“自然規律”上面，通過合作產生最大盈余；梅奧的行為科學理論則強調工人士氣等因素對企業效率的影響，揭示了勞資關系沖突并非是單一的經濟動機導致，與此對應的沖突管理對策也應多樣化。在社會學中，勞資關系主要是針對勞方與資方的沖突。在這里勞方所指代的勞動者具有社會人的性質，勞動者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特征都被考慮進去，如年齡特征、性別特征、素質特征、所有制特征、產業特征、職業特征、地區特征、身份特征等，勞動者的行為是由動機引發的，動機是由勞動者的內在需要喚起的，人是復雜的，人的需要是各不相同的，人性也是因人而異的。勞動者與各社會變量之間的關系，例如職業聲望對勞動者擇業的影響、勞動者的社會心理狀態對工資決策的影響、人際關系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等。這些社會變量，例如職業聲望、人際關系等，會涉及到他人的評價、態度與看法，他人的這種評價、態度與看法的產生過程，以及勞動者獲得他人的評價、態度與看法的過程都離不開勞動者與他人的互動。

二、社會分層、流動與勞資關系問題

中國目前正處在兩個轉變之中：一是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半封閉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型，這是社會結構的轉型。也有學者將這種結構變遷視為是總體性的結構轉型或結構變遷，即中國由一個總體性社會向一個分化程度較高的社會轉變；二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是經濟體制的轉軌。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結構轉軌同時并進、相互推動，這成為中國當前社會轉型的一大特征。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是社會轉型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社會分層結構是決定整個社會運行和變遷的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之一，是構成社會不平等、形成社會認同和社會運動、決定社會利益結構以及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最重要的社會基礎。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是對某個國家或地區同一類社會現象所作的兩種視角的分析和描述。社會分層是從靜態的角度研究社會分層結構分化的質變過程，而社會流動是從動態的角度研究社會分層結構分化的兩邊過程。社會分層研究和社會流動研究互為表里、不可或缺，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共同構成了社會轉型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社會分層與勞資關系問題。勞資關系說到底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在生產中的位置地位決定了其全部的生產關系。如果研究勞資關系不聯系勞動者本身所處的社會階層、社會環境研究其社會關系，那么就會失去其根本。許峰（2004）則對民營企業勞資關系的特點作了深入的分析。一是民營企業勞資關系具有層次性。在民營企業中，業主、雇員、雇工是垂直性的分層結構，在勞資關系上，同樣呈現出較強的層次性。二是民營企業勞資關系總體上具有一致性。業主、雇員、雇工二者之間有著共同的目標取向。三是民營企業勞資關系具有不平等性。從表面上看，業主與雇員、雇工的組合是自愿的，但由于日前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企業業主在用工上有更多選擇權，雇員更多的是被迫的合作。四是民營企業勞資關系具有不平衡性。在具有一定規模的大企業中，利益關系相對比較協調，各方利益能較好實現，而在小企業特別是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業主與雇員利益沖突較多，有的甚至比較激烈。勞資關系問題作為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組成方面，其形成和社會分層也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其一，在經濟實力上，勞動者處于經濟實力弱，社會地位地下的階層；而資方（管理方）處于有利的主導性經濟地位。在現實社會中，每個社會的階級階層都有其相對獨立的群體利益，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快速而劇烈的社會變化過程中，各階級階層之間必然會產生各種利益的摩擦、矛盾和沖突。不管人們稱不承認，這些摩擦、矛盾和沖突是客觀存在的，應當對此進行科學的分析。兩個階層在經濟利益上造成了最大的矛盾分歧，資方希望獲得最大的效益和利潤，而勞方則追求自身的勞動實現應有的價值，得到相應的回報，并且在勞動過程中，得到自身勞動價值和自身價值的實現。因此，兩階層的經濟利益上的對立導致最終勞資沖突的爆發。其二，在社會地位上，從民營企業中來看，勞動者主要來源于農村地區，不論是第一代進城的農民工或者是當今的第二代農民工，從來源的實質上講，二者都屬于農民階層，與解放初期界定的工人階層在地位上而言，經歷了一個地位由高到低的下滑過程。在社會轉型時期，從縱向比較看，他們由工人到農民階層經歷了較大的“地位落差”；從橫向比較看，民營企業勞動者與社會中上層的“地位差距”在加大，上行遇阻，流動幾率變小。就分層制而言，從長期趨勢看，市場化因素是影響勞動者地位的越來越重要的因素。但是在現階段，“權力與市場混合體制”則是塑造工人階層的地位的最重要的結構化因素。此外，從動態方面看，“權力與市場混合體制”的不同形態在不同的時期給工人階層的社會地位帶來一定的可變性。但是在現階段，工人地位相農民地位的下滑導致了，權力與市場利益的分配格局發生變化，勞動者的地位的上升變得更加的困難。其三，在意識形態上講，勞動者的出身及地區來源就決定了在意識和知識的儲備量上，比起管理層或者是其他階層的人員，其對自我權力和維權意識的不了解。勞動者處于弱勢群體的地位，對于自我的保護和關注都是在遭受到絕對的不公平和外界對于其處境的關注時才會意識到，而自身能動性和維權意識的調動是勞動者在勞資關系中獲得發言權的主要途徑。其四，從自我實現人的角度，不同的知識水平的個體，對于自我實現的需求不同。而對于勞動者而言，其個人實現具體化就是在工資、在企業中所獲得的歸屬感等，如果勞動者不能在企業中獲得相應的報酬和自我的實現與歸屬感，對于企業的滿意度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2．社會流動與勞資關系問題。社會流動是指社會成員從某一社會地位轉移到另一種社會地位的現象，如果轉移流動的方向是由較低社會地位流動到較高社會地位，稱為上升流動，反之，則稱為下降流動。總體說來，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社會流動呈不斷擴大的趨勢。改革以來，社會結構的變遷使得社會流動的渠道逐漸開通，社會流動的速度加快。在勞資關系問題中，筆者將流動分為企業外部流動和企業內部流動兩個方面：在企業外部流動，說到底也是勞動者在社會中的階層的流動，向上或者是向下的流動。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力量，推動社會結構的分化，促使后致性因素對社會流動機制的影響逐漸擴大，社會流動渠道越來越多元化，能力主義原則在社會經濟地位獲得上的作用日益顯著。費茲曼學者主要采用職業收入分析法對市場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分層研究，他認為勞動者靠市場競爭生存，但受教育不足限制了他們的實際工作能力。他們認同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不是水平的社會分工，而是垂直的社會地位分層，但受教育不足使他們只能從事體力勞動，即使后來成為企業經營者，日常工作也不總是很體面。在民營企業中，勞動者本身的受教育程度限制其向上的流動，即使在相同的社會背景之下，其流動速度與流動的機會均低于其他階層。因此，其社會流動在一定程度上受阻，勞動者為爭取其向上流動的機會與平等待遇，與資方的沖突便不可避免的發生。在企業內部流動方面，企業內部流動主要在于勞動者職位的晉升。職位晉升作為對勞動者進行激勵的重要手段，職位的晉升能夠促進勞動者更加積極主動的投入到勞動過程中，創造更高的勞動價值。同時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勞動者的精神壓力。針對我國當前的民營企業的企業晉升制度的現狀，基層勞動者的晉升到達一定的程度便會靜止，如車工晉升到車間主任或其他，而進入管理層則具有更多的困難。而部分民營企業的家族制，對于普通勞動者的晉升更是增加更大的障礙，基于種種不平等的流動機制，同樣也會造成勞動者與資方矛盾的惡化，從利益的不平等到地位的不平等，甚至機會的不平等，使得勞資沖突更加的凸顯。

在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中，勞動者擁有絕大多數的人數，卻得不到大多數的權利和地位的平等機會，這是促進勞資關系問題爆發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在協調勞資關系方面，對于勞動者社會階層地位和社會流動的關注，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緩解勞資沖突，建設和諧的勞資關系，需要政府、工會、企業及社會其他各個階層的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湯美芳．近年來有關勞資關系研究綜述[J]．寧波黨校學報．2006（5）

[2]劉美君．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所研究的勞動力的區別[J]．網絡財富．2008（4）

[3]李亞雄．轉型期的社會分層機制與工人階層的地位變遷[J]．江漢論壇．2002（12）

勞動教育分析范文第3篇

【關鍵詞】高職教育 轉型升級 專業結構設置 產業結構

高職教育與區域經濟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系，高職院校培養的專業技能人才是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而區域經濟的發展又是推動高職院校建設的動力源泉。廣東省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正面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使命。因此，對廣東省的高職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過對廣東省高職院校的專業結構設置和珠三角勞動力市場供需的現狀分析，力圖找出廣東高職專業結構設置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對接的方向，以促進廣東省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使命順利完成。

一、廣東省高職專業結構設置現狀分析

今年5月，教育部公布2013年具有普通高等學歷教育招生資格的高等學校名單，在粵高校中，具備招生資格的學校一共137所，包括本科院校41所、高職院校79所、獨立學院17所。高職招生占高校總數的57%，高職院校占領了廣東高考招生的半壁江山。在現有的這些高職院校中，位于廣州市的高職院校有45所，占到了57%。

廣東省2013年高職院校招生人數超過26萬人，占今年高等教育招生總數的一半以上，高職教育在廣東省經濟發展中擔任著重要的任務，尤其是基層一線高技能人才的培養更是占領著無本科院校無法比擬的地位。因此，加大力度發展高職教育是廣東省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順利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必備要素，應該給予高度的重視和政策支持。

2013年，在廣東省79所高職院校的招生計劃中，財經、電子信息、制造、文化教育四種大類專業規模最大。在三大產業中，與第二產業相關的開設專業差不多占36%，招生人數占到總招生數的27%；第三產業達到62%，招生人數占到72%，基本符合廣東省“三二一模式”的產業結構。

上述數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廣東高職教育在專業結構設置上與廣東省產業結構的發展基本相符，但由于最近幾年來廣東省經濟快速發展，并進入轉型升級期，廣東省高職教育專業結構設置也呈現了突出的問題。

（一）增速過快問題

由于缺乏全省性的統一布局與合理規劃，高職院校在開設新專業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各大高校爭相擴招，使得新增專業不斷增加以及各專業在招生數量上快速擴張。根據數據顯示，自2006年以來，廣東省高職招生人數增加了近34%，在校生人數增加了近39%。由于過度擴張，學校人均辦學資源相對減少，使得教學質量水平有下降趨勢，最終導致畢業生在就業上出現“畢業等于失業”等問題。

（二）特色專業不明顯問題

近些年來，學校間為了爭奪生源，新增專業缺乏專業論證的比比皆是。許多高職院校在專業設置過程中，以“人有我有”作為指導思想，缺乏長期利益的考慮，過度追求數量規模，最后導致學校間專業過度重復，并且缺乏特色。辦學標準在不同的地區和學校間缺乏統一性，在辦學硬件上差異較大，導致同一專業在不同地區的學校培養的學生在質量上差異較大，這不僅使得教育質量得不到保證，也影響畢業生的就業，造成有限的社會資源極大的浪費。歸咎原因：第一，對發展觀的誤解，擴大辦學規模成為學校發展的唯一標準，校舍、專業、招生的規模擴張帶有盲目性；第二，對教學質量的誤解，由于對高職教育的評價監控機制的不完善，學校為了贏得認可，只在規模上擴大，以吸引公眾的眼球。

（三）專業建設資金投入不合理問題

廣東省多數高職院校都設置都以文科占比例居高，而文科專業的投入成本相對人均較少。與之對比，工科類投入成本相對較高的專業，只有少數幾個重點高職院校開設，招生人數也較少，比例偏低。現實的勞動力市場上相對緊缺的高技能人才往往都是工科類專業，這種局面的形成與高投入專業本身的特點和高職院校自身的辦學定位有關。高投入專業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昂貴的設備、較系統的實訓基地的開發運營與維護，其人才培養往往也需要較長的周期，這就使得很多高職院校望而卻步；而低投入專業則與此相反，具有靈活、容易控制、周期較短、易見效益等特點，相對容易贏得高職院校的青睞。

二、珠三角區域勞動力市場供需現狀分析

由于產業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企業勞動力需求改變，而教育改革卻跟不上步伐，加上各種制度限制勞動力的流動，目前廣東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結構性失衡，其突出地表現為技術崗位缺口大與部分新增勞動力和下崗失業人員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矛盾。這種失衡導致企業生產水平下降甚至停產，更有可能導致勞資關系不和諧的社會后果，最終導致產業轉型升級缺乏適合的勞動力支持，無法順利轉型。廣東省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的主要原因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產業轉型升級使得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發生改變

廣東省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首要窗口，以出口型制造業為主的民營企業發展帶動經濟發展，成為全部經濟大省。民營制造業的發展對勞動力地需求規模巨大。大規模的勞動力需求市場吸引了無數的外省勞動力進入廣東，而這些勞動力絕大部分的水平都相對較。廣東省到了轉型升級期，面臨著產業結構重新調整，材料、技術更新換代以及消費需求的改變，新的產品不斷涌現，許多產業日益衰退。改革開放初期所發展起來的傳統產業的衰退導致某些行業整體性失業。而這些失業者短期內很難被其他產業所吸收，而勞動者本身的技術比較單一，再加上新產業的進入壁壘，如果沒有良好的新崗位技術培訓，這批早期為廣東經濟發展付出巨大貢獻的勞動者可能就會一直失業。而另一方面，廣東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以高新技術產業、高新技術為方向，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因此勞動力的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高新技術和裝備的應用需要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的支持，但目前的人才供應情況顯然不能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變化。

（二）高職教育不符合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

產業轉型帶來的大量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但近年來大學生“一畢業就失業”暴露出高校教育的專業設置問題，大學生所學專業知識與勞動力市場不能對接。廣東省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一方面，本科教育與高職教育缺乏統一規劃，在發展速度、發展層次、特色辦學等方面缺乏長期規劃，成人高等教育泛濫嚴重，重學位輕崗位培訓。另一方面，專業設置缺乏統一規劃，其比例和經濟結構比例不協調，人才培養結構失調，培養質量得不到保證等。其結果是，大學生畢業后不能順利就業。

（三）中西部崛起使得廣東省高技能型人才流失

隨著我國中西部發展戰略進一步深化，一部分高新技術企業在中西部落戶，這些企業一方面能夠提供優越的待遇水平，另一方面能夠提供新時代的發展平臺。廣東的高技能型人才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中西部地區，他們企盼回到家鄉發展，渴望以自己的知識能力為家鄉的經濟發展貢獻力量。因此，中西部的崛起必然導致廣東省高技能型人才的流失，使得原來較缺乏技能人才供應情況更加嚴峻。

三、結論

綜上所述，產業結構與高職專業設置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一方面，高職專業設置應以產業結構調整所催生出來的人才需求作為出發點，高職專業設置的方向和思路應以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來決定；另一方面，合理設置高職專業，是高職院校成功培養出社會急需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的關鍵，也是產業結構發展目標能夠實現的基礎條件。因此，在廣東省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背景下，廣東省高職教育的重任是研究如何實現產業結構與高職專業設置的高度融合，以培養出能夠適應廣東省產業轉型升級所需求的高技能型人才，實現廣東省經濟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馬建會，2008：《廣東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探究》.《當代經濟》第9期.

[2]王偉華，2013：《廣東省高職院校專業設置問題調查研究》.《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第23期.

[3]葉萍，2012：《廣東省高職專業設置與區域產業動態適應性研究》.《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報》第9期.

[4]王一群.2011：《基于高職院校專業設置與產業對接的思考》.《高職論叢》第2期.

勞動教育分析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兩階段假設；效用最大化；勞動力回流決策模型；理論分析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2-00000-02

一、前言

（一）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要素不斷解放，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該群體逐漸向城市空間聚集，形成了規模龐大的轉移“民工潮”。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不僅提高了該要素邊際生產力與要素收入，更形成了市場化大生產的初始要素準備，為城市的快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國內許多學者在借鑒托達羅模型的基礎上加以修正，試圖沿用勞動力鄉城轉移模型來解釋農民工群體城鄉回流行為，并假定無論是鄉城轉移還是城鄉回流均是持續性的長期理，即在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之后，即使在城市里入不敷出，只要其認為選擇留城后未來一段時間內的預期凈收入大于其返鄉回流收入，他們便會選擇繼續留城。因此推出農村勞動力回流的原因是農民回流后長期預期凈收入水平高于其選擇繼續留城預期凈收入水平。

（二）行為假設

筆者通過對身邊返鄉農民工調查后發現，這些返鄉農民回到家鄉后，其凈收入水平不僅沒有增加，而且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這與前述理論解釋存有較大差距。因此筆者大膽假定，鄉城轉移與城鄉回流應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并分別對應不同的假設條件。在鄉城轉移之前，農民工群體往往會積極地將預期收入的時間設定為一段較長的時間，認為城市機會多，只要進入城市便不會找不到工作，即使初始階段入不敷出，后期預期收入一定會提高，對應的行為假設是長期理。而進城之后，等待就業機會或者就業處于入不敷出時，他們會充分考慮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認為選擇在城市等待擇業或繼續就業得不償失時，他們便會選擇城鄉回流。因此，假定完成鄉城轉移后的農民工在城鄉回流階段決策問題上是由短期行為所決定的，且此時遷移者作為短期理性經濟人在決策時考慮增量分析而非長期性的存量分析。本文擬通過對身邊返鄉農民工真實返鄉意愿總結的基礎上，從“以人為本”的視角，通過構建勞動力回流效用最大化決策的微觀機制，以此探尋勞動力回流的本質，進一步解釋我國勞動力回流的真實原因并提出合理化建議。

二、回流現狀分析

（一）勞動力回流現象普遍存在

經過近30年的流動變遷，我國勞動力流動呈現出多元化流向的新特征，農村勞動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轉移已成為一種長期的經濟現象。以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安徽省為例，通過對安徽省09-15年統計年鑒數據整理發現，隨著安徽省城鎮化的推進，在安徽省總人數變化不大的情況下，流向外省半年以上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數的比重從2011年的17.44%降到2013年的16.31%，流向外省半年以上人口數量占總流動人口比重由2009年的77.9%降到2013年的67.96%，相應的流向本市縣及其他鄉鎮的比重由2009年的14.75%上升到2013年的22.74%。“雙降一升”數據表明，近年來，安徽省農村勞動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轉移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經濟現象。從勞動力回流主體結構來看，年老勞動力高于年輕勞動力回流占比，但兩者的差距是不斷縮小的，從這個角度也進一步佐證了除自然原因的勞動力被動回流外，年富力強的勞動力選擇主動回流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中。

（二）勞動力返鄉意愿原因總結

筆者對身邊返鄉農民工的真實返鄉意愿進行調研后發現，這些回流人口的返鄉原因大致可歸為以下四類：一是自然返鄉型，即因本人或家人婚育和年齡自然衰老等自然原因而主動選擇返回農村；二是就業未竟型，即在城市沒找到工作或沒找到合適工作或收入較低等原因自愿失業返鄉；三是生活厭倦型，即厭倦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教育、醫療福利歧視等；四是個人發展型，即覺得返回家鄉有更好的發展前景。

三、模型建立

（一）現有模型不足

1.忽略了勞動力回流決策的短期行為假設

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在作出遷移決定時，不僅考慮短期內的預期收入和成本，也會從長期甚至整個生命周期的角度來考慮，如果長期的收入能夠彌補短期的成本，他們也會做出遷移的決定[1]。模型只是分析了勞動力向城市方向遷移的瞬時決策，并沒有充分考慮這種遷移的可持續性。遷移之前勞動力更多地傾向長期行為，但遷移之后是否回流卻主要由短期行為所決定的。遷移者作為經濟人是理性的，等待就業機會或者就業處于入不敷出的時候，會充分考慮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認為選擇在城市等待擇業或繼續就業得不償失時，他就會在遷移后重新返回農村。這就解釋了現實中為什么流人城市的勞動力在城市找不著工作的話，一般都會返回農村，而不像托達羅說的那樣繼續在城市里等待就業機會。

2.忽略了以人為本效用最大化

因其自身吃苦耐勞特質以及眾多群體產生的激烈競爭，農民工勞動力曲線并不如傳統勞動力模型向后彎曲的明顯。不過，農民工群體仍遵循一般勞動供給曲線中向后彎曲特點，雖在一定的收入水平內其不考慮效用的最大化，比如為了獲得收入農民工可以忍受惡劣的工作環境、居住環境，忍受長期與家人的兩地生活等，但如果在一段時間內入不敷出，或者感受到外出務工壓力，該群體仍會選擇回流，并在收入最大化與效用最大化中波動，表現出在城鄉之間擺動遷移的特征。此外，勞動力外出或遷移的決策是由家庭集體決定的，由于家庭成員的異質性（其年齡、文化素質和技能存在差異），為追求福利最大化，家庭會按排一部分人外出打工掙錢，剩下的人留在家里從事農業勞動。我國當前的經濟狀況、土地制度和傳統的文化等決定了鄉城遷移的決策主體是農戶家庭[2]。

3.忽略城市生活成本

托達羅模型并沒有考慮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工作后的生活費用，并且一般來說，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要遠高于其在農村地區的生活成本。這種城市生活成本既包括實在的物化成本，也包括難以物化的心理成本，如進入城市后的生活與工作適應程度、城市居民對其在工作中與生活中的態度以及農民工對務工中收入、生活的主觀評價等。

（二）修正

1.增量分析

本文依據勞動力回流決策時短期行為假設，采用增量分析方法構造模型，以期對勞動力回流決策做更精確的刻畫。增量分析是邊際分析的變形，表示變量的大量變化，包括離散的、跳躍性的變化，也可以是非數量的變化[3]。

2.引用效用最大化模型

本文在預期收入模型的基礎上，引入效用最大化模型，在比較預期凈收入經濟因素的基礎上，進一步對非經濟因素進行比較，并將其納入到勞動力回流決策模型中。

（三）回流決策模型建立

在遵循最大化理論的基礎上，首先把農民工回流決策模型進行簡化，為從最基本的模型出發，將先進行若干假設，隨后逐步放寬假設的條件，使模型盡可能的向實際情況靠近。

假設一：短期經濟人行為假設

入城后的農民工在一段時間（）內等待就業機會或者就業處于入不敷出時，他們會充分考慮自己的生活成本，若認為選擇在城市等待擇業或繼續就業得不償失時，他們便會選擇城鄉回流。

假設二：農民工在城市務工和返鄉后的就業概率均為1

該假設說明農民工在城市不存在等待擇業或失業壓力，而且返鄉回流后，一定可以就業。

假設三：農民工回流主要受收入最大化的影響

在一定的預期收入范圍內不考慮效用的最大化，比如為了獲得收入農民工可以忍受惡劣的工作環境、生活環境，忍受獨自在外生活等。

基于上述三個假設，我們構建簡化的農民工回流模型如下：

式中e表示在時刻時間內預期總凈收入增量，在時刻時間內回流至農村后預期凈收入增量，在時刻時間內留城預期凈收入增量，表示城鄉遷移動作成本。

然后，放寬假設條件二，引入就業概率變量。

式中， 表示農民工在回流地時期就業的概率，農民工在城市時期就業的概率。農民工回流后即使未從事其他工作，至少還可以從事農業勞動，因此假定農民工回流后的就業概率=1；農民工在城市就業概率可以擴展為農民工在城市就業承擔的相關風險，風險包括就業的可持續性和收入的保障性，故。

最后，放寬假設條件三，引入非經濟因素。農民是否回流取決于兩地的效用最大化情況，如下式所示：

式中， 表示農民工時期選擇回流地的預期總效用，表示農民工在回流地的預期收入效用，表示農民工在回流地受非經濟因素等影響帶來的效用。表示農民工時期選擇留城的預期總效用，表示農民工留城的預期收入效用，表示農民工在回流地受非經濟因素等影響帶來的效用。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勞動力回流決策模型如下：

（四）小結

本節在提出農民工外出務工以及城鄉回流的兩階段假設的基礎上，通過修改農民工短期經濟理假設，從最基本的農民工回流決策模型出發，一步步放寬就業風險、非經濟因素等相關假設條件，逐步完善農民工回流決策模型，為進一步探討回流決策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基礎。

四、基于短期假設的農民工勞動供給曲線分析

通過前述模型建立，本文在一般勞動者供給曲線的基礎上，依據不同假設，作出基于短期假設的農民工勞動供給曲線分析。

（一）基于長期假設的農民工勞動供給曲線

農民工勞動群體因其自身吃苦耐勞特質，其勞動供給曲線彈性更弱，表現在勞動供給曲線上，其與一般勞動供給曲線相比要更坡。基于其長期假設，勞動力對長期預期收益看好，在勞動力充分供給的情況下，當工資率低于某一個閾值時，農民工勞動供給會更大，表現在勞動供給曲線上向前彎曲[4]。該曲線解釋了農民工群體在鄉城轉移時，普遍存在預期向好，對城市機會憧憬，即使在短期入不敷出，其仍會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來增加收入。

（二）基于短期假設的農民工勞動供給曲線

在完成向城轉移之后，勞動力回流決策階段，隨著勞動力報酬凈收入的減少，其勞動供給曲線會突破勞動供給時間原點，現實中會表現出農民工城市逃離，勞動力回流。此外，隨著人們“以人為本”意識的增強，農民工群體會將自身難以物化的心理成本考慮進模型中，因此會表現出凈工資率水平大于零的時候，仍會有很多農民工選擇城鄉回流。

（三）結論

基于短期假設的農民工勞動供給曲線分析，隨著農民工勞動力群體自我意識和家庭意識的增強，該群體不再只考慮向城轉移后凈收入水平的提高，會將難以物化的心理成本考慮進決策中，如進入城市后的生活與工作適應程度、城市居民對其在工作中與生活中的態度以及農民工對務工中收入、生活的主觀評價等都會影響其選擇是否回流的重要因素。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符合社會向前發展的規律性，國家和企業在促進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時，不應單單考慮該群體凈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應為其提供在城市中平等工作機會、福利報酬和勞動尊重，更有效的將該部分生產力納入到城鎮化發展中來。

參考文獻：

[1]王箐.流動人口就業代際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研究[D].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4.

[2]王國輝.基于農戶凈收益最大化的宏觀鄉城遷移模型[J].中國人口科學，2006（2）：48-57.

[3]楊卿.淺析管理經濟學在企業管理決策中合理應用的理論研究[J].管理學家，2014（8）：142-142.

勞動教育分析范文第5篇

摘 要： 學前教育是高職院校開設的重要專業之一其為提高我國學前教育質量、呵護兒童茁壯成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從高職院校教學現狀分析，一些高職學生表現出職業責任淡薄、勞動意識缺失的特征。結合新時期高職院校辦學目標，進一步結合專業，開展高職生勞動教育課程已經成了當前的重點教學任務。本文從高職院校教學特點出發，結合學前教學專業教學實際情況，對基于職業素養的高職學生勞動教育課程進行探究。

關鍵詞： 高職院校 學前教育 勞動教育課程

高職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培養技術型應用型人才以適應社會發展，同時社會崗位對人才的勞動素質提出較高的要求。高等職業教育在讓學生掌握技能的同時，需要擁有更高的勞動素養。學前教育是高職院校開設的重要專業之一，其為提高我國學前教育質量，呵護兒童茁壯成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勞動素質作為高職院校學前專業大學生綜合素質的一個重要內容，其現狀還有待改進。

一、一些高職院校學前教育專業學生勞動課程教學現狀

1.一些學生責任意識淡薄

由于學校、社會、家庭不同程度地忽視了勞動教育的重要意義，使得現階段學生勞動能力下降，責任意識淡薄。當前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我國學前教育專業畢業生在就業過程中暴露出崗位適應能力弱、崗位責任意識淡薄等問題。當代大學生大多數是獨生子女，受到父母的溺愛，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相應的鍛煉，表現出生活自理能力弱的特點。另外，在當前高職學生生活環境中，由于高校后勤服務社會化，給大學生生活提供了大便利，但同時滋生了學生的懶惰思想，例如：食堂就餐基本實行餐廳花管理，學生吃完東西直接把餐盤往餐盤回收處一放就走人。加上受到偏頗教育觀念的影響，高職院校在教學過程中形成了一種重視專業技能課程、輕視勞動品質培養的教學格局，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勞動素質的培養和發展。具體表現為一些學生不喜歡勞動，輕視體力勞動，把專業技能、文憑獲得作為奮斗的唯一目標和最終追求，甚至厭惡和逃避勞動，缺乏對勞動人民的情感，不懂得尊重他人的勞動成果，等等。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學生都認為勞動是很辛苦的，近48%的人不喜歡勞動或拒絕勞動，部分學生不喜歡勞動甚至厭惡勞動，看不起清潔工人或勞動的學生。剛畢業的一些高職學生找工作，在選擇企業的時候不是以單位發展前途適不適合自己為標準，而是以“工作越清閑越好，工資待遇越高越好”為標準。“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不勞而獲可恥”的勞動觀念正面臨挑戰。

2.勞動教育課程教學成果不佳

勞動教育課程教學成果不佳的原因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課程的重視程度不夠，高職院校在教學過程中普遍呈現出重視專業技能課程、輕視勞動品質培養的教學格局，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高職勞動教育課程中，學生學習態度往往消極散漫，認為勞動教育課程沒有意義；甚至一些教師未對勞動教育課程加以重視，認為勞動教育課程可有可無。二是教學體系存在缺陷，教學內容單一，沒有融知識性、趣味性為一體，教育方式過多靠學生在掃地、擦窗戶中領悟。對于這種簡單乏味的勞動教育課程，長此以往學生就會喪失熱情，更談不上從參與中獲得勞動素養。據問卷調查統計，69.8%的學生認為目前開設的勞動課程內容形式都過于單一，不能起到勞動教育的作用；50.2%的學生對目前開設的勞動課程的教學方式感到不太滿意；58.6%的學生希望勞動課程內容向更豐富有趣的方向發展。甚至在部分高職院校中，將勞動教育課程等同為崗位實踐，安排學生進行一些基礎操作，這種單調的勞動教育課程體系設置使得高職勞動教育課程枯燥無味，長期發展下去難免導致學生學習積極性下降。三是勞動教育課程管理體系尚未健全。高職勞動教育課程分為理論和實踐教學兩個方面，其更傾向于實踐教學。然而我國高職教育發展實踐較短，相關的管理制度、實踐體系還不夠完善，校企合作項目不足，使得很多勞動實踐教學課程難以開展。

二、基于職業素養的高職院校學前教育專業學生勞動教育課程教學探究――以貴陽幼高專為例

1.強化師生對于高職勞動教育課程重要性的認識

當前高職院校勞動素質培養的相關內容較為匱乏，勞動素質在目前很多高職院校的教學過程中]有占有一席之地，被排斥在課程體系之外，關于大學生勞動價值觀的教育、勞動精神的教育則是散落于各門課程教學之中，泛泛而談，內容甚少。《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加強勞動觀點和勞動技能的教育，是實現學校培養目標的重要途徑和內容。各級各類學校都要把勞動教育列入教學計劃，逐步做到制度化、系列化。”貴陽幼高專按照要求，把勞動素質培養納入教學教育計劃，并把其作為一門必修課進行考核。規定學生在每年必須修夠一定學時的勞動課學分，勞動課程與其他課程一樣成為每個大學生的必修課。

貴陽幼高專開展高職勞動教育課程首先讓師生從思想上認識到勞動教育課程的重要性，做好這一點工作，從教師和學生兩個方面出發。教師要擬訂相應的勞動課程教學計劃，以具體教學目標的形式量化勞動教育課程教學。教務處制定相應的獎勵制度，對于完成教學任務較好的教師給予獎勵，以激勵教師切實開展好勞動教育課程相關教學工作。對于學生而言，需要培養其責任意識，教師應當結合學生的職業發展未來，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向學生闡明勞動教育課程的重要性。

2.完善勞動教育課程體系

前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認為，并不是任何勞動都能教育人，只有那些按照教育原則組織的、作為教育過程總的體系的一部分的勞動才有教育意義。貴陽幼高專完善勞動教育課程體系從兩個方面考慮，即勞動教育課程教學體系和管理體系。對于學前教育專業學生而言，勞動教育課程體系規劃為兩個部分――共同勞動課程教育部分和專業勞動課程教育部分。貴陽幼高專共同勞動教育部分安排學生參加學校的勤工儉學、社會活動（調查、志愿者等），通過這些公共勞動教育，強化學生的勞動意識和勞動能力。在校生平均每學期要以分散或集中方式參加勞動課程學習，有專門的課程表、有專門的機構、有指導教師、有相關配套的規章制度，并以必修課學分制進行規范。專業勞動課程教育部分充分考慮到學前專業學生的學習需求，堅持以實踐為主，幫助學生將理論知識延伸到勞動實踐中，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在專業勞動教育課程開始之初，教師規劃好專業勞動教育課程實施方案，以現場感受（組織學生定期參觀幼兒園，與幼兒親密接觸，感受其日后的工作環境）、教育模擬（教師模擬幼兒環境，學生客串幼兒角色、家長角色等，鍛煉學生的知識遷移應用能力）為主，讓學生了解幼兒園各年齡段教學班的全日教學活動內容及幼兒園的工作性質與過程。完善勞動教育課程評價制度，增加勞動教育課程所占學分比重，激勵學生努力學習。完善課程管理體系將勞動課程納入高職教育實踐教學的范疇，不斷完善校企合作項目，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勞動實踐機會。同時，在勞動實踐過程中，校方構建一套科學完善的管理體系，明確相關人員的管理責任，督促其履行好管理義務，保障勞動教育課程的安全性。

3.加大對勞動教育課程的投入力度

高職勞動教育是提高高職學生實踐能力和職業素養的重要途徑，為了保障相關教學工作的穩定開展，貴陽幼高專提高對勞動教育課程的重視程度，加大對勞動教育課程的教學投入。學校相繼建立蒙臺梭利教學、兒童閱讀等多個實訓中心，建立系統、全面的操作平臺，模擬相關專業的崗位操作模式，組織學習在實訓平臺上進行勞動實踐。勞動教育是關系到學生就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只有營造良好的教學環境（擁有教學必需的軟硬件設施），才能保障勞動教育課程教學取得顯著教學成果。

綜上，高職院校學前教育專業勞動教育課程對于學生職業素養、職業技能的培養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高職院校學前教育專業勞動教育必須結合高職教育的特殊性和學生實際情況，緊密圍繞學前教育專業教學目標，制訂合理的教學計劃，以學生為本，提高學生對勞動的重視程度，加強其勞動技能的培養，積極探索新形勢下適合高職教育特點的勞動素質培養的新方式、新方法，才能提高高職學生的綜合素質，促進其全面發展，培養出真正德才兼備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