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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散文《春》 朱自清 自然規律 心理感受
散文《春》是朱自清先生膾炙人口的名篇,許多選本都將其選入,多年來也一直是初中語文課本必選的散文示范篇目之一,不知熏陶了多少少人對春的熱愛、對大自然的熱愛、對文學的熱愛。那么,這篇散文究竟魅力何在呢?除了朱自清先生一貫的充滿詩意的情趣之外,是否還有其它因素呢?其中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即這篇散文中的景物描寫既符合自然規律,又契合人的心理感受,將客觀寫照對象融入主觀心靈之中,既如實描寫了自然之春,又飽含了作者的內心情感,做到了景、情、理的有機統一,譜寫了一曲人與自然的和諧樂章,所以才顯得格外動人心魄。
一、拂面怡人的春風
《春》的開篇說:“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這一句話雖然簡單,包蘊卻并不簡單。首先它道出了一個自然現象:當尖厲的西北風悄悄轉為輕柔的東風,嚴寒漸去,草木復蘇,也就意味著春天的到來。所以商務印書館的《現代漢語詞典》中關于“東風”的第一條解釋就是“春風”。那么,為什么是“東風”而不是南風、西風呢?這可以用周汝昌先生解釋宋代詞人宋祁《木蘭花》的首句“東城漸覺風光好”來作注解。周先生說:“且道詞人何以一上來便說東城?……寒神退位,春自東來,故東城得氣為先,――正如寫梅花,必曰‘南枝’,亦正因它南枝向陽,得氣早開;此皆詞人詩客,細心敏感,體察物情、含味心境,而后有此詩心詩筆,……古代春游,踏青尋勝,必出東郊,民族的傳統認識,從來如此也。”(《唐宋詞鑒賞辭典》)故歷來寫春天多有寫“東風”者,中國古典詩詞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秦觀《滿庭芳》寫春天的景致是“東風里,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辛棄疾著名的《青玉案》第一句說“東風夜放花千樹”,用東風催百花來比喻元宵燈會的火樹銀花,從另一個側面表示發東風與繁花似錦的春天的關系。所以朱自清先生在《春》中說“東風來了”,后面銜接“春天的腳步近了”,既是北半球季節、氣候變化的自然常識,又表現了作者體物之細的敏感。兩個“盼望著”的重復,顯示了詩人內心對春的渴盼的急切,而春天似乎也知道詩人急迫的心情,體貼而慰藉地先遣溫和的東風來報個信,東風和春天似乎是作者盼來的,呼喚來的。所以“春天的腳步近了”這一句話充滿了渴盼之后的欣喜之情,有一種溫暖的人情味,仿佛作者真的聽見了春天越走越近的腳步聲,而不僅僅只是一種“擬人”修辭手法的運用。
二、稚嫩可人的春草
當春天真的已經到來,又該向何處去尋找它的蹤跡呢?作者的目光首先投向了春天的草。小草得地氣之先,最早從冬之枯萎中復蘇過來,露出纖纖綠色,因此最能體現早春的景致。唐詩中寫早春常寫到草,大詩人韓愈有兩首寫早春的詩都是這樣,《春雪》云:“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早春呈水部十八員外二首》其一云:“草色遙看近卻無。”這后一句尤其為人所稱道,可見以寫草來寫早春完全符合春天隨時序一步步發展的自然規律,同時也可看作是一種文人傳統。朱自清先生寫道:“小草偷偷地從土里鉆出來,嫩嫩的,綠綠的,園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這正是草色遙看的情景,仿佛漫山遍野都是一片新綠。而當人與草近距離接觸,在上面“坐著,躺著”時,原先眼中大片的綠反而不突出了,人的觸覺感受上升了,所以此時說“草軟綿綿的”。同樣的,這里既是真實的早春圖景,又是作者感受到的早春印象。
三、芬芳誘人的春花
緊接著,春天就開始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了。百花齊放的景觀當然是對春天最絢爛的注解,即使最不留心的人也可以看到百花爭艷的熱鬧,所謂“春城無處不飛花”(唐?韓愈,《寒食》)。所以文中下一段就開始寫春花綻放的情景。桃李爭春、紅杏鬧春是最常見的春花景象,就像石榴花之于初夏、臘梅之于嚴冬一樣,是自然的造化,也造就了這樣堪稱經典的搭配。古詩有云:“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唐?白居易,《長恨歌》)“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唐?王維,《桃源行》)“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宋?葉紹翁,《游園不值》)“紅杏枝頭春意鬧。”(宋?宋祁,《木蘭花》)朱自清先生也很自然地寫到桃花、杏花、梨花:“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帶著甜味兒。閉了眼,樹上仿佛已經滿是桃兒、杏兒、梨兒。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著,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一般從正常的視覺效果而言,放眼望去,首先看到的是花兒競放的熱鬧場面,所以先寫整體印象是“都開滿了花趕趟兒”;再仔細分辨每一種花的不同,于是有色彩上的分別,“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但作者并沒有停留于視覺感受,緊接著又調動其他感官去體驗,說“花里帶著甜味兒”,這里的“甜味兒”既是嗅覺上的香甜,又是由此而引發的味覺上的刺激,并激發了作者的想象,由花開時的情景聯想到果實滿枝情景,從而反過來又襯托了這些花給人的美感。這些正面描寫之后,再用蜜蜂和蝴蝶的飛舞來側面烘托花的美,可以說是全方位、多角度描寫。
當看慣了開得如火如荼的桃、杏、梨之后,人們的視線開始轉移,去尋找別有一番情趣的野花,所以先從不同角度寫桃花、杏花、梨花,再寫不為人注意的野花,完全符合人的欣賞習慣和心理。“野花”遍地是:雜樣兒,有名字的,沒名字的,散在草叢里像眼睛,像星星,還眨呀眨的。這一句雖然簡單易懂,包含的信息量卻多,從各個角度寫野花的不同情態。“像眼睛”寫個體的野花,是凝神觀照;“像星星”寫群體的野花,散在大片廣闊的草地上,就像星星散布在廣袤的宇宙中;“還眨呀眨的”既承接前一句“像眼睛”,又承接后一句“像星星”,頗得古詩真髓,而且以動態的“眨呀眨”寫靜態野花,賦予了野花一種靈動的風韻。杜甫《秋興八首》之一有詩句云:“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開”既修飾前面的“菊”,有開放之意,又修飾后面的“淚”,有淚花滾滾、珠淚盈盈之意。“系”既修飾前面的“孤舟”,有系住一葉扁舟之意,又修飾后面的“心”,將思念故園的心系住。這種用法歷來為詩家和評論家所稱道。
四、春催人勤,人春相融
當春草、春花、春風、春雨都循著步驟一一到來后,已經春滿大地,人們蜷縮了一個冬天的筋骨和精氣神兒也開始活動和復蘇起來了,所以緊接著就開始寫人的活動:“城里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小小,也在趕趟兒似的,一個個都出來了。”最后,用熱烈的語言贊美春天:“春天像剛落地的娃娃,從頭到腳都是新的,它生長著。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著,走著。春天像健壯的青年,有鐵一般的胳膊和腰腳,領著我們上前去。”第一個比喻著眼于春天的新興氣象,具有無限的生機;第二個比喻著眼于春天的美好景象,給人以美的享受;第三個比喻著眼于春天的力量,鼓舞人們精神抖擻地生活。三個比喻各有側重,從不同角度贊美春天。但它們也有一個共同點,即以人來比擬春天,而且時序上也絲毫不亂,第一句用充滿生命力的娃娃來象征春天的新,這種新既是初春的新喜,又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新生;第二句用小姑娘美麗的容顏和勃發的活力來象征春天的繁盛,既是百花盛開、花枝招展的真實圖景,又是春天不斷向前推進的象征說法,同時一反以花喻人的慣例,以人喻花喻春天,平添一份“反其道而用之”的新奇;第三句用英武健壯的青年來象征春天對人的心靈影響的力量,春天不僅有催生萬物的力量,而且用這種“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來滋潤人們干涸了一個冬天的心靈,使人們生活充滿健康的希望。三句之間暗含春天的自然發展階段,在象征物的選擇上也遵循人的自然生長規律,分別寫娃娃、小姑娘和青年,看似普通的比喻句,其實也包含著作者一絲不茍的精心鍛造。而這種以人喻春天的寫法可以說正是客觀對象主觀化的非常明顯的例子。
由此可以看出,朱自清先生寫春天,是完全遵循著自然規律的一步步發展變化而一一寫來的,從草到花,從風到雨,最后寫人,同時這種規律又融合在作者一顆細膩體味自然的心靈之中。朱自清的《春》,景、情、理三者交融,讓我們讀起來字字動人心魄、句句韻味無窮。可以說,《春》既是朱自清先生精心描寫的自然之春,又是經過他的心靈投影后折射出的心靈之春,是一曲歌頌人與自然的精美華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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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自然環境詩人”盧英守
“韓流”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但人們對其背后真正意義上的韓國文化尚且知之不多。換言之,韓國文學還遠沒有像韓劇那樣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所幸的是中韓文學界為兩國更高層次的文化交流付出的努力和實踐日漸活躍和富有成效,韓國文學的中文翻譯工作方興未艾,使得韓國文學在中國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揚,韓國女詩人盧英守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在中國亮了相。
盧英守出生于1949年。1998年,她作為家鄉韓國蔚山的《每日新聞》撰稿人從事文筆活動,當年就獲得月刊《蘭與生活》的“讀者欄目獎”。之后,她一發不可收地步入詩歌創作領域,先后獲得了韓國多個文學獎項。2002年,詩人獲得了中國沈陽市朝鮮族文學會《遼東文學》雜志“優秀作家獎”,隨后又陸續獲得了《延邊文學》雜志“尹東柱文學獎海外特別獎”和《長白山》雜志社“夢都美文學獎”。
盧英守在韓國被人們稱為“自然環境詩人”,譯成中文應該是“親和自然環境的詩人”。“親和自然環境的詩人”這一稱呼,從另一個角度濃縮和概括了詩人詩歌世界的內涵,圍繞這一特點去考察詩人的作品,無疑會更加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詩人的情感世界。
縱觀盧英守的作品不難發現,詩人的創作首先是從贊美自己美麗的家鄉起始:“那是我無盡的愛/那里有粼粼海波/大船,小舟融進那溫柔的懷中/那里就是一處深港/四十年前的腌菜季節/忙碌一天的那時代”(《我的家鄉長生浦》)。這就是詩人童年記憶中的故鄉,那里有“小海豚騰躍群舞/大海豚環游呵護/號角響起彩帶飛揚/小舟大船捕魚歸來”(《長生浦打令謠》)的美好生活,有“每一顆樹枝都掛滿了果實”(《梨樹》)的“遠近聞名的蔚山甜梨”(《蔚山梨》),更有傳承鄉土文化的“巍峨的石碑”和“古老的巖畫”(《盤龜臺巖刻畫》)……詩人作品的字里行間,無不流露著對家鄉美麗、和諧景象的眷戀和熱愛,在詩人的眼中,家鄉長生浦的大海“永遠是龍王眷戀的海洋”(《我的家鄉長生浦》)。
一 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是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根源
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一致,內隱著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和諧,以及當代人對這種不和諧的深深憂慮。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在創造豐富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制造了人與自然的嚴重對抗,即人類拼命地掠奪和奴役自然界,大自然也對人類每一次勝利都進行瘋狂的報復。生態危機作為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標志正在詛咒著人類,威脅著人類的在世生存。因此,構建和諧社會從而營造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解除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正在承受的生態危機苦難,成為時代的呼喚和價值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意味著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意味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所以人與自然和諧是一種善,甚至是一種最高的善;相反,人與自然的不和諧由于其隱喻或象征著毀滅,所以它是一種惡,甚至是一種大惡。揚善去惡是人類價值追求的目的之一,因而解除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將生態從危機中拯救出來,便成為構建和諧社會重要的價值指向。消除人與自然的不和諧關鍵是確認產生這種不和諧的根本性原因,以便能夠為人類找到拯救生態危機的正確道路。盡管對人與自然不和諧的原因人們有種種猜測和分析,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見解和論道,但筆者認為,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的斷裂是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本源性原因,正是在人性方面人與自然發生本質的對立,才在實踐行為方面造成了自然生態環境的災難性的后果。
在人類早期觀念中,人與自然之間并不存在一種價值關系意義上的緊張和分裂,無論是中國的儒教、道教和佛教,還是古希臘的哲學自然觀,都以各種不同的理解或解釋方式將人與自然納入一個統一的整體之中,人之為人的人性與自然世界之為自然世界的本性在古人那里總是難解難分地糾纏在一起。中國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臘人的“小宇宙”與“大宇宙”和諧一致的主張,都表達著人與自然本質同一的看法。古人的這種人與自然一體的人性見識,導致了“萬物與我齊一”和“順應自然而生活”的價值追求,形成了與自然宇宙保持和諧一致,千萬不要僭越最偉大靈魂為人類安排的這一必然秩序的行為規范。然而,古人的這種存在維度和意義維度卻被現代人所遺忘,西方近生的啟蒙運動徹底顛覆了古代人的有機論自然觀,自然世界由此變成了一臺既沒有靈魂、也沒有生氣,完全由力學支配,進行機械運動的機器。自然概念的含義也由古希臘的“生長”、“涌現”、事物發生的“內在根據”,變為了現代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總和。自然世界從一個活的有機體淪落成為死一般的物質世界,人由此也就從自然宇宙中分裂出來,成為與自然世界對立的存在。笛卡爾首開先河,將人與自然界區分為兩個各自獨立且平行存在的實體,他們之間互不依賴,互不決定,互不派生。物質的根本屬性是廣延,心靈的根本屬性是思維。斯賓諾莎反對笛卡兒的二元對立說,主張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個實體,那就是上帝,而心靈和物質僅僅是上帝這一實體的兩個屬性;兩個屬性之間并不發生直接聯系,它們互不產生、互不限制。結果斯賓諾莎在建立實體一元論的同時,又在事實上造成了一種屬性二元論。斯賓諾莎以后,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等人也力圖克服機械論自然觀的缺陷,消弭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但他們卻走向了與古希臘哲人相反的道路,把人看作是自然價值的顯現根源。如康德提出“人為自然立法”和“自然向人生成”;黑格爾則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絕對精神”的外化,認為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屬于“主—奴關系”,即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隸。經過現代形而上學的努力,人從自然宇宙中徹底脫落出來并成為與其對立的存在,人與自然從此分別歸屬于兩個不同的世界,自然存在物屬于僅具有廣延特征的物質世界和客體世界,人類則屬于能夠思維的心靈世界和主體世界,“目的王國”和“自然王國”之間從此產生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道德鴻溝。
現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樣,以自然宇宙為背景認識自己與自然的同一性,而是將人與自然的對立、不同作為人之為人的標志。這意味著,啟蒙之后人從本質方面與自然發生了徹底的斷裂,或者說從人的本質方面與自然世界劃清了界限。人不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收縮到以自身為參照系統并僅僅向自身認同的獨立存在。如僅僅向自身的認識能力認同,從而認為人是理性存在物;僅僅向自己的類特征認同,從而認為人是一個社會存在物。啟蒙運動將人從自然宇宙一體中獨立出來,似乎解放了人類,爭取了人的尊嚴,但事實證明,近現代人的這種自我啟蒙和自我解放在給人類帶來自由和享樂的同時,也對人自身和自然環境制造了災難性后果。首先,近現代人解構了人與自然的存在同一性,從而造成了人類自我的迷失,使人類無法準確確認自己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誤把對自然界的宣戰、掠奪和奴役視為人之為人的象征。其次,人不再向自然認同,而成為僅僅向自身認同的存在物,這勢必導致自我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強勢運行。如現代人類完全扭曲了生物進化的意義,把大自然恩賜給人類的理性,以及生物進化最為輝煌的一幕——人類的誕生,理解為人優越于自然界和自然物的固有資本。人擁有理性,自在地就具有絕對價值,自在地就是目的,所有自然存在物僅僅是服務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成為現代性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引發人類對自然的促逼和宰制,并直接造成人與自然的現實不和諧。所以,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發生斷裂是人與自然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分裂和對立,這種斷裂直接規定了人類的價值追求和行為取向,并為人類占有自然和統治自然的實踐活動提供了合理而正當的理由。作為人與自然現實不和諧標志的生態危機,正是這種本質斷裂的直接邏輯后果。
二 人與自然的本質同一是人與自然和諧的內在根據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認識深化的結論
人類與自然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人類的生存發展依賴于自然,同時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所從事的一切活動又影響改變著自然,而自然反過來又通過自然災害、環境污染、生態退化、資源耗竭對人類產生負面影響,制約人類的發展。
人與自然關系反映的是人類文明與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隨著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人與自然關系經歷了從原始的和諧狀態,到農業社會局部的、階段性的不和諧,再到工業社會的嚴重失衡。今天,人類社會表面上的繁榮進步背后,人與自然的矛盾正在日益積累:經濟高速發展,人口急劇增加,消費迅猛增長,而自然資源正在迅速減少甚至枯竭,人類生產生活排放的廢棄污染物質已經大大地超過了環境容量。全球性的氣候變暖,一些地區洪水、干旱的肆虐,沙塵暴頻頻發威……這一切都昭示著以往作為被征服對象的大自然開始向人類宣戰。人與自然的關系正處在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或是走向新的更高的和諧狀態,或是矛盾迅速激化,大自然的報復可能使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不再適合人居。
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隨著科技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不斷深化。古代社會原始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使智者產生了“天人合一”的認識,而蕓蕓眾生面對自然力的不可抗拒產生了對自然的神秘和崇拜。近代工業社會生產力和科技的進步,使征服支配自然的認識在很長的時間里占了主導地位。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日趨嚴重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迫使人們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大量的相關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工業繁榮背后的人與自然的沖突、有限環境與無限增長的矛盾,由此誕生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自1992年里約環發大會以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綱領性文件和國際公約的問世,標志著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成為全世界的共識。
1994年,《中國21世紀議程》問世。20__年黨的十六大把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促進人與自然和諧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四大目標之一。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前不久,同志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的講話中,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作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涵。這是我們黨對人類文明成果兼收并蓄,對自然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不斷深化而得出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確結論。
人與自然發展不和諧:構建和諧社會的嚴重障礙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我們常說我們以7的土地、8的淡水養活22的人口,這些數字本身就凸顯了我國的生存壓力。由于地理和氣候的原因,我國的生態系統比較脆弱,一半以上的國土面積不適宜人類生活和生產。我國自然資源雖然比較豐富,但人均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維系人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草地、森林資源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1/3、1/2和百分之十幾,支撐經濟增長的石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銅和鋁等重要礦產資源,人均儲量也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
在世界發展的進程中,我國又處于追趕發達國家的地位,總體科學技術水平還比較落后,長期沿用傳統發展模式以拼資源換增長,不僅造成了資源迅速衰減、退化、枯竭,還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水資源短缺和水體污染嚴重,耕地質量不斷退化,草地過牧,森林超采,海洋漁業過度捕撈,自然災害頻繁加劇。生態系統呈現出由結構性破壞向功能性紊亂演變的發展態勢。我國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愈來愈面臨資源瓶頸和環境容量的嚴重制約。建國50多年來,我國的GDP增長了10多倍,而礦產資源消耗增長了40多倍。如今我們已經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撐高消耗的生產方式。與此同時,生態環境惡化也嚴重影響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據中科院專家測算,20__年我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GDP的15,人民群眾健康也深受生態環境惡化之害。不少專家已經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存在的最大問題并不是電力、鋼鐵供求緊張,投資增長過快等等,而是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新結構危機”。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中,人與自然的矛盾從未像今天這樣嚴重,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已經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嚴重障礙。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六大特征,實際上是兩大和諧,即人與人和諧和人與自然和諧。人與自然和諧是和諧社會的載體,沒有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之間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持久的和諧;沒有人與自然的和諧,我們將逐漸失去家園,中華民族將失去生存的空間,其他一切和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將無從談起。由此,高度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重視資源和生態環境問題,增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是關系中華民族生存與長遠發展的根本大計。
全面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核心
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必須走循環經濟的發展道路,世界發展的潮流和我國的國情都要求我們以循環經濟模式替代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以3R原則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準則,即資源消耗和廢物排放減量化(Reduce)、廢舊產品回收再利用(Reuse)、資源再循環(Recycle),力圖在不增加甚至減少初始資源消耗、不增加甚至減少污染排放、不破壞甚至恢復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循環經濟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資源、環境與發展之間的沖突,使我們走向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使我們在文明發展的現階段與自然和諧相處。
發展循環經濟,化解人與自然的矛盾,需要國家、企業和社會聯動,但國家意志至關重要。要通過制度創新(包括法律、體制、政策等)和加大投入,推進在工業經濟結構調整中,淘汰和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傳統產業,發展節能、降耗、減污等高新技術產業;推進在農業經濟結構調整中,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降低農藥、化肥等農用化學品使用量。以生態鏈為紐帶,統籌規劃工業與農業、生產與消費、城市與農村,建設資源高效循環利用與環境友好型社會。
全面推進生態環境建設、保護和治理,是防治自然環境退化,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的 社會的重要舉措,也是循環經濟的一個核心內涵。要在充分認識和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開展生態建設,治理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地“三化”,同時,強化城鄉污染治理,特別是重點流域、區域和海域的水污染、農田污染治理。
關鍵詞:生態文化思想淵源;生態危機;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中圖分類號:C9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09-00-02
一、生態文化的思想淵源
(一)關于文化
人是自然的產物,但人是不同于自然狀態的存在物。與自然的其他存在物相比,人是惟一具有獨特的情感、智慧、人格等品質的存在物。而且人類創造了唯一可以與自然造化的千姿百態相比美的文化,從而最終把自己從動物界區分出來。
近代學者先生說:“文明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文化是文明形成的生活方式。”就是說,文化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生存方式。可見,文化是人類心智征服物質世界發現客觀真理的記錄,是人類思維模式、行為模式和創造成果的全部。文化不僅能夠幫助人們形成智力、能力、生產力,同時也形成新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品格,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可以說,文化是人類在自然界的成長發展過程中,在處理人與自然萬物的關系時所積累的方式方法思想觀點以及行為標準等。
(二)生態文化的思想淵源
生態文化則是指自人類誕生以來,不同人類種族、民族、族群為了適應和利用地球上多樣性生態環境的生存模式。生態是人類和非人類生命生存的環境,文化是不同人類生存的方式,所以,一般而言,一旦地球上有了人類,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生態文化。人類適應和維護不同的生態環境而在生存和發展中所積累下來的一切,都屬于生態文化的范疇。
生態文化中的不少重要思想,可以在古代思想中找到它的胚胎或萌芽。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更是蘊含著許多現代生態文化觀的寶貴思想萌芽。以至于現代西方人紛紛到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觀中去尋找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的答案。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的一位高級研究員所指出:“數千年來中國文化和哲學有兩個對當今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主題:與自然和諧發展以及對家庭的承諾。中國的傳統和哲學與可持續發展社會的現代化觀念是一致的――即在不損害子孫后代可能的選擇和自然環境健康的情況下滿足現代人的需要”。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蘊含的生態文化觀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1、天人合一,天人和諧的思想。認為,人是宇宙自然演化所生,人與萬物一體,同屬自然界;2、尊重生命,仁民愛物,化育并進的思想;3、主張對生物資源順時取用,反對滅絕種群的思想。管子曰:“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網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4、放眼未來,造福子孫的思想。反對“涸澤而魚,焚林而獵”,倡導“遠謀近功”,為后人造福。
二、生態文化產生的時代背景
在人類文明的早期階段,人類不僅將自己看成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且還是處于被奴役地位的一部分。認為自然本身是自在自為、凌駕于人之上的神。“天定勝人”是這一時期人們的普遍認識。
起源于文藝復興時期的現代意義的人本主義,繼承和發展了古希臘以人為本精神的精華,主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支配自然。人本主義思想肯定了人擁有享受人間一切快樂的權利,從而使征服自然、尋求人生快樂、進行自由創造、爭取個性解放以及建立公正社會制度等進步思想得到了廣泛傳播。
但在人本主義思想的發展道路上產生了許多誤區,諸如:人是主體處于主導地位,自然是客體,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人是萬物之靈長,自然之主人,堅信“人定勝天”。自然被演繹成人類馴順的奴仆和取之不竭的原料倉,人的使命就是去征服和占有自然。人類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自然,任意統治、處置自然界的一切。人成了自然界貪婪的寄生者、主宰者、搶占其它生物生存空間的入侵者。
工業文明就是以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為主導,認識和征服自然界的典范。工業文明造就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巨大社會生產力,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最為輝煌的奇跡。可現實的發展正如恩格斯所言:“當我們每一次歡呼對自然界的勝利的時候,自然界正在籌劃更為嚴厲的報復。”對自然界的過度侵害必然遭到自然界的猛烈反擊,溫室效應、頻繁的洪水與干旱、諸如艾滋病之類的疾病傳播正是這樣反擊的例證。
面對自然的報復,人類不得不進行反思,反思人本主義必須遵守的界限和人類中心論的荒謬。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重新評價人類對自然的索取掠奪行為,重新思考人類未來的命運。走出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困境,消除人類與自然緊張關系的的困惑,成了當今時代的最強音,尋找新型的人與自然關系成為人類的共同呼聲。生態文化正是在全球問題日益嚴重,人類對生態危機日益覺醒的背景下產生的。
三、生態文化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
生態文化的概念是最早是由羅馬俱樂部的創始人佩?切伊提出的,他站在生態學發展角度對生態文化進行系統科學的闡釋。他認為生態文化是一種建立在生態學發展基礎上的文化體系,包括生態思想觀念、價值原則、思維模式、發展方式、管理體系幾部分內容。生態文化要求人們改變傳統的生態理念,以一種科學的、生態的、發展的眼光認識自然和環境,積極協調和處理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
生態文化是與人類中心主義文化相對立的文化。是從人統治自然的文化過渡到人與自然和諧的文化。生態文化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協同發展的文化。也可以把生態文化理解為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化。是指人類在實踐活動中保護生態環境、追求生態平衡的一切活動的成果,也包括人們在與自然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這是人的價值觀念根本的轉變,這種轉變解決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取向過渡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價值取向。
生態文化作為人類新的生存方式,它體現的是人與自然唯物的辯證關系:一方面人基于生存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干預自然,與自然力抗爭,獲得生存的權利和地位;另一方面自然或自然規律又以其強大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制約著人的活動,要求人的服從。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生態環境中,需要不斷同自然進行各種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并通過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改造與依賴、支配與受控,必然貫穿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全部歷程。如果不能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就不能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統一,即不能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意味著環境污染,生態遭到破壞,生活環境惡劣,由此還會引發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因而也無法處理好人與人的關系,整個社會將不能達到和諧狀態。
生態文化是人與自然和諧的文化。所謂“和諧”是指一個系統內不同主體之間一種特定的關系,是一種協調、適當、勻稱的關系。而“人與自然的和諧”是把人與自然作為一個系統來看,講的是人與自然在一定條件下達到的、適合人類生存的穩定平衡狀態。人類要生存發展,就需要清潔的食物、水和空氣,需要持續提供人類發展需要的各種自然資源,包括潔凈能源等;維系生命支持系統各種功能,包括調節氣候、保持水土、防風固沙、自然的水循環碳、氮循環等。人類這些最基本的生存條件的滿足需要大自然維持生態的平衡來實現。維護保持自然與生物的多樣性,保護優美的自然環境和豐富多彩的自然要素;避免使人類喪失未來發展的潛力等。至少能做到這些才能談得上“人與自然和諧”。人與自然和諧,既不是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完全依賴于自然的原本狀態,也不是自然的發展變化完全服從于人類自身發展的需要,而是將人類自身的發展融入自然的演化之中,實現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自然演化的和諧統一。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