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動力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經濟增長的動力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經濟增長的動力范文第1篇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樣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用從業人員（L／萬人）、資本形成（K總額／億元）來反映生產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觀經濟總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GDP／億元）反映經濟增長。我國GDP、從業人員、出口總額（EX）與資本形成如表1所示。從回歸結果可知殘差項是平穩的。因此，可得出lnGDP與lnK、lnL存在協整關系。基于上述協整分析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對兩生產要素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因果關系，根據格蘭杰表述定理：若兩種變量（Xt和Yt）是協整的并且每個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蘭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蘭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說明兩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所在。表2－表8回歸結果也表明，本期從業人員每增長1％時，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將平均增長0．543％；資本形成總額每增長1％時，國內生產總值將平均增長0．598％。（6）接下來分析短期兩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利用EViews軟件建立lnGDP關于lnK、lnL的誤差修正模型ECM。以滯后一期殘差項作為誤差修正項，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誤差修正模型。模擬擬合優度較高，方程通過F檢驗、DW檢驗，各回歸系數符合經濟意義，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顯著，d（lnL）、RESID（－1）不顯著，其中變量的符號與長期均衡關系的符號一致。結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內每增長1％，GDP將依次增長0．0493％、0．3716％和0．4986％。誤差修正項系數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它表明lnGDP與長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響的短期波動規律。根據估計結果可知，資本投入與勞動投入對產出的長期彈性分別為0．598和0．543，短期彈性分別為0．372和0．050。

2結論

中國的資本形成總額、就業人數兩生產要素的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協整的，即兩生產要素與國內生產總值是存在長期穩定的動態均衡關系，這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下的資本要素彈性和勞動力要素彈性保持了一致的協調性，幾乎相差無幾，并且各自都以較近似的貢獻率反饋到經濟增長機制中，成為兩種最重要的經濟增長的要素，也就是說，這兩種生產要素在長時間范圍內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所在，這就要求經濟增長與資本要素、勞動力要素相協調發展，保持固定的投入－產出比率，避免資本生產過剩與勞動力供給過剩帶來的經濟危機的同時，充分發揮兩種生產要素彈性的最大化。目前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應該實現從就業帶動增長到就業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的轉變；而從誤差修正模型（ECM）來看，在短期，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解釋能力要大于從業人員對經濟增長的解釋能力，反映了經濟增長受資本形成總額增長、從業人數增長影響的短期波動規律。

并且此模型上的從業人數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解釋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相反，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解釋能力在統計上是顯著的，這使得兩生產要素彈性差別很大，顯然，資本要素對經濟增長起最主要的作用。這對中國目前制定宏觀經濟增長政策具有指導性的意義，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都是處于資本非良性循環的狀態，造成資本利用效率低下，此外，中國的短期結構性失業矛盾還是十分普遍的，這便使企業不能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生產游離的那部分資產也減少了，抑制了企業的下一輪資本最大化供給和消費者的最大化消費需求，社會福利不能得到健全，從而經濟增長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鑒于此，我國企業應該保證資本在一、三階段快速周轉的同時，保證第二階段的生產資本的技術創新，如固定資本的技術革新，存貨資本的零庫存管理，從整體上保持資本效率；政府也要充分了解勞動力供給缺口，做到人力資源效用最大化，充分刺激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動力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新常態；山西省；農業旅游經濟；增長

一、新常態下農業旅游經濟增長效益分析

經濟新常態下，農業旅游經濟迎來了高速發展，并有效促進一、二、三產業的融合，引導城市工商資本以及返鄉創業農民到農村發展旅游業，展現出多元化的業態。同時，國家政策對農業旅游經濟發展也給予大力支持，各項政策與規劃陸續出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調查報告表明，當前我國已步入全民休閑度假時代，從數據上來看，目前我國每年旅游人次達到36億，而超過半數游客的旅游目的地為農村以及古鎮村落，未來5-10年，農村旅游接待人次將超出20億。《中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發展報告（2016年度）》數據表明，我國休閑農業與農業旅游的發展給農村帶來了非常顯著的經濟與社會效益。2016年我國農村旅游以及休閑農業從業人員達到840萬人，農業旅游與休閑農業從業戶年均收入達到6萬元。［1］農業旅游產業得到大力發展，農業生產與農業生態旅游融合程度日漸深入，農業旅游擁有生態農業的內涵，與傳統農業產業相比，更為注重生態與經濟社會效益的全面結合。從農業旅游經濟增長效益來看，發展農業旅游經濟，可進一步推動農業產業轉型，提升農業產業附加值。同時，農業旅游經濟發展需要地方政府在農業產業規模、農村基礎設施完善以及專業人才培養上做更多的工作；農業旅游經濟發展也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著力點，通過農業旅游開發，可進一步發揮農業服務功能、生態功能以及民俗文化功能，因此，促進農業旅游經濟增長，對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城鄉一體化也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以山西省朔州市為例，當前朔州市共有農業旅游特色鄉村30余個，農業旅游經營業主超過100家，從業人員1400余人，全市2016年旅游收入超過1億元。其農業旅游的發展不僅帶動了地方農業經濟的增長，推動農村基礎建設，也促進了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目標的實現。

二、山西省農業旅游經濟發展現狀

山西是黃河流域農耕文化重要發源地，有著得天獨厚的農業旅游資源，其農村古建筑、自然生態風景、古民居村落、革命遺址等數量眾多，歷史、人文以及生態資源豐富。山西省農業旅游自2007年步入正常化發展軌道，近年來，隨著我國鄉村旅游的發展以及旅游扶貧工作的深入開展，山西省農業旅游呈現出類型不斷豐富、規模日漸增長、內涵逐步提升的良好發展趨勢，農業旅游近年來也得到了高速發展，特色小鎮、自駕營地等新農業旅游業態陸續出現，例如晉中市百草坡森林植物園房車露營地、壽陽田益生態莊園、祁縣紅海玻璃文化藝術園等，都是其農業旅游發展中的新亮點。山西省農業旅游也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增長點，推動農村經濟的升級轉型。經濟穩速增長，農業旅游產業高速發展的背景之下，山西省完全有條件與基礎進一步發揮農業旅游優勢，獲取旅游經濟增長的新動力。［2］山西省不斷加大對農業旅游的扶持與引導，加大資金投入、提供政策支持，農業旅游得到了快速發展，如今其已成為山西全省旅游產業中的重要部分，更是大眾就業與創業的新路徑。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山西省已有農業旅游示范縣22個，其中國家級休閑農業與旅游示范縣8個，國家級休閑農業與旅游示范點17個；全省農業旅游從業人員超過24萬人，農業旅游全年接待游客數量2700萬人次，旅游總收入達到190億元；農業旅游收入占據全省旅游總收入超過6%。農業旅游成為了山西省旅游業發展的有效力量，同時也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成為了農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以及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媒介。

三、山西省農業旅游經濟增長制約因素

山西省自2007年便開始實施《山西省鄉村旅游客棧服務規范》，并陸續出臺多項經營管理制度規劃農業旅游發展。但總體來看，許多農村地區基礎設施、旅游環境以及經營管理水平仍然較差，其農業旅游經濟發展仍存在諸多制約因素，具體包括以下幾點。

（一）產業結構失衡

總體來看，山西省農業旅游資源主要以鄉村景觀、文化習俗以及農業勞動生產等為依托，其旅游發展模式相對較為單一，地域特色不鮮明。部分地區農業特色旅游資源開發不完善，旅游資源的利用效率相對較低，其農業旅游產業多處于無序開發以及自然發展狀態，缺乏健全產業體系，產業結構布局分散、體量小等問題仍然較為突出。一些具備鮮明地域民俗文化特征的鄉村在旅游開發中由于系統規劃意識的缺乏，無法實現旅游與農業產業的有效結合，旅游要素整合不到位，導致旅游資源開發檔次較低。其次，旅游產品開發與經營存在各自為政的問題，資金與資源尚未形成整體合力，部分地區農村旅游開發缺乏全面規劃與系統安排，開發投資較為盲目；旅游產品重復建設的情況也較為突出，使得產品同質化較為嚴重，同類產品之間的競爭也不斷增大，無法形成市場規模效應；部分農業景區簡單照搬、盲目復制，缺乏文化鄉土味與歷史厚重感，無法滿足現代城鄉居民多樣化需求。此外，從服務上來看，服務形式與內容普遍存在盲目跟風的弊端，缺乏自身特色服務內容打造，區域旅游特色無法形成。［3］

（二）基礎條件落后

當前山西省部分農村旅游景點離城市較遠，許多具備自然原生態風景與原汁原味民俗風情的農村處在山區，干線公路同農村連接道路的等級較低，通信、信息等的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落后；同時停車場不足、旅游引導指示牌缺乏、旅游廁所質量較低等問題都較為明顯。“網難上、路難走、事難問”導致難以留住游客，更難形成良好的市場口碑。例如地處繁峙縣與河北阜平縣交界處的茨溝營，其是太行山深入兼具人文與自然風光的村落，更是我國首批傳統村落與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農業旅游資源非常豐富。但由于交通不便，旅店飯店等基礎配套產業不完善，導致旅游市場效應并不盡如人意，旅游資源優勢無法發揮。

（三）專業人才缺乏

農業旅游從業人員素質問題是目前山西省農業旅游發展制約的重要因素。當前山西省從事農業旅游的經營業者多為本地農戶，經營管理思路、投資金額以及市場預估等都受到較大程度制約；同時由于缺乏專業、規范性指導，導致農業旅游市場行業以及衛生規范等標準都亟待提升；少數農業旅游從業人員法制意識較為淡薄，導致旅游權益侵犯時間屢有發生。同時，農業旅游需要一系列專業管理人才、信息人才、技術人才以及營銷人才的支撐。而由于高素質人才普遍不愿意到基層農村就業，農村景區經營業主也難以做到脫產學習，進而導致旅游從業人員專業素質相對不足，粗放型經營與管理模式嚴重制約了農業旅游發展。［4］

（四）生態環境破壞

農業旅游快速發展背景下，農村城鎮化成為大勢所趨。如果對新農村建設以及農村傳統風格保護兩者間的處理不當，就會導致農村自然生態與人文環境的破壞。農村旅游的最大特征在于其與城市不同的生態與民俗文化風情，一旦農村生態民俗環境遭受破壞，其優勢與特色便會受到影響。當前山西省許多農村興建游樂設施與場所，使農村傳統風貌以及特色旅游資源受到很大影響。部分農業旅游景點由于無序開發，導致林地與耕地面積流失嚴重，生態環境遭到較大影響；部分鄉村盲目招商引資過度開發，地方環境破壞巨大；許多農村在旅游開發中也不注重農業生態的保護，導致自然原生態的“鄉村味道”被工業文明、城市文明所侵蝕，游客無法在農村旅游景點中感受樸素自然的農村情懷；一些開發商缺乏對地方自然生態區的考察分析，農村旅游資源利用開發存在很大隨意性，導致當地旅游資源遭受破壞；游客人數的不斷增多所帶來的垃圾、尾氣、污水排放等，都對農村生態環境帶來了較大威脅。

四、山西省農業旅游經濟增長動力系統構建

新常態下，結合對山西省農業旅游發展現狀以及問題的分析，現基于新常態下農業旅游整體發展環境狀況，從供給系統、需求系統以及支持系統幾個方面構建起農業旅游經濟增長動力系統，為促進山西農業旅游經濟提供參考。

（一）完善供給系統，豐富產品結構

旅游經濟為典型的眼球經濟，要促進農業旅游經濟增長，加快地方農業旅游產業發展，產業創新與特色打造顯得尤為重要。首先，針對山西省當前農業旅游發展同質化問題，新形勢下應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展思路，基于市場需求出發，推動農業旅游業態功能多元化發展。具體來講，可構建“旅游＋文化”的發展模式，文化始終是旅游的靈魂，對于農業旅游也不例外。當前許多農村景區都注重外在形象的打造，但忽視了人文內涵的展現。旅游發展新常態下，山西省農業旅游應重視“旅游＋文化”的發展，不斷豐富農業景區內涵；大力推動“農業＋文化”發揮農村各類非物質資源與物質資源的特征優勢；推動“農業＋康養”發展，拓展農村養老養生以及健身運動項目建設。［7］其次，應豐富旅游產品結構。具體應結合游客需求，設計與開發一系列農業旅游配套服務，豐富農業旅游產品類型，延伸旅游系統產業鏈，提升農業旅游附加值，進而全面提升山西省農業旅游競爭力，促進旅游經濟增長。例如以新業態與新產品為基礎構建農業旅游要素，更深層次發掘鄉村文化民俗內涵。如從簡單的“瓜果采摘”“農家樂”等初級旅游產品向康體健康、養生休閑等新模式升級；圍繞古村落、民俗村鎮的民俗文化特征，構建度假觀光類型特色化旅游村，例如右玉縣馬營河村、山陰縣舊廣武村等都為此種開發模式，其中馬營河村通過對軟硬件配套設施的完善，以及對民俗文化的深入開發，受到了許多自行車俱樂部、自駕游等游客的廣泛推崇，其旅游發展模式值得其他農村借鑒。第三，山西省需進一步加大旅游基礎設施規劃建設。農業旅游對象以城鎮居民為主，其不屬于低端消費。因此必須要提升農業旅游的質量層次，加強基礎建設。具體來講，應改善農村旅游景點的住宿條件，完善有線電視、無線WIFI、床鋪等住宿條件，完善相關基礎設施，如停車場、氣化、下水道等。同時應在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國省道路公路網的大框架下，規劃通往A級景區、森林公園、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農業旅游示范點以及傳統村落的旅游公路，打通干線與農業景區間的交通。此外應加強對專業人才的培養。地方部門可定期舉辦農業旅游培訓班，邀請旅游企業管理人員、大專院校教師等，對農業旅游經營管理者展開集中培訓，提升其專業能力；加強服務培訓，提升服務水平，使服務從業人員掌握基礎服務標準與禮儀規范，給予游客更好的游玩體驗；組織較大景點代表外出參觀與學習，提升服務技能與管理經驗；地方政府也應聯合企業、協會等各方力量，加大專業人才引入力度，利用各項優待政策吸納經營管理、營銷策劃等人才，為農業旅游發展帶來新的推動力。［6］

（二）優化需求系統，促進產業融合

農業旅游需求系統的優化，首先應促進產業融合，加強全省農業旅游產業發展頂層設計，堅持旅游規劃引導，促進產業融合與功能配套的完善，實現農業旅游產業向環境友好型與資源節約型發展。例如通過“農旅一體化”實現農業旅游營銷模式的創新，將旅游與農業融合，以文化為引領，以農產品等作為農業旅游宣傳載體，實現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結合，建立起以旅游為基礎的復合農產品形態。同時強化對金融、電商、企業等外部發展資源的應用，使地方特色農業旅游產品與資源走出去，實現農民增收，享受農業旅游經濟帶來的紅利。其次，新形勢下，強化旅游市場開拓力度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山西省農業旅游宣傳營銷具體應結合電視臺、網站等開設農業旅游專業欄目，加強推廣與宣傳；同時要積極利用微信公眾平臺、微博等新媒體，向游客全方位展示相關旅游信息，加強與游客的互動。通過各地傳統民俗風情、民間節事等，策劃具備鮮明地方特色的農業旅游節慶活動，如朔州旅游局所打造的“美麗鄉村看朔州”欄目，其欄目通過走訪50余個村莊，利用航拍等多種方式全方位展示朔州鄉村民俗文化與自然生態特征，并充分結合移動客戶端、網站以及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新媒體傳播，起到了非常好的營銷效果。［8］同時，宣傳內容上需深層次挖掘山西省農村農業文化、紅色革命文化、民俗文化等，多方位、多角度進行宣傳；通過諸如《又見平遙》等大型實景演出活動，將農村傳統歷史文化向游客展示。同時，可構建新型農業旅游以及休閑農業精品線路，加強美麗休閑鄉村推介、農業文化遺產發掘、山西美麗鄉村認定等工作。

（三）健全支持系統，加強統籌規劃

首先，地方政府需強化農業旅游的集群化發展，將農業旅游發展納入大旅游產業進行統籌規劃，充分發揮政府的協調與組織作用，合理規劃與開發，引導民間資本投入農業旅游項目，形成農業旅游建設發展合力。推動太行山、管涔山、關帝山等為核心的生態休閑農業產業帶建設，加強以大同、長治、太原、臨汾等為核心的現代城市休閑農業旅游圈建設；以喬家大院、平遙古城、關帝廟、革命老區等為核心構建起特色農業旅游景區。其次，明確農業旅游標準，具體包括接基礎設施標準、接待標準、服務標準等，構建起可持續性農業旅游發展標準模式，為農村發展“造血”。進一步加強對農業旅游工作的重視程度，將農業旅游經濟發展融入全省重大發展戰略當中，推進新農村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等。針對資源優勢明顯、基礎較好以及經濟社會與生態效益突出的村鎮予以重點扶持，打造農業旅游名村，充分發揮引領與示范作用。［8］此外也應加強農村旅游生態保護、保潔衛生等環保保障體系建設，提升管理服務水準。提升農業旅游資源以及環保強度，制定嚴格的環境監管制度，對農業旅游景區中的環境狀況展開長期監控與管理，定期認證與評估，促進景區生態化；同時加強宣傳，利用社會團體力量共同完成環保目標。

五、結論

農業旅游是新型消費與產業形態，其是當前農村極具潛力的經濟增長點。新常態下，山西省農業旅游經濟增長也是農業產業發展與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面對當前農業旅游發展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山西省需從農業旅游整體規劃、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旅游產品開發、專業人才培養等多方面入手，完善供需與支持系統，為農業旅游經濟增長帶來新動力，促進地方農業旅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姚曉萍，賈秋燕.山西省生態旅游農業模式初探［J］.山西農業大學學報，2011（9）：960-963.

［2］劉金蘭.山西省休閑觀光農業發展問題淺談——以山西省榆次區為例［J］.輕工科技，2016（7）：154-155.

［3］胡葉星寒，趙惠娟.河北省山地農業旅游經濟發展模式研究——以野三坡百里峽為例［J］.農業經濟，2013（11）：48-49.

［4］韓林平.農業生態旅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研究［J］.農業經濟，2013（2）：29-31.

［5］于婕.經濟新常態下河南省農業旅游發展戰略研究［J］.農業經濟，2016（5）：33-35.

［6］吳雅玲.大同市休閑農業旅游開發模式研究［J］.山西農業大學學報，2013（9）：925-929.

［7］王娟.省會城市周邊農業旅游的發展與管理［J］.農業經濟，2016（6）：136-138.

經濟增長的動力范文第3篇

勞動、資本和技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據此，經濟增長可以劃分勞動積累型、資本積累型、技術進步型三種形式。在新古典主義生產函數中，勞動和資本在時間上具有同質性，勞動者素質的提高、資本設備生產能力的提高不再體現在勞動積累或資本積累過程之中，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產出率的變化計算在技術進步之中，因而，大大地擴展了技術進步概念的外延（注：新古典主義理論將技術進步當作了獨立的增長因素，因此，經濟增長的源泉就包含了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三因素，這是有它處理方法上的考慮的。勞動和資本都具有同質性，除了勞動和資本數量增長帶來經濟增長以外，其余的增長部分都看作是技術進步帶來的，因此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產出率變化都是技術進步，不與勞動或資本的數量增長本身有任何聯系。這樣處理方法使得生產函數保持時間上的一致性，而且，是規模收益不變的生產函數，勞動或資本單個因素變化的邊際效率呈現遞減性。這就是我們通常講的新古典主義的基本假設。參閱索羅（Solow）模型。）。因此，就存在著廣義技術進步與狹義技術進步之間的區別。狹義技術進步是指扣除勞動和資本數量增長和質量提高對增長的貢獻之后的凈增長。但是，如果技術進步不是獨立的因素，而具有內生機制，它仍然是由勞動和資本要素產生的，因而它的貢獻率等于零。只有存在著外生的、獨立的技術進步因素，譬如現成技術，才存在著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廣義技術進步所采用的剩余方法計算技術進步，即經濟增長除了來源于資本、勞動等要素（包括土地）數量的增長外，剩余部分全部歸之于技術進步，它必然是外生的、獨立的因素。

附圖

圖1　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產出蛋糕切分

這種“三分法”中的“剩余方法”解構經濟增長，存在著許多問題。它沒有解釋生產要素除了數量積累之外的其它積累方式，即勞動或資本時間上的非同質性（質變）帶來經濟增長，除此而外，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之間的交互作用，也具有增長效應（即所謂殘差效應），這些因素同樣歸結為技術進步，也是不甚合理的。如圖所示。

第一，“技術進步”這個概念所包含的經濟內容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它將技術進步獨立于資本和勞動等生產要素之外而存在，那么，技術進步是如何實現的、它的實現機制是什么，就很難說清楚。第二，新古典主義的“三分法”假設了資本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為既定不變的條件，而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更新部件或增添設備，都不止是對原來生產能力的復制或單倍擴大，而具有了更大的生產力。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者的知識結構和知識也在變化，特別是在就業壓力下，知識體系也在不斷更新與發展。因此，如果資本與勞動在時間上不具有同質性、是變化發展的，上述這種處理辦法顯然是低估了資本、勞動的貢獻率，相應地放大了技術進步的作用。第三，資本和勞動這些生產要素間的交互作用存在著多種形式，具有豐富的內涵，同時，也創造著新的生產方式。如果簡單地將二者割裂開來，勢必不能透析出技術進步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不能展現生產和再生產的全部內容。

新古典主義試圖利用完全競爭和完全信息的市場機制消除資本和勞動（在時間上的）非同質性現象證明“三分法”仍然可行。但是，這種局面越來越難以維持。對于物質生產資料來講，由于科技進步、特別是計算機和軟件更新速度與日俱增，加速了機器設備折舊率，其精神損耗（時間損耗）比物質損耗（有形損耗）遠大得多，不是說要等到一臺機器磨損到不能再用才報廢，即使它保存在倉庫里完好無損，經過一年兩年也可能意味著報廢。勞動者的知識教育狀況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很大的改善，使得過去年代長期積累下來的知識、教育和信息，借助于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如寬帶網），從而被更多、更廣泛的群體所接受。

在勞動積累、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三種類型中，由于技術進步并非獨立的生產要素，因而，它只能從屬于勞動積累或資本積累過程。那么，勞動積累和資本積累是如何實現技術進步的？

附圖

圖2　勞動積累和資本積累如何實現技術進步

二、資本積累與勞動積累的分離

資本積累本質上也是勞動積累，是勞動積累的結果。資本積累是特殊形態的勞動積累，即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勞動積累。從資本積累所實現的再生產的本質來看，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特別是資本積累的初始階段，即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注：我們現在經常聽到人們議論如何在市場經濟中掘取“第一桶金”，這便是講如何實現資本的初始積累。），勞動積累表現得最為充分。只有對勞動價值的占有才能取得最初的資本（除了遺產或掠奪以外），沒有別的積累方式。“土地是財富之父，勞動是財富之母”，（注：重農主義最早提出了這種樸素的勞動價值觀。）資本的來源除了遺產和掠奪之外，只有勞動，而遺產或掠奪的最終來源也是勞動成果。

因此，資本積累與勞動積累具有相同的本質，都來源于勞動價值。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資本剝削勞動的經濟前提和市場條件，從而實現資本積累和勞動積累對立、分離、分化，使得資本積累取代勞動積累、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方式。甚至成為了唯一形式，資本家成為人格化資本的象征，形成“為生產而生產、為積累而積累”的過程。（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為什么勞動積累會退而成為資本積累的條件與附庸、從而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呢？這是由特殊的技術條件和市場條件決定的，在工業化過程幾乎成為了一種必然現象，即由“勞動創造價值”轉化為“資本創造價值”。

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機器代替體力，不僅節約了勞力，而且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它不但創造了新興的工業部門，同時也改造了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與農村經濟。因此，不斷地從傳統產業、特別是從農村人口中釋放出剩余勞動力，增加了勞動供給的數量。這些勞動力是否為新興的工業生產所需要呢？大工業化的勞動分工，主要是借助于工人的體力勞動用來補充機械動力的不足，對勞動力的需求不需要提出任何質量上的特殊要求，因此，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過程伴隨著工業化發展進程而產生。在這里，勞動具有普遍的同質性，即馬克思所講的“簡單勞動”，因而，可以直接看作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因此，勞動具有無差異性，不需要有特殊的勞動者。即使需要特殊勞動，也是生產過程中實現的。特殊要求、特殊技能的崗位，可以通過崗位培訓、短期輪訓加以解決。正因為是對同質的（主要是體力勞動消耗）的需求，因而勞動力普遍地出現過剩現象，勞動力的實際價格將長期維持穩定不變的水平。

劉易斯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將產生持續高增長現象，這種過程將跨越10年、甚至20年的時間。（注：W.A.Lewis，“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Allen＆Unwin，1995，pp.232-233。中國非農化持續了20年，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陸百甫認為，這種高增長過程還可以持續30年。這是一種比較樂觀的估計。）農村剩余人口進城，不但擴大了工業生產的勞動供給與市場消費，與此同時，也產生了城市人口的集聚效應和規模經濟，對城市化的良好預期推動了資本積累和資本擴張過程：

農村剩余人口轉移城市人口增長工資水平不變但總量擴大消費需求增加房地產開發基礎建設投資制造業其它后向產業關聯消費品生產收入水平提高，……

隨之迂回生產的鏈條不斷延伸，迂回生產過程不斷循環擴大。這個過程一旦啟動，就能夠產生不斷增長的經濟效果。此時，即使沒有任何新的技術進步因素、僅依靠不斷地技術復制就能夠創造持續增長現象。（注：例如，房地產業是公認的技術進步最緩慢、可以看成是僅依靠資本積累實現持續擴張擴大的一個行業。“圈地現象”攤大餅式地一圈又一圈、一輪又一輪地擴大，建了二環、建三環，還要建四環、五環，甚至于六環、七環都出現了，許多市政建設的平面面積在10年間都擴大了一倍以上。開發區熱和市政建設不但劃進了大片的生地，更多情形下則是填埋了城郊長年精耕細作的熟地。郊區城市化和衛星城市的出現，使得城際間軌道交通也發展起來了。）但是，要產生這樣一種最初的狀態，卻非輕而易舉，在它的初始階段，需要市場給出明確的需求導向，而這樣的市場本身卻是不存在的，因而，構成了發展的困境：落后經濟（或傳統產業）很難突破自身發展的起點，相反地，它落入了“惡性循環狀態”（注：納克斯：《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1953年。謬爾達爾：《亞洲的戲劇：貧因問題研究》，1968年。）：

收入水平低消費水平低市場需求小產出供給少利潤率低工資水平低收入水平低……

如何突破發展的困境、跨越落后的門檻，產生持續增長的經濟力量？因此，提出了許多發展理論。主要圍繞著如何創造局部性的市場需求而展開。羅森斯坦一羅丹提出“大推進”理論，優先發展那些需求彈性大的部門、產業關聯程度高的部門，特別是對基礎設施項目投資，能夠產生局部性的市場需求與高起點的規模效益。但是，它不得不面臨著資源價格扭曲的市場格局。由于勞動力相對稀缺，因而，相互關聯的市場需要政府投資。還有一種能夠形成局部性的市場需求的格局是發展外向型經濟。由于其需求主要來自于國外，相比于前一種發展戰略，可以減少資源的價格扭曲。外向型經濟優先發展與出口相關的產業，然后帶動相關的上游產業，最終傳遞到全社會的各部門。這是一種以勞動積累為主的生產過程，可以充分發揮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

三、勞動積累的低級形式與高級形式

勞動積累有低級和高級兩種形式。勞動積累的重要性，不止是在傳統形式上體力勞動這種形式、而且反映在更高層次上實現的知識生產過程。

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乃至中期階段，勞動都是資本的附庸，或是“資本的奴婢”（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勞動僅僅是補充機器動力的不足，停留在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簡單形式上，即使是復雜勞動也還是能夠用倍加的簡單勞動進行量化計算，主要是體力勞動的支出。如果說，工業革命使得人的體力得到了延長從而創造更高的生產力的話，那么，以電子技術為核心的計算機及其網絡的發展所帶來的信息革命，則無限延伸了人的腦力活動。只有這個時候，多層次的勞動的創造性才能得到充分體現。

首先，勞動分工已經初步形成了體力勞動和智力活動的分離，雖然體力勞動仍然需要智力活動配合，而且，企業經營活動只是服從和服務于資本積累過程，但是，社會基本上劃分出了藍領和白領階層，而且，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躍遷，藍領階層的數量和比重趨于下降，白領階層的比例進一步上升。智力活動首先表現為產業內的分工，例如，大企業設立以生產為中心的會計、設計、營銷等職能部門，然后發展到產業外的分工，出現新興產業部門，如研究與開發，大企業紛紛將產品開發設計作為外包工程對外招標，智力活動的分化獨立過程，由產業內擴大到產業外，是生產效率提高的體現，是技術進步的過程，它不斷地擴大到全社會。熊彼特認為，經濟結構由低級向高級、創造能力不斷擴大的“創造性毀滅過程”，是智力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不僅豐富了勞動的實質，從而也提高了勞動和勞動者的價值。對于勞動者的價值，馬克思認為必須要作七項扣除，除了補償體力耗費、勞動保障和家庭撫養這些人口簡單再生產的價值以外，還需要扣除精神耗費、人的發展的需要。（注：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其次，知識產品相對獨立性，不僅是市場需求的結果，同時它也創造自身的需求市場。一開始是產業內投資研究與開發，大企業重復建設實驗室、添置儀器設備和科研人員，這些大企業因而擁有了許多創造發明，但是，與企業的經營方向不適合，難于推廣應用，因此，被鎖保險柜里，這種情形在IBM、施樂公司中屢次發生，浪費了企業資源和精力。而且，新知識的推廣、應用是許多壟斷企業所無法控制的。英特爾和微軟最初都是IBM外包工程的代工企業，最后都發展成為了超大型跨國公司，都是靠一種產品、一項技術不斷開拓出新的產出、新的市場，具有高度的風險性和營銷策略，往往是大企業所不宜采取的冒險行動。因此，外購知識產品成為大公司的經營略，在信息經濟中，這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因此，為知識產品的獨立化創造了條件，知識生產往往是風險投資。

再者，“干股”的出現，在所有制關系上體現了知識積累與資本積累，產生二者的“分潤”現象（注：即使在商業和金融資本關系內部，也產生過“人力股”。清朝末年出現的山西票號就對帳房小伙計配以人力股，年終取得分紅。20世紀80年代實行企業體制改革，深圳等地先行試驗的地區出現了“技術股”、“干股”等，作為非資本投資的一部分，作為分紅或取得產權的依據。）。知識生產并不是像體力勞動那樣容易監督，從而投資多少資本，可以預期產生的回報率，投資者不能“事先”或“事中”監督產品開發設計人員腦袋里的思想活動，資本家獲取“剩余”的做法并不能激勵員創造性勞動，提高勞動積極性，相反地，只會鼓勵員工偷工減料、濫竽充數，對產權的激勵機制就要賦予員工以期權、“干股”。在不完全競爭的風險市場上，體現知識價值的勞動積累再次顯示了自身的優勢。

第四，教育成為贏利空間大、贏利能力強的盈利性產業。人力資源的消費過程，也就是生產過程，消費本身就是生產，同樣，人力資源的再生產過程，也就意味著消費。在勞動積累問題上，消費與生產是一致的。但是，體力消耗是不可儲蓄的，只有轉化為物質產品才是可以積累的，因此，消費與生產又出現了背離。消費是工資性支出，成為純粹意義上的消費，而生產則轉化為資本家占有的物質產品。在這個意義上，教育僅僅意味著就業、適應工業化生產的需要。但是，精神生產則不然，人力資本投資是一種消費，它同時是一種投資和生產，提高勞動生產力，教育和積累，可以創造理更高的價值，體現在區別于物質產品的形式上，因而不再內生化為資本再生產過程。

因此，從勞動積累到資本積累、再到勞動積累，是個循序漸時的歷史過程，它意味著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經濟效率和人口素質的極大改變，本身就需要物質和技術積累，是在更高形式上實現的生產方式。子曰：庶之、富之，然后教之。首先是人口數量增長，實現勞動積累，教育是最終目的，屬于消費范疇，但是，如果經濟循環來看，教育也未嘗不是手段，它可以在更高程度上實現富裕。這就是勞動積累的高級形式。因此，勞動積累除了體力勞動之外，還有更高形式上的知識生產。

【參考文獻】

①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②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③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④納克斯：《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1953年。

⑤謬爾達爾：《亞洲的戲劇：貧困問題研究》，1968年。

經濟增長的動力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三亞;投資拉動;旅游消費;經濟增長;政策選擇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7)02-0035-04

一､引言

2001至2005年三亞市經濟年均增長11.96%，比前五年的年均增長率7.64%高出4.32個百分點，經濟進入“快速增長”的軌道。經濟增長主要來源于投資效應及旅游消費的增長(見圖1)。

圖1 1996年至2005年三亞市GDP､固定資產投資､旅游收入增長比較

從圖1中看出，2001年以來，三亞市固定資產投資和旅游消費成為拉動GDP增長的主要因素，2001至2005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和旅游收入年均增長29.30%和21.48%，分別比前五年的增長率高出34個百分點和6.57百分點，對GDP的貢獻率都很高。三亞市近幾年獲得如此高的資本積累和消費收入靠的是什么?這與政府的推動作用有很大關系。為了樹立三亞市“健康､時尚､美麗”的城市品牌，政府不斷開展各種營銷､推介活動，從國際婚禮節､南海海上觀音開光典禮到三屆世界小姐總決賽乃至目前舉辦的城市名片征集活動等，都極力把三亞推向全國､推向世界。

政府的成功推動與經濟增長有必然聯系，但基礎是城市的開發價值。三亞市優越的自然資源給政府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兩者相得益彰，取得了很好的市場效應。

二､投資拉動與經濟增長

(一)投資的乘數作用及相關效應

有人說：三亞是投資拉動型經濟。這話有一定道理，一是符合三亞市目前的經濟增長狀況。三亞市人均經濟總量小､城市化率低，屬初級發展階段。城市的初期發展需要大量的資本積累，投資滿足了積累要求，且初期投資的都是城市的重點項目，拉動性強，屬于投資收益遞增期。2005年三亞市的投資對GDP的貢獻率為58.6%，拉動經濟增長7.68個百分點(占總增長的58.6%)。二是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原理。Y=C+I+G+NX是個恒等式，Y指社會總產出(GDP)，C指消費，I指投資，G指政府購買，NX指出口凈值。在C､I､G､NX中，哪項增加都使Y增大。因此，在三亞市建設發展相當長的階段里，企業､個人投資或政府購買，對三亞市的經濟增長都起到顯著的拉動作用。[1]三亞市的投資90%以上是地方項目投資，地方項目投資對社會產出的貢獻有兩個方面：一是投資過程的拉動作用，即通過投資乘數作用加大社會總需求;二是生產新的資本品，增加城市資本存量，為將來生產更多的物品和勞務做準備。

1.投資的乘數效應是指一元錢的投資會引起大于一元錢的總需求。這一經濟學邏輯，不但存在大的經濟體中，小的經濟體同樣存在;不但存在項目投資中，旅游消費同樣存在。以三亞市2005年的地方項目投資為例：假設三亞的MPC(邊際消費傾向――家庭額外收入中用于消費支出的比例)為1/2，則三亞市的投資乘數為2，即：[1/(1-MPC)]。那么，三亞市2005年的地方項目投資為498591萬元，它帶來的社會總需求是投資額的2倍，為997182萬元。

即：498591×1/(1-1/2)=997182(萬元)

從圖2中能更直觀地看到，項目投資如何轉化為消費､政府購買和儲蓄，從而促進地方經濟的增長。

圖2三亞市地方項目投資的支出構成

2.從投資結構看投資的拉動效應。三亞市歷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是基本建設投資占大頭，1996-2005年平均占投資總額的69.4%，基本建設投資周期長，對GDP拉動效應有限。而從三大產業的投資狀況來看，三亞市歷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多偏向第三產業，1996-2005年平均占投資總額的66.4%(見表1)。總之，三亞資本積累，相當大一部分用在旅游產業建設及相關的固定資產投資，為三亞不斷擴大旅游消費､增加就業､培育稅源，夯實了基礎。

表1 三亞市1996-2005年固定資產投資中投向基本建設和三產的占比

(二)投資的可持續性分析

一個城市投資的可持續性取決于城市的開發價值。這是由資本的特性決定的。城市的開發價值體現在城市的使用功能與市場需求中。如果某城市的使用功能在市場中有旺盛的需求，該城市就會引來源源不斷的投資。三亞市作為中國唯一的熱帶濱海旅游城市和人居環境較佳的地方，其使用功能已初步被市場所接受。但市場因素復雜，存在著競爭和消費偏好等問題，這就要求準確地把握市場。雖然三亞市在經濟起飛階段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動和引導作用，但是近年來的統計數據顯示，民間資本投資的氣氛愈來愈強列。從圖3中可以看出，2001年以來在三亞的固定資產投資中，企業自籌資金占比不斷增大，2001-2005年均達65%以上，說明三亞的城市開發價值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企業。一般是企業自籌資金比國家預算內資金､國內貸款和利用外資更具自發性､持續性和穩定性。

圖3三亞市1996-2005年固定資產投資中幾項資金來源對比

三､旅游消費與經濟增長

(一)旅游消費及相關效應

在恒等式Y=C+I+G+NX中，消費C是第一大項，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一般是投資拉動的四至五倍。在成熟的經濟體中，消費占比較大，如美國2001年的GDP構成是：100=69+16+18+(-3)，消費占GDP的2/3左右。而平時所說的擴大內需也就是刺激國內消費。在三亞市這個特殊的經濟體中，消費特別是旅游消費對經濟的產出更具拉動作用，它直接給三亞市創造收入和就業機會。

三亞市的旅游消費有以下特點：

1.度假型消費。三亞市濱海的度假酒店，足可讓旅游者敞開腰包。特別是冬季，成倍的住房開支，給三亞市的旅游企業帶來大筆收入。這類消費較多來自高端客源，包括境外客源，消費的特點帶有單一性，但人均消費水平較高。

2.觀光型消費。指主要來自中低端的國內客源消費，它給三亞的各景點帶來大筆收入，同時也滿足了普通賓館的需求。這一消費特點是一次性強，人均消費水平低，但量大。

3.飲食型消費。主要指旅游消費結構而言，它包括在每個旅游者的消費支出中。除三亞市海邊的特色飲食對中低端客源更具吸引力外，高級賓館的飲食也有來自高端客源的大筆支出，他們直接刺激了三亞市農副產品生產。

假設一位高端客人在亞龍灣的五星級酒店消費了一天，在他上千塊錢的消費中，70%支付了房費，15%支付了飲食，15%其他支出(包括交通､娛樂等)。而在70%的房費中，20%支付了勞務，15%購買了水電及食品等，15%支付了稅費，50%歸業主(包括折舊及投資成本的待攤等)。一般中低端客人在三亞市的旅游消費如圖4，其支出涉及面更廣，受益面更大。

圖4 三亞市一般旅客的單位開支構成

從圖4中看出，所有的旅游服務鏈都得到一定比例的收入，而且它拉動的產出90%以上在本地，直接促使當地的經濟增長，并較之投資更能使群眾在經濟增長中得到實惠。

(二)旅游消費增長的可持續性分析

旅游消費增長取決于旅游環境建設､旅游產品開發和旅游市場拓展等因素。旅游環境建設主要指旅游資源的合理規劃和利用以及旅游配套設施的建設。三亞市有非常好的旅游資源，經過十多年的開發建設，軟硬件設施都達到一定的規模和標準，接待能力和水平也不斷提高，為旅游經濟的增長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隨著三亞市基礎設施和旅游消費項目的繼續開發建設，將為旅游消費的持續增長創造良好條件，也進一步夯實經濟潛在增長的基礎。旅游產品開發主要指旅游的項目和內容而言。目前三亞市除亞龍灣休閑度假､天涯海角和南山寺三個大的景點外，吸引旅客的項目還不多，海上游樂的內容也不豐富。旅游項目的欠缺和內容的缺乏，將成為旅游消費增長的瓶頸。因此，必須加大旅游項目的建設，豐富旅游內容，才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旅游市場的拓展指市場的開發程度。這方面近年來三亞市政府和企業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顯著效果。特別是近年來政府提出的旅游轉型增效策略，初步開辟了高端客源市場。但三亞市旅游業的發展潛力還很大，可開發的旅游市場也很大，除國內不斷壯大的旅游市場外，國外的旅游市場也有待大力開發。目前三亞市作為新興的濱海旅游目的地，不僅與地中海度假區､加勒比海度假區有差距，而且與南亞旅游度假區也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一流的自然環境，還必須有完善的城市設施､豐富多樣的旅游項目和高質量的服務水準。這就需要政府､企業和廣大市民的不斷努力。

四､三亞市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政策選擇

(一)政府的推動作用

三亞市政府的推動作用在于創造環境，打造品牌，主要體現在城市的認知度方面。旅游城市的認知度就猶如產品廣告，有過硬的質量還必須廣而告之､開辟市場。新興的旅游城市是需要營銷和推介的，在這點上政府責無旁貸。三亞市近年來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了這點。市政府成功舉辦幾次大的推介活動，向國內外宣傳了三亞，使三亞的城市熱度升溫，帶來了大量投資和旅游消費收入，充分體現“政府創造環境，企業創造財富”的市場分工。為進一步完善政府在培育環境方面的作用，政府有關部門還需要不斷的有創意､有創新。同時，推介活動一定要事先做好規劃和評估，講究成本效益和投入產出，確保每個推介活動都取得顯著的效果。

(二)調整產業結構，夯實經濟基礎

當前制約三亞市發展的最大問題是產業基礎薄弱､結構不合理､對外依賴性強。三亞市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基礎非常薄弱，在第一產業中主要靠農業和漁業，但都是個體作業，不成規模;工業主要是食品加工等傳統小工業。2005年三大產業的比例為28：26：46，而一般現代旅游城市的第一產業占比要求在20%以下，第三產業在60%以上。此外，三亞市近年發展突出的旅游業和房地產業，都具有較強的對外依賴性，如遇某種因素突發事件(如非典)影響，投資和客源就會嚴重不足，使經濟遭受重創。從圖1可以看出，1996-2005年三亞市旅游收入平均增長18.19%，而2003年由于非典事件只增長3.1%。2005年三亞市財政收入構成中，來自旅游服務業和房地產業的稅收分別占地方財政收入30.6%和30%，如果這兩個產業受影響，地方財政收入將大幅減少。因此，結合三亞市資源和環境優勢，發展多種優勢產業非常重要。政府必須在重點發展旅游及相關產業的同時，在政策上努力支持適合當地資源和環境要求的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創意產業，通過政策引導和扶持，培育城市的內生性經濟增長動力，厚實產業基礎，提高抗風險能力。

(三)堅持硬件和軟件､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在一個具有山､河､海，方圓1900多平方公里，50多萬人口，且有較高財政收入的旅游城市搞建設，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既重要又不是十分艱難的事。現代旅游城市需要經濟社會的軟､硬件都得配套，這也是旅游產業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三亞市發展初期由于財力有限，不可能對經濟社會的軟､硬件進行全面建設，現在應該說具備了條件。2005年三亞市財政總收入突破了10億元，人均近2千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有了錢是好事，但要用好錢卻不容易。為了使三亞成為世界級的旅游度假區､中國人民的后花園､海南南部中心城市，必須把錢用在許多“看不到政績”的地方，即社會最基礎的衛生､污水､治安､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建設上。要制定有力政策措施，把最基礎的軟硬件項目，逐個規劃､評估和預算，組織得力的人手，逐個完成。當然，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要有明確的政策措施，才能引導資金到位､人手到位，高標準地筑起一座現代濱海旅游城市的軟､硬構架。

參考文獻：

經濟增長的動力范文第5篇

（1.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北京 100020；2.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經濟質量和經濟效益都有了顯著提高，人均收入、財政收入也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都大幅提升。然而因為我國獨特的制度和環境，經濟增長模式也與西方國家的發展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如何解釋這種變化，即何種因素推動我國經濟實現了快速發展，是許多學者所關心的問題。本文針對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幾種代表性觀點進行了梳理，并做了簡要評析。

關鍵詞 ：經濟增長；動力；制度；生產要素

中圖分類號：F123.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5）01-0241-02

一、引言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了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經濟總量位居全球第二，進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一，財政收入邁過10萬億大關，經濟年均增長率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提高，綜合國力和影響力都大幅提升。因中國獨特的歷史和獨特的制度，中國經濟模式自然不是完全按照成熟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來運行，而現有經濟增長理論都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自然探討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就顯得非常必要，這也隱含著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與現在發達國家的增長模式是否不同的爭論。

二、關于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幾種代表性觀點

從一國經濟增長來看，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勞動力投入、物質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而制度決定論卻認為，制度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制度學派認為，只有實施有效制度，實行產權保護，刺激民間投資和技術進步，經濟才可能持續發展。諾斯甚至認為即使沒有技術進步，通過制度創新也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而中國近三十年的發展，正是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時期，所以中國經濟增長自然與制度創新有著重要的關系。

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是通過漸進式改革，而非激進改革之路。對于漸進改革的實質，樊綱[1]概括為“雙軌過渡”和“增量改革”。樊綱認為改革不是簡單的政府決策，而是一個社會內生的、整個社會共同選擇的過程，中國之所以選擇漸進式改革，是由于改革舊體制阻力較大，即無法進行存量改革時，只好先通過增量改革來發展新體制，隨著增量改革的積累，逐步改革整個經濟的體制結構，為“存量”的最終改革創造條件。先是農村改革，而后城市進行改革，價格改革由“雙軌制”逐漸過渡到統一。正是這種改革方式，保持了經濟避免出現劇烈的波動、社會陷入動蕩，經濟得以持續迅速發展。

與上述類觀點類似，錢穎一[2]等也強調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在市場經濟轉型中有著重要作用。不同的是，他們強調了中國已存獨特的M型體制結構對中國完成市場經濟轉型的重要作用。中國在M型組織中，層級的基層政府（農村地區的鄉、村政府、城鎮的區、街道政府）與其上級政府之間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權利，但它們卻有很大的自主權得以在國有部門以外建立市場取向的企業使地方政府得到發展。而且，地區之間爭先致富的競爭也迫使地方政府容忍甚至鼓勵私有企業的發展。極為有限的討價還價能力與極大的自主權結合在一起，削弱了行政控制，強化了M型層級制內的市場活動，導致非國有部門得到迅速發展，市場力量逐漸增強，經濟實力自然得到提升。

與上述觀點不同的是，楊瑞龍[3]則著重強調了漸進式改革中體制內力量的主動改革，而其中扮演主角的就是地方政府。該理論認為中國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中國的制度變遷方式將依次經過供給主導型，中間擴散性和需求誘致型三個階段。改革初期，中國的市場取向改革是在權利中心（中央權利部門）組織和領導下，通過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規的強制下自上而下推進的，這就是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方式。而這種制度變遷方式的成功取決于社會的各既得利益集團的結構力量對比，特別是“諾斯悖論”的出現，導致市場取向的改革難以進行。而地方政府可以成為溝通權利中心的制度供給意愿與微觀主體的制度創新需求的終結，從而化解“諾斯悖論”，這即是中間擴散型制度變遷方式。地方政府是中間階段中的“第一集團”，而在地方政府的引導和支持下，市場微觀主體的力量不斷壯大，當建立在排他性產權基礎上的微觀主體取代地方政府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時，我國就真正完成了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軌。如果說改革初非國有經濟力量的壯大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的話，那毫無疑問中后期政府成為了推動經濟發展的“第一集團”，特別是財稅分權后，直至今日，我國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地方政府的競爭所推動。

上述理論都關注中國改革中各方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部門和企業）之間博弈過程，主要分析了國內的制度創新是如何導致經濟發展。但不可否認，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正處于經濟全球化時期，中國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充分了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正效應，充分利用本國的資源稟賦、有效配置國內資源，參與世界產品競爭和貿易。

林毅夫等[4]提出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正是分析了中國是如何在全球化過程中，利用本國的資源稟賦同時利用海外資金和技術謀求本國發展，也即通過利用“后發優勢”增強本國的經濟實力和全球市場競爭力。他們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是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中國的比較優勢得以發揮，而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勞動力豐富、價格低廉，因此可以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而這個過程因海外先進技術的進入，企業又可以利用后發優勢，通過模仿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增強本國產品競爭力。即中國的發展是選擇了一條代價小、風險小又能及時帶來收益的漸進式發展道路。而這條道路也是東亞四小龍得以崛起的原因。

對于中國經濟奇跡的制度經濟學解釋，無一都表明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奠定在制度創新基礎上的。正是制度的變遷帶來了土地、勞動力、資本等各因素的有效配置，各要素的效率才能得以充分發揮。

制度經濟學強調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但制度涉及一系列的安排，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制度安排必然有很大的不同，這必然導致發展特殊論，使理論失去共通性。另外從實證角度來看，也難以把制度內生化來衡量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源泉的作用。而現有成熟的衡量經濟增長源泉的就是新古典增長理論，于是也有很多學者從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出發，實證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的源泉多樣，包括內生增長理論所描述的人力資本積累、技術創新和模仿、勞動分工的擴大、政府支付的外溢效應等等，但都不外乎強調經濟增長包括資本積累、勞動的質和量的提高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增長。1994年，克魯格曼[5]通過計算東亞四小龍的全要素生產率得出了這些國家都是投資驅動型經濟，而并沒有任何的奇跡。這種觀點和方法后來在中國流行，很多人試圖通過計算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判斷經濟增長的實質。

舒元[6]通過生產函數估算中國1952-1990年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增產率，認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為0.02%，對產出的貢獻率為0.3%；王小魯[7]同樣利用生產函數法估算我國1953-1999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認為1953-1978年間的全要素生產增長率為-0.17%，1979-1999年間的全要素增長率為1.46%，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14.9%；郭慶旺等[8]分別利用了索洛參差法、隱形變量法和潛在產出法估算中國1979-2004年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得到的結果分別是-0.54%、0.954%和0.891%，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9.46%，同時要素投入增長對經濟的貢獻率則高達90.54%。以上實證結果都表明中國全要素生產增長率較低，即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要素投入增長，是一種投入型增長方式。

試圖通過全要素生產率來尋找中國經濟的源泉也遭致諸多批判。一種觀點認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度量中不但包括了所有沒有識別的帶來增長的因素，而且也還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全部誤差，因此用于衡量經濟增長有很大局限性。[9]另一觀點則認為常見的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法沒有考慮到新興經濟國家和地區（比如中國）應有所區別，因為沒有認識到這些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投資方向有所不同，而這兩者的技術進步機理不同。如果考慮到這些因素，中國的經濟增長效率事實是在提高的。[10]

以上各種關于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觀點都從一個方面來論述，要么突出制度創新的作用，要么就是從經濟增長的直接源泉—生產要素角度來分析。當然也有一些研究關注制度、生產要素、技術進步等綜合作用，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多種因素共同的結果。有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特點是同時受經濟轉軌、新古典式增長和二元經濟結構三方面影響。[11]有的則把制度因素增長模型，同時實證檢驗生產要素和制度等對經濟的影響，認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產權制度都有效力，而現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則來自于產權制度。[12]這些方法都試圖以一種多因素的視角來剖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但理論自洽性和研究方法上尚未統一，仍存在諸多缺陷。

三、結束語

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了30多年，這是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但是對于這種增長的動力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尚未形成統一觀點。有的人會同意中國是通過一條特殊的道路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而有的則認為中國的增長就是生產要素大量投入而發生的，并無任何特別，并且現在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有助于預測經濟是否能夠持續快速發展，但上述諸多理論仍然表明由于分析方法、關注視角的不一，尚難有統一的理論框架來解釋這種奇跡。或者正是因為中國國情的復雜性，經濟增長也是在各方面力量博弈的動態進行，所以根本難以從一個角度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

參考文獻：

[1] 樊綱.漸進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2] 錢穎一，許成剛.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什么與眾不同[J].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比較，1993，（10）.

[3] 楊瑞龍.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論[J].經濟研究，1998，（01）.

[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Krugman Paul：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Vol.73 No.6 （1994），pp.62-78.

[6] 舒元.中國經濟增長分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7] 王小魯.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與制度變革[J].經濟研究，2000，（07）.

[8] 郭慶旺，賈俊雪.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1979-2004[J].經濟研究，2005，（06）.

[9] 鄭玉歆.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及經濟增長方式的“階段性”規律[J].經濟研究，1999，（05）.

[10] 易綱，樊綱.李巖.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思考[J].經濟研究，2003，（08）.

[11] 呂冰洋，于永達.要素積累、效率提高還是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的東西分析[J].經濟科學，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