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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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范文第1篇

鑒于此，筆者從二者協同發展的角度出發，創新性地運用耦合理論中關于容量耦合的理論，以2009—2013年數據為樣本，構建川西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模型，定量分析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關系，以期為政府相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

1研究方法

在物理學中，耦合是指2個或2個以上的電路元件或電網絡的輸入與輸出之間存在緊密配合與相互影響，并通過相互作用從一側向另一側傳輸能量的現象[2]。從協同性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及其協調程度決定了系統在達到臨界區域時的走向，即決定了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趨勢。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機理的關鍵在于系統內部序參量之間的協同作用，它左右著系統相變的特征與規律，耦合度正是反映這種協同作用的度量。因此，本研究構建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耦合模型，分析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2個子系統通過各自的耦合元素產生相互影響的程度，最后通過協調度函數計算2個子系統的協調發展情況。

1.1耦合度模型借鑒物理學中容量耦合（Capacitivecoupling）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數模型，得到n維系統相互作用耦合度原始模型。定義C2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度，由公式（2）可知，C2介于0和1之間。當C2趨向于0時，則認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系統處于耦合失諧狀態，即經濟的快速發展并未能有效地促進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當C2趨向于1時，則認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水平的耦合系統處于高效耦合狀態，即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業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二者高度耦合。

1.2權重確定計算權重通常采用的方法有專家咨詢法、層次分析法，但這2種方法的主觀性較強，往往會使評價的結果發生偏差。本研究采用熵權法計算各指標的權重。熵權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據指標變異性的大小來確定客觀權重。信息熵是指事物屬性及標識的集合或反映事物信息量的集合。一般來說，若某個指標的信息熵Ej越小，表明指標值的變異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綜合評價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越大，其權重也就越大。相反，某個指標的信息熵Ej越大，表明指標值的變異程度越小，提供的信息量也越少，在綜合評價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小，其權重也就越小。

1.3協調度函數根據前述模型可計算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程度，它對于判斷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耦合作用的強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但耦合度并不能反映2個子系統之間的整體協同發展情況。因此，需要引入耦合協調度函數，通過計算2個子系統之間的協調程度，真實反映2個子系統間的協同發展情況。耦合協調度函數計算公式如下。式中，D為耦合協調度；T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綜合調和指數，反映了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整體協同效應；a，b為待定系數，考慮到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對整個社會發展而言同等重要，因此，a，b同取0.5。參照相關研究成果，根據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度D以及2個子系統之間的關系，將耦合系統按照協調度的高低劃分為4個一級分類層次和12個二級分類層次（表1）。

2指標體系的構建

根據川西地區的實際情況以及歷年的相關統計資料，遵循科學性、實用性、多層次、連續性、獨立性、系統性等原則，兼顧方便在GIS中存取表達和計算，本研究從區域經濟增長、區域經濟結構、區域經濟效益、區域可持續發展4個方面共計11個指標衡量經濟發展水平（U1），從農業投入水平、農業產出水平、農村社會水平、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4個方面共計11個指標衡量農業現代化水平（U2）。具體指標體系列于表2。

3結果與分析

根據信息熵理論，求得指標體系的權重（表3）。再根據耦合度函數、協調度函數求得2個系統耦合度（C）、綜合調和指數（T）、耦合匹配度（D）（表4）。將2009—2013年川西4個市（州）的耦合協調度導入ArcGIS，分析5a來川西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現代化水平耦合協調度的時空變化特征（圖1）。從表4和圖1可以看出，川西地區的阿壩州、甘孜州、涼山州、雅安市2009—2013年中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現代化水平的耦合協調度跨越了幾個類別，可以從地區及時間跨度2個方面進行分析。從地區上來看，雅安市、涼山州的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同發展的程度要明顯好于甘孜州與阿壩州。2012年以后，雅安市與涼山州的耦合協同發展的水平達到了優質協調發展的程度。從具體協調類型上可以看出，涼山州除2012年外，其他年份的數據表明，經濟發展要快于農業現代化建設，而雅安市正好相反，5a間農業現代化建設都要略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說明雅安市對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視程度要高于涼山州、甘孜州和阿壩州。甘孜州與阿壩州截止到2013年，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仍然處于瀕臨失調的狀態，從具體協調類型上來看，都是經濟發展嚴重超前，而農業現代化發展相對滯后。從時間跨度上來看，2009—2013年5a間，耦合協調度上升最快的是雅安市，涼山州略有上升，甘孜州與阿壩州則基本維持在同一水平。雅安市在2009年處于失調發展階段，經過5a的發展2013年已達到優質協調發展階段；涼山州雖然上升幅度較緩，但除2009年處于勉強調和階段外，其他年份都處于優質協調發展階段；甘孜州與阿壩州5a來基本維持在同一階段，耦合協調程度并未有明顯的改善。

4結論

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范文第2篇

摘要：目前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即SNA-1993）在反映一國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問題上存在不足，本文將以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在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因素分析為出發點，系統思考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演進及運行過程，以求能夠更加科學、全面地反映某一特定的經濟體在一定時期內的經濟發展成果，從而有利于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對比，找出能夠真實反映不同經濟體在其所處的經濟水平下其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方法。

關鍵詞：國民經濟核算；居民生活水平；趕超成本

中圖分類號：F11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1-000-02

一、現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發展過程與規律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開展國民經濟核算所遵循的方法制度及其成果所構成的統計信息系統，它為國民經濟核算設計了一套完整的指標體系和科學的核算模式，制定了統一的分類標準，綜合利用統計、會計和其他核算方法，為國民經濟核算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框架。現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起源于SNA，該賬戶體系是在系統總結和繼承之前國民收入估算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其最新版本是1993年由聯合國公布的。此后，隨著經濟形勢和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還在不斷向前深化，現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按照其核心指標GDP所考慮的經濟活動范圍的不同可以劃分為：傳統GDP、綠色GDP和可持續發展GDP三個階段。

1.傳統GDP與綠色GDP概述

傳統GDP核算的主要理論成果可以被劃分為兩大體系，即：SNA和MPS，SNA是目前國際普遍采用的經濟核算體系；MPS（Material Product Balance System）是由前蘇聯提出并推廣的，簡稱物質平衡表體系。兩大體系的主要區別在于：第一，兩大體系產生的現實經濟基礎不同；第二，兩大體系的核算范圍不同；第三，兩大體系的核算方法不同。綠色GDP，即EDP（Environmentally Domestic Product），是指在對環境資源進行核算的基礎上，從GDP值中扣除環境資源成本和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服務費用所得到的計算結果。目前國際上幾個重要的核算體系主要包括《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體系》（SEEA）、《歐洲環境的經濟信息收集體系》（SERIEE）、《包括環境賬戶的國民核算矩陣體系》（NAMEA）等。

2.可持續發展GDP概述

可持續發展GDP又稱廣義綠色GDP，其核算范圍要遠遠大于綠色GDP的核算范圍，可持續發展核算除了要包含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考慮的資源環境成本之外，還要包括社會成本，從而綜合反映以經濟發展為支撐的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目前該領域內最具代表性的指標體系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于1990 年開發的人文發展指標（HDI），經濟學家Daly和Cobb提出并不斷進行完善的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以及聯合國提出的真實發展指數（GPI）等。

現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發展規律主要表現為“做減法”，即從傳統GDP到綠色GDP是從GDP中減掉資源環境成本；從綠色GDP到可持續發展GDP是從EDP中再減去各種性質的社會成本。其原因在于不同核算階段所關注的核算對象的范圍不同，傳統GDP關注經濟系統的生產能力，綠色GDP關注經濟系統和自然環境，而可持續發展GDP在此基礎之上還要關注整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各種相互關系。

二、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因素分析

可持續發展GDP核算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對整個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或意義深遠的問題上，目前該領域主要關注的問題包括：人口增長、國民素質、貧困、腐敗、收入分配、安全事故、犯罪等社會性費用以及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等。長期以來，各種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都很難解決一個重要問題，即：國民經濟核算很難準確反映一國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

1.收入因素與成本因素

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因素一般包括兩大類，即：收入因素和成本因素，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一般只考慮收入因素對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影響，而忽略了同樣重要的成本因素。所謂成本因素，主要是指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特定支出類因素。為了便于說明，我們假設有兩個家庭A和B，每個家庭都有三位成員，即爸爸、媽媽和孩子，兩個家庭的生活環境大體相同，其中A家庭年收入為30萬元，B家庭年收入為15萬元（視為長久性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從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來看，A家庭的生活水平要高于B家庭，高出的幅度大約為50%。但是以下幾種情況卻給出了我們懷疑的理由：

情況一：假如兩個家庭的孩子都在讀大學并且自費，A家庭的孩子在國外而B家庭的孩子在國內，由于留學費用要遠比國內學費高得多，所以A家庭的生活水平可能在短期內會下降很多。

情況二：假如兩個家庭持有不同的風險觀念，A家庭是典型的風險規避型，因此買了大量的各種類型的保險；而B家庭則是風險偏好型的，對待風險的方法是風險留存，因此相對于A家庭來說B家庭節省出了大量的保費用于當期消費。

情況三：A家庭的運氣很差，他們在一次外出時不幸出了意外事故，需要支付大量的醫藥費；而B家庭則平安無事。

情況四：A家庭雖然收入較高但是嗜賭成性；B家庭則安分守己，保持著良好的生活習慣。當然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但以上幾種情況足以說明成本因素對于生活水平的影響至關重要。本文認為，現實生活中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因素除了收入外還應該考慮成本因素，成本因素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即：趕超類成本、防御性開支、偶然性支出和不良生活習慣支出。

上面例子中所描述的“情況一”就屬于趕超類成本，它是指一國居民為了能夠在未來達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當期及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持續支付的成本，例如受教育或接受在職培訓等。事實上，這一類成本因素所涵蓋的范圍十分廣泛，是成本類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項因素，本文在下面將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究。“情況二”屬于防御性開支，是指為了規避未來因不確定性因素所造成的損失而在當期必須支付的成本，例如購買保險等。“情況三”屬于偶然性因素，主要包括社會災害和自然災害兩類，例如地震、水災、勞動事故、犯罪等。“情況四”屬于不良生活習慣的影響，除了賭博外，該類成本還包括吸毒、浪費等。

2.趕超類成本的進一步研究

趕超類成本指一國居民為了能夠在未來達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當期及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持續支付的成本，趕超類成本廣泛存在于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著重要影響，根據其性質不同主要分為三類，即：實物類、虛擬類和心理類。

（1）實物類趕超成本。該類成本的支出形式為具體的實物，例如某人為了在將來過上更富裕的生活而進行創業，為此需要購置的機器設備廠房等都屬于實物類的趕超成本。

（2）虛擬類趕超成本。在形式上不體現為實物，例如一位到城市打工的民工，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參加業余電腦技能培訓，這一行為影響到的他當期生活水平，但卻提升了他的勞動能力和個人素質。

（3）心理類趕超。該類成本是由于心理因素所造成的趕超類支出，主要指既未產生實物資產又沒有提升該勞動者的勞動能力，而是由于心理壓力等原因所造成各類“支付”。

目前的可持續發展核算指標體系在反映生活水平問題時一般都未考慮趕超類成本，如HDI只考慮收入因素、ISEW只考慮了防御性支出、GPI只考慮偶然性因素等。原因主要在于趕超類成本具有廣泛性，核算難度較大，從成本和收益的角度來說，使用賬戶式的核算方法對其進行大規模的核算并不經濟，因此需要找出一套既可以合理估算趕超成本又能夠有效控制核算成本的有效方法，本文下面將要論述的趕超成本模型正式基于這一問題提出的。

三、趕超成本模型的理論研究

1.模型的基本假設

以兩國模型為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造成兩國居民的生活水平存在差距，認識到這種差距后，落后的一國便會產生趕超先進國家的客觀意愿和要求，進而將其付諸行動，但是趕超的過程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這部分成本來自于落后國家的各期GDP，因為這部分產出以投資、科學研究、教育培訓等形式被消耗掉而無法用于居民的現期消費，所以國民經濟核算在考慮居民生活水平時，應將這部分成本從GDP中扣除。

模型的基本假設如下：

（1）兩國國民生活水平或者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主要取決于兩國的科技或生產力發展水平。

（2）落后一國的國民有加快發展本國經濟以達到先進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內在動力。

2.模型的構建

（1）前提假設

為了簡化最初的模型設計，有必要在基本假設下進一步提出以下四條前提假設：

①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是風險中性的，從而折現率r使用無風險利率。

②加班時間占總工作時間的比重較小，可以忽略。

③趕超成本連續投入，逐年遞增，并保持與GDP的預期增長率相一致。

④各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可以準確的評估，即關于各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信息完全，從而趕超年限可以準確估計。

（2）估算方法

本模型的估算方法采用現金流折現法，即：以各年的趕超成本作為當年的現金流量，以當期時點為折現點，將各年預期的趕超成本折現。借用現代金融理論中“有效市場”的概念，本文認為這一折現值應該等于以目標國家勞動生產率（集中反映一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為評價指標的趕超國家與目標國家當期的經濟增長差距值，也就是說，趕超國家為了能夠達到目標國家的勞動生產效率，在各期支付的趕超成本應該等于以期望將來達到的勞動生產效率在當期進行生產所能達到的潛在的生產價值減去當期實際的生產價值的差值。其中，所謂的趕超國家即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一國，所謂的目標國家即經濟發展水平相對發達的一國。

（3）四個基本變量

①趕超成本（overtaking cost）：一國試圖從科學技術、生產條件、基礎設施、社會福利、社會制度、精神文化等各個方面達到或接近更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的過程中所必須支付的成本。

②趕超年限：趕超國家用于追趕目標國家所預期需要的期限。

③折現率：即無風險利率。這里之所以使用無風險的折現率在于前提假設1中設定各國為風險中性的國家。

④發展增加值（development value）：是指以先進國家的生產效率核算出的本國潛在國民收入減去本國目前生產效率水平下的國民收入的差值。此處的發展增加值與前文中所提到的各年預期趕超成本折現值是同一概念。

參考文獻：

[1]朱啟貴.綠色國民核算方法簡評.統計研究，2001（10）.

[2]楊燦.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的回顧與思考.統計研究，2001（11）.

[3]向書堅，黃志新.SEEA和NAMEA的比較分析.統計研究，2005（10）.

[4]李輝.GDP核算方式的演變.科技與經濟，2006（23）.

[5]王金南.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資源與環境，2006（6）.

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范文第3篇

關鍵詞：山東省；主成份分析；聚類分析；經濟協調發展

一、引言

一直以來，區域經濟發展問題一直都是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學等學科關注和研究的對象，區域經濟發展中出現差距，是各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普遍現象。適當的區域經濟差異有利于資源要素流動、產業空間轉移，形成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但過大的差異會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隱患，根據區域經濟差距優化調控區域協調發展是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

二、研究區域及研究方法

1.研究區域概況

山東省是我國東部沿海比較發達的省份之一，自然條件優越，資源豐富，吸引著國內外人力、資金的涌入，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經濟主要指標居全國前列，成為中國東部沿海經濟大省：2014年，全省GDP為59426億元，占全國的9.33%，位居第三位；人均GDP 60879元，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3倍；城鎮化率為55%，高于全國的54.8%。盡管大部分經濟指標均優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山東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仍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影響山東省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調整地區間經濟發展失衡現狀，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將為山東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契機，為山東省在十三五期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積蓄力量。

2.研究方法

主成份分析是將原來的多個指標重新組合成新的相互不相關的綜合指標，但同時又能保留原變量大部分信息的降維多元統計分析方法，這種方法可以有效地處理指標間的相關性。通過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得出相關系數矩陣，對其特征方程求得特征根，將指標的累計貢獻率大于85%的前m個定為主成份。根據主成份的總得分將17地市進行大小排序，即可排列出每個地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而找到影響不同地市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主要因素。

3.指標選擇及數據來源

經濟發展是一個綜合概念，任何一個單一指標都無法全面反映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本文從經濟基礎、港口外貿、經濟強度、工農生產等角度，選取多個能代表經濟發展的綜合指標和各個產業具有代表性的指標進行具體分析，以期能夠客觀全面地反映各地區的發展差異（見表1）。

數據來源：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山東省統計年鑒，原始數據略。

三、山東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聚類分析

利用SPSS22.0統計分析軟件對山東省經濟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進行計算，得出特征值、主成份貢獻率及累計貢獻率（見表2）。由表中數據看出，前4個特征值的累計貢獻率達到了87.602%，表明前4個主成份可以很好地解釋影響山東省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根據旋轉后主成份載荷矩陣可以看出：（1）第一主成份F1在X10、X12、X13、X14、X15上載荷較大，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金融集聚程度和科技發展潛力，因此可以定義它為“創新潛力因子”。（2）第二主成份F2在X5、X6、X11、X16上載荷較大，這些指標反映的是一個地區的對外開放程度，因此可以命名為“開放因子”。（3）第三主成份F3在X1、X3、X4、X7、X8上載荷較大，其中X1、X7、X8反映了第一產業的情況，X3、X4反映了地區生產和城市發展情況，因此可以定義為“經濟基礎因子”。（4）第一主成份F4在X2、X9上載荷較大，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工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程度，因此可以定義它為“工業因子”。

根據計算各地市經濟水平在4個主成份上的綜合得分，可以將山東省劃分為經濟發達地區（得分值≥0）、次發達地區（-1≤得分值

利用SPSS22.0統計分析軟件對17地市進行聚類分析，從所得聚類圖譜上可以看出，山東的經濟發展水平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青島、煙臺、威海；第二類是濟南、淄博、東營；第三類是泰安、臨沂、棗莊、萊蕪、日照；第四類是聊城、菏澤、德州、濱州、濰坊、濟寧。這說明山東的經濟發展既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著較大的地區差異。從全省的角度進行分析，山東屬于雙核結構，以青島為龍頭的沿海經濟帶和以濟南為中心的工業城市群，這一聚類分析結果與前文主成份分析所得出結果基本吻合。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17個地市的經濟發展影響因素進行主成份分析可以發現，山東經濟較為發達、產業結構層次較高的區域位于東中部，而經濟比較落后、產業結構層次較低的區域位于西部。東部地區以青島、煙臺為核心，輻射威海、濰坊、日照等地區，這一區域技術創新能力強、沿海區位優勢明顯，開放程度較高，吸引大量外資，利用港口、交通的便利程度發展經濟，適宜發展先進制造業，著重開發新領域；中部地區以省會濟南為中心，帶動周邊淄博、東營、泰安、萊蕪、濱州等地市的發展，借助濟南這一山東科研技術中心的優勢加之資源儲備較豐厚，適宜發展鋼鐵、化工、機械制造等產業；西部地區第一產業比重偏高，第二產業比重較低，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占比更低，經濟基礎比較薄弱，但是該地區土地、人力資源豐富，地價和勞動力成本低，應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積極發揮后發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快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盡快跟上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發展步伐，減小地區間的不平衡。

參考文獻：

[1]趙明華，鄭元文.近10年來山東省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時空演變及驅動力分析[J].經濟地理，2013，33（1）：79-81.

[2]高洪深.區域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范文第4篇

隨著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的不斷深入，城市緊湊度的綜合測算已經成為當前國內外學界研究的重要內容。在1990年6月，歐盟委員會（CEC）頒發的《城市環境綠皮書》較為系統地提出城市緊湊發展與改善城市環境的關系。國內外學者對“緊湊型城市”的概念進行相關的理論研究 ，主要是集中在某一個省會或單個城市內的緊湊城市理論的介紹及其對城市可持續發展上的實證研究和緊湊度定量測度等專題性研究，而對區域性鐵路樞紐城市緊湊度測算的相關研究較為少見。

二、研究對象、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數據來源

選取在華北鐵路樞紐上的北京、石家莊，華中鐵路樞紐上的武漢、株洲、長沙、鄭州、商丘，華東鐵路樞紐上的上海、南京、徐州，華南鐵路樞紐上的廣州，西北鐵路樞紐上的西安、蘭州與西南鐵路樞紐上的成都、重慶、貴陽這16個主要鐵路干線樞紐城市為研究對象。根據所構建的中國鐵路樞紐城市緊湊度動態評價體系，15個二級指標及其初始數據主要來源《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報》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部分比較數據來源于各年各省市的《統計年鑒》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其中，指標體系中的人口緊湊度是根據GDP密度指數、從業人員密度指數、市區人口密度以及建成區人口密度的原始數據計算而得出；形態緊湊度是依據（P：城市建成區周長，運用矢量化方法計算出利用谷歌地球和ARCGIS9. 0獲得的建成區地圖數據；A：城市建成區面積）計算得出。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復合指標法來構建鐵路樞紐城市緊湊度動態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值法進行綜合測算進行評價與分析。

1、指標體系構建

鐵路樞紐城市的緊湊度指在鐵路樞紐發展的過程中，伴隨鐵路綜合設施建設而形成發展的具有包含經濟發展水平、土地利用狀況、交通、城市人口數量等在內的各類要素在空間上的緊湊程度或是集聚水平。城市形態、人口密度、土地結構等要素是城市緊湊度的主要表現形式，也是鐵路樞紐城市的重要體現。

2、權重確定

熵是對不確定性的一種度量。通過計算指標的熵值，根據指標的離散程度對該系統的整體評估來確定指標權重，指數的離散程度越大，權重越大。利用熵值法對城市綜合緊湊度進行測算。

（1） 建立原始指標數據矩陣。

（2）數據標準化處理。

（3）計算評價體系的熵值。

（4）計算評價指標系數的差異。

（5）確立評價指標的權重。

（6）計算樣本的評價值。

三、結果分析

（一）緊湊度的城市區域分析

將16個主要鐵路樞紐城市按區域劃分可分為華南鐵路樞紐、華北鐵路樞紐、華東鐵路樞紐、華中鐵路樞紐、西南鐵路樞、西北鐵路樞紐。

城市綜合緊湊度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華東、華中、西北；呈先下降后上升趨勢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華北、華南、西南；經濟緊湊度呈上升趨勢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華北、華東、華中、西北、西南；呈先下降后上升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華南；形態緊湊度呈下降趨勢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西北；呈上升趨勢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華北、華東；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華中；呈先下降后上升趨勢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華南、西南；交通緊湊度呈現下降趨勢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華南；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華中、華東、西北；呈先下降后上升趨勢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華北、西南；人口緊湊度呈上升趨勢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華南、西北；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變化的鐵路樞紐有華北、華中、華東、西南。

（二）緊湊度的城市分類分析

跟據計算城市緊湊度平均值及其綜合值的基礎上，可將這16個城市分為緊湊城市、較緊湊城市、不緊湊城市。

1、緊湊型城市：廣州、上海、石家莊。

2、較緊湊型城市：北京、南京、長沙、成都、株洲、鄭州、徐州、商丘、西安。

3、不緊湊型城市：武漢、重慶、貴陽、蘭州。

全國16個鐵路樞紐城市的城市緊湊度整體水平不高，均低于0.8；所研究的16個城市中，18.75%的城市屬于緊湊型城市，25%的城市屬于不緊湊型城市；重慶的城市緊湊度數值最低，上海的城市緊湊度數值最高，二者之間的綜合數值相差0.4分；大城市、特大城市、巨大型城市里除了蘭州、武漢、貴陽和重慶均屬于緊湊城市和較為緊湊型城市；其中唯一的中等城市株洲是屬于較緊湊型城市。

四、結論

緊湊城市反映了城市空間形態和功能布局的一個主要指標，通過國家16個主要鐵路樞紐城市緊湊程度的城市人口、經濟、土地利用、交通等綜合測度和原因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

從城市綜合緊湊度來看，整體而言是呈現不斷上升趨勢變化的。根據其一級指標權重變化，反映城市緊湊度主要受經濟、交通等有形物質的 “密度”影響為主，即主要受城市開發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從城市規模來看，巨大型城市的城市緊湊度則是呈現不斷下降趨勢變化；特大城市的城市緊湊度主要是呈現上升趨勢；大城市與中等城市的城市緊湊度則又主要是呈下降趨勢變化。主要原因是受相關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就全國主要鐵路樞紐城市而言，城市緊湊度整體水平不高。主要受城市開發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范文第5篇

一、基本公共服務三點共識、六項內容

基本公共服務是滿足居民直接的基本需求，建立在一定的社會共識基礎上，全體公民都應該公平、普遍地享有的服務；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市場供應不足等特征；公共服務供給是政府職能的核心與實質，政府必須利用公共資源和財政資金為整個社會提供公平可及的服務。

現階段我國基本公共服務范圍可以概括為三權五有加社會保障六項內容。三權即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全體公民的基本生存權、基本健康權和基本發展權。五有即公共教育、基本醫療衛生、基本養老、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就業服務和其它社會保障六項內容中。由于財政統計上把基本養老、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基本就業服務合并成社會保障和就業一個科目，因此我們的評價體系口徑為公共教育（主要指普通小學和普通初中教育）、基本醫療衛生和基本社會保障和就業三類。

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

（一）指標體系及特點

本文水平評價明確界定了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以區域視角為評價重點，以層次分析法為主要指標處理方法。這一指標體系的優點是直接與均等化成本因素對接，在實際政策制定和評價中有較強的操作性。指標體系如圖1所示：

按照層次分析法要求，圖中以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指數為核心，定義1個一級指標，即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指數為目標層（為簡便稱A層），3個二級指標，即公共教育指數（B1）、基本醫療衛生指數（B2）和基本社會保障就業指數（B3，簡稱基本社保就業指數）為中間層（B層），二級指標共下設11個三級指標（C1―C11）為次中間層（C層），其中C3和C9指標下面分設2個和6個單項指標（D1―D8），稱為最底層（D層），因此，總計有4級23個指標。

（二）指標選擇說明

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評價綜合考慮了投入、產出效果和質量三個方面因素，評價范圍包括公共教育、基本醫療衛生、基本養老及社會保障和基本就業服務發展水平。其中基本住房保障限于數據原因，暫時沒有列入評價體系。

1、公共教育指數（B1）

公共教育指數反映一個地區公共教育服務保障程度。由人均受教育年限、盲率、普通中小學生師比和生均教育經費四個指標合成。

人均受教育年限（C1）和盲率（C2）是從不同角度反映某一人口群體受教育狀況的兩個產出效果類指標。盲率是結構指標，反映的是教育普及狀況；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強度指標，反映的是人口受教育的總體水平，它既與教育的普及程度有關，又為教育的深度所制約，二者都是綜合性指標。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指6周歲以上人口群體人均接受學歷教育（包括成人學歷教育，不含非學歷培訓）的年數。

普通中小學生師比（C3）是服務質量類指標，它包括普通小學生師比（D1）和普通初中學生師比（D2）。這里普通中小學生師比只含中學階段的初中部分，目的在于強調九年義務教育的基礎和優先地位。生均教育經費（C4）則反映各地實際用于每個在校學生平均教育經費的投入類指標。教育經費概念不僅限于一般預算支出，還包含國家財政性其他教育經費、民辦學校投入、社會捐贈、事業收入等。

2、基本醫療衛生指數（B2）

基本醫療衛生指數反映一個地區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保障程度水平指標，它由4個指標合成。

平均預期壽命（C5）是出生時預期每個人平均可存活的年數。這一產出效果類指標與婦幼保健水平、醫療衛生水平以及疾病防控能力等有密切關系。是反映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水平的重要指標。

病床使用率（C6）通常是反映醫療服務的服務質量類指標；千人擁有病床數（C7）是反映醫療保障的投入類指標；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C8，簡稱新農合參合率）則通常被認為是反映農村衛生的保障類指標。

3、基本社保就業指數（B3）

基本社會保障和就業是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之一，尤其在我國當前發展階段，基本社會保障和就業問題成為目前保穩定、促發展、擴內需、轉民富的關鍵問題。該指數反映基本社保就業服務保障程度水平，由三個指標合成。其中社會保障基金參加率（C9）指標包含6個單項指標，即通常所說的“五險”參保率（D3-D7）加新農合參合率（D8，反映農村醫療社會保障），“五險”參保率具體包括城鄉養老保險參保率（D3，反映養老社會保障，含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兩部分）、失業保險參保率（D4，反映城鎮就業社會保障）、城鎮醫療保險參保率（D5，反映城鎮醫療社會保障）、工傷保險參保率（D6，針對勞動者工傷后的醫療保障等內容）、生育保險參保率（D7，針對懷孕分娩婦女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內容），因此社會保障基金參加率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產出效果類指標。

城鄉低保覆蓋率（C10）包括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率兩部分，城鎮失業率（C11）通常被視為反映就業狀況最權威的指標，二者均屬產出效果類指標。

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評價結果

利用層次分析法，以2008年為例，對上述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對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以下簡稱省）的基本公共服務現狀水平進行評價，所有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9》。圖2給出全國各地基本公共服務總指數分布和排名情況（全國平均水平為1）。圖3給出全國各地基本公共服務總指數及公共教育、基本醫療衛生、基本社保就業三個分指數的測算結果。

（一）全國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總體較低

全國31個省（市、區）中有14個省、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占45%，有近40%的人口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達不到全國平均水平。

對比經濟發展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指數，（其中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GDP與全國人均GDP之比表示）可以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分為三類地區，第一類是經濟水平發達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較高，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遼寧等地；第二類是經濟發展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基本相當地區，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內蒙古等地；第三類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高于其經濟發展水平，是轉移支付重點地區。

（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地區差距巨大

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東部、中部、東北大部分省達到全國平均水平，而西部普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最低的基本公共服務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64.3%，而最高的北京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73.1%。兩者相差1.69倍。

（三）基本公共服務各領域發育也有較大差距

比較公共教育、醫療衛生、基本社會保障和就業三類指數，其中醫療衛生全國相對差距最小，公共教育次之，基本社會保障和就業差距最大。三類分指數中，基本社會保障和就業差距最高水平與最低水平之比為5.68；公共教育次之，最高水平與最低水平之比為3.00；基本醫療衛生各地區差距相對最低，最高水平與最低水平之比為1.42。各項基本公共服務最高與最低水平的極差詳見表1。

四、影響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因素與政策建議

（一）加快城鎮化進程，統籌考慮推進基本公共服務水平

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城鎮化率有非常高的相關性。京、滬、津三地城市化率在75―85%區間內，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三類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均遙遙領先于其他諸省；城市化率超過50%的省有10個，其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城市化率越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越高；在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4個省中，有8個城鎮化率在40―50%之間，城鎮化率在20―40%的6個省是全國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最低的地區。

“十二五”時期乃至更長一個階段，是我國加速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時期，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都可以通過加速城市化來帶動。按照每年提升1%城鎮化水平，在“十二五”時期，將有6個省城市化率超過50%，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得到顯著提升。

（二）研究制定“公共服務政府間關系法”，明確地方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提供主體

轉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財政關系的重要體現。“十一五”時期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力度不斷加大，到2009年全國68476億元財政總收入中，中央和地方分別占到52.4%：47.6%，經過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及地方上解調整后，中央和地方財力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收入為財政總收入的14.3%，地方為85.7%。因此必須明確地方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提供主體的地位，中央政府負責均等化財力保障。“十二五”期間應該研究制定“公共服務政府間關系法”，明確各級政府對基本公共服務中的權利與義務。中央負責制度設計、戰略規劃、標準制定和統籌、財力支撐。省政府負責省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施與評估，而縣政府要肩負城鄉統籌的工作，基層政府的第一職能是服務主體，它的工作重心是成本中心，不是利潤中心。

（三）著手制定基本公共服務標準體系規劃，規范多元主體介入社會公共服務的路徑和實施標準

根據測算，以省際基本公共服務平均水平為保底標準，2008年三類保底達到全國平均水平人均經費是888元。結合“十二五”時期人口和GDP增長，參照2000年以來人均財政支出占人均GDP比重時間序列，預測2011年人均財政支出占人均GDP將超過20%，到2015年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將達到28%，而其中基本公共服務支出比重也將大幅度提升，由2009年占財政支出的29%，預測到2015年達到47%，2015年三項保底（實際包括四有加保障）標準支出將達到3945.6元，年平均增速14.29%，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比GDP增長高2個百分點左右。“十二五”期間三類保底基本公共服務總需求累計有25.8萬億元規模，需要動員龐大的社會力量參與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因此制定基本公共服務標準體系規劃迫在眉睫。

這一標準體系是政府、居民、社會組織和企業參與交流最終形成共識的平臺。應該包括政府的財政投入標準、政府服務采購標準、政府投入經濟社會評價、服務設施空間布局標準、設施配置標準、服務規范標準、服務人員素質標準、服務收費標準、服務認證監管標準、服務解紛處理規范、服務滿意度評價標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