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會治理體系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城市社會治理體系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城市社會治理體系范文第1篇

城市公共安全；公共安全評估；智慧城市；大數據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spect of constructing and improving a public safety assessment system under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The level of traditional safe city construction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traditional city public saf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entity， modeling and computable relay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and big-data technologies. In this way， city safety system， which is sensible and automatically measured， is constructed.

city public safety； public safety assessment； smart city； big data

當前，智慧城市的建設已經從理論層面落實到中國很多城市的實際建設層面。中興通訊作了不少實踐，并有一些自己的提煉思考。在智慧城市中，城市公共安全的建設作為基礎性需求，不容忽視。為有效預防、減少和降低城市公共安全風險，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有必要規范城市公共安全風險評估工作。

本文從智慧城市建設的實際出發，探討基于智慧城市建設理念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設與評估體系，為具體智慧城市系統建設提供借鑒。

1 智慧城市建設理念

智慧城市理念論述眾多：從城市管理者角度來看，智慧城市意味著一種發展城市的新思維、新策略，是新型城鎮化的必然需要，是一種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支撐下，實現城市全面數字化后可視、可測量的智能化城市管理和運營模式，可以推動城市服務能力和管理水平的跨越式提升。從信息化專家的角度來看，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發展到高級階段的一種形態，是城市的信息化經歷數字化、智能化后的必然結果。從市民角度來看，智慧城市意味著生活品質、民生服務、居住環境等得到極大提升，新一代信息技術深入滲透到市民的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智能、便捷與舒適成為城市生活的典型特征。

智慧城市是借助信息技術，把已有的各種生產要素優化組合，以更加精細和動態的方式管理生產和生活，形成技術集成、綜合應用、高端發展的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城市。基于此，我們認為智慧城市具有信息（Information）、智能（Intelligence）、創新（Innovation）、市民與城市互動（Interaction）的“4I”特征。

城市作為人類社會高度發展的組織形態，作為眾多個人構成的集體活動實體，實際上在城市整體需求上也體現出了與個人需求相對應的層次需求模型。馬斯洛理論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愛和歸屬感（Love and Belonging，亦稱為社交需求）、尊重（Esteem）和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5類，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排列。由此，安全需求不論對個人還是一個城市都是僅次于“活著”或者“存在”的基礎性需求。

一個城市的安全需求是眾多個人安全需求的集合，是一種公共安全的需求。城市安全關系到城市中的每個人。在智慧城市建設中，安全是一個基本模塊。進行安全城市建設，必須堅持安全建設與評估兩條腿走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1-15]。

2 智慧化的安全城市系統

構建

在智慧化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設中，物聯網是城市公共安全基礎信息采集、匯集的基礎架構，大數據分析則是對海量基礎數據進行模型分析的基本技術支撐，而云計算架構則為高強度的、成本可接受的柔性計算能力獲取提供了基礎保障。這些新技術的成熟應用是使整體城市公共安全體系構建成為可能的關鍵。

2.1 城市公共安全建設現狀

近些年，城市公共安全的信息化建設主要落地到平安城市建設方面。構建平安城市業已成為政府建設共識。但當前平安城市的建設尚存在如下具體問題：

（1）信息系統缺乏整合

相關信息主要為公安等具體部門服務，缺乏從城市層面的共享與整合，其他城市管理部門建立了大量“煙囪式”的監控系統，缺乏標準互不相通；部門間的信息沒有實現共享，“信息孤島”現象非常普遍。基本上各方各自建設，各自享受自己的建設成果；各城市的電子防控系統多呈現分而治之狀態，一個平安城市系統中有幾種甚至十幾種安防平臺，且大多數之間沒有實現互聯。

（2）信息系統與城市中其他系統聯動較少

缺乏業務的有機整合，視頻監控系統自成一體，覆蓋面小，應用面窄，缺乏與應急聯動、警務指揮、城市管理等業務的高效整合，視頻監控信息與警用地理信息系統（PGIS）及其他公安信息沒有進行關聯。

（3）各城市普遍存在“重建設、輕應用”的現象

智慧城市建設過程，對與智慧城市建設相配套的運作管理機制、服務模式、政策措施，要進行妥善的分析和梳理。建設與管理并重才是實現智慧城市最終目標的重要保障。信息化部署完成了，它只是個系統，是工具。此后，需要相應的城市管理人員和市民一起使用這套系統，并從中汲取“智慧”的價值，這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智慧城市。

2.2 智慧理念下城市公共安全實踐

當前，依托智慧城市理念和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技術，從技術角度看，城市公共安全建設可有如下升級方向：

（1）大聯網平臺建設

隨著GB/T28181-2011《安全防范視頻監控聯網系統信息傳輸、交換、控制技術要求》于2012年6月1日正式生效，大聯網平臺建設已經成為未來幾年平安城市建設的首要任務。城市公共安全建設的視頻監控聯網管理平臺，必須開放系統能力，能夠與主流監控廠商前端設備進行信息對接及互操作，可進行不同平臺和設備之間的業務組合和調用，實現不同平臺信息的往來交互。

（2）信息全網可調用

通過視頻監控系統大聯網平臺建設的逐步深化，使得區域內經過授權的監控平臺的操作臺，均能夠在區域范圍內自由調動信息。同時，以上的互聯和共享將完全在權限可控的狀態下進行，以最大限度保證海量數據的有序使用。

（3）業務流程實戰整合

發展應用型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設專業化系統。城市公共安全系統的核心在于系統與警務的日常工作緊密結合，這樣視頻信息才能成為真正的“大數據”。和警方已經建設或者正在建設眾多數字化的業務信息系統有效關聯，使得平臺系統更加貼近公安部門的實際業務應用，做到“三實”，即實際、實戰、實效，從而貼近公安實戰，促進信息共享，提高工作效率。

（4）高清設備的大量使用

公安對于城市公共安全系統建設從追求數量轉變為追求質量的階段。更高的清晰度成為提升視頻監控質量的首要訴求。高清攝像機和高清編碼器等被平安城市建設大量引入，同時移動高清攝像機也被各方案補充引入。

（5）視頻智能分析深度應用

海量的視頻文件、日志信息的挖掘、分析，可以有效提升治安監控系統的工作效率。通過對視頻內容進行視頻診斷、視頻濃縮、視頻檢索、視頻壓縮等先進視頻處理技術等，使視頻資源從粗放無序的數據真正轉化為精細可用的信息，并最終實現高效應用。

（6）云計算的大量使用

高清視頻的廣泛使用及城市級視頻網絡的完善將會產生大量視頻數據，只有云計算的強大架構擴展能力，高可用性將使海量視頻數據的有效處理成為可能。這對于對城市安全管理意義重大。

基于以上對城市公共安全系統建設的理解，中興通訊提出了自己的平安城市解決方案，總體架構如圖1所示。

3 安全城市的評估和實踐

從實踐中看，無論在之前的平安城市建設還是最新智慧城市架構下的智慧公安系統建設，不少地方都已經構建城市公共安全類相關系統，在不少城市也已經初步形成較完整的體系。但在這些系統建設中，是否有從城市公共安全評估的角度出發，更嚴謹地在事前基于評估數據更合理規劃整體方案，在系統建成后根據實際使用情況評估城市安全水平的提升或變化，從而適度調整相關系統側重或在后續建設中更加科學地、有針對性地對重點地區、重點問題進行安全系統規劃和實施，這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實際情況中這方面通常被忽略。很多系統的規劃設計，往往是側重在“設計”系統本身，說明系統本身要解決的問題。而對系統所要解決的真正問題缺乏量化。相當于說，事先缺乏定量評估問題，事后缺乏定量評估成效。很多系統上馬了，只能籠統地說“有了提升”，最多總體而言某個指標提升或下降了之類。而這些和城市公共安全評估應達到的“以評估指導規劃，以評估調整布設，以評估安排升級”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3.1 城市公共安全風險識別方法

影響城市公共安全風險評估進展的主要因素包括：評估時間、力度、展開幅度和深度，所有這些因素都應和城市實際安全狀況和城市特性的不同點相符合。對不同的城市而言，應該選擇適合本城市特性和發展水平的風險評估方法。這樣的評估過程與正在進行的平安城市或智慧城市安全建設是一個并行關系，相互吸收經驗，相互促進。

根據對各要素的指標量化及計算方法的不同，城市公共安全風險分析可分為定性分析、半定量分析和定量分析，或這些分析方法的組合。

3.1.1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性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是一種被廣泛應用的風險分析方法，在城市公共安全分析中也同樣如此。定性分析方法對風險產生的可能性和后果可用如“低、中、高”這樣定性表達程度的表示方式。

但在城市公共安全風險的實際定性分析過程中，有時僅僅使用“低、中、高”這樣的程度表達并不能顯著分辨不同風險值間的差別，因此，在實踐中，有時會考慮給這些主觀判斷的值設定一個數據化的結果，比如，設“高”為“3”，“中”為“2”，“低”為“1”。該“3”、“2”、“1”，并非一個客觀的實驗值，相反只是一個相對值。對本意僅用來確定等級的對應等級數據進行過度解讀，可能會導致錯誤的決策。

城市公共安全風險的定性分析常用于：在開始細致風險分析前的最初風險鑒別，以找出可能需要更細致分析的風險；或者相關風險可能不值得花更多資源去進行更充分分析；或者實際具備的數據不足以進行更細致定量分析的場合。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性分析是基礎性的分析方法。即使在可采用更進一步評估方法的場合，定性分析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選擇。

3.1.2 城市公共安全的半定量分析

半定量分析是在定性分析基礎上的提升，同時也是對花費更大的完全定量分析的妥協。在半定量分析中，定性分析的某些定性分析數據可能已是確定數字，但每個子項所確定的數字并不一定與具有非常精確的對應關系。

在應用半定量分析時需要小心，因為半定量分析可能不能正確地區分各種不同風險，尤其是當分析結果或可能性處于極端狀態的時候。因此，在實際分析時可將“可能性”分解成兩個要素“暴露頻率”和“概率”。所謂暴露頻率是風險來源存在的程度，而概率是當相應風險源存在時產生后果的可能性。在上述兩者間關系不是完全獨立時需要審慎對待分析結果，因為相互干涉后的分析結果可能產生偏差。這是半定量分析需要注意避免的問題。

3.1.3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量分析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量風險分析主要關注兩個基本數據：風險事件發生概率和風險對應可能損失的資產。這兩者相乘的結果稱為年度預期損失（ALE）或年度成本估算（EAC）。理論上可依據ALE計算威脅事件的風險等級并有針對性地做出相應的決策。

ALE的具體計算方法是首先評估城市單項資產的價值V；然后根據客觀數據計算威脅的頻率P；最后計算威脅影響系數μ：

ALE=V×P×μ

顯然的，城市公共安全整體ALE值應該是各單項ALE的總和。

但上述方法存在數據可靠性問題。定量分析依賴準確數據，而準確數據整體上依賴于人類的科學發展水平。對于某些安全威脅，人們確認已可掌握相應數據信息，但對于另一些威脅來說，可能還無法掌握實際數據。這是定量分析當前的局限性。

在定量分析實際應用中，對于這樣定量化的困難，可嘗試使用客觀概率和主觀概率相結合的方法進行。客觀概率用于有人們已經掌握客觀數據的情形；主觀概率則針對尚無法掌握直接根據數據的情況，此時將利用包括經驗數據、主觀判斷等進行替代。舉例來說，在社會穩定度評估中，對于攻擊行為的威脅可考慮如動機、手段和機會等要素。

總體而言，完全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是有相當難度的。但從城市公共安全精細化、智能化及未來發展來說，定量分析畢竟是城市公共安全最希望采用的方法。

3.2 “全生命周期”公共安全評估實踐

我們認為，一個真正的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系統在城市公共安全評估價值這方面應具備“全生命周期性”。所謂“全生命周期性”，是指應在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系統建設的規劃設計、實施部署、使用運維、系統升級4個階段全面引入城市公共安全評估方法，通過評估數據的變化指導上述4個過程形成閉環，不斷提升整體城市安全系統的水平及有效性。

具體來說，在系統規劃設計階段，首先要做的是基于現有信息系統形成的各類數據，有針對性地對待建系統所要解決的公共安全問題現狀進行評估，形成各類輔助決策分析結果，指導規劃設計體現出應有的重點問題的側重性、區域的差異性等。

針對平安城市的高清智能卡口布設問題：

（1）規劃階段進行風險識別和定量分析

利用比如歷史報警數據、案事件區域數據、車流量數據、人口分布數據等計算出整體區域風險度分布圖。將該數據所體現的區域差異性和整體卡口布設其他因素進行疊加，最終確定實際卡口布設位置、區域密度方案。

（2）在實施部署階段多次聯調測試及系統試運行

獲取相關測試數據，進而評估系統整體有效性，發現系統不足，及時調整、改進系統本身及相關部署。

（3）運維階段進行長效的公共安全評估

系統將在這個階段持續給出城市公共安全狀況評估，這不僅是給決策者對城市整體安全管理所用，也是給系統運營維護方面甚至于系統自身進行系統參數調整的必要依據。如果說決策人根據相關評估進行決策和調整是傳統安全系統應做到的，那么系統自身根據自身產生的安全評估在事先系統設計模式下進行相關參數調整才是真正“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系統的智慧體現。

毫無疑問，如果安全評估體系長效機制建立起來的話，系統升級參考相關評估進行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系統的自我調節總是有效有限的，社會狀況的變化、科技水平的提升則是永遠的，所以，在反應現實公共安全狀況的評估持續給出情況下，規劃新的系統升級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系統升級某種意義上又回到了“規劃設計”階段，在持續評估的機制下，整個城市的公共安全體系將形成這樣一個全生命周期、不斷螺旋式提升的正向軌道。輔助這個全生命周期循環的形成，也正是智慧城市公共安全評估最大價值所在。

4 結束語

當前中國智慧城市建設方興未艾。智慧城市建設投資巨大、影響深遠，而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基礎性需求之一，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智慧城市的規劃階段就將城市公共安全評估體系納入其中。傳統上城市公共安全定量評估分析的方法，可以應用最新的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技術，從而降低評估的成本。這正是我們在后續智慧城市建設中需要不斷探索、落實的事情。

參考文獻

[1] GB/T 20000.4-2003. 標準化工作指南第4部分：標準中涉及安全的內容 [S]. 2003.

[2] ISO Guide 73：2009. Risk management - Vocabulary [S]. ISO， 2009.

[3] ISO 31000：2009. Risk management -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S]. ISO， 2009.

[4] AS/NZS 4360：2004. Risk management [S]. AS/NZS， 2004.

[5] 劉茂， 王振. 城市公共安全學――原理與分析 [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6] 張繼權. 城市公共安全學――應急與疏散 [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7] 深圳市政府. 深圳市公共安全白皮書 [R]. 深圳市政府， 2013.

[8] 宋明哲. 現代風險管理 [M]. 北京： 中國紡織出版社， 2003.

[9] 劉波等. 災害管理學 [M].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10] 薛瀾等. 危機管理 [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

[11] 公安部加強和改進公安工作調研小組. 第20次全國公安會議專題研究報告 [R]. 公安部， 2003.

[12] 馬鑫， 黃全義， 疏學明. 物聯網在公共安全領域中的應用研究 [J]. 中國安全科學學報， 2010，19（3）：12-16.

[13] 田依林. 城市公共安全應急管理信息系統建設模型 [J]. 武漢理工大學學報， 2007，47（2）：2-5.

城市社會治理體系范文第2篇

（赤峰學院 大學外語教學部，內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大學英語課程教學的多元評價模式是采用多種方式方法評價學生的學習狀態、學習成效以及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采用的教學方法、取得的教學成效的，它是一種以現代質量管理理論、建構主義和多元智能理論為理論基礎，以教師和學生的發展為根本目標，以教學過程為主線，既充分考慮到高考社會化趨勢下提高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的現實需要，又綜合參考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等各項指標的科學性、實用性的評價模式。

關鍵詞 ：多元評價模式；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

中圖分類號：H31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7-0248-02

基金項目：內蒙古自制區社科規劃項目“高考社會化趨勢下高效英語專業教學問題及對策研究”（2014B130）

隨著高中全面素質教育改革的正式“起飛”，高考選拔制度改革從考試內容到選拔模式變得更加靈活，更加務實，更加符合高校培養人才的需要。在新的教育考試模式下，教育評價的人本回歸和多元評價模式的運用必將促使學生的自主意識和個性發揮得到充分尊重，并得到更多的發展通路，而多元評價模式也是高考社會化趨勢下提高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的有效方式。

一、高考社會化趨勢下提高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多元評價模式的內容

1.形成性評價理論。形成性評價理論（assessment for learning）是與終結性評價理論(assessment of learning)相對應的理論，強調的是學習過程，是為了促進學習而進行的評價；終結性評價是指對學生學習成績的評價，注重學習所取得的結果。形成性評價理論由美國學者Carol Boston在《形成性評價的概念》一文中提出的，強調教師對學生學習的觀察，學生個體在學習過程中參與程度的差別，教師對學生的學業成績的分析等，這種評價模式可以促進教師與學生課上與課下的交流，有利于教師全面了解學生的英語知識技能，引導不同層次的學生全面發展。在高考社會化趨勢下，對于學生英語水平的要求，更加注重學生英語整體能力的要求，高考英語分數在比例上提高了聽力和口語所占的比重。注重形成性評價在大學英語教學評價體系中的作用，發揮信息技術在記錄、分析、處理數據方面的優勢，合理地設計評價工具與評價方法，實現評價重心由終結性評價向形成性評價的轉移，有利于學生英語水平整體能力的提高。

2.建構主義評價理論。建構主義評價理論強調學習是知識建構的過程，因此在學習過程中教師應該注重對學習者如何進行知識建構的技能指導，而學習者所獲得的學習效果直接由學習者在知識建構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程度決定。利用建構主義評價模式來評價大學英語教學，是將評價結果與評價教學過程結合起來，側重于針對教師在指導學生學習的過程的評價與努力開發學習資源的評價，能夠達到評價的深度和廣度。在傳統的教學中，教師只要求學生提供正確的問題答案，而對于學生如何獲得這些答案卻漠不關心，使學生的學習容易形成思維定式；在面對具體問題上，不能鼓勵學生自主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使學生難以形成處理問題的應變能力。對學生學習過程的評價，可以避免學生只重問題的答案、忽視探索問題的過程，培養學生注重科學探究的過程、養成科學探究的習慣和嚴謹的科學態度與精神。建構主義評價體系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開發學生英語學習的各種潛能，促使教師、學生注重探索問題的過程而不是簡單地只注重問題的答案是否正確。

二、運用多元評價模式提高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應注意的問題

1.運用多元評價模式，首先應該保持教學評價的常態化與正規化。多元評價模式是一個比較綜合復雜的評價方式，它對促進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也非“一蹴而就”的，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因為提高大學英語課堂教學質量需要教師的教學水平、自身素質、教學能力不斷得到提高。因此，保持評估的常態化既是多元評價模式實施過程中的現實需要，也是提高教學質量過程中從積累到“質變”的現實需要。保障教學評價的常態化與正規化需要建立公開透明的評價制度，探索科學的評價方法。要想做到評價管理的公開、公正，每一段時期的評價必須妥善設計，并且堅持始終。合理設計評價的調查問卷僅僅是這個過程的一個環節，調查問卷應該包括教師之間的評價、學生對教師的評價以及其他層次的評價。如何要從眾多的評價結果中獲得有代表性的數據，保證將測試的偏見降到最低，建立數據收集程序也很重要。除了注重評價問卷的設計，評價問卷的發放和回收也同樣重要。在進行評價問卷調查后，要想了解客觀、公正的調查結果，調查問卷應由被調查者自愿提交到公開的投遞箱內，再進行整理評價的數據，這樣才能保證評價結果的信度。

2.運用多元評價模式對大學生英語課程教學質量進行評價既要評價教師的教學水平、學生的英語綜合能力，也要評價教師的教學實踐活動。在教學過程中以“評教”和“評學”為雙內核，符合以學生為本，兼顧教師發展的教育理念。對于學生學業水平的考核應包括學生的語言素質、英語綜合應用能力、學業成績，同時還要考核學生的創新能力以及探索知識與實踐應用的能力。對于大學英語教師的評價應包括教師的教學態度、教學內容、教師素質、教學方法和教學效果等。

3.運用多元評價模式需要設立教學評價委員會。教學評價委員會是評價工作的權威機構，負責制定評價體系、審核評價數據、公布評價結果、解釋評價依據。其成員應該由教學水平、教學能力能夠得到廣泛認可的教師擔任，這樣既可以對大學英語教師隊伍起到規范管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對教師的教學能力、教學方法起到指導提高的作用，帶動教師隊伍整體教學水平的提高。教學評價委員會應該制定廣泛認同的評價體系和以質量為本的評價標準。多元評價模式可以說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授課教師和廣大學生的積極參與，教學管理流程的順利進行也需要教師、學生等各方人員的積極配合。為此，大學英語教學質量評估體系的成員組建、體系制定、評價實踐等環節都必須得到大學英語教師的廣泛認可，才能從根本上促進大學英語課堂教學質量的提高；同時也應得到學生的廣泛認可，才能從原動力上激發學生對知識的渴望和學習的表現欲。

4.運用多元評價模式需要處理好考試與評價的關系。對于大學英語課程教學的多元評價既需要通過考試檢測學生英語能力，包括日常的課堂提問、隨堂考試、大規模的英語競賽和標準的英語能力測試等，更需要對課程內容、教學設計、學生基礎、接受能力及學習興趣等全面的評價，也就是說考試只能為綜合評價提供“參考數據”，而不能替代評價，這樣的評價才是公平的和令人信服的。

5.運用多元評價模式需要始終遵守全面客觀的原則。利用多元評價體系評價大學英語教學質量的目的是提高教師的英語教學水平以及學生在英語學習方面聽、說、讀、寫的綜合能力。在整個評價的過程中需要評價者合理地使用評價結果，全面客觀地反饋評價的各方面信息，通過課程評價體系信息真實地反映出教師的教學水平和效果，以及學生的英語基礎和學生英語水平提高程度。

三、運用多元評價模式的意義

多元評價模式是把教師教學的實際效果與學生對于所學知識的接收效果有機結合起來，真正體現“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理念，主動適應高考社會化新時代的要求，有利于充分發揮教學評價對大學英語教學行為的指導作用和對學生學習狀態的掌握，有利于對教師教學過程和教學效果的監控，有利于促進教師教學水平的提高和學生的健康均衡發展，對全面提高大學英語教學質量，推動新一輪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實踐意義。大學英語課堂教學質量的評價對學生英語能力的培養和英語教師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為此，評價內容必須是多維性的，需要評價各方充分理解課程評價的理念，有效地開展評價工作。在多方配合下，及時全面地掌握評價信息，再采用知識評價、能力評價、學業內容、非學業內容等數據，形成立體式“影像”呈現為、評價結果。實踐證明，多元評價模式切實能夠提高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1〕劉麗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課堂教學評價體系新論[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1，(10)：79.

〔2〕張林英.高等教育教學質量形成機理、有效教學評價及質量管理體系構建研究[D].南京理工大學，2008.

〔3〕王志麗，李利紅.多元智能理論視角下的課堂教學評價革新[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1，(5):61.

〔4〕胡章平.基于模糊綜合評判的教師教學質量評估系統的設計與實現[D].重慶大學，2006.

城市社會治理體系范文第3篇

新型智慧城市面向國家層面的全局智慧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城市發展賦予了新的內涵，為智慧城市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型智慧城市是以為民服務全程全時、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數據開放共融共享、經濟發展綠色開源、網絡空間安全清朗為主要目標，通過體系規劃、信息主導、改革創新，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城市現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進，實現國家與城市協調發展的新生態。”中國電科總經理樊友山表示。

與智慧城市相比，新型智慧城市在發展理念、建設目標、實施途徑、核心功能、資源和形態上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強調在國家層面開展體系規劃與頂層設計，實現城市之間、城市內部的信息融合共享以及信息資源的有效配置；二是強調數據歸心、信息主導，通過數據的集中、融合和開放，匯聚社會力量，共同挖掘數據的內在價值，支持城市的管理者、使用者和建設者實現更加合理的決策，并利用信息流驅動人流、物流、資金流和技術流等其他流態，完成智慧的組織，推動政府管理扁平化和高效化，加快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三是堅持探索開放經濟和共享經濟，打造基于開源信息系統的經濟發展能力，把數據存量轉化為產業增量，充分匯聚信息、利用信息、挖掘信息，以開源的方式催生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信息經濟等新興經濟模式蓬勃發展，形成更具活力和競爭力的產業體系；四是強調便捷為民，通過建立基于智慧信息系統的便捷為民服務體系，形成高效便捷、無處不在的信息服務。

“互聯網+數據融合”解決城市治理難題

城市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關鍵環節，承載著人民對更美好生活的期盼。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進入協同發展新時期，以城市治理與新一輪信息技術深度融合為代表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已經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迫切需求。

在樊友山看來，傳統意義上的智慧城市在技術上涉及基礎網絡、感知設備、云計算設施、共性平臺及基礎信息資源，而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則面臨著更為嚴苛的要求。建設新型智慧城市，應從全局視角出發，根據國家總體規劃、城市現狀、城市功能定位、城市發展規劃，對城市的特點、競爭力、吸引力、發展驅動力、信息化可提升的點線面進行全面分析。

縱觀當前的城市治理，依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在跨域業務協同方面，城市信息化建設，缺乏全局的頂層設計；管理機制建設方面，各部門條塊分割和層級化的管理模式嚴重阻礙城市信息化發展；數據共享應用方面，城市基礎數據資源未能實現充分共享和綜合利用；網絡安全、信息安全方面，尚未建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安全體系，形勢嚴峻……要解決這些問題，對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設，不能僅停留在技術層面，還要成體系的信息系統技術來推動城市管理改革。

在此背景下，許多企業都在積極布局，致力于通過“互聯網+數據融合”催生新的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自2010年開始，中國電科先后承擔了北京、重慶、天津、上海等100多個城市的智慧城市設計與建設。2015年8月以來，中國電科與深圳市、福州市、嘉興市達成協議，深度參與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在城市運營、大數據管理、網絡安全等多領域運用體系工程方法，自頂層向下開展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最終打造改革開放、創新生態、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三個方面的“新型智慧城市的新標桿”。

作為新型智慧城市建設落地的重要技術手段，在物聯網通用體系架構指引下，各物聯網應用支撐平臺可實現城市內及城市間各部門應用信息的接入、匯聚和整合，通過數據融合共享和開發開放，可為城市管理者提供城市日常運行狀態信息和應急響應決策依據，便于城市管理者進行一體化應急指揮調度、多部門協同處置、精細化和精準化城市管理。

“通過在普通監控攝像機中嵌入多種智能識別算法，當探頭發現實時信息，自動將信息傳送至視頻平臺，實現了對監控系統‘智慧’技術的革新。”海康威視董事長陳宗年表示，將可視化的視頻設備與物聯網、視頻云平臺等技術結合起來，還可實現智慧交通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教育、智慧旅游等。

智慧方案為生活帶去更多便利

建設新型智慧城市，核心是為民服務。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濃厚氛圍下，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致力于利用“互聯網+”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智慧解決方案。

提起看病，很多人都有過去大醫院就診的經歷：掛號排長隊，候診等半天，反復檢查太折騰，開大處方花錢多……說到底就是一個字：“難”。那么，是否可以將現代化的技術手段運用到醫療領域，實現更為便捷的智慧醫療？答案是肯定的！

中國電科的技術“極客”們推出了“全科醫生”解決方案：患者通過智能手機連接社區全科團隊，可以得到更加方便有效的醫療和健康管理服務；全科團隊利用信息系統在循證、知識庫、認知技術的幫助下提升診療水平，更好服務患者，全科團隊還可以通過互聯網對接高端醫院專科醫生資源，實現遠程會診、遠程門診。

頗具代表性的還有“智慧工地”解決方案。這是專門為施工現場管理人員打造的一款產品，其綜合應用了RFID、紅外探測、無線傳感網等物聯網技術，幫助施工企業和建筑工人改善施工過程中的安全生產、環境污染和勞動力薪資，并提供便民服務一站式服務。

城市社會治理體系范文第4篇

關鍵詞：電力管理 體制改革

一、城市電力管理體制改革的地位與作用

1、城市是電力體制改革中不容忽視的管理主體之一

黨提出了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作為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和諧社會建設過程中承擔著重要的功能。而城市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需要能源供應的可持續和健康發展。電力是重要的二次能源，電力工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也是重要的公用事業，電力安全直接關系到一個城市的經濟和社會安全，從而影響到國家的經濟與社會安全。多年來，我國能源短缺和電力供應的問題未能根本解決。很多城市的管理者不了解城市電力供應的問題，對于電力供應的安全性、電源結構的合理性，以及經濟承受能力與城市競爭能力之間的關系缺乏足夠認知。

2、城市電力管理體制改革現狀。

首先，城市電力管理體制改革缺乏理論指導。電力管理體制改革相關研究本身就滯后于改革實踐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電力工業發展迅速，有力支持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在發電、輸電、配電各環節實行一體化壟斷經營的舊的電力體制越來越不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國務院于2002年3月確定了電力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是打破壟斷，引人競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電價機制，優化資源配置，促進電力發展，推進全國聯網，構建政府監管下的政企分開、公平競爭、開放有序、健康發展的電力市場體系。理論界的研究也就是圍繞著政府既定的改革目標展開。由于缺乏理論研究的先導性，我國電力體制改革始終是步履維艱，并屢遭非議。

其次，電力體制改革更多的是側重于技術層面。電力體制改革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要環節，由于電力工業的特殊性，由于電能產品的特殊性，電力體制發展歷史等因素，目前電力體制改革更多的是側重于技術的層面，工具的層面，改革目的旨在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健全電價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等方面。缺少對電力管理體制宏觀層面、政治層面的思考和運作。電力管理體制改革沒有充足的價值理性考量。由此導致電力體制改革理論也多是側重于技術層面的研究。

隨著電力體制改革的深人，有必要研究如何加強政府監管，對電力監管的模式、手段、方式、方法作出有益的探索。在電力行業的壟斷問題日益為社會所重視和非議的背景下，有必要從公共管理視角下對電力體制改革、對構建政府監管下的政企分開、公平競爭、開放有序、健康發展的市場體系作出深入的思考，有必要在公共管理的背景下探索城市電力管理體制改革的合理路徑。

二、公共管理模式－城市電力體制改革背景的新趨勢

l、建國以后到1993年，我國電力管理體制改革是在統治型治理模式之下進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經濟形態上是計劃性的管理手段，在社會治理的層面則是統治型的治理模式。行政權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政府內部結構是垂直的集中的層級節制的統治型模式，政府和社會之間也是權力層級節制的統治模式，公共領域侵吞私人領域的空間，私人領域沒有自由獨立的權利。電力管理體制也是一種政企合一、垂直壟斷的管理體制。從1949年到1978年，由于電力工業管理實行的是以計劃經濟為背景的政企合一、垂直壟斷的管理體制，電力工業管理體制的主線始終是以中央管理為主，大區電業管理局分片管理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城市作為電力管理主體沒有生長的土壤。作為電力行業的主管部門，不論是燃料工業部還是電力工業部，對電力工業都是實行集中管理的體制，盡管后來的水利電力部作為主管部門，對電力工業實行了分散管理的嘗試，但也沒有改變政府直接經營管理電力工業的體制。1975年10月17日國務院批準了《跨省電網管理辦法》，重申跨省電網的統一管理體制。

2、統治模式向管理模式即公共行政模式過渡中的城市電力管理。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反映在社會治理模式上就是統治型治理模式向管理型治理模式的過渡。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競爭主體的形成，是契約精神的體現，也是政府與社會平等關系的開端。私人領域本著自由契約精神彼此互動交往，政府不再能任意踐踏市場中平等主體一的私權。從1978年到1997年，電力工業對政企分開、市場化管理體制改革。在這種思路下自1993年我國《憲法》確立“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電力體制改革進人了緊鑼密鼓的準備階段。如果說1993年電力工業部從能源部獨立出來只是一個形式的話，1997年國家電力公司掛牌，則標志著電力體制出現了本質的飛躍。

在這一階段，初步搭建了政府部門，行業協會，企業在電力行業管理的合作互動結構形式。在此期間中央電力管理部門經過了電力工業部、水利電力部、能源部、電力工業部四次變更。在電力工業管理體制改革方面，曾研究過全面包干經濟責任制，簡政放權、自負盈虧、以電養電等方案，最后成立了華能集團公司及各大區的電力集團公司，這一時期的電力改革朝著國務院提出的“政企分開，省為實體，聯合電網，統一調度，集資辦電”的電力體制改革原則進行。1988年12月成立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在網省，電力管理局、電力工業局的基礎上成立電力集團公司和省電力公司。由此，實現了電力工業的行政管理、企業管理和行業自律性管理職能的初步分開，電力行業管理主體結構框架初步搭建。但是由于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的過渡性，專業化的行業監管機構尚未建立，多元主體在權力關系和法律關系等方面沒有明確，其職責和功能基本上還是含混不清。所以，只能稱這一段時期搭建了多元主體治理的草圖，沒有形成真正的多元共理構架。

與建國后我國城市化進程相比較，盡管城市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城市也是電力供應和消費的重要主體，但是，在統治型和管理型治理模式背景下城市始終不是電力管理的一級實體單位。

城市社會治理體系范文第5篇

長期以來，由于發展規劃、組織體制和財稅政策的原因，遠郊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嚴重滯后于中心城區。近年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城鄉一體化工作，通過各種方式開展城鄉一體化推進工作，其中，農民的社會醫療和養老保障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教育、醫療衛生事業的硬件建設有了較大的進步。今年以來，市政府出資10億，并要求各部、委、辦、局和國有大企業出資等方式開展綜合幫扶，以此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實現城鄉共同繁榮的城鄉一體化目標。

城鄉一體化是城鄉在保持其各自不同的經濟功能、生態功能和生產方式的情況下，在相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中，保障城鄉居民具有平等的發展和生存環境。上海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工作中，目前的綜合幫扶主要是希望長效解決農村地區由于集體資產產出不足，難以支付其社會管理中的經費和公共服務配套所需資金而實施的政府行為。現有的10億政府綜合幫扶資金，主要是通過購買成熟區域的房地產，實現貧困村農村集體資產的增值。現有的方式可能產生的經濟和社會風險主要是：一是，所形成的資產能否真正以市場化的方式實現利潤，進而滿足農村社區管理經費和城鄉公共配套均等化所需有待進一步檢驗。二是，如果形成了良好的資產回報，城市居民治理體系與農村居民治理體系所需的經費來源和金額不同，將形成新城鄉社區治理中的不平衡。事實上，現在同一區域的貧困村與富裕村已經因政府“幫扶”資金的使用問題，形成了新的社會矛盾。同時，在國有企業和上市企業捐助農村集體資產增值的過程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障礙。為了使綜合幫扶這項工作取得實效，需要對一些基礎性工作加以認真思考和研究，使綜合幫扶能夠在區、鎮、農村社區規劃、體制、機制明確的基礎上，精準幫扶，有效提高。

1、加強對綜合幫扶戰略目標的定位研究和頂層設計。加強對城鄉一體化建設與農村社區建設和治理可持續發展架構認識，明確政府資金是用于提高農村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和產出效率，實現未來農村完全自我管理的治理目標，還是以上海農業現代適度規模的發展趨勢為依據，將村委會的經濟功能和社會服務功能分離，以城鄉一體化的居民治理體系為目標，構建鎮、村社區建設與城市社區居委會相同的社區治理體制機制，形成具有與國際化大都市和依法治國相匹配的城鄉管理法律法規和組織體系。

2、加強遠郊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規劃配套標準研究和設計。現有10億綜合幫扶資金，主要是購買成熟地區的房產，與農村社區的公共服務設施關聯度尚不緊密。從政府職能角度出發，主要應以提高全體居民的公共服務質量均衡化為目標。事實上，與城市人口集中的街道社區不同，鎮域化和農村生活區域，相關的社區公共服務配套標準需與鄉鎮、農村社區面積大、人口少的實際相匹配，制定近距離、便利化和規模小的公共服務設施配套標準，更加有利于農村社區居民就近享受公益性公共設施，有利于各種小型綜合幫扶資金發揮作用。

3、加強遠郊社區規模和管理法規的研究和頂層設計。歷史上由于鄉鎮和村委會組織機構的不斷歸并，遠郊鎮域、農村社區的區域大小、人口規模、經濟實力差距較大；區、鎮、村級社區的組織體系各自為政，層級多，管理模式差距較大，組織和管理體系設計難以滿足群眾對社區生活的便利需求，社區治理效率低。農村行政管理條例缺乏，“城中村”現象頻現。上海需要根據遠郊鄉鎮和農村的實際，加強社區居委會的規模和組織框架的頂層設計，制定城鄉一體的《城鄉行政管理條例》，促進城鄉社區治理和現代文明共同發展。 （作者系市人大代表，奉賢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民建奉賢區委主委、奉賢區科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