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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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特征范文第1篇

一、前言

上世紀末，我國開始進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且人口老齡化還在不斷加快。與此同時，由于現代社會成年子女傾向于獨立生活，許多老年人因此與子女分開居住，空巢家庭的比例顯著增加。資料顯示，目前城鄉空巢家庭數超過老人家庭總數的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達到70%。這就產生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群體：空巢老年人。空巢老年人既要經歷從中年到老年的轉變，經歷從工作到退休的社會角色轉變，還要經歷從家庭核心（或群居家庭）到家庭附庸（或空巢家庭）的轉變，如果轉變過程中發生適應困難，很容易引發身心問題。而隨著空巢家庭不斷增多，空巢老年人的健康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社會問題也日益凸顯。

作為一個特殊的老年群體，空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關注，逐漸成為一個社會熱點課題。本文通過回顧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已有研究成果，分析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特點，并結合現有的心理學理論和干預手段，探討解決空巢老年人心理問題的對策。

二、空巢老年人的心理特點

我國學者對空巢老年人和非空巢老年人進行了大量的對比研究，總體來說，非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較高，夫妻同住的空巢老年人次之，獨居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較低。同時，空巢老年人和非空巢老年人在心理活動的許多方面存在顯著差異。

（一）空巢老年人情緒與情感的演變

1.情緒：失落感和孤獨感突出

雖然老年人經歷了數十年的人生沉淀，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刺激事件時情緒狀態一般比較穩定，不會輕易因外界影響發生較大的起伏波動。但是老年人群中常常存在一些具有共性的消極情緒，需要予以關注，而對于“空巢”老年人，失落感和孤獨感尤為突出。

首先是失落感。老年人體驗著各種的“喪失”，包括社會、政治、經濟地位以及健康、容貌、配偶等的喪失，這些“喪失”都是激發老年人失落感的重要刺激，而對于“空巢”老年人來說，子女不在身邊更加重了他們的失落感。對于子女在身邊的老年人來說，他們可以有子女的陪伴，可以在與子女互動的行為中體現自己的某些“權力”，同時擔當一定“社會”角色（如照料子女日常生活等）。而對于空巢老年人來說，他們在面臨著各種“喪失”的同時，不僅沒有子女的陪伴，無法分擔“喪失”帶來的消極感受，而且無法尋求角色轉換的“著陸點”，從而造成強烈的失落感，即心理上感到有所失去，有遭受冷落的感覺。

其次是孤獨感。由于社會的發展變化，現代社會很少出現過去那種幾世同堂的現象，子女更傾向建立自己獨立自由的空間，從而造成越來越多的“空巢”現象。有研究者發現，在情感性孤獨感這個維度上，空巢老年人的孤獨感得分顯著高于非空巢老年人。[2]老年人在退休后本就人際范圍變窄，人際交流的頻率降低，再加上子女不在身邊，從而產生了封閉的心理狀態，感到孤寂、被遺忘或被拋棄。同時，他們的喜怒哀樂沒有人分享，正常情緒找不到發泄途徑，久而久之，過分壓抑容易造成抑郁心理。中國自古以來有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而現念中許多年輕個體或家庭尋求自己的獨處空間，空巢家庭的高速擴張與傳統觀念上的沖突，造成空巢老年人無法及時適應這種不協調，從而引起他們心理上的消極反應。

還有其他情緒反應。與非空巢家庭相比，空巢家庭的老年人還有其他的情緒反應。如周榮山等人通過對600例空巢老年人和600例非空巢老年人研究比較發現，空巢老年人中存在焦慮、抑郁情緒的比例顯著高于非空巢老年人。[3]李金晏通過對社區210例空巢老年人和200例非空巢老年人研究比較發現，空巢老年人在過分擔憂、莫名感到害怕兩方面顯著多于非空巢老年人。[4]“空巢”是家庭結構的一種變化，需要一定的適應過程，由于老年人適應力下降，最初會表現出分離焦慮和不適應障礙，嚴重者出現焦慮、抑郁情緒，尤其在傳統的團圓佳節，我國傳統觀念中合家歡聚的觀念根深蒂固，這些消極情緒會更加強烈。

2.情感：主觀幸福感逐步減弱

情緒具有情境性、暫時性，而情感是在情緒的基礎上形成的，具有較大的穩定性、深刻性和持久性。在這里我們主要探討能夠代表老年人整體生活質量進行情感性評價的主觀幸福感。我國老年人整體上的生活滿意度處于中等以上，水平較高。但仍有一定數量的老年人主觀幸福感水平較低，他們對幸福的體驗較多的是消極情感。他們的主觀幸福感主要受到人格特征、控制感、自我效能感、應對方式等主觀因素和健康狀況、社會支持、家庭生活及經濟收入等客觀因素影響。[5]對于空巢老年人，尤其缺失的是家庭生活中的親子支持。有研究者對我國北京等四省市288名老年人進行測量，結果表明親子支持通常影響老年人的自尊感、孤獨感和親情感進而影響其主觀幸福感。[6]可見，子女給予老年人的社會支持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有很大影響，并且老年人接受子女支持對主觀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老年人給予子女的社會支持。由于“空巢”家庭中老年人與其子女產生的空間阻隔，造成老年人與子女間的言語交流和行為互動較少，在接受子女的社會支持的頻率和質量上勢必受到影響，從而影響到老年人對生活質量的主觀體驗。

空巢老年人情緒情感上更脆弱，更加渴望外界的支持與關心，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突出，這些心理問題歸納起來稱作“空巢綜合征”（empty nest syndrome）。[7]空巢綜合征可導致內分泌、中樞神經的紊亂和免疫功能下降，易誘發或加重冠心病、高血壓、支氣管哮喘、胃及十二指腸潰瘍等生理疾病。[3]可見，無論是心理健康還是生理健康，老年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現代社會空巢化的消極影響。

（二）空巢老年人社會性與個性的發展

1.社會性發展：親情關系淡化

老年人的人際關系主要體現在夫妻關系、與子女關系、與朋友關系上。這些人際關系構成老年人的社會支持系統，直接影響到個體對生活質量的主觀體驗。而空巢家庭在某種程度上會造成老年人與子女間的關系紐帶強度的弱化。在這個紐帶中，老年人作為弱勢群體，勢必會經歷消極的心理過程。

跨文化研究顯示，子女的住所及其與父母的物理距離是影響子女向父母提供支持的關鍵因素。同時，老年人得到社會支持越多，空巢老年人的孤獨感越少，幸福感和生活質量越高。[8]缺少子女的情感和精神危機是引發空巢老年人心理問題的主要原因。

孝道是我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關于老年人對子女孝順行為的期望方面，劉靚等人的研究表明，孝順期待直接影響孤獨感，同時還通過給予親子支持、接受親子支持間接影響老年人孤獨感的產生。老年人孝順期待以及與親子之間的互動支持對老年人孤獨感有顯著影響。[9]可見老年人與子女之間的人際互動會影響老年人的情緒情感，從而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水平。通常情況下，子女通過親自探望、電話慰問等方式進行人際互動，體現自己孝順的一面，有研究對社區老年人調查發現，空巢老年人在是否認為子女探望次數過少上與非空巢組有顯著差異，空巢老年人更希望子女能更多地來看望自己。[10]可見，空巢老人普遍具有強烈的與子女增加見面次數的需要。

2.個性發展：自我價值感弱化

自我價值是指在個人生活和社會活動中，社會和他人對作為人的存在的一種肯定關系，包括人的尊嚴和保證人的尊嚴的物質精神條件。自我價值的實現必然要以對社會的貢獻為基礎。根據自我價值定向理論，人對自我價值的尋求和確立貫穿一生，自我存在有價值，生活與生命才是有理由的，世界的一切對于主體才具有價值。自我價值定向決定人與自身及環境的關系。[11]

在老年人個性發展中，空巢家庭與非空巢家庭對老年人自我價值感影響的差異尤為明顯。對于老年人來說，由于離、退休使社會角色和人際圈發生變化，老年人需要重新調整自己的角色和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在這個過程中很可能會體驗到一種“意義感”的缺失，即自己不僅失去了某些權力，更重要的是自己對于這個社會的“意義性”突然減弱。而對于子女在身邊的老年人來說，他們會通過“轉移”的方式把注意力集中在對子女的照顧和關心上，如關注子女的婚姻問題，關心子女的工作狀況，給子女在生活瑣事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等。

李金晏等人研究發現，空巢老年人在自我價值肯定上得分顯著低于非空巢老年人。[4]對于空巢老年人來說，他們希望能夠體現自己存在的價值，但是由于子女不在身邊，這種價值體現的期望受到一定的阻礙和削弱，他們無法直接尋找發揮自我價值的著陸點，從而產生消極的心理體驗，由此而變得悲傷、焦慮、抑郁、失去信心、自我否定或降低自尊等。有研究者經過調查發現，對城市非空巢老年人來說，給予子女的情感支持越多，抑郁水平越低；對城市空巢老年人來說，給予子女的情感支持越多，物質支持越少，抑郁水平越低。[12]可見，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與老年人給予子女的幫助有一定關系，在給子女提供幫助的同時，體現了他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同時對他們的心理健康有著積極的意義。

三、積極應對家庭“空巢化”的心理學攻略

面對當今社會空巢現象的普遍化，對于空巢老年人情緒上的失落感、孤獨感增強，情感上的主觀幸福感削弱，個性上的自我價值感缺失以及社會性發展方面的人際關系變化，可以從老年人自身、老年人家庭以及社會群體三個層面進行積極應對和心理干預。空巢老年人自身的態度和認知需要跟上時代變化的腳步，社會支持是維護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而家庭層面里成年子女對空巢老年人的社會支持尤為重要。同時，社會層面中良好的鄰居關系對子女不在身邊的空巢老年人發揮著重要的支持作用，各種民間組織的活動也有助于他們的心理健康發展。

（一）改變個體的信念認知

根據美國心理學家埃利斯的情緒ABC理論，誘發事件A（activating event）只是引緒和行為后果C（consequence）的間接原因，而引起C的直接原因則是個體對誘發事件A的認知和評價而產生的信念B（belief）。也就是說，要改變空巢老年人消極的心理體驗，首先要改變他們的信念和認知，即以一個積極的心態和全新的態度對待自身以及社會的空巢化問題。

空巢老年人應當積極對待老化問題和空巢現象，應該理解這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普遍現象，而不是子女或自身問題造成的。同時學會自我調節，將注意力從與孩子的分離焦慮中轉移，而在其他方面進行發展（如繪畫、書法、音樂、運動等文娛活動上），積極參與活動以獲得積極的自我形象和充實感、幸福感，既可以陶冶情操，又可以消除孤獨，同時在這些活動中尋求自我價值感的自我實現。

西方心理學家提出SOC模型，成功解決老年人晚期適應的理論模型，[1]即選擇（selection）、最優化（optimization）和補償（compensation）三個過程。選擇是指確認最有價值或最重要的機遇或活動領域；最優化指有限地分配和提煉資源，以便在所選領域發揮最高水平；補償指在資源減少的情況下，確定一些可以彌補損失和將其對功能的消極影響減少到最小的策略。也就是說空巢老年人想要獲得滿意的生活，首先根據自身情況選擇某個具體目標（如健身、書法等文娛活動）作為其發揮自身作用，實現自我價值觀的重要領域。然后投入心理資源，專注于這個領域，把注意力從消極事件（如與子女分離、退休）上轉移，同時充分利用外部資源（如政府、社會提供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發揮自身最大的作用。

這是一個個體與社會積極互動的過程，不僅需要空巢老年人自身的精神投入，還需要社會支持和完善的體系建構。積極引導空巢老年人進行認知重建，同時結合心理學模型進行應對干預，通過促進老年人參與社會互動來消解消極情緒，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二）增強家庭的情感維系

親子支持是維護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子女與父母在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彼此的依戀情感，這種依戀情感對兩代人之間的人際互動和相處產生很大的影響。盡管父母與子女的物理距離影響親子支持的效果，但我們無法逆轉歷史潮流，回到過去兒孫滿堂、同住一個屋檐下的情景。

根據Bowlby的理論，依戀系統使個體維持對重要人物（依戀對象）的親近（proximity），從而作為處理壓力事件和應對危難的一種途徑。依戀對象作為安全的避風港，使個體能夠在一個有支持的環境中探索世界和發展個體。[13]依戀系統貫穿人的一生，依戀對老年人的健康和幸福感有重要作用。[14]與嬰幼兒和成年人相比，老年人的依戀對象更為復雜，其中包括配偶、兄弟姐妹、成年子女和象征性依戀（故去的父母、上帝等）。其中，成年子女與老年人在相互依戀過程中產生的緊密聯結，使得依戀個體有較高的自尊、自我效能、且較能接納別人，少有寂寞感，擁有較多的社會支持網絡。隨著老年人與子女的分離，很可能帶來老年人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同時，隨著年齡增長，面對慢性疾病的日益增加，老年人的安全感下降，脆弱感增強，這就需要子女在這個依戀體系中起到積極的作用。

把依戀理論研究成果和實證研究成果相結合，進而推進依戀研究成果在實踐領域的應用，是未來一個重大的研究方向。[15]“情緒聚焦療法”（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簡稱EFT）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可以幫助打破人際關系中（如父母與子女）消極的互動循環，相互提供更有效的情感支持，發展出信任和安全感。這些技術對于老年生活的干預也有一定的潛力。[14]目前正在國際臨床心理治療中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另外，飼養寵物也是緩解與子女的分離焦慮，分散老年人依戀對象，提高生活質量的有效方式。鄭日昌、傅納和Headey的一項調查發現，是否擁有寵物犬與空巢父母身心健康顯著相關，飼養寵物犬能使空巢父母的身體更健康，就醫次數更少，生活滿意度更高。[16]同時，進一步驗證了飼養寵物犬的空巢老年人的生存質量優于不飼養寵物犬的空巢老年人，飼養寵物行為確實有效地提高了空巢老年人的生存質量。[17]空巢老年人在家中喂養寵物，從而尋求、替代、填補感情空白，排解孤獨感，這些寵物可以給老年人帶來樂趣，使他們得到精神上的支持。

也就是說，對于空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狀況，在家庭治療方面專注于依戀情感。子女盡量多抽出時間與父母進行互動與溝通，物質上的輔助遠沒有精神上的交流作用大，因此要注重精神上的支持。同時，可以通過心理療法進行干預，也可以通過飼養寵物獲得依戀上的情感支持。

（三）強化社會的心理干預

除了老年人自身和家庭影響外，社區、社會團體組織有效的心理干預，對老年人心理健康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團體干預是多向溝通的過程，每個成員都存在多個影響源，在參與中增強彼此關系，從他人行為中審視自己，從多元化價值的信息交流中探索與自我成長，從而將這些心理上的改變遷移到日常生活中去。在團體輔導過程中，當團體凝聚力形成并增強時，會讓團體成員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消除孤獨感和失落感。羅茜根據存在主義的基本理論，關注困擾空巢老年人的現狀，并進行一系列團體輔導。[2]其中一個案例總共進行五次團體輔導，每次活動1.5小時，共5周。目的是：一、通過個體對一些關鍵問題的解決，喚起對生活意義的思考和追求。二、通過培養團體氛圍、審視過去、認識自我、重塑信心等方式有效緩解空巢老年人的孤獨感。追蹤調查證實，團體干預有效緩解了城市空巢老年人的孤獨感體驗。

個體輔導具有針對性和私密性，針對每個人不同的心理困擾和心理問題進行咨詢，并根據個人心理特點和所處環境制定個性化的咨詢方式。汪星等人運用個體咨詢，在建立信任的基礎上，以循序漸進地引導老年人回憶過去的方式，進行了8周的個體懷舊治療。結果顯示，老年人的抑郁情緒明顯減弱，幸福度明顯增強。[18]

杭榮華結合團體干預加個體干預，對有抑郁情況的空巢老年人進行為期6個月的有效輔導。[19]團體心理干預主要有講座和團體訓練，學習正確宣泄情緒，尋找自我認同感，相互支持和溝通，保持心理平衡等。個體心理干預包括支持性心理治療、認知干預和行為治療等。結果發現心理干預后抑郁孤獨感降低，幸福感增強，可見，心理干預可以大大改善有抑郁癥狀的空巢老年人的心理狀況。

對空巢老年人進行心理干預的方法在研究領域已經碩果累累，重要的是給這些科學研究一個展現其應用價值的平臺，從而更好地為人們服務，這就需要加強NGO組織、社會工作者等民間團體的服務作用，還需要政府建立完善的制度體系，為空巢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一個溫馨的環境。

四、結語

隨著老齡化社會步伐加快，空巢家庭越來越普遍，對于空巢老年人的關懷，不僅僅是家庭的責任，也是全社會的責任。現代社會把老年人視作弱勢群體，對老年人的衰退進行各種形式的消極渲染，從而使人們對老年人產生消極刻板印象。這不僅影響到人們對老年人的行為和態度，同時也影響到老年人對自己的認知和因此而產生的行為。

根據巴爾斯特的畢生發展觀，心理發展貫穿于一生，老年期心理變化不能僅僅用“衰退”來概括。人到老年，雖然某些心理功能（如感知覺、記憶等）有所減退，但另一些復雜的功能（如抽象邏輯思維等）非但沒有減退，甚至還繼續增強。如流體智力（主要與神經的生理結構和功能有關，如直覺整合能力、思維敏捷度等）雖然隨年齡增長減退，但是晶體智力（后天獲得，主要與文化和經驗的積累有關，如知識、詞匯的理解能力）仍然保持較高水平，那些在國家重大事件和企業高層中起重要決策的老年人，很好地運用他們高水平的晶體智力實現了自我價值感。

也就是說，不僅是老年人，整個社會都需要用積極心理學的態度對待社會老齡化，對待老年人以及空巢老年人面臨的各種心理變化。整個社會需要關心他們心理上軟弱的地方，不要過分強調消極方面，而要強調他們對社會的意義和價值，強調他們被社會所需要。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充分體驗自己存在的意義感和價值感，從而積極應對環境變化和心理發展。

此外，長期空巢除導致老年人身心健康問題外，也會引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老年人的生命安全、經濟供給、生活照顧、醫療保健等問題。因此，空巢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健康問題不容忽視。如何幫助空巢老年人解決身心問題必將成為政府、社會及家庭子女面臨并解決的重要社會課題，值得關注和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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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特征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孤獨癥；兒童；父母；焦慮；抑郁；社會支持

兒童孤獨癥在日本及港、臺地區又稱自閉癥， 是廣泛性發育障礙的最常見形式， 廣泛性發育障礙是一組起病于嬰幼兒時期的全面性精神發育障礙， 有學者稱為孤獨譜系障礙[1]。最新研究發現， 兒童孤獨癥的患病率接近1%， 男女比例為4：1， 但女孩一般較嚴重[2]。當面對一個面容聰慧、心身發育遲滯的孩子， 家長的內心感受是復雜的。為了解孤獨癥父母的心理健康狀況和社會支持， 預防減少心理問題， 作者對96例孤獨癥患兒的父母進行調查，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研究組為2011年9月～2013年9月在本市孤獨癥康復訓練機構進行康復訓練的兒童的父母， 他們孩子的診斷符合ICD-10兒童孤獨癥的診斷標準。①經精神專科醫院確診為孤獨癥患兒的父母；②小學以上的文化程度；③無重大軀體疾病和精神疾病， 兩系三代無精神疾病史；④自愿配合參加調查者。對照組為本市1所幼兒園和1所小學就讀的正常兒童的父母， 孩子排除有發育性和智力問題。選擇孤獨癥患兒父母96例作為研究組， 其中男83例， 女13例， 年齡37～125個月， 平均年齡（55.5±34.6）個月；選取正常兒童父母100例作為對照組， 其中男49例， 女51例， 年齡40～118個月， 平均年齡（49.6±23.8）個月；兩組患兒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研究組患兒父母平均年齡（34.25±6.68）歲， 對照組兒童父母年齡（33.54±4.57）歲， 兩組家長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1. 2. 1 調查形式 ①研究組調查形式：在康復訓練機構訓練時或者上門， 在工作人員的指導下， 由家長當場完成填寫。②對照組調查形式：取得園（校）方配合， 調查員說明調查目的和表格填寫方法， 按標準由家長當場完成填寫。

1. 2. 2 評估工具 ①SCL-90：該量表包括90個項目， 從0～4級分為5級評分， 得出均分和9個因子分；②SAS；③SDS；④EPQ：該量表含88項是否選擇測試題， 分4個分量表， 即P、E、N、L。⑤社會支持量表：該量表共10個條目， 包括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及對社會支持利用度3個為維度。

1. 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3.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研究組患兒父母的SDS、SAS、SCL-90的量表總均分和各分量表分均高于正常兒童父母，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本研究顯示孤獨癥兒童父母的SDS、SAS、SCL-90的量表總均分和各分量表分均高于正常兒童父母， 差異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5）， 但是在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和支持總分上均明顯低于正常兒童父母， 提示孤獨癥患兒父母得到的實際支持和對支持的滿意度較低。

孤獨癥患兒作為一個特殊群體， 在不同程度上與正常的兒童相比較有較多的言語發育交流障礙和行為問題等， 不僅不利于自身的發展， 且給父母也帶來了較大的心理壓力。有研究資料表明， 適當的社會支持可以增強孤獨癥患兒父母的生活能力， 能減少其恐慌、抑郁等心理情緒， 積極樂觀的面對生活， 提高患兒父母的生活質量。良好的社會支持可降低個體對應激過程的認知評價， 使個體在面對壓力情境時所承受的傷害程度減弱。家長身心健康對孤獨癥患兒的預后至關重要。要使孤獨癥治療取得較好的效果， 關鍵在于堅持長期的干預。針對家長的情況進行個別的心理輔導， 舉辦家長座談會， 讓家長間進行充分的交流溝通， 以減輕家長焦慮、煩躁的情緒， 且能激發家長對患兒付出更多的關愛， 促進患兒的成長。

因此， 政府相關部門在關注孤獨癥患兒的同時， 勿忽視孤獨癥患兒父母的需要， 望盡快完善社會支持保障系統， 提供更多的經濟資助和專業知識及技巧的培訓等各類支持， 以緩解孤獨癥患兒父母面臨的各種壓力。本研究未就孤獨癥患兒家庭在養育類型、經濟狀況、家庭完整性、父母照料時間、父母間焦慮抑郁等方面進行對比并就父母的心理特性和社會支持開展研究， 有待于今后深入調查。

參考文獻

[1] 江開達.精神病學高級教程.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 2013： 259-263.

社會治理特征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不同行業的企業有著不同風格特征的公司治理文化,而企業獨特的公司治理文化又決定著其進入新行業的成敗。公司治理文化與企業的行業選擇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并且公司治理文化對企業的行業選擇有其自身的作用機制。企業應該綜合考察其所處行業的內外部特征并將其運用到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中去,公司治理文化的行業特征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不同行業的企業有著不同風格特征的公司治理文化,而企業獨特的公司治理文化又決定其進入新行業新領域的成敗。因此,對公司治理文化行業特征的研究,不但具有理論意義,更具有現實意義。

一、公司治理文化與企業行業選擇的相互影響

1、公司治理文化對企業行業選擇的影響

(1)行業結構需要一定的管理技術系統支持,這個系統與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術系統是否切合,直接影響企業在行業中持續發展的技術能力。行業選擇之所以要考慮與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相契合,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所選擇的行業的管理技術系統與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術系統不切合,它就很難為股東、董事、監事和管理者等公司治理的參與成員所接受和學習,行業優勢也會因此而難以形成。

一個企業的公司治理文化,是參與公司治理的成員所擁有的經過反復整合已經模式化了的行事方式,這種方式過去曾卓有成效地適應了一定的生存環境,經過長期相傳,又形成了一種相對固定的東西。在這個模式化的體系中,包含著一定特質的管理技術系統并以此為基礎構成了一定的治理文化。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術系統不僅是指物質的管理工具,而且是指特定的管理藝術。每一個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技術系統都有某種獨特的素質,我們所說的模式化的東西,就是指這種特質。它的穩定性表現在:即使人們具體使用著的管理工具改變了,它還會繼續存在于新的管理工具當中;甚至當人們采用其他公司治理文化傳來的管理工具時,這種模式化了的特質也會借助其文化的慣性力量體現在其采用的過程中。

正是由于一個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術系統具有這樣的整合力量,一個企業的行業選擇所要求的管理技術系統如果與之切合,就能得到一種可持續開發的管理技術支撐。反之,如果一個企業的行業選擇與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術系統是完全隔絕的,就意味著企業在采用新的管理技術的同時還要學會放棄既有的模式化了的管理技術能力,使自身已經熟悉并且熟練了的生存手段失效。這意味著處在行業轉換當中的人們要承受雙重的壓力:一方面是學習、理解和掌握新的管理技術系統;另一方面是放棄業已成熟了的管理技術能力。這樣的行業調整與轉換,無疑會造成一種文化的斷裂,給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帶來極大的困擾。這種困擾包括幾個方面:一是既有的管理技術和經驗突然失靈,造成它們的浪費和流失;二是學習和掌握新的管理技術又缺乏足夠的時間和必要的條件基礎;三是由于沒有相應的知識背景和信仰背景,不僅是學習和模仿異質公司治理文化中的管理技術與經驗很難,而且即便是學,這些技術和經驗也很有可能在仿效過程中耗散和變形。因此,將一個公司的行業選擇植根于企業的公司治理文化模式之中,盡可能使兩個管理技術系統相契合,使行業結構的調整過程同公司治理文化的轉型保持動態的一致對行業結構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2)優勢行業形成需要一定的社會人文環境,而公司治理文化模式正是這一環境的內在基礎或內在模式。一個企業公司治理文化的價值系統、道德觀念等,通過對人的行為和心理的支配,會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行業的發展,畢竟任何行業活動都是人的活動,而人又都是被打上了文化烙印的人。因此,一個企業的行業管理制度如果與其治理文化相切合,這個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即它的經濟、社會功能的實現就有了深厚的基礎。就公司治理體系來看,行業選擇的合理與否,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看它能否將一個企業內外部的人力、財力等所有資源激活并將其有效組織起來推動行業的開發與發展。

2、企業行業選擇對公司治理文化的影響

公司治理文化主要受到四個因子的影響,即專用資本所有者權益保障因子、創新與開放因子、制度規范性因子和社會責任因子[1]。公司治理文化通過將重心放在不同因子上達到資源配置最優化,而這種配置恰恰受到企業所在行業的強烈影響。

公司治理文化行業特征是適應企業生存需要而產生的。伴隨著企業的產生,其長期生存所必須的基本假設就存在于企業員工和所有者之中,之后這些假設成為公司治理文化的一部分。這一觀點與Schein的見解相一致,他解釋了成功的行為如何制度化進而轉化為企業價值,最后成為潛在的假設[2]。表現在行業影響方面,企業必須適應行業所要求的某些假設才能生存。與行業驅動假設相適應的行為也會導致成功的結果。這樣一來,正如Schein描述的那樣從成功經驗中提取處理的價值觀和假設凝結為公司治理文化的組成部分。一旦行業驅動假設不為企業廣泛共享,那么其行為將與行業市場基本要求發生沖突并威脅企業生存。社會學家還從制度理論的角度對組織與其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討論。組織的制度環境是指那些組織必須遵守的成文和非成文的規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組織的合法性、生存和繁榮。從本質上講,它們反映了特定制度環境中成員的信念、價值觀和規范。因此,行業文化也可以看作是公司治理制度價值觀和信念的組織表現之一。

二、公司治理文化對企業行業特征的作用機制

與其他管理手段相比,公司治理文化的形成更加依賴于作用效果。文化以假設和相關價值觀的形式介入外部環境和內部權力與控制的分配,經過市場競爭的檢驗,只有與其所處行業環境相融合的部分才能生存和發展。當然,它們之間的聯系是松散的,因而對于管理者來說仍然存在相當大的選擇空間。在此基礎上,企業表現出不同的戰略、結構和流程。公司治理文化作用既包括與如何管理有關的內部控制導向信念,也包括與如何競爭有關的外部導向信念[3]。公司治理內部控制的組成部分莫過于公司治理文化和制度規范,由于企業行業差異,兩者及其內部之間的作用重心也應該有所不同;外部導向包括處理外界環境所帶來的風險等。不同的行業因其本質假設差異內所隱含的風險顯然不同,如行業退出壁壘高的行業風險高于對應低的行業、顧客偏好差異及變化大的行業風險高于對應低的行業等。更重要的是行業特征風險本身將對企業如何處理問題產生重要的影響。出于行業驅動文化研究的需要,相應的行業分類系統也有待于發展。過去的行業分類主要集中在財務、就業量及產出等特征上。其實,除了上述特征外,員工技術含量、顧客偏好、產品競爭范圍、行業成長等都構成了行業文化驅動的重要特征。

1、文化內部控制導向行業特征

首先,我們將內部控制要素區分為正式控制和社會控制機制。正式控制包括結果控制和行為控制(或者說流程控制),通過它可以對結果和行為進行評估、激勵和獎賞進而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企業內部的正式控制還可以分為等級控制和合同控制。合同控制更多依賴于法律,等級控制更多依賴于制度。合同控制易于理解;等級控制指組織內部所采取的控制,它建立在權威的基礎上,包括命令和評估績效。配置公司治理結構中各機構的成員、會議、政策和程序都是等級控制的一部分。不管控制的目標是在于界定特定的績效(產出控制)還是特定的過程(行為控制),在這種控制之下往往會導致道德、責任或者是競爭意識的缺乏。并且正式控制還被認為有礙于信任的發展。

相比之下,社會控制通過“軟”方法引導合意行為,更多地考慮影響他人行為。社會控制基本假設是人們可以最終決定自身的行為:通過社會化和一致的決策流程、強大的價值共享,員工將更加忠于企業;通過建立共同的文化和價值觀減少組織成員之間目標差異,以達到影響員工行為的目的。這種影響只有在共享目標、價值觀和規范時才能產生作用。也就是說,社會控制只有通過公司治理文化這一紐帶才能發生作用。在長期社會控制的基礎上,企業之間價值共享還能進一步增強企業內部的信任關系。此外,社會控制還為參與公司治理的成員提供相互支持的氛圍從而增進企業內部的相互理解[4]。盡管社會控制存在正式控制所不具備的種種優點,但是社會控制并不排斥正式控制,相控制必須以健全的正式控制為基礎。

其次,我們必須認識到最優的內部控制機制是由任務的特征決定的,也可以說成是控制機制情境適應性。即:在任務特征和控制機制之間存在適應性。對控制機制的選擇取決于任務的兩個特征:知識可傳遞性和結果的可測性。知識可傳遞性指管理者對整個知識傳遞過程能夠理解的程度。結果可測性是指以客觀、精確的方式對結果進行評估的能力。結果控制對于高可測性和知識傳遞性較為適應,而行為控制則恰恰相反。當兩個緯度都較低時(如非常規問題和創新等),社會控制(對應于公司治理文化)相對于正式控制(對應于制度)為最佳。

任務的行業特征,包括行業知識密集度(尤其是隱性知識)和行業內企業信息對稱程度對內部控制的選擇都能夠產生重要的影響:知識的可傳遞性取決于知識符號化和標準化程度特征,這與企業的知識密集性及其知識類型是密不可分的。

2、企業行業文化外部導向特征

公司治理文化外部導向也即公司治理行為對環境的適應性,來自于公司治理理念與外環境的整合。在這一過程中會產生企業公司治理獨特的行為模式,這種獨特的行為模式系統能夠反應公司治理文化的個性、特殊性和生命力。對公司治理文化具有重要影響的行業競爭環境根據其復雜和動態程度可以進一步細化為三個緯度[5]。

(1)產品市場的集中度和復雜性(所在競爭環境的企業數量和差異性)。企業運作的競爭形勢對其公司治理文化的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緯度。企業相對數量(行業集中度)決定了企業所處的市場結構,可以從完全壟斷到完全競爭。毫無疑問,完全不同市場結構之下的公司治理文化將存在顯著的差別。

(2)穩定性或者動態性(行業環境的變化程度)。行業環境的穩定性或動態性對企業價值觀和基本假設有重要影響。如:在高技術行業中,企業所處高度變化的環境促使個體充分發揮他們的創造性,積極行動解決問題。企業最大的需求是創造力和快速開發能力。相比之下,在穩定的市場中企業的行為標準涉及到人際關系、組織之間的相互依賴以及人力資源的發展和穩定。

(3)成長性(企業所處行業的成長速度)。行業成長性能夠影響企業承擔風險創新能力與組織管理和行為,而這些都將反映在公司治理文化中。行業高速成長則意味著更大的不確定性,同時高行業成長還會影響員工穩定性、潛在創新資源。這些都會增加企業對人力資源的重視程度。相比之下,在低成長行業的企業中更加傾向于依靠正式控制如政策、程序來指導員工的行為。許多實證研究表明,行業成長與其技術進步密不可分。新的技術和方法能夠減少不確定性并增加行業內企業的生產能力。反過來說,在高度成長的行業中企業將經歷資源充沛、利潤持續增長和大量的機會并進一步促進技術創新。在行業成長性方面,我國企業具有明顯的自身特征。自1979年起,除了為期不長的打斷之外,我國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必然是絕大多數行業的高度成長。企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客觀地講,我國的企業遠沒有經歷過像早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的而又殘酷的大范圍的激烈競爭的時代,大多數企業并不具備成熟的公司治理文化,其中包括適應高度成長的公司治理文化。一般來說,企業起步階段,免疫力都很差,也就是說面臨的風險比較大。盡管如此,企業卻得到了其能力之外的成就。

三、公司治理文化產業特征的現實意義

1、指導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方向

我國公司治理文化所處的階段決定了公司治理文化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眾多的弊端。公司治理文化不僅僅存在管理手段上的問題,發展方向也非常不明確,特別是在對企業創新性的考慮上常常是有欠考慮。然而,公司治理文化管理具有不同的偏重維度,企業首先必須明白公司治理文化管理的方向性,然后在此基礎上選擇適合自身發展需要的方法。比方說,制造業企業間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相似性,它們都更加重視創新和沖突解決,創新能力甚至成為影響企業存在與發展的核心競爭能力,因此企業在制定公司治理文化戰略決策時,必須認真分析其所在的產業對創新的特殊要求,選擇合適的公司治理文化維度及管理方法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指導公司治理文化變革管理

公司內部和外部環境變化可能同時導致與這相關的假設和價值觀發生相應的變化。但是對于這些變化,管理中也可能會忽視公司治理文化的相應調整。如果這樣的話,新的文化沖突就很可能出現并進一步誘發公司治理活動中的成員的抵觸情緒。于是公司很可能出現公司治理績效下降,由此帶來的壓力會迫使企業改革。但是以過往的經驗為基礎的公司治理文化常常會抵制變化。然而,環境的變化很少導致公司治理文化從假設層次上發生改變,如果這樣的話很可能導致重新構造整個產業。相比之下,公司治理文化在價值觀層次上發生變化是常有的事情,價值觀層次的變化會產生企業改變公司治理文化的壓力,如:新的管理方式、引進具有不同的文化前景的成員顧問等。也就是說存在兩種層次上的潛在力量對公司治理文化產生作用:假設和價值觀。顯然,假設層次的變化對于企業來說更加具有影響力。它可能人們在進行商業運作時下意識的思考和行為方式。企業需要新鮮的血液促使假設層成功地轉變。價值層面上的革新也存在一定的困難,但原有的成員或許就能夠勝任。當然,組織必須經歷一個再學習的過程,如國企改革前后的公司治理文化的變更,國企改革之前,政府是企業運作的主導力量,隨著產權制度與產權結構的改革,股權結構漸漸多元化,行政干預的力量逐漸減少,企業必須根據自身所處的新情況重新調配公司治理文化的特質。

3、為公司治理制度與公司治理文化配合提供參考意見

制度和文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首先,通過簡化決策過程,節約交易費用。當公司治理活動中的成員面對錯綜復雜的環境而無法迅速、準確、低成本地作出理性判斷時,他們便會借助于公司治理文化中的價值觀念、倫理規范、道德準則等“習慣”進行決策,從而簡化決策過程。一個企業的公司治理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建立起了自身系統的價值和規范標準,如果公司治理活動中的成員在價值和行為取向上與公司治理文化的系統標準產生悖逆現象,公司治理文化會將其糾正并將之引導到公司治理的價值面和規范標準上來。靠這種協調機制大大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其次,減少機會主義,節約監督成本。我們可以通過加強監督和考核以及加大處罰力度等制度安排增加機會主義成本,從而減少機會主義的發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但這需要較大的監督成本,而公司治理文化所代表的意識形態作為一套價值觀念或認知學識,是公司治理中每個成員都具有的,它的存在可以使人們限制自己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搭便車”現象的發生,從而使人們超出對個人直接利益的斤斤計較,并誘發集體行動。意識形態通過增強個人對于某項制度安排的法理性認同和依賴,能夠淡化機會主義行為。

最后,加強對企業相關各方的激勵。諾思等制度經濟學家認為一定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不僅是減少經濟秩序交易費用的重要制度基礎,更重要的是它對經濟主體創新和進取精神的推動,具有和產權界定匹敵的巨大作用,它可以提供選擇性經濟動力激勵等方面的產出,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基礎。人作為一種社會存在,除了物質經濟利益之外,還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會地位等社會性需要。公司治理文化具有使公司治理活動中的成員從內心產生一種高昂情緒和奮發進取精神的效應。公司治理文化把尊重人作為中心內容,以人的管理為中心。所以,積極向上的思想觀念及行為準則會形成強烈的使命感、持久的驅動力,成為成員自我激勵的一把標尺。同時一種優秀的公司治理文化也強調股東、債權人、員工、顧客、供應方等相關利益人的利益,它不但加強了對企業相關各方的激勵,而且企業通過創造除物質激勵的其他激勵方式來滿足不同成員的不同需要,從而強化企業各方的合作博弈,成為解決企業相關各方激勵不相容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劉翌·我國公司治理文化理論與實證研究[J]·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1·

[2]Schein,EdgarH,“ComingtoaNewAwarenessofOrganizationalCulture”[J]·SloanManagementReview,1984,Vol·25,Issue2·

[3]Chatman,JenniferA;Jehn,KarenA:“Assess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IndustrycharacteristicsandOrganizationalCulture:HowDifferentCanYouBe?”[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MississippiState,1994·

社會治理特征范文第4篇

【關鍵詞】財務治理；財務管理學；財權配置；財務文化

一、界定內涵：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

近年來，我國的財務學者們從不同的研究目的出發，對財務治理的內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程宏偉（2002）認為，財務治理是財務治理主體對企業財力的統治和支配，即關于企業財權的安排，它決定財務運營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所采取的財務政策；楊淑娥（2002）則把財務治理理解為通過財權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從而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饒曉秋（2003）提出，財務治理的實質是一種財務權限劃分，從而形成相互制衡關系的財務管理體制；林鐘高（2003）指出，財務治理是一組聯系各利益相關主體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結構關系網絡，其根本目的在于試圖通過這種制度安排，以達到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均衡，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統一。以上這些有關財務治理的定義，雖然都從不同角度對財務治理的內涵進行了闡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認識偏差。他們要么從制度安排的角度將“財務治理”與“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將“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混為一談，或者只強調財權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視其他方面，因而無法全面準確地理解財務治理的內涵。

綜上所述，對于財務治理內涵的理解，筆者比較傾向于衣龍新（2005）的概括，即財務治理就是基于財務資本結構等制度安排，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在強調以股東為主導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等機制，實現公司財務決策科學化的一系列制度、機制、行為的安排、設計和規范。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財務治理是一種制度安排，又強調了財務治理是對財權的合理配置，同時還突出了財務治理是為了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機制。

我國絕大多數財務管理學教材都認為，財務管理是利用價值形式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的管理，是企業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與各方面財務關系的一項綜合性管理工作。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財務管理是一項管理活動，其直接對象是企業的資金運動和企業的價值。

從以上對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可以看出，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區別主要在于，財務治理是一種制衡機制，其目標是協調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財務管理則是一種運行機制，其目標在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也就是說，財務治理規定了整個企業財務運作的基本網絡框架，財務管理則是在這個既定的框架下駕馭企業財務奔向目標。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同時也存在許多共同點，那就是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理論基礎具有同源性（都以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為基礎）；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對象具有同質性（都涉及到財權問題）；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具有體系上的統一性（同屬財務范疇且都是企業財務報告的影響因素）；財務治理決定了財務管理的框架和軌道，財務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務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財務管理學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財務治理的考量

“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這一概念特征決定了財務管理學的研究應從財務的二重性：經濟屬性（財務活動）與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相結合來進行考察。但現實情況是，傳統財務管理學僅從數量層面來對財務的經濟屬性進行分析和論述，而對財務的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的處理這一財務管理的本質問題卻一帶而過。而財務管理作為一種綜合管理，企業內部各種權利的制衡、責任的分擔以及利益的劃分，最終將以財務的形式體現。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光靠加強日常財務管理是不夠的，應注重公司各利益相關者財務權利和責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財務行為規范等財務治理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當人們過于注重研究財務管理學的具體內容時，卻忽視了一個對推進公司財務理論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從財務治理的角度把握財務管理學的特征。

從財務治理的角度來觀察，筆者認為，傳統財務管理學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業財務行為視為一種把非經濟動機排除在外的純經濟行為，較少關注制度與財務文化等社會因素對財務行為和財務效率的影響，而是把影響財務行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認同，致使制度無法納入財務行為的解析框架，對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從而使財務管理學的構建日趨保守乃至封閉。第二，沒有進行相關財務治理影響分析，因而產生對“財權配置”問題的輕視及與此相關的“內部人控制財務”，導致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財務監控的弱化及其財務利益的受損，致使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第三，以理性經濟人假設作為理論前提，必然形成對經濟屬性（財務活動）的過度關注而輕視其社會屬性（財務關系），從而加劇財務沖突和財務道德的失落。

三、財務管理學再造：基于財務治理的創新

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特定的企業假設基礎之上，企業的不同界定和企業特征的現實變遷都會對公司財務理論產生決定性影響。現有的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傳統的企業特性之上，從總體上屬于價值管理理論。誠然，企業作為系列契約的聯結現象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即企業的本質特征并不在于這種聯結以及實現這種聯結的契約本身，而是在于形成這種聯結之后的企業財務活動以及在活動中產生的財務關系。隨著公司制企業的出現和現代企業理論對成本、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研究，由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帶來的公司治理問題便成為當前公司財務理論的主要議題。現實表明，單純從各自的學科出發獨立研究財務管理或財務治理問題，已經不能滿足學科發展和現實經濟的需要。因此，財務管理學需要拓寬研究視野和豐富理論內涵，就必須與財務治理進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財務管理目標的重新界定與企業財權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選擇財務目標，建立和完善財務的導向機制，是保證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高效運行并實施有效對接的前提。近年來，財務管理目標的定位經過了企業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等發展階段。但就我國目前的企業組織形式主流為非上市公司、資本市場的弱勢有效、法治建設處于起步期、商業倫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結構不太完善等現實背景下，新《企業財務通則》將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界定為“企業價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其資源供給者創造財富的受托經濟責任，也是當代財務管理學教材普遍接受的觀點，具有較強的理論邏輯性和實踐有用性。但也應清醒地看到，這些過分強調股東或企業價值的財務管理目標，勢必會將非價值性的社會責任排除在財務管理目標之外。結合我國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東至上”的邏輯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權被弱化的現狀，以及企業是在復雜的、充滿競爭的關系網絡中開展經營活動的現實，筆者認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均衡”應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終極目標。這一目標不僅有利于協調各利益相關者的矛盾，而且還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和社會性目標得以有機結合，保證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就是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是由企業的本質所決定的，因此，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并不總是與宏觀社會的要求保持絕對的一致性。于是，國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來強制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但是，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在許多場合無法完全進行硬性規定。這就需要企業的社會性目標，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優化，這是由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的。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獨立于社會而存在，若過分強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而忽視社會性目標，將會失去社會的支持，從而使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舉步維艱。特別是隨著SA8000在全球范圍的推廣和實施，企業重視社會責任、推動社會責任以及落實社會責任便有了最佳保證。這一堅持多邊主義的理財目標，是與公司財務治理的思想和目標相適應的。按照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理論，企業財權配置不能只考慮股東和經理層的利益，每個利益相關者在企業財權配置中都有權享有相應的財務權利，有不同的財務利益訴求。此外，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相機財務治理，也應在財務管理學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視制度因素在財務管理學中的地位

內生于公司財務行為的制度因素可按財務活動的關系分為財務本體性制度和財務關聯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國的財務管理學中，只是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稅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散見于籌資、投資、收益分配和資產重組及清算等財務活動中，而對在性質上并不是財務性的卻會對公司財務行為及利益相關者的財務網絡起約束和限制作用的財務關聯性制度（如產權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倫理道德等）閉口不談，這不僅背離現實而且還會把財務管理學引入歧途。財務管理學的再造，除繼續重視和完善財務本體性制度對公司財務行為的規范約束，還應當重視財務關聯性制度與企業財務行為之間關聯性研究，這是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引入財務關聯性制度的研究，將有利于擺脫現有財務管理學“就財務論財務”的思維偏差，使財務管理學再造更具動態調整性和環境適應性。超級秘書網

（三）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

財務管理學如果只關注具體的資金運動而忽視在這一過程中的激勵與監督問題，勢必會導致資本運營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受損。因此，財務管理學再造就必須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目前的財務管理學中在闡述企業財務活動時，本能地運用了諸如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會計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來約束與制衡管理者，而對于內部控制這一影響企業命運的制度安排卻沒有片言只語，這與企業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本質要求極不相稱。2008年6月28日，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這為企業內部控制的內容融入財務管理學再造提供了絕好的契機。公司的成本問題，僅僅靠制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恰當的激勵機制能夠通過委托人設計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適當的行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來，以財務治理的觀點考察薪酬對公司財務業績的敏感性漸成潮流。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應采用股票期權激勵制度。但股票期權的應用是有條件的，需要有比較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比較健全的資本市場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的法律框架等，而這些條件我國目前并不完全具備。我們在財務管理學的再造中，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必須緊密結合中國的國情，關注中國特殊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不能掉進“國際大廚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關注財務文化對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的作用

目前的財務管理學較為強調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會責任和道德品質等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在現代企業理財中倍受蹂躪而變得支離破碎，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關系也日趨惡化，使企業無法實現全面、健康的可持續發展。財務管理學關注資本、成本、利潤等本是應有之義，但影響和決定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為也不應該忽視，因為這有利于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企業財務文化是一種“內隱文化”，是企業為了實現財務目標而一貫倡導、逐步形成、不斷充實并為全體成員所自覺遵循的理財價值標準、道德規范、工作態度、行為取向和生活觀念，以及由這些因素融會、凝聚而形成的整體財務管理精神風貌。財務準則有形而財務文化無形，但財務文化對企業的影響卻無處不在。鑒于財務文化對企業競爭力所具有的原生性決定作用以及它所蘊涵的更為深刻的企業本質特征，要求人們在財務管理學再造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這一問題。財務管理學再造關于企業財務文化研究，其最終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國企業特色、與中國企業協調發展的財務文化發展戰略模式，從而更好地指導企業財務管理實踐。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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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伍中信.現代公司財務治理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會計研究，2005，（10）.

[3]李心合.利益相關者財務論——新制度主義與財務學的互動和發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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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鐘高，王鍇，章鐵生.財務治理——結構、機制與行為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2005.

社會治理特征范文第5篇

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

賀雪峰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

村莊治理模式,即村治模式,是華中鄉土學者鄉村治理研究的一個路徑探索。2009年1月出版的《中國村治模式研究叢書》(16本),可算作這一學術路徑的階段性成果。叢書作者分別選取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陜西、浙江、江蘇、吉林、福建等重要農業大省15個村莊,駐村調查百余天,從生產生活、弱勢群體、村莊政治等角度進行了深入調查。單就16本書的經驗材料本身來講,叢書就是一個不小的學術貢獻,是對轉型農村社會的一次素描――“描繪巨變中的鄉村中國圖景”。另外,叢書的出版代表著農村研究“集體學術”的進展。作者均出自一個團隊,懷著同樣的理念,同樣的學術進路。叢書不是16本調查報告的簡單疊加,而是一個學術理念的集體表達,是一個學術團隊集體發出聲音,是對村治模式研究的多套經驗闡釋。其中,賀雪峰所著《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一書,在敘述村莊經驗的同時,對村治模式的緣起、研究路徑等問題進行了很好的闡釋。

一、村治模式研究的緣起

村治模式研究不同于普通的農村田野調研,不是要理解一個村莊,而是要理解中國80%村莊的80%現象。這樣的學術抱負自然不能通過“普查”來實現,而只能尋找一種方法,通過廣泛調查對中國農村進行區域化、類型化的解剖,或者說是要找到一條路徑,對中國農村進行結構性的理解。

在《自序》中,賀雪峰講述了村治模式研究的緣起。在從事“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過程中,日益關注這樣一個現象,即中國農村極其不均衡,相同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地區的村莊會形成不同的過程、機制和后果。中國農村不能一刀切(非均衡性),這雖然幾乎成了一個不言自明的集體共識,但是非均衡性的深層原因卻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學術難題。伴隨著調查的深入,研究者發現,鄉村治理形態區域差異的根本原因在于村莊治理邏輯的不同,必須對“村莊治理的社會基礎”進行討論。

探討村莊治理的社會基礎,就需要對村莊進行一個整體性考察。不是關注家庭結構、老人贍養、村莊輿論、派性宗族等個別現象,而是要把這些小專題放在一起來理解,通過對村莊秩序的總體性考察,揭示復雜政治社會現象之間的關聯。這樣的調研成果就類似于一個相對翔實的民族志報告。通過村莊經驗的總體性意義來呈現村莊的內在機制,進而呈現村莊治理的邏輯。

但另一個問題出來了,是不是1000個村莊有1000個邏輯呢?還是有些村莊治理具有邏輯上的相似性?村治模式研究就是要從根本上回答這個問題,即在呈現個案村莊社會基礎和治理邏輯的同時,對個案進行比較,進而將治理邏輯類型化,形成關于村莊治理模式的討論。

村治模式不僅僅是一種研究策略,同時也是一種調查寫作方案,調研者有統一的調研提綱和寫作框架,便于不同村莊的資料具有可比較性。這種調研方法與純粹的人類學對村莊的理解方式不同,是中度調查,不太追求村莊個案的絕對精細化,而是要通過1―3個月的調查呈現出村莊的結構性特征。之所以不是特別注重經驗的絕對精細化,是因為在村治模式研究中,比較的不是具體現象,而是邏輯,比較的是村莊各種結構性因素、事件和治理機制的異同。

二、村治模式研究的路徑

在村治模式研究過程中,存在以下三條路徑:

第一條路徑:選取某一個專題或視角,結合不同村莊經驗進行比較,理解和呈現村莊治理邏輯的差異性。本書共列示了20個專題:家庭結構與老年人地位;婦女地位及其對公共生活的參與;生育觀念與生育行為;農民的閑暇時間及其社會交往;人情往來;紅白喜事及其儀式;村莊中的競爭;村莊價值生產能力;地方性規范與地方性共識;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公與私;積極分子與消極分子;村莊公共事務的“搭便車”;土地調整;農民負擔、村級債務與農村上訪;等等。這些專題,都是在長期農村調查基礎上形成的對田野經驗的問題意識,即以某些標志性事件為切口,剖析村莊治理的內在邏輯,同時強化對鄉村治理區域差異的認知。這正是本書導論中《中國鄉村治理的區域差異――以在全國九個農村地區調查為例》一文的問題意識和主要內容。

第二條路徑:立足一個村莊,做一個相對翔實的調查報告,生動呈現村莊治理的邏輯,形成一個模式表達,同時在其他報告的比較中獲得意義。書中九個村莊村治模式報告的寫作就屬于此條路徑,不僅僅是關注村莊治理,還要特別關注村莊治理的社會基礎,涉及對村莊政治社會諸多面向的結構性理解,重點關注以下系列主題:

(1)社會關聯――家庭結構、分家模式、糾紛及其解決、行動單位、公與私,等等;

(2)生產生活――村莊歷史、自然環境、聚居類型、種植結構、閑暇生活、副業、打工經濟、電視下鄉、人情,等等;

(3)村莊政治――派性、上訪、鄉村債務、農民負擔等,鄉村關系,等等;

(4)意義世界――生育觀念、面子競爭、喪葬習俗、自殺,等等。

雖然一些問題在第一條路徑中也曾涉及,但是此處更關注村莊經驗的總體性意義,理解其關聯性,進而呈現個案本身的邏輯,呈現鄉土秩序的基本特征。這種村治模式的報告,信息量較大,并沒有過多的宏大理論解釋,而是力圖呈現村莊經驗的邏輯自洽性。所謂的村莊經驗的邏輯,意指村莊政治社會現象是邏輯性地關聯在一起并彼此作用,例如農村老人的處境與代際關系、兄弟關系、村莊輿論等命題緊密相關,村莊治理與宗族、派性、選舉和鄉村關系等主題高度關聯。理論可以呈現經驗的邏輯,根本原因在于經驗本身是自洽的,可以自我闡釋。經驗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用經驗來理解經驗。村治模式報告的寫作,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把握農村經驗的內容和意義,進而理解村莊經驗本身的邏輯和作用機制,這是村治模式研究的重要環節,是村治模式研究的基本功。

第三條路徑:將諸多模式進行比較,建構更大范圍的模式概念。“村治模式不僅存在具體的小區域差異,而且存在大區域的差異”,而這正是書中關于“北方農村、中部農村和南方農村”的討論。只是這里要強調,村治模式類型化的標準不完全是“地理區域”。雖然地理空間的不同導致南北方農村的種植結構、社會關聯方式、國家權力滲入程度等方面的不同,但是村治模式類型化的根本標準是村莊治理邏輯的相似性。所以書中“南方農村、北方農村和中部農村”的劃分并不是地理空間的簡單表達,而是依據“離中央權力的遠近、地方性規范、開發時期”三個因素對村莊治理邏輯的一種類型化理解。或者說,可以算作是更大范圍村治模式的類型建構。

三、村治模式關鍵詞

所謂的村治模式關鍵詞,就是理解村莊治理的關鍵概念。

一方面,在村莊從事調查的過程中,往往會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即會有一個或幾個因素或事件,它們在紛繁復雜的政治社會現象中非常惹眼,影響著村莊治理的諸多面向,主導著村莊治理的邏輯。如賀雪峰在湖北荊門調查時發現的“原子化”,在關中調查時發現的“戶族”,在河南安陽調查時發現的“聯合家庭、門子與宗族”,在安徽中部調查時發現的“村民組”,徽州宅坦村的“積極分子”。以“積極分子”為例,安徽宅坦村雖然也有“原子化”的特征,但是在村莊中卻活躍著一個由退休人員等組成的“積極分子集團”,他們成立了“公益事業委員會”,還刻了公章,積極行動,使村莊治理呈現為非原子化的特征。積極分子,構成了理解宅坦村治理的關鍵詞。從這樣的一些概念出發,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村莊社會結構和村莊治理的邏輯,進而概括村莊治理的模式。

另外一方面,在超出村莊個案層面,還可以發現一些概念具有更大范圍的比較意義,如“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這是一個比戶族、原子化、聯合家庭、宗族更高一級的關鍵詞。其中“行動單位”探討了農民在生產生活中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將農村社會關系的特征概括為“差序格局”,意指中國農村社會關系“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且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但是現實中,不同層次的“波紋”對村莊治理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從核心家庭出發,并不完全是越來越弱,而是在某一個層次表現出來較強的一致行動能力,影響著村莊治理,表現為村莊水利、紅白喜事等事務中合作的形成,以及團結一致政治行動的發生,表現為選舉中的派性、上訪等等。影響“行動單位”的關鍵因素是“農民認同”。雖然家庭核心化是農村家庭結構變遷的整體趨勢,小家庭構成了利益的堅固堡壘,但是除了“原子化”村莊外,我國其他農村地區存在一個超出核心家庭的認同單位,在黃淮海地區和安徽阜陽表現為小親族,在關中表現為“戶族”,在贛南表現為“宗族”。“認同”建構了農民生產生活中的“行動單位”,進而影響村莊治理的形態和模式。

以“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這一村治模式關鍵詞為視角,利用“村莊價值生產能力”等概念,可以建構一個區域比較的村治模型,進而對生育觀念、非正常死亡率、住房競爭、老年人地位、村內糾紛等政治社會現象進行區域比較分析,概括出鄉村治理區域差異的基本特征。

四、結語

如果說“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的關照代表著縱向對社會變遷進行考察,那么村治模式研究則代表著橫向對不同區域農村社會性質及其差異原因的關照。如果說先前以政策、法律的實踐為視角來理解村莊治理的區域差異,那么村治模式研究代表著視角從外部到內部的轉換,即關注已經不是差異本身,而是差異產生的原因。這種原因不是僅僅在外部,還扎根于村莊內部,是村莊本身的特性決定了不同地區村莊治理的面貌的特殊性,即村治模式。

正像賀雪峰在后記中所表達的:村治模式研究“是一項探索,是經驗研究的探險”。在筆者看來,村治模式研究最根本目的并不只是要建構出符合區域治理特征的“模式”――這只是一個過程,關鍵是要找到一條可操作的路徑,對廣大的、非均衡的中國農村進行理解。所以完全沒有必要苛刻地追問模式準確性及其代表性問題,而應該深入理解這樣一種學術路徑所蘊含的農村經驗研究的戰略意義。它不僅為區域比較研究提供了一個方法,還能在區域比較的基礎上提煉出一些關鍵詞、關鍵概念。他們均來自村莊,仿佛從田野中生長出來一般,充滿了本土氣息,對本土經驗很有解釋力,為理解中國農村提供了有益的概念和框架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