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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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趨勢范文第1篇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的過程，中國國力經歷了從強到弱又由弱到強的歷史過程。1820年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GDP總量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為13.2%，1919年又降為9.1%，1952年降為5.2%。這是因為1820-1952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0.22%）明顯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62%），因而中國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顯下降；到1978年達到5.0%，這是因為1952-1978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間的增長率，但是卻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52%），因而中國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國的比重不斷上升，到1995年超過11%，這是因為1978-1995年期間中國GDP增長率上升為7.49%，而世界GDP增長率下降為2.7%，所以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顯上升。;

第二，中國人均GDP水平與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對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縮小。182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為50%，1919年降為36.7%，1952年僅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呈負增長（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長率為正增長（為0.92%），因而中國人均GDP與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差距明顯擴大；1978年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長率（為2.56%），這一時期中國人均GDP不僅與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與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個百分點，也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臺灣的20%，南朝鮮的22%。這一時期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6.04%），明顯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長率（1.01%），中國人均GDP水平不僅與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顯縮小，而且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對差距也大大縮小。

第三，在世界性現代化進程中，中國長期閉關鎖國，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開放，加快了與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過程。衡量一個國家在世界市場的作用可以用該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來描述，中國1890年這一比重為1.7%，1913年降為1.6%，1978年降為0.8%。一個國家貿易發展水平可以用該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來衡量，中國1890年為6.5%，1952年為4.6%，1978年為3.6%。這表明中國雖然是一個人口大國，但又是一個“貿易小國”；雖然中國從50年代就開始發動工業化，但是屬于典型“閉關鎖國”和“自給自足”國家。1978年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有四個特點：一是對外貿易呈現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1978-1997年期間中國外貿總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5.6%，其中進口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4.5%，出口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6.7%；二是貿易增長速度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外貿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斷上升，70年代末中國貿易依存度占GDP比重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國家之一，到1995年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比重明顯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為世界第十大出口國，但這一比重仍太小，僅“四小龍”出口額就超過世界出口額比重10%；四是中國人均出口額提高了數十倍，1952年中國人均出口額只有1.4美元，1978年為10.1美元，1997年為122.8美元，但是中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僅為13.6%。這表明對外開放的政策使中國迅速參與國際市場、國際競爭，對世界的貿易增長貢獻越來越大。無論是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還是中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與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國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盡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既是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國的國家根本利益，它給中國經濟所帶來的長期好處將會遠遠超過短期的開放調整代價。如果中國人均出口額接近或達到世界人均水平1/2，則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至少達到1/10以上。

第四，中國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人文指標的相對差距。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經濟的迅速增長，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進了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的明顯變化，人們壽命延長了，識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條件改善，盡管這些變化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表現出不平衡特征。從人口出生率來看，1952年中國人口出生率高達37.0‰，1978年降為18.25‰，1995年降為17.12‰；從人口預期壽命來看，1952年中國人口預期壽命為38歲，1978年達到64歲，1995年接近70歲；從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國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為5.33年，1995年為8.93年（麥迪遜的計算結果高于

的計算結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國50年代初期低，法國50年代是9.6年，德國是10.4年，美國是11.3年，英國是10.8年。經濟增長與人類生活質量改善是一個相互促進和過程，人口健康素質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來，中國各類生產要素增長及其配置市場化程度增強有助于加速中國的快速增長。從影響經濟增長的各類要素指標看，按兩個不同時期：1952-1978年期間與1978-1995年期間相比，中國總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由2.20%下降為1.37%；勞動投入增長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資本投入增長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資（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長率由7.57%提高到8.80%；農地（farmland）無增長，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長率由負變正，由-0.78%提高到2.23%。這表明，改革以來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場機制的作用在不斷增強，改善了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也有了明顯的提高，1952-1978年期間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為1.78%，1978-1995年期間上升為4.74%；資本生產率增長率一直呈負增長，1952-1978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2.95%，1978-1995年期間為-1.21%。

通過國際比較表明，1978-1995年期間中國實現經濟起飛的過程更類似于日本和韓國在1952-1978年期間經歷的經濟起飛情形。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中國為1.3%，日本為1.1%，韓國為2.26%；相對高的勞動投入增長，中國為8.86%，日本為9.57%，韓國為8.49%；農地（farmland）無增長或負增長，中國為0.00%，日本為-0.12%，韓國為0.46%；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明顯提高，中國為2.23%，日本為3.74%，韓國為1.84%；出口額增長率大幅度增長，中國為13.5%，日本為13.17%，韓國為26.09%；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呈高增長，但資本生產率呈負增長，人均資本存量大幅度增長。如果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韓國成功地追趕了美國，則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成功地在追趕美國、日本和韓國。

上述數據表明，中國在歷史上既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又是一個人均收入相對較高的國家，但它在全球性工業化歷史進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紀中葉已淪為世界上最貧窮的人口大國。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盡管中國已經開始發動工業化，經濟增長速度比較高，但這一時期世界經濟增長率高于中國經濟增長率，因而中國占世界GDP總量比重不僅沒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國人均GDP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沒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與開放使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提高，而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率又明顯下降，出現了中國迅速追趕世界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水平的新現象。這是一個全面追趕的過程，既包括經濟總量，也包括經濟個量；既包括經濟發展水平，也包括社會發展水平。上世紀美國追趕英國、本世紀二次大戰之后日本追趕美國、“四小龍”追趕發達國家都相繼成功了。同樣，占世界人口1/5的中國，正在成功地追趕上來。迄今為止，盡管她尚未完成這一追趕過程，但是她對人類發展的推動、對國際貿易增長的貢獻將越來越大。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

中國走向21世紀的過程，就是從世界經濟大國走向世界經濟強國的過程。今后中國還會加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迅速趕上，并在下世紀初期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以下介紹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趨勢的幾種預測和估計。

1995年中科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預測，1995-2000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3-10.2%。2000-2010年期間為8.0-8.7%；2010-2020年期間為7.0-7.8%。

按底線方案預測，1994年中國人均GDP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長率為7.6%，預計到2015年左右，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但是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預測，1994年中國人均GDP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8.1%，中國將于2010年左右GDP總量超過美國，中國人均GDP水平相當于美國的1/4。

1996年美國蘭德公司對中國1994-2015年的長期趨勢作了預測。他們對中國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計算）的初始值估計過高，既1994年為4200美元，相當于同年美國人均GDP水平的16.3%；他們對未來時期中國GDP平均增長率估計又過低，在最好情況下僅為4.9%。按上述假設條件，他們預測到2006年中國的GDP總量將超過美國，到2010年相當于美國GDP總量的110%，到2015年相當于美國GDP總量的127%，到200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為25.6%，到2015年上升為28.9%。

1997年世界銀行發表了《2020年的中國》的報告，假設今后十年中國國內儲蓄率從40%左右逐漸減少到35%，同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這些假設條件下，1995-2000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8.4%，而后GDP增長速度隨時間推移將減緩，從目前的9-10%，幅度減到2020年的5%。世界銀行專家認為有三種力量會造成今后中國GDP增長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總人口增長率減慢，勞動年齡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長；二是隨著資本積累，報酬收益遞減的經濟法則起作用；三是隨著經濟成熟化，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結構變革為增長所提供的動力日益減小，包括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配置收益越來越小。該報告預測中國與其他國家縮小了技術差距，其技術進步的勢頭將趨于減慢。中國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過美國。根據世界銀行對中國1995年人均GDP的估計為290美元，到2020年中國的人均GDP將接近現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當于美國現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該報告還預測到2020年中國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進口國和出口國；其居民購買力可能會超過整個歐洲；在世界金融市場上，作為資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國可以和大多數工業國家競爭。

1997年亞洲開發銀行發表的《崛起的亞洲》報告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作了三種可能的估計：一是樂觀方案，中國將繼續進行經濟改革，生產力和資本形成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6.6%；二是悲觀方案，中國未進行必要的改革，行業瓶頸將制約整個經濟增長，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設中國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條件不變，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6.05%，大大高于東亞地區人均GDP增長率（2.8%），略高于東南亞地區人均GDP增長率（為4.5%）。在這一持續性高速增長過程中，中國人均GDP相對于美國人均GDP水平迅速縮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為38.2%。

1998年麥迪遜對中國的未來作出了自認為相當保守的估計。他基本假設條件如下：第一，勞動投入增長相對緩慢，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長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資本存量增長速度不會超過5%；第四，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也會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設情況下，他預測1995-2010年期間中國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由1978-1995年期間的7.5%下降為5.5%，人均GDP增長率大約由6.04%下降為4.5%。既使在這種假設條件下預測，按PPP法計算，到2015年中國的GDP總量將會超過美國，約占世界GDP總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個百分點；由于中國總人口規模大，那時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國的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5，屬于中等收入國家，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大，將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無論那一種長期預測都表明，如果中國不出現社會動亂、國家分裂和重大經濟決策失誤，在下世紀初期的10-20年間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應當是可預期的發展結果。這表明，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僅經歷了20年的改革開放，就大大縮小了與美國經濟總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差距。如果我們再能夠保持這樣的增長趨勢的話，20年后中國GDP總量將達到美國經濟總量的水平，中國的貿易總量將略低于美國貿易總量，中國的迅速崛起和空前發展將成為跨世紀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將對世界的發展與和平做出積極的貢獻。

三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前景

1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對中國發展的影響由于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各國在貿易、直接投資、金融等方面的經濟相互依賴關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訊技術的進步，導致一個國家產生的危機會改變本地區其他國家的宏觀經濟條件，特別是通過貨幣危機傳導；一個國家的經濟蕭條會減少其他國家的出口需求；一個國家的幣值貶值會增加其他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亞洲金融危機從經濟增長、國際貿易、金融交易、債權債務關系和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對整個世界經濟產生影響，同時也對中國產生愈來愈大的負面影響。

第一東亞和世界經濟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復蘇。據世界銀行1998年10月報告，1991-1997年期間，世界經濟增長率為2.3%，1997年為3.2%，1998年下降為1.8%，比上年下降了2.4個百分點，預計1999年為1.9%，2000年為2.7%；東亞和太平洋地區1991-1997年期間經濟增長率為9.9%，1997年為7.1%，1998年降為-1.8%，而后將逐漸恢復。其中1998年該地區13個國家和地區中，有7個國家和地區出現負增長，從-0.4%至-15.0%，而中國經濟增長最高，為7.8%，但是明顯低于前幾年的記錄。引起1998年世界經濟增長率明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東亞危機國為負貢獻，分別為-0.4%和-0.3%，合計使世界經濟增長率下降0.7個百分點；二是美國、中國和拉丁美洲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呈現正貢獻，但均下降了0.1%，合計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預計1999年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率貢獻比上年又下降0.4個百分點，拉丁美洲也下降0.1個百分點，日本和東亞危機國開始復蘇，其貢獻率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國的貢獻可提0.1個百分點，為0.3%。

第二通過惡性競爭和大幅度貶值產出影響。東亞地區各國的出口依賴程度明顯高于與世界出口市場的程度，這表明，在本地區各國之間的競爭性要高于各國與其他地區之間的競爭性。從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亞幣值貶值了76%，南韓貶值了34%，馬來西亞貶值40%，菲律賓貶值了40%，泰國貶值43%，俄羅斯貶值了52%。這些周邊國家幣值大幅度貶值，而中國人民幣不僅沒有貶值卻有所升值，這勢必影響今后中國出口競爭力；同時其它周邊國家由于幣值貶值，按美元計算的資產價格下降，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比中國具有較強競爭優勢。例如，到1998年8月美國在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80億美元，相當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過貿易產生影響。亞洲金融危機直接影響全球進出口貿易增長，對危機爆發國家影響最大，也對與這些國家貿易的國家產生間接影響。據世界貿易組織（WTO）估計，1998年世界貿易增長率僅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據世界銀行估計，世界出口額8.8%下降為5.8%。這次金融危機使東亞地區內需停滯，進口大幅度減少，東亞地區危機國家進口額增長率由1997年的3.0%，下降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為-7.5%。為了應付危機，東亞地區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業因巨額債務負擔而縮小開支，銀行因危機中發生混亂難以開設進口信用，不良債權龐大也阻礙了內需擴大，美國、歐洲、日本及中國對東亞地區的出口增長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國出口額增長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為1998年的2.3%，歐盟15國由9.6%下降為6.3%，日本由11.8%下降為-1.5%。1997年中國出口額增長率為20.5%，凈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約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實現10%的出口增長目標，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影響估計不足。當年1-11月份出口增長率下降至0.2%，近幾個月來出口額連續出現負增長，其中10月份為-17.2%，主要是因為東亞地區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亞洲地區出口額增長率為-9.6%。據世界銀行預計，1999年世界出口增長率為5.3%，2000年為6.3%，世界進口增長率分別為5.8%和6.4%。在這一國際貿易環境下，1999年中國出口額增長可能會出現負增長。從國內需求增長率看，實際上從1998年下半年已呈擴張趨勢，1999年會比上年有所提高，擔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負面影響，使實際GDP增長率下降約1個百分點左右；與此同時也直接影響出口企業經濟效益，間接影響就業增長。

第四通過外國直接投資產生影響。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報告，1997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直接投資從流入亞洲地區轉向歐洲和美國，全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總額約1400億美元，其中私人資本的流量下降了7.1%，僅對亞洲新興市場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預計今后還會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國外資比重較高的來自東南亞、東亞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資額（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實際利用投資額（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預計今年還會繼續下降。

第五通過全球性通貨緊縮產生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深化不僅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減速，而且使國際市場各類非能源產品、能源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據世界銀行統計，非能源產品價格指數增長率由1997年2.2%變為1998年的-15.7%，其中農產品由2.6%變為-16.5%，金屬和礦產品由-10.5%進一步下降為-24.1%，化肥由1.2%變為-15.4%；能源產品由-6.9%，進一步下降為-28.5%。國際市場原油價格1997年為每桶20美元左右，現已降至12年來最低點，跌破每桶10美元大關。東亞地區是原油和農礦原料最大進口區，其經濟嚴重衰退，需求疲軟是使農礦產品價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英國《經濟學家》商品價格指數下降了30%。從深層次看，全球許多工業面臨生產能力過剩，同存有嚴重問題的銀行一樣，大概是亞洲危機的根源。全球性通貨緊縮從外部環境使1997年開始出現的持續的國內通貨緊縮“雪上加霜”，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國內煤炭工業、石油工業、鋼鐵工業、有色工業以及農業部門，影響了中國初級產品出口的增長。

從今后來看，亞洲金融危機以及其他地區的經濟危機作為外部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越來越深刻，我們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到這些不容忽視的潛在或顯性因素，做出現最壞情形的打算為好.

2國內形勢面臨的挑戰

從1993年以來中國政府實行適度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脹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脹率下降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脹率，首次成功實現了宏觀經濟“軟著陸”，但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以及各種長期積累矛盾的作用，從1997年以來，國內經濟形勢面臨嚴峻的挑戰。

第一經濟增長率不斷下滑，已低于潛在產出水平。從經濟學看，產出缺口指實際產出增長率與自然增長率之間的差距。自然經濟增長率又稱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在通貨膨脹度等于常數——既不趨于加速、也不趨于減速的情況下的真實經濟增長率。從歷史數據看，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趨勢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這一增長趨勢有所下降，在8-9%之間。從1997年一季度GDP增長率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為7.2%，第二季度又進一步降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為7.6%，第四季度又上升為9.0%，其意味著改革以來第四次經濟周期（長達八年）的結束，開始進入了第五次經濟周期的擴張期。從年度數據看，1997年GDP增長率為8.8%，1998年為7.8%，“產出缺口”由正變負，略低于這一時期GDP的增長趨勢。

從1978年以來，中國經歷了長達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長過程，現已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階段和調整期。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增長率相對下降，呈現結構調整特征，即從總量擴張導向增長轉向結構調整導向增長，從供給要素推動增長轉向需求要素拉動增長，從以工業主導帶動增長轉向由工業和服務業共同帶動增長，從投資主導刺激增長轉向投資和消費共同刺激增長。相對于世界和其他國家同期增長紀錄，其增長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現高速增長特征，中國仍保持較高的國內儲蓄率，FDI投資增長趨緩，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國，固定資產投資仍然是增長的動力，具有大國優勢，有助于擴大國內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國GDP增長率雖難以獲得1991-1995年期間的兩位數增長率，但也不會出現周邊國家那樣的負增長或低增長，預計有望達到7-8%的增長率。如果出口額呈正增長，則GDP增長率可能為8%或以上；如果出口額呈負增長，GDP增長率可能為7%或以下；如果出口額增長率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國政府1999年經濟增長率目標在7%左右，但這已不是指令性計劃指標，而是一個指導性指標。1998年投資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大于消費的貢獻率。1997年8.8%GDP增長率中，投資增長為2.2%，消費增長為4.9%，凈出口增長為1.7%，它們對GDP增長貢獻率投資占25.2%，消費占55.5%，凈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長率中，投資增長率為4.7%，消費增長率為3.1%，它們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分別為60%和40%，凈出口幾乎無貢獻。投資仍然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明顯增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15%，其中國有單位投資增長率為20%，今明年兩年還會有所上升。當前國內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費不足。從1994年以來，各類消費增長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現價計算，到1997年農村消費額增長率由33%下降到6.5%，城鎮消費額增長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費額增長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費增長率下降已成為制約GDP增長的主要因素。擴大和滿足消費需求既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也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今后看，中國應從投資拉動為主轉向擴大投資、刺激消費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由于消費額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擴大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特別是擴大和刺激9億多農民消費需求，應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長久之計。

第二中國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商品市場供過于求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改革以來中國工業生產能力空前提高。按不變價格計算，1978-1997年期間工業附加值增長了7.6倍；1978年時中國工業部門凈資產為2000多億元，到1997年上升為4萬億元。《國際先驅論壇報》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生產能力過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幾乎主要的商品供應都大大超過了需求。而生產能力過剩同樣對中國經濟和貿易構成新的威脅。根據中國國內貿易局商業統計信息管理辦公室對全國600多種主要商品的市場供求分析，1998年初調查約有25%的商口供過于求，5月份調查約有27.4%的商品供過于求，1999年初約有2/3的商品供過于求，例如，紡織品、日用百貨商品供過于求的比例為100%，電器、交電商品、化工商品供過于求超過90%，此外農副特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供過于求的比重也明顯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種糧油商品供不應求。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是多年來這些行業過度投資、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國經濟已由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結構性競爭日益突出，而現存的經濟結構既不適應國內市場需求，也不適應國際市場競爭挑戰。

因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除零售業、餐飲業之外的大部分服務行業仍然保留排隊現象，國有經濟部門高度壟斷的格局沒有打破，特別是銀行業、電信服務業、高等教育、醫療保健、電視與電影、科研和技術服務業等。這既人為地壓抑了居民消費，又減小了這些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

第三通貨緊縮越來越明顯，嚴重打擊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從經濟學看，產出缺口的變化直接影響通貨膨脹率的變化方向。當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產出缺口為正）時，通貨膨脹一般呈加速上升；當產出缺口為負時，即實際產出低于潛在產出，則通貨膨脹呈加速下降。從1997年10月以后，社會商品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率一直持續負增長，到1998年為-2.6%，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0.8%，其中食品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3.2%，交通、通訊工具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4.2%。改革以來，中國始終面臨著高通脹威脅，而今卻第一次面臨通貨緊縮的威脅。如果說通貨膨脹直接損害廣大消費者利益的話，那么通貨緊縮則直接打擊生產者。從大多數消費者角度看，物價下跌是一個好現象，但商品和服務價格持續性下跌迫使企業被迫削減開支，減少供給，過度競爭，降價傾消，調低工資，增加失業，而且形成惡性循環，生產能力愈是過剩，商品價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資收入提高越慢，下崗人員明顯增多，這反過來又抑制了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在供過于求和價格下跌的情況下，抑制通貨緊縮的主要辦法是關閉效率低下、質量低下、商品過時、污染嚴重、持續虧損的企業。例如，1998年國有重點煤炭企業累計虧損37億元，虧損面達81%，予計1999年下崗職工240萬人，關閉各類小煤礦2.58萬處，壓產2.5億噸，煤炭生產比1996年將減少近3億噸。1998年紡織業淘汰512萬棉紡綻，分流安置66萬名下崗職工，1999年準備計劃壓綻438萬，減員110萬人。此外，冶金、森工、軍工、石油等生產能力過剩的行業，亦將大量裁減工人，進一步壓縮生產產量。

第四城鎮失業人口急劇增加，創建國以來最高記錄。首先是城鎮登記失業人員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萬人升至1998年的620萬，增長47.6%；其次是下崗職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萬人，升至1997年的1435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929萬人，

估計1998年將在1700-1800萬人之間，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1200萬人；下崗失業人員由1993年的120-180萬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約610萬人；1998年農民工進入城鎮的失業人口約80萬人，估計其失業率為1.5%；1993年中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540-600萬人，1997年上升為1300-15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8-7.8%；

估計1998年全國城鎮失業人口約為1540-1640萬人，真實失業率約7.9-8.5%，成為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突發性失業高峰。90年代以來，農業部門就業增長下降了10%，第二產業增加了20%，服務業增加了55%，成為中國就業增長的主要渠道；城鎮就業增長了21.6%，其中城鎮集體經濟下降近20%，國有經濟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經濟（私營企業、個體經濟和三資企業等）則增長了130%，成為中國城鎮就業增長的渠道。

高失業不僅已經成為全國經濟社會生活中最突出的問題，也成為各地區最突出的經濟發展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全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規模最多的地區是遼寧，為96.0萬人，其次是黑龍江為81.0萬人，河南為72.8萬人，湖南為76.9萬人，湖北為67.1萬人，山東為66.8萬人，四川為64.6萬人；重慶在四個直轄市中實際失業人數最多，為26.6萬人，而北京只有6.5萬人，天津為9.2萬人，這是因為這兩個市上報的下崗未就業人員數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區城鎮真實失業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區的水平。青海城鎮失業率居全國首位，為11.5%，其次是陜西為11.4%，貴州為10.5%，吉林為9.3%，湖南為9.0%。福建為4.0%，廣東為4.8%，上海為4.9%，北京為1.4%，天津為2.8%，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相差近10個百分點。這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僅表現為人均GDP水平與增長率差異甚大，而且各地真實失業率水平差異甚大。中國進入高失業階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現為中西部地區處于高失業率水平。

第五國有企業改革越來越困難，虧損額愈來愈大，利潤額愈來愈高少，并出現了巨額凈虧損。國有企業乃至整個國有經濟既不適應國內市場競爭，也不適應國際競爭，這是多年積累的深層資機制性矛盾，并已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中心問題。1994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虧損額達483億元，利潤額為829億元，凈利潤額365億元。1997年虧損總額上升了一倍，為831億元，而利潤額卻下降了一半，為428億元，凈虧損額為403億元。根據國家統計局對5.8萬家國有企業虧損額合計為近千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7%,其中大中型企業增長30.4%。若考慮到利潤額逐年下降，估計1998年凈虧損額約700億元。

國有企業投資利潤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國有企業資金利潤率為3.2%，到1997年下降為0.9%；1990年國有企業資金利率為投資利潤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從各種經濟類型勞動生產率增長指數看，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1991-1997年期間，國有工業企業增長了59%，以外資企業為主的其他經濟增長了114%；從各種經濟類型比較勞動生產率看，1985年其他經濟與國有企業之比為1.5:1，1991年為2.1:1，1997年為2.8:1。這說明從總體上看，國有企業已無法與外資企業為主的其他經濟企業競爭，出現了此消彼長的過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內實現國企改革的目標（中國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諾）是令人懷疑的。

參考文獻：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機遇與挑戰：中國走向21世紀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基本發展戰略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1998.WorldBank,1998.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

新華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電。

《國際先驅論壇報》，1999年1月30日。

《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2月4日。

經濟增長趨勢范文第2篇

影響下半年宏觀經濟運行的幾個重要問題

1．房地產增長預期在明顯下調,但能否實現預期中的“軟著陸”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其中主要是政策的落實力度問題。房地產宏觀調控的落實力度問題將明顯影響此輪宏觀調控的最終效果。今年年初以來，由于一些地方房價上漲持續過快、房地產投資和消費繼續出現過熱增長的趨勢，國家加大了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央行提高房貸利率和按揭首付款比例、國務院的兩個“八條”以及2005年5月11日七部委聯合出臺的《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是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措施、防止投資增長反彈的重要舉措。這一政策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歡迎，特別受到廣大普通住房消費者的高度期待。但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一些房地產商和地方政府卻產生了很多的抵觸情緒，落實的力度可能大打折扣，影響房地產調控的成效。主要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僅從自身局部利益出發，對房地產業發展過度依賴和曖昧，而沒有從國家全局的高度認識房地產投資、消費與價格長期過快增長可能對國民經濟產生的越來越嚴重的負面影響。

2005年1～5月份城鎮50萬元以上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9719.3億元，同比增長26.4%，比一季度快1.1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和全年增幅分別回落8.4個和0.8個百分點（見表1）。

二季度投資增幅比一季度加快主要是由于去年二季度基數較低，去年二季度投資增長24.2%，比去年一季度的47.8%回落幅度接近一半。因此，投資在受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正在逐步由前期的過快增長狀態向中期均衡增長水平轉變。

現在的情況很明顯，下半年房地產增長如果不能實現預期的“軟著陸”，此輪宏觀調控將很難實現預期效果。投資過熱將會再次出現，資源瓶頸將會繼續加大，煤電油運也會更加緊張，不僅如此，房地產泡沫化繼續發展將會產生金融風險明顯增大、使經濟可能出現大起大落、因近期住房消費透支過多而使未來居民長期消費能力下降、使服務業的成本加大而抑制服務業發展等問題。

2．出口增長可能明顯放慢將對下半年經濟增長產生較明顯的壓力。許多跡象表明，下半年出口增長很可能明顯放慢，將對短期經濟增長產生較大的壓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拉低工業增長速度，導致就業增長回落和GDP增長放慢；出口產品增長放慢與一些長線產品產能加快釋放結合，使通縮的壓力增大。但這只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暫時的壓力，而對我國經濟的長期影響不大，而且會有許多有利影響：如出口增幅的明顯放慢，將適度減少順差，使人民幣升值壓力減輕；出口明顯減速將迫使國內企業在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和效益上下功夫；同時，出口增長放緩將有利于一些地方政府重視挖掘內需增長潛力等。

3．金融貨幣政策偏緊將對投資增長的穩定性產生影響。當前一段時期貨幣供應量增長是否恰當是影響下半年經濟會不會出現過度調整的重要因素。當前金融環境偏緊，在當前投資增長預期明顯下降、物價增幅持續下降的情況下，有導致經濟增長調整過度和使通縮壓力增大的風險。當前金融貨幣政策偏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貨幣供應量增長處于偏緊的水平。從1998年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來，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最強）出現了兩輪快速增長，第一次是在1998年年中開始，持續到1999年第三季度，其與國家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結合，結果使宏觀經濟在2000年出現重要轉機，之后因M2和M1增長相繼回落，導致經濟增長有所放慢；第二次貨幣供應量M2加速增長發生在2002年8月至去年二季度末，因其加速更為明顯及持續時間較長，使中國經濟在2003年后出現了明顯的投資過熱現象。目前M2和M1雙雙增幅回落到較低增長區間，M2增長持續10個月低于15%的水平，M1增長出現了兩波段的明顯回落，目前已持續徘徊在10%左右，比1998～2001年出現通貨緊縮的最低水平還低（見圖2）。

二是月短期貸款增加額持續減少，表明企業流動資金偏緊。從表2中可以看出，短期貸款月新增加額在2002年～2004年一季度出現了持續性快速增長，而2004年二季度后受國家加強信貸調控政策的影響，月增加額明顯減少。2004年5～12月，短期貸款凈減少了408.2億元，其中有4個月為凈減少。進入2005年后，這一狀況持續。去年企業因利潤增長較多并不明顯感到流動資金緊張，但今年將明顯不同，在今年企業利潤增長大幅下降的情況下，銀行短期貸款的繼續放慢將使企業資金壓力明顯增大（見表3）。

三是總的貸款增長率持續明顯放慢。今年5月末，全部金融機構各項人民幣貸款余額為18.63萬億元，同比增長12.4%，比一季度末回落0.6個百分點，比上年5月末和去年底分別放慢6.2個和1.8個百分點，增長率回落的幅度超過了各層次貨幣供應量（見圖3）。

總之，當前有三大問題影響下半年的短期經濟運行。房地產“軟著陸”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將影響此輪宏觀調控的效果，并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而出口增幅可能出現明顯回落及金融貨幣政策偏緊則對短期增長的穩定性會產生較大影響。只要應對得當，這些短期性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基礎便會更加牢靠。

經濟增長趨勢判斷和下半年增長預測

1．經濟增長是否將進入“周期性的低迷期”。

受政府加強對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影響及出口增長可能下降、當前金融貨幣政策偏緊等因素的影響，下半年經濟增長將會繼續回落。國內外的一些專家開始擔心，中國經濟可能步入深幅且持續時間較長的調整階段，并伴之于出現通貨緊縮。我們認為，這是合理放慢，而不是轉折，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未來幾年將進入“周期性的低迷期”。

首先，自去年二季度以來的經濟增長率放慢，符合宏觀調控的目標。從幅度上講這種放慢相對平緩且適度，更重要的是這種增長放緩正是宏觀調控希望看到的結果：把經濟增長的速度適度降下來，而把重點放在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優化結構上，且在增加消費需求上多下功夫。

其次，短期增長的適度放緩有利于中國經濟中長期保持快速穩定發展趨勢。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看，未來一段時間內投資和出口增長可能明顯放慢會對短期的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壓力，但我們認為，即使這導致經濟增長被明顯拉低，但較長時間內我國仍能保持8%以上的增長。因為投資和出口增長的調整是遲早要發生的，這有利于鞏固宏觀調控的成果，符合中長期增長的目標，即適度調整是主動性的，且是為今后更長時間的穩定快速增長創造基礎。預期中的增長調整，不僅不會使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悲觀，反而應該是更加樂觀。如果今年調整得好， 2006年、2007年以及今后幾年的經濟增長會更好。

其三，從周期的觀念來看，短期增長的適度調整可以認為是兩階段高增長的“間隙”。因為中國經濟將在較長時間內處于新一輪快速增長周期之中，且短期周期也沒結束，實際上因宏觀調控可能會明顯延長，這有點像80年代中期的情況。

最后，最近連續2個月CPI回落到2%以下，并不表明我國經濟將在下半年或明年進入新一輪“通縮”。一方面，2005年4月和5月物價增幅的顯著回落在相當程度是由于去年基數較高作用的結果，預計2005年6～9月份物價水平仍為在低位增長，但扣除基數影響，實際物價增長應該仍會保持2%以上。另一方面，目前實行的穩健型宏觀經濟政策將使發生通縮的可能性明顯降低。可以這樣來理解此輪宏觀調控的深意，即從中期角度看，宏觀調控不是防“通脹”，而是防“通縮”。抑制投資過快增長既是為了明顯緩解資源瓶頸約束及解決資源配置失衡問題，又起到了減緩未來幾年可能出現的生產過剩壓力。因此，近期中國經濟增長適度調整反而降低了未來通縮發生的可能性。

2．對下半年經濟增長指標的預測。

全年GDP增長呈明顯的前高后低的走勢。主要是因為受投資增長在房地產明顯降溫的作用下繼續回落及出口增長將逐漸走低的影響。預計2005年下半年兩季增幅回落較為明顯，分別達8.6%和8.2%，全年經濟增長為8.8%，比一季度回落0.6個百分點，比上年回落0.7個百分點。由此，宏觀調控的目標基本實現。

下半年投資增長調整的幅度相對大一些。預計2005年上半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和全社會投資分別增長25%和22%。三、四季度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20%和16%，預計全年50萬元以上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將超過7萬億元，同比增長20.6%；全社會投資全年將達83390億元左右，增幅將由上年的25.8%降至19%左右。其中房地產投資增長將在三、四季度呈大幅回落的走勢，預計分別增長15%和12%，全年房地產增幅將自2000年以來首次回落到不足20%，增長18%至19%。主要是因為地方政府、房地產商及消費者對房地產增長的預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既是基于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也是基于市場內在的變動要求，如地方政府不得不降低對房地產發展寄予的過度預期，房地產商不得不收縮投資計劃及降低收益預期來適應宏觀政策的變化，而廣大消費者在住房消費上也越來越趨于理性，一些投機炒房將會明顯退市，這在美元升值及人民幣升值壓力將有所減弱的環境下，更是如此。

下半年出口增長回落的壓力將逐步增大。一是在出口規模已經較大的基礎上繼續保持高增長難度越來越大。二是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高增長與前兩年有所不同，今年出口高增長是在工業制品出口增長逐步放慢、初級產品出口有所加快基礎上形成的，工業制品出口增長的逐步放慢將帶動全部出口增幅明顯回落。工業制品出口增長由2004年的37.0%回落到今年一季度的34.8%。受國際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上升的影響一季度初級產品出口增長高達35.1%，比全部出口增長快0.2個百分點，比2004年增幅16.5%快1倍以上。但最近國家出臺的一些對初級產品出口的抑制政策及國際初級產品市場的不確定性較大等將使初級產品出口增幅放慢。三是機電產品和高技術產品出口增幅的明顯回落與外商企業出口增幅放慢也顯示主導性的出口增長在明顯減速，下半年這種減速會更加明顯。四是我國紡織等勞動型產品出口近期受發達國家和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阻撓，這方面的出口增長難免將受到相當大的影響。預計，上半年出口總額為3365億美元，同比增長30.3%，1～3季度和1～4季度出口增長則將分別回落到24%和20%，呈明顯的增幅下降趨勢。

CPI增長在三季度受基數影響繼續回落后四季度會有一個反彈。全年CPI增幅將肯定在3%以內，我們預計為2.2%。工業增長和消費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兩個穩定器，下半年繼續保持平穩快速增長態勢。全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將增長15.7%，第二產業增加值增幅為10.4%。預計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增長12.8%，扣除物價因素后實際增長將超過11%，比上年有所加快。（見表4）

對宏觀調控的認識和政策建議

一、對當前宏觀調控的幾個問題的認識。

經濟保持平穩快速增長與實施適時適度的宏觀調控密切相關。這一點在此輪宏觀調控中反映得最為明顯。我們認為對去年以來實施新一輪宏觀調控內涵和方式的把握，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宏觀經濟走勢。特別是宏觀政策的三個著眼點或特點對中國經濟保持長期快速增長將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1．努力使短期宏觀調控目標與中期穩定增長目標相一致。以控制供給為主的此輪宏觀調控從中期的觀點看主要是反“通縮”，而不是表面看的是反“通脹”。受技術進步加快、市場的全球化等因素的影響，現階段供給過度膨脹的概率遠大于需求過度膨脹的概率，正因為如此，新一輪宏觀調控是加強對供給過度增長的抑制，防止供給過度引起新一輪生產過剩及通貨緊縮，以及引起當期資源供給的過度緊張、造成資源利用的嚴重浪費。正因為有這樣的政策考慮，未來再次發生通縮的概率明顯降低。與此相對應，防止通貨膨脹在制定金融貨幣政策上居于相對次要的地位，金融貨幣政策的重點應主要放在對金融系統風險的控制和促進就業和消費的穩定增長上。

2．今年加強需求側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個別行業（房地產）的需求過度膨脹，防止經濟增長出現更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問題。高度重視并有效實施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政策事關此輪宏觀調控的成敗。從亞洲國家經驗來講，影響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最大障礙和最大風險是因房地產過度繁榮而引起泡沫經濟。因此，加強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不僅是當前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而且是未來宏觀經濟政策需長期關注的問題。

3．“有保有壓”的宏觀調控措施，體現了對行業增長不平衡、地區增長不平衡、城鄉增長不平衡等的高度重視，標志著宏觀調控由單向（一路松或一路緊）型設計向復合型設計轉變，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充分考慮各地、各行業的增長差異性。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也是一個明顯的挑戰。

二、政策建議。

1．地方政府要切實落實中央對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各項政策，使房地產健康穩定發展，使宏觀調控的成果進一步鞏固。要把短期調控房地產的目標和建立房地產業長效穩定增長的機制綜合考慮，從根本上消除產生泡沫經濟的隱患。要形成這樣的共識，房地產業持續過度繁榮是難以持續的，合理的增長調整符合各地方及中國經濟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在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尤其要防止出現房地產泡沫及演化為泡沫經濟。重點是促進房地產業發展的三個“轉變”。一是重新確立住宅消費和投資理念，二是加快完善房地產發展的制度和政策，三是改變和完善住宅的生產銷售方式。

（1）要從三個層面促進房地產發展觀的轉變。對政府來講，房地產業應理解為一個被動型的產業，是社會福利的重要表現形成，不能作為財富增值的重要手段，相反應該調節。政府要引導大眾消費，促進住房大眾化需求發展，而不是鼓勵大眾投資。對房地產商來講，塑造理性的房地產發展觀，就是對滿足大眾住房需求為己任，盡可能提供相對廉價的住房商品，通過擴大規模和品質來盈利，要實現企業追求適度利潤與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標相統一，才是房地產業正確和可持續發展之路。對廣大普通消費者來講，觀念轉變是，住房是一個必需的耐用消費品，通過大眾炒房甚至投資來追求巨大的增值空間是理論上的錯誤，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

（2）加快完善房地產發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要在稅收政策和行業風險控制和規范運作上要做長期有效的制度安排，特別是政府房地產政策設計上要以防止泡沫化、抑制投資炒作為目標。

（3）改變和完善住宅的生產銷售方式已經是一個迫切的任務，房地產的生產和銷售方式不發生重要轉變，那么投資炒作將會以各種形式重復出現，而且在現在的利益紛爭格局中，調控的難度越來越大。我國房地產生產銷售方式的轉變應由目前所采取的香港模式轉變為美國模式，即只允許出售現房不允許出售期房。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既要防止降溫失敗，又要防止降溫過度。當前至關重要的是防止降溫失敗。

經濟增長趨勢范文第3篇

顯然，無論內需還是外需，需求不足是目前制約北京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而此時把擴大消費提上重要議程，一方面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動選擇，另一方面也是依賴投資、出口的增長模式不可繼續的必然結果。

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73%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北京經濟的快速發展，消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實現了年均兩位數的增長。1978～2012年，北京GDP總量由108.8億元增加到17879.4億元，增長163.3倍，年均不變價增長10.4%；同期最終消費由53億元增加到10655.1億元，增長200倍，年均不變價增長12.4%。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之后，消費快速擴張，逐漸成為三大需求中的主動力。北京人均GDP在2006年突破6000美元以后，經濟發展進入重要轉折期，增長模式由投資、消費雙輪驅動型向消費拉動型轉變。

以2006年為分水嶺，北京最終消費增速持續快于GDP增速。2006～2012年，全市GDP年均增長10.4%，同期最終消費年均增長13.5%，消費增速快于GDP增幅3.1個百分點。從世界平均水平看，1960～2009年間最終消費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71%～75%之間，且總體上呈微幅上升趨勢。從北京情況看，1981～2012年的32年間，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20個年份高于50%，有15個年份高于60%，且總體呈上升趨勢。從2006年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加速上升，由60%上升至2012年的73%，與發達國家80%左右的貢獻率接近，消費成為北京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

從國內看，目前只有上海、北京等少數城市經濟以消費驅動為主導。根據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北京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為1.5%，同期經濟總量占全國比重為3.6%，最終消費總量比重為4.3%，北京的消費規模高于其經濟規模和人口規模。

雙輪驅動下居民消費轉向“發展享受”型

消費率接近60%，仍有上升空間。擴大消費的重點在于提高消費率，即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2012年，北京人均GDP達到13857美元，消費率達到59.6%。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消費率一般在75%～85%左右。從金磚國家看，2011年，俄羅斯、巴西的人均GDP均突破12000美元，消費率分別達到66.5%和81%。相比之下，北京消費增長的空間依然很大。

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雙輪驅動。北京作為首都，匯集了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機關，政府消費比重較高。2012年北京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的比例在6∶4左右，全國為7∶3左右。政府消費對于促進北京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2006～2012年，政府消費年均增長15.6%，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漸提高，由2006年的27%提高到2012年的30.8%。居民消費是拉動內需的重點，2012年，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2.2%。簡政放權，轉變職能是本屆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在總體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消費的規模和結構將有所調整，居民消費增長有加快勢頭。今年以來，居民消費增速普遍快于政府消費。上半年，北京公共預算財政支出增長8.8%，同期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分別增長10.9%和15.5%，消費增長動力處于轉換之中。

居民消費從溫飽型轉向發展享受型。北京居民消費結構不斷改善，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即食品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比重）從1978年的58.7%下降至2012年的31.3%，農村居民家庭從63.2%下降到33.2%。近年來出現了以住房和汽車消費為代表的消費升級，同時，教育、醫療、旅游、信息和家庭娛樂支出快速增長。目前，北京服務消費占居民消費比重已經超過四成，部分享受型消費支出與發達國家接近。2012年，北京居民休閑與文化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務）比重為10.3%，而主要發達國家該比重在9.1%～11.5%之間；醫療保健支出比重為6.9%，主要發達國家一般在1.7%～20.2%之間；教育支出比重為5%，主要發達國家在0.9%～7.4%之間。

增長模式轉型“革命尚未成功”

有效供給不足。消費供給對促進居民消費增長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北京生產業快速發展，而消費業和公共服務業發展較慢。消費業占經濟的比重由2006年的20%下降至2012年的17%，符合大眾實際消費水平和承受能力的產品依舊是“稀缺”資源。文教衛等公共服務業中國有企業比重達到90%左右，發展緩慢，無法滿足居民多層次需求。

居民收入跑得不夠快。擴大消費的基礎是增加收入。從國際看，北京GDP已經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但是居民收入水平相對較低。2006～2012年，北京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增長8.7%，低于同期GDP增速1.7個百分點，未實現與經濟的同步增長，以致有人開玩笑說：“GDP長得跟胡子一樣快，收入漲得跟眉毛一樣慢。”收入跑得不夠快，老百姓不敢痛快花錢。

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也對消費產生影響。掌握大量財富的少數富人的消費傾向（消費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遠遠低于中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就會降低。從城鄉看，2012年城鎮居民消費傾向為65.9%，農村居民消費傾向為72.1%；從城鎮內部看，20%高收入家庭消費傾向為57.5%，而20%低收入家庭消費傾向為86.9%。初步測算，若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與城鎮居民持平，北京消費總量將擴大8%左右。

經濟增長趨勢范文第4篇

關鍵詞:產業集群;化工園區;地區經濟

一、產業集群的概念和綜述

產業集群是指某一特定領域內,大量產業聯系密切的企業及其相關支撐機構在空間上集聚,并形成強勁、持續競爭優勢的現象(Porter,1998)。近年來產業集群作為一種創新型的產業組織,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股“集群熱”和“產業園區熱”。國內外的學者門也開始關注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間的關系。馬丁(Matin,2001)和奧塔維諾(Ottavinao,2001)通過建構經濟增長和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自我強化的理論模型,證明集群由于空間集聚程度的加強降低了企業創新成本,從而刺激區域經濟的增長。國內學者郭志剛、賈善(2006)從產業集群特征著手進行分析,認為集群具有對其他地區經濟的激勵效應,以及由于企業集聚所帶來的經濟效應等。他們認為集群是一種有效的經濟組織,能整合區域內的資源,是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并提高生產效率,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本文主要通過對揚州化工園區的實證分析,證明園區的發展不失為揚州地區經濟發展的一條有效路徑。

二、揚州化工產業園區的發展

2003年,為了搶抓國際石化產業資本向長三角加速轉移和江蘇沿江開發全面推進的歷史機遇,積極呼應上海、南京兩大國家級化工基地建設,加速資源的整合和產業集聚步伐,揚州、儀征兩級政府采取“市縣聯動”的開發模式,共同規劃建設了揚州(儀征)化工產業園區。

揚州(儀征)化工園區坐落于儀征市的西南面,園區最東面毗鄰著儀征市的胥浦河,園區最南面到達長江的黃金水道,西面則連接著南京的六合區,園區的北面直達寧通高速公路,整個園區的規劃占地面積是60km2,分設原材料工業區、物流管理倉儲區、儀征的化纖廠區、化工生態建設區、精細化工產品區、公用工程區和與之配套的生活區域等七大區域,實行一次規劃、分期實施,有序建設、滾動發展。

園區自成立以來,先后引進了大連化工(江蘇)有限公司、儀征方順糧油工業有限公司、江蘇瑞祥化工有限公司、宇輝化纖有限公司、實友化工(揚州)有限公司等一批產業互動性強的國際國內知名企業,初步形成了以精細化工、化纖紡織、石化物流等三大產業集聚發展的態勢。并實現了其工業總產值、實際利用外資、財稅收入、自營出口等主要的經濟指標連年增長,2005年的區內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業務收入等均比2004年翻了一番。截至2008年,園區內集聚了企業50多家,實現工業總產值116.09億元,同比增長56.1%,而當年儀征市的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26.13%,達到530.43億元,其中有化工園區創造的占21.89%;2008年揚州市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35.76%,達到3517.56億元,其中有化工園區創造的占3.3%,可見園區的發展具有增長極的效應,有力地推動了揚州市的經濟發展。

三、揚州化工園區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選擇

為了考察園區對揚州市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本文選擇了園區的企業數(QS)、每年的基礎建設投入(JR)、每年實際利用外資額(WZ)、年出口額(CK)、園區的年財政收入(CZ)等作為揚州化工園區的指標,揚州地區的經濟發展指標則選擇揚州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

(二)模型的構建

為了有效說明園區各經濟指標對揚州市經濟發展的貢獻,本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來解釋園區的經濟推動力。本文構建的模型:

Y=aC+bJR+cWZ+dCK+eCZ+fQS①

(三)模型的優化

1、最小二乘法

本文首先通過過Eviews軟件對①式進行最小二乘法估計來檢驗多元線性回歸方程的參數,得到相應結果(見表1)。

通過檢驗,公式①在α=0.05顯著水平下,參數JR、CK和QS的 p值通過檢驗,WZ的p值為0.7135超過了0.05,未能通過檢驗,但公式①的擬合度較好地達到了0.9995,且D.W=2.52通過了德賓-沃特森檢驗,因此筆者先將WZ這一參數刪掉,之后對模型進行再一次的修正。剔除自變量CR后,模型估計為:

Y=aC+bJR+cCK+dCZ+eQS②

通過Eviews軟件對②式進行最小二乘法估計,得到以下結果(見表2):

此時所有參數都通過了α=0.05顯著水平下p值檢驗,顯著性較強。同時公式②的F值較公式①有所提高,多元回歸模型擬合效果較好。

2、異方差檢驗

異方差是指隨機干擾項序列存在異方差性,通過對模型進行典型的異方差檢驗――懷特(white)檢驗,結果如下(見表3):

經檢驗:P值>α(α=0.05),因此該模型接受不存在異方差的原假設,即此時的方程不存在異方差。

3、自相關檢驗:德賓-沃特森檢驗法

經查表:在α=0.05顯著水平下,dU(1.57)

4、多重共線性檢驗

對方程②進行相關系數檢驗,得到檢驗結果(見表4)。

通過對方程相關系數的檢驗,我們發現各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都在0.8以上,因此判定方程②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為此需要再次對方程進行修正,來使得模型更加優化。

5、模型的修正

因為方程②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本文采用對方程②中的解釋變量逐一回歸的方法來消除多重共線性,經過多各個解釋變量的逐一回歸,發現參數QS的回歸系數顯著,并且根據理論分析園區企業數量的增加會對當地的經濟起到貢獻。所以,以Y=aC+bQS為基本模型,得到一元回歸結果:

Y=277.22+28.48QS③

t=(7) (21.13)

R2 =0.98

接著將其余變量逐步帶入方程③中。得到以下模型:

Y=358.05+59.22CZ+21.39QS④

t=(8.73) (2.79)(7.86)

R2=0.99

Y=354.1-43.35JR+125.14CZ+22.47QS⑤

t=(13.72)(-3.42)(5.34)(12.91)

R2 =0.99

Y=318.61-101.62JR+217.11CK+89.65CZ+28.95QS⑥

t=(33.02) (-11.28)(7.26)

(9.97)(27.48)

R2=0.99

由于解釋變量CK的引入,使得模型其他解釋變量的顯著性都大幅下降,給模型帶來影響,故刪去解釋變量CK,此時得到最優的多元回歸模型:

Y=354.1-43.35JR+125.14CZ+22.47QS

四、實證結論和分析

通過對園區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構建和檢驗,我們可看出揚州化工園區的發展對當地的經濟是起到正面的推動作用的。

第一,園區的基礎投入與揚州地區的經濟產出呈現負相關,受園區起步較晚的影響,很多基礎設施仍處于規劃狀態與興建初步狀態,不能跟上園區產業發展的步伐,使得園區無法充分發揮產業集聚的優勢來。

第二,園區的出口與揚州地區的經濟產出顯著地呈現正相關,這說明園區的自營出口在實現園區經濟總量增加的同時,也擴大了揚州地區的經濟總量,為揚州經濟的擴張做出了貢獻。

第三,園區的財政收入與揚州地區經濟產出呈現正面相關性,也就使園區實現的財政收入有力地支持了揚州地區的經濟發展。這主要是因為園區實現的財政收入越多,政府才能通過有力的財政支持實現揚州地區資源的優化配置,產業結構的完善,從而提高揚州地區的經濟實力。

參考文獻:

1、揚州統計年鑒2008[M].揚州市統計局,2008.

2、揚州(儀征)化工產業園區規劃書[Z].2008.

3、黃健康.產業集群論[M].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

4、張霞,蔡根女.農業產業集群:新農村建設的有效路徑――湖北省羅田板栗產業集群分析[J].林業經濟,2007(11).

5、曹順良,劉杰,李寧,張愛清,王建會.上海市信息服務業產業集群分析[J].軟科學,2008(11).

6、單希.蘇北沿海建制鎮工業集中區土地利用的SWOT分析――以鹽城市陳家港鎮為例[J].河北農業科學,2009(13).

7、梁燕雯.產業集群區域創新優勢與廣西北部灣經濟區高新區的培育――以南寧高新區為例[J].城市與區域,2009.

經濟增長趨勢范文第5篇

關鍵詞 人力資本投資；教育經費；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 F249.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13）01-0143-03

在經濟學理論背景下，物質資本和勞動的投入是促進區域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因素。人力資本作為一個新興的生產要素，在區域經濟增長中承擔了重要的作用。中國如何從“人口數量大國”轉變為一個“人力資本強國”，是實現經濟穩定發展極具戰略意義的重大課題。相對于東部省份而言，江西省人力資本發展狀況呈現比較弱的態勢。所以，怎樣把江西省建設成為一個人力資本強省，實際意義重大。本文通過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分析方法，研究了江西省人力資本與地區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得出了相應結論。

一、江西省人力資本與地區經濟增長實證分析

（一）變量及模型的選取

本文選取的原模型是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其一般形式為：

Q=F（L，K，t） （1）

模型中，K和L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它是一種規模收益不變的生產函數，它的另一種形式為：

Q=ALαKβ （2）

其中：Q代表的是產量，A為技術因子，K和L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α和β分別代表的是勞動力的產出彈性和資本的產出彈性，α+β=1。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估計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彈性，我們需要模型中擁有人力資本水平的變量。因此，本文在原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一些完善，具體方程為：

Y=CLαKβSγ （3）

其中：K為資本投入，S為人力資本投入，L代表勞動力投入，C為技術水平。α和β分別代表勞動力、資本的產出彈性，γ代表江西省人力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完善后的具體模型為：

lnY=C+αlnL+γlnS+βlnK （4）

其中，lnY為被解釋變量，lnK、lnL、lnS為解釋變量。

“最小二乘法”線性回歸方法主要是研究各個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本文通過地區經濟增長、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勞動力的投入，經過測算估計出省域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對江西省人力資本建設提出相關建議。

在此，我們對于一些檢驗參數進行說明：t值是用來檢驗各自變量回歸系數是否顯著。擬合優度R的定義是：因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其取值范圍在0-1之間。如果R或R2越接近1，則表明回歸方程的擬合程度越高。實證分析中還會出現一個檢驗指標是adjR2，它表現出來的是自變量的個數對R2的影響。若需要對整個方程的顯著水平進行檢驗，則需通過F檢驗值來進行說明，若F越大，表明顯著水平就越高。

（二）模型中數據的選取

本文選取的時間序列數據均來自于《江西省統計年鑒（1990-2007）》，指標主要包括：地區經濟增長、人力資本投入、物資資本和勞動力存量。

1 地區經濟增長。本文選取江西省歷年CDP數值作為衡量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因為GDP數值可以較全面地反映一個地區的規模經濟，并且準確數據的獲取也較為容易（從各年《江西統計年鑒》收集而來）。（注：本文的GDP數據都是以1952年為基期經過處理得來的）

2 江西省人力資本存量。關于人力資本投入指標，目前還沒有一個準確的標準。人們常常根據研究的需要考慮指標的選取，不同的方法有著各自的優缺點。基于本文現實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教育經費法對江西省（1990-2007年）人力資本存量指標進行度量。

3 勞動力投入。本文選取江西省年末就業人數作為勞動力存量的度量指標（1990-2007年）。

4 資本存量。本文借鑒了張軍《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的估算：1952=100》中江西省1990-2007年的物資資本存量數據作為本文的因變量K。

二、江西省人力資本與地區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

（一）時間序列的單位根檢驗

第一步單位根檢驗。原始數據會在建立模型時，因數據本身的問題產生“虛假回歸”現象。我們首先要采用ADF法對原始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若原序列是非平穩的，則下一步對數據進行一階差分檢驗，來驗證自變量是否拒絕原假設，結果見下表1：

我們從表1的左邊數據p值中可以看出各序列的水平值都沒有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這就說明幾個變量的原序列都是不平穩的，存在“單位根”。經過一階差分后，我們發現表1右邊p值都在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下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零假設。因此，各序列數據都為一階單整數據。

（二）時間序列的協整檢驗

進一步進行面板協整檢驗，結果如下表2顯示：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出，在At most 3一欄中p值為0.4565，接受原假設，表明幾個變量之間至少存在2個長期的協整關系。

采用最小二乘法對上述幾個變量進行模擬回歸，可以得到以下結果（見表3）：

模型回歸結果：

lnY=-2.2489+0.3480ln+0.38lnS+0.2714lnK （5）

根據以上回歸結果，我們可以看出各變量系數都已經通過檢驗，并可以從中得到一些結論：（1）勞動力lnL的彈性系數為0.3480，說明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江西省的勞動力增長1%，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會增長0.3480%，且呈現出正效益。（2）江西省人力資本lnS的彈性系數為0.3800，說明江西省人力資本每增長1%，江西省的GDP增長為0.3800%，表明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比勞動力投入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要大。

（三）Granger因果檢驗

“lnS不能Granger引起lnY”命題對應的P值（概率值）為0.0169，表示拒絕原假設，也就是說在滯后期為2的情況下，江西省人力資本投入是拉動江西省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lnY不能Granger引起lnS”命題在滯后期為2的情況下，對應的P值為0.0002，表明拒絕原假設。也就是說在滯后期為2的情況下，江西省經濟增長是江西省人力資本投入的格蘭杰原因。由此可以看出，江西省人力資本投入與江西省經濟增長互為Grange原因。也就是說，加大江西省人力資本的投入會促進江西省的區域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又將有效地促進人力資本質量的提高。

三、建設江西省人力資本強省的對策研究

（一）轉變江西省經濟增長方式的人力資本投資理念

人是生產過程中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也是社會經濟最有力的生產力。所以，打造一支高素質的人才隊伍是江西經濟增長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應大力引進和培育各行各業所急需的專業技術人才，進一步提升工業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政府應鼓勵高層次人才自主創業，加強人力資本的層級培訓，形成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水平提高的局面。

（二）優化江西省人力資本水平，構建完善的教育培訓體系

1 加強中、小學素質教育投入。加強中、小學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質的基礎。應提高中、小學的教育質量，保證貧困地區兒童入學率、升學率。在積極推進中、小學基礎教育的同時，也要重視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

2 加大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投入。目前，江西省經濟發展水平總體不高，擁有大量的廉價剩余勞動力，且人力資本水平偏下。因此，提高地區人力資本水平要堅持普通高中教育與職業教育并重，并不斷加大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投入，提升江西省整個地區的高中教育水平，擴大重點、優質高中資源總量，加大示范性高中建設等。

3 加大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培養。江西省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培養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的高層次創新型人才。根據江西省實際情況，急需培養、引進高層次人才，加強江西省高校與海內外高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資源互享，分層次、分重點培養人才，建立一套培養人才、留住人才的機制和政策。

4 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促進城鄉和諧發展。農村教育不足，嚴重阻礙了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因此，加大農村貧困地區人力資本的投資水平，提高農村人口質量是提高農村人力資本水平的重要環節。針對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問題，政府方面可通過職業技能培訓、自主創業等方式逐步解決。通過“大學生村官”、“大學生農村特崗”等方式的試點，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農村人力資本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