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和碳排放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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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和碳排放的關系范文第1篇
關鍵詞：低碳發展；碳排放績效； LMDI分解法；人類福祉；中部地區
中圖分類號：K901.2 文獻標識碼：A
2009年我國政府承諾：以2005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為基礎，到2020年將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削減40%～45%。在此形勢下，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我國乃至中部地區節約能源、減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徑。中部地區目前正處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進程，資源消耗和環境壓力加大，碳排放是促進中部崛起所面臨的不可忽視的約束因素。已有研究表明，促進經濟發展、提升人類福祉必然帶來一定量的碳排放，但只要提高碳排放績效，實現高的經濟發展和人類福祉水平并不必然帶來很高的碳排放[1]。因此，在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背景下，研究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人類福祉之間的績效關系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議題。目前，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關聯起來進行碳排放經濟績效分析開始成為低碳經濟研究的熱點。從已有研究來看，一些關于碳排放經濟績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關注區域經濟發展與碳排放之間的脫鉤、復鉤問題[2，3]，主要著眼于經濟視角，表征的是單位碳排放所創造的經濟產出，即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或碳排放的經濟效應[4，5]。
一些研究已經開始重視人類福祉視角的碳排放績效問題。諸大建等指出，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指標難以全面刻劃碳排放績效，尤其是由于福祉門檻效應的原因，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指標度量僅限于區域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而非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6]。顯然，基于福祉導向進行碳排放績效研究是民生福祉建設下更具創新意義的研究命題。在這一方面，王圣云對中部六省人文發展（人類福祉）的生態效率進行了定量評價和比較研究[7]。諸大建等基于經濟社會福利視角提出了碳排放績效衡量指標，并對二十國集團進行了實證分析[8]。諶偉等基于福利視角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及其效應進行了評價，并對中、美、英三國進行了比較分析[9]。綜上可知，盡管關于福祉視角的碳績效研究在國內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理論方面，主要在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的概念界定、評價模型構建等方面仍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在實證方面，對處于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中部地區進行碳排放績效實證研究成果較少。本文將首先在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圖解分析基礎上，基于福祉導向以及福祉提升的去碳化視角，提出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的概念框架和內涵；然后基于碳排放績效的概念框架以及碳排放量、人類福祉的計算公式，構建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測評模型；再對中部六省1990年～2008年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進行評價和時空比較分析；最后應用LMDI分解法對中部地區碳排放績效的效應進行分解研究。
1 模型構建與數據來源
1.1 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概念框架與圖解分析
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不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在于人類福祉水平的提高。然而，提升福祉必將受到碳排放的約束[10]。碳排放績效概念的核心思想是以最小的碳排放來獲得最大的產出。以作者之見，經濟發展的去碳化過程是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提高過程。從福祉導向來重新界定碳排放績效，福祉提升的去碳化過程則是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提高過程，即福祉趨向最大化，碳排放趨向最小化的動態過程。因此，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可用人類福祉指標和碳排放指標的比值來表示。圖1中，橫軸表示人類福祉，HW0表示基期的人類福祉，HWT表示T年的人類福祉。縱軸表示碳排放，以CE表示。從A到B，碳排放指標值不變，人類福祉從HW0到HWT。從A到C，人類福祉指標值不變，碳排放從CE0到CET。將AB稱為福祉增長過程，AC稱為去碳化過程，圖中陰影部分即為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提升區域。
1.2 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評估指標與模型構建
目前，較好的福祉測評指標有ISEW（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11]，ISE（Index of Economic Welfare，經濟福利指數）[12]和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文發展指數）[13]。其中，人文發展指數（HDI）是依據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構建的衡量人類福祉最簡明、最著名的指數，由壽命指數、教育指數和收入指數綜合而成[13]。需要說明的是，因為人文發展指數是人均意義上的指標，為了保持統一，碳排放指標采用人均碳排放量，人口總量采用戶籍人口數。
碳排放量計算則根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將最終能源消費種類劃分為8類，包括煤炭、焦炭、原油、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天然氣。根據燃燒的燃料數量以及碳排放系數來進行碳排放量估算，碳排放系數計算公式為：碳排放系數=氧化率×含碳量×低位發熱量。各種類型燃料碳排放系數見表1。計算出各種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系數，與各種燃料的消費量相乘即可計算出各種燃料的碳排放量[5]。
構建的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評估模型見公式（1）：
CEPHW=■=■=■=EPHW?CEPE （1）
CEPHW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為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衡量單位碳排放所獲得的人類福祉；HWI（Human Well-being Index）為人類福祉指數；EPHW（Economic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為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反映的是經濟發展成果的民生享有。CEPE（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Economy）為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PGDP（Per capita GDP）為人均GDP；PCEI（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為人均碳排放量。可見，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即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和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的乘積。
1.3 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的驅動效應：分解方法與模型構建
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的分解模型采用LMDI分解法，該方法由Ang[14]等人提出，是目前國際上常用的因素分解模型。根據LMDI模型，基期和T年的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可表示為CEPHW0和CEPHWT，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可表示為CEPHW0和CEPHWT，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可表示為CEPE0和CEPET。從基期到T年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變化值為總效應HCEP，由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變化值EPHWeff和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變化值CEPEeff兩部分組成，見公式（2）-（4）：
CEPHW=EPHWeff+CEPEeff （2）
EPHWeff=■?Ln（■） （3）
CEPEeff=■?Ln（■） （4）
若EPHWeff、CEPEeff為正值，表示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變化促使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增加，稱為增量效應，表現為驅動效應；反之，稱為減量效應，表現為抑制效應。
1.4 數據來源
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即2006年《中部地區崛起規劃》提出的中部六省。數據來源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出版的歷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歷年中部六省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因為1990年和1995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并不是采用現行取對數的方法來調節人均GDP（PPP$），而是使用Atkinson收入效用公式進行人均GDP的折算（UNDP，1997），因此按取對數方法對1990、1995和1997年的人均GDP指數重新進行估算，使其具有可比性。為了使指標數據保持年份一致，本文碳排放、人均碳排放等數據選取年份和HDI數據保持統一，分別選取1990、1995、1999、2005、2008年的數據。
2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評估
2.1 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先增后降，呈現倒U型，在1999年達到最高，2000年后中部六省單位碳排放的經濟產出并未提高，反而下降。1990年～2008年，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基本上一直呈現河南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兩湖居中的格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得分最高的河南和得分最低的山西相比，1990年河南是山西的3.5倍，2008年增加為5.2倍，可見，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省際差距明顯（圖2）。從圖2可見，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的省際絕對差距經歷了先擴大、后縮小的演變過程。但總體而言，其省際差距是擴大的。
2.2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
從圖3可以看出，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整體呈遞減、趨同趨勢，其省際差距趨向縮小。1990年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得分最高的河南是得分最低的湖北的1.4倍，而2008年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得分最高的江西比得分最低的湖北僅高0.056。需要指出的是，2005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得分處于最低值；2005～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均略有上升，表明經濟發展成果的民生分享步伐開始加快。
2.3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
從圖4來看，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整體呈遞減態勢，其省際差距整體縮小。1990年中部六省的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極差為1.91，2008年為1.08。1990年～2008年，河南的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一直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兩湖居中，這種格局和趨勢與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特征較為相似，表明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主要是由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決定。河南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降幅最大，由1990年的2.43降低到2008年的1.34，降低了1.09；山西降幅最小，從1990年的0.52降低到2008年的0.26，降低了0.26。
3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分解與測度
3.1 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測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波動較大。其中，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為增量效應，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表現為驅動效應；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的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為減量效應，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表現為抑制效應。1995年～1999年，中部六省的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增量效應，且較之1990年～1995年的增量效應更為明顯，其中湖南由1990年～1995年的減量效應到1995年～1999年變為增量效應，最為明顯。1999年～2005年，中部六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減量效應，其中湖南的減量效應最為明顯，江西次之。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減量效應，減量效應比1990年～1995年整體有所減弱，唯有河南減量效應仍較嚴重，表明河南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的抑制效應較為突出（表2）。
3.2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測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整體是遞增的，呈增量效應，且呈趨同趨勢。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均為減量效應，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兼為抑制效應。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均為正值，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為增量效應，起驅動作用。其中，河南從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最低值-0.831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92，增速和增幅明顯；山西從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32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低值0.020，降幅顯著（表2）。
3.3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測度
由于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和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的綜合作用，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波動較大，和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的波動特征較為相似，但幅度較之略小。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由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和經濟福祉績效效應的疊合，當前，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是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的決定性效應。換言之，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主要由其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決定的（表2）。
4 結論和討論
第一，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先增后降，在1999年達到峰值，但2000年以來中部地區單位碳排放量的經濟產出并未提高。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省際差距明顯。盡管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存在較為明顯，但中部地區提高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仍然任重道遠。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整體呈遞減、趨同趨勢，中部地區經濟福祉績效的省際差距整體在縮小。中部地區在將經濟發展成果轉化為民生福祉的過程中競爭十分激烈，表明經濟發展的增速仍快于民生福祉的增速。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整體呈遞減態勢，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省際差距整體縮小。中部地區人類福祉增速低于碳排放增速，但這一趨勢在2005年后有所趨緩。
第二，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波動較大。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為增量效應；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為減量效應。1995年～1999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增量效應。1999年～2005年和2005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減量效應。河南、江西、安徽三省在1999年之后由增量效應轉為減量效應，即由驅動效應轉為抑制效應。山西、湖北、湖南三省則經歷了“減量效應-增量效應-減量效應”的波動變化，即由抑制效應到驅動效應再到抑制效應的動態變化。
第三，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整體是遞增的，且呈趨同趨勢。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均為減量效應，2005年～2008年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均為增量效應。表明2005年之后，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開始由減量效應轉為增量效應，即由抑制效應變為驅動效應，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起到了驅動作用。
第四，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現階段主要由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決定。由于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和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的綜合作用，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和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的波動特征相似。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是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與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的疊合，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是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的決定性效應。
第五，中部地區正處于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能源消耗較大，對碳排放空間的需求較大。本研究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及其效應進行時空演變定量分析，對于指導和促進中部六省節能減排、產業優化升級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參考價值。在碳減排目標與碳排放空間的雙重約束下，在經濟持續發展和福祉提升的未來導向下，提高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是促進中部地區經濟發展、人文發展與低碳發展之間的協調高效發展，促進中部地區經濟發展、人類福祉與碳排放的逐步脫鉤，將是中部地區實現綠色崛起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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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and its Effect Decomposition in Cent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Well-Being
WANG Sheng-yun1，3， SHI Li-jiang2， XU Shuang-xi3
（1. Center for Studies on Cent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7， China；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12，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
經濟發展和碳排放的關系范文第2篇
內容摘要：本文從碳排放權形成的原因、碳排放權主客體的關系以及低碳經濟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分析了產權理論對低碳經濟的作用機理，提出了以產權明晰為前提，市場交易為基礎，公眾參與為重點，技術創新為關鍵，產權保護為保障的低碳經濟發展“五力”模型。
關鍵詞：低碳經濟 產權理論 碳排放權
“低碳經濟”最早是由英國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書《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中提出的，是指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實施一場能源革命，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從而減緩氣候變化。近幾年來，如何促進低碳經濟發展，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當前，學者從產權理論角度對低碳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立與交易障礙的排除上。國內最早用產權理論分析低碳經濟的是天博士（2007），他對碳排放權的特征進行了界定，認為碳排放權具有稀缺性、強制性、排他性和可交易性的特征，提出構建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建議。張國豐（2010）通過對國內外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現狀進行分析，認為要從初始配額分配制度、市場機制和法律制度方面發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張鵬（2010）從知識產權的角度論述了知識產權制度應在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上對低碳技術創新給以回應。然而，還沒有學者從產權理論的視角對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進行分析。
相關理論概述
（一）外部性理論
產權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外部性是指那些生產或消費對其他團體強征了不可補償的成本或給予了無需補償的收益的情形”。外部性一般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如果經濟主體的行為對他人產生不利的影響，使他人成本增加或收益減少，就稱為負外部性；如果這種影響是有利的，使他人成本減少或收益增加，就稱為正外部性。外部性會影響社會的資源配置，外部性的存在是環境污染產生的根源，解決外部性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外部性內在化。福利經濟學派的庇古從政府管制的角度提出采用征稅的方式促進外部成本的內部化，產權經濟學派的科斯從市場角度提出通過產權的界定和市場交易來解決外部性問題，為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產權理論
阿爾欽將產權定義為：“是一種通過社會強制而實現的對其經濟物品的多種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他強調的產權不僅是一種權利，而且也是一種制度安排，規定了每個人對應于物時的行為規范，要求每個人都必須遵守這一行為準則，若有違反就要受到相應的懲罰，體現了產權在維護人們對資產的排他性權威。經濟學家科斯指出庇古稅在解決外部性問題上存在一定的弊端，認為通過懲罰的方式并不能實現社會資源效用的最大化。在產權明晰且交易成本很低的情況下，私人之間達成的契約或通過市場交易的方式照樣可以實現外部性內部化，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通過對大氣資源產權的清晰界定以及合理的制度安排，通過產權分配、拍賣等方式為沒有市場的大氣資源建立起市場，讓價格機制來調節大氣資源的供需是實現環境污染外部性內在化的一種有效方式，其中，產權的清晰界定和交易成本的盡量降低成為推進大氣資源市場化的關鍵。
產權制度對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
產權制度具有激勵約束功能、資源配置功能、外部性內在化功能。產權功能通過一定的方式能夠對碳排放權制度的形成產生作用。激勵約束功能主要通過產權明晰和產權保護來實現，明晰的產權具有排他性的功能，形成了財產的私有化，為產權交易提供了前提。產權的保護約束了人們對排他性產權的侵犯，激勵了人們對碳排放權的取得與占有；技術創新具有外溢效應，創新主體就要求將技術創新的外部效益進行外部性內部化。產權保護制度的確立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外部性內部化的效果，保障了技術創新主體的利益；在產權明晰和產權保護的前提下，碳排放權才能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使產權從低效率人的手中轉移到高效率的人手中，這體現了產權的資源配置功能，如圖1所示。
（一）碳排放權形成的原因分析
碳排放權是“發生在人類保護環境過程中產生的國與國之間、國家與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為順利完成對溫室氣體的減排任務而形成排放配額的交易行為”。碳排放權的形成是為了保護大氣環境不再惡化的必然結果。隨著人類排放二氧化碳的增多，大氣環境逐步惡化，大氣環境的容量在逐步縮小，大氣資源成了稀缺資源。如2圖所示，大氣是公共資源，體現了公眾利益，由于大氣資源的稀缺性，使得碳排放權成為了有價商品，某些企業在經營和發展過程中又不得不排放二氧化碳，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與企業收益成正比關系。因此，排放二氧化碳能給企業帶來經濟上的利益。在沒有對個體行為進行約束的情況下，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會盡可能多的向大氣排放二氧化碳，從而造成大氣環境的破壞，侵占了公眾利益，甚至造成“公地悲劇”。因此，為了維護大氣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避免個人對公眾利益的無限制侵害，就要通過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和使用權的限定對私人行為進行約束。要對碳排放量進行初始分配，就要對大氣環境容量進行一個衡量。碳排放權的計量要以大氣環境的總體容量為依據，通過對大氣容量的衡量，將其量化成可計量的碳排放權，再將碳排放權按一定規則分配給個體或者組織使用。
（二）碳排放權的權利主客體關系分析
碳排放權的權利構成分為碳排放權的主體與客體，產權的主體是全體人民，國家是產權的代表，企業或其他組織是產權的使用者，產權的客體則是大氣資源（見圖3）。大氣環境的產權屬于人類共同所有，在一個國家內部，碳排放權的主體應該屬于全體人民所有，全體人民共同享有碳排放的所有權。全體人民委托國家對產權進行管理和調控，國家及地方各級政府是碳排放權的代表，國家享有分配權，必須依據一定的規則將使用權分配給每一個經濟實體。每個經濟實體在獲得國家分配的碳排放權的使用權的同時，也具有對碳排放權的收益權。也就是允許有富余碳排放權的企業或組織對碳排放的使用權進行自愿的交易，其目的在于實現碳排放權的優化配置。當企業的使用量超過初始分配額時，企業就要通過碳權交易市場進行購買碳排放權；當企業的使用量低于初始分配額時，可以將剩余部分在碳交易市場上進行交易，或者留作企業資產的一部分。
（三）低碳經濟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
低碳經濟涉及到的相關利益主體主要包括政府、企業、公眾和中介機構。政府通過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各項政策及其配套設施來引導社會低碳化發展，促進低碳能源的開發，提高低碳技術的創新能力。政府是宏觀政策的制定者，對低碳經濟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企業是實現低碳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企業通過引進低碳技術、更改產品生產工藝、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從而實現低碳生產。公眾對低碳經濟的認識程度，決定了其參與低碳經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公眾行為和消費方式的低碳化，不僅能給企業的低碳生產帶來動力，而且還能推動整個社會的低碳化發展。公眾參與度的高低直接決定了低碳經濟能否盡快落實和快速發展。中介包括各種環保組織、各類交易機構、高校學術團體等，他們為政府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務，為碳排放權提供交易平臺，對低碳經濟的落實起到橋梁的作用。政府、企業、公眾、中介四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共同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見圖4）。
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五力模型”
根據產權理論，本文認為將大氣公共資源的碳排放權進行私有化后，通過引入市場交易制度，在利益機制的作用下，可以促進碳排放權的合理分配，實現社會經濟效益最大化。為此可以建立一個以產權明晰為前提，市場交易為基礎，公眾參與為重點，技術創新為關鍵，產權保護為保障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型（見圖5）。
產權明晰就是指必須將碳排放權能夠準確的分配到每一個經濟個體中，并能就碳排放量進行一個準確的評估與核算。同時，要明確碳排放權的主體、客體以及產權代表之間的權利關系，明確碳排放權的使用權、收益權、占有權、轉讓權的流動原則和流動方式。產權交易制度的建立是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基礎。碳排放權只有能夠在市場上進行自由的交易，才能激發人們節能減排的積極性，實現碳排放權的優化配置。產權交易制度必須處理好市場交易的價格問題，保證市場價格能夠放映市場的供需狀況，并能夠采用一系列措施來維護交易價格的穩定，避免出現惡性競爭和權力尋租的行為。
公眾是低碳經濟的直接參與者，公眾能否正確認識低碳經濟發展的意義，改變原有高碳生活消費方式，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重點。產權制度可以通過設置合理的利益機制來引導公眾積極主動參與低碳經濟的發展。公眾參與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既可以是本身直接進行低碳減排行為，也可以通過投資方式支持低碳事業的發展。公眾的廣泛參與，并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才能更好的促進低碳經濟在社會上遍地開花，生根結果。技術創新是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關鍵。產權制度通過產權保護制度能夠較好的促進低碳技術創新。低碳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實行節能減排，而實現節能減排需要依靠能源結構的調整，需要依靠科技的進步。新能源的開發、低碳技術的創新能夠從根本上改變過去高碳的生產、消費方式。技術創新需要一個良好的外在環境機制，國家應培養相應的人才并投入足夠的資金來進行技術研發，建立技術研發的支持體系。
產權保護制度明確了產權的取得程序，以及行使產權的原則方法和保護范圍，是其他各個要素落實的根本保證。只有通過合理的產權保護制度，才能清楚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才能對違背制度的行為給以相應的懲罰，才能更好的保護產權所有者的利益。低碳經濟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如何進一步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依靠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科學的產權制度，更需要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和一致努力。低碳經濟是未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是改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矛盾的必然選擇，是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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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和碳排放的關系范文第3篇
［關鍵詞］ 隱性經濟規模；碳排放；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國民經濟發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08. 027
［中圖分類號］ F2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2）08- 0040- 02
1 引 言
近200年來，隨著人口的增長及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世界能源消費劇增，生態環境惡化，特別是氣候變暖已嚴重威脅到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全球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目前，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碳排放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定幅度的增加。因此，如何控制和減少中國碳排放的問題成為國內外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
隱性經濟， 又稱灰色經濟， 是國民經濟的一部分，包括所有創造價值但未被列入國家經濟核算的經濟活動。隱性經濟的發展使得一部分生活貧困人員獲得了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緩解就業壓力。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隱性經濟的大量存在不僅會造成國家稅收的流失、擾亂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也影響了社會公平、增加了國家宏觀調控的難度。
那么，隨著中國隱性經濟規模的擴大與碳排放量的增大，隱性經濟和碳排放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隱性經濟規模的擴大是否會引起中國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分解法，建立中國人均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其結果顯示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長，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都呈倒“U”形。之后在其基礎上建立隱性經濟規模與碳排放分解因素的模型，并對它們進行實證分析，進而判斷隱性經濟規模對碳排放的影響。
2 隱性經濟規模與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的分析
2.1 隱性經濟的規模
度量隱性經濟規模的方法通常可分為直接法與間接方法。直接法基于個人收集或企業未來申報收入等直接信息來進行計算。間接方法則根據在官方宏觀經濟統計資料中留下的痕跡來確定隱性經濟規模，主要包括國民收入和支出差異法、官方統計和實際勞動力差異法、貨幣交易法與貨幣需求法、結構方程模型法或者MIMIC法等。
2.2 中國碳排放的因素分析及模型建立
2．2.2 數據收集、估算與整理
本文對中國總的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進行估算：
式中，E為中國一次能源的消費總量，Fi為i類能源的碳排放強度；Si為i類能源在總能源所占的比重。這里Fi的取值見表1。
資料來源：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國可持續發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2003。
2.2．2 因素分析
本文中，Fi是固定的，即影響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因素主要為能源結構變化、能源效率變化以及經濟發展變化。
圖1表示1998-2007年三因素對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值趨勢圖。
從圖1可以看出，中國人均碳排放量總體在不斷增加，雖然，1998-1999年期間，中國人均碳排放量有所降低，但其后又快速增長。特別是2000年以來，其數值猛增，2002年年增長率接近10 ％，而2003年和2004年的年增長率更是超過了15 ％。造成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從圖1可以看出，經濟發展對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值是不斷增大的，特別是從1999年以來，基本呈現出指數增長的趨勢。
2.2．3 模型建立
由上述分析，我們建立隱性經濟規模與碳排放分解因素的模型，即建立隱性經濟規模和能源結構，能源效率與經濟發展的模型。我們估計隱性經濟規模和能源結構，能源效率與經濟發展的經濟模型方程為：
Hesize＝f（Structure，Efficiency，Growth）；
對其1998-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穩定性分析，發現Structure與Efficiency不能通過檢驗，說明隱性經濟規模和Structure與Efficiency之間的關系不是很明顯，故我們將Structure與Efficiency這兩個指標剔除，對上述模型進行修正并建立隱性經濟規模與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其方程為：
ln Hesize=ln Growth+ε2
從實證結果分析得知，隱性經濟規模與經濟增長是正相關關系，說明隨著國內隱性經濟規模的擴大，經濟增長也將繼續增加，同時，由于隱性經濟規模對能源效率與能源結構的影響不顯著，所以說目前為止，隱性經濟規模還沒有通過能源效率與能源結構這兩種抑制因素來提高中國人均碳排放量，進而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都呈倒“U”形。
3 結論與建議
本文先是通過借鑒楊燦明 等（2010）的隱性經濟規模指標，然后通過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詳細闡述中國人均碳排放與碳排放分解的三因素之間關系，最后建立隱性經濟規模與三因素的計量模型。通過模型分析可知隱性經濟規模還沒有通過能源效率與能源結構這兩種抑制因素來提高中國人均碳排放量，進而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都呈倒“U”形。但是隱性經濟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卻很明顯，隱性經濟規模每增加1％，經濟增長增加2．3％，表明中國隱性經濟規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促進了中國碳排放量的增加，所以我們要嚴格限制隱性經濟規模的增加，嚴厲打擊隱性經濟犯罪，完善稅制、加強稽查，建立健全規范的市場經濟體系，最后就是加強廉政政策、建立權力制衡機制。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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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和碳排放的關系范文第4篇
關鍵詞：低碳經濟；碳排放強度；能源強度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1）07-0084-04
低碳經濟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英國政府2003年公布的《能源白皮書》上，隨即被國際社會所接受。尤其是2008年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后，世界一度陷入經濟蕭條狀態，國際能源安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重視。低碳經濟成為很多經濟學家研究的重點課題。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國總理明確宣布，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從中國目前的人口數量、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資源稟賦和技術水平等因素來看，中國發展低碳經濟還面臨著巨大壓力。本文通過對涉及低碳經濟的各種因素及中國的現實國情進行全面研究，使中國尋求到一條能夠有效發展的低碳之路。
一、低碳經濟的國際發展形勢
低碳經濟是相對于高碳經濟而言的，高碳經濟就是碳排放量高的經濟發展模式，即兩高一低（高能耗、高排放、低產出）的發展模式，高碳經濟是以犧牲環境、資源為代價的不科學的經濟發展方式。因此，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漸漸被一些國家所認可，而碳排放強度是衡量低碳水平的重要指標。碳排放強度是指一國（地區）碳排放總量與該國（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反映了該國每增加1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要排放碳的數量。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對186個國家的2008年的碳排放情況做了統計，筆者選取了碳排放量位居前列的7個發達國家和7個發展中國家，共14個國家進行比較分析。
（一）各國碳排放強度比較
2008年，樣本中的14個國家的碳排放總量約占世界總量的70%，并在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經濟規模等方面反映了不同狀況，具有代表性（見表1、圖1）。
由表1中數據可知，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強度都遠高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巴西除外）的碳排放強度也都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23），而發達國家的碳排放強度卻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碳排放強度最高的發展中國家――烏克蘭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而中國的碳排放總量也是達到了72.2億噸，躍居世界第1位。這說明發展中國家還處于高耗能、低產出的經濟發展階段。
（二）各國能源消費結構比較
碳排放主要來自化石能源的燃燒，但不同的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是不同的，其中煤的碳含量最高，其次是天然氣，最后是石油。表2列出了14國不同的能源結構。
（三）各國能源強度比較
能源強度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門或行業單位產值一定時間內消耗的能源量，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標，通常用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量來表示，它和能源效率（單位能源消耗所生產的GDP）反相關。能源強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生產技術水平。表3列出了14國及世界平均能源強度，數值越大說明能源利用效率越低。
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強度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發達國家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圖2就碳排放強度與能源強度進行了比較。
通過圖2可以看出，碳排放強度基本與能源強度成正比。但也有一些例外，如俄羅斯的能源強度高于中國，而碳排放量卻低于中國。這是因為俄羅斯的能源結構優于中國。中國能源結構中主要以碳排放較高的煤炭為主，而俄羅斯使用的主要能源是碳排放相對較低的天然氣。
（四）國際碳排放強度影響因素分析
筆者選取了產業結構、能源強度、能源結構指標驗證其與國際碳排放強度的關系。設碳排放強度為Y；在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碳排放量最大，設產業結構中二產所占比重為X1，三產占比為X2；能源強度為X3；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占比為X4，天然氣占比為X5，煤炭占比為X6。對以上變量進行回歸，尋找與碳排放強度相關的變量，回歸結果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變量X5對Y極不顯著，經過逐步回歸剔除不顯著變量，得到結果見表5。
表5顯示，Y與變量X3、X4、X6有線性相關關系，得到如下回歸模型：
Y=1.014X3+0.144X4+0.218X6
（22.085） （2.819）（5.547）
R2=0.989 F=289.068 D.W=2.33
由模型可以看出，在國際上，碳排放強度與能源強度、能源消費結構中的石油消費結構、煤炭消費結構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特別是與能源強度的關系。而能源強度又是反映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標，由此可見，能源效率是決定碳排放強度的關鍵因素，而有很多人認為的與碳排放強度密切相關的產業結構對其影響卻不明顯。石油和煤炭是各國的主要能源燃料，該模型也恰好印證了這一點，煤炭消費結構的影響程度要高于石油。
二、低碳經濟的國內發展形勢
（一）中國碳排放強度與能源強度演變過程
中國正處于經濟發展轉型時期，這一時期就要求我們摒棄傳統的高耗能的工業化道路，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低碳經濟的低排放、高增長、可持續發展恰好迎合了中國的發展方式轉型要求。中國在降低碳排放方面也做出了積極努力。中國碳排放強度從1981年的30.29下降到2008年的2.25，下降幅度達到92.5%。筆者統計了1995―2008年中國的碳排放強度和能源強度，探求中國碳排放近些年來的趨勢（見表6、圖3）。
從圖3中可以看出，中國碳排放強度逐年下降，這主要是因為碳排放量的增長速度低于GDP的增速。能源強度雖然也呈下降趨勢，但下降幅度很小，甚至不易觀察。中國經過了十幾年的發展，能源利用效率仍然不高。
（二）中國第二產業碳排放演變過程
碳排放也與產業結構相關。一般來說，第二產業碳排放量最大。第二產業在產業結構中所占比重越大，碳排放量就越多。中國自1985―2008年第二產業碳排放在總排放中占比總是保持在0.83左右，近年來更是出現上升的趨勢。而第二產業產值在總產值中占比沒有太大的變化（見表7）。
（三）中國碳排放強度影響因素分析
同樣，筆者選取變量碳排放強度為Y，產業結構中二產所占比重為X1，三產占比為X2，能源強度為X3，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占比為X4，天然氣占比為X5，煤炭占比為X6。對中國1995―2008年的數據進行整理，結果見表8。
從表8可以看出，X5極不顯著，經過逐步回歸剔除不顯著變量，最終結果見表9。
如表9所示，Y與X1、X3有關系，得到如下回歸模型：
Y=0.375X1+1.104X3
（6.517）（19.179）
R2=0.972 F=187.766 D.W=2.03
由模型可以看出，中國國內碳排放強度與能源強度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同時，碳排放強度也與第二產業占比呈正相關關系，但相關程度遠低于能源強度。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經過國際和國內碳排放影響因素比較，能源強度在國際和國內的影響程度大體相當，都對碳排放強度產生決定性作用，即單位產值能源消耗越多，碳排放量也就越多。這也是國際上紛紛加強對新能源開發與利用的最直接因素。但國際和國內又有不同之處，影響國際碳排放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能源結構上，特別是煤炭和石油的消費結構，煤炭和石油現在仍是各國的主要能源燃料。產業結構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也不明顯。而國內除了能源強度，影響的因素還包括產業結構，尤其是第二產業占比，第二產業一直是能量消耗最高的產業。能源強度反映的是能源的利用效率。中國能源利用效率雖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相對發達國家來說，能源強度仍然有很大的下降空間。在中國制度變革和逐步開放的時期，正是持續不斷的制度創新、管理進步和技術引進并擴散推動了中國能源強度的持續快速下降。這一下降過程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在經濟體制、管理方法和技術水平等方面與世界逐步接軌融合的過程。因此，從中國能源強度下降過程來看，其前后下降趨勢基本上是一致的。
能源作為經濟增長的投入要素，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產生了碳排放。隨著經濟的進一步增長，產出規模不斷擴大，進一步增加了能源消費，由此產生的碳排放會進一步增加。因此，碳排放強度的走勢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們希望的是在產出規模增加的同時，碳排放量卻不斷降低，但是它要受制于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技術進步等因素作用的發揮。值得一提的是，每個經濟發展階段上述各因素的變化規律都有所不同，在能源消費、碳排放量與產出增長內在關系的基礎上，根據三者的階段特征、影響因素以及內含規律，找到一條實現三者協調發展的道路并制定完善的措施，對于中國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能源強度的高低受到一國實際經濟運行中技術水平的影響，所以發展低碳經濟關鍵在于能源的高效利用。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核心對策在于變革生產技術。同時中國也要在調整產業結構方面上有所改進，要不斷地降低第二產業比重。
（一）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
由上述分析可知，第二產業占比過高是導致中國碳排放偏高的主要原因，因此，調整產業結構是中國目前減排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國過去三十年來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第二產業，尤其是重工業，而第二產業能源消耗遠遠高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在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的鋼鐵等重工業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高科技、高智能的出現，激發了新產業的誕生。因此，中國應該響應時代的號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從重化工業向高新技術型工業轉變。同時，中國應大力發展服務業，逐步降低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使中國的發展逐步走向低碳經濟道路，降低中國的碳排放量。
（二）優化能源結構
煤炭在中國能源結構中的占比一直達70%左右，遠高于世界29%的比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煤炭消費的主體，由于煤炭是一次能源中碳排放最高的能源，因此中國近年來的碳排放上升較快。今后，中國應逐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比重。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是實現煤炭替代戰略的有效手段。
（三）改變貿易結構
中國工業品出口結構中，高耗能的產品所占比重較大，導致中國的能源消耗和出口的隱含碳排放量較高。因此，調整貿易結構也是中國節能減排的工作重心。調整關稅政策、降低高能耗產品的出口退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國工業品的貿易結構，降低隱含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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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 Carbon Economy
Zhang Ningning1, Tan Bingqing1, Yan Xiaojuan2
（1.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2. Hebei Saihanba Mechanical Forest, Chengde 067000,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the low carbon econom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in how to achieve the low carbon developm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path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arbon intensity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with energy intensity, oil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coal consumption structure. From domestic to see,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is related with energy intensity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 industry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經濟發展和碳排放的關系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向量自回歸（VAR）；脈沖響應函數；方差分解；Granger因果檢驗
[中圖分類號] F06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3）07- 0047- 05
1 引 言
能源消費與環境問題是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目前由于過多地排放二氧化碳而導致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已成為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減少溫室氣體特別是二氧化碳排放是解決該問題的最佳途徑。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7）第四次評估報告表明，在過去的100年（1906-2005年）間全球平均地表溫度升高0.74℃；未來100年，全球地表溫度可能升高1.6℃～6.4℃。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中指出，20世紀中期以來，全球平均氣溫的升高，至少在90%的可能性以上是由于人類活動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多所致。[1]
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防止全球氣候變暖是全人類的責任，需要世界各個國家的共同參與和努力。在聯合國的歷次環境大會的推動下，締約國先后共同制定并通過一系列重要文件，在緩解全球氣候變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尤其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中國屬于《京都議定書》中的附件Ⅱ國家（即發展中國家），在2008-2012年間的第一承諾期內不承擔減排義務，而主要工業發達國家要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5.2%。《京都議定書》的正式生效給中國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商業價值，加速了能源消費結構的轉變，但同時也對中國環境保護提出了挑戰。1978 年以來，我國經濟保持持續高速增長，相應地與經濟增長共同增加的是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特別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到2011年，我國的人均碳排放量已達到歐洲水平。從全球的角度而言，碳排放量在2011年增長了3%，達到了歷史的新紀錄――340億噸。我國也因碳排放總量而成為了2011年全球最大的污染國，全球29%的二氧化碳是我國排放的[2]。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未來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仍會持續增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能源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日益明顯。而能源的消費必然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以至于研究能源的消費、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也成為研究的熱點之一。因此，當前中國碳排放的相關問題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的對象。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研究我國碳排放量與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量化關系不僅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而且對于制定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的發展策略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立足于經濟發展、能源消費和碳排放量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基于宏觀和動態的視角，運用VAR模型對我國經濟發展、能源消費和碳排放量的短期和長期關系進行分析，并進行三者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是對“3E”系統理論實踐運用的積極探索。
可持續發展理論最早是由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可持續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子孫后代的發展能力；既要保證適度的經濟增長和結構優化，又要保持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環境良好，從而做到環境與經濟社會相協調，實現人口、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經濟能源環境（3E）系統理論是在可持續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具體化和操作化。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最初把環境問題歸結為道德原因，并用道德解釋保護環境的必要性。隨著研究的深入，人類構建了經濟能源環境（3E）系統理論模型，多以國家為主體對一個國家或區域內的能源、經濟、環境系統展開研究。考慮到實際研究需要，本文主要借鑒由宏觀經濟子模型、能源子模型和環境子模型構成的3Es-Model（Macroeconomic， Energy and Environments-Model）的思想，并將模型系統指標簡化，即分別以能源消費量、國內生產總值GDP和碳排放量衡量能源、經濟和環境，通過研究能源、經濟和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來預測能源消費量和碳排放量對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
2 樣本選擇與碳排放量的測算
“3E”理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為簡單起見并結合實際需要，本文將用能源消費量ENE代表能源指標，碳排放量GAS代表環境質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GDP代表經濟增長指標。基于這一簡化的“3E”系統，分析我國能源、環境和經濟之間的關系。樣本區間為1990-2010年，其中能源消費量ENE數據來源于《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單位為萬噸標準煤；GDP是按照計算的實際GDP，單位為億元人民幣。由于經濟發展過程中價格不斷變化，以現價計算的單位碳排放量不能直接進行比較，所以需要采用不變價。計算方法：1990-2010年的GDP是按照1990年不變價計算的實際GDP，單位為億元人民幣。
本文采用的碳排放量是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6年公布的碳排放量計算指南缺省值，并結合中國統計數據，采用以下方法計算得到：
式中，GAS為碳排放量，單位為104（萬噸）；Ck為能源消費量，按標準煤計，單位為104t（萬噸標準煤）；Ik為能源碳排放系數，單位為（萬噸/萬噸標準煤）；k為能源總類，取為4類。
我國主要能源消費的碳排放系數來源于IPCC碳排放計算指南缺省值，原始數據以J為單位，為與統計數據單位一致，已將能量單位轉化為標準煤，具體轉化系數為1×104t標準煤=2.93×105GJ，各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見表1。采用《中國統計年鑒》1990-2010年的能源數據，計算碳排放量時考慮以下幾個方面：①只計算終端能源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②不計加工轉換過程、運輸和輸配損失能源的碳排放量[3]。
3 碳排放量與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的VAR模型
3.1 理論描述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