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的困境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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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的困境及對策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從我國政社關系發展歷程出發，結合新公共管理理論與治理理論的觀點，提出“新型合作互動的網狀模式”這一理想架構。通過分析當前現狀向理想模式轉變的困境，得出“政社職能分開”是理順當前政社關系，實現理想模式之關鍵節點。并以社區為例，探討政社職能分開的具體問題，嘗試性地提出解決策略。以期促進政社分開進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
關鍵詞 ：政社關系；政府職能；政社分開政社關系，即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從靜態上講，政社關系主要包括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政府對社會事務的影響、社會對政府決策的影響三個方面。政社關系亦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方面，政府具有內在擴張的本能，而社會自主力量的成長易對政府形成約束，二者之間難以達到良性平衡，因此處于長期博弈狀態。另一方面，政社關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因素的影響，隨環境變化而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十報告提出“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需要厘清政社關系現狀，針對政社分開過程中面臨的關鍵問題分析原因，并探討解決對策。
一、我國政社關系發展歷程概述
有學者把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概況為五種類型：公民制衡國家、公民對抗國家、公民社會與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與國家合作互補。政府與社會之間，伴隨著外部環境的改變，二者之間力量消漲，職能轉化，政社關系呈現出不同的形態。
改革開放之前（20世紀50年代-70年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社完全合一。政府以單位制為主導，組織控制“單位人”，以街居制為補充，管理無單位居民。政社合一的關系形態下，管理主體一元化，政府全能；管理方式單線化，采取以單位制為依托的垂直式管理；管理手段簡單化，僅采取單一的行政管理手段。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社會緊密貼合，社會管理的權力完全集中于政府。
改革開放后（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開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成為重要的調控機制。基于“市場的發展，使政府管理所面臨的是一個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社會”這一理論假設，二元制的政社關系被提出，即政府與社會相互獨立，互不干涉。政社二分的意識產生，并在實踐上進行探索，1980 年,全國性社團猛增至1600 個, 地方性社團達到20多萬個。但是，一方面政府不知如何放權；另一方面，社會組織發育滯后，力量弱小；加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初期力量不足，決定其難以滿足社會公共產品的需要，無法解決其自身產生的消極社會效應。因此，政社關系呈現出“社會依附，政府支配”的特點。
21世紀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政治、社會管理體制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經濟方面，市場經濟發育愈發成熟，力量逐步增強。政治方面，居委會、社團、行業組織的相關法律陸續頒布，創造出良性的政治環境；社會方面，公民意識大幅度提升，我國社會組織較之改革開放初期，已具備一定的自治能力。社會組織雖仍受桎梏，但亦開始獨立承擔部分社會管理職能。我國政社關系呈現出“以政府為核心，政社逐步分離”的特點。我國政社關系形態演變，如下圖所 示：
縱觀政社關系發展至今的數種形態，不難發現，隨著社會環境變化，社會管理主體從一元化向二元化、多元化方向發展；社會管理方式呈現多樣化。但總體上，我國政社關系仍呈現出“強政府，弱社會”的形態，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這與我國長期強國家、弱社會的國情分不開。
二、政社關系的理想架構-新型合作互動的網狀模式
與傳統的公共行政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論和多中心治理理論的出現，倡導社會組織功能邊界的分化，治理主體、治理機制的多元化。分別從兩種理論出發，我國學者提出過數種理想模式的設想。根據治理理論的觀點，治理的目的是有效地反應公共利益的訴求，實現公共利益。治理理論下，理想的政社關系是“政府在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社會合作過程中，起關鍵性作用，而非支配性作用”。根據新公共理論的觀點，理想的政社關系模式是建立一個以共同目標為紐帶、以多個權力中心為特征、合作互動的模式。其實質就是使政府公共服務體系從過去的“政府壟斷”專為政府、私營企業、社會組織、公民個體共同參與的過程。
從我國現實環境來看，我國社會發展的本土化因素不容易忽視。一方面，社會組織從接近真空的狀態中發展起來，從計劃行政體系中脫胎而出，發展初期依賴行政推動，幾乎是城市基層政府用行政力量塑造著社會，社會力量仍不足以獨立應對；另一方面，中國人重政府，輕社會的傳統觀念短期難以改變。
聯系我國實際，結合新公共管理理論與治理理論的觀點，我們認為“新型合作互動的網狀模式”是我國政社關系的理想模式，它是以公共利益的實現為最大目標，以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公民為多元主體互動合作為基礎的，權力分散，權責統一，多元協商，方式靈活的關系模式。
權力結構上，社會管理的權力應分散于社會的各主體，公共權力的運行應具有動態性：從自上而下的權力的實施，到多元互動的權力的運用。管理機制上，依靠多元主體的合作網絡的權威，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權威，打破單一中心論。運行方式上，多元主體應提升主體意識，主動提供服務，發現問題，共同推動公共議題的進展與公共利益的實現。同時，成熟的公民社會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在合作網絡中，應當作為社會組織發展的堅強后盾，為其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三、實現理想模式的關鍵結點-政社職能分開
政社關系的發展是一個受環境變化影響的漸進過程。以社區為例，要完成當下的政社關系向理想模式的轉變，面臨如下困境：
1.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
2003年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突破了82年以來幾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局限，將簡單的機構改革深化到運行機制的創新上。十六大提出了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行政職能定位,明確街道承擔的職能以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為主, 居委會的職能則是居民自治。政府的職能轉變不可能一步到位，兩級城市基層組織的定位與職能劃分亦較為籠統，使體制改革的優勢無法體現，使得二者在互動過程中必然相互制約。
2.政社分開的動力不足
對政府而言，對政社分開的積極性缺乏。一方面，基層政府存在大包大攬的慣性。政社職能邊界模糊，不知如何放權；出于維穩的壓力，亦不敢放權。另一方面，近年來機關精簡整編,部分機關通過“官辦”社區的形式,彌補行政人員不足,延伸相關職能,使得機關與社區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社區而言，由于政府與社區職能界定尚且模糊，社區在脫離政府管制后，面臨自我定位的困境,對政社分開亦缺乏積極性。
學界多對政社職能進行宏觀探討，即政府職能轉變、政社職能分開的應然性分析。對于政社職能如何轉變的探討卻相對模糊。而造成困境的關鍵恰在于政社職能劃分不明晰。政社職能劃分面臨如下幾個具體問題：
①政府與社區履職方式混淆。政府將監管責任和具體落實責任一肩挑。形成一肩挑的原因在于部門利益的制約使政府具有主觀偏好與政社職能劃分的路徑依賴。②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NGO、社區等社會組織力量普遍薄弱，實際能承擔的社會職能難以界定。在此現狀下，政府哪些職能應該外放，職能應該如何外放，社會應以何種方式承接，都成為政社職能分開面臨的現實問題。
③社區經費的依賴性。政府表面上將微觀領域的管理和服務職能轉移給了社區,但由于沒有費隨事轉,反而加重了社區負擔。看似精簡了政府的機構和職能,但實際只縮小了政府的組織邊界,政府的功能邊界沒有改變甚至仍在擴大。
四、政社職能分開的對策探究-以社區為例
基于群眾自治發展來說，政府職能在于啟動社區建設，規劃或參與規劃社區組織體系的建立。在實踐中，政府職能的度的把握是關鍵。我們嘗試性地提出對策以解決政社職能分開面臨的問題：
1.以法制和契約規范政府與社區組織間的關系
政府與社區組織在承認雙方法律主體地位平等的基礎上，明確各自的責,權,利，形成了雙向約束機制，避免行政專橫和職權濫用，提升二者的服務意識，責任意識和誠信意識。
2.獨立社區財政體系，多元社區經費來源
社區建立自主獨立的財政體系，增加社區建設經費渠道，減少社區與政府在人、財、物方面的牽涉。有利于二者職能明確劃分，促進政社分開進程。
3.優化社會環境，關注NGO 組織培育與發展
在新型互動網狀模式的建構中，要求主體多元，各方參與的互動性。NGO組織的發展，是社會主體多元化、社會力量提升、政社之間有效互動的要求，為政社職能的具體劃分提供了可能。
4.提升公民社會意識，發展社區自主管理
把政府的行政管理與社區自我管理分開，把部門職能與一般社會職能分開，培養社區自我管理組織，提高社區自律水平，提升公民社會意識與自主意識，將大部分公共事務還給社區進行管理。
5.構建合理的協商程序和規則
社區參與能力的平等協商能否順利展開，關鍵是協商程序和規則的合理設計。首先，建立一個能夠產生廣泛代表性的協商主體遴選機制; 其次，保證各方協商能力實質平等，因為協商的意義于在合理化方案，要保證各方基于平等的信息資源和論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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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的困境及對策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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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的困境及對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綜述
鄉村旅游是以鄉村社區為旅游活動場所，以鄉村特有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民俗文化風情等為旅游資源，以滿足旅游者各種旅游需求的生態旅游形式。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就是讓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到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來，把全體社區居民作為旅游開發、管理、監督以及受益的主體。社區參與鄉村旅游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途徑。近年來，學者們對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研究呈明顯上升趨勢。從論文的研究內容上看，主要集中在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意義和內容研究、模式研究、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特定地區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研究等方面。從研究方法上看，不斷結合多學科進行研究，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研究方法不斷多樣化。
一.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研究內容
（一）社區參與鄉村旅游意義內容方面研究
鄭群明、鐘林生（2004）分析了參與式鄉村旅游的經濟學意義，認為社區全面參與旅游開發，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增收問題，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1]。方文華，王力峰（2008）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不僅可以提高鄉村旅游產品的質量，從鄉村旅游發展中獲利，還可以有利于資源環境的保護和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2]。王瓊英（2006）構建了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模型，提出以表演者、決策參與者、投資者、資源環境保護者身份參與鄉村旅游[3]。于笑云（2007）闡述了鄉村旅游對社區經濟、生態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影響，指出鄉村社區居民參與旅游范圍應貫穿旅游發展全過程，包括規劃與決策過程、利益分配、環境保護、文化維護和教育培訓[4]。周麗潔（2009）認為社區參與是實現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能促進社區自身的良性發展，要讓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規劃與開發、經營與管理、利益分配和成為環境保護的主體[5]。郭凌（2008）對社區參與的主體、方式和目的進行了解析并以 “決策”與“分享”兩大基本因素為核心，以參與決策的充分性、文化延續的穩定性、環境資源保護的有效性和當地居民生活改善的明顯性為支撐框架來構建有效社區參與體系[6]。向富華（2012）認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本質是維護社區居民權利，并依據社區居民的3項基本權利，提出9種參與機制，并進一步分析了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機制的支撐體系由政府、村委會、企業、社區居民等4方的行動體系構成[7]。
綜上可見，學者們普遍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具有重大的意義，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延長農民的收益期；促進社區自身經濟、文化、環境的良性發展；是鄉村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社區居民應該參與鄉村旅游的全過程，包括經營決策、環境保護、利益分配等方面。
（二）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研究
鄭群明、鐘林生（2004）在結合國內外研究和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四種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開發模式：“公司+農戶”模式、“政府+公司+農村旅游協會+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農戶+農戶”模式和個體農莊模式[1]。廖珍杰，張麗娟（2009）按開發經營主體和利益相關者不同進行分類，認為目前國內鄉村旅游存在的社區參與模式主要有個體農莊模式、“農戶+ 農戶”模式、“公司+ 農戶”模式、“公司+ 社區+ 農戶”的模式、“政府+ 公司+ 農戶”模式、“政府+ 公司+ 農村旅游協會+ 旅行社”模式和股份制模式這七種模式[8]。鄧阿嵐、李慶雷、郭喜梅（2009）提出民族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分階段模式，分為發展初期的打工式參與、發展中期的自主經營式參與和發展成熟期的監控式參與，強調社區參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9]。徐燕（2011）依據社區參與模式理論資料總結中國鄉村的社區參與模式有居民自發型，動員型和互動合作型，認為總體的趨向是以居民為主導，政府合作、各種社會中介組織支持、各種利益相關者支持配合的方向發展[10]。王敏嫻（2010）在常見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方式基礎上提出“政府+農戶+NPO”模式和“政府+農戶+企業+NPO”模式，其中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意為非營利組織，例如鄉村旅游協會，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監督和協調的功能，前者模式適用于經濟相對發達、基礎設施條件較好、依托城鎮客源的鄉村社區，后者模式適用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但旅游資源開發條件較好的地區[11]。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模式進行了研究，不乏一些創新的模式，但如何選擇合適的社區參與模式，應當對當地社區進行全面調查，根據當地社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并沒有統一的模式標準。
（三）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社區參與問題逐漸顯露，學者們漸漸把目光集中在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過程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對策研究上。
黎平（2005）認為傳統觀念的抑制和相關組織與個人對其的漠視是山區居民參與旅游的障礙，并提出了幾點解決思路，包括政府正確引導、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機制以及對居民進行教育培訓[12]。彭敏，付華（2007）分析了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狀況極不平衡和初級特征明顯的現狀，提出了加強認識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必要性，并深刻挖掘其內涵，大力提倡社區參與.擴大專題交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加強社區居民的培訓，在把握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基礎上實現規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這幾點建議[13]。方文華，王力峰（2008）指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主要是參與意識淡薄、參與機制不健全、鄉村旅游管理體制不暢，提出對居民進行相關旅游知識培訓，建立有效的法律機制保護村民利益[2]。陳麗華、董恒年（2008）分析了貧困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礙，并提出了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主要思路，包括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加強社區居民的培訓以及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14]。李玉新（2008）在分析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主要障礙基礎上提出了以和諧發展為目標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措施[15]。樊忠濤（2010）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存在參與渠道單一、參與層次低以及不規范參與等問題，并提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創新機制[16]。張文磊（2012）認為經濟利益分配是鄉村旅游社區參與中最主要和最敏感的問題，選取了3個較為成功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典型案例，對它們的利益分配機制進行比較，提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利益分配原則和架構[17]。
（四）特定地區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實證研究
保繼剛、孫九霞（2003）對陽朔遇龍河風景區規劃的社區參與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提出要給居民提供參與旅游規劃、旅游發展決策的機會、對居民進行教育培訓等建議[18]。梁軍、鄭碩飛（2008）對井陘縣于家村居民對鄉村旅游意向進行調查分析，得出大多數村民對旅游開發帶來的環境影響有較全面和客觀認識，愿意為當地環境保護貢獻自己的力量；在調查基礎上提出于家村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環境系統維護措施[19]。何喜剛，高亞芳（2009）分析了甘肅鄉村旅游發展中社區參與的可行性，并根據發展現狀歸納出甘肅鄉村旅游4大主要社區參與類型是城郊休憩型、新型城鎮型、景區覆蓋型、交通節點型[20]。明躍玲（2010）調查湘西德夯苗寨，了解到該地社區成員參與積極性高，參與程度低的現狀，認為應通過更新傳統觀念、 發展民族教育、 挖掘民族文化的內涵等方式培養社區成員參與鄉村旅游的主體意識[21]。周杰、陳志永（2012）對貴州出現的三類典型鄉村旅游發展模式（朗德模式、天龍模式和西江模式）進行了比較和分析，提出民族村寨核心競爭力的形成需要村民從單方治理、參與管理過渡到共同治理角色[22]。焦慧元（2012）分析秦皇島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23]。陳嵐雪，唐雪瓊（2012）闡述了咪依嚕風情谷社區參與的主體、內容以及模式，并提出從引導機制、決策機制、利益保障機制以及監督評估機制等方面構建彝族社區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機制[24]。
二.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研究方法
從研究方法上看，學者們不斷引入相關理論對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工具調查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研究方法不斷創新。
汪芳、郝小斐（2008）以北京市平谷區黃松峪鄉雕窩村為例，運用AHP層次分析法對該地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情況進行了評價[25]。笪玲、張述林（2009）以重慶市近郊鄉村的璧山縣為例，運用PRS模型分析都市近郊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特點，并提出該類區域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策略[26]。代則光，洪名勇（2009）認為旅游者、開發商、社區居民、政府是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利益相關者，社區旅游的發展實際上是資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過程，是利益相關者之間通過交易、協調、利益讓渡和責任分擔而進行社會建制的過程，并運用博弈論的方法研究社區居民與政府、開發商的博弈[27]。徐福英（2010）運用產權理論的相關原，對當前我國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過程中存在的產權主體不明確、 產權邊界模糊、 價值衡量不準確、 管理體制不健全等問題的分，并提出相應對策[28]。杜宗斌、蘇勤（2011）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構建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和社區歸屬感的結構方程模型，得出社區參與對旅游感知、社區歸屬感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以浙江安吉――著名的鄉村旅游地為例，運用Amos7.0軟件對模型進行假設檢驗，探討了鄉村旅游發展的相關建議[29]。曹興平（2012）將文化繪圖工具應用于文化鄉村旅游產品規劃和管理及社區文化資源管理，認為文化繪圖有利于組織整合嵌入鄉村社區的文化資源，可有效解決社區參與中社區本位的缺失問題[30]。時少華（2012）從“體制精英―非體制精英―普通村民”3層權力結構分析工具出發，分析景區并購事件中主體權利運作策略，提出事件中矛盾沖突疏解的路徑是經濟分化程度與社區記憶的提升[31]。
三.結論與建議
國內學者對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研究經歷了從缺失到凸顯的過程，并日漸成熟，最初研究大多集中在闡述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意義，探討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內容等理論問題，近幾年來，學者們逐漸開始關注并研究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遇到的問題及對策，并出現了許多實證研究，引入相關理論和分析工具，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不斷增多。但與國外相比，仍有不足，因此，仍應加強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實證研究，促進方法和理論的進步，以科學地指導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實踐工作。
在已有的研究中，學者們明確了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必要性，社區居民應參與到鄉村旅游開發管理的全過程中，而在實踐中，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并不高，綜合學者們的研究可知，利益分配問題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因此，應加強對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關鍵影響因素及解決對策進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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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的困境及對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社區文化 可持續發展 對策
社區是城市組織中的重要細胞!如今，城市居民對社區的概念越來越深刻，對于社區的依賴性也越來越大。在搞好社區建設的嘗試和探索中，社區的公共文化建設已成為社區建設的重大標志之一。文化是一個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和潛在財富，社區文化的建設和發展，是城市和諧及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和保障。因而社區文化建設是城市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區自身發展的需要。
一 、社區文化及其在推進社區建設中的功能和作用
(一)社區文化及社區文化建設的內涵
社區的成立需要許多的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便是社區文化的存在。首先，社區文化是社區共同的文化認同;其次，社區文化是社區特殊的文化傳承;最后，社區文化是社區群眾的文化生活，也就是社區范圍里的文化體育活動。社區文化活動與許多文化機構和設施有關，因而，文化設施的存量和使用情況，直接決定著社區文化生活的質量。
(二)社區文化建設對推進社區全面建設的特殊功能和重要作用
社區文化建設的目的是要發揮社區的文化功能，通過對社區居民的教育、陶冶、塑造來發揮其對社區發展中各要素的支配力和影響力，以便影響、塑造、教育和完善社區人，不斷增強社區文化力，為社區形象的塑造提供內在的支撐。首先，社區文化建設具有引導塑造的功能。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活動和營造健康向上的社區文化氛圍，社區文化建設能較好地把社區社區居民的思想意識引導到社區精神文明建設的目標上來，達到宣傳教育人們、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提高人們的認識水平之目的。其次，社區文化建設具有整合協調功能。在社區建設中，社區文化是推動社會溝通、增強心理凝聚力，從而實現社區和諧的有力杠桿。
二、當前社區文化發展面臨的三大困境
(一) 社區文化剛興起時，不少街道由政府投資建造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科技文化中心等。但隨著市民文化需求的新變化，不僅到科技文化中心、文化活動中心的次數在減少，科技文化中心、文化活動中心的設施也在損耗，維修費日增。
(二) 廣場文化為標志的城市社區文化的廣泛開展，為城市社區構筑了一道又一道風景線，營造了大城市良好的人文環境。廣場文化以群眾文化藝術表演為主，也有各類專業藝術團隊的表演。但問題在于，專業藝術團隊的義演不可能是經常的，它也需要有一定的報酬，而且是水漲船高，要使廣場文化不斷躍上新的臺階，如何解決廣場文化發展的資金是當務之急。
(三) 難以真正實現社區資源的共享。在社區文化興起之初，社區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和共享，基本是無償的，許多社區單位和個人完全不計較得失及報酬，為推動社區文化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文化市場的日漸成熟，一些社區單位已經不可能長期無條件地提供資源(如體育場、操場、文化中心、文化館等)。因為資源的利用和共享有成本及消耗，僅僅強調義務與無償，影響資源所有者的積極性，也不利于資源的開發、利用與共享，這又是一大困境。
三 、加強社區文化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一)加快社區發展，壯大社區經濟實力
要解決社區文化建設發展不平衡問題，從根本上就要求我們切實解決社區目前經濟空殼問題，做到有錢辦事、有人干事。一是要加強與駐社區單位、廠礦的聯系與協作，強化動員社區各單位為社區經濟發展獻計獻策，共謀發展;二是社區與單位共建，辦好學校、幼兒院、老年活動中心等社會公益事業，為企業發展經濟解除后顧之憂，增強社區社會化發展功能，為解決社區剩余勞動力就業奠定基礎。三是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走社區與廠礦、社區與機關聯防聯動，同時解決了社區治安聯防人員不足，經費不足等問題，確保社會治安穩定，使企業居民都能放心搞生產;四是加強與社區內個體戶的聯系，促使他們為社區經濟發展出力，讓個體戶發財，求社區發展。
(二)完善相關法律規范，建立起合理有效的社區文化建設機制
通過逐步完善社區文化建設相關政策法規，從而建立起合理有效的社區文化機制，既為人們群眾參與社區活動提供了基礎，也為社區工作人員更好的開展社區文化建設工作提供了相應保障。第一，我們要確立和明確政府在社區文化建設應有的角色和地位。第二，要實現社區文化建設主體的多元化，動員多方面的人力，整合多方面的力量。第三，盡快建立和完善有效地的社區文化激勵和約束機制。第四，健全社區文化建設的法律和制度，使社區文化建設有法可依，保障社區文化建設主體的合法權益，保障社區文化建設向合理化、有序化發展。
(三)力求服務多樣化，增強社區活動吸引力
要提高群眾對社區活動的參與度，改變參與人員老齡化現狀，就要求我們要加強社區文化服務，創造良好的社區環境，切實解決社區成員最關注的問題;針對社區成員的文化需求，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動;充分挖掘社區文化資源，形成社區文化特色，激勵社區成員的參與熱情。
(四)加強社區干部隊伍建設
“文化發展的關鍵在人才。”社區干部是社區工作的主力軍，要搞好社區工作，必須加強社區干部隊伍建設培養和造就一支適應社區工作和市場經濟建設的新型社區干部隊伍。目前社區中優秀人才缺乏，關鍵在于社區工作目前缺乏大的吸引力。使社區工作為廣大群眾所接受，成為謀職的熱點、職業的亮點，社區的工作就會更上一個臺階。
四 、小結
良好城市社區文化的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篇章。只有深入學習社區文化的內涵，深刻理解社區文化建設的功能作用，同時正視我們目前在社區文化建設中所存在的問題，并不斷地去完善它，改造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區、和諧社會的理想才能實現。
參考文獻：
[1]中國社區建設年鑒2003[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
社區治理的困境及對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失地農民；生活風險；社會保障；社區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12）05-0153-05
一、失地農民生活風險的界定
生活是指人們為了生存和發展而進行的各種活動的總稱，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是指人們在生存期間為了維生、繁衍和發展所必需從事的不可或缺的生計活動，即衣食住行等活動；精神生活是指人們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還有追求精神滿足和寄托的心理需要及活動，如社會交往、社會認可、心理認同等。
失地農民在向市民的轉化或等待轉化過程中，除了最初得到一些經濟補償外，沒有得到新的可靠的生產資料和經濟來源，生活不確定因素逐漸增加，再加上陌生的生活環境，他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均面臨不同程度的困境與風險。失地農民生活風險是指所涉及其生存和發展的有關的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所面臨的可能性危害及其給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帶來的可能性后果。
二、失地農民生活風險的表現
具體來講，失地農民生活風險主要有基本生存風險、教育與發展風險、社會交往困境與風險和心理失衡風險四大類。
（一）基本生存風險
失地農民市民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基本生存風險有：收入風險和消費風險。
1 收入風險。土地是農民得以生存的唯一要素，失去了土地，農民失去了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和生活保障，而新的經濟來源極不穩定。據對武漢市10個社區20多個村144個農民的抽樣調查，在單位上班的有23人，占16％；打零工的有24人，占16.7％；無工作的有73人，占50.7％，實際上反映出有67.4％的人是無工作或者無穩定的工作，處于流動性生產工作狀態。工作不穩定和收入不穩定是失地農民生活中最擔心的問題，并且我國失地農民的收入水平整體上呈下降趨勢。浙江省的抽樣調查顯示，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28.18％，在500至599元的占21.55％，在800至999元的占19.34％，在1000元以上的占16.57％。中國社科院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西南某省20％的失地農民僅靠土地征用補償金生活，25.6％的失地農戶最急需解決的是吃飯問題，24.8％的失地農戶人均年純收入低于625元，處于絕對貧困狀態。
2 消費風險。一是消費支出劇增，面臨“收入無源，支出無底”的巨大風險。失地農民在城市里的生活，“要鍋上買到鍋下”，即什么都要買。除此之外，還要考慮日后子女讀書、醫療，時常感到有“坐吃山空”的恐懼。二是消費觀巨變的風險。土地被征用后，失地農民的消費觀念也在發生變化，出現了享受型消費、攀比型消費行為。一些農民得到土地征用款后，缺少合理規劃，沒有把有限的資金投入生產和今后的發展之中，而是用在盲目消費上，攀比畸形消費。《黑龍江晨報》2012年4月8日報道了被征地農民的城市生活：男買車女買貂孩子成貴族。西安城郊麻家什字村失地農民得到一次性補償款后，紛紛蓋起了新房，卻為米面發愁，出現了守著“豪宅”愁生路的尷尬局面。這些非理性的消費觀缺乏持續的物質基礎支持，給失地農民的生存帶來致命的打擊。
（二）教育與發展風險
1 職業困境。新職業的開辟與獲得既是收入來源的保障，又是社會認可、人生價值的體現。但是，由于失地農民自身文化素質低，造成就業空間狹小。即使通過非正規渠道得到就業的失地農民大多在個體私營業、民營企業里，職業風險大、低報酬無保險、不穩定性，而且經常超時、超強度勞動。透支體力的勞動、低工資和冷漠的勞資關系使他們缺乏歸屬感和成就感。因此，常常出現“失地又失業”、“有就業、無職業”和“有職業、無事業”的局面。
2 教育困境與風險。一是教育支出面臨困境。城里上學費用對失地農民講是一筆不菲的開支。一方面，由于實際收入能力的低下，無法支撐其子女在城里上學的費用；另一方面，由于對于未來預期的悲觀，意愿教育支出不足，特別是對于低收入家庭來說，用土地補償金供養孩子上學，“風險”實在太大。二是城里復雜環境嚴重阻礙了失地農民子女的健康成長。生活和學習環境的巨變給失地農民子女帶來巨大的誘惑。逃課上網、癡迷電游等現象層出不窮，極大地影響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三是政府、社會和社區對于失地農民子女這一特殊群體缺乏相關的扶持政策和經費保障，失地農民子女面臨教育融入的藩籬與“玻璃門”，阻礙了其教育環境的適應與發展，也嚴重阻礙了個體社會化進程。四是教育上學困境的綜合結果就是失地農民子女大量的失學和輟學，這就直接導致“失地農二代”的產生。
（三）社會交往困境與風險
1 社會交往認知調整的困境。失地農民在被動城市化過程中，其社會交往認知變遷滯后，不能適應城市社會交往規則。雖然失地農民在身份、居住方式、職業等眾多客觀方面實現了變遷，但社會交往方面，失地農民社會交往認知仍然呈現出傳統社會的特征。
2 新的社會交往圈的構建困境。隨著失地農民原有的地緣、親緣關系的逐漸割裂，而新的業緣關系遲遲沒有建立起來，缺乏融入城市社會生活的社會支持系統——社會交往及其對象。在人際交往方面，目前失地農民的人際交往仍以地緣、親緣關系為紐帶。據調查，“你平時通常與誰交往”的答案是，有71.4％的人主要與本村人交往；19.3％的人與城市居民交往，其中：52.8％的人是與在城市的親戚、朋友交往，23.2％的人與單位同事交往，20.3％主要與服務對象交往，另有9.3％的主要與外地人交往。城市社會交往圈的遲遲難以建立，使得失地農民很難適應新的環境，缺乏歸屬感和被他人認同感，常常游離于社會邊緣。當弱勢的失地農民在城中生活得不到政府援助、法律救助和社會同情時，大家就“抱團取暖”、鋌而走險，可能為黑社會組織的產生孕育土壤或被黑社會所利用。
（四）心理失衡風險
1 身份認同危機。盡管失地農民“身子”被移進了城里，但是由于享受不到對應的市民待遇，處于一種“不城不鄉”的尷尬境地。他們角色適應困難、自我認同感低，心態、價值觀受到很大沖擊，懷念舊生活，處于“進城無望、回鄉無路”的迷茫中。根據有關身份的一項調查：認為自己是“農民”的占被調查總數的24.5％；認為自己已經是“城市居民”的占30.6％；“說不清”的占44.9％。
2 心理失衡風險。失地農民除了得到一定數額的經濟補償之外，絕大多數在就業、子女入學、社會保障、融入城市生活等方面沒有享受到市民待遇，或多或少受到歧視，進而在心理上產生強烈的被剝奪感。政府“低征高賣”的征地模式，失地農民深切感受到被欺騙、被愚弄，利益受損和不平衡感明顯。失地農民微薄的工資收入只能滿足最低的生活需要，他們無法享受市民的各種娛樂休閑方式，市民“令人眼紅的優越生活”使他們感到強烈自卑。底層社會的怨恨和對立情緒越來越嚴重。
3 憂慮感、社會焦慮加劇及其帶來的心理失衡風險。失地農民面臨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生活環境，無所適從，憂慮感明顯。絕大多數面臨此類問題：生存的無著（對以后的生活心中沒底的占50％）；子女的教育（對子女教育支出感到壓力很大的占67％，失地前希望子女上重點大學的占83％，失地后只有33％），最大的憂慮在于如何開源節流。失地農民個人憂慮感的社會表現是整個社會逐漸彌漫著一種焦慮不安的情緒和浮躁的社會氛圍，社會焦慮極易轉化為狂熱的沖動情緒，且極易受情緒感染，從而致使社會成員產生非理，形成連鎖反應，演化為社會危機，引發社會動蕩。
三、解決失地農民生活風險的框架及對策
我們從主體視角來劃分，失地農民生活風險的成因有失地農民自身、社會和政府三個因素，具體表現如圖1所示。因此，失地農民生活風險的防范和治理是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從政府、社
會和失地農民自身三方面共同努力，形成有效合力，圖1失地農民生活風險“成因一表現一治理”框架圖從生活風險的表現和成因人手，構建一個相互關聯、相互反饋的綜合治理系統，確保失地農民：失地不失“利”、失地不失“收”、失地不失“身”、失地不失“望”和失地不失“保”，這樣才能有效化解失地農民的生活危機及社會風險。
（一）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確保失地農民的權利和利益
1 改革土地政策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從源頭保障失地農民的權益。失地農民的貧窮根源于土地權利的貧窮，現有的土地政策對農民權利的保護是極不利的。為此，需要首先從法律上對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做出明確規定，如可在《物權法》規定：在承包期內，不經過農民個體同意，不得隨便征用農地。在土地政策先天缺陷的條件下，只有規范征地制度，確保征地過程的合法性和公平性。堅決禁止各種違法“圈地”行為、從法律上明確征地范圍、加強征地過程中農民參與、摒棄不合理的補償標準等等。通過此類法律法規保證農民的權益不受損害，實現農民利益的最大化。
2 創新土地收益分配機制，這是確保失地農民基本生活的治本之策。目前失地農民補償費及安置補助費中一個最大的不公是忽視了土地潛在的巨大收入，即失地農民對土地的增值收益沒有分配權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指出，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最少使農民蒙受了2萬億元的損失。這就要求政府必須改進和完善這項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明確界定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和土地收益權，以土地市場價格為基礎，科學合理地確定土地補償費和安里補助費的標準，以提高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
3 完善補償與安置政策，維護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與根本利益。補償安置關系到失地農民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做好這項工作是解決失地農民問題的另一個關鍵。單一的貨幣安置方式不利于農民的長遠生計，應努力細化補償項目，擴大補償范圍，探索多種補償方式，如征地入股分紅、土地有償租賃使用、農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領取養老保險金等，解除失地農民后顧之憂，確保長遠生計。
（二）開辟多元化的收入渠道，確保失地農民失地不失“收”
失地農民的收入“斷流”風險是引發其生活危機的根源。為此，需要為失地農民開辟多元化的收入渠道，這是有效解決失地農民生活風險的關鍵所在。
1 加大失地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其自身素質和勞動力價值，使其能獲得更多的工資性收入。根據馬克思和舒爾茨的基本觀點：教育培訓投資是個體增加勞動力價值和工資收入的關鍵。因此，一方面，要通過加大農村教育經費投入、普及農村義務教育、鼓勵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從源頭上普遍提高失地農民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使其具有較高的素質和勞動力價值。另一方面，要建立以政府為培訓主體的、以專業技術和崗位技能為重點的、培訓對象層次化和培訓方式多元化的就業培訓體系，提高失地農民尤其是失地青壯年農民的就業能力。
2 引導和幫助失地農民積累資產，增加其資產性收入，這是解決失地農民生活問題的有益補充。俗話說：有恒產者，有恒心。資產的效益是顯而易見的，既可增加實質性收入、預防失地農民貧困，又能減少家庭不安全感和穩定人心。因此，引導和幫助失地農民積累資產，既是改善他們生計的一種速效、實惠、一舉多得的好辦法，也是幫助他們規避各種生活風險的重要的安全網之一。農民的基本資產就是土地、房屋和集體經濟，應該從這三者人手：首先，合理處置土地資產。土地征用切忌一次性征光，應在留出一定數量土地返回給村集體，用于安置失地農民。其次，合理利用和增值房產價值。既要考慮確保他們樂有所居，也要方便他們能從房屋資產中形成長效受益機制。最后，探索集體資產保值增值機制。如合肥市長淮街道對社居委集體企業改制，讓失地農民變身為股東，可以從根本上維護失地農民的利益，為失地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提供了又一條新的保障線。
3 鼓勵失地農民創業和大力發展非農產業，提高其經營收入。目前，家庭經營性收入盡管比重不高，但卻是農民收入的主體，占到農民收入的53％左右，因此，解決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關鍵環節是大力發展農村非農產業和鼓勵創業，實現農民失地不失“益”。具體說來：首先，要加大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的政策力度，鼓勵失地農民以勞動力、資金、技術等方式從事非農經營與管理。其次，加大資金和技術上的政策扶持。一些農民想發展養殖業、經營第三產業，但缺少資金、技術，希望給予扶持幫助。如發放優惠貸款，政府部門給一些優惠政策，免費技術指導等。最后，切實幫助失地農民再就業。建議政府多下鄉調研，幫助他們解決就業問題，有招工指標要對失地農民傾斜。
（三）構建社會支持系統，助推失地農民市民化，使其失地而不失“身”
失地農民市民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單憑失地農民個體很難完成這一過程，需要全社會的關注和支持，如企業、社區、非政府組織、城市土著居民和文化融合等功能的發揮來助推失地農民市民化。
1 加強輿論宣傳和引導，消除對失地農民的社會性歧視，給予其精神動力支持。由于失地農民的特殊性，城市的一些單位、職工和市民對他們普遍存在歧視心理和歧視行為，這種歧視往往給失地農民的精神和心理造成傷害。因此，社會輿論必須從思想上高度重視失地農民問題，切實消除對失地農民的社會歧視，給予失地農民精神鼓勵、情感安慰、心理救助。主要做法有：一是應充分利用各種手段，加強輿論宣傳，引導市民尊重失地農民、平等對待失地農民，給失地農民創造一種寬松、平等的社會生活環境，這是對他們最好的精神支持。二是鼓勵并支持社會工作者和專家介入“失意、失常”失地農民的城市生活，幫助其克服焦慮、恐慌、消極厭生等心理問題。
2 完善“農轉居”社區治理，發揮社區服務支持功能，讓失地農民盡快實現從“村民”到“居民”的轉變。“農轉居”社區是不僅是失地農民一個相對穩定、相對獨立的地理空間，而且社區內居民具有一種地緣上的歸屬感和心理、文化上的認同感，并產生某些共同的行為規范和社區意識。社區作為失地農民通向和融入城市社會的平臺，向失地農民傳遞著城市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可改變了失地農民頭腦中固有的傳統價值觀，促進失地農民的城市融入。通過現代社區的建立和社區文化建設及治理機制的完善支持和幫助改善失地農民的生存環境和生活質量。
3 調動企事業單位的積極性，支持失地農民的城市融入。企業單位是失地農民在城市社會生存的土壤，是吸納失地農民就業的載體和中心環節，解決失地農民融入城市既是其自身改革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做好表率作用履行社會責任的必然要求。事業單位是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它們的產品都是公共產品，具有公益性和均等性，負有服務失地農民融入城市生活和支持失地農民子女教育的義務和責任。因此，要充分發揮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公共產品性質，將失地農民作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服務對象之一，使失地農民同等享受無差別的公共文化服務。
4 建立文化融合機制，增加失地農民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加速其向現代市民轉變。政府不僅要將失地農民身體轉移到城市中去，還要使其思想、文化融入到城市中去。主要做法：首先，需要政府發揮引導作用，要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引領人們，使新、舊市民之間能夠在文化上和諧和融合；其次，政府相關部門要提供機會和創造平臺，加強城鄉文化的對話與交流，如組織文化部門定期下鄉演出或邀請鄉里文化劇組到城里演出等活動，構建城鄉文化溝通與對話的平臺；再次，相關媒體可通過輿論宣傳在文化對話上發揮橋梁和引導作用，消除城鄉文化的分歧和誤解，并營造一種積極向上、寬容、開放的文化氛圍，增強文化的包容性。總之，要強化文化的引領、導向和整合功能，通過多種形式的文化活動，拓寬失地農民與市民的社會交往和文化交流渠道，引導農民自覺適應城市文化，促進城市文化和自我身份的認同，加速“鄉村人”向“都市人”的轉變。
（四）改革和完善現行的教育體制保障失地農民子女教育，使其失地而不失“望”
子女是失地農民的寄托和未來，保障失地農民子女教育不僅可以給予失地農民以希望，而且影響著下一代的健康成長和祖國的發展與穩定。
1 敦促地方政府全面落實義務教育，確保失地農民子女能入學。政府負有為失地農民子女提供免費教育的義務。失地農民子女進城求學中，政府應制訂保障失地農民子女就學的專項政策，確保他們能就近入學，且100％入學。
2 學校要更新教育觀念和創新工作方法，確保失地農民子女愿上學和上好學。失地農民子女的學習背景、學習心態、學習習慣及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明顯不同于市民子女，這就需要學校制定傾斜政策來適應失地農民子女教育問題。首先，在學校形成比較好的氛圍，歡迎和幫助失地農民子女求學。其次，學校要主動協調好學校與家庭、社區之間的關系，以形成最大的合力，盡快提高失地農民子女的基礎文化素質。最后，要協同相關專家做好失地農民子女教育的專題研究，制訂專項教育政策。
（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確保失地農民失地不失“保”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是其生活、醫療和養老保障的重要依托失去土地后的農民必須尋找和構建新的社會保障方案。
1 建立失地農民的就業保障體系，增加其就業機會。在保障對象上，失地農民中“40、50”群體是就業困難群體，需要政府著重考慮，實行“幫扶帶”的方式妥善安排。在培訓內容上也要根據失地農民自身情況，結合企業用工實際和市場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一些易掌握的、實用性強的、技術含量高的培訓內容。對不同年齡段的、不同類型的失地農民形成不同層次的就業培訓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