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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概念股;危機;影響
境外上市的“中國概念股”正遭遇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信任危機,其影響十分深遠。自2010年下半年以來,在美國資本市場上市的綠諾科技、中國高速頻道東南融通等50余只中國概念股因財務造假和不符合交易規則等原因被停牌或退市。美國中概股危機持續蔓延,并波及境外其他資本市場。2012年6月21日,港交所上市企業恒大地產遭到香櫞惡意做空。2012年7月,德國法蘭克福交易所又被爆中概股明星企業亞洲竹業涉嫌財務造假。顯然,中概股危機不僅對中概股自身造成影響,即改變中國企業重新部署境外上市的節奏及方向,而且也可能令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爭取上市資源的格局有所變化,國內資本市場亟需管理創新應對新變化。
一、中概股私有化退市現“骨牌效應”
在中概股危機導致股價持續暴跌的作用下,自2010年以來,共有二十多家赴美上市中國企業的創始人和股權持有人提出了私有化方案,其中同濟堂、盛大互動娛樂、泰富電氣以及中消安集團等10家已完成私有化進程。這股私有化風潮并不僅僅是只發生在美國市場,在香港和新加坡,也有不少公司正在或者已經完成私有化交易,其中還不乏阿里巴巴和小肥羊等“行業指標性”企業。進入2012年,私有化浪潮進一步蔓延,僅1-10月,就有分眾傳媒、尚華醫藥、亞信聯創、三林環球、永業國際等近20家企業宣布私有化退市。
公司私有化退市的益處在于:第一,擺脫公共企業監管束縛,著手實施公司戰略調整。如盛大、小肥羊、阿里巴巴這類領先企業的退市;第二,擺脫股價持續低迷困境,直接增加股東財富價值;第三,擺脫上市融資功能退化,借道私有化尋求再次上市;第四,擺脫高昂的上市成本壓力,提供管理層合理報酬激勵。私有化后通常采用更優的管理層薪酬安排,有助于降低企業內部委托成本。
當然,上市企業退市也同樣存在不小的風險,首先,大股東為了從中小股東手中“合理”回購股份,對回購資金需求量大;其次,私有化過程中可能面臨集體訴訟風險;再次,私有化退市還要面對復雜的退市程序;最后,中國企業境外私有化后境內再上市面臨較大的障礙,除了面臨上市審批等不確定性問題外,還涉及到上市公司紅籌架構拆除、實際控制人變更、稅務返還等現實問題。
二、中國優秀企業對美國資本市場熱情減退
從中短期看,部分中概股誠信問題動搖了投資者對整體中概股的信心,不僅令已上市中概股股價持續暴跌,還令優質企業境外上市面臨估值下調與IPO放緩的“價量齊跌”頹境。據美國三大交易所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在2011年7月9日到2012年7月10日為期一年的統計周期內,i美股編制的中概30(ICS30)在上述統計周期內累計跌幅為46.63%,而同期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上漲了6.90%。由于股價持續下跌,已有39家中國概念股公司觸及美國市場的退市標準,9家接近退市標準,正面臨巨大的退市風險。未來一段時間,中概股受到市場熱捧、上市高估值等現象可能會發生變化,這將中國企業重新審視在美國上市融資問題。2011年8月至今,只有土豆網、唯品會兩家中國企業在美國IPO,這兩家企業上市首日均遭遇破發,跌幅超過10%。
從長期看,中國概念股需要一個品質重建的過程,海外市場對中概股的信心才會逐漸修復。未來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正是苦練內功的最佳時機,企業應該傾力定位盈利模式、調整發展計劃、培養企業誠信品質,隨著幾家真正高質量、且具相當規模的中國公司再次登陸美國市場,才會重新喚起美國投資人對中國企業的信心。
以上這些變化對于美國資本市場并非是好消息。美國實施Sarbanes-Oxley法案后,紐交所及納斯達克對海外公司的吸引力大為下降。2000年后美國年均IPO僅為156宗,比九十年代減少七成,兩大主板市場上市公司數量從1997年的8000家減少至2010年的5000家。這兩年紐交所IPO融資落后于香港、倫敦等地,該交易所不得不承認,新上市公司爭相前來上市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中概股股價暴跌后,美國兩大主板市場爭取這一龐大上市資源可能會更加困難,甚至會因私有化、退市等造成流失現象。
三、香港資本市場加快對中國優秀企業的引進
從企業的層面看,當中國概念股對境外資本市場開始猶豫,想選擇其他市場上市或退市后再上市時,港交所就成為一個首選的目標。第一,中概股在美國的遭遇,部分受到當地媒體夸大事實及投資者出現羊群心理的負面影響,相比美國,香港市場對中國概念股的了解程度要深得多,兩地監管機構亦保持著密切接觸及合作關系,市場對中概股的定價將更趨合理;第二,美國提高借殼上市門坎后,一些財務較穩健且經營較成熟的企業將更傾向于在港交所IPO上市;第三,香港IPO需要經過預先審核,但如果符合基本要求,實際上也沒有那么復雜及困難。在此之前,也不乏中概股退市移師香港上市的成功案例。如2010年,西部水泥從倫敦交易所退市的同時,成功登陸港交所。2008年旺旺從新加坡退市后在香港掛牌上市。未來將會有更多境外私有化退市的企業登陸香港資本市場。
從港交所的層面看,香港是中國企業最重要的境外融資平臺,面對來自境內外國際金融中心的激烈競爭,港交所時刻都未松懈對優秀企業的引進。2012年5月份,由港交所和山東省金融辦舉辦的赴港上市推介會上,港交所相關人士就表示,美國資本市場很多中概股都想撤市,其中也包括山東企業,“我們希望它們能到香港來”。近期香港交易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亦表示,今后香港資本市場仍會繼續擔當好內地企業的“首選海外集資中心”角色。香港爭取優質企業也的確具有緊迫性。2012年上半年,香港IPO募資306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84%,下半年任務相當艱巨。因此,香港會考慮利用此次境外中概股的境遇,加強對內地企業的營銷,同時加快人民幣上市等創新活動,以進一步增強IPO的競爭力。
四、國內資本市場亟需管理創新應對新變化
隨著國內中小板的發展壯大、創業板的推出,中小企業的股權融資渠道大幅提升,海外受挫中概股對回歸國內資本市場亦抱有極大熱情。盡管有嚴格的審批制、對賭協議解除、可能涉及公司股權架構、甚至減持股份時的稅收等系列難題,但還有什么比體現行業地位、反映公司基本面,讓公司發揮“協同效應”的股價更為重要呢?目前一些私有化的中概股就表達了回歸A股的愿望。2012年3月,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陳天橋就在積極為國際板的推出鼓與呼,表示盛大將搶國際板“頭啖湯”。阿里巴巴、分眾傳媒等亦不排除回歸A股上市,上海證券交易所有關負責人也表示,歡迎這些中概股在退市后,回到A股或者選擇在香港上市。無論在港股市場、還是納斯達克,只要同類公司,在A股上市的估值都會高出海外估值甚多,據統計,目前共有77家公司同時擁有A/H股,而其中僅有13家A股價格低于H股,溢價率非常明顯。而在納斯達克選擇退市的公司基本上估值都長期低于10倍,但如果在創業板上市,其估值都會達到20倍以上,因此回歸A股對于這些曾在海外折翼的公司來講,吸引力應該是非常大的。
雖然目前尚無境外中概股回歸A股的成功先例,但值得關注的是,如果這些公司悉數回歸A股,是否會與國際板形成合力,對中國A股的流動性形成沖擊?如阿里巴巴在最新一輪融資中,總資產估值達到430億美元,約合為2709億元人民幣;而分眾傳媒接到私有化要約的估值也達到36.6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30億。中國的資本外逃現象嚴重,國際板上市時間表還沒有公布,這些公司再回歸A股市場,A股市場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這些都需要監管層提前做好準備工作,為優秀中概股“回家”建立良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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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公共服務體系
根據《北京市旅游環境與公共服務體系三年建設指導意見》,2012-2014年,北京旅游將重點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即公共信息服務體系、旅游安全保障體系、旅游交通便捷服務體系、旅游惠民便民志愿者服務體系、旅游知識普及與旅游責任教育體系、旅游環境保護和旅游好客環境體系、旅游環境與公共服務的監管與評價指數體系、旅游環境與公共服務建設規范及標準體系。
其實,北京旅游重點完善公共服務體系與北京旅游市場的發展現狀密不可分。隨著旅游市場的日趨成熟,越來越多的來京游客選擇自助游。中國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德謙表示,建設旅游環境與公共服務體系是旅游活動開展的重要保障。據了解,目前北京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旅游公共服務發展相對滯后、總量供應不足、公共投入不足和分配不平衡等問題,需要完善旅游環境與公共服務。
開發自助旅游環境
記者了解到,未來三年北京A級景區將實現無線寬帶覆蓋。業內人士表示,北京已于去年開通“智慧旅游”服務,包括智能手機定位導游、藍牙下載導游詞、實時查看景區天氣和人流等服務,極大方便自助游游客。不過,這要求北京的景區和公共場所能夠提供無線網絡,尤其是重點景區。
除了無線寬帶,北京A級景區還將完善五種文字景區全景牌。其中,北京重點旅游景區將配裝中、英、日、韓、俄五種文字全景牌和其他各類標識牌632面、旅游區交通標志牌436面。此外,市旅游委鼓勵景區配置自助導游機,開發旅游景區自助導游軟件系統,完善自助旅游環境與服務。
數字化提高旅游便捷性
據了解,北京旅游三年內將推進四個數字化建設,即數字景區、數字酒店、數字旅行社、數字鄉村。業內人士表示,數字化旅游可讓游客感到最直接的便利性。以數字景區為例,游客省去了排隊買票的麻煩,可直接通過網絡支付買票;購票成功后,手機將收到一條二維碼彩信或數字驗證碼短信,即電子門票;游客經過安裝在景區的識讀設備,對電子門票進行掃描驗證即可進入景區。截至去年,北京已有40余家景區列入電子門票預訂系統。
中圖分類號:B844.1、B84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08)001-0024-02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是家庭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結合,主要包括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職業和家庭收入幾個關鍵性指標[1]。它與兒童自我概念的關系已經得到了多項研究的證明[2,3],但國內對該問題的關注不夠。本文以父母職業、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為指標,考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小學生自我概念的影響。
1 對象和方法
1.1對象 從武漢市全部城區小學隨機抽取5所小學4-6年級的全部班級,每班隨機抽取15名學生。發放問卷735份,回收有效問卷721份。其中,男生338人,女生383人;四年級270人,五年級255人,六年級196人。
1.2 工具 小學生自我概念量表[4]共76個項目,分學業自我(包括閱讀、數學、一般學校表現)、非學業自我(包括運動能力、生理外貌、同伴關系、親子關系)、一般自我三個維度。采用5級記分,分數越高表明兒童自我概念水平越高。各分量表的信度在0.80以上,整個量表的結構符合預期[4]。
1.3 統計方法 多因素方差分析。
2 結果
2.1父母職業與不同性別、年級小學生自我概念差異比較
父母職業在小學生自我概念三個維度上的主效應顯著(見表1),僅在學業自我上存在著父母職業與學生性別的交互作用(F=3.15,P=0.025),其余之間均不存在交互作用。進一步兩兩比較發現:在學業自我上,知識分子與干部家庭、工人家庭的學生高于商人家庭的學生(P=0.000、0.020);在非學業自我上,知識分子與干部家庭的學生高于商人家庭的學生(P=0.004);在一般自我上,知識分子與干部家庭學生高于工人家庭和商人家庭的學生(P=0.030、0.000),工人家庭學生高于商人家庭學生(P=0.009)。對交互作用的簡單效應分析表明:父母職業在女生中的效應顯著,知識分子與干部家庭的女生高于工人家庭、商人家庭的女生(P=0.003,P=0.000)。
父母職業不為以上三者或不同的界定為其他,參與統計但不予分析
2.2父母受教育程度與不同性別、年級小學生自我概念差異比較
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小學生自我概念三個維度上的主效應顯著(見表2),不存在與性別、年級的交互作用。進一步兩兩比較發現:學業自我上,父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和高中以下的學生(P=0.000、0.000);非學業自我上,父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與高中以下的學生(P=0.003,P=0.000),父母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以下的學生(P=0.013);一般自我上,父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和高中以下的學生(P=0.000、0.000),父母高中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以下的學生(P=0.001)。
2.3家庭月收入與不同性別、年級小學生自我概念差異比較
家庭月收入在小學生自我概念三個維度上的主效應顯著(見表3),不存在與性別、年級的交互作用。學業自我上,家庭月收入5千元的學生低于月收入2千-5千的學生(P=0.025);非學業自我上,月收入
3 討論
本調查結果顯示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小學生自我概念的各方面都有影響,這一結論與國外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2,3]。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小學生自我概念的影響更大。在對交互作用的分析中,本研究發現女生明顯受到父母職業的影響,男生未受影響,可能與男生生理與心理成熟較女生晚有關。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一般自我概念較易受到父母職業的影響,這一結果提示盡管家庭的經濟狀況會對小學生的一般自我概念產生影響,但父母職業會對二者之間的關系產生調節性作用,即在小學生一般自我要領的形成中,家庭經濟狀況與父母職業兩個因素彼此影響,相互滲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小學生自我概念可能通過三種方式實現:直接影響;通過父母教養方式、親子關系、家庭功能等因素影響小學生的自我概念[5];通過影響兒童發展進而影響兒童對自身的評價[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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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腸易激綜合征 腸黏膜 超微結構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cluding chalice cell, plasma cell neuroendocrine cell and mast cell in the intestinal mucosa of patients with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and elucidate their possible effects on the pathogenesis of IBS. Methods Of 10 normal controls, 10 constipation predominant IBS (IBSC) and 10 diarrhea predominant IBS(IBSD), biopsies were taken from the terminal ileum and ascending colon.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e, we observed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cluding chalice cell, plasma cell, neuroendocrine cell and mast cell of the intestinal mucosa. Results In both colonic mucosa and small intestinal mucosa of patients with IBS, mucocysts and fused mucocysts were obviously increased in the chalice cells, of which the secretion was abundant. The neuroendocrine cells and mast cells were also observed in the mucosa of colon and small intestine, which were accompanied with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 4 IBSD patients with history of acute infectious diarrhea, more plasma cells with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were found in the intestinal mucosa. Conclusion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of chalice cell, plasma cell, neuroendocrine cell and mast cell may have a potential effect on neuroimmunologic mechanism and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of IBS.
KEY WORDS: irritable bowel disease; intestinal mucosa; ultrastructure
腸易激綜合征(irritable bowel disease, IBS)由于癥狀的特殊性和治療上的困難,經常給患者的日常生活帶來較多的麻煩。迄今為止,對于IBS的病因和發病機制尚不完全清楚。近幾年研究認為可能與精神心理因素、內臟感覺過敏、胃腸動力紊亂及腸道感染等多種因素有關[1]。本研究觀察了IBS患者小腸和結腸黏膜杯狀細胞、漿細胞、神經內分泌細胞和肥大細胞超微結構的變化,以便探討它們在腸易激綜合征發病機制中的作用。
1 材料與方法
1.1 患者的選擇和分組 嚴格按照羅馬Ⅱ標準[2](本組病例取材于2006年6月至2006年9月,與最新公布的羅馬Ⅲ標準比較,也符合其標準[3]),分IBS實驗組及對照組。實驗組又分為腹瀉型和便秘型,腹瀉型IBS 10例:年齡19-68歲,平均48.5歲,男4例,女6例,病程1-10年,其中4例發病前有急性感染性腹瀉病史;便秘型IBS 10例:年齡18-65歲,平均46.3歲,男4例,女6例,病程1-10年;對照組10例部分為結腸息肉或息肉內鏡下治療后復查的患者,另一部分系便后滴血經結腸鏡檢查診斷為內痔出血者:年齡17-71歲,平均50.2歲,男6例,女4例。這些患者無任何腹部不適,無便秘或腹瀉癥狀。各組患者的年齡、性別等方面比較均具有可比性。所有入選對象如實告知實驗目的,并經患者同意。
1.2 標本采集 對所選病例分別進行電子結腸鏡檢查,并進入回腸末端,用活檢鉗分別鉗取回腸末端及升結腸黏膜各2塊,對照組標本同樣取自于回腸末端和升結腸。標本不小于0.2cm×0.2cm×0.2cm。
1.3 標本的制備和觀察 樣品取出后切成1mm3的小方塊,立即置于25g/L戊二醛固定液中4℃ 2h以上(固定液內含有0.1mol/L磷酸緩沖液、40g/L的多聚甲醛),0.1mol/L磷酸緩沖液浸洗30min,10g/L四氧化鋨固定液4℃后固定2h(固定液內含有0.1mol/L磷酸緩沖液),0.1mol/L磷酸緩沖液浸洗1min,乙醇梯度脫水:300mL/L乙醇10min,500mL/L乙醇10min,700mL/L乙醇10min;700mL/L乙醇醋酸雙氧鈾快染2h或過夜;900mL/L乙醇10min×2;無水乙醇10min×3;環氧丙烷置換10min;環氧樹脂Epon812浸透、包埋,聚合后做半薄切片1μm,美蘭染色后光學顯微鏡下定位,瑞典LKBV型超薄切片機進行超薄切片70nm,醋酸鈾、檸檬酸鉛染色后,日本日立H600投射式電子顯微鏡下觀察、拍照。
2 結果
2.1 IBS患者腸黏膜杯狀細胞和漿細胞的改變 H600型透射電鏡觀察發現:與正常組比較,兩型IBS患者結腸和小腸黏膜上皮均可見到杯狀細胞內黏液泡和融合的黏液分泌泡明顯增多,呈分泌旺盛狀態(圖1A)。4例發病前有急性感染性腹瀉病史的腹瀉型IBS,腸黏膜中漿細胞較多,漿細胞胞質內粗面內質網發達并有擴張,線粒體增多,便秘型患者未見明顯的漿細胞及結構改變(圖1B)。
2.2 IBS患者腸黏膜神經內分泌細胞的改變 正常對照組小腸和結腸黏膜上皮中較少觀察到神經內分泌細胞,細胞質中內分泌顆粒少,無明顯的空泡改變(圖2A)。兩型IBS患者小腸和結腸黏膜上皮細胞中可觀察到神經內分泌細胞,呈錐形、上大下小、細胞核在上端、細胞質在下端、細胞質中充滿高密度的內分泌顆粒,有的呈空泡狀(圖2B)。
2.3 IBS患者腸黏膜肥大細胞的改變 正常人小腸和結腸黏膜基質中較少觀察到肥大細胞,胞質中顆粒密度較低,無空泡(圖3A)。兩型IBS患者小腸和結腸黏膜基質中肥大細胞胞質中充滿高密度的顆粒和一些空泡,呈現活躍的脫顆粒狀態(圖3B)。
圖1 IBS患者腸黏膜杯狀細胞的超微結構改變(A)和IBSD患者漿細胞的改變(B)(略)
Fig.1 Chalice cells in patients with IBS (A) and plasma cell in IBSD patients with history of acute infectious diarrhea (B) (×4000)
圖2 正常人腸黏膜的神經內分泌細胞(A)和IBS患者腸黏膜中的神經內分泌細胞(B)(略)
Fig.2 Neuroendocrine cell in normal people (A) and neuroendocrine cell in patients with IBS (B) (×4000)
圖3 正常人腸黏膜中的肥大細胞(A)和IBS患者腸黏膜中的肥大細胞(B)(略)
Fig.3 Mast cell in normal people (A) and mast cell in patients with IBS (B)
3 討論
近幾年對于IBS患者腸黏膜細胞超微結構的改變有不少報道。國外的研究認為IBS患者直腸黏膜神經內分泌細胞、T淋巴細胞表達增加[4]。Kostiukovich等[5]報道,在激惹性結腸征患者的直腸,初期內分泌細胞增加,慢性期減少。國內鄒多武等[6]報道了IBS患者結腸黏膜肥大細胞數量及超微結構的改變,并認為這種改變與IBS患者的腸道高敏感性有關。虞功清[7]報道了IBS患者結腸黏膜漿細胞、神經內分泌細胞及肥大細胞的變化。同時,認為與IBS患者的發病機制有關。但是,他們沒有觀察IBS亞型的差異。另外,小腸黏膜是否有這種改變國內外報道較少。我們觀察了便秘型和腹瀉型IBS患者小腸黏膜和結腸黏膜杯狀細胞、漿細胞、神經內分泌細胞和肥大細胞的超微結構變化,因結腸鏡取材范圍有限,小腸標本多取于盲腸以上20-35cm左右的回腸末端黏膜。
因活檢鉗取材容易破壞表面黏膜結構,我們的實驗未觀察腸黏膜的上皮細胞、絨毛及隱窩結構。但是,虞功清等[7]在透射電鏡下觀察發現IBS結腸黏膜的上皮細胞排列整齊、形態正常、膜完整、細胞間隙緊密,但有上皮細胞微絨毛分布不規整、密度低而不均、長短方向不一等變化。
我們研究發現:與正常組比較,無論腹瀉型還是便秘型IBS,患者結腸和小腸黏膜上皮均可見到杯狀細胞內黏液泡和融合的黏液分泌泡明顯增多,呈分泌旺盛狀態。這種現象提示腸黏膜腺細胞功能處于活躍狀態。腸道杯狀細胞分泌的黏液具有很強的細胞保護功能,可明顯減輕多種損傷因子介導的腸黏膜損害,腸道杯狀細胞在受到炎性介質的刺激下,分泌明顯增加[8]。本實驗結果提示兩型IBS患者腸黏膜可能存在某些不明原因的炎性損傷。
4例有感染性腹瀉病史的腹瀉型IBS患者,結腸和小腸黏膜中漿細胞多見,漿細胞胞質內粗面內質網發達并有擴張,線粒體增多。提示部分腹瀉型患者胃腸免疫系統呈激活狀態,感染后的免疫持續可能為主要原因。許多臨床研究表明腸道病毒、細菌、寄生蟲感染的患者,即使病原體被清除及黏膜炎癥消退后,仍然出現腸運動和分泌功能紊亂,即IBS癥狀[9]。其發病機制有多種觀點,其中腸道感染損傷腸黏膜上皮屏障導致腸功能紊亂的觀點居多,部分IBS患者在發病前有腸道感染史,如細菌性痢疾,并有腸道菌群失調的表現[9]。我們的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的報道相一致。本研究結果提示腸道感染持續的免疫激活,損傷腸黏膜上皮屏障可能是IBS發生的原因之一。
我們研究發現兩型IBS患者小腸和結腸黏膜上皮細胞中有較多神經內分泌細胞,呈錐形,上大下小,細胞核在上端近基底部或近腔面,細胞質在下端,細胞質中充滿高密度的內分泌顆粒,有的呈空泡狀;IBS患者結腸和小腸黏膜電鏡下見肥大細胞呈活躍的脫顆粒狀態,并見較多脫顆粒后的空泡,顯示肥大細胞功能活躍及分泌活性物質增多,與國內外報道一致[57]。腸神經內分泌細胞如腸嗜鉻細胞可分泌5羥色胺(5HT),5HT的增加可通過腦腸軸的調節,最終可能影響胃腸道動力和內臟感覺[1]。另外,腸內分泌細胞還可分泌膽囊收縮素、胃動素、血管活性腸肽、生長抑素、P物質和內源性阿片肽等胃腸激素。胃腸激素除了對胃腸動力、內臟敏感性有一定的影響外,對胃腸道的免疫反應也有一定的影響[10]。肥大細胞是一種重要的腸道炎性細胞,腸道肥大細胞表面具有胃腸激素受體,某些胃腸激素可剌激肥大細胞增殖及分泌前列腺素、組胺、5HT、肝素和白三烯等物質。這些物質具有不同程度的致痛作用, 可能與IBS患者胃腸道痛覺敏感性增高有關[10]。
本研究發現IBS患者腸黏膜中杯狀細胞、肥大細胞、漿細胞、神經內分泌細胞超微結構的變化。顯示它們均處于高度功能活躍和分泌旺盛狀態。提示神經免疫內分泌系統可能在IBS發病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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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會計規范
20世紀以前,會計的發展基本上是處于一種無序的、自由放任的狀態之中,會計準則還屬于一種非正式規則。20世紀初,隨著經濟業務的復雜化,會計職業界首先感到了會計管制的必要性,人們開始要求使用統一的會計規范。1906年,針對當時鐵路行業對重置會計的濫用,美國制定了赫本法案(HepburnAct),授權州際商業委員會為鐵道業制定一套統一的會計制度,鐵路業成為最早受到會計管制的行業。1917年,美國公眾會計師協會(AAPA,現已改為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發表了現代會計的第一份權威性指南《統一會計》(TheUniformAccounting),標志著人類開始通過會計規范對會計行為實行管制時代的到來。
一、美國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
1929爆發了波及世界的經濟危機,1929年10月24日,美國股票市場大跌價。幾周之內,紐約證券交易所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約260億美元失去了,大體相當美國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支出的費用。通商,貿易流通中的交換手段被凍結,制造業的殘骸到處都是,農民找不到產品的銷售市場。成千上萬的多年儲蓄化為烏有。
1929年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空前的經濟危機,松散的會計實務和對創造性會計的濫用被指責為市場崩潰和經濟蕭條的罪魁禍首。為了響應紐約證交所的要求在大蕭條中逐漸恢復公眾和投資者對證券市場公允性的信心,國會成立了SEC,它有權規定財務報告編制中會計處理方法,并確保上市公司遵循“一般公認會計準則”(GAAP)。這一機構先于確定GAAP的主體成員之前就開始運作,可以看到政府對規范會計準則的急切心情。隨后,SEC著手組織會計職業界制定GAAP,投票決定了依靠民間機構會計原則委員會(APB)制定的制度,SEC希望能夠通過對其施加壓力來影響會計準則。
二、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于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1998年12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成員M.ZubaidurRahman向該組織提交了一份名為《會計披露在東亞金融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應吸取的教訓》的研究報告,分析了東亞金融危機的一般特征、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區域內國家會計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會計審計準則質量較差、會計信息使用者忽視了引發金融危機的諸種要素,嚴重降低了公司和銀行財務報告的透明度。會計在金融危機預警中應發揮的作用,提出各種有助于提高會計披露質量和透明度的建議:如風險集中與會計披露、衍生金融工具與會計披露、或有負債問題與會計披露等。2001年,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宣告成立,倡導在全球推出統一的會計標準,其制定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已在130多個國家得到應用。
三、美國次貸危機
次貸危機(subprimecrisis)又稱次級房貸危機,也譯為次債危機。它是指一場發生在美國,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引起的金融風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不足危機。美國“次貸危機”是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2007年8月開始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次貸危機目前已經成為國際上的一個熱點問題。
在危機蔓延之初,會計準則一度成為千夫所指。首當其沖的就是公允價值條款。經濟危機期間,歐美政治家、銀行家們紛紛將矛頭對準了按市價計算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認為正是這種會計方法導致了危機的惡化。2008年12月30日,SEC向國會提交報告表示,公允價值條款不可廢止,但應修改完善。隨即,IASB計劃推出與銀行資產減記有關的減損支出披露準則,要求公司公布在不同減損模型下計算得出的公司資產價值有何不同。同時,IASB還擬于2009年開展對減損準則的全面修訂,并有望在2009年內推出。
四、經濟危機下對會計規范制定的反思
(一)需要客觀看待會計規范在經濟危機中的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會計準則會對政府、投資人和債權人的決策產生影響,這些決策行為反過來又會影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完全無偏的準則是不實際的,會計準則的改變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經濟危機。”適時地調整準則可以在危機中提振市場信心,有助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當然,會計準則并不是導致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可能靠它解決經濟危機。正如80年代銀行危機出現時,許多人認為這是70年代的會計準則15號公告的后遺癥,它并未消除危機,只是延遲了危機。
(二)需要在危機中發現會計規范的缺陷
準則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危機使人們重新認識會計準則的局限性。如前所述,80年代的金融危機之后,公允價值被認為比歷史成本更真實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機構財務狀況。在這一輪次貸危機中,公允價值的缺陷暴露無疑。金融業的利潤在經濟形勢好時,由公允價值計量的利潤被高估,夸大了對經濟的樂觀預期;經濟形勢不好時,資產的市場定價往往被低估,以公允價值計量的盈余數據被低估,以公允價值計量反映的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不高,這誤導了投資者,使他們對低迷的金融環境更加悲觀。因而,公允價值會計只是通過財務報表提供公司各項資產要素的公允價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個公司的公允價值信息,這意味著公允價值會計反映的公司價值也是相對的。
(三)需要構建更嚴密的會計概念框架
會計準則實質是為了保護投資人利益的,而在危機中準則制定機構的立場很可能屈從于政治需要。為了防止在危機中出現“救火式”的準則,需要構建一個嚴密的會計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簡稱CF)并作為準則制定的理論基礎,使具體的準則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有助于FASB更能體現公眾利益。從理論上講通過CF的研究,逐步確立了會計準則制定的科學化思想,并使現有的會計理論研究更加系統化,財務會計理論研究的內容也更加集中,這樣也避免了在每次經濟危機中,會計準則都成為危機“替罪羊”的尷尬局面,幫助會計準則贏得廣泛的信任和權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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