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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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法則范文第1篇
【關鍵詞】
獨立學院；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體驗式教學
《經濟法》課程是獨立學院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程之一，是經管類學生重要的一門必修課。課程設置的目的一是對學生進行基本的法制教育，提高法制意識，培養法律思維；二是作為經管類專業的學生，能夠系統地掌握經濟法的基本概念、理論和原理，并能夠運用經濟法的知識、法律法規分析和解決生活中的法律問題是市場對人才培養的重要要求。但是，由于經濟法的內容枯燥冗雜、學生法律基礎薄弱、獨立學院學生層次差異性等原因，致使《經濟法》課程傳統教學模式效果不明顯，特別是這門課程具有很強的實踐性，而目前該門課程的教學則突出理論知識的講授，與獨立學院培養應用型人才的目標相背離。因此，改革現有的教學方法，探尋有效方式，增強經管類學生的法律素養和法律實踐能力，突出獨立學院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問題。
一、 獨立學院經管類專業《經濟法》課程教學過程中的問題
1、教學內容較多，重點不突出
目前，多數獨立學院經管類專業對《經濟法》課程課時大多設置為36-54課時，講授的內容涵蓋經濟法的基礎知識、公司法、企業法、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金融法等，較之課時量，講授的內容多而雜，為完成教學任務，教師對于每一部分只是泛泛而講，無法深入講解，更無課時安排實踐教學環節，所以教學效果不理想。
2、經濟法課程本身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對非法律專業學生學習難度較高
法學專業的《經濟法》課程一般設置在高年級開設，開設之前學生要學習法制史、法理學、民法學、商法學、訴訟法等課程，在掌握了法學課程體系的基礎上學習經濟法。而獨立學院經管類專業一般在低年級開設《經濟法》課程，課程開設之前，學生主要以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市場營銷學等課程為主要學習課程。因此，學生即使在短時間掌握課程的某些概念，但也無法深入的用法律思維理解和解決法律問題，實踐能力較難培養。
3、獨立學院學生具有的層次特性迫切要求教師適當改變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
獨立學院的學生從客觀上講，在學習習慣、學習方法、學習效率、自我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但在創新力、社交力能方面卻有相對優勢。因此針對不同的教授對象，如何因材施教就顯得尤為重要。但目前獨立學院教師多數還是沿用傳統的“課程傳授”教學方式，使得課程教學效果顯得“力不從心”。
二、獨立學院經管類專業《經濟法》課程教學方法改革的路徑選擇——體驗式教學模式
1、體驗式教學模式選擇的必然性
我國高等教育目前已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獨立學院也是基于此階段應運而生，其以培養復合應用型為人才培養目標，相應的教學模式也必須適應新的人才培養要求，要求對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進行改革和創新，以此提高教學質量和效率，實現人才培養目標。而體驗式的教學模式正是符合這一要求的新的教學方法。
“體驗”是指在實踐中通過親身經歷或親身感受來認知周圍的事物。體驗式教學，就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按照既定教學要求，根據學生的認知特點和規律，通過創造實際的或重復經歷的情境和機會，呈現或再現、還原教學內容，使學生在親歷的過程中理解并建構知識、發展能力、產生情感、生成意義的教學觀和教學模式，從而達到一定的教學目的和完成預定的教學任務。這種新型的教學模式不同于以傳授知識為主的傳統教學模式，通過教師主導，學生主體的形式，讓學生在真實或虛擬的環境中通過體驗去感知、理解、領悟、驗證教學內容，使學生在獲取知識的同時做到觀念、判斷、技能的自主形成與主動掌握。這一模式更強調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強調對學生情感的陶冶和升華，強調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其具有以下三個特征：第一，親歷性，這是體驗學習的本質特征。在教學活動中，學生不再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而是主張他們在教學活動中，從行為和感情上直接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通過自身的體驗和親歷來建構知識。第二，個體差異性。個體之間因環境差異、水平不同、興趣愛好各異，對事物的感知不同等，使得體驗也各不相同。正因為個體的差異才產生個體與個體之間交流和共享的必要性，采用這種模式既有利于突出學生的主導地位，還有利于學生個性的發揮。第三，緘默性。通過體驗，既可以獲得知識，還可以獲得內心感受，感受包括可表達的，也包括意會不可表達的。體驗式教學的這一特點不僅可以實現知識的傳授，而且還可以傳遞感悟，有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
有教育專家曾指出，傳統的課堂教學方式，學生只能吸收10-30%的內容，并且也會很快遺忘。而體驗式的教學模式可以使得學生在同樣時間下獲得最大的知識和體會，并且印象深刻。體驗式教學模式的優勢不僅可以加速知識吸收和實踐能力的培養，還有利于利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最終實現學生綜合素質的全面提高。
2、體驗式教學模式的應用
（1）案例教學。案例教學主要是指通過引入司法案例來講解法律條文，這種方式不僅可以豐富課堂教學，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使學生對基本理論能夠準確把握。在案例的選擇上，針對不同專業應盡可能選擇有專業相關性的案例進行分析，同時注意案例的選擇與講解的內容具有緊密相關性，這點可緩解教學內容多，重點不突出的實際問題；在案例的表現形式上，應重視立體演示，弱化單純語言講述，通過聲、像、圖、文等多維視角講述案例；在案例的講解中，教師應從客觀角度不加評判地進行講評。
（2）多媒體教學。多媒體教學是目前高校普遍使用的一種教學方式，主要是指在教學過程中利用計算機、投影儀以及其他類似設備演示課堂內容，因表形式具有生動和直觀性，使得視覺、聽覺受到雙重刺激，學生注意力會有效集中，通過這種方式可有效的使學生掌握所學知識，并且印象深刻。但是在多媒體教學過程中應注意適度性，多媒體教學不能完全替代傳統的理論教授，多媒體教學應在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的前提下進行合理安排，并與所要講解的經濟問題、理論等緊密結合。
（3）模擬教學。模擬教學是給學生設計一個逼真且沒有風險的環境，通過體驗、實踐等方式訓練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學生在模擬環境下也能夠充分將所學知識進行吸收和消化。例如，在講解《公司法》中個人獨資企業設立時，可設立模擬環境，將學生進行分組或若干公司團隊，學生以團隊的形式模擬設立一家公司，從公司名稱的預先核準、設立公司的條件，到準備哪些材料、如何準備材料、如何填寫各類表格等都需要學生做大量的工作。這樣的一個模擬環境不僅將課堂時間拓展至課外，還有有效增加了學生掌握知識的深度和寬度，對學生的就業也增加了自信。
（4）討論互動教學。經濟法來源于生活，其背景復雜且多變，對于法律條文的援引和解釋需要有準確的分析和判斷，而最終的定論來源于辯論。學好經濟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學習者的思辨能力。因此，對于經濟問題、經濟現象設計辯論形式，來對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是很有必要的。具體做法：事先提出問題學生分組、準備課堂辯論會，各組代表發言，其他組辯論，參會人發言、提問教師點評課后各組完成答辯報告。這種教學方式在培養學生團結協作的基礎上，充分鍛煉學生搜集材料、理解理論、分析問題的能力，在辯論、提問的過程中，對于知識還有鞏固、升華的作用。對于“三本”層次的學生來說，這種方式具有很強的互動性，符合學生的群體特性，不僅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即使“被迫”學習，也可通過搜集材料、整理問題、辯論、交流等這一系列活動，達到學習知識的目的，本質上收獲也大于此。但是在設計辯論題目時應注意難度的把握。
三、體驗式教學模式應用中應注意的關系
體驗式教學方式與傳統教學方式之間不是替代關系，而是補充關系。
雖然傳統“填鴨式”滿堂灌的教學方式存在諸多弊端，例如學生處于被動接受知識的地位，對于知識掌握也是只知皮毛，難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進一步探究問題的愿望，不利于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和潛力的挖掘。但傳統教育方式所遵循的高等教育教學規律和寶貴經驗是要傳承和發展的。
體驗式的教學方式不是對傳統教學方式的否定，體驗式的教學方式是教育理念和師生關系的適時轉變，有效地彌補了傳統教學方式的缺陷。這種方式突出學生的主體性，同時有利于學生個性的發揮，這一優勢對于獨立學院的學生來講尤其寶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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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法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國際經濟法學科界定基本原則
一、廣義國際經濟法的“水果拼盤說”
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認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跨國）經濟關系的多門類、跨學科的邊緣性綜合體，是一門獨立的法律學科。
這一學說的立論基礎在于，對某一涉外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過程中，既要涉及調整經濟流轉關系的法律規范，又要涉及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法律規范；其法律淵源既包括雙邊條約、多邊條約、國際習慣、國際慣例等國際法規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經濟管制法以及沖突規范等國內法。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由此得出結論：國際經濟法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是“國際經濟法律關系本身極其錯綜復雜的忠實反映；也是科學地調整這種復雜關系，對其中的法律癥結加以‘綜合診斷’和‘辨證施治’的現實需要。”
由此可見，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最大的特點在于，它從對某一類社會關系進行共同調整的角度出發，認為凡與此相關的法律規范便足以獨立地形成一個法學門類。這一學說立足于實用主義，對于解決現實問題確實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是，廣義說的觀點將不同性質的社會關系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調整，將不同性質、不同部門的法律規范雜糅在一起，難以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造成這一問題的癥結何在？筆者認為，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混淆了“法學分科”與“法律運用”這兩個不同層面的法律問題，因而在立論基礎上存在嚴重缺陷。
誠然，國際經濟關系涉及的主體繁多，錯綜復雜，的確需要對其中存在的各種法律癥結進行綜合診斷與辨證施治。但這是法律運用層面的問題，而不是部門法學分科層面的問題。我們并不能由法律運用上的綜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論相關的法律規范應當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不同法律部門的綜合運用并不等于相關的法學分支就應雜糅成為一個獨立學科。
事實上，在對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過程中，不僅會涉及到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中所述及的各種法律規范，相關國家的刑法規范（如一國關于“信用證詐騙罪”的規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適用。如果按照廣義說的論證邏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刑法規范豈不是也應納入廣義國際經濟法的范圍當中。
以此類推，內國經濟關系雖不如涉外經濟關系復雜，但同樣有必要對其中的法律癥結進行綜合診斷與辨證施治。對內國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過程中也會同時涉及內國民商法、內國經濟行政法和內國經濟刑法等法律規范。試問，按照廣義說的理論邏輯，這些相關的內國法律規范是否也應混合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呢？
再進一步而言，我們必須從深層次來探討如下一個問題，即法律運用的綜合性能否替代法學分科的必要性和嚴整性呢？也就是說從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學分科的意義何在？尤其是在學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層出不窮的新情形下，傳統的法學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筆者認為，某一部門法學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內部具有本質上的共同性，構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通過法學分科可以形成一種嚴整的知識體系，便于認識、分析、運用和預測。學理通說上以獨立的調整對象作為劃分部門法學的標準，“獨立調整對象”不僅要求以某一特定領域的社會關系作為調整對象，而且要求這一特定領域的社會關系必須具有質上的共同性。試以民法為例：平等主體之間物權法律關系、債權法律關系、知識產權法律關系、婚姻法律關系和家庭法律關系雖然相對獨立，但上述各種法律關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質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關系，形成民法總則中的各項內容。不僅如此，民事法律關系中最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則。析微而知著，一個嚴整的法學分支必須能夠形成“基本原則—基本法律關系—具體法律關系”的邏輯體系。我們并不是為了刻意追求邏輯體系的完整性，而是因為只有這種“從抽象到具象”、“從一般到具體”的邏輯體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們便捷地認識事物、分析問題和預測發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們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和規律。人類創設各種各樣的學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認為其以跨國經濟關系作為調整對象，似乎具有獨立的調整對象。但事實上，誠如廣義說自己所承認，跨國經濟關系既包括跨國經濟流轉關系，也包括跨國經濟管制關系，而這兩類社會關系在性質上殊有不同。廣義說將經濟流轉關系和經濟管制關系這兩類不同的社會關系放在一起進行調整，既無法進一步抽象出兩者之間的共同性，無法形成學科的總論，也無法真正提出學科的基本原則，難免帶有人為拼湊的色彩。由此可見，我們決不可因為法律運用中的綜合性否認了法學分科的價值。這或許并不是學術領域紛爭的問題，而是人類認識事物規律的本質要求。
誠然，隨著“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國際法與國內法相互滲透等趨勢的出現，傳統法學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學科界線周邊出現了許多“灰色區域”。但我們認為，決不可因為灰色區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學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們在一個新的角度上認識事物的本質。理論是清一色的，涇渭分明；但是社會關系卻是模糊的，黑白之間存在諸多灰色的過渡。學科分類時必須在這一灰色區域中厘定臨界點，因此種種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難免，不足為奇。對于灰色區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個案處理，也可以作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決。但正如我們不能因為有了萘李、騾子等雜交品種后便否定門、綱、目、科、屬、種等生物學分類；同樣道理，我們亦不能因為法學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認了法學分科的價值。任何科學都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貼近現實，也不可能為我們認識事物提供完全正確的結論；科學的作用只是通過初略的分類為我們認識事物提供基本正確的結論。
綜上而言，部門法學的分科應當是嚴整的，但在部門法學的運用上卻應當是綜合的。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雖注重了法律運用的綜合性，卻忽略了法學分科的嚴謹性，將法律運用和法學分科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廣義說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法猶如一個水果拼盤：從營養結構和口味搭配出發，人們食用時需要的是各種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盤；但我們卻難以承認水果拼盤是另成一類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認水果分類的價值。
二、國際經濟法的學科界定
那么，如何對調整國際（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進行學科分類呢？筆者認為，如下兩點論斷是我們分析的出發點：
（1）國際經濟關系當中既包括橫向的經濟流轉關系，也包括縱向的經濟管制關系；
（2）對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既涉及各國的國內法規范，也要涉及各種形式的國際法規范。
由此出發，我們可以將所有調整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分成四大部分（如下表所示）：
經濟流轉關系經濟管制關系
國內法規范（1）沖突規范/民商法（3）經濟行政法
國際法規范（2）國際商法（4）國際經濟法
表：調整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分類示意圖
（1）調整跨國經濟流轉關系的國內法規范是各國的沖突規范（如我國《民法通則》第八章“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的規定）及其指引的內國民商法（如我國的新《合同法》）；
（2）調整跨國經濟流轉關系的國際法規范則是作為統一實體規范的國際商法（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
（3）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內法規范為各國的經濟行政法（如我國的《對外貿易法》）；
（4）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則構成國際經濟法（如《建立WTO協定》及其附件）。
上述四個部分配合在一起，共同對跨國經濟關系中涉及的不同層面的法律問題進行調整和規范。在這四個部分中，國際商法可以通過優先直接適用成為成員國國內國民商法的組成部分；而國際經濟法規范則通過間接適用，轉化為成員國的內國經濟行政法。
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將上述四個部分糅合在一起，構成一個水果拼盤，貌似完整，卻忽視了每一部分各自的特點，無法形成一個真正的、嚴整的獨立法學學科進行研究和學習。
同時，將國際經濟法界定為調整國際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并不是簡單地回歸到狹義的國際經濟法學說。本文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法，與狹義說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法有如下兩點區別：
（1）部分學者主張，調整國際經濟流轉關系的國際法規范是狹義國際經濟法的組成部分。但是，經濟流轉關系與經濟管制關系在性質上殊有不同。筆者認為，調整國際經濟流轉關系的國際法規范應獨立地構成國際商法體系，與內國民商法對應，而不宜納入國際經濟法的范疇之中；
（2）本文所界定的國際經濟法是建立在對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進行綜合分析的基礎上的，同時也汲取了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關于法律運用綜合性的觀點。
因此，至多而言，我們只能說本文對國際經濟法所做的學科界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個新的視角上對狹義國際經濟法學說的回歸。或許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總是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有的學者在批判廣義說的基礎上，提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跨國間經濟協調關系以及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的體系”，認為國際經濟法包括“經濟的國際法”（本文上表中第（4）部分）和“涉外經濟法”（本文上表中第（3）部分）兩大部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從調整對象的同質性出發將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作為一個整體予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但是，國際法與國內法畢竟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其在調整對象、制定、效力、實施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區別。因此，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與國內法規范雖然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兩者仍不可同日而語。否則，內國涉外民商法與國際商法在性質上也有共同性，是否也應把各國的涉外民商法納入國際商法的范疇當中呢？
綜上，筆者認為，應將國際經濟法界定為“調整跨國經濟管理關系的國際法規范”較為妥當。同時我們亦主張，在解決一個具體的跨國經濟問題時，不僅要運用國際經濟法，還要綜合運用內國沖突規范、內國涉外民商法、國際商法、內國涉外經濟管理法等不同法律部門或不同法律部門的分支。
三、國際經濟法學科基本原則的重塑
誠如前文所論及，一個真正的法學部門應當能夠形成“基本原則—基本法律關系—具體法律關系”的邏輯體系。換言之，無法提出學科基本原則，這一“法學部門”并不是真正意義的法學分支學科。
從法理學的角度而言，“原則”是相對于“概念”和“規范”而言的法的三種要素之一。與一般原則相區別，基本原則應當貫穿于其調整對象內的各個領域，貫穿于其法律關系的始終，用于指導立法、司法、執法和守法。“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指的是貫串于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類法律規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導思想，指的是這些法律規范的基礎和核心。”
持廣義國際經濟法理論的學者提出了“經濟原則”、“公平互利原則”、“全球合作原則”等作為廣義國際經濟法學科的基本原則。如果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的理論是嚴謹的，這些基本原則就都應貫串于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金融法、國際稅法等國際經濟法分支領域，都應當既適用于調整國際經濟管制關系的法律規范，也適用于調整國際經濟流轉關系的法律規范。但事實上，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所提出的這些原則都難以真正滿足作為法學基本原則的要求，因此也難以發揮基本原則對于整個學科的指導作用。試舉一例說明：甲、乙是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兩個公司，雙方簽定某一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并在合同的履行過程中產生糾紛。試問，甲乙雙方的這一跨國經濟關系與一國的經濟有何直接關系？與不同國家間的公平互利有何直接關系？與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又有何直接關系？
由此可見，目前“公認”的廣義國際經濟法學基本原則似乎無法滿足作為部門法學基本原則的要求，廣義說理論無法提出大一統的國際經濟法學的基本原則。由此亦可佐證，廣義國際經濟法難以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門類。
以下，筆者將就本文所界定的國際經濟法，即調整國際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提出指導這一學科的三大基本原則：
（1）經濟自由化原則：經濟自由化原則要求各國在管制跨國經濟交往中應當逐步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為外國資本、技術和服務提供市場準入；應當逐步擴大外國資本的準入；應當逐步開放本國資本市場，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經濟自由化原則的經濟學基礎是大衛李嘉圖在國際貿易領域提出的“比較利益理論”（theoryofcomparativeadvantage）。這一理論主張各國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并且得出國際貿易將提高各國的福利水平這一重要結論。
（2）經濟公正化原則：經濟公正化原則有四重內涵：其一，一般情形下，要求各國在管制國際經濟交往時應當符合“非歧視（non-discrimination）”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各國要平等對待外國人，給予外國貨物、資本和服務“最惠國待遇”，另一方面還要求一國應平等對待本國人與外國人，給予外國貨物、資本和服務“國民待遇”。其二，允許一國在管制跨國經濟活動中，對他國政府和企業的扭曲自由經濟的措施采取對應措施（counter-measure），例如允許一國針對他國企業的傾銷行為或他國政府的補貼行為征收反傾銷稅或反補貼稅等。其三，允許一國在管制跨國經濟活動中，針對危及本國根本利益的事項，臨時采取一些限制經濟自由交往的措施，例如WTO協定中關于保障措施的規定，關于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規定等。其四，由于歷史上西方列強對殖民地國家的侵略和掠奪，由于各國現實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巨大差異，要求發達國家在管制跨國經濟交往中，單方地給予發展中國家更為優惠的措施，例如發達國家單方面給予發展中國家的“普惠制待遇”。
（3）經濟便利化原則：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隨著運輸與通訊方式的不斷改善，隨著關稅壁壘的大幅度消除，國際經貿的快速發展對各國經濟管理便利化形成日益強烈的訴求。經濟便利化與自由化既有聯系，又有所區別。經濟便利化不僅要求在執行非關稅措施措施時程序應簡化和協調，不應有過多的文件要求；而且各國有關涉外經濟管理的各種程序應當具有透明度，政府應當采用信息技術等現代化設備，政府各部門之間應當有效配合。
綜上而言，經濟自由化、經濟公正化和經濟便利化正成為三股重要的潮流，推動和指導各國的跨國經濟管理行為。之所以將上述三項原則確定為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基于如下三個方面的考慮：
（1）上述三項原則是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蓬勃發展為背景所提出的。雖然存在種種質疑和批評，但是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勢不可擋，這已無庸置疑。20世紀90年代的10年間，全球GDP的年均增長率僅為2.3%，而全球貿易額年增長率卻達到7%，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總額已達到全球GDP總額的29%。與此同時，跨國直接投資迅猛增長，從1990年的2,060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700萬億美元。據統計，在2001年，全球6.3萬家跨國公司，其年銷售額超過14萬億美元，幾乎控制了近50%的全球產出、60％的世界貿易、70％的技術轉讓和90％的國際直接投資。經濟自由化、經濟一體化和經濟便利化正是在這樣的國際經濟發展背景中提出的，旨在協調各國外經貿管理行為，使其順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潮流。
（2）上述三項基本原則體現了國際經濟交往的內在訴求。部門法學基本原則的提出，應當從其調整對象出發，應當體現其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本質訴求。平等、公平、意思自治、誠實信用以及公序良俗之所以成為民商法的基本原則，根本緣由在于它們都體現了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本質，是市民社會健康運作的內在訴求。經濟的本質是無國界的，經濟全球化要求各國管制跨國經濟交往的行為必須在維護基本的經濟公正的基礎上，促進經濟自由而便捷地開展。由此，經濟自由化原則、經濟公正化原則和經濟便利化原則應運而生。
（3）上述三項原則是真正從法的價值層面提出的法律原則。筆者認為，部門法學的基本原則必須從法價值學的層面來概括，才能真正發揮對具體規范的統率和指導作用。部門法學在邏輯體系上總是從調整對象中汲取其價值層面的精神實質，并將其法律化為法律的基本原則，再由這些基本原則來統率具體的法律規范。以目前研究最為成熟的部門法學——民商法為例，前述平等、公正、意思自治、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其實都是自由、正義、效率等法價值在部門法學的具體體現。將經濟自由化、經濟公正化和經濟便利化確立為國際經濟法學的基本原則，其實也正是自由、正義和效率這三個層面的法價值訴求在這一學科的體現。
反觀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則：公平互利原則亦是從法價值層面提出的原則，其在同一調整對象范圍內可以納入本文提出的經濟公正化原則當中；但全球合作原則則是從手段上提出的，無論南北合作還是南南合作其實都是實現經濟自由化、公正化和便利化的方式，將其作為一項獨立的法律原則似乎有所不妥。學者在研究WTO規則時，提出將非歧視、互惠、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市場準入、關稅減讓、取消數量限制、公平貿易、透明度等作為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其實均可以經過整合，納入貿易自由化、貿易公正化和貿易便利化的框架之中。
本文沒有將經濟原則作為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但這并不是說經濟無關緊要，也不等于我們主張在國際經濟管理中放棄經濟。毋庸置疑，經濟始終是國際經濟交往的重要基石。
經濟學法則范文第3篇
【論文鍵詞】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當展經濟學
【論文摘要】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日益凸現,并成為魚需解決的主要議題。為此,一些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展是當前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問題已不再是資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及時地抓住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契機,順利地融入這一進程并實現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平衡。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傳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雖然認識到經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一些具體領域的安全環境和戰略等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和分析,但始終沒有根據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經濟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與之相應,對其做出的理論回應和解釋也相當有限和貧乏。
2.3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缺乏深刻認識
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雖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發展經濟學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其所倡導的研究路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經濟發展為模板,對發展中國家后發外生型的具體國情以及與發達國家完全不同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初始條件認識不夠。因此,當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時,不可避免在實踐中紛紛遭遇碰壁。一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曾對此做出了精辟的論斷。如繆爾達爾指出:只要這些理論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諸如南亞等欠發達國家一一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總之,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主要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解讀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致力于找出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和決定因素,他們秉持內部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達和經濟不安全根源于其內部因素,如資本匾乏、工業化滯后。因此,這些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維護和拓展經濟安全時,必須革故鼎新,效法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導。’而事實證明,由于這種經濟理念沒有充分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導實踐時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弊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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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法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資本多數決 法經濟學 限制
“資本多數決原則”，是指股東的表決權與其所持有的股份成正比，所持股份的多少代表表決權的多少，多數股份股東形成的決議視為公司的意思，并且對少數股東產生拘束力。在公司發展過程中，卻出現了絕對化的資本多數決原則，在實質上卻是損害了股東地位的平等。
一、資本多數決的弊端分析
1.法律角度分析
現代公司是以股東共同出資為基礎構成的資合企業，股東地位理應平等。股東平等原則是指在公司中各股東一起所持有的股份比例或擁有的出資額享有平等的權利，負擔同等的義務。公司法中的股東平等是一種在資本平等的基礎上的平等，或者說是一種按比例的平等，它以每一股東所持有的股權或股份的比例作為衡量標準。“一股一表決權”制度就集中體現了這種比例上的平等。但平等不意味無區別的同等對待，建立在資本基礎上的現代公司的民主，股東所享有的權利應當與其出資額相關，股東因為出資額的不同而對公司事務享有不同的權利恰是股東平等原則的體現。
資本多數決以“一股一權”為基礎，表面上看其體現了股東的平等和表決的民主，然而這種形式上看起來符合股東平等的制度卻在實際運作中產生了異化。大股東為謀求私利，利用資本多數決吸收少數資本持有人的意思，控制公司運作，放大股份平等下表決權的差異，導致股東地位失衡。在這種形式平等的掩飾下，控股股東濫用控制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小股東們的權益受到嚴重損害無法救濟，造成股東地位的實質不平等，違背了股東平等的原則。
2.經濟學角度分析
首先，理性自利本質下的必然結果。經濟學的分析架構是建立在人的理性自利的特質上的，在這種理性自利特質的支配下，人們會選擇最有效率、最有利于己的行為方式，以降低行為的成本。資本多數決是為了降低公司決策形成成本而產生的制度，以持有資本的多少來決定表決權的多少能夠最有效率的形成最終決策方案。然而，也正是由于理性自利，資本多數決也產生了負面效果，即大股東利用其優勢地位來主導公司決策的形成過程，過濾對自己不利的提案，支持有利于己的決議的生成，這就可能導致了小股東利益甚至是公司利益的受損。
其次，資本多數決可能加大公司管理成本。“寇斯定理”假定在交易成本為零，則不論法律規范如何界定財產權之內容及范圍，資源的運用都會達到最最有效率的境界。但是現實公司中經營的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資本多數決有時會加大交易成本。在資本多數決下，小股東無法通過選舉產生自己利益的代表，而法律上又無法得到救濟時，其會產生消極情緒，對公司股東會議上形成的決議消極怠工，使公司的正常運作不能順利進行，最終形成公司僵局，導致公司自身利益及公司債權人利益無法保障，降低了公司運作效率，增加了管理成本。
最后，資本多數決可能會導致股東間的資訊不對稱。理論上公司股東的經濟實力是相當的，對公司決議的形成的作用力也是相當的。然而，現實中的股東往往是經濟實力相差很大的不同投資者，在法律地位上平等地股東對于公司所投入的資本即股份額是不一樣的。股份額較大的股東，必然會享有較大的表決權，從而能夠現實地控制公司事務管理，公司的利益信息被大股東掌控，小股東對公司事務及利益信息的獲取受到了相對的限制，必然會造成二者地位的懸殊，小股東利益受損。
二、對資本多數決的限制
資本多數決是不容否認的原則，但由于其存在的弊端使小股東的利益受損，因此要在兩者之間找一個平衡點。股東地位平等是公司法的理論基礎，對形式平等的資本多數決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從而實現股東實質平等，降低公司成本，提高公司效益，實現財富極大化。
1.限制方案之一——累積投票制
我國《公司法》第106條規定了累積投票制度，即股東大會選舉兩名以上的董事時，股東所持有的每一股份擁有與當選董事總人數相等的投票權，股東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權集中選舉一人，或分散選舉數人，按得票數的多少決定董事人選的表決制度。
然而，累積投票制也產生了爭議，形成了支持者和反對者。支持者主要是從兩個角度來論證累積投票制的合理性。一方面從大股東權利限制的角度看，累積投票制是從董事會內部對董事直接進行監督，有效調節了僅靠股東大會和監事會從外部對董事進行監督的乏力，更有效防范董事濫用權力侵犯小股東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從小股東利益保護的角度看，小股東通過實行累積投票制度，有可能將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士選入董事會，表達其利益需求，從而降低小股東的投資風險，也在一定程度上調動廣大小股東的投資積極性，保護其投資熱情。
反對者則主要從累積投票制的濫用上進行論證。他們認為：累積投票權意味著把特定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選入董事會，會造成董事會內部形成不同的利益體，產生董事會內部的不和諧，給公司經營造成消極、不確定的影響。累積投票權在實踐中經常會為那些企圖謀取狹隘的個人私利的人所濫用，作為他們爭奪控制權工具，給董事會的職能行使造成阻礙，公司利益損害嚴重。
筆者認為，不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其理由都具有可采性。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負面效應，累積投票制也不例外，法律也只是解決沖突的工具之一，依然采取累積投票制來對資本多數決進行一定地限制，是比較其利弊后，在理性支配下的理性選擇的結果，具有正當性。從法經濟學上看，實行累積投票制可在一定程度上規制雙方利益沖突，處理因資本多數決產生的資訊不對稱的問題，法律通過規定累積投票制以增添誘因，提高小股東投資的積極性，協調股東間利益，促使公司更加有效率的運行，增加公司財富極大化。同時，累積投票制也在一定意義上發揮了董事會內部的平衡制約作用，實現管理的民主化，提高小股東利益實現的可能性，節約了事后救濟的社會成本。
2.限制方案之二——完善股東訴訟制度
在我國，賦予股東訴權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賦予股東訴權有利于切實維護股東權益，有利于強化公司的治理結構。當大股東通過優勢地位濫用股東權利而侵害中小股東或者公司利益時，中小股東可以通過行使直接訴訟或者派生訴訟來切實維護自己的股權。同時，對于防止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濫用權力，敦促其履行忠實勤勉義務，股東訴訟制度是一種現實的威懾。
股東的訴訟制度主要有直接訴訟和派生訴訟。直接訴訟是指當公司的大股東、董事等的行為直接侵害少數股東的權益時，少數股東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義提起的損害賠償之訴；派生訴訟是指大股東或董事侵犯公司利益而影響到少數股東的權益時，股東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義向法院所提起的訴訟。派生訴訟與直接訴訟在很多情況下是交叉的，即某一行為可能既侵害了公司的權益，又侵害了少數股股東的權益，因而針對一項控制股東或董事的行為，既可以提起派生訴訟，也可以提起直接訴訟。總之，派生訴訟和直接訴訟在為少數股股東提供司法保護的同時，更使得法院能夠通過訴訟的形式對控制公司的多數股股東和董事的不當行為做出適當的處理，以糾正濫用資本多數決所造成的弊害。
需要強調的是，公司法的設置既要保持多數股東的活力和積極性，以鞏固資本多數決原則的基礎地位，又要限制多數股東的權利濫用，以防止其對少數股東利益的侵害。現代社會的正義是蘊含著效率的正義，實現正義要兼顧社會資源的消耗。法律等典章制度的實施，除了公平正義價值的實現，還要注重成本效益的考量。同時，制度的取舍要經過比較利弊，或者尋找替代方案，理性選擇最優的制度，以實現社會財富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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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法則范文第5篇
哈耶克對法和經濟學的看法與此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他恢復了對法理學和經濟學關系的古典看法，認為當代的學科劃分（以及在學科劃分基礎上的科際整合）導致了非常有害的結果。“學科劃分所導致的有害結果，在經濟學和法學這兩門最為古老的學科里，要比在其他學中表現得更為明顯。……法律人（lawyer）所研究的正當行為規則服務于一種秩序，而這種秩序的特性則是法律人在很大程度上所不知道的；另一方面，研究這種秩序的論者主要是經濟學家，而經濟學家反過來也同樣對他們所研究的秩序賴以為基礎的行為規則的特性處于無知狀態之中。”（哈耶克，1973：7），尤其是在《法律、立法與自由》一書中，哈耶克致力于重新理解規則與秩序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自生自發秩序源出于其要素對某些行為規則的遵循”這一命題（哈耶克，1973：63-67）。
在亞當·斯密的法理學-經濟學分析中，我們看到的是行為的意外后果導致了秩序：“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的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在行為-秩序框架中，是沒有規則的位置的。經濟學的研究表明，行為的意外后果總是導致可預秩序的出現這一點是不確切的，比如孔多塞悖論、阿羅布可能性定理，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指出的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不一致等。
而哈耶克的分析，則在繼承曼德維爾、亞當·佛格森、亞當·斯密等蘇格蘭啟蒙思想和奧地利學派的基礎上，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個體行為-經濟秩序分析框架提出了重大批判和修正。秩序被區分為自生自發秩序和組織秩序，組織秩序是人為設計的，自生自發秩序卻不是自然的，事實上，在自然和人為之外，還存在第三類現象，那就是亞當·佛格森所稱的“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市場、貨幣、語言、倫理道德、宗教、普通法、互聯網都屬于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人之設計的秩序要滿足人的目的，而自生自發秩序卻沒有任何具體的目的。市場沒有目的，優勝劣汰是市場的功能，而非市場的目的；如果要使股票市場擔負幫助國企脫困或者優勝劣汰的目的，那這種市場就是一種組織秩序，而不是真正的市場，真正的市場能夠容納許多人的目的，但它本身卻沒有目的。法律也分為兩種，真正的法律并沒有具體的目的，比如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保證社會長治久安等等，為這樣的目的而設計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而只是立法者的命令。未來的不確定性不能保證每個人的意圖都能實現，立法者的意圖也不能例外，不管這兒的立法者是君主、代議制機構還是全體人民。現代國家的立法常常走向意圖的反面（如最低工資立法），就因為立法者誤以為自己能設計出一種符合自己意愿的秩序來，這種錯誤的基礎是立法者常常誤以為自己掌握了經濟運行或社會發展的全部規律和知識，無所不知，從而無所不能。這種錯誤假定是社會主義者、中央計劃當局和新古典經濟學共同擁有的。哈耶克的批判，一方面針對社會主義者和計劃經濟論者（阿巴·勒納和奧斯卡·蘭格），一方面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市場均衡理論；后來，這種批判又擴展到對實證主義、歷史決定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等等的批判，并認為笛卡爾以降的建構論的唯理主義哲學傳統應該對此負責。在批判的過程中，哈耶克建立了自己的進化論理性主義的知識理論。哈耶克的知識論，經歷了從早期的“分立的個人知識”到“默會知識”再到后期的“無知”幾重概念的轉化。
這里，我把哈耶克在論述知識問題上的幾重概念轉化，理解為對幾種“知識關系”的看法。在我看來，哈耶克所說的“分立的個人知識”，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知識關系，其實質是一個人不能完全占有他人的知識；哈耶克所說的“默會知識”，指的是人與他自己的知識的關系，其實質是一個人甚至對自己的知識也不能完全占有；哈耶克所說的“必然無知”，則是個人與所謂“社會知識”的關系，其實質是個人不可能完全占有這種只能由“社會”整體上“知道”的知識，如“傳統”。在哈耶克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和計劃經濟學家的完全信息假設的時候（1937，1945），他關心的是一個經濟秩序如何利用分散在各個人那里的個人知識，指出，價格體制（市場）在傳遞和利用分散的個人知識方面，遠遠優于中央統計當局，個人的分散決策，遠遠優于集中決策。而在后來的概念框架中，這種知識的分立狀況，成為行動者所面臨的諸多“必然無知”的一種，行動者對他人的知識他人的預期這些事實性知識，和默會知識一樣，都屬于行動者必然無知的，行動者面臨必然無知下的復雜局面，只有借助對行為規則的遵循，才能在一定程度下化解復雜，使人在面臨一個大社會或開放社會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時能夠繼續生存。
一、分立的個人知識和市場秩序：對新古典經濟學均衡分析的完全信息假設的批評
參考：哈耶克：“經濟學與知識”（1937），“知識在社會里中的使用”（1945），“競爭的含義”（1946），“作為一種發現過程的競爭”（1968），“市場秩序或耦合秩序”（《法律、立法與自由》第10章），“政府政策與市場”（《法律、立法與自由》第15章）（1979）
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由一個個體行為理論和一個市場均衡理論構成。新古典經濟學所說的最大的秩序就是一般均衡。“經濟學和知識”一文批判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均衡的錯誤分析。
斯蒂格勒說“事實上，關于人類行為只有一個一般理論，那就是效用最大化”（斯蒂格勒“經濟管制理論”，參考斯蒂格勒和貝克爾“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口味難言好壞）“，在個體行為理論中，奧地利學派二戰以前的如下觀點基本上都被新古典經濟學吸收了，（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3）方法論上的主觀主義；（3）邊際效用遞減；（4）成本是指機會成本。在個體行為分析中使用均衡概念，哈耶克（1937）并不反對，但反對將均衡概念用于分析市場這種許多人的相互作用場合：”我們在純粹分析中所使用的均衡概念本身及方法，只有在局限于單個人的行為分析時才有明確的意義，當我們將其應用于許多不同個體相互作用時，我們實際上正在步入一個不同的領域，并悄然引進一個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新因素“（哈耶克，1937）。
新古典經濟學中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均衡指的是，在消費者收入和商品價格不變的情況下，消費者將這樣分配他在各種商品上的支出：在他用于購買每一種商品的最后一元錢所得到的邊際效用相等，這時候，消費者將不再變動他對每一種商品的購買量（MUx/Px=MUy/Py，MUx/MUy=Px/Py），也就是達到了均衡。
但是，一個人不同行動之間的均衡關系，不能挪用到不同人行為之間的關系。不能假定有不同個人參與的市場像一個人那樣行事。一個人在購買商品x的時候，知道他還購買商品y，他會安排自己的消費決策，以使用于購買商品x的最后一元錢所得到的邊際效用與購買商品y所化的最后一元錢獲得的邊際效用相等。但一個人不可能完全知道或預期到另外一個人的效用函數。一個人做兩件事的決策，不同于兩個人做一件事的決策。因為每個人的個人知識是分立的，而且會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變化，是一種特定時空下的知識，無法由一個大腦所知曉，也無法由一個中央計劃當局區收集。
新古典市場一般均衡理論的錯誤假設就是完全知識（完全信息）的假設。“假如我們具有一切相關的信息；假如我們能從一個已知的偏好體系出發；假如我們掌握鮮有方式的全部知識，所剩下的就純粹是一個邏輯問題。換言之，什么是現有方式的最好利用這一問題的答案，已隱含在上述假設中了。解決這個最優化問題所必須滿足的條件已全部列出，它們能用數學形式得到最好的說明。最簡單地說，這就是，任何兩個商品或要素間的邊際替換率在所有不同的用途中必須相同。”（哈耶克，1945）。這實際上把無數個體參與的市場均衡的問題，變成了一個消費者或生產者決策的問題。
但是，“合理的經濟秩序之所以有這么一個獨特的性質，是我們所必須利用的關于各種具體情況的知識，從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時常矛盾的形式為各自獨立的個人所掌握。……簡言之，它是一個如何利用并非整體地賦予任何人的知識的問題”。“如果我們可以同意社會經濟問題主要是適應具體時間和地點情況的變化問題，那么我們似乎就由此推斷出，最終的決策必須要由那些熟悉這些具體情況并直接了解有關變化以及立即可以弄到的應付這些變化的資源的人來做出。我們不能指望通過讓此人首先把所有這些知識都傳遞給某一中央機構，然后該中央機構綜合了全部知識在發出命令這樣一種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而只能以非集權化的方法來解決它。因為只有后者才能保證及時利用有關特定時間和地點之具體情況的知識，但是，‘在現場者’又不能光依據他有限而又直接的對周圍環境的了解來做出決策。所以，仍然存在如何向他傳遞他所需要的信息以使其決策符合更大范圍經濟體系的整個變化模式這樣一個問題。”
“從根本上說，在一個關于相關價格的知識掌握在分散的許多人手中的體系中，價格能協調不同個人的單獨行為，就像主觀價值觀念幫助個人協調其計劃的各部分那樣。”錫的短缺的例子表明，“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個市場，并非因為任一市場成員都需對市場整體全部了解，而是因為他們每個有限的視野合在一起足以覆蓋整個市場。所以，通過許多中介，有關的信息就能傳遞到全體成員。”“如果我們想了解價格的真正作用，就必須把價格體系看作一種交流信息的機制。當然，價格越僵硬這種作用就發揮得越不理想。（不過，即使在牌價相當僵硬時，價格變化的力量仍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合同的其他條款起作用。）價格體系的最重要的特點是，其運轉所需的知識很經濟，就是說，參與這個體系的個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確的行動。最關鍵的信息只是以最簡短的方式，通過某種符號來傳遞的，而且之傳遞給有關的個人。”
價格機制并不是人類設計的結果。人們在價格引導下的決策，其意義遠遠超過了其直接目的的范圍。這是一種人類在組織之外進行合同的秩序。是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用看待個人決策的思路來看待市場秩序，完全不理解個人行動和市場秩序與之間的關系。
二、從知識的使用到對無知的應對
“人不僅是一種追求目的（purpose-seeking）的動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遵循規則（rule-following）的動物（哈耶克，1973：7）。”哈耶克的這一論斷，是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之行為的效用最大化理論的重大補充。效用最大化理論，只能解釋那些目的已知、而且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系也已知的人的行為。哈耶克（1937，1945）指出，目的的“已知”，只在個人的層面上成立，一個人的效用函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或者即使他也不清楚，那么其他人不可能比他自己知道地更清楚；在目的只有個人知道，屬于個人知識的情況下，手段的選擇和決策的做出，當然也只能付諸該人。但是，在一個大社會或者開放社會中，個人目的的實現和手段的選擇，還取決于他對與其互動的其他人的行為的預期和未來其他情勢的預測，這樣的知識，卻不是他所知道的，在面對具體的事實性知識的缺乏時，如何應對未來的種種風險和不確定性，個人只能借助于從過去的經驗中習得的一些抽象規則的遵循，才能大致的予以應對。“對于這些規則所具有的目的或起源，我們常常是不知道的，甚至對于這些規則的存在，我們也常常是不意識的。”（哈耶克，1973：7）然而，就是在應用這些我們不能明確說明其存在、理由和起源的規則的過程中，一種意外的后果出現了，也就是秩序開始建立和進化。這里的知識分工，不再存在于個人與個人之間，知識的分立不只意味著個人知識之間的分立，互動不知發生中個人之間，而是發生在個人所知的具體情形與個人所不知的抽象規則之間，發生在個人只知如何（know-how）而不知為何（know-why）的行為規則與個人無法從整體上把握的社會秩序之間。規則和慣例構成了人生成于其間的文化傳統，而這個構成過程，并不體現為規則的制定，而是體現為規則的發現：
“人生成于其間的文化傳統，乃是由一系列慣例或行為規則的復合體構成的：這些慣例或行為規則之所以勝出并得以盛行，是因為它們使一些人獲得了成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它們之所以在最初被人們所采納，并不是因為先已知道了他們會產生它們所欲求的后果。”“‘從經驗中學習’，在人類中就像在動物中一樣，主要不是一個推理的過程，而是一個遵循、傳播、傳遞和發展那些因成功而勝出并盛行的慣例的過程-這些慣例是所以獲得成功，往往不是因為它們給予了行動者個人以任何一種可識別的益處，而是因為它們增加該行動者所屬于的的那個群體的生存機會。這一演化發展過程的結果，首先不是明確闡明的知識，而是一種歲能夠根據規則加以描述，但個人卻無力用文字予以陳述而只能在實踐中予以尊重的知識。”（哈耶克，1973：16）
按照鄧正來的解說，在這幾種知識關系中，哈耶克是從個人對社會知識的“無知”關系出發，才真正開始建構其社會理論的。“社會自生自發秩序不僅是由行動者與其他行動者發生互動形成的，而且更重要的還是由行動者與那些并不為他們所知……但卻直接影響他們行動的社會行為規則發生互動而構成的。”換句話說，哈耶克早期發現的是分立的個人知識與“市場”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系，即人與人之間在知識上的分立或分工，要求一個分散決策的市場制度來對這些知識進行有效的利用，而中央計劃體制只會利用其中的很少一點知識，很多個人在特定時空下具備的知識被棄而不用，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和無效率；而他晚期發現的則是，由于個人對他人、對自己、對社會的知識的“無知”，他只能依賴某種“社會行動規則”才能行事，“行動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過遵循社會行動規則而把握他們在社會經濟世界中的行事方式的，并且是通過這種方式而在與其它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中維續和擴展社會秩序的，因為在哈耶克看來，遵循社會行動規則，‘把我們從這樣一種麻煩中解救了出來，即在某些問題每次發生時都對它們進行思考的那種麻煩’”。也就是說，遵循社會行動規則有助于我們“儉省”地行事，哪怕我們不知道這些規則的存在理由，甚至對遵循它的后果不能確定時也只能如此，因為如果每件事都要“先知而后行”，我們將寸步難行，況且有些知識從其性質上根本就是我們無法完全、確切地知道的，它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不及的。
三、自由的首要性
參考《自由秩序原理》第一部分，“自由的價值”
從這樣一種承認無知的知識論出發，哈耶克確立了自由在所有價值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在《自由秩序原理》德文版的序言草稿中，哈耶克說“自由不只是許多價值中的一個價值，而且是大多數其他價值的淵源和條件”，但經過慎重考慮，他卻把大多數改成了所有，“自由不只是諸多其他價值中的一個價值，……而且還是所有其它個人價值的淵源和必要的條件”。（鄧正來，“研究哈耶克法律理論的一個前提性評注”，頁13）。這是因為，不但分立的個人知識之一前提要求人們自由地根據自己的知識做出自己的決策，而且在個人面對自我、他人和社會的必然無知狀況下，個人也必須自由的通過遵循默會的行為規則來應對，自由不光意味著個人對個人知識進行理性的自由運用，而且也意味著個人對無知的未來復雜態勢的進行一種理性不及的自由應對。人不光在知道自己的目的和達到目的的手段的時候需要自由，而且在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和達到目的的手段時也需要自由。“自由就是強制的不存在”（《自由秩序原理》），強制他人，試圖以自己的知識為他們做出決策，不僅意味著對他人的獨特的個人知識的漠視，而且也漠視了所有個人對他人、對世界的具體特定情形的無知這一前提。極權主義、歷史主義都是建立在這種理性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負上的。極權主義認為某些人、某些團體是無所不知的，而其他人是一無所知的群氓，所以應該由元首、精英和精英組成的政黨和政府決定其他的人選擇和命運，認為自己是設計師、建筑師，而他人則是工具和零件；歷史主義認為自己洞悉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科學規律，而認為他人應該放棄對未來的預測，只認同自己的預測，按照自己所設計的康莊大道，迅速到達彼岸。但歷史主義不知道，我們現在所生存于其間的社會，是我們行動而為某些人設計的結果；而我們的未來，除了取決于我們每個人的行動，還取決于我們現在還無法清楚地知道，甚至我們永遠不可能全部知悉的無窮多的變故，把人類未來的賭注，只押在一種預期、一種信仰上面，是一種巨大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冒險。
為什么思想自由、表達自由、信仰自由是重要的？為什么思想、表達和信仰地自由不以正確為前提？這時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發展出一種思想、表達和信仰是唯一和永遠正確的，可以作為判斷其他思想、表達和信仰的標準。一種思想、表達和信仰如果敢于聲稱自己是唯一和永遠正確的，那它就假定它已經洞悉了人類和世界的全部秘密，這樣一種假定很容易被推翻，只要我也能夠自由地提出一個它還沒有洞悉的，那怕只是我個人的秘密，而這種可能性是永遠存在的。一種思想、表達和信仰自以為的正確，并不能成為判斷其他思想、表達和信仰的自由的根據，就是因為必然無知的存在這一事實。
知識分子在思想、言論和信仰自由常犯的錯誤有四種，一種是人為思想、言論和信仰自由以思想、言論和信仰的正確為前提，而這里正確的標準往往只是知識分子的標準，這表現為科學主義的狂妄，比如人為某種信仰因為不認可現存的自然科學知識，所以是，比如人為商人的言論（商業廣告）不受保障言論自由法律的保護。
另一種錯誤是沒有看到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的關系，往往在反對政府對言論市場的管制的同時，卻支持政府對商品市場進行管制。科斯發現，“在聯邦無線電委員會（現改為聯邦通訊委員會）成立后的45年中，新聞界對此政策幾乎從未表示過異議。如此渴望擺脫政府控制的新聞界竟沒有努力為廣播事業爭得類似地自由。”（《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現在則表現為某些知識分子呼吁政府對互聯網上自己所不喜歡的信息進行管制。但是，這些知識分子沒有看到，政府對新聞、出版、教育和互聯網的管制，除了危害到商人們的經濟自由，同時也減少了和限制了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論和信仰自由，而知識分子又在分工體系中是依賴思想、言論、新聞和出版的市場謀生的，這一管制還減少了知識分子謀生的機會，威脅到自己的生命權。因此，某些知識分子對管制思想和言論市場的支持，就像某些商人勾結官府設置市場準入一樣，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對競爭的懼怕，對自己的思想和言論是否是真理的不自信。一些知識分子要么是對自己的思想沒有信心，要么是對自己表達自己的思想的能力沒有信心，出于對競爭的懼怕，所以才要求政府出面宣布自己的正確，和他人的錯誤。然而，就像并不是符合政府要求的產品才是市場歡迎的產品一樣，思想和言論是否正確，也并不能依靠政府的認可，而是要經歷思想和言論市場的沒止境的競爭。這樣的知識分子只有在自己的思想和言論開始被政府所不喜的時候，才開始為自己呼吁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但常常為時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