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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方經濟學 案例教學
一、商科院校開展《西方經濟學》案例教學的意義
1、可將深奧的理論通俗化
《西方經濟學》對于大多數大一、大二的本科生來說是一門抽象、深奧、邏輯極為嚴謹、思維極為縝密的課程。在過去的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很多商科院校的任課老師對教材的鉆研很深,講解也很嚴謹、準確,但課堂教學效果仍不理想。原因是沒有采用案例教學的方法。近年來,湖南的一些商科院校的《西方經濟學》教師,通過案例教學將抽象、深奧的理論形象化、通俗化,大大地提高了《西方經濟學》課堂教學的質量。本人也在案例教學中獲得了較多的體會,如筆者在講解博弈論時,運用了案例“過路客和回頭客”來闡述賣者和買者在信息對稱和不對稱情況下的交易行為。案例指出:一個湖南人在三亞買水晶眼鏡和一個海南人在三亞買同樣的水晶眼鏡的價格是不一樣的。經商者出售給“過路客”的商品與“回頭客”的商品往往是同貨不同價,或同價不同貨(質量不同)。出售給“過路客”的商品,要么高出當地售價,要么是質量低一檔,即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交易行為。而賣給“回頭客”的往往是當地市場價或當地消費者熟悉的商品。即信息對稱下的交易行為。同時借題發揮,進一步闡述,信息的對稱是通過重復博弈形成的。學生在案例分析的啟發下,比較容易地理解了“信息不對稱”和“博弈”的概念及和兩者的關系,以及博弈的內容。
2、有利于將分散的課程元素進行整合,幫助學生從體系上掌握基本原理
如案例“汽油價格與汽車的需求”綜合了單個商品(汽油、汽車)的需求規律、互補商品的需求規律、替代品的需求規律以及互補商品的需求交叉彈性等原理。通過對這一案例的分析,幫助學生從整體上掌握了需求規律和彈性理論。
3、有利于理論聯系實際,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如在講解“谷賤傷農”時,運用了自編案例“柑橘的豐收與橘農的損失”成功地解釋了經濟實踐中看似矛盾的現象,讓學生深刻地理解了在常規思維下被認為是“悖論”的經濟學原理。同時,借題發揮,引導學生觀察生活、關注社會,將理論很好地與實際相結合。
4、可以讓學生更多地了解社會經濟問題,提高學生的觀察思維能力
從教學這一狹義的范疇來看,似乎案例是為經濟理論服務的,但實際上,經濟理論本身就是為經濟實踐服務的,案例反映的是經濟社會實例,因此,通過案例教學,一是可以幫助學生弄懂經濟學原理,二是可以引導學生運用經濟學知識來解釋、解決經濟社會中的現實問題,達到教學的真正目的。
二、編寫《西方經濟學》案例應注意的問題
1、《西方經濟學》案例的構成要素要完整
《西方經濟學案例》應由題目、資料、問題和案例分析四個部分構成。其中“題目”,即與所講解的原理相關的事例的名稱;“資料”,包括例證(事件)中的時間、數據、人物、文獻等;“問題”,就是根據案例中涉及到的疑問、矛盾提出需要解決的問題。一般情況下,針對案例本身揭示的疑問或矛盾提出要解決的問題。如針對案例“1988年旱災對于美國農產品供應的沖擊”。提出以下幾個問題:(1)運用供求理論分析旱災造成玉米、黃豆、小麥、大麥和燕麥的產量下降導致價格如何變化?(2)玉米、黃豆、小麥、大麥和燕麥價格上漲將導致畜牧產品的供給量、畜牧產品價格以及相關肉類產品的價格如何變化?并分析其原因。(3)政府應采取什么措施保證畜牧產品和相關肉類產品的持續供給?而對于有些綜合性較強的案例,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此案例涉及到哪些相關的西方經濟學概念和理論”。目的在于讓同學們將案例中的疑問和矛盾與西方經濟學原理緊密地結合起來,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案例分析”就是運用西方經濟學原理,借助圖形、數學模型等工具分析解決案例中的問題。
2、《西方經濟學》案例的編寫應力求恰當、準確、經典、精練
所謂:“恰當”,指案例的內容必須與所闡述的原理吻合,要做到通過一個案例的分析幫助學生更加透徹地理解相關深奧的經濟學原理。如果舉例不恰當,就會讓學生知所云,不得要領,將會適得其反。“準確”是指文字表達要準確,事例(事件)的闡述要清楚,因果關系要符合邏輯,數據材料要到位。“經典”指案例要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應從以下幾方面打造案例的經典:一是常理和公認的邏輯相悖的事件,特別是與權威的預言和論斷相悖的事件。二是現行政策明令禁止而又不斷發生和廣泛存在的事件。如一經濟雜志中題為“民間金融的生與滅”,就是一個經典的宏觀經濟案例。案例選取了溫州非正規金融部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故事,來闡述政府政策與民間金融的矛盾。三是充滿內部矛盾、存在相互沖突、看似無法解決的事件。這樣的事件必然是復雜曲折、跌宕起伏,選擇這種事件作為案例,就會使所描述的故事生動具體,活靈活現,引人入勝。如筆者在一些相關的經濟文獻中閱讀到的張帆關于民航改革的故事,陳宗勝關于天津雞蛋價格管制的故事,光關于山東惠民“大市場”要滅“小”市場與浙江義烏小市場變成大市場的案例,都是很經典的。“精練”是指案例的篇幅不宜過長,文字要簡明扼要。這個問題在《宏觀經濟學》案例中比較突出。如筆者在以前的案例教學中采用過“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等,都是一些篇幅長、內容涵蓋面廣的案例。因此,在分析此類案例之前,我都將其做一些必要的刪節整理,既葛清了線索,又減少了篇幅。
3、《西方經濟學》案例的選擇和編寫應兼顧中西方文化特色
既然是西方經濟學,就應該有西方特色。而作為經濟學原理,可用于分析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現象和解決其經濟運行中的問題。因此,在采集和編撰案例時,應兼顧文化的多樣性特征。如編輯消費者行為案例時,可結合中西方民俗,點染一點民族文化的色彩。如由筆者編撰并引用到課堂中的“法國的酒文化”、“中國的美食文化”、“麥當勞的文化戰略”等,都是文化色彩很濃的案例,將這類案例注入到《西方經濟學》這種極其嚴謹縝密的課程中,無異于一種活性元素,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4、西方經濟學案例應緊密聯系我國經濟社會中相關的熱點問題和前沿問題
如2007年末至2008年初我國以及“5?12汶川大地震”,都是國人關注的焦點,因此,在講授微觀經濟學第二章時,筆者編寫了案例“2007年末至2008年初南方發生冰雪災害對食品供應和物價的影響”,通過這個案例,有效地將案例與供求規律緊密地結合起來,既提高了《西方經濟學》課程的應用性,又引導學生關注社會問題以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5、《西方經濟學》案例應力求通俗,并講究趣味性
從普遍現象來看,北津學院的學生抽象思維能力稍微差一點,因此,應更多地注重案例文字的通俗和內容的趣味性。如上文述及到的“麥當勞的文化戰略”、“籃球比賽與市場競爭”、“過路客和回頭客”等都是兼具通俗性和趣味性的案例,在《微觀經濟學》教學中廣受學生的好評,較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學效果。
6、應注重版面設計的藝術性
在以往的案例教學中,更多地注重案例的內容,而忽略了視覺藝術,因此,《西方經濟學》任課老師應在科學設計案例內容的同時,加強案例版面設計的藝術性,在構圖、色彩、動畫等方面著力創新,以增強視覺效果。力爭在短期內將《西方經濟學》案例教學推上一個新臺階。
7、案例分析要簡潔、貼切、形象、生動
案例教學最本質的意義是運用形象思維的方法引導學生解讀抽象、深奧的原理。因此,第一,進行案例分析時應運用最簡潔、最準確的語言概括案例的內容,將最核心的內容與相關的課程內容貼切地聯系起來,準確地解讀經濟學原理。第二,講解應生動形象,切忌照本宣科。把握以上兩點才能讓學生印象深刻,達到案例教學的預期效果。
8、應注重案例形式的多樣化
最好能針對不同的教學內容采用不同形式的案例。如講解一些經濟指標時適合運用一些塊狀或柱狀圖形;講解消費者行為理論(即效用論)時,除了文字案例外,還可運用圖形(如某些品牌商品)或聲像、動畫,用于演示消費者的購物等消費行為;講解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內容時,可播放相關的會議錄像片段,或播放一些名人、權威人士的講話錄音。但是,無論哪種手段,都應組合得當、緊湊有序,重點突出。總之,應盡量有機地采用多樣化的手段,增強視聽效果,增強案例教學的感染力,推進案例教學上臺階、提升案例教學層次。
三、開展《西方經濟學》案例教學應具備的基本條件
第一,師資條件。任何一個商科院校應有一支比較穩定成熟的《西方經濟學》教師隊伍。一是《西方經濟學》教師應諳熟教材,能貫通教材的體系、框架、原理,在教學中能自如地將案例與相關的經濟學原理相結合。二是具有運用多樣化教學手段的能力,如制作多媒體課件、操作電腦等基本的電子設備。三是《西方經濟學》教師具有敏銳的思維和觀察力、有獨到的見解。四是有強烈的創新意識,并能勤于探索,不斷出新。
第二,技術設備。21世紀高校的課堂,應配備起碼的視聽設備。包括電腦和屏幕、功放機、話筒等。
第三,資料儲備。僅僅有圖書資料還不足以支撐《西方經濟學》案例的教學。因此,除了圖書資料外,還必須儲備相當數量的聲像資料。
第四,教學軟環境支持。開展案例教學首先需要科學公平的激勵機制。開展案例教學需要各位老師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做大量細致的工作,包括案例的收集、整理、編寫、制作等,如果沒有科學公平的激勵機制是很難開展起來的,即使開了頭也難以持續。激勵的方式不是簡單的物質刺激和表揚,更重要的是對教師勞動的尊重。如對做出貢獻的教師應給予更多的關懷和鼓勵,除適當的物質獎勵和精神鼓勵外,還應該優先給其提供外出學習、調研的機會。其次是有序的管理機制。包括案例教學的組織分工、督促、檢查、評比等。再次是需要一定的經費支持。開展案例教學需要購買各種圖書以及聲像資料、需要主持或參加會議、調研等,沒有一定的經費資助是辦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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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薛求知、黃佩燕、魯直、張小蓉:行為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摘要】By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firm theory, this articlefocuses on the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that hasemerged in recent years. theory views the firm as anagency that integrates its employee’s special knowledge. Froma brand-new perspective,it explains the issues including theexistence and the boundary of the firm, the coordination inthe firm,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ructure,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the knowledge.
【關 鍵 詞】企業/企業理論/知識整合/知識
enterprise/firm/theory of the firm/knowledge integration/evolution
【 正 文 】
澳洲莫納什大學的楊小凱教授1994年發表了“企業理論的新”的論文[1],比較詳細地描述了自科斯1937年的經典到90 年代初這段時期內企業理論的發展,并著重探討了“剩余權”的理論含義及其對改革的意 義。毫無疑問,楊小凱的這篇論文對企業理論是一個很全面的概括,并指出了其前沿所在,這對于了解企業理論的新進展的確很有幫助。但是,近些年來,企業理論又有了很大的發展,許多學者相繼提出了基于知識的企業觀點,逐步形成了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這是一種建立在不同的假設條件下,走出理論體系相似的企業理論。因此,現在看來,雖然不能說楊小凱所歸納的企業理論新發展已經過時,但是對其進行補充是必要和有益的。
一、企業理論的演進過程
企業理論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核心, 它的可追溯到古諾1838年的論文。一百多年來,企業理論的演進過程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兩大階段,即新古典企業理論和企業理論。下面就是對這兩大階段的簡要回顧。
1.新古典企業理論
新古典企業理論的基礎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利用最優決策理論進行了經濟,它的假設是完全理性和利潤最大化,在這種假設下,企業內部的運行被視為一個黑箱,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從而實現最大的產量或最低的生產成本[2]。企業為了實現最大利潤, 必須按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進行單一產品的產量和價格決策。
新古典企業理論實際上不是真正的企業理論。因為它沒有回答有關企業的一些基本問題,例如企業為什么會出現,企業內部是如何運行的,企業是選擇生產還是從外部市場購買,它僅僅是利用局部均衡分析預測企業在輸入市場的購買決策和輸出市場的供應決策。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種靜態優化理論,它隱含地假定人的利益是和諧一致的、產權界定清晰、零交易成本、人具有完全理性等。這些隱含假定決定了新古典企業理論存在一些缺陷[3], 它無法解釋企業內部組織及企業范圍的整體布局;無法解釋企業中的一般契約關系;也無法解釋企業績效與國家經濟效益之間的聯系。總之,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理論假設前提阻礙了企業理論的發展。
2.現代企業理論
一般認為,科斯(Ronald Coase)在1937年發表的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標志著現代企業理論的誕生。在該文中,科斯利用交易成本的概念解釋了“企業為什么出現”這一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所忽視的簡單問題。科斯認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辦法,二者具有互替性,企業的存在是由于它能節約市場的交易成本,所以交易成本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真正原因。但是,企業不能完全代替市場,也不能無限擴大,企業的邊界是由企業內部行政管理費用與市場費用相比較來決定的。遺憾的是,從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幾十年內人們對科斯的這種新觀點“引而不用”,企業理論未能得到實質性的進展。
80年代以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出現了兩個明顯的分支,一是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nlson)借鑒有限理性的假定,假定人具有機會主義傾向,提出了資產專用性概念,證明事前的合約是不完全的。二是張五常、楊小凱加以發展的間接定價理論,張五常在1983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企業并不是用非市場方式代替市場方式,而是用勞動市場代替中間產品市場。因為中間產品直接定價和直接交易會產生極高的交易成本,而勞動市場的交易成本相對較低,企業的出現就在于用交易成本低的要素市場代替交易成本較高的中間產品市場,中間產品通過企業獲取的收益相當于對其進行間接定價[2]。
以阿爾欽(Amnen Alchian)和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 )為代表的產權理論主要是分析企業內部的激勵結構問題[4], 它是科斯在產權、交易費用和外部性等方面成果的發展。該理論認為,企業的實質是一種團隊生產方式,在團隊生產中,一個人工作的努力程度會他人的效率,因而一個監管生產的人成為必要。在這種背景下,他們提出了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的“剩余索取權”的概念。
現代企業理論除了上述核心內容,重要組成部分還包括企業契約理論和委托——理論等。
二、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的主要觀點
近年來,現代企業理論隨著知識在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作用的日益提高,逐步出現了新的發展。這一新發展得益于把企業看作是一個知識庫的重要命題[4],也就是說,出現了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 它來自技術管理、創新與信息經濟、基于資源的理論和組織等最新研究成果。在理論層面上,潘羅斯(E·Penrose)、阿羅(K·Arrow)、哈耶克(F·A·Hayek)及其他學者的知識中心論,由于演進經濟學家尼爾 森(R·Nelson)與溫特(S·Winter),以及認識論學家波蘭伊(M·Polanyi)等人的貢獻而得到極大的豐富[5]。
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在以下幾個方面,提出了與新古典企業理論和現代企業理論根本不同的解釋[6]。
·企業為什么存在;
·企業的邊界是如何決定的;
·企業中協調的本質是什么;
·企業的組織結構意義,即層級和決策權分配的意義是什么。
1.企業為什么存在
德姆塞茨(1991)認為,企業的存在代表一種對知識經濟學基本非對稱的反應,知識獲取比使用需要更強的專業化,因此,生產需對處理許多具有不同類型知識的個體專家進行協調。但市場不可能確保這種協調作用,因為市場無法面對:(1)穩含知識的不可流動性;(2)潛在購買者占用顯性知識的風險。這樣,企業作為生產產品和服務的機構而存在,因為這種機構能夠創造使多個個體整合其特有知識的條件。
這種把企業的作用看作是整合知識的機構的觀點與科斯-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企業理論是很不相同的,交易成本企業理論認為企業存在是因為它們能夠避免同市場交易相關的成本;而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則關心與特殊交易類型(包括知識)相關的成本。然而,最根本的差別在于,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強調企業是管理團隊生產的組織,而非交易的機構。Ghoshal與Moran(1996)認為,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的核心優勢不是簡單地避免交易成本,而是以與市場很不相同的邏輯控制某種特定經濟活動的獨特優勢[7]。
2.企業的邊界
如果企業的存在是為了整合大量個體所擁有的特殊知識(因為這樣的整合不能通過市場來有效地進行)。那么,由什么決定企業的邊界呢。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根據知識利用的相對效率來分析企業的垂直和水平邊界。
德姆塞茨在1991年解釋了企業在垂直邊界[7], 如果市場能有效地轉換產品而轉移知識缺乏效率,如果在生產階段B需要使用階段A所利用的知識,則生產階段A和B的垂直連接將被整合在同一個企業中。另一方面,如果階段A和輸出不需要使用階段A所利用的知識就可在階段B 來進行處理,則階段A和階段B能有效地通過由市場界而相聯系的獨立企業來進行。
企業之間的水平邊界出現在產品與知識群體的空隙中。許多知識并非要求產品的特殊性,而是要求范圍經濟。因此,有效的知識利用要求多產品企業和企業的知識領域與其產品領域相一致。一般來說,完美的一致性是不存在的,因為企業的知識領域并沒有完全被其提供的產品所利用,反過來,產品生產所需要的知識也不可能全部從企業中獲得。這樣,為了實現知識的充分利用,經濟中便出現了反映產業特征的產品——知識包(bundle)[6],其中小包表示個體企業, 不同的產品——知識包決定了企業的水平邊界。
3.企業中的協調
企業中的協調是企業理論的重要研究內容,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最顯著的特點在于對企業中的協調提出了嶄新的觀點。傳統組織理論認為組織的基本任務就是協調多個專家的努力。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強調,實現有效的協調是企業的一個主要任務。在協調理論的研究上,勞倫斯和羅斯齊(Lawrence and Lorsch,1967 )把協調看成是組織內部目標沖突的解決[8]。
傳統組織理論對于協調的研究著重于作為基礎結構的層級,因為復雜活動的組織集中于權力關系,合作的實現是通過幕僚程序的垂直影響。基于知識企業理論已有的研究結果認為,如果大部分與生產有關的知識是隱含的,那么知識在組織成員間的轉移將是極其困難的。如果生產要求整合許多個別的專家知識,那么效率的關鍵是在組織成員通過交叉學習使知識轉移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有效的整合。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有希望作出較大貢獻的就是對企業中協調的分析。
4.組織結構
上述把企業作為知識整合的機構的觀點,對企業內部結構有重要意義,一是層級的作用;二是決策權的分配。
(1)層級的作用
組織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在組織所包含的許多個體中實現有意義的、協調的行動。這個問題有二重性,一是純協調問題;二是合作問題。即使協調的技術問題可以解決,分歧的個體目標應如何解決呢。層級就是作為有效地解決個體分歧目標的機制而出現的。層級對于協調一個包含多個特殊單元的復雜系統是一種有效的機制。
基于知識的企業觀點認為,如果高層次決策依賴于低層不流動的知識,那么層級就會 降低高層決策的質量。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生產(包括生產決策)需要許多類型知識,如果這些知識存在于許多個人之中,并且整合機制僅包含相當少量的個體,那么,什么樣的組織結構是可行的。最近幾年流行的基于團隊的結構,實際上是對缺乏效率層級的一種改善,基于團隊的組織的實質是通過直接接觸個體專家能夠最有效地實現協調。如果專家協調者(管理者)不能利用必需的專家知識,他們就無法有效地協調。
(2)企業中決策權分配的意義
企業中決策權分配的意義與層級在知識整合中的作用有關。傳統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所有者擁有決策權,作為所有者的代表,董事會把決策權授予高層管理人員,然后管理者依次向下授權給各層級。基于知識的企業觀點對決策權分配作出了新的解釋。
第一,關于決策權與所有權的關系。如果企業的主要生產資源是知識,而且知識存在于個體雇員之中,那么雇員擁有大量的企業資源,企業同雇員簽訂合約是為了使用那些知識資源。然而,雇傭契約不像實物資產,它無法明確規定企業對雇員知識資產的所有權關系,如果決策權由所有關系授予,且如果企業資源由股東和雇員共同擁有,那么管理的決策權由股東或董事會向下授予,由雇員向上授予。
第二,關于決策與知識的關系。決策的質量決定于其所依據的相關知識。如果與某一特殊決策相關的知識能集中于組織的某一點上,那么集中決策是可行的,但轉移與積累知識的能力由于知識類型的不同而不同,顯性知識是可轉移的,但不一定要集中于某一點上。特殊知識(包括無法以統計形式積累和分析的隱含知識與顯性知識)是轉移成本很高的知識。因此,即使決策所要求的知識是集中的,根據隱含性經驗知識所作的決策可能是分散的。
三、組織創新與管理創新:競爭的必由之路
通過對企業演進過程的回顧,我們了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在一些關鍵方面與新古典企業理論及企業理論的重要區別。概括起來,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主要是作為整合知識的機構而存在,它能把存在于個體中的特有知識整合成產品與服務,并降低知識交易的成本;知識利用的相對效率決定了企業的垂直與水平邊界;協調是企業內部目標沖突的解決,企業的首要任務是為知識整合建立起必要的協調;層級對于協調一個具有多個特殊單元的復雜系統是一種有效的機制;有知識的雇員擁有大量的企業資源,決策權由雇員自下而上授予,決策的質量取決于作出決策所需的相關知識,知識的屬性決定了決策是集中的還是分散的。
顯然,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對新古典和現代企業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它必將引起企業管理的一場革命,企業管理將進入適應知識要求的,以擁有知識資本的人才作為管理核心的“知識管理”新時代。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組織創新與管理創新是企業對知識進行有效的管理、增強競爭優勢的必由之路。組織創新就是要建立能有效整合知識的企業組織,這是一種把與企業有關的人和企業內部的人用聯結起來的型組織,該結構能最充分地利用知識并再生知識,使企業具有活力。在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的核心任務是建立一種智力基礎設施,使知識能夠彼此聯系并發生作用。所以,管理創新的目標就要建立適應知識經濟時代企業要求的管理體系,以知識為紐帶,將人力資源、信息技術、生產過程、市場開發乃至企業的經營戰略等協調起來,形成一種能夠創造、使用、保持、更新以及轉讓知識(智力)的全新的管理模式,使整個企業的生產經營高效地運作。未來的企業將主要通過知識而不是有形的物質資源進行創新的管理來獲取競爭優勢,求得持續發展。
四、結束語
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從理念上突破新古典主義的禁錮,把企業看作是整合知識的機構,從而為企業的組織創新與管理創新提供了理論基礎。基于知識企業理論所包含的一系列新觀點及其引發的企業管理革命,對我國的企業管理具有重要指導和啟迪意義。當前我國企業正處于轉型時期,普遍需要一種有效的管理新思維和新,從這個角度看,只有基于知識的企業理論才能滿足這種需要。因此,知識管理是我國企業在知識經濟時代進行管理革新的必然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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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規模經濟 奶牛養殖
一、規模經濟的涵義
無論是規模經濟理論的鼻祖亞當?斯密,還是其后的經濟學家,其對規模經濟的定義基本上都是圍繞成本概念來展開的。微觀經濟學認為,所謂規模經濟又稱為規模節約。規模經濟最核心的涵義是指在投入增加的同時,產出增加的比例超過投入增加的比例,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隨產量的增加而降低,即規模收益(或規模報酬)遞增;反之,產出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隨產量的增加而上升,即規模收益(或規模報酬)遞減;當規模收益遞增時,稱作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規模收益遞減時稱作規模不經濟(diseconomies of scale)。規模經濟的分類方法很多。按照生產要素在企業的集中程度和投入產出量的大小,可以把規模經濟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單一產品的規模經濟;第二個層次是工廠水平上的規模經濟;第三個層次是多工廠水平(多種產品工廠)上的規模經濟,或叫企業水平上的規模經濟。本文主要研究單一產品的規模經濟。
二、規模經濟的理論綜述
自經濟學成為一個專門學科起,對經濟生活中規模經濟現象的研究就開始了。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思,乃至斯密理論的繼承者阿林楊格,都從分工角度對市場與經濟規模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然而,自新古典經濟學的開創者馬歇爾之后,對規模經濟的研究則基本放棄了分工理論,轉而采用邊際分析的方法。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為人們更好地認識規模經濟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視野和豐富的分析工具。
(一)分工理論
亞當?斯密在其傳世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又稱《國富論》)序言中指出了國民財富增長的兩個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分工。他認為通過社會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從而在既定的資源基礎上增加社會的資財。為了說明分工能夠產生的經濟利益,他詳細地比較了獨立生產與分工組織生產的效率差距。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通過對分散生產、簡單協作與工場手工業等不同分工形式的比較,說明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大規模組織生產帶來的生產效率的巨大進步和財富的巨大增長。同時也使人們看到了機器大工業所引起的對工場工業、手工業和家庭勞動的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發展和消亡。
馬歇爾是第一個重視并較為系統地研究規模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根據分工與生產專業化的程度,馬歇爾從企業的角度將規模經濟的多種形態歸結為兩類,即: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他認為,內在經濟的產生是由分工和機械的使用造成的。企業內部的分工分為兩種:一種是生產與管理的分工;另一種是生產過程中工人之間的勞動分工。對于外在經濟,則主要是從分工與決定工業地點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上來論述。當專門工業集中于特定的地方時,外在經濟就產生了。
阿林?楊格發展了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中的分工理論,第一次論證了市場范圍(規模)與迂回生產、產業間分工的相互作用、自我演進的機制,從而超越了斯密定理“關于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思想。楊格的分工理論被后人命名為“楊格定理”,即:“分工取決于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于分工,經濟進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條件之中”。
(二)新古典經濟學規模經濟的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核心領域是在價格機制引導下的資源配置。由于規模經濟包括內在規模經濟和外在規模經濟兩種情況,而外在經濟是與報酬遞增聯系在一起的,這在楊格和馬歇爾的分工理論中都可以看到,但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靜態分析無法解釋報酬遞增的動態增長。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的規模經濟理論就僅僅研究由技術決定的企業的內部規模經濟。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的規模經濟理論存在一定缺陷,但它對規模經濟的研究提供了一種觀察和認識的有益視角。
(三)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科斯在《企業性質》一文中提出了有關企業存在的交易費用理論,其核心內容是:企業將傾向于擴張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個企業中組織同樣交易的成本為止。交易費用理論進一步闡明了企業代替市場交易中管理對規模經濟所起的作用。當時正統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價格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協調機制能夠自發地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而科斯交易費用理論的產生恰恰是從研究產業一體化的規模問題中遇到的困惑而引發的。
(四)“木桶理論”
“木桶理論”又被稱為“短板理論”,指某一事物的發展和成效取決于全部因素中最為不利的一個因素,即“短板子”,其實質是要求對構成整體的各個部分進行科學合理的配置,目的是使有限的資源產生最大的效益。
三、制約規模經濟的因素分析
規模經濟效應的形成是有條件的,可將這些條件分為內部可控因素和外部不可控因素(能否控制是一個相對而不是絕對的概念),而這些因素一旦不能滿足或變化,將改變農戶的規模經濟效應。即影響到規模經濟性曲線斜率的變大或變小,左移或右移。如圖所示。
(一)外部不可控因素
1.市場需求規模
產品不同,對生產企業的規模要求不同。在發達國家中,市場規模較大的產品要求生產企業必須超過大規模地生產,通過與生產技術相適應的規模化生產來實現低成本,如汽車業、鋼鐵業的生產規模一般很大。就奶牛養殖業而言,養殖規模的大小與市場對乳制品的需求直接相關。奶牛養殖業所提供的原料奶是乳品行業生產鏈的重要環節。目前,我國奶制品平均消費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消費水平,具有很大的消費市場。
2.買方市場
在賣方市場的條件下,只要提高價格,就可立竿見影提高經濟效益,因而降低成本被視作是次要因素。這時,生產經營的目標是迅速擴大生產規模,以獲取更大的利潤,生產企業的規模經濟性將不被考慮。而在買方市場的條件下,由于出現激烈競爭,企業無法通過降價來獲得更大盈利,因此,談規模經濟必須是在買方市場的前提下。就呼和浩特市奶牛養殖戶而言,他們多是分散經營的小農戶,不能與大市場抗衡,且處于近乎完全競爭市場,是市場價格的被動接受者,無法通過改變原料奶市場價格獲得經濟效益,只有通過擴大養殖規模,降低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來獲得更大的利潤。
3.行業狀況
行業不同,生產企業進入退出的壁壘不同。大企業是以高投入高產出方式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因此必須有強大的資本后盾,其高額的資金投入是規模化生產的重要壁壘。而對于呼和浩特市地區的奶牛養殖業來說,行業進入壁壘相對較低,95%屬于分散養殖,養殖戶進出相當自由。
4.飼料供應
規模化低成本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供應是形成規模效應的重要前提。奶牛成本及日常的飼料消耗是影響奶牛養殖戶規模效應的主要因素。由于乳制品企業之間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奶牛飼養出現“泡沫”,拉動奶畜價格上升,增加了奶農的投資負擔,同時,提高進入壁壘。充足的飼料供應及飼料行業的整體發展情況,影響奶牛飼養的成本支出。完善的、穩定的飼料供應市場,有利于奶牛養殖規模的擴大。
5.政策制度安排
生產企業的規模經濟與當時的社會的政策制度安排有著密切關系。不同時期,政府的制度安排不同,企業對生產規模的選擇不同。目前,國家很倡導乳業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呼和浩特市,要努力打造“中國乳都”,積極鼓勵奶牛養殖業的發展,并為其創造有利條件:對奶牛養殖戶的貸款支持,技術培訓、完善服務體系等。
(二)內部條件
1.農戶素質
養殖人員素質的提高反映在規模效應上,即在相同的投資、生產規模條件下的成本降低。養殖人員素質高,可更快吸收先進的養殖技術,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科學飼養奶牛,減少飼料資源的浪費,還可減少單位產出的工時或提高單產,從而降低牛奶的單位成本,提高奶農收益。
2.基礎設施投入
在現代化的生產中,設備要求較高,生產設備的高額投入,固定資產折舊費很高,這就要求規模化的生產以降低單位產出的固定成本分攤。因此,在生產規模不是很大時,設備的投資越少,經濟性越高。對于奶牛養殖行業,經營適度的奶牛頭數有利于養殖戶采用合理有效率的飼養管理,同時也降低了單位牛奶的固定成本分攤,便于提高養殖規模效益。
3.飼料地面積
對于不同的產品,考慮到各個產業的投資要求、資金使用不同,有不同的自制率要求。自制率越低,降低成本的因素越少,產品的規模經濟效益越差;反之,產品的規模經濟效益越好,投資規模要求越大。對于不同的產業,合理的制定自制率將有完全不同的規模經濟效應。對于汽車工業來說,自制率不應低于30%;對奶牛養殖業而言,飼料成本占飼養總成本的70%~80%左右,沒有足夠的飼料地面積,很難滿足奶牛的飼料消耗,容易造成投資收益不明顯現象,奶農擴大規模的積極性受到挫折。因此,飼料地面積對養殖戶飼養規模有很大的制約性。
4.養殖經驗
養殖經驗豐富的奶農,飼養管理經驗豐富,飼料配置合理,同時可以及時地發現奶牛身體的異常,疾病防御能力極強,能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由于多年的養殖經驗,他們已經從養殖中獲得了甜頭,愿意繼續投資,完善養殖中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這樣的良性循環,進一步提升了養殖戶的生產積極性。
5.經濟效益
養殖投資回報的高低將直接影響規模經濟性,它主要表現在奶牛養殖的投資收益是否大于其從事其他職業的機會成本。如果養殖的機會成本很高,養殖收益不明顯,乳品市場不穩定,鮮奶收購不及時,則會造成奶農屢屢倒奶現象。飼料價格攀升,而鮮奶的單位價格基本保持不變,奶農無奈殺牛賣肉。低投資、高收益,是奶農繼續養殖和擴大規模的主導因素。
在追求規模經濟的過程中,除了上面論及的需求問題和市場條件問題外,規模經濟與技術進步的關系也值得注意。各國的經濟發展史表明,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愈來愈大,在發達國家,技術進步的作用升值已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我國養殖業中,科技進步的貢獻率也日益遞增。
四、結論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觀
新制度經濟學市場觀,是指新制度經濟學家對諸如市場是什么、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其有效的運行需要什么樣產權制度前提、有什么經濟社會代價等有關市場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和觀點。新制度經濟學家對這些問題的觀點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有著深刻的分歧。他們的思想揭示并彌補了主流經濟學市場觀許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們對市場獲得更為完整、深入、科學的認識。
一、市場是一種制度
“市場并不像它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經濟學者對“市場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看法并不一致。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市場是買賣雙方自由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換的地方,是價格存在并受供求關系影響的地方。如馬歇爾認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并不是指任何一個特定的貨物交易場所,而是指地區的全部,在這個地區中,買主和賣主彼此之間的往來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價格有迅速相等的趨勢”。②斯蒂格勒也認為,“市場是一個區域,在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是趨于一致”。③普瑞爾指出,市場是“(1)買者和賣者碰面議定商品和勞務交換的過程,(2)價格存在的地方,(3)價格受到供求力影響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地區”、“區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確定的空間,也包括無形不確定的空間。④在邏輯上,價格的存在是由供求關系決定,是買賣雙方在自由進行商品或勞務交易時必然伴生的現象。所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說,買賣雙方對商品或勞務進行自由交易的行為是“市場”的根本。只要存在著關于某種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著關于該物品的市場的存在。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對市場的看法與主流經濟學有明顯的不同。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個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時才會普遍存在和有效地進行的現象。科斯指出,“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意識到經濟體系與法律體系之間的這種關系”,“實際上存在著私人法律,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則和規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達成”。⑤布倫南和布坎南認為市場意味著一系列運作規則,“個人行為恰好是在這些規則之下在市場中產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自由交易行為并不是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是使此種行為能夠有效進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則和規定”的“法律體系”。正是從這種角度出發,他們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安排”或一種“制度”。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個社會體系視為依靠技術、法規或習慣對稀缺資源使用導致的沖突的解決方案”,市場只是人類所曾采取的許多“解決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種⑦。張五常說,“市場本身是一種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市場被創造出來在其他約束條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魯博頓和瑞切特說,“市場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進行反復交易(與個體之間的零星交易相對應)的社會安排,‘市場’這個組織由一系列的制度規則(一種制度)和人構成,人們創造了這些規則并將它運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這些制度“決定了每個潛在交易者的產權分配并對這些產權如何使用或轉讓作出了規定”,其目標是使“絕大多數潛在交易方有機會參與競爭”,⑩并“有效地組織交易”。[11]
總之,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是一種制度,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們所看到的買賣雙方自由地確定交換物品的價格和數量的過程或行為,只是在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社會安排”或“法則和規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普遍性存在的現象,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市場”所力圖促進的東西。
二、市場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
由于主流經濟學把市場歸結為人們自由自愿的交換行為,所以,對他們來說,自由交換行為的發生,即意味著市場的產生。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導致交換行為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作為人類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14]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觀念中,無論是斯密說的交換傾向,還是門格爾所說的人類經濟行為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還是“分工”,都不是由人們可識辨的外在于個人
的人為的有形強制行為的結果,而是自然或基于個人理性而自發生成的。把交易行為的發生或市場的產生歸因于這些自發性或自然生成的有關人性或經濟的事實表明,在主流經濟學里,市場被看作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制度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資源稀缺性所必然導致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它是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這種利益沖突問題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存在的。阿爾欽指出,經濟資源的稀缺性“阻礙了每個個人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社會成員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沖突”。“每個社會都必須解決它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通稱為競爭。因為,按照定義,既然沒有辦法消除競爭,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在于:為了解決利益沖突,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競爭形式。”[15]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人類為解決這種“利益沖突”而“作的安排包攬了人類經驗的全部范圍,包括戰爭、罷工、選舉、宗教權威、法律仲裁、交換和投機。每一個社會都采用過這些方法。社會組織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它們所強調的解決與資源稀缺相聯系的問題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這里的“交換”是作為一種社會的“安排”,因此顯然不是主要指行為,而是指人們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為他人擁有的財物的制度,即其所說的市場制度。
由于在歷史上或在現實中,人類還常用許多非市場手段如戰爭、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來解決經濟利益沖突問題,所以他們強調,人們選擇市場作為解決因資源稀缺問題所導致的利益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理所當然”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主要依靠市場來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17]自由交換要成為一種現實的普遍的行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權力來加以補充”,[18]需要得到“以國家暴力或懲罰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沒有政府的協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用于解決其所面臨的公共經濟問題即由于稀缺資源使用而發生的利益沖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強調它需要公共權力的“補充”表明,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市場不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而是一個社會的公共選擇或集體選擇的結果,因此是基于集體理性人為建構的,具有強制的性質。這一點在新制度主義所提出的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中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
三、市場是確保稀缺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實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對于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要對為什么市場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就需要對他們賴于解釋的市場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對于人類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換這個傾向”,斯密本人和后來的經濟學家都沒有予以解釋或證明,也是難以證明的[21]。分工的程度與市場范圍是相互依賴的[22],所以人們根本就不可能獨立于市場對其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人類經濟行為遵循“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只是經濟人假設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西方經濟學家至今都沒能對該假設的普遍存在性進行嚴格的邏輯證明。所以,總的來說,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里,還沒有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給予合理的理論解釋。
由于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選擇的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制度安排的一種,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就從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較的角度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經濟學的解釋。他們認為,之所以是市場而不是“戰爭”等其他手段成了人類社會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為總的來說,市場制度的運行成本較低,能確保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率。
德姆塞茨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產權制度其實就是一組界定行為的原則,它規定了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而具體規定“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與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強的關聯性”。他說,“依靠暴力進行競爭一般不受稱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許使用暴力,就看不清這種競爭的前提,即無法估計其凈收益了”。而在市場上“通過‘自愿’談判進行的競爭”之所以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就是因為它“提供了權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術手段,同樣還提供了排除造成凈損失的手段”,[23]即“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這就使得它“要比通過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競爭,更能為社會增加實際財富”。[24]德姆塞茨還認為,如果不經過市場協調就使用民主政治體制的集體決策或法庭裁定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就無法得到通過自由市場交易所揭示的為確保經濟的高效運行所需要的信息,這樣“不管
它們采用哪一種效率標準,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癢’,還很容易錯判”,導致比市場更低的效率。總之,在他看來,“恰恰是由于要掌握這些關于效率的先決性條件過于困難,才使得通過自由市場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權及資源使用方式成為一種很實用的方法”。[25]
張五常指出,市場上的競爭“匯集了所有潛在所有者的知識——即可供選擇的合約安排知識和資源使用的知識”,而“合約當事人之間的競爭”又“降低了執行合約的成本”,這樣就“降低了尋找和追求最有價值的選擇來簽定合約把一種資源用于生產的成本”。[26]他還認為,市場價格是“唯一已知的幾乎不導致或完全不導致租金消散的標準”,[27]所以在他看來,“一般來說,管理決策是不可能優于通過價格機制作出的決策。當價格信息引導從事的每一種活動時,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必然減少”。[28]因此張五常認為,正是由于實施自由市場制度社會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場制度的社會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經濟生產力,才使得市場能廣泛地拓展到原來排斥市場的國家。[29]
很明顯,德姆塞茨和張五常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從市場更能促進經濟效率或生產力的角度來解釋,而后者則是從市場更能節省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解釋。但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來說,所有的經濟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經濟制度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這表明,他們二者的解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場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進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為根據來解釋市場的普遍存在性。這種解釋也進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市場的集體理性和集體選擇的基礎。
四、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一個前提條件
市場運行是買賣雙方的自由交易過程,也是物品價格的形成和決定的過程。價格形成和決定的理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運行的理論。從該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主流經濟學家把任何經濟物品或勞務的價格描繪成了只是由那些與其產權制度安排無關的諸如偏好、生產技術和社會經濟資源結構等客觀因素決定的函數,因此,完全忽略了產權安排市場運行效率的影響。另外,在該理論里,“交易成本被假定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界定不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會影響市場運行的效率。這表明,主流經濟學蘊涵著產權與市場運行效率是不相關的市場觀。
對于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來說,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設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該經濟理論的最為核心的命題。它認為,在該假設條件下,產權界定會通過影響市場交易成本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所以,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的關系是該學派經濟學家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根據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強烈的動力以最有價值的方式使用其產權”,[33]而個人產權即個人對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權、收益權和自由的轉讓權等的任何弱化,如產權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無法獲得有效的保護,都會導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場價格信息質量的下降,[35]從而使得以市場出清價格的交換不能實現,影響資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37]。要確保市場的有效運行,“產權界定必須首先高度穩定”,[38]“要求不存在對合約條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對合約選擇的限制”,以確保每一個人即“可以自己將物品或資源用于他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用途,也可以與其他人進行合約安排達到這種用途”。[39]由于在現代文明社會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要靠國家,對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來自國家。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政府對尊重私有產權給以可信的承諾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40]嚴格限制政府剝奪財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礎是繁榮的市場所必備的。[41]
五、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
為給市場經濟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除了宣揚社會利益會因為個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為得到有效促進的“無形之手”原理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提出各種不同的學說或定理來證明,在市場經濟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普遍和諧。如薩伊定律宣揚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是休戚與共的;[42]巴師夏的經濟和諧論則更是把市場經濟描繪成一個能讓每一個人“憑自愿對它作出貢獻,而獲得的則超過他的貢獻,并且總是增加著他的滿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個人獨立完全協調”的“美麗組織”;[43]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把自由市場經濟描述成為沒有剝削的正義的世界。[44]在目前,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都把介紹阿羅和德布魯等所證明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作為微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重要內容,以此來宣揚任何一個人的
福利都不可能因競爭性市場的存在而變得更差的觀點。[45]
新制度經濟學家明確反對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這種和諧論。在他們看來,市場并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這不僅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利益沖突是市場產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還在于他們認為:
1. 市場并不能消除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沖突,任何交換都必然包含著沖突或競爭的方面。阿爾欽說,由于資源“稀缺”這一“約束的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資源不能同時用來滿足競爭性的需求”,[47]“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在每個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都“必然地”是“沒有辦法消除”的。“市場”是“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在市場制度下,“交換行為是一種手段,借助于這種手段,買者就能夠為了從賣者那里獲得商品而同別的買者展開競爭”。[48]因此,市場交換固然可能因為它是每個買者和賣者借以達到更理想境況的手段而具有協作行為的性質,但它具有競爭行為的性質也是顯然的。所以,阿爾欽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只把交換當作協作行為來考察,忽視它的“競爭方面”。[49]
2. 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說‘自由市場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也能使社會效用實現最大化’就不正確了”。因為“市場在權衡比較得益和受損時,是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自由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舉例說,“當新產品進入市場時,自由市場在運作中承載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種新產品能給其消費者帶來多大的益處,人們購買了這種產品,則被它取代的、原有產品的生產者就受到損害。”所以,他強調指出,認為“自由市場制度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或認為 “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的觀念”,是出于“對市場功能和運營”的“完全錯誤”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必須摒棄”[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場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認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常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種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那樣,那么也會因其無法容忍的非實用性(即沒有效率),而很快就讓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場“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該制度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爾欽認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沒有哪個完美無缺的標準是有效的”。“市場”的這種“不完美”或“缺陷”是人們要獲得它的“更大優點”所必須承受的“代價”。[52]
從其反對市場和諧論的最后一個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經濟學反對市場和諧論,揭示市場的不和諧性,特別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點,其目的不是為了反對自由市場制度,而是為了反對那些一看到市場有缺陷就認為應該用政府來取代市場的干預主義。從這一角度講,它的目的其實和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和諧論一樣,都是為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辯護的。
六、結語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制度主義市場觀與主流經濟學的市場觀有深刻的差異。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新制度主義市場觀是一種新的市場觀。在筆者看來,無論從推進人們對市場的認識來說,還是從現在還沒有建立起能夠確保經濟持續有效運行的穩定均衡制度的社會來說,這種新市場觀都有著重要的意義。綜合起來,它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意義:其一,它強調市場存在的制度基礎,有助于人們認識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樣是僅僅依賴個人理性就可以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的行為,它需要某種特定經濟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場(sound market)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完全自發的秩序,它包含并體現著某種人為的秩序,它需要建構理性主義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場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這一性質,有助于人們認識到,一個社會選擇市場,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場擁有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那些美好的性質,而是因為該社會存在著需靠它來解決的由于資源稀缺所導致的無法消除的使用沖突。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來獲得自己所需要——但為他人所擁有的物品的市場行為,首先并不是如正統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是一種個人自發的行為,而是一種社會強制的行為。其三,它較為深刻地闡明了市場在確保經濟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為其他任何社會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優勢之所在,彌補了主流經濟學的不足,有助于人們更為充分地認識到在現實社會經濟條件下選擇市場經濟制度的經濟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對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所具有的影響的揭示,有助于
政府認識到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制度對確保市場運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識到濫用國家權力——這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唯一能夠合法地對個人產權進行侵犯的權力——對經濟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較為客觀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場經濟中消除的社會沖突以及由這些沖突所導致的為有效率的市場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們較為充分地意識到,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市場和諧論是不現實的,市場效率不是免費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式來應對市場經濟的不和諧甚至危機,才可能實現市場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和諧。
注釋:
①【美】e•曼斯菲爾德:《微觀經濟學:理論與運用》,鄭琳華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頁。
②【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朱志泰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10月版,第18頁。
③【美】j•斯蒂格勒:《價格理論》,施仁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頁。
④【美】f•l•普瑞爾:《東西方經濟體制比較:研究指南》,錢偉譯,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頁。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頁。
⑨⑩[11][18][20]【美】e•g•富魯博頓、【德】r•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范式》,羅長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頁。
[12][22]【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版,第13、16-20頁。
[13]【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版,第20頁;【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卷),陳良璧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2月版,第18頁;【英】杰文斯:《政治經濟學理論》,郭大力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10月版,第81頁。
[14][21]【奧】c•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劉絜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頁。
[15][19][46][48][49][52]阿曼•阿爾欽:《產權經濟學》,載于盛洪編:《現代制度經濟學》(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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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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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成本會計發展規律
一、成本會計的發展是管理思想不斷演進的產物
(一)20世紀前期以泰羅為代表的科學管理階段
這一時期,美國許多企業為了應付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經濟危機,開始推行泰羅的科學管理方法。其基本特點是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精確測算工人們每一步、每個動作、每道工藝流程所需花費的時間,制訂出標準的操作方法和有刺激性的計件工資制度,力爭以最簡單的操作、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投入,完成特定的任務。當時的成本會計配合泰羅科學管理的需要,引進了“標準成本”、“差異分析”和“預算控制”等的技術方法。其成本會計的目的是在企業戰略方向和管理決策已確定的前提下,協助解決在執行過程中如何提高生產效率、生產經濟效果和節約的問題。在這個階段,要求標準成本計算必須對全部成本計算進行全面地收集和合理的分配,使產品及其相關的費用能在已售的產品和未銷的存貨之間區分開來,強調以客觀、明確的方法對全部成本進行分配。
(二)新管理科學理論形成階段
這一階段的管理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引進行為科學管理,注重“人”的因素。正如梅奧的《人的行為科學研究》和麥格雷戈的《企業中人的因素》中所強調的:應發掘企業中人的發展潛力,承擔責任的能力,以及為組織目標而奉獻的意愿。即認為要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不應以產品為中心,而應以人為中心,充分調動廣大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要求對組織的行為,以及組織中人的行為進行廣泛地調查研究;讓職工參與管理、決策,借以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產品成本,擴大企業利潤。
二是增強競爭能力,優化目標管理。目標管理是由德魯克提出的,即企業建立合適的組織條件和運作方法,使人們能通過使自己的努力符合組織的目標而最好地實施自己的目標。
三是強調經營決策。管理的重心在經營決策,這是現代管理科學與泰羅科學管理最本質的區別。
著名的管理學家西蒙認為,決策的過程就是全部的管理過程,現代企業經營決策的成功或失敗往往是企業最大的成功與失敗。c.w.杰斯曼強調有效的決策是分析、解決問題的合乎理性的邏輯過程。同時,在標準成本計算方面,還增加了現實性。把過去制訂標準成本具有理想規范的傾向,即所謂“理想的標準成本”,改變為“現行的、可以達到的標準成本”。為了對間接費用進行控制,采用了編制“彈性預算”的辦法,代替傳統的“固定預算”。四是運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現代科學突飛猛進和大規模運用于生產,使生產力獲得迅速的發展。同時,企業外部生產瞬息萬變競爭加劇,因而,企業管理迫切要求管理現代化和科學化,利用科學技術提高工作效率以及企業管理的靈活性和高度適應性。五是采用系統管理。在現代管理科學基礎上發展的現代成本會計體系,其成本管理是全局性、決策性的,以服務于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這與標準系統中的成本控制不同,因而有必要建立區別于傳統成本會計的現代成本管理理論。
(三)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的管理科學發展階段
這一時期,管理思想受微觀經濟學的影響,加之現代信息技術的迅速推進,使成本會計實踐更為豐富多彩,技術方法日新月異,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發展趨勢。具體表現在:
一是成本會計中的權變思想得到體現。目前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及不確定性因素增多,企業管理(包括成本管理)只用固定的數學模式,就可應付自如,而必須把各種現代管理學派的理論兼收并蓄,取長補短,根據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權宜應變、靈活掌握,力求在工作、組織和人三者之間,形成最佳配合,以取得顯著的經濟效益。
二是信息經濟學思想滲透于成本會計之中。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是試圖對信息的“需求”進行計量,而這種需求的計量是以信息的價值和提供該項信息所花費的成本為基礎的。信息成本通常包括精確性成本和及時性成本兩類,在實際工作中比較容易確定。但信息價值的計量則較為困難,一般通過決策者所面臨的環境、決策者可采用的行動、實現環境和決策者采取行動所產生的結果(此結果是環境和行動的函數)、決策者對于風險的態度或偏好因素構成的模型求得。從理論上講,信息經濟學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成本會計核算中不能片面追求“真實性”而不顧取得信息所花費的成本,否則就得不償失。目前為止,信息系統的成本會計核算還難以準確的定量化,強化信息系統的成本效益分析仍將是未來的一項重要課題。
三是理論得到應用。理論認為,成本管理系統是企業管理信息系統的中的一個子系統。而且是一個獨特的系統,即“經管責任”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公司組織中,“人”是相對于“委托人”而言的。股東把決策權交給總經理,總經理再把管理權層層分配給各單位的負責人,于是就形成了一個“樹狀”的委托責任系統。
成本管理系統的目標不再是“真實性”,而是委托人和人之間簽訂的合同經濟效率,即評價一個成本管理系統是否有效的標準,應視其是否能及時、有效地促使管理人員實現企業原定的目標。因此,委托人與人之間訂立合同的出發點:一方面要使部門的管理者(人)分擔風險;另一方面也要起到對全體員工的激勵作用。必須指出,對于成本管理系統的這種認識,是從委托人與人之間訂立合同的活動中引伸出來的。這使成本管理工作者意識到今后成本會計系統,應當利用以預算為基礎的合同和特定的差異分析模型。對于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還沒有重大突破。四是信息技術沖擊和影響著成本會計核算與管理。進入21世紀以來,與現代信息社會相適應的高科技突飛猛進,成本會計中的傳統觀念和視野,理論與方法等都顯得有些不適應,信息技術通過對社會、經濟的沖擊影響著成本會計核算與管理的思想與方法。如隨著生產自動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產品技術更新的周期越來越短,以成本為焦點的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如何科學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成本成為現代成本會計理論中的重要研究課題。
二、成本會計的發展是各種成本管理方法不斷交融再生的產物
(一)成本會計的發展體現了“整合”的內在要求
“整”是整體和整理。“合”是協調。“整合”是將全部資源,根據完整性、系統化與有序協調的原則進行整理,以達到最優化的效果。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世界各類文明、文化的多元與差別,使得整合對象不斷擴大。整合不是排斥,而是建立在兼容基礎上的壯大和最優,在取長補短中獲得新生,這也是經濟學中漸進式制度變遷的內在要求。制度變遷由漸進式和激進式之分,前者的變遷過程是緩慢和自發的,后者則具有革命性的特征。西方國家這兩種變遷的制度之間是匹配的,而我國的制度變遷尚缺乏經驗,加之歷史與文化背景的不同,致使我國的制度變遷在激進與漸進之間往往難以協調。所以,容易出現國外“最優”的成本會計工具無法成功地移植于我國企業,究其根源就在于國情的不同。會計是環境的產物,從企業環境角度分析,影響成本會計整合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1)技術因素。上個世紀推動成本會計整合的最直接的技術因素有適時制和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適時制(Just-In-Time)的目的是消除不增值作業(N0ValueAddedActivities),減少浪費。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SIMS)是計算機輔助設計(CAD)、計算機輔助制造(CAM)、計算機輔助測試(CAT)、彈性制造系統(FMS)和管理信息系統(MIS)等各個系統的集合。SIMS對成本會計的沖擊表現在:傳統的成本結構發生了變化(機器折舊與研發費用增加),以及成本控制方法的整合變動(如各責任中心變為作業組,標準成本差異控制的效果減弱)等方面,本世紀對成本會計整合的最直接因素將是由智力資本所表現的各種技術要素。傳統以節約為核心的成本會計理念是建立在資金、設備等有形資產投入占主導地位的基礎之上的,本世紀的成本會計發展將圍繞品牌與技術標準的確立開展理論與方法體系的整合與創新。同時,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及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成本會計的功能將進一步擴大,未來成本會計系統的整合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技術因素。
(2)環境因素。在我國迅速成為世界“制造工廠”的同時,環境、貿易摩擦等問題也迅速成為成本會計面臨的重大課題。如何按照科學發展觀的精神,積極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以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這些問題的諸多方面需要借助于成本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的整合去加以解決。此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競爭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產品和技術的競爭,而更多的是規則的競爭,是對規則制定與參與程度的競爭。加強成本會計的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的工具開發與整合,并積極投身和參與國際經濟規則(如會計規則、貿易規則等)的制定,將會在幫助我國企業應對反傾銷等貿易磨合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3)人文要素。會計活動既受制于技術性的規定,如記賬方法等,更受價值觀的支配,其中人文因素的影響極為明顯。成本會計是企業文化的體現,從構成文化因素的前提條件看,成本會計體系的整合狀況體現了國家和地區的大眾文化與社會習俗。就目前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而言。其目標是要明確產權主體,建立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但如果片面強調產權改革而忽視人文因素的作用,往往會出現不應有的發展阻礙。上個世紀末理論界普遍認為,產權清晰的企業環境才能促進企業的發展,成本會計界也圍繞產權問題開展了各種問題的探討,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創新概念,如產權成本會計、產權財務成本、財權等。這些成果普遍認為,經濟的增長、企業的發展是技術與制度的產物,是以產權清晰為基礎的,進而得出結論:一個產權不明晰的企業是不可能得到發展的。其實這種認識也具有片面性,沒有注意到文化差異和文化創新對企業發展的影響。
(二)成本會計的發展符合科學研究方法觀的發展規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積極引進了歐美各國的成本會計技術與方法,同時在學術界的推動與支持下,幾乎大部分的先進成本會計工具在各領域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應用。但現實問題是企業在應用中客觀表現出不太適應的傾向,迫切需要通過成本會計工具的整合來提高其應用的效率或效果。目前要注意研究、總結這些技術與方法應用中的有益經驗,并結合我國企業特點加以整合與提煉。具體的思路是:理順各種成本會計技術與方法之間的邏輯關系,在堅持技術的有效性和方法的實用性原則基礎上,實現成本會計工具之間的互補,以及成本會計功能的提升,獲得整合的綜合效應;圍繞企業特定環境開展成本會計工具的“個性化”改造,特別是針對我國經濟轉軌環境與文化特征,實現成本會計工具的“本土化”。如何將我國企業已經獲得的成本會計經驗,從理論上加以提高,使分散的經驗更加合理、系統,進而成為具有科學性的方法體系,這是現階段強化成本會計整合的根本目的之一。優化成本會計的技術與方法,需要從研究方法上加以整合,尋求突破。成本會計的研究路徑大致有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