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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經濟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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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經濟關系

      社會經濟關系范文第1篇

      [關鍵詞]系統及系統場;系統場控;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管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F062.1[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9)04-0027-05

      本文為河北省社科基金項目《河北省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支撐能力規劃研究》(200607008)的部分研究成果。

      系統科學的產生,使人們對研究對象的認識及研究方法和思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系統運行效果的多勢效性為我們進行系統的優化和控制提供了基礎,系統場控理論的方法和思路為開展系統行為優化和控制提供了現實可能性。本文擬在對系統及系統場控基本問題進行分析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場控功能規劃和設計,構建確保地區社會經濟系統協調運行的管理機制總體框架。

      一、系統及系統功能的勢態演化

      1.對系統含義的理解

      系統理論認為,系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事物或過程組成的具有整體功能和綜合行為的統一體,它反映了客觀事物存在和發展的本質特征,不同的事物表現出不同的系統特征。昝廷全教授在其《系統經濟學進展》一書中將經濟系統定義為經濟元和它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共同構成的整體,把經濟元的集合稱為經濟系統的硬部,把經濟元之間的關系稱為其軟部。經濟系統的運行過程就是構成系統經濟元各主體之間,按照其之間的相互關系發生相互作用的過程。筆者認為,一個完整的系統是由以下三部分構成的:第一部分是系統元,即系統要素。這部分是構成系統的基本單元,而且表現為明顯的層次性,它們可以是構成某一復雜大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也可以是各子系統中的具體要素。第二部分是構成系統元之間的關系,即系統元之間的藕合性質。系統構成包括有不同層次的眾多系統元,這些系統元之間存在著不同性質的藕合關系,正是這種不同性質藕合關系的總體作用,決定了系統的整體性質和功能;第三部分是系統元之間特定藕合關系條件下質和量上的協調性。

      2.系統功能及系統功能的勢態演化

      傳統系統理論認為系統的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間的藕合性質(系統的結構)決定了系統的輸入和輸出功能,這種決定性是唯一的。然而,這種惟一性只決定了系統功能的性質,而系統內部各構成要素之間在特定藕合關系基礎上物流水平和質量方面的協調性和差異性,卻決定了系統輸入輸出功能實現程度上的區別。事實上,系統在保持其特定結構條件下可以容納多種運行態,每一種運行態都對應著不同量度的輸入和輸出功能,實際中系統功能發揮到什么程度,取決于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質和量上的協調程度,這就是系統功能的勢態演變。由此,我們引入了系統效率的概念,系統效率是指系統在其特定的特征尺度范圍內,系統功能與價值實現程度與其可能最大值的比率。社會經濟系統在保持其特征尺度條件下的勢效差異性,既可以體現在效能釋放速率上的區別,也可以體現為效能釋放總體水平上的多勢態性(圖1)。上述社會經濟系統功能實現過程的多勢效性,為我們開展區域社會經濟系統運行模式和狀態的優化和控制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二、系統場及系統場控的作用機理

      1.系統場與系統場控

      “場”的概念最早產生于物理學中,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物質存在形式認識上的一次飛躍。在物理學中,“場”是指某種物理量在空間的分布,具有標量特征的物理量在空間的分布是標量場,具有矢量特征的物理量在空間的分布是矢量場,如重力場、電場、磁場等。“場”的概念已應用于物理學領域,而且隨著人們生產實踐的需要,“場”的概念也在自然科學的其他領域滲透,結合數學方法,場論在自然科學的多個領域有了廣泛的應用。產生于自然科學中的“場”是一種實物場,但其概念、思想和研究“場”的方法卻在社會科學領域得到了一定的應用。“場”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來源于人們對物質認識的深化,物質的概念不僅僅是人們已知或未知的任何有形的實物態物質,而且還包括無形的、區別于實物態物質的諸如社會價值觀等的場態社會物質,稱之為社會場。

      系統場是基于物理學中場的概念和思想,以觀念意識、制度、政策法規等為場源要素構建起來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影響對象系統行為及效果的一種社會場。系統場作為一種社會場,它具有社會場的一般特征:在整個社會中彌漫了一種社會場態物質,即社會場,而不是存在絕對的社會虛空;任何社會場中都存在社會力,即社會場力或稱社會力;任何社會場都存在場力線,即社會空間是布滿場力線的社會場;社會場在其運動、演化過程中表現出一種類似于人的意志,且不以社會元素的人或集團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行為特征,它對真正進入社會的人們而言,具有同化他們與由社會場決定的心態或人格系統相協調的“目的性”。系統場除了具有一般社會場的基本特征之外,還具有其本身的特性,主要表現為:①系統特性。系統場的系統特性不僅表現為它以現實系統為作用對象,控制和影響系統對象的運行方式、運行效果及系統的發展與演變,同時要求作為場源的各個方面的構成要素,必須保持其系統性和全面性,以保證系統場的整體功能;②場性或稱場向特性。所謂系統場的場性是指對系統對象的導向屬性,是系統場功能性質的規定性。在構建現實的系統場時,由于其所要控制的系統對象的類型和層次不同,價值取向差異,決定了系統控制的目標不同,往往表現為所構建的系統場的場性有所區別。例如,基于經濟發展系統構建的系統場性多表現為經濟增長的場性特征,基于生態環境系統構建的系統場性則更多地趨向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與提高,而基于區域生態經濟系統這一更高層次的大系統來構建的系統場性,則會將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協調運行作為其系統場的場性表現;③構成場源要素的多層次性。構成系統場的場源要素很多,按照由低到高的層次劃分,可以分為一級場源(政策法規類);二級場源(制度類);三級場源(思想、觀念和意識類或稱文化類),這些不同層次的場源要素在場性和場向功能的確定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④場力的可疊加性。即不同的場源要素在特定系統空間內所產生的場力是可以疊加的,這種疊加作用將會導致總體場力的增強或削弱。

      2.多元系統場的作用方式分析

      由于構成系統場的場源要素眾多,而且這些場源要素又具有明顯的層次性特征,因而,這些場源要素對受控系統對象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

      (1)串行模式或稱遞進模式。這種模式表現為不同層次場源要素之間的作用關系,如三級場源、二級場源、一級場源之間的作用構成了一定的邏輯順序關系。這種遞進關系中某一場源要素的變化,不一定影響到系統對象的行為和效果,因為場源要素之間的這種結構特點,使得某一場源要素產生的影響力需要通過后續影響場的傳遞才能作用于對象系統,如果后續影響場存在“瓶頸效應”或“木桶短板效應”,則該影響場的作用力得不到傳遞或完全傳遞,從而不能改變對象系統的運行行為。

      (2)并行模式。這種模式主要表現為同一層次中的各個場源要素對場中對象系統的直接作用方式,如政策層次中的產業政策、技術政策、市場政策、資源政策等對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作用過程。并行模式中各要素影響場不構成邏輯順序關系,它們分別從不同的層面作用于系統對象,它們各自產生的影響效果之和就構成整體的影響效果。并行模式中是力量決定論,對系統對象影響力大的場,產生加強的影響效果,成為主要的影響場;對系統對象影響小的場,則產生較小的影響效果,成為一般性的影響場。

      (3)交叉互動模式。這種模式既可以表現為同一層次內部各場源要素之間的作用,也可能表現為不同層次場源要素之間的作用方式。這些要素影響場相互促進或相互抑制,從而不斷提高或抑制對系統對象行為的影響作用。交叉互動模式中,當某一影響場發生變化,會使場中受控系統對象的行為受到激勵或抑制;同時,這一影響場的變化會促進另一個或另一些影響場發生變化,從而又導致對系統對象的影響發生變化。如此交互作用,不斷影響場中受控系統對象的機制和行為。不同場源要素影響場之間的這種交叉互動作用是存在的,如制度和技術都是場源要素,它們的影響場之間就存在著明顯的交叉互動關系,在一定的時間內,制度的創新能使技術創新呈線性軌跡成長,而技術創新的自源性成長卻呈非線性成長,這兩種方式的結合使技術創新以更快的速度成長。一般情況下,制度創新是階段性的,即制度總是在一段時間內完成基本內容的創新,以后制度的完善是逐步的,這種情況使技術創新總體上呈現波動向上的運動趨勢。

      (4)協同模式。協同模式是指構成系統場各場源要素的影響場之間共同作用于受控系統對象,由于各影響場之間的配套和協作,產生大于各影響場獨立作用的效果之合,即I(x1+x2+…+xn)>I(x1)+I(x2)+…+I(xn)(式中I表示影響度)。如構成系統場的政策法規類要素、制度類要素和思想意識觀念類要素之間的配套協同性,能夠使得所形成的系統場場強增大和場力增強,對場中受控的社會經濟系統對象產生更大的影響效果,實現系統管理和控制的目的。

      3.場中系統對象的受控行為分析

      由以上的系統結構分析可知,一個完整的系統是由系統元、系統要素之間相互關系質的規定性和系統要素之間相互作用關系質和量的協調性三部分構成。系統要素之間數量和質量上的協調程度差異,形成了不同協調程度的等級序列,這些等級序列構成了系統的不同相態,具有相同功能性質的系統運行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同功能效果發揮程度,則反映了系統功能的不同勢態序列。通過系統場的設計和優化,目的在于構建基于系統場控的系統管理機制,使受控系統對象通過系統要素的相態躍遷,實現系統運行滿意的勢態效果,即實現系統運行較高的系統效率。

      系統場的構成要素包括思想、觀念、意識類第三層次場源要素、制度類第二層次場源要素、政策法規類第一層次場源要素和組織與監控類的運行操作要素,這些不同層次和不同性質的要素,對場中受控系統對象的作用方式和影響程度是不同的,政策法規類場源要素對系統對象產生直接的控制作用,這種作用是通過政策的引導力或稱拉力和各項法律法規的約束力來實現的;制度類要素屬于上層建筑層次的場源要素,它是通過不同的制度體制,如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市場體制、管理體制等為系統對象的運行提供了宏觀的社會經濟制度背景環境,它對系統對象作用是通過間接的影響力來實現其調控功能的;思想、觀念、意識、價值觀等第三層次場源要素是屬于文化層面的要素,它對系統對象的作用是通過營造一定價值取向的文化背景,影響系統對象中人的文化觀念和價值理念來產生凝聚力實現對系統的影響。這三個層次的場源要素中,越是處于較高層次的要素,對具體受控對象的作用方式越間接,但其影響程度越深遠。組織監控類要素不是構成系統場的具體場源要素,而是系統場發揮管理機制作用過程中的具體操作要素,它的作用是通過建立與系統場要求相適應的管理組織,來實施對系統對象實際運行行為的監督和控制,保障系統場的功能得到有效的發揮。區域社會經濟系統場構建及組織監控的實施,構成了對這一系統的系統場控過程,具體系統的場控作用方式如下圖(圖2)。

      系統場的建立及系統場控的實施,使系統場中的受控系統處于各種作用力的影響之中,系統對象的受控行為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系統對象在各種政策類場源要素影響場引導力的作用下,服從物理學中的合力規律,即平行四邊形準則,系統對象將沿著其合力方向運行;第二,系統對象在法律法規類場源要素影響場約束力及場控過程的監督控制下,會對其可能存在的負向力產生約束和抵消,消除系統負向力作用下的不良行為;第三,系統對象在制度類場源要素影響場影響力的作用下,會對偏離場向的力產生力矩作用,使其發生旋轉,最終與場性方向一致,增大系統目標方向上的合力;第四,系統對象在思想、觀念、意識類場源要素影響場凝聚力的作用下,會不斷調整系統要素之間相互關系的性質和協同量,使系統結構更加合理。

      三、區域社會經濟系統場控功能的規劃與設計

      1.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系統場控功能設計

      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系統場控功能設計包括系統場性(或稱場向)設計和系統場源要素體系設計兩部分:

      (1)系統場性設計。系統場性設計實際上就是設計系統場的作用方向和目標。系統場性對場中受控系統對象行為的影響和作用是很關鍵的,場性是否體現了科學的和正確的發展方向和要求,將直接決定系統對象的運行方向和效果。現實中,由于場性設計的不同,就會表現出逆向場和正向場的區別,當系統場性為積極、正確的方向,就會對場中系統對象運行過程中的逆向演生性產生抑制作用,使系統朝著高效率勢態發展;反之,當系統場性為消極、錯誤的方向,則會使系統對象的逆向演生性得到加強,而正向的發展要求會在場滯的作用下產生抑制作用,表現為管理機制對系統運行的阻礙作用,因此,一個逆向場的存在,比沒有系統場存在的情況更糟糕。系統場性設計的過程,實際上是在科學的、正確的思想、觀念、意識和價值觀的指導下,以制度條件為基礎,來合理規劃和設計系統場導向下的利益分配趨向。是系統場導向下的利益方向構筑,這種利益分配趨勢的導向,會使受控系統對象在其趨利性要求的作用下,向著引導的方向運行。

      (2)系統場源要素設計。系統場源要素設計是在既定的場性目標要求下,構建系統完善的場源要素,在這些場源要素所形成的影響場的作用下,引導和規范系統對象的表現和行為的過程。系統場源要素的設計要依據受控系統對象發展階段和運行的狀態特征來確定,當系統對象處于發展演化的質變階段時,此時的系統場設計不僅表現為一套全新系統場源要素的構建,同時要求構建者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預見性,才能準確把握未來系統發展變化的場性要求和場源要素匹配條件;當系統對象處于某一確定的系統特征尺度范圍內時,此時的場源要素設計任務主要表現為在既定場性目標要求下對場源要素的調整和完善。同時,系統場源要素的設計,依據場源要素的種類不同具有時間上的先后關系,對于政策類場源要素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這樣才能引導系統對象的未來走向;對于法律法規類場源要素,則往往具有一定的滯后性,是隨著受控系統對象在實際運行過程出現的不同問題,來不斷地規范和完善。

      2.區域社會經濟系統場控功能評價

      系統場的規劃和設計完成后,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和效果,必須要開展系統場控功能的預測與評價。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系統場控功能評價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1)系統場控功能實現效果的預測與評價。一種戰略的提出,一項政策的出臺,需要分析和預測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和效果,即戰略、政策實施的可行性研究。這一研究和評價過程包含實施方案的設計與優化、實施時機的設計和選擇、實施效果的預測與測算、實施風險的分析與評估等等內容。對于方案實施效果的預測與評價是其中的關鍵內容,這一過程既要包括正向效果的分析,還要包括不利影響的預測,在此基礎上,一般采用費用――效益或費用――效率評價方法,對其實施的損益程度進行客觀的評價和論證。

      (2)系統場場源要素的配套性和協調性評價。無論是新設計和構筑的系統場結構,還是在原有系統場結構基礎上的修訂與完善,都存在著場源要素之間的配套性和協調性評價。配套性評價是基于既定的場性目標要求下,不同層次的場源要素之間、同一層次的場源要素內部的匹配性和完善性要求,只有構筑起系統、配套的場源要素體系,才能形成同一目標導向上的影響場,對系統對象產生好的控制效果;協調性評價是指對新構場源要素之間,以及新構建要素與原有系統場要素之間的協調程度進行分析、判斷和評價,并通過對場源要素的調整、改造等途徑,消除它們之間的抵觸、沖突和漏洞,實現場源要素的和諧性和目標一致性,完善系統場的整體功能。

      3.區域社會經濟系統場控組織結構優化

      系統場構建及相應的評價論證工作完成后,接下來就是實施問題,即系統場發揮功效和作用的過程,這一過程中主要包括組織結構變革和管理業務流程再造兩個關鍵環節。

      (1)組織結構變革。系統場控體系建立以后,進行系統場控實施的組織結構設計已成為關鍵環節。一般情況下,場控實施組織結構的設計,往往是在現有組織結構基礎上,圍繞場控設計的功能和要求,對現有組織結構進行合理的重組與整合,使之適應新的戰略、政策、法規體現的管理程序和要求。我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實際上就是緊緊圍繞國民經濟系統發展方式和目標的重大轉移,對舊的經濟體制、管理體制、經營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和重建。伴隨著國家重大戰略調整,配套政策、法規的出臺和實施,國家先后多次進行了管理組織結構的重構和協調,使得各級管理組織職能能夠更好地適應新的管理任務要求,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區域社會經濟系統運行的場控實施和監督,涉及到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等不同領域,如何科學合理地設計系統場控實施的組織結構,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這一管理組織結構的規劃與設計,一是要明確場控職能實現的目標和要求;二是管理職能的科學劃分與界定,處理好管理職能相對完整和相關部門之間的協調問題;三是依據場控系統對象的運行目標和要求,規劃具體的管理點和監控環節;四是設置具體的管理職能部門和人員選配。

      (2)管理業務流程再造。基于不同的系統運行目標要求,其管理監控的職能要求和管理監控過程中的業務流程是不同的。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目標要求不僅僅是地區的經濟發展,還有社會的和諧穩定、礦產資源的持續供應和生態環境不斷改善。不同目標其相應的管理和監控的業務流程自成體系。而立足于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更高層次,其管理和監控的目標要求是在保障地區經濟發展基礎上各個方面目標之間的協調和共贏,這就要求必須站在這一大系統的層次,打破原來各自相對封閉的業務流程體系,開展大系統層次上的管理監控業務流程再造。這一過程包括如下方面的內容:一是系統場結構的分解和場控任務劃分;二是明確各項管理目標;三是制定具體的管理規劃;四是設計管理監控業務流程;五是管理監控過程的信息流向及反饋途徑;六是規劃業務種類和明確職責范圍;七是設計管理組織形式和設定職能部門;八是測算各職能部門的業務類型和業務量;九是確定各部門人員類型和編制;十是編制各部門管理監控工作制度和文件。具體實施過程如下圖(圖3)。

      四、區域社會經濟系統運行管理機制總體框架

      基于以上系統場不同層次場源要素構建的目標和要求,我國目前已經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以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協調運行為總體目標,從思想、觀念、意識等場源要素層次上,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規劃制定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從科學發展觀的觀念制定和實施了科技創新戰略;從協調發展的意識確立了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模式;從加入WTO的決策和實現,確立了融入全球經濟大市場的發展思路。從制度要素層次,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緊緊圍繞這一目標要求,開展了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管理體制等眾多體制方面的改革。可以說,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社會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制度貢獻占有相當大的份額。在以上要素的作用和要求下,在政策、法律法規層次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和調整,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適應我國不同發展階段要求的政策體系和法律規范。從系統場實施過程的管理和監控要求上,國家伴隨著經濟體制和管理體制的改革,對各級組織結構進行了大規模的機構調整和重組,使之更好地適應新形勢下的管理職能和功能要求。上述內容,構成了區域社會經濟系統運行的宏觀系統場控條件(圖4)。

      區域社會經濟系統是基于可持續發展基礎上,區域更高層次系統層面上的發展規劃,客觀上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宏觀層次的管理調控機制,以往基于子系統要素層次構建的任何管理機制,都不能夠提供這一宏觀層次系統運行的調控機能。區域社會經濟系統運行的宏觀管理機制是以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協調運行為目標,以社會經濟的總體戰略規劃為指導,以國家和地區持續的體制改革為背景,以宏觀政策法律法規調控為手段,以具體的組織管理和監控為保障。其中,政策法規機制是構成系統場控過程的直接場源要素,是構建系統運行管理機制的主體,它又可進一步以產業、市場、科技、消費四個方面為基礎,形成產業政策法規機制、市場政策法規機制、科技政策法規機制和消費政策法規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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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the Managing Problems of Regional Social & 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Systemic Fields Controlling

      YanJunyin1,Ma Lusui2

      (1.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2.Children’s Hospital of Hebei, Shijiazhuang050031, China)

      社會經濟關系范文第2篇

      關鍵詞:室內設計 設計風格 社會背景

      中圖分類號:TU2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8(a)-0234-01

      1 室內設計風格的含義和分類

      1.1 室內設計風格的含義

      風格一詞原指一個人的“風度品格”,后來逐漸可以用來指文章的“風范”和“格局”。在建筑和室內設計領域,風格這個詞語大家已經耳熟能詳。可以認為室內設計風格是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通過對設計作品的個性化特征進行提煉后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象征性和代表性的設計做法。室內設計風格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它不僅具有一定的物質表現形式,還承載和表達一定的精神內涵。

      1.2 室內設計風格的分類

      目前室內設計行業從業人員對室內設計風格的劃分不夠規范也不夠統一,有人將室內設計風格劃分為:傳統風格、現代風格、后現代風格、自然風格以及混合型風格等五類[1]。也有人將室內設計中常見風格概括為古典風格、樸素風格、精致風格、自然風格、輕快風格、柔和風格、優雅風格、都市風格、清新風格以及中式風格等十種[2]。

      但這些劃分方式都沒有形成一定的系統,有的甚至自相矛盾。若要以這些分類來概括所有的室內設計風格,則多少有點經不起推敲。筆者認為室內設計既然是一種相對固定的設計做法,其風格劃分方式就可以因時空和對象的差異而多種多樣。按照國別劃分室內設計可以分出:中式風格、美式風格、日式風格等。按照時代劃分可以分出:古典風格、傳統風格、現代風格、復古風格等。按照建筑流派劃分有:巴洛克風格、洛可可風格、哥特式風格、新古典風格等。當然,根據需要我們可以對室內設計進一步進行細分,如將中式風格劃分為秦漢風格、隋唐風格、宋元風格、明式風格、清代風格等。

      2 社會背景決定室內設計風格

      室內設計不能脫離社會背景而存在,每一處室內設計的經典案例都是在特定的時間、地點中產生的。受同一社會背景下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綜合作用,這些相對固定的時空中所產生的室內設計就自然的體現出一些共性特點。當這些特點獲得充分的提煉和概括,就形成了一定的室內設計風格。

      2.1 政治背景與室內設計風格的形成

      不同的階級構成和政治狀況對室內設計風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當一個國家政局穩定的時候其室內設計越追求安逸與享受,當政局動蕩的時候室內設計則顯得簡潔而又注重功能。在階級社會,由于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社會地位不同,室內設計體現出貴族化和平民化的差別。也因此產生了奢華的巴洛克、洛可可風格的室內設計和田園風格、自然風格室內設計的差別[3]。

      2.2 經濟背景與室內設計風格的形成

      生產力狀況、技術狀況以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對外貿易狀況對室內設計風格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響。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洞穴建筑、原始木構架、樹屋等建筑的室內設計只能體現最原始的設計特點,而當技術進步帶動經濟和貿易發展的情況下,室內設計就可以體現出多樣化的特點。明式風格的室內設計就與明朝與南洋的紅木貿易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可以說沒有南洋的紅木進口就不足以成就明式風格的室內和家具設計。

      2.3 文化背景與室內設計風格的形成

      風氣習俗、審美偏好和文化傳統也是室內設計風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基于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不同民族對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理解。這一點可以較明顯的體現在色彩的選用上[4,5]。伊斯蘭教地區的人們喜愛綠色的屋頂,大乘佛教受到皇家的庇護可以使用最尊貴的黃色屋頂等是文化影響風格的例證。此外,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文化有其各自的特點,反映在室內設計中就可以形成不同的室內設計風格。文化背景對室內設計風格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3 所有的室內設計風格都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

      一種室內設計風格形成是社會背景長期作用于室內設計和室內設計者的必然結果。古今中外所有的室內設計風格其形成的過程,都離不開自己獨特的社會背景。[6]即使兩種外在表現很相似的不同室內設計風格,其社會背景也必然有一定的差異。比如,同樣稱之為中式風格的室內設計因南北方差異、東西方差異、民族差異和時代差異而體現出各不相同的中式特點,他們分別形成了具有不同中國特點的多種風格。文化深厚、地大物博的華夏大地上每一種“中式”室內設計都有特殊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內涵。是基于不同社會背景的“中式”室內設計元素共同承載了“中式室內設計”。我們不難得到這樣一個結論:所有的室內設計風格都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

      4 室內設計風格可以反映社會背景

      室內設計風格產生于一定的社會背景之下,具有外化的能夠被人們觀察或感知的物質表現形式。通過在室內設計中運用這些表現形式,能夠讓人們對運用這一形式語言的室內設計風格產生諸多聯想。室內設計風格通過人們的文化積累和習慣認識,將設計風格的社會背景傳遞給受眾。

      當人們看到一處典型的中式室內設計時,會產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聯想。將這一中式風格的室內設計定格于某一具體的時代或者某一具體的民族,就能夠從這一風格中體會到更為典型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特點。如在茶室書齋設計時使用江南格調的室內設計,而在賓館酒樓設計時使用北方皇家氣派的室內設計風格。如此,運用室內設計風格所反映的社會背景為室內設計師傳情達意服務,使室內設計從外在的物質層面提升到內在的精神層面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

      5 結語

      室內設計風格是一個地區、一個時代或一定范圍內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室內設計做法。室內設計風格的產生離不開一定的社會背景作為其基礎,同時其運用過程中又能反映這一風格產生時的社會背景和時代特點。室內設計是具有創造性的設計活動,結合業主的需求和建筑的特點運用不同室內設計風格來進行設計,可以使業主獲得共鳴,使建筑具有更強烈的感染力。

      參考文獻

      [1]王奕.室內設計淺析[J].群文天地,2011(12):103.

      [2]沈佳琪,蔣南方,徐時程.“80后”小居室室內色彩設計[J].大舞臺,2011(1):73-74.

      [3]朱虹.巴洛克的起因與基督教[J].思想戰線,2009(S2):13-14.

      [4]喬紅娟.室內空間設計的形式法則[J].山西建筑,2006(8):54-55.

      社會經濟關系范文第3篇

      統計學在現代社會經濟中得到廣泛地運用的發展,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和手段。統計學與社會經濟存在著密切聯系。本文通過分析統計學與社會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將統計學更好地運用到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

      【關鍵詞】

      統計學; 社會經濟; 關系

      1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為收集經濟數據提供必要的方法

      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立經濟數量模型,開展定量分析。因此首先有必要收集必要的經濟數據。經濟統計學給出了各種經濟統計指標的科學定義和計算口徑,給出了具體收集各種指標的方法和途徑。離開了統計學的支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能夠真實反映客觀世界的經濟數據。

      1.2 為總結和提煉客觀經濟現象的數量變動規律提供方法

      社會經濟的個別現象受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了相當多的偶然因素,只有通過統計的大量觀察法,才能從偶然中發現必然,總結出現象變動的數量特征。微觀經濟學中著名的恩格爾曲線(Engel’s curve)與宏觀經濟學中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 ,就是通過統計觀察發現數量特征的典型事例。

      1.3 為檢驗經濟學理論的真實性和完善程度提供方法論基礎

      任何經濟理論都只是相對真理,只能在特定的歷史階段較好地解釋某些經濟現實。因此需要人們利用經濟數據去檢驗這些理論是否能夠與實際情況相符。這種分析被稱為實證分析。實證分析所獲得的新知識常常為實質性學科的研究開辟新的領域,例如消費函數。

      2 社會經濟統計研究成果的評價標準

      美國著名統計學家Tukey1962年發表了題為“數據分析的未來”的長篇文章,論及對數理統計研究的評價標準。對分析數據工作有無直接作用。是否發明了新的統計方法或者將一些統計方法組合應用于新的領域。對分析數據工作有無間接作用。雖然未發明新的統計方法,但就學科的理論框架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為學科的發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開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領域。如費歇在1921年發表的題為《理論統計學的數學基礎》和1925年發表的題為《點估計理論》的文章,雖則并末提出新的統計方法,但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主導了以后許多年的數理統計學的研究思路影響延續至今。成果的數學水平。解決或推進有統計學背景的數學問題方面有獨到和創新之處。

      對于社會經濟統計研究來說,衡量社會經濟統計研究成果也可以有類似的三個標準:

      第一,經濟學標準。通過對經濟數據的分析,發現了新的經濟規律,或者是很好地論證和說明了某種經濟現象發展的趨勢和數量變動規律。

      第二,對經濟數據分析工作的直接作用。提出了新的經濟指標及其核算方法、發明了新的分析方法或者是將產生于其他領域的方法成功地應用于經濟社會領域,或者是巧妙地結合運用已有的方法等等。

      第三,對經濟數據分析工作的間接作用。雖然未提出新的方法,但就學科的理論框架進行有益的探討,為學科的發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開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領域。關于大統計學科的討論等等,經濟統計領域大國民核算體系的提出等等也屬于類似的工作。

      長期以來,我國的數理統計學界,采用發展純數學的方法去發展統計學,特別是在成果評價方面,重理論輕實用。這種“政策導向”使許多數理統計學者對實用問題不感興趣。研究內容流于空疏,無補于實際。

      我國的經濟統計學界沒有很好地將現代統計方法應用于社會經濟領域,去得到一些非統計專業的經濟學者難以得到的很有參考價值的定量分析結論。因此,難于獲得社會的支持。使學科發展的“良性循環”無法形成。相當一部分經濟統計學論文的統計特色不夠鮮明,不會江統計學深入運用到社會經濟領域。與經濟學其他學科的研究沒有明顯的區別。個別論文甚至只有文字的論述或數學公式的推導,而很少統計方法與統計數據的應用。

      3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正確運用

      3.1 堅持統計學的正確方向

      對社會經濟進行研究時,需要應用通用的統計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密切結合有關經濟理論,建立和完善以有關經濟現象為對象的特定的統計方法。因此,搞經濟統計時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經濟理論,而應該從我國國情出發,要密切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將研究適合經濟領域特有的統計方法作為研究的重點,同時積極參與重大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發揮經濟統計學的作用。

      3.2 經濟研究最重要的是經濟思想而不是數學公式

      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經濟學家的水平,也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論文質量高低的標準。我們在對社會經濟進行深入研究時,不能將簡單問題復雜化,不注意問題的實質和方法的適用條件,片面追求復雜的方法和復雜的模型。我們應該找的最佳的方法和手段來解決復雜問題。

      3.3 重視社會經濟思想的運用

      在肯定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需要指出:經濟學不是數學。在經濟研究中,經濟思想是最重要的,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想法的工具。經濟學的主要領域是靠經濟學知識而不是數學取勝。

      【參考文獻】

      [1]陳希孺:數理統計學及其與社會經濟統計學的關系[J].中國統計,2001年第7期。

      [2]余明江:統計學基本理論問題的再認識[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2年第1期。

      社會經濟關系范文第4篇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經濟績效,辯證關系,企業社會績效

      近年來,在和諧社會不斷發展的進程中,判定企業的成功的方法和標志在發生著改變。從曾經局限于單一的企業經濟效益等指標上,到現在包含著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績效,也就是說一個企業成功與否不僅要考量其是否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還要證明其是否對社會做出了貢獻。這就要求企業不僅僅佇立于傳統的產品、項目、市場中,而要兼顧到各方利益,例如政府、媒體和社會大眾等。但是就目前中國的企業來看,許多企業并不能認識到維護企業社會關系會給企業帶來收益,而更多的是不愿耗費人力、物力、財力來維護與社會的關系,這就使中國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往往處于不利的地位,特別是針對國際市場的開發問題就更為顯著了。中國企業之所以出現忽視企業社會關系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業并不理解企業社會關系的內涵,以及它與企業經濟績效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就企業社會關系和企業經濟績效的關系作為解析對象,從多個角度多個因素來展開研究,剖析兩者之間存在的關系并為企業應當維護社會關系提供理論依據。

      有學術界的專家認為,企業的社會績效包括企業的社會責任,在本文中,將企業的社會績效與企業的社會責任統稱為企業的社會關系。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文獻資源

      在中國的文獻中,針對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經濟績效關系的研究比例相對較小,即使有一些也是針對一個短時期范圍內的實例,即觀察一個企業在一年之內的社會責任和經濟績效目標之間的關系。在近期的文獻中出現了一些時間跨度較長的觀察研究,來證明一個企業如果長期佇立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會給企業的經濟績效帶來重要的發展資源。還有一些文獻是通過研究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在消費者中產生影響,間接的影響企業的經濟績效,以此來證明二者之間的關系。有研究發現,消費者對于承擔社會責任較少的企業往往存在抵觸排斥的心理,對于同種商品的消費需求,消費者多數會選擇承擔社會責任多的企業,因為這樣的企業在消費者心中的品牌形象健康陽光,社會責任的承擔成為了企業無形的資產,為企業帶來了額外的價值。

      二、企業社會績效的相關評定

      從目前來看,學術界關于企業社會績效的界定有很多種,西方學者把企業的社會績效和企業的經濟績效定位為三種關系,即負相關、正相關和中立相關。雖然學術界對于企業的社會績效一直處于不斷研究中,但是目前還沒有一種定論被廣泛認可。從總體上來看,對企業社會績效的評價存在兩種模式,一個是過程模式,一個為結果模式。過程模式將企業社會績效定義為“是包括企業社會責任、社會反應的過程,企業政策、與利益相關者關系等要素的總體輪廓”。而結果模式對于企業的社會績效則是強調內部利益相關者、外部利益相關者和外部制度影響的結果。例如企業是否違法經營、是否造成環境污染、是否歧視外來員工等等,來作為企業社會績效的評判。

      三、 企業的社會關系與企業的經濟績效有何關聯

      (一)處理好企業的社會關系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經濟績效

      有西方學者認為,好的企業社會關系可以導致企業經濟績效的提高。這種理論是基于成本角度來解釋的。企業的成本有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兩種,顯性成本是指企業日常進行經營運作所支出的財務費、材料費等;隱形成本則是指企業因一些其他原因所花費的成本,例如企業由于污染環境而遭受到的有部門的罰款等。這種理論認為,如果企業滿足了利益相關者的要求(如政府有關部門),就可以避免由于正式化的契約遵守機制(如法律法規、政府機制等)而造成的隱性成本。有些時候,企業投入的隱形成本減少就會給企業帶來更多的顯性成本,但是從長期來看卻會給企業帶來更多的經濟績效。例如國家要求企業進行環保生產,企業就要加大顯性成本來投入生產,這樣一來降低了企業的隱性成本,給企業帶來了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契機,換句話說用有形的資產換來了無形的潛在收益。

      (二)處理好企業的社會關系和企業的經濟績效是良性循環

      企業的社會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企業管理者的重視和支持,原因在于他們沒有看到企業的社會關系可以為企業的經濟績效帶來提高。就拿企業的社會責任來說,很多企業在權衡利弊的時候最質疑的一點是企業為此投入的資源是否能帶來回報,企業一旦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就會很大的增加企業的顯性成本,害怕企業會因此被激烈的市場競爭所淘汰。例如,企業承擔了社會責任,將成本大增,為了獲取經濟效益,企業所生產的商品也就分攤了高成本,價格就會上升,相對于同種商品那些沒有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就不會提高商品價格,而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就失去了價格的競爭優勢。

      上述的例子很容易的就證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會造成經濟績效下滑的局面,但是事實上是不對的。企業的顯性成本并不能單方面的決定企業經濟績效的好壞,而是企業收入和產出的比。然而影響企業收入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消費者,有很多國外的學者研究證明,企業的社會關系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消費者對于企業商品的購買決策。相對于社會關系不好的企業,大多數消費者會選擇社會關系好的企業,一個企業社會關系處理的好可以在極大程度上吸引消費者,帶來經濟收益。更多的經濟收益也可以支撐企業維護好社會關系,這樣就造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總結:企業的社會關系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企業的經濟績效,主要原因是企業處理好社會關系可以在社會上得到潛在資源,如政府的支持、政策的青睞,以及由口碑賺取的更多的消費者。然而更多的企業經濟績效也會支撐企業維護社會關系,從長期來看,會使企業走上良性循環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社會經濟關系范文第5篇

      前引:自由的兩種形態———個體自由與社會自由

      自由始終是以人為主體和中心的。對自由含義的認識,也必須從人的角度來思考。人類社會是由個人以及由個人以一定的社會關系為橋梁進行結合而形成的各類組織和團體組成的。其中,個人處于最基礎的地位,是組成社會最基本的主體要素。正因為如此,自西方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以來,人們更加注重的是對個人自由的探討。然而,僅僅著眼于個人的自由是片面的。一方面,人類社會的主體架構顯示,如果要探討人的自由,就必須從組成人類社會的全部主體出發,而不應當只論其一,而不及其余;另一方面,由于主體之間的共生性,個人自由始終是與團體和社會的自由聯系在一起的,離開團體和社會的自由談個人自由,或者離開個人自由談團體和社會的自由都是片面的。

      因而自由本身包含著兩種形態:一是個體自由。它由個人自由和團體自由組成①,是在近代以來個人逐漸擺脫對共同體的依附并要求獨立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個體自由首先是一個消極性概念,意指外界人為的奴役、強制或壓迫的不存在,其目的是保護處于弱者地位的公民不受他人尤其是權力組織的侵犯,使每個人都能獲得相對獨立自主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其次它還具有積極性的涵義,意指主體根據自己意愿做或者決定做某事,從而肯定了主體的創造性,是對上述消極性含義的超越。

      二是社會自由。早在19世紀,人們在論及個體自由的同時,就涉及到社會自由的問題。例如密爾認為,對于一個民主的現代國家來說,光有一種自由的政治制度還不夠,必須輔之以一個自由的社會。但社會自由不僅僅是一種信念,它更是指在個體自由的基礎上,社會各領域都普遍存在的自由狀態。或者說,社會自由意味著個體在享受自由的同時,其所歸屬的群體乃至整個社會同樣享受自由,這表現為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獲得自由和全面的發展,進而使整個社會呈現自由、和諧的狀態。因而社會自由的實質是一種和諧的自由,它體現著個體性與整體性的協調統一,是一種高境界的自由。

      社會是有機的整體,任何個體的自由都不能與社會的發展相悖,個體自由只有與社會自由相一致才是維護個體自由的重要保障。但強調社會自由并不是抹煞個體自由。個體自由是社會自由的基礎,社會是由諸多個體組成的,沒有個體,就不可能存在社會,以社會自由為借口,漠視個體自由的價值,甚至犧牲個體的自由,其結果必然是背離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抑制、削弱社會的活力而無法實現社會自由。

      一、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追溯及法律結構的劃分

      (一)個人主義基礎上的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及公私法的劃分

      在西方,市民社會自11世紀開始興起。至18世紀,在日益提高的生產力水平和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雙重作用下,商業財產、勞動方式等等市民社會的構成要素逐漸獨立,市民社會的政治性質也隨之消淡,與政治國家日益呈分離之趨勢。在國家與社會分離的情況下,市民社會以個人主義為基礎,以自由為存在條件和基本要求,不受國家干預、獨立的存在。但同時,市民社會的發展又需要國家創造并維系具有普遍性的制度以保證其成員的人身和財產權利不受侵犯。但此時國家只是為了維護個人自由而存在的實體,只是一個必要的惡。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實際上是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進行的,其實質是公共權力與私人自律,個人與政府、自由和權威的二元對立和相互制約。

      這種分離必然對法律制度產生巨大的影響。它使得私法從公、私法不分的封建法制中分離出來,為建立了公法與私法分立的二元法律架構提供了制度基礎。在這種二元架構中,國家和社會分離的個人主義理念深深反映在其中:公法作為限權法,將公權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并使其按照一定程序運作,從而最大限度地制止國家干預,保障個人自由;私法則直接對個人自由的予以關照,賦予個人在規則范圍內的廣泛權利,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竭力排除國家的參與。這顯然表明了傳統公、私法有著保障和實現個人自由這一相同的旨趣。

      (二)國家和社會的融合與二元法律結構的失衡

      正如羅爾斯所說,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去擁有可以與別人的類似自由權并存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②。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社會分工日益復雜化、專業化。由于每個人在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鏈條中的位置和作用不同,因而形成了主要由職業特性所決定的各種不同的利益共同體,進而導致社會成員的分層和分化③,形成不同的利益群體或價值共同體。個人與群體的聯系如此密切,以致對個人自由的追求往往是與所屬群體的自由緊密結合在一起。在實現個人自由的過程中,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必然會存在著矛盾。人類為滿足自己需要而為的個體行動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產生不利的影響,妨礙他人的自主行為,進而壓制了他人的自由。某個別主體的自由對其他個體來說,可能就是不自由甚至強制。這種個別情況在整個社會上蔓延開來,便導致社會的混亂和社會自由的喪失。這在經濟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由于社會經濟集團的經濟社會力的集中,傳統的自由制度遭到了破壞④。沒有財產、經濟上不能獨立的弱者"再也不能依靠參與以合法形式組織起來的貨物和資本流通過程來獲取私人生活的社會條件"⑤。而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國家與社會分離的既定制度安排使得社會各領域的矛盾沖突無法在私人領域內獲得解決,這就必須"經由國家通過公權力對私人經濟生活的介入才能將私域中形成的各種沖突調和起來"⑥,從而導致國家與社會由分離走向融合。一旦介入市民社會,國家就不單單是一個守夜人,其社會職能得到進一步擴展,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國家與社會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意味著人們越來越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思考和解決社會發展帶來的種種矛盾沖突。例如,國家在發揮其維護市場秩序功能時,總是著眼于市場整體,考慮所有市場主體的共同利益,而非某個別市場主體的利益;在發揮維護可持續發展功能時,國家總是著眼于人類社會的整體,考慮到包括未來社會在內的所有人而非某一特定階段、某一代人的利益。

      隨著國家與社會的融合,傳統公、私法劃分的基礎逐漸消解,并越來越凸顯出各自的缺陷。例如,從經濟發展的內部協調來看,傳統公私法無法解決個體經濟自由與宏觀經濟失序的矛盾,無法解決自由競爭與整體市場秩序的矛盾;從社會發展的外部條件來看,傳統公私法無法協調人類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保護的沖突,無法消彌日益加劇的代際利益分化。簡言之,傳統公私法可以保障和實現一定范圍內的個體自由,卻無法協調不同主體之間個體自由的沖突,無法實現個體自由的普遍化和最大化。當制度不能解決這一問題時,社會結構就會失去平衡性、穩定性和秩序性,社會危機就會產生。

      這就迫使人們沖破傳統的制度模式,去尋求新的制度體系,從而直接導致了公法的私人化和私法的公共化的雙向的交互運動過程的出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公法對私人活動的控制增強,從而限制了傳統私法自治原則,公法介入私法領域的范圍越來越廣,絕對不受干預的私法領域已經不再存在。二是私法精神不斷地向公法滲透,并越來越多地體現在公法領域中,使公共機構按私法要求執行公共職能。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這一社會現象都是以整體主義為基礎的。通過公私法的滲透,在私人領域無法解決的個體自由之間的沖突得到一定程度的協調和解決,從而能夠在最大范圍內實現個體自由,以達致社會的普遍自由。

      實際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融合本身就意味著對個人主義的揚棄,公法與私法的相互滲透也意味著對自由追求的升華。隨著社會的發展,對純粹的、個別的自由的追求已被拋棄,人們更加注重的是個體自由的普遍化、最大化以及社會自由的實現,這不僅僅是時代的進步,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法律結構的整合與經濟法的社會自由觀

      傳統公法與私法的彼此滲透和融合從法律理論和體系結構中為新興法律部門開辟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并促使了兼具兩者特征的社會法域的出現,社會法域這一現象廣泛分布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當其發生于經濟領域時,就直接導致經濟法的產生。也可以說,正是由于個體自由理念向社會自由理念的轉變,促使了公私法的融合并進一步導致了經濟法的產生,因而經濟法直接秉承了社會自由這一理念。

      在經濟領域,當個體自由完全由單純的市場機制調節時,往往會產生諸多問題。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條件下,由于充分的競爭,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甚至不同類型的市場主體必然會向兩極化的趨勢發展,即強勢區域、部門和群體的競爭力愈來愈強,而弱勢區域、部門和群體則對諸如信息、生產資料等經濟資源的擁有日益匱乏。這樣在競爭過程中,強勢主體憑借其擁有的市場優勢,往往能夠在形式上不違背傳統私法機制的前提下,在實質上濫用其自由權利,限制弱勢主體的經濟自由,從而使得小部分主體的自由得到了不合理的擴大,而大部分主體的自由無法得以實現,更談不上社會自由的實現。但傳統私法僅僅從個體出發賦予市場主體自由,而未考慮這種個體自由是否與社會自由相沖突。這就導致以民商法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無法協調不同經濟主體之間自由權利的矛盾、無法抑制經濟主體對其自由權利的濫用而使得自由市場經濟往往存在著壟斷、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的不完全性等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反過來又大大制約了個人自由的實現。但這種惡性循環僅僅靠市場機制自身是無法打破的,只有依靠外在的力量才能夠解決。經濟法能夠站在社會整體的高度,以社會自由為出發點和目標,對個體自由之間的矛盾進行協調,抑制自由的濫用。因此在經濟法領域,自由不再是直接的、絕對的個體自由,當然經濟法也并不是以犧牲個體自由去爭取社會自由,而是通過協調個體自由的矛盾,抑制個體自由的濫用以達到個體自由的升華、實現社會自由,從而反過來又增進個體自由。

      這一獨特的自由價值取向體現在經濟法的各個領域。首先,在宏觀經濟領域,只有國家才能依憑所擁有的豐富資源,通過宏觀調控的方式克服市場調節機制固有的缺陷。經濟法通過規范宏觀調控行為,使國家的宏觀調控職能制度化、法律化,同時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因而經濟法能夠站在社會自由的角度對國民經濟的整體運行進行調節和控制,從總體上協調和整合不同區域、不同部門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避免經濟發展發生區域性、部門性的傾斜,促進經濟發展的均衡化,最終實現社會整體經濟發展的普遍自由狀態。

      其次,由于國家與社會的相互滲透和融合互動,在中觀經濟領域,一類新型的社會主體———經濟自治團體逐漸興起。經濟自治團體是連接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橋梁。它的出現使得國家與社會之間建立了一種功能上的互補機制和互動結構,形成了其與政府之間、與其成員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一方面,經濟自治團體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原應由國家履行的經濟功能,在滿足社會經濟多元化要求的同時,可以通過其自我保障機制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國家權力,為國家不恰當地介入私人領域設置了一道屏障,有效地維護了其成員的自由權利,進而促進社會自由的實現;另一方面,經濟自治團體是市場主體組織化的結果,它可以通過自律機制和協調機制來有效解決各成員之間自由權利的矛盾沖突,有效地制約了市場的盲目性等缺陷,從而實現個體自由的最大化。簡言之,經濟自治團體能夠以社會自由為導向,溝通、協調和整合個人與團體、團體與社會以及社會與國家間的關系。正是在此意義上,作為經濟法主體的經濟自治團體表明了其存在的現實合理性,凸現了經濟法的社會自由觀。

      再次,自由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只有自由競爭、自由經營才能促進經濟資源在不同社會生產部門之間流動,促導生產技術和經濟組織結構的不斷改革,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然而絕對的個體自由只能破壞自由競爭機制,給社會中的弱者帶來不自由和不平等。在微觀市場領域,經濟法能夠通過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等法律機制限制強勢主體的自由權利的濫用,通過市場主體保護機制協調主體間個體自由的矛盾,從而使更廣泛的主體享有自由權利,促進個體自由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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