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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經濟關系,就是反映社會經濟制度本質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生產始終是“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90頁),因而人們在生產中必然發生構成這種社會形式的獨特的經濟關系。這類經濟關系的實質和基礎是所有制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生產成果的分配方式。正是這類經濟關系決定了生產的目的,即生產是為誰的利益進行的,決定了社會的階級結構。每一種社會制度都有它固有的與其他社會制度相區別的社會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構成了該社會經濟制度的質的規定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斯大林指出,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完全以生產關系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由此確定了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五種社會經濟關系,規定了五種社會形態。
2.組織經濟關系,就是在具體組織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過程中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這類經濟關系反映在經濟運行、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它說明的是各種生產要素相結合的具體形式和特點,如勞動的分工、專業化和協作,企業的經營形式和管理方法,調節經濟運行的計劃手段和市場手段等。這類經濟關系,一方面是適應生產一般的需要,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會制度之中,顯示出超越社會經濟關系的某種共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受到社會經濟關系的制約,因而必然要反映和體現社會經濟關系的特點和要求,成為社會經濟關系的具體實現形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生產關系(經濟)是指在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上進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以及在這些活動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反映社會經濟關系的共性,生產資料所有制體現社會經濟關系的特點和要求。
二、生產關系兩層次的區別和聯系社會經濟關系和組織經濟關系既有區別又有聯系。
1.二者的區別:不同的社會經濟關系是不同的社會經濟形式在經濟上的質的規定性,是不同社會經濟形態根本區別之所在;組織經濟關系的許多內容往往是不同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顯示出它們之間的共同性。
2.二者的聯系:社會經濟關系和組織經濟關系是密切聯系的,兩者是一種從屬關系。社會經濟關系反映的是社會制度本質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組織經濟關系反映的是人們在具體的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相互關系。前者是決定性的,后者是從屬性的,是前者的具體實現形式。
三、正確理解生產關系兩層次的意義
1.有助于我們從根本上理解“兩個基本點”的內在統一性。“兩個基本點”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反映了社會主義制度區別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從經濟上來說,它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反映社會制度本質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即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等。我們的改革(開放也是改革)是改變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對象和內容是在具體的經濟運行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所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是兩個層次的問題,非但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促進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改革開放規定了正確的方向,是改革開放得以健康順利發展的保證;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有助于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可見,分清生產關系兩層次,有助于我們從根本上理解“兩個基本點”之間的內在統一性。
一、大數據的概述
對于大數據而言,人們主要是在數據模塊的方向進行問題的解釋及分析,由于大數據存在著巨大數據控制的特點,使其海量的數據資源以及數據模塊會按照數據庫的基本需求,進行數據資源的整合及管理運用。因此,在大數據運用的背景下,只有將數據對象、應用以及技術等內容的綜合性分析,才可以體現大數據的基本價值,實現大數據背景下,社會經濟的穩定創新。
二、大數據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
(一)大數據的開發促進產業革新
伴隨大數據時代的發展,產業升級、產業創新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保障。在研究中可以發現,大數據所涉及到的領域相對較多,而且在產業資源整合中也蘊含著較大的能量,同此,通過大數據資源的開發,可以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在大數據資源運用中,可以實現對大數據產業、數據分析以及書評平臺等資源的整合,優化項目決策服務機制,通過數據化學、數據材料以及數據制藥等新興產業的擦護功能性,滿足新時代產業的基本需求,并在此基礎上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改革。
(二)大數據的開發激發產業經濟
在大數據資源開發中,其技術內容的創新不僅可以形成全新性的產業形態,而且也可以通過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分析,為社會經濟創造出更大的發展價值。在宏觀角度分析中,我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背景下,會將大數據資源運用在工業化、城鎮化以及農業現展的背景下,通過對大數據資源平臺的構建,可以明確產業的發展方向,滿足大數據結構調整的新產業、新模式以及新服務等需求,提升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在微觀角度中分析,大數據的開發及運用需要將企業經濟決策水平作為基礎,通過對企業經濟效益的綜合性分析,認識到客戶的心理特點、運用習慣以及消費理念等,實現產品項目研發的科學性及系統性,滿足大數據時代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需求。
(三)大數據的開發提升了安全保障
通過大數據資源的分析可以發現,大數據內容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影響著社會經濟的穩定運行,同時也是國家發展中的戰略性維護目標。通過大數據開發系統的構建,可以全面提升國家安全保障機制,提升安全問題的應急處理能力,從而為大數據背景下信息資源的運用提供有效支持。例如,在國防以及反恐中運用大數據,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的構建以及信息內容的整合分析,提高國家信息的安全保障能力。同時,在大數據開發以及資源運用中,需要通過對產業控股狀況的分析,進行企業安全定量評估的問?}整合,通過對企業宏觀、區域以及行業保障關聯性的分析,降低政府的債券以及融資管理平臺,從而為社會的經濟發展提供安全、有效的保障。
三、應用大數據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創新思路
(一)加大信息資源的投入力度
在大數據發展的背景下,為了實現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以及積極創新,需要將互聯網、物聯網以及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的有效融合,完善大數據產業鏈背景下的基本結構。對于大數據生產鏈而言,其主要包括了對產品的出售、分析以及加工等。伴隨商業管理以及商業活動的活動開展,電子商務形式也得到了熱門的廣泛運用,所以,在該種環境下,需要通過個性化服務活動的開展及時進行經營策略的準備,實現信息資源整合的個性化。同時,在大數據互聯網技術以及網絡環境結合中,需要積極開展精準營銷的活動內容,通過對大數據技術以及互聯網技術的分析,優化數據資源的分布,保證信息資源整合以及項目資金投入的完善性。
(二)構建協同化的大數據與社會經濟整合理念
伴隨社會經濟的運行及發展,創業產業為了更好的自身的發展需求,需要在管理工作關心以及資源網完善的同時,構建系統化的工作管理體系,充分彰顯出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交流價值。同時,在社會經濟轉型以及資源優化發展中,也需要通過對數據資源的御用,明確大數據戰略化的發展目標,并在經濟發展以及轉型發展的同時,建立創新性的大數據服務管理機制。在大數據資源整合的過程中,需要將大數據作為基礎,通過對電子信息、生物醫藥以及新材料等內容的研制,提升產業的結構價值,實現企業的穩定轉型。
(三)發揮大數據對社會治理的創新作用
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社會治理數據展現出可獲得性以及逐漸擴大的發展趨勢,通過對治理數據輸出、分析以及儲存等內容的設計,實現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例如,大數據背景下,通過數據平臺的構建,可以為用戶營造良好的溝通交流環境,充分保證貨物供應以及交貨的正常進行,同時,也可以通過對大數據資源開發的問題分析,滿足金融機構大數據的跟蹤分析機制,提升了企業的經濟形象,市場了企業的資本活力。
一、明朝的貨幣金融制度與政策
在歷史發展中可以看出,貨幣金融在各個方位都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產生著重要的影響。貨幣本身的變革運動就是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反映,是社會是否發達或者發達程度多高的外化物。在明朝建立的初期,明太祖朱元璋鑒于以往朝代的經驗,發行了寶鈔,這樣做的目的是想建立一個寶鈔貨幣金融體系。為了保證這一整套的貨幣制度與政策的不斷推行,也為了保證制度實施的順利,這個時期,國家開始采取一些強制性的政策和相關措施。但是這個時期國家的努力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取得的效果微乎其微,大明寶鈔貶值的速度很快,慢慢地退出了貨幣流通的領域。與此同時,在唐朝宋朝以來就實行的貨幣,也就是白銀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后又逐漸地活躍起來,慢慢地成為明朝的主導貨幣,這個時候,明朝國家就迫不得已地頒布相關法律,在法律上承認了白銀貨幣的合法地位。唐宋以來就取得一定貨幣地位的白銀經過一段時期的蟄伏后崛起,最終成為主導貨幣,明代國家不得不以法律形式承認白銀的合法地位。白銀貨幣化的完成導致社會商品經濟、價格衡量尺度和貨幣信貸等方面均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如錢莊、信用票的普遍出現和興起,這些新的變化最終導致國家與社會在諸多方面都隨之發生深刻變動。貨幣金融制度,也可以叫做幣制,主要是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用法律的形式明文規定的一種組織形式[1]。通常意義上,貨幣經濟學認為國家貨幣制度主要由確定貨幣材料、確定貨幣單位、確定流通貨幣種類、規定不同種類貨幣支付能力、管理不同種類貨幣的鑄造和發行等要素構成,具體到中國的貨幣流通的主要組織形式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內容:有關貨幣金屬的規定、有關貨幣單位的規定、各種貨幣的鑄造、發行與流通程序、金準備制度等。
二、明朝貨幣金融發展變遷
1.明朝貨幣金融發展的第一階段———大明寶鈔。明代的貨幣形態繁多,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的各種貨幣形態,明代基本上都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流通范圍最廣且占據主導貨幣地位的貨幣形態主要有三種,即大明寶鈔、銅錢和白銀。在國家發行大明寶鈔之前,也沒有頒布具體的法律法規來證明元鈔已經廢除,還是在一段時間內被使用。在洪武七年,明太祖已經開始計劃著印發大明寶鈔,在這一年的九月份,朱元璋開始設置寶鈔的提舉司機構,也在一定程度上為這個機構配置了管理人員。鑄造大明寶鈔主要是因為明初國家鼓鑄銅錢銅料不足,需要民間輸銅助鼓,甚是勞民。明初銅料匱乏是決定造鈔的重要原因。另外,頻繁發生盜鑄私鑄現象。還有銅錢制作材料比較粗重,攜帶不方便,使一些遠程貿易受到了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且,在以往的歷史上,宋朝和元鈔都出現過印制紙鈔的現象,也可以效仿。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建國的時候,國庫的金銀相對比較匱乏,財政開支比較窘迫,印制紙鈔可以彌補金銀的空缺。如果站在貨幣金融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就是大明寶鈔———紙幣是這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只有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會產生紙幣,紙幣的產生、流通都需要有充足的狀態。大明寶鈔與元鈔的寶鈔一樣都是紙幣,就紙幣本身而言沒有任何價值,但是這兩種寶鈔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元代的寶鈔是可以兌換紙幣的,主要是絲銀為準備金[2]。但是,明朝的寶鈔這種貨幣,沒有建立任何形式的準備金,是在國家強制下進行發行和使用的。在性質上,元鈔屬于管理貨幣,大明寶鈔是屬于不可兌換紙幣。不論是銅錢還是白銀,它們本身屬于商品,具有一定價值,在性質上是商品形態的貨幣。
在大明寶鈔發行的初期,并沒有考慮到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主要是考慮到國家的財政問題。于是,在國家強制力的情況下,寶鈔在一定時期內的流通得到了短暫的穩定。在穩定了大約二十年左右,由于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有限性條件以及以財政為中心的明代國家貨幣制度中紙幣制度本身存在的不可克服性缺陷,大明寶鈔行用不久就出現貶值的情況。而大明寶鈔出現的數量最為巨大的時候在永樂年間,這個時期的國家財政支出主要是軍事方面,比如,鄭和七次下西洋,還有北京城的營建等等,這個時期的貨幣支出數量巨大。此外還有國家大興土木的費用以及供皇帝貴族享樂的費用等等。這就可以說明,這個時期的貨幣金融是為滿足軍事性開支的需求而發行的一種不兌現性紙幣,而不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社會商品經濟對貨幣的真正需求。歷史證明,基于國家財政需求發行的不兌現紙幣沒有不發生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的。從貨幣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明朝初期的這種貨幣貶值與通貨膨脹都是財政型的,也有一定的信用型性質。而明朝的統治者根本沒有經濟方面的理念,也不明了貨幣金融方面的原理,調整物價的政策違背了基本的經濟規律。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 稅收制度 體系
建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調節經濟運行,保護環境和生態,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從稅收制度上尋求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在我國也是當務之急。所謂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稅收制度體系,是指有利于經濟發展、污染防治、環境保護、科技進步、社會全面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它不是一個單一的稅種,也不僅是有關環境保護方面的稅種,而是一整套系統的有利于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的有機集合。稅收立法要體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的;稅種、稅基、稅率、納稅人、納稅對象等稅收要素的設計也要有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一、構建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稅收制度體系的可行性
(一)立法時機有利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穩定推行稅收改革。這一任務的提出,預計我國稅收制度將會進行一次大幅度的改革,在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過程中,為我們把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融入新的稅收制度中,把可持續發展作為稅收立法的目的之一提供了一個有利時機。
(二)立法基礎有利
一是有比較廣泛的社會基礎。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納入了全國和各地的社會經濟發展計劃之中。在公眾方面,可持續發展意識不斷加強,對保護環境、保護生態、合理利用資源、社會民主、公正、社會進步的要求不斷高漲,公眾推動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二是有比較完善的稅制基礎。
(三)立法效率可行
從經濟意義上看,收費和征稅沒有本質上的差別,都可以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但從效率上看,征稅效率要高于征收費用;征稅比收費更具有強制性、固定性、無償性、統一性,該收的稅一定要收上來;征稅可以克服收費的隨意性,拖欠和拒繳現象,可以解決各地征收標準不一的問題。同時,征稅還可以防止政出多門,可以減少機構重疊以及部門和地方利益的干擾,從而節約征收成本。
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稅收制度體系的基本特征
(一)促進經濟發展
稅收與經濟的關系十分緊密,經濟決定稅收。經濟規模、經濟結構、經濟速度決定和制約稅收規模、結構和速度。同時,稅收對經濟發展也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通過構建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發揮稅收“自動穩定器”的作用,調節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個環節。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要有利于優化經濟結構。通過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的安排,有效地調控社會總需求和社會總供給,使稅收自動地產生抵消經濟波動的力量,維持社會總供求的大體平衡,促使經濟穩定發展。其中,要特別注意克服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差距擴大的趨勢,城鄉差距擴大的趨勢,產業結構低度化、高新技術產業滯后的現狀。
(二)促進社會發展
構建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以稅收作為重要的切入點,可以促進人們“可持續發展”意識提高;也可以增強人們監督“稅款”使用的積極性,調動人民參政議政積極性,推動社會民主進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要在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促進社會文明方面做出貢獻,稅種、稅目等稅制要素的安排,都要有利于促進科技、文化、教育、衛生、體育、救災防疫等社會事業的發展。
(三)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
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經濟發展的基本保障,它不僅為經濟發展提供能源、原材料和自然環境條件,還直接和間接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必須體現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目標要求。要按照“誰污染誰納稅”的原則對污染物、廢棄物產生、排放的單位和個人征收污染稅;從稅收制度上體現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人人有責;通過稅收制度變革推動環境、生態保護由事后管理轉向事前管理,提高環境、生態保護效率和效益。
三、構建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稅收制度體系的途徑
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它不是一種自動形成的社會機制,而是一種需要由政府、公眾和社會各界共同討論協商制定,最后由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制度的設計和安排,要受到觀念、利益、技術、程序等多因素約束。構建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在這個長期的過程中,要始終把握以下重點工作:
(一)樹立全民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觀念
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是全社會的共同目標。只有加大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宣傳,才能提高全民族的可持續發展意識,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價值準則、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依靠廣泛的社會成員、社會力量的參與,堅持走群眾性的/可持續發展0道路,我國可持續發展事業才有可靠的基礎。
(二)總體設計、分步實施
稅收制度體系怎樣設計和安排,決定于制度功能的定位。保持社會穩定,推動社會發展、積極促進社會公正、安全、文明、健康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稅收制度體系最基本的功能。構建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體系,要緊緊圍繞這一基本功能,在1994年稅制結構的基礎上,統籌規劃、統一設計,選擇時機,逐步推出。
(三)克服利益障礙
建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稅收制度體系是一項注重長期利益的戰略措施,它通過稅收制度的創新對人們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不同環節中的利益,對各種不同經濟形態的利益,對中央、地方、部門、企業等各種不同管理層次的利益進行分配和調節,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現階段以來,在經濟學理論界對于市場經濟這一理論概念的解讀存在著不同的方式。但是總結起來主要有一下倆種方式: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之后而自發形成的一種經濟運作方式;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釋也是主流觀點。我們在梳理外國文獻的時候發現:一種是把市場經濟解讀成為一種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一種經濟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對商品供需狀況的一種調節方式。
對于“產品經濟”的解讀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但是這對于后面的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們所知的“產品經濟”實際上并不是一種經濟發展的一種“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經濟發展必然要經歷的歷史階段。這是因為:第一,“產品經濟”的誕生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同時也是作為否定商品經濟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經過空想社會主義者們通過實驗的方式而提出來;第二,在現階段西方世界經歷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西方國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層經面上反應出了“產品經濟”的架構維度;第三,在運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個家庭的參與市場經濟而相應的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外部因素)時,我們會發現:當一個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時,父母會以一種按需分配的方式對家庭的各個成員進行分配。相反,當收入水平很高的時候,此時家庭不會再用計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這一現象在我們改革開放時期隨著我國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證明。我們可以得到結論,“商品經濟”的最終歸宿將會被“產品經濟”形態所替代,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從上述的文獻綜述中我們可以發現:第一,“商品經濟”是的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在社會分工出現巨大變化而導致的勞動社會化的基礎之上,它人類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產生會隨著生產關系的變化。因此,從本質上講,商品經濟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在一種一定階段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我們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 其實就是商品經濟的代名詞。因為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相反它是以“市場”為導向、以是市場經濟制度來架構整個社會經濟活動,并且通過這樣系統的方式來把社會之間各個相互獨立的整體連接到一起。因此,“市場經濟”其實就是社會經濟制度,是商品經濟把社會經濟活動聯系到一起來的社會表現,另一個方面“市場經濟”也是按照市場各個要素之間相互關系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系統有效運行的一種機制,這種機制是用來推動經濟活動按照一定的市場導向來運行的系統,從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系統,也是一種有效的經濟制度,也是一種以商品交換和生產的社會經濟運行系統。在作為經濟制度來說,“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在商品經濟成熟的階段所形成的一種表現形式;但是作為經濟運行機制來說,在凸顯“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中心橋梁,主要是通過市場自己本身固有的資源配置來運行的。其實際的表現就是“看不見的手”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