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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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治理機制范文第1篇
關鍵詞： 生態環境治理； 市場調控模式； 政府強制模式； 企業自覺模式； 多元共治模式
中圖分類號： D91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9973（2012）04-0052-06
一、引言
回顧漫長的人類歷史，生態環境問題在工業革命以前，對人類生存和文明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因為在此之前，生態環境問題的形成，主要源于環境自身的變化，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嘯、臺風等，所以又稱為原生性生態環境問題或內源性生態環境問題；但在工業革命這一人類發展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之后，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因為這一時期的生態環境問題，如森林銳減、酸雨擴大、陸地沙化、水資源污染等問題的出現，其始作俑者為人類自己，所以又稱為次生性生態環境問題或外源性生態環境問題。若忽視這一問題，其導致的直接后果將是人類文明的斷送。時至今日，世界各國均已認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并試圖通過市場調控、或政府強制、或企業自覺等各種治理模式的嘗試，能有效地遏制住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并使其好轉。然而，在進行眾多的嘗試之后，無論是實踐工作者還是理論研究者，均發現上述任何一種生態治理模式在運行一段時間之后，都會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基于此，相當比例的學者提出生態環境的多元治理模式，以期通過主體的多元化，實現治理過程的協商化、治理結果的實效化。筆者將在梳理上述幾種生態環境治理模式各自內涵和特點的基礎上，對彼此之間的優缺點進行比較分析。
二、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
（一）概念
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認為，應當通過產權界定，使公共物品私有化，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新制度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從產權、交易成本的角度研究了外部性問題，并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成本為零，或者交易成本很小且收入的大小不影響交易雙方的決策時，無論產權初始界定如何，私人之間通過協商、談判可自行解決外部性問題而無需政府干預。由此可見，在生態環境治理問題上，市場調控的目的在于通過產權的界定來減少共有物，從而盡可能減少“公地悲劇”發生的廣度和深度。而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即指將生態環境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并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不同的生態環境資源進行稀缺程度的界定，以此促使人們進行技術革新，合理開發并有效治理生態環境問題的全過程。盡管這一模式在理論上可以解決外部不經濟問題，但在現實中，由于生態環境作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征，使得“搭便車”現象比比皆是。[1]
（二）特征
1. 生態環境的私有性。在古典經濟學看來，每個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為動機，而對公共的事物則關心較少，甚至沒有。哈丁的“公地的悲劇”、普遍使用的“囚犯困境”和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無一不說明在特定情況下，公共事物總是得不到應有的關懷，進而出現悲劇性的結果。所以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認為，如果將生態環境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使其有了明確的產權界定，就會明確損害責任，實現外部性的內在化，即讓生態環境副產品的社會成本轉化為私人成本，而不是由社會、其他生產者或消費者分攤，從而有效抑制生態環境問題。這一特征，也是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得以正常運行的前提條件。
2. 生態治理的市場性。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總是存在著矛盾的兩方面。即一方面，生態環境資源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類對其需求卻是無止境的。從生態環境保護的角度出發，其最佳狀態就是緩和雙方矛盾，實現生態環境資源的優化配置，亦稱帕累托狀態。即指社會用最低成本生產人們需要的產品，在既定的投入和既定的技術條件下，使資源利用能達到最大滿足水平的狀態——沒有使其他人境況變壞而使自己境況變好的狀態。實踐證明，以自然的資源配置方式和計劃資源配置方式在理論上和事實上是難以實現帕累托最優配置狀態的，而市場資源配置方式則是可行的。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主要是運用管理合同、BOT（即建設—運營—移交）模式、合資、TOT模式等不同市場調控形式，通過建立多元化的投資主體，實現建設與運營的產業化、市場化，從而彌補生態環境治理的資金缺口，并提高效率。
3. 資源配置的有限性。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有助于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但這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不僅包括市場的完全競爭性、完善的產權制度，還包括完全信息、體現價值的市場價格體系等。事實上，有些條件往往是很難完全具備的。如一些生態環境和資源的市場是不存在的，沒有價格，并不能通過市場行為來進行交易；一些生態環境和資源的產權是不能明確界定的，像臭氧層、公海、大氣等；一些生態環境和資源盡管產權可以界定，但需要更多的交易成本來維護其產權。此外，還有一些生態環境和資源價格的影響因素極為復雜，有無形與有形之分，要想合理體現其價值是非常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市場調控模式對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能力是極為有限的。
（三）與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較分析
1. 優勢。一是彌補生態環境治理的資金缺口。生態環境治理，需要建設大量的環境基礎設施予以配套，但如果單純依靠政府，是難以提供足夠的建設資金，對此就易造成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污染處理不及時等問題。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可以調動大量的社會資本，積極參與生態環境的治理，彌補政府的生態環境設施建設資金不足的缺口。二是提高生態環境治理的效率和服務。在生態環境共有的情況下，一些與生態環境治理相關的企業容易形成壟斷，在進行管理和技術創新方面缺乏足夠的動力，企業員工也缺乏提高生產效率的積極性，從而造成生態環境治理的效率低下，服務質量不高的局面，而市場化的結果則是效率的提升與服務質量的優化。三是促進人們節約使用最稀缺的生態環境資源。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引入了價格機制，并以此作為衡量其稀缺程度的尺度，人們必須通過購買才能使用。這就會督促人們在利用生態環境資源時，盡量避免浪費現象的發生，并引導人們努力探尋可替代的資源，從而節約使用最稀缺的生態環境資源。
2. 不足。一是市場的不完備性難以克服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的負外部性問題。由于市場的不完備性，使得一些市場主體在運作環節面對各種成本與收益的選擇時，往往對生態環境這一因素會有所忽略。加之環境投資者在改善環境的過程中，環境改善的全部收益并非其投資者所有，而是全社會共享，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投資者的積極性。二是“經濟人”假設的前提，不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經濟人”一般都秉承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來行事，因此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會圍繞著如何獲取最大限度的利益來進行思維和實踐。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矛盾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以損害社會利益為代價，不僅不利于保護生態環境，反而會造成更大層面的環境染污。三是高昂交易成本的存在影響市場調控模式的效用。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在實際運行中，由于生態環境污染的對象是多數的，如果按照上述生態環境私有性的程度，需召集所有利益相關人就相關事宜進行協商（賠償或獲得補償）。而這種活動往往是要花錢的，這一雙方討價還價的過程就產生了交易成本，這筆費用的存在自然對該種模式的效用會產生影響。
三、生態環境治理的政府強制模式
（一）概念
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無疑給政府干預生態環境治理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這一干預主義的指引下，政府被賦予了生態環境治理的主體性和合法性，其治理功能和干預權力在人們對政府的迷信和崇拜中，被人一再鼓吹，并無限放大，進而產生了一種生態環境治理的政府強制模式。所謂政府強制模式是指在生態環境治理中，政府被視為唯一的管制主體，通過依賴其行政性、經濟性、法制性等手段，規范社會各界在開發、利用生態環境資源中的行為，并強制其承擔相應生態責任的總稱。這種生態治理模式在初始階段，對于解決“看不見的手”——市場所存在的“市場失靈”問題，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該治理模式強調發揮政府生態職能部門的主體作用，通過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操控各種生態環境政策和制度，治理過程完全依賴現行政府的行政體制，從而使得整個生態環境治理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2]
（二）特征
1. 政府權力的無限性。為提高政府生態環境治理的效能，政府長期扮演著環境公共物品提供者、政社合作和政企合作的倡導者、區域合作的推行者等角色。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政府被視為利益博弈的協調者和仲裁者，是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最權威、最無私的代言人，能夠代表公眾的意愿和利益來行使生態環境治理權，理性地配置一切權力、資源和社會福利。另一方面，由于生態環境治理中存在外部性，尤其是負的外部性，這恰是市場交易無法自主實現的，而政府卻能有效地解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消費中的“搭便車”行為和供給不足等問題。對此，邁克爾·泰勒用一句話予以概括，“如果沒有國家，人們就不能卓有成效地相互協作，實現他們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不能為自己提供某些特定的公共物品。”[3]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政府成為壟斷生態環境治理的唯一主體，其他社會行為主體根本無法也無緣染指這一公共事務，因為它們不具有合法性，處于事實上的被“排斥”、“邊緣化”狀態。同時，為了不斷維護和增強公共利益，人們還認為政府應盡量擴大自身介入治理生態環境問題的范圍和程度。
2. 政府干預的直接性。根據斯蒂格利茨的理解，政府干預是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通過稅收、強制、處罰等一系列措施，對生態環境問題進行干預，以實現生態平衡、環境優化等政府預定的目標。政府干預的主要功能在于糾正市場失靈，解決生態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問題。一般來說，政府的干預手段可分為兩類，即直接性干預和間接性干預。政府直接性干預生態環境治理問題，最常用、最典型的行政管制方法是政策，它通過制定各類法律法規或排放標準來控制污染，其中不免伴隨著暴力和強制；而政府間接性干預生態環境治理問題，該方法具有市場激勵導向，旨在鼓勵實施環保措施或減少污染的戰略，而不是迫使污染者遵守某個條例。將兩種方法相比較，不難發現，由于政府是社會上唯一擁有合法暴力權的主體，在生態環境治理中，政府直接性干預的行政管制方法獲得了更多的重視。事實也證明，在世界大多數國家，該方式在環境政策中處于主導地位。同時，政府直接性干預的實踐是依托中央集權式的管理體制，大部分環境政策制度通過自上而下的政府體制進行實施。因為中央政府是社會生態環境利益的總代表，是以強制性手段來行使國家生態環境治理權。而地方政府則是接受并執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對上級政府負責。
3. 政府管理的行政性。盡管政府可以運用行政性、經濟性和法制性等各種治理手段，但在生態環境治理的政府強制模式中，政府一般采用以自身能夠直接操控的手段為主，即大量使用行政性治理方式。因為在政府對生態環境的治理中，其貢獻值占據了絕大部分比例。政府承擔了從宏觀政策的制定、微觀環境質量監控、環境產品或服務提供等所有生態環境管理和治理活動。可以說，與生態環境治理相關的政策、法律、法規，無論是制定還是執行，都深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其他諸如社會組織和公眾即使參與了，但由于自身行為能力有限，也只能在政府的行政性命令之下進行，使其具有較強的“政府依賴性”特征。經濟性和法制性等治理方式在這一模式中，只能視其為政府治理生態環境問題的輔手段。從實踐來看，若要確保上述兩種治理手段能正常運用，首先必須以政府大量投入為前提條件，而這往往又需要耗費較多的財政資源，無形中也給政府施加了極大的財政壓力。因此從這一意義上來講，經濟性手段和法制性手段也可看作是行政性手段的一部分，是一種以收費、罰款等經濟價值來進行生態環境治理的行政性管理手段。
（三）與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較分析
1. 優勢。一是組織和協調配置各種治理資源的權威性。生態環境治理問題是一項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復雜而又艱巨的任務，幾乎與政府的各個組成部門都有著密切的聯系。換句話說，生態環境治理是一個全局性、系統性、協調性和綜合性極強的工作，只有政府才有足夠的權威和能力來組織、協調配置各種治理資源。二是應急處理各類突發生態環境問題的高效性。如前文所述，次生性生態環境問題一般具有偶發性、突然性、緊急性的特征，其有效解決依托行政機構的快速反應和高壓態勢，需通過制定和執行強制性的生態環境政策扭轉并消除其負面影響。政府強制模式的這一優勢可以說是其他任何模式所無法比擬的。三是限制和引導經濟人在經濟活動中保護環境。經濟人出于對個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孜孜追求，并不會主動采取措施防治生態環境的惡化，從而使得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強制采取各種措施，對污染和損害生態的其他活動加以限制。
2. 不足。一是信息不對稱問題。自上而下的政府強制模式由于受政績考核、晉升機制、稅收體制等因素影響，下級政府一般不愿將生態環境治理的真實情況向上級政府反饋，從而規避了因生態環境治理不力等問題受上級政府查處的可能性，導致上級政府不能全面掌握下級政府的執行情況。二是生態環境治理成本高昂問題。由于政府強制模式是對政府生態環境治理能力的絕對崇拜，使得政府統包統攬了涉及生態環境治理的所有問題，其所需的大量人力、財力和物力，均由政府“買單”。加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其直接后果是政府的生態環境治理成本不斷攀升。各級政府捉襟見肘的財力使得該模式難以長久維系。三是制約其他生態環境治理主體能力的發揮。政府在治理生態環境問題時的強勢，使得社會資源很難介入。既限制了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等社會力量參與能力的發揮，也制約了這些非政府的社會治理主體的發展壯大。此外，政府在浪費大量可利用社會資源的同時，還不可避免地走了許多彎路，從而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效率。
四、生態環境治理的企業自覺模式
（一）概念
盡管工業革命后產生的工礦類企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其為企業主或股東謀求經濟利益的本質也為社會集聚了大量財富與資源。隨著“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理論的深入發展，人們不斷認識到，面對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社會應當承擔更大的責任，必須解決整個社會在經濟發展中生態環境資源過度消耗的問題，不斷減少環境污染，使社會各活動主體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限度。特別是企業還應充分認識到，要合理開發利用資源，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活動，致力于成為對全社會負責任的企業，并以此取得消費者與全社會的認同感，從而保證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在此背景下，企業積極地、自覺地參與生態環境治理也就顯得順其自然。對于這一企業自覺性的行為，筆者估且稱之為生態環境治理的企業自覺模式，即指企業為履行保護生態環境和合理使用資源的社會責任，在發展經濟社會的各項活動中，自覺地考慮其行為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并采取相應補救措施盡量降低其產生的負面影響的全部活動的總稱。這一模式的運行，完全依賴于企業的自覺性，并不具有法律的約束力，而是需要企業通過額外的努力來實現生態環境的改善，如嚴格自控污染的排放量，定向增加治污資金投入等。
（二）特征
1. 治理承諾的自愿性。經濟增長的粗放型是人們通過高強度的作業將地球上儲存的不可再生性資源開采出來，再經過生產加工和消費環節又將大量污染物和廢棄物向自然界排放出去。在這里，社會各活動主體把大自然當成了天然的資源庫和垃圾場，享受著無限的權利，卻漠視全社會和全人類的責任。特別是企業，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盡管自身就是生態環境問題的最重要污染源，但在當前，“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聲明將自覺遵守UNGC、GRI、AA1000、SA8000等規范和標準；同時，也著手制定本企業的行為規范，用來規范自身和供應商行為，并且定期反映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年度報告。”[4]在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浪潮的推動下，企業逐步認識到承擔生態責任的重要性，并將其付諸于實踐。誠然，這種生態環境治理的企業自覺模式是值得肯定的。與此同時，我們不禁要思考，由于承擔生態環境治理責任將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影響企業的短期收益，這一模式的成功實施，僅憑企業的自覺性是遠遠不夠，還需大量外力對其施壓，當然這里并不是說僅靠政府的強制性權力所致，而是作為消費者的公眾及社會組織對生態環境治理的重視與配合。
2. 治理形式的多樣性。生態環境治理的企業自覺模式，由于源于企業自身的認識，所以盡管是同一地域或同一行業，企業自覺的治理方式也不盡相同。因為對整個社會而言，沒有同樣的負面效應和同樣的環境標準要求存在。這就使得社會的成員將按照各自所涉及的利益相關者或公共機構作用發揮的不同來確定其治理的形式。具體而言，主要有如下幾類：一是單邊承諾，指企業自身制定生態環境治理的目標計劃和所需遵循的條款，旨在加強與利益相關者（如企業、公眾等）間的溝通。但為增加其計劃的可信度和承諾的效力，往往會委托獨立的第三方（非政府組織）進行監督或解決爭議事宜。二是私下協議，指社會上的污染主體主動與污染受害者（工人、當地居民，鄰近企業等）之間簽訂協議，以此約定污染主體應實施的環境管理計劃或需安裝的污染控制設備。三是談判性協議，指企業與其所在的國家或地區內相關公共權威機構簽訂協議，主要涉及污染削減的目標、達成目標的時間表等，并約定在其轄區內的企業為達到約定的環境治理目標，而采取自覺性行動期間，公共權威機構不引入新的環境管制標準。四是開放性協議，指企業贊同環境管理機構提出的、與環境績效、生產技術或環境管理標準相應的監督標準和環境條款，并主動接受其對自身執行計劃情況的評價。同時，公共機構也向企業提供研發補助、技術援助和聲譽（如允許使用特定的環境標識）等形式的經濟激勵。[2]
3. 治理結果的雙贏性。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社會中的最大污染源——企業，若削減污染會增加其生產成本，導致企業產品價格的提高，人們會因此而減少產品需求，或因企業不愿提高產品價格而減少企業的利潤。那么，企業為何還要自覺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甚至采取高于政府管制水平的生態環境管理措施？其動力原因不僅僅是因為認識到企業自身所應擔負的生態責任。更為重要的是，企業的這一行為可以滿足消費者對環保商品的需求。因為企業通過消減污染，提升了產品的環境品質，再以廣告等手段向消費者傳遞環保產品與非環保產品（綠色產品和非綠色產品）的區別，逐步引導人們愿意為環境友好產品支付額外的費用。最后，企業通過產品環境品質的高低獲得出售環保產品與一般產品的價格差，從而實現企業收益的增加。即使有些消費者不會購買價格高昂的環保產品，若在同等價格下，還是會考慮選擇環保產品，這也是提高生產企業市場份額的有效手段。
（三）與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較分析
1. 優勢。一是減少了污染的源頭。在生態環境治理的企業自覺模式中，企業成為治理污染的主體，對于控制污染的問題由“要我做”向“我要做”轉變，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因環境管理機構與排污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道德風險”，減少了環境監測機構的執法成本，促進了社會參與防治污染、保護生態環境等相關工作的落實。二是降低了治污成本。與政府管制相比，企業自覺性的生態環境治理模式，使企業有了更大的靈活性，允許企業在綜合考慮各方因素的基礎上，自主選擇符合其特定狀況的、更有效的削減污染的措施，從而達到環境目標，降低污染控制成本。三是填補了法律空白。當人們對生態環境提出更高要求時，由于在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規領域存在制定周期長、論證費用大、調整不及時等客觀原因，往往會出現管制或立法滯后的現象，導致很多“政策盲點”和“法律空域”的存在。企業的自覺行為，特別是當在企業層面，采取高于現有環境法律法規要求的環境標準時，在一定程度上可謂是填補了因環境立法滯后所導致的負面影響。
2. 不足。一是缺乏對非自覺性企業的約束力。如前文所述，由于生態環境治理的企業自覺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自愿”，缺乏法律效力，所以不能動用任何手段強制其他企業參與。同時，由于政府存在制定環保政策、產業發展政策、財政政策等方面的滯后性，影響了社會各主體參與的積極性，導致一些企業寧愿“搭便車”，也不愿參與這種自我約束的行為。二是缺乏對自覺性企業的評估。盡管一些企業采取了自覺性的行動，并與利益相關者簽訂了許多協議，但這只是君子協定，沒有規定監測主體和定期報告制度等相關條款。加之缺乏相應的懲罰機制，使未達標協議方并不會認真考慮毀約后的實際影響。這不僅降低了企業自愿性承諾的可信度，還加大了對企業履約情況評估的難度。三是容易導致重復建設。企業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的自覺參與，一般是個體行為，而非整體推進，這就容易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象。即各個參與治理的企業從各自的投入成本、自身的排污量等角度出發，建設適合需要的環境治理基礎設施，而并不過多考慮鄰近企業的需求。從這一意義上說，企業在增加運營成本的同時，也增加了重復建設的可能性（如污水處理設施等），而這又可能會導致新一輪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五、生態環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
（一）概念
無論是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還是政府強制模式，或是企業自覺模式，就其三者的本質而言，都為一種單一主體的治理思路。因此，如上文所述，均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而多元共治模式則是打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提出既然政府、市場、社會都可作為治理生態環境的主體，而且各自有不同的手段與機制，那么在生態環境治理中，可以將政府的權威性、高效性，市場回應性、限制性，以及企業的自愿性、多樣性等各自優勢充分利用，從而提供一種“多元共治”的生態環境治理新范式。因為面對生態環境的惡化，各個主體將緊密聯系起來，形成一個共同體“進行自主治理，從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誘惑的情況下，取得持續的共同收益。”[5]“多元共治”這一概念的提出，其理論基礎來源于治理理論（the governance theory）。它強調的是主體的多元性，強調多個主體間面對公共事務問題時，應通過明確分工、增進合作、加強協商的過程予以解決。所以生態環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筆者認為可以將其定義為：政府、市場、公眾及社會其他主體通過充分發揮各自優勢，采取分工合作協商等方式將生態環境問題予以解決的全過程。當然，多元共治模式作為補充政府強制模式、市場調控模式和企業自愿模式的不足而提出的一種生態環境治理方式也不是萬能的，也存在著治理失效的可能性，如一些學者提出的在“多元共治”模式下會導致“無中心”傾向的問題。應當指出，作為一種補充而確立的生態環境治理模式，絕不能將政府排除出去，它依然是這個復雜系統中最核心的主體。
（二）特征
1. 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多元共治，其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即在生產公共物品、處理公共事務和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而是存在多個供給主體，如社會組織、公眾等，這些公共和私人機構只要權力合法，均有可能成為某個領域的權力中心。因為這樣既可以保持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又可以通過多種主體的參與，對其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在性質相似、特征相近的前提下，形成一種競爭或準競爭的關系，從而破除傳統觀念中由單一主體壟斷的局面。生態環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希望通過各個主體間的競爭，迫使其進行自我約束，降低成本，提高服務質量并增強回應性。因為除了運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市場的調控手段對生態環境破壞者予以嚴懲或排斥外，其他自發性成立的綠色環保組織也會通過系列活動對污染物的過度排放者形成一定壓力。這些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就是多元共治模式的生動體現，使生態環境治理不再步入私有化和國有化的兩個極端。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多元共治模式并不是排斥政府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在承認政府強制對于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的同時，希望政府將部分權力讓渡給市場或其他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它們的積極作用，共同解決生態環境惡化的問題。
2. 治理方式的合作性。生態環境多元共治模式的實踐，得益于政府在生態環境中管理權力的簡化。此處的“簡化”一詞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是要強化政府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即政府在宏觀調控和微觀操作層面保持的公正性。同時，各主體通過建立合作、協商的伙伴關系，確立生態環境意識的認同感和共同的生態環境目標。其實質是指建立在生態環境的公共利益、市場原則和價值意識認同的基礎上的合作，依賴的是合作網絡的權威。這里的合作性有著自己的特征：即一是合作是過程導向的社會性行動，是有著明確方向的連續性過程；二是合作是一種共同的行動，其各主體均是獨立而有個性的；三是合作者考慮的是合作行動的總體收益，而非個人期望通過合作過程能創造的收益；四是合作的行為是自主性的體現，即整個合作過程是自主性的實現；五是合作需滿足道德的審查和判斷，一般不涉足于求助法律；六是合作是一種社會生活，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標志。[6]
3. 治理結構的網絡性。原來的生態環境治理模式，政府往往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與上發號施令，整個治理結構是一種金字塔形，呈現出權力的高度集中、上下級之間關系的極度不平等性。而治理理論則主張政府應該主動走下“神壇”，以開放治理的體系，從而打破公私機構間的界限，將責任與權力賦予其他治理主體，并且逐漸形成一種平等協商、合作互利的伙伴關系。網絡性結構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將政府組織、私營企業、公眾自治組織、利益團體、社會組織等治理主體圍繞著生態環境問題，通過對話、協商、討價還價、談判、妥協等集體性選擇和行為，達成抑制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的治理目標。并建立共同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縱向、橫向或二者相結合的網絡狀結構，形成資源共享、彼此依賴、互惠合作的機制與組織結構。此外，在多元共治模式的網絡結構中，不同與上述三種模式的科層結構，最關鍵是在于各主體間擁有共同的邏輯性結構，而并非正式的上下級權威關系；從總體上看，是一種彼此平等、相互依賴的結構，不存在命令等級和科層鏈條的部分，也沒有科層制的形式。[7]
（三）與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較分析
1. 優勢。一是集眾所長，能充分發揮政府、市場、社會等各類治理主體的優勢，多元共治既承認政府強權、市場調控、企業自覺的作用，卻絕不單獨依賴誰，而是主張通過綜合性手段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換句話說，治理污染生態環境的主因，單靠“堵”是遠遠不夠的，還要通過其他綜合性手段來進行“疏”。二是提高效率，在明確了維護生態環境這一公共利益是各類治理主體的義務之后，下一步就是治理成本的大家分擔。而這一結果不僅可以下降之前單一主體模式的治理成本，精簡治理機構，避免新的浪費，更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治理效率，使生態環境治理收到更好更優的實質性效果。三是解決跨區域生態環境治理的難題，生態環境的整體性往往因為區域劃分的問題被人為分割，在單一主體模式的治理下，往往會將難以界定的區域環境問題的治理成本轉嫁給他方。而多元共治模式不僅可以建立區域政府間的協調機制和競合意識，還可引入第三方對其達成意向的落實情況進行監督，并通過一定壓力使其調整、糾偏。
2. 不足。一是出現治理權利交疊的現象，由于多元共治的治理結構呈網絡狀，在此間所構成的“權利體系”是相互聯系、相互交織的，因此極有可能造成部分治理權利交疊現象的產生。權利交疊現象并非權利的越界，只是在同一個范圍內，權利主體在正常行使權利時，出現與他人的權利界限發生交疊，這種現象極易造成權利沖突。二是存在目標差異的沖突，治理主體的多元也預示著目標的多元。在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政府、市場、公眾、社會組織等不同的治理主體，可能存在具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和不同的治理目標。因為利益是各主體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的根本動因，而又由于利益歸屬的不同，自然就會有不同治理目標之間的沖突。三是導致治理問責的困境，由于多元共治強調各主體間關系的相互依賴性，使得政社之間、公私之間的責任邊界變得模糊，其結果是難以明確責任主體，最終導致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公共責任反而出現主體缺位的問題。加之生態環境問題本身就復雜多變，而法律規則的滯后性與不完善性，對問責的對象、內容、依據、程序、時間、標準、范圍等也都難以作出明晰的規定。[8]
六、小結
通過對上述幾種治理模式各自內涵、特征及優缺點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無疑是對前三種單一主體治理模式的突破。在生態環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中，既希望政府繼續發揮其主導作用，更希望市場調控的積極作用，以及公眾、社會組織、企業等社會多元治理主體的優勢也得以充分發揮，從而形成合力，促使生態環境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但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謹慎估計生態環境多元共治模式的意義，需研究與之相應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支撐體系是否建設完善。因為多元共治這一模式得以實踐，當前最主要的推動力來自民眾對政府、或市場、或社會等單一主體治理模式弊端認識的提高，來自市場調控手段的不斷完善、民眾參與力量和熱情度的增強，來自于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力量的協同與合作。按格里·斯托克對治理概念的總結，治理出現時，權力主體應當是多元的，而多元的權力主體之間存在相互依賴關系。但就目前情形看，生態環境治理的其他主體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并非相互依賴，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對政府的依附和服從。無論是市場還是社會，其能掌握與政府進行平等交換的資源并不多，很難實現與政府間的“談判”或“協商”，只能以“請求”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求得政府的“恩賜”。既然如此，那這就有必要從辯證學思考，將政府部分治理權力讓渡給市場或社會，在生態環境治理中，三者實力相當、機會平等。現有市場調控手段的不斷完善與社會力量的逐漸覺醒，既是民間可自由活動空間擴大與可自由支配資源增加的結果，也是政府這一權力核心主動進行制度變革的結果；而公眾、社會組織能夠進一步獲得合法性的“待遇”，更是有賴于政府的作為或“無為”。因此，在生態環境治理中，要通過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將各種體制內和體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治理主體進行重塑，政府還應提供相對寬松的環境，減少對其他治理主體的制約，并培訓和引導其發展壯大，以更多的協商渠道，實現生態環境的“善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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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治理機制范文第2篇
當前我國農村生態環境形勢非常嚴峻，主要表現在：1現在全國的城市基本上都建有垃圾回收處理站、污水處理廠等一整套環保系統，但是農村基礎設施落后，沒有統一有效的收集處理系統，大部分生活垃圾和污水隨處傾倒，嚴重污染了耕地、空氣、水源，進而影響農作物生長環境，影響糧食蔬菜等農產品質量，最終影響到城市居民的“米袋子”、“菜籃子”；2地方政府環保工作重城市輕農村，環保方面的人力、資金投入嚴重不足；3一些地方受利益驅使，把環保不達標、污染嚴重的工業項目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尤其是城市近郊的農村，使工業污染和城市污染在農村蔓延，加劇了農村環境的惡化；4農民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為了提高農產品產量，不惜過量使用化肥、農藥，造成土壤板結、有機質含量減少、土地質量下降，使有益的鳥類和昆蟲死亡，破壞了生態平衡；5在畜禽養殖過程中，動物糞便隨意堆砌排放，對環境造成很大的污染。
二、我國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的治理措施
1切實保護好農村飲用水源地
把保障飲用水安全作為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的首要任務，依法科學劃定農村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加強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的監測和監管，堅決依法取締水源保護區內的排污口，禁止有毒有害物質進入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嚴防養殖業污染水源，嚴禁直接或者間接向河流、溪溝、水庫、山塘排放超標的工業污水。制定飲用水水源保護區應急預案，強化水污染事故的預防和應急處理，確保群眾飲水安全。
2加大農村生活污染治理力度
因地制宜處理農村生活污水。按照農村環境保護規劃的要求，采取分散與集中處理相結合的方式，處理農村生活污水。居住比較分散、不具備條件的地區可采取分散處理方式處理生活污水；人口比較集中、有條件的地區要推進生活污水集中處理。新村莊建設規劃要有環境保護的內容，配套建設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防治設施。加快推廣“戶保潔、組收集、村轉運、鎮處置”的城鄉統籌垃圾處理模式步伐，提高農村生活垃圾收集率、清運率和處理率。邊遠分散地區可采取資源化的就地處理方式。優化農村生活用能結構，積極推廣沼氣、太陽能等清潔能源，控制煤和柴草的使用，減少大氣污染物的排放。
3嚴格控制農村地區工業污染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環保準入門檻，禁止工業和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嚴格執行國家產業政策和環保標準，淘汰污染嚴重的生產力和工藝、設備。強化限期治理制度，對不能穩定達標或超總量的排污單位實行限期治理，治理期間應予限產、限排，并不得建設增加污染物排放總量的項目；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責令其停產整治。加快推動農村工業企業向園區集中，鼓勵企業開展清潔生產，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4加強畜禽水產養殖污染防治
科學劃定禁養、限養區域，改變人畜混居現象，改善農民生活環境。加快推行規模化養殖場排污申報登記和排污許可證制度，積極開展規模以上養殖戶和散養戶的污染治理。各地要結合實際，確定時限，限期關閉、搬遷禁養區內的畜禽養殖場。新建、改建、擴建規模化畜禽?B殖場必須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和“三同時”制度，確保污染物達標排放。對現有不能達標排放的規模化畜禽養殖場實行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責令其停產整治。鼓勵生態養殖場和養殖小區建設，通過發展沼氣、生產有機肥等綜合利用方式，實現養殖廢棄物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依據土地消納能力，進行畜禽糞便還田。根據水質要求和水體承載能力，確定水產養殖的種類、數量，合理控制水庫、山塘養殖規模，堅決禁止化肥和畜禽糞便養魚。
5控制農業面源污染
采取綜合措施控制農業面源污染，指導農民科學施用化肥、農藥，積極推廣測土配方施肥， 推行秸稈還田，鼓勵使用農家肥和新型有機肥。鼓勵使用生物農藥或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推廣作物病蟲草害綜合防治和生物防治。加強農資管理，禁止生產及銷售劣質農膜，提高農膜使用周期及使用壽命，鼓勵農膜回收再利用。加強秸稈綜合利用，發展生物質能源。
6積極防治農村土壤污染
做好全區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工作，摸清情況，把握機理，逐步完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體系，建立土壤環境質量監測和評價制度，開展污染土壤綜合治理試點。加強對污灌區域、工業用地及工業園區周邊地區土壤污染的監管，嚴格控制主要糧食產地和蔬菜基地的污水灌溉，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積極發展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嚴格對無公害、綠色、有機農產品生產基地的環境監管。
7加強農村自然生態保護
堅持生態保護與治理并重，重點控制不合理的資源開發活動。優先保護天然植被，堅持因地制宜，重視自然恢復。保護和整治村莊現有水體，努力恢復河溝池塘生態功能，提高水體自凈能力。加強對礦產資源、水資源、旅游資源和交通基礎設施等開發建設項目和活動的環境監管，努力遏制新的人為破壞。
8健全農村環境保護治理監管機制
建立公共政策農村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從政策源頭上把關，控制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把環境監管工作的觸角進一步向基層延伸，可在全區范圍內分片設立環境衛生監察大隊，專職負責鎮容、村貌的管理。在全區各鄉（鎮）統一設立環境保護管理站，負責鄉鎮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工作，依法查處破壞生態環境的人和事。強化對各級黨政部門環境保護工作的考評，將農村生態環境治理、保護工作列入各級黨政領導和各有關部門的年度工作目標管理考評內容。引入生態環境效益評價機制，開展綠色經濟核算，逐步建立農村經濟綠色統計和審計制度，將統計、審計結果作為考核提拔基層領導的重要指標和基層評優評先的重要條件。
生態環境治理機制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態環境；狀況；治理意見
中圖分類號：X17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51232026
1 基本概況
舟曲縣位于甘肅省南部，長江二級支流白龍江的上游，介于N33°13′～34°01′、E103°51′～104°45′。東西長99.4km，南北寬88.8km，總面積3009.98km2。水土流失面積2584km2，占土地總面積的85.7%，全縣現轄2個鎮、210個村委會，總人口13.27萬人，其中農業人11.26萬人，占84.6%，海拔高度1173～4505m，相對高差達3331m，多年平均降水量400～800mm，境內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地形地貌極為復雜，水土流失十分嚴重。雖然通過“長治”等生態項目的實施區域內生態環境有所改善，但縣域生態環境依然脆弱，有待進一步加強治理。
2 自然資源利用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2.1 森林資源開發早，消耗大，生態環境過早過快衰退
縣域內由于森林開采早，時間長，森工企業過度采伐，加之隨著人口日益增長，群眾因建房生活等需要而大量取用林木，使得境內大多數地方，尤其是白龍江沿岸、拱壩河中下游等人口密集區的原有林木采伐利用過度，林相日益殘敗，林線不斷后移，使森林資源遭到極為嚴重的破壞。據林業區劃統計數據，僅舟曲林業局所轄的沙灘、插崗、鐵壩、憨班四個林場，自1958年建場以來，僅僅到1983年的25a間共計劃內采伐274.46萬m3天然木村，平均年消耗森林蓄積10.98萬m3，盡管4個林場對采伐面積0.948萬hm2的95%都進行了跡地更新，更新程度很高，但因林木生長周期長，森林生長量和生長速度遠遠趕不上消耗量和消耗速度，從而使得整個森林生態系統嚴重失衡，處于失調狀態，森林資源永遠都難以再恢復到當初的狀態，因此，過度采伐森林資源對舟曲縣的生態環境造成了極為嚴重的不可逆轉的影響。
2.2 超載過牧，導致草場嚴重退化，人為造成水土流失嚴重
在利益驅動下縣域群眾大量飼養放牧各類牲畜，導致天然草場嚴重超載放牧而日益退化。雖然從數據看草場面積大，但多為退化的劣等草場，實際載畜量極低，草蓄矛盾突出；現在，除少量位于海拔較高處的森林草原草場和高山草甸草場外，草畜矛盾越來越突出；還有因人口的增長，群眾為了生計，長期不合理的采挖藥材、開礦修路建電站等開發建設項目建設過程中不重視植被保護，都使得境內大量原本有植被覆蓋的林草地日益遭到嚴重破壞，土地大塊大塊，直接人為加劇了水土流失，導致生態環境更加惡化，人口環境容量不斷下降。
2.3 生態基礎差，自然災害頻發
舟曲縣境內地質結構十分發育，山高坡陡，溝壑縱橫，土地差異性大，水土流失類型主要以水力侵蝕為主，伴有一定量的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蝕，生態環境極為脆弱。由于人口的不斷增加和經濟社會的日益發展自然資源資源依賴利用過度，對生態自然環境做了過多地干預和影響，使得舟曲縣的生態基礎變得更加脆弱不堪。在縣境內，無處不在地分布有大面積的坡耕地和植被覆蓋度較極差的荒山荒坡，這類面源性水土流失類型數量廣范圍大，是水土流失的策源地；同時還廣泛分布著以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蝕為主要形式的點源性、線源性流失類型，分布范圍遍及全縣大部分鄉村。據調查統計，全縣境內有大小滑坡100余處，泥石流溝道250余條，災害性較大的滑坡有32處，泥石流溝道有60多條，數量眾多、分布極廣的這些滑坡、泥石流災害嚴重威脅著近80個村莊、2.12萬人的生命和國家及群眾財產以及交通、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安全，成為嚴重制約全縣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
3 生態環境建設基本思路及構想
3.1 坡改建設依然是生態環境建設的重中之重
舟曲山大溝深坡陡，坡耕地數量多，且坡度都較大，一遇降雨，無論強度大小都會因徑流很快從地表匯集而產生細溝狀侵蝕，接著變成切溝狀侵蝕，最后形成深溝，導致坡耕地被沖蝕下切變得支離破碎，耕地被沖蝕Щ擔且坡耕地是舟曲縣最易發生水土流失，且流失程度較嚴重的地類。這使得耕地治理應在繼續抓好陡坡耕地退耕還林工作的同時，狠抓宜修梯田坡耕地的改梯工作，以改梯后提高的產量保障糧食生產的安全和有效解決退耕后耕地面積減少而造成的糧食減少問題，進一步促進退耕還林還草工作的開展和成果的鞏固。
3.2 不斷加強林草措施建設
3.2.1 加強水保生態林建設
舟曲境內還有數量眾多的荒山荒坡荒溝荒灘等四荒地，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也較為嚴重，因此，要對宜林荒山荒坡進行整地后，有選擇性地栽植適應性強的速生水保林樹種，并加強栽植后的管護工作，盡快讓荒山先綠起來。
3.2.2 加大退耕還林還草工作力度
盡管舟曲縣的退耕還林工作已開展了多年，但由于受退耕指標、群眾觀念、糧食壓力等的影響，還有許多本應退下來的陡坡耕地還未完全退下來，把林造上去。因此，在鞏固好現有退耕還林還草成果的同時繼續加大這方面的項目投資，將那些應退尚未退下來的坡耕地進一步納入治理，尤其是對陡坡地、田塊過窄過小十分零散不便耕作的耕地、土地瘠薄生產水平低下的耕地、高山區陰濕地及低洼低產地這些耕種價值過低的土地全面進行退耕還林或還草，實現以林促農、農牧互補。
3.2.3 搞好經果林增收工程
要讓群眾接納認識生態建設的重要性，變被動為主動，還需要在增加群眾收入方面做好文章。要充分利用氣候溫和，適宜多種林果生長的有利條件，將村旁、路旁、靠近水源處閑散地及光照充分的荒山荒坡和小塊零星坡耕地，加以整地后栽種適應當地氣候土壤等條件的經濟林果樹，并加強后期撫育管護，促其早掛果，早見效，盡快切實增加群眾經濟收入。
3.3 狠抓封禁管護工程
認真貫徹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尊重自然規律，充分發揮自然修復能力。加強對現有植被較好的天然林、人工林及行道樹、各類草地的管護，完善落實各項管護制度和措施，積極爭取管護費用，落實管護人員報酬，強化管護人員工作職責，促使其切實負起保護現有植被的職責。對部分氣候適宜有稀疏植被但具備生態自我修復能力的荒山荒坡在調查確認后結合適當補植補種加強封禁管護，減少人為干預影響，逐步實現自我更新，加快郁閉，增加植被。
3.4 加強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的監測預報和治理工作
國土部門進一步加強地質災害調查和監測預報，完善各類地質災害應急躲避防范預案，并經常性深入有地質災害隱患地區，對廣大村民進行地質災害防災減災知識培訓，在鄉政府村委會組織領導下，有針對性地組織村民進行防災預案的演練，作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提高全民防災減災意識，做到防患于未然，切實減輕災害損失；對于那些小的滑坡崩塌塌陷等小的地質災害點，通過實地調查分析研究，制定切實可行的治理方案，積極爭取資金，盡早進行科學治理，全面消除隱患，避免造成更大的災害和損失。
4 生態環境建設項目實施的建議及保證措施
為確保各項治理措施得到切實有效的落實，通過項目的實施，切實達到改善生態環境，有效改善當地群眾生產生活條件民，促進民生改善，生態保護、經濟協調發展、環境優化、社會和諧目標，應做到以下幾點：
4.1 加強組織領導，健全管理機構
屆時縣上應成立生態環境功能恢復建設領導小組和項目管理辦公室，全面對項目進行總體管理，協調有關工作，督促各相關職能部門和項目實施區鄉全面搞好工程項目的具體落實和實施工作。領導小組由縣政府縣長任組長，縣委縣政府分管相應職能部門的領導為副組長，縣發改委、財政局、審計局、水利、農牧、水保等單位主要負責人為成員，下設項目管理辦公室，具體負責辦理相關工作。
4.2 制定惠民政策，解決群眾實際問題
通過制定有關惠民政策，有效解決群眾生產生活問題，如向群眾發放有關糧食補貼，解決群眾吃糧問題，則陡坡地退耕還林還藥方能讓群眾樂意接受；如能通過向群眾提供低價煤炭、低價生活用電、太陽能灶和修建沼氣池等，發展替代能源，等有效解決群眾生活能源問題，則大大降低群眾對薪柴的需求，同時通過向群眾提供補貼價建材，讓群眾建房不再單純依靠木料，則可保護現有植被不被破壞，新栽樹木正常生長，生態自我修復方可實施。
4.3 強項目及資金管理，保證專款專用，切實發揮資金作用
嚴格按項目管理程序和項目資金管理辦法，對建設資金實行專賬專戶管理，杜絕與其他工程項目相交混；項目實施中重大資金支出實行項目領導小組集體決定，按項目實施進度及時足額撥付下達資金；強化審計監督，確保專款專用，防止違紀違規使用資金。
4.4 立獎懲機制，嚴格項目考核
對項目實施單位制定目標責任管理制度，嚴格考核，要由上至下，層層簽訂責任書，一級向一級負責，全程量化考核，實行獎懲機制，切實調動工作積極性，增強工作責任心。
4.5 強建后管理，鞏固治理成果
“三分建設，七分管護”，要使項目長久發揮應有的效益，除了要在實施過程中抓好工程質量外，還要制定有效的管護制度，安排相應的管護費用，落實人員、制度，切實把完工后各類工程的管理管護，特別是造林管護工作放在與建設同等重要的地位，嚴格有效周密管理。如果結合林權制度改革，將宜林荒山荒坡劃包給農戶經營，再由國家投資治理，讓其通過項目實施得到相應實惠，將大大提高管護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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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治理機制范文第4篇
關鍵詞：礦山；生態保護；復墾；景觀重建
中圖分類號：TD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十五”以來，國家進一步加大了生態環境建設的力度，退耕還林還草、退田還湖、天然林保護、草原建設等生態建設工程取得重大進展，一些生態破壞嚴重的采礦地區得到有效的恢復和改善。但總體上看，我國普遍存在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和有的甚至掠奪式的資源開發利用方式仍未根本轉變，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的現象在礦業活動中依然存在。
1 采礦活動所產生的不良影響
采礦活動所產生的空間影響在世界范圍內都是相同的，較大的地面土方工程量，大面積的地表剝離、挖填方，大范圍內地表植被破壞，加劇水土流失等等，對礦區的土地和生態環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也因對生態環境面大量廣的改變而對礦區的經濟和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礦山對土地的破壞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1.1 礦山廢水污染土地
礦山建設和生產過程中的礦坑排水，洗礦過程中加入有機和無機藥劑而形成的尾礦水、露天礦、排礦堆、尾礦及矸石堆受雨水淋濾，滲透溶解礦物中可溶成分的廢水，礦區其他工業和醫療、生活廢水等，這些受污染的廢水，大部分未經處理，排放后又直接或間接地污染了地表水，地下水和周圍農田，并進一步污染了農作物。從全國來看，我國的選礦廢水，年排放總量大約為 36 億噸，其中達到“工業廢水排放標準”的極少，不少是含有許多有害金屬離子和物質的污水，固體懸浮物的濃度也要遠遠超出國家固體（液體）廢物的排放標準。
1.2 礦山疏干排水造成災害頻生，形成地面破壞
許多礦山，區域地質和水文地質條件相當復雜，采礦時必須對地下水進行疏干排水，甚至要深降強排，由此導致一系列的地質環境問題，如形成地面塌陷。以我國北方煤炭地質情況為例，很多礦床的上覆和下伏地層為含水豐富的石灰巖，特別是北方石炭紀二疊紀煤系地層，不僅煤系內部是含水性強的地層，其下伏也為巨厚的奧陶紀灰巖，這些礦床隨著開采的延伸，地下水經深強排，產生了巨大的水頭差，使煤層受到來自下部灰巖地下水高水壓的威脅。在一些構造破碎帶和隔水薄層的地段發生突水事故。
1.3 占用和破壞大量土地
采礦工業占用和破壞土地，包括采礦活動所占用的土地（如廠房、工業廣場等）；為采礦服務的交通（公路、鐵路等）設施，采礦生產過程中堆放的大量固體廢棄物所占用的土地，以及因礦山開采產生地面裂縫，變形及地表大面積的塌陷等。
2 礦山生態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的具體措施
在國務院（國發 [2008]38 號文）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中指出，“只有堅持‘保護優先，防為主、防治結合’的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工作方針，并不斷加強對自然資源開發的生態保護監管，才能逐步取得成效”。筆者認為在具體實踐當中，“保護”——應側重于依法辦事，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防”——應強調規劃的導向控制，區域規劃實現宏觀調控，功能區劃實現規模效益，礦區規劃則實現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的統一 ：“治”——則應注重用新的科學的觀點、創新的觀點選擇“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2.1 保護應以相關法律規定作為主要依據
為實現礦產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發展，提高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效率，避免和減少礦區生態環境破壞和污染，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國土資源部、科技部于 2005 年 9 月 7 日《礦山生態環境保護與污染防治技術政策》（環發 [2005]109號），在國土資源系統對采礦項目的審批階段、建設階段、開采階段、關閉后的整治階段都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2.2 預防應當強調規劃的導向控制作用
《綱要》提出，到 2010 年，礦山環境明顯改善，地下水超采及污染趨勢減緩，重點生態功能保護區、自然保護區等的生態功能基本穩定。到 2020年，環境質量和生態狀況明顯改善。分類指導，突出重點。因地制宜，分區規劃，統籌城鄉發展，分階段解決制約經濟發展和群眾反映強烈的環境問題，改善重點流域、區域、海域、城市的環境質量。
生態功能保護區內的開采活動必須符合當地的環境功能區規劃，并按規定進行控制性開采，開采活動不得影響本功能區的主導生態功能。
在《環境保護法》中也規定了關于公眾參與規劃制定的內容。專項規劃的編制機關對可能造成不良環境影響并直接涉及公眾環境權益的規劃，應當在規劃草案報送審批前，舉行論證會、聽證會，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對環境影響報告書草案的意見。
2.3 治理應注重采用先進的技術手段
礦區生態重建，從理論上講，是按照景觀生態學原理，在宏觀上設計出合理的景觀格局，在微觀上創造出合適的生態條件 ；從而在礦區土地上建立新的生態平衡，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建立在良好的生態環境的基礎上，最終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采礦業對礦區生態環境的破壞是不可否認的，但這并不是對生態環境的永久性的破壞。通過合理的規劃、整治和復墾，這種對生態環境的損害是可以通過土地復墾、景觀生態重建等手段予以彌補的。
土地復墾是指對在生產建設過程中，因挖損、塌陷、壓占等造成破壞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復到可供利用狀態的活動。恢復后的土地，要因地制宜，可作為農、林、牧業用地，也可用作工副用地，有的還可以作為建房、游覽、娛樂用地等。
3 結語
應當看到，我國整體的環境保護工作雖然取得了積極進展，但環境形勢嚴峻的狀況仍然沒有改變。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近 20 多年來集中出現。在我國，環境保護法制不夠健全，環境立法未能完全適應形式需要，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現象仍然比較突出。
環境保護機制不完善，投入不足，歷史欠帳多，污染治理進程緩慢，市場化程度偏低。環境管理體制未完全理順，環境管理效率有待提高。監管能力薄弱，國家環境監測、信息、科技、宣教和綜合評估能力不足，部分領導干部環境保護意識和公眾參與水平有待增強。困難是實實在在的，但是作為管理者，只有認清肩上的重任，用于負責，才能給后代留下更藍的天空，更潔凈的水、更清新的空氣。
生態環境治理機制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生態環境保護;污水治理;膜生物反應器;污水回用
中圖分類號:X7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374 (2010)12-0113-02
污水回用的關鍵是污水處理技術,按其機理可分為物理法、化學法、物理化學法和生物化學法等。通常污水回用技術需多種污水處理技術的合理組合,及各種水處理方法結合起來深度處理污水,這是因為單一的某種水處理方法二般很難達到回用水水質的要求。目前,污水集中處理回用土藝中常用的有好氧生物處理、混凝沉淀、過濾、活性炭吸附、消毒等方法,當前流行的污水處理工藝有:AB法、SBR法、氧化溝法、普通曝氣法等,這幾種工藝都是從活性污泥法派生出來的,且各有其特點:
一、SBR法
SBR法早在20世紀初已被開發,由于人工管理繁瑣未予推廣。此法集進水、曝氣、沉淀、出水在一座池子中完成,常由四個或三個池子構成一組,輪流運轉,一池一池地間歇運行,故稱序批式活性污泥法,簡稱SBR。現在又開發出一些連續進水連續出水的改良性SBR工藝,如ICEAS法、CASS法、IDEA法等。這種一體化工藝的特點是工藝簡單,由于只有一個反應池,不需二沉池、回流污泥及設備,一般情況下不設調節池,多數情況下可省去初沉池,故節省占地和投資,耐沖擊負荷且運行方式靈活,可以從時間上安排曝氣、缺氧和厭氧的不同狀態,實現除磷脫氮的目的。但因每個池子都需要設曝氣和輸配水系統,采用潷水器及控制系統,間歇排水水頭損失大,池容的利用率不理想,其水處理工藝流程:廢水毛發截留井調節池份提升泵SBR反應池潷水器重力式過濾罐消毒中水池回用 (沖廁)。因此,一般來說并不太適用于大規模的城市污水處理廠。
二、CASS(Cyclic Activated Sludge System)
工藝是循環活性污泥技術 (CAST)的一種型式。CASS生物處理法是周期循環活性污泥法的簡稱,該方法是美國川森維柔廢水處理公司1975年研究成功的,90年代初引入中國,是國際公認的生活污水及工藝廢水處理的先進工藝。LASS工藝的主要原理是:把序批式活性污泥法 (SBR)的反應池沿長度方向分為兩部分,前部為預反應區,后部為主反應區。在預反應區內,微生物能通過酶的快速轉移機理迅速吸附污水中大部分可溶性有機物,經歷一個高負荷的基質快速積累過程,對進水水質、水量、pH和有毒有害物質起到較好的緩沖作用,同時對絲狀菌的生長起到抑制作用,可有效防止污泥膨脹;在其后主反應區經歷一個較低負荷的基質降解過程,完成對污水中有機物質的降解。CASS工藝同時能夠比較充分發揮活性污泥的降解功能,也能夠減輕二沉淀池的負荷,有利于提高二沉池固液分離效果。CASS工藝集反應、沉淀、排水,功能于一體,污染物的降解在時間上是一個推流過程。而微生物則處于好氧、缺氧、厭氧周期性變化之中,從而達到去除污染物的作用,同時還具有較好的脫氮、除磷功能。
三、AB法(Adsorption Bio oxidation)
該法由德國Bohuke教授首先開發。該工藝對曝氣池按高、低負荷分二級供氧,A級負荷高,曝氣時間短,產生污泥量大,污泥負荷2.5kgBOD/(kgMLSS?d)以上,池容積負荷6kgBOD/(m3?d)以上;B級負荷低,一污泥齡較長。A級與B級間設中間沉淀池。二級池子F/M(污染物量與微生物量之比)不同,形成不同的微生物群體。AB法盡管有節能的優點,但不適合低濃度水質,A級和B級亦可分期建設。
四、普通曝氣法及其變法
本工藝出現最早,至今仍有較強的生命力。普曝法處理效果好,經驗多,可適應大的污水量,對于大廠可集中建污泥消化池,所產生沼氣可作能源利用。傳統普曝法的不足之處是只能作為常規二級處理,不具備脫氮除磷功能。近幾年在工程實踐中,通過降低普通曝氣池容積負荷,可以達到脫氮的目的。在普曝池前設置厭氧區,可以除磷,亦可用化學法除磷。采用普通曝氣法去除BODS,在池型上有多種形式,工程上稱為普通曝氣法的變法,亦可統稱為普通曝氣法。
五、氣浮法在污水處理中的應用
氣浮處理法就是將空氣通入污水中,并在污水中產生大量的微小氣泡作為載體,使廢水中微細的疏水性、懸浮顆粒(固態顆粒或液態顆粒)粘附在氣泡上,隨氣泡浮升到水面,形成泡沫層,氣、水、顆粒三相混合體,然后用機械方法撇除,從而使污染物得以從廢水中分離的一種處理方法。眾所周知,疏水性的物質易氣浮,而親水性的物質不易氣浮,為了使親水性的污染物也能氣浮除去,需投加浮選(混凝)劑,改變污染物表面特性,使某些親水性物質轉變為疏水性物質,然后除去,這種氣浮處理法方法也稱為浮選。在污水處理中采用的氣浮法,按氣泡產生的方法可分為:布氣氣浮、溶氣氣浮、電氣浮等。溶氣氣浮:加壓溶氣氣浮是將空氣在一定壓力下溶于水中,并達到飽和狀態,然后突然減壓,過飽和的空氣便以微小氣泡的形式從水中逸出。此方法形成的氣泡粒度小(約80μm左右)、分散度高、量多,而且氣泡與污水的接觸時間可以控制。因而凈化效果高,并可針對不同水質進行調節,適應范圍廣,因此在污水處理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
隨著氣浮理論的不斷發展完善,現代氣浮理論認為:部分回流加壓溶氣氣浮節約能源,能充分利用浮選(混凝)劑、處理效果優于全加壓溶氣氣浮流程。而回流比為50%時處理效果最佳,所以部分回流(回流比50%)加壓溶氣氣浮工藝是目前國內外最常采用的氣浮法。浮選(池)一般設置在生物處理單元之前,物理處理單元之后,習慣上將其歸為物理處理單元。為保證氣浮效果,一般設為兩級浮選。圖1是其流程圖。為了方便操作、節約投資、減少占地面積,平面布置時常將一、二級浮選池并列,一、二級浮選池間約有500mm左右的液位差保證污水從一級浮選池流動到二級浮選池,而取消提升泵達到節能效果。體現在豎向布置上,即在設計、施工時必須嚴格控制刮渣機拖架(板)、可調節堰和除渣槽頂的標高,這一點非常重要,是關鍵因素之一,否則會嚴重影響氣浮效果(泡沫層無法用機械方法撇除),這也正是必須采用可調節出水堰的原因所在。因為污水中一般含有毒有害物質,故浮選池結構設計要考慮設防腐層和頂蓋板,有條件時可考慮浮選氣體的有組織排放。
六、膜生物反應器
膜生物反應器是以膜組件作為取代二沉池的泥水分離單元設備,并與生物反應器組合構成一種新型的生物處理裝置。污水首先進入反應器,反應器中的微生物將污水中的污染物進行同化和異化,異化產物多數成為無害的CO2和H2O,同化物質成為微生物的組成物質。膜單元部分主要用于截留微生物和過濾出水,微生物固體可有效地被截留在反應器中,可以完全地控制微生物在反應器中的停留時間(污泥齡)及有效地對處理水進行消毒。如圖1所示:
膜生物反應器綜合了膜分離與生物處理技術的優點,不僅可以最大限度地去除懸浮物,同時可以通過膜分離將二沉池無法截留的游離細菌和大分子有機物阻隔在生物池內,從而大大提高了反應器內的微生物濃度,提高了有機物和氮、磷的去除率。由于膜生物反應器對污水同時進行降解和消毒,所以其出水的水質較高,通常有機污染物(COD或BOD)和懸浮物的去除率可達95%。由于膜的良好的截留作用,在傳統活性污泥工藝中,污泥停留時間和水力停留時間難以協調的問題在此得以解決。污泥停留時間和水力停留時間可以有效地分開,這樣可以優化生物處理工藝,提高其可行性和靈活性。根據不同的污水采用不同的工藝參數,以培養不同種類的微生物。對于城市污水來說,膜生物反應器中污泥齡的有效控制,可以使得難以生存的生長周期長的硝化細菌得以存在,使得原來需要兩步的碳化和硝化過程,可在膜生物反應器的一個設備中完成。膜單元可以承受比重力式沉淀池更高的污泥負荷,這樣使得膜生物反應器與傳統活性污泥法工藝相比,具有結構緊湊、占地面積少的優點,同時膜可以截留一些大分子有機物,提高了它們在生物反應器的停留時間,增大了其生物降解的一可能性。
比起常規的生物處理方法,膜生物反應器具有如下顯著特點:(1)能夠高效地進行固液分離,出水水質良好,可完全濾去懸浮物及有關微生物,出水無需消毒,可直接回用;(2)膜的機械截留避免了微生物的流失,使生物反應器內保持高的微生物濃度,從而大大提高了容積負荷,降低污泥負荷,減少占地面積;(3)污泥泥齡長,剩余污泥量少,大大降低了污泥處置費用;(4)實現了水力停留時間和污泥停留時間的徹底分離,使設計與運行簡化;(5)工藝結構緊湊,易于實現自動控制。
七、結語
眾所周知,我國淡水資源并不豐富,并且時空分布極不均勻,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口的增加及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用水量和污水排放量急劇增加,這更加劇了水資源的短缺和水環境的惡化,同時也帶來許多城市環境問題,并制約了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采用合理的污水處理方式,節約水資源是我們必須實現的基本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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