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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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稅收范文第1篇
隨著自然資源的急劇消耗、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和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頻頻發生的嚴重霧霾天氣使我們深刻體會和認識到發展低碳經濟的迫切性和必然性。自2007年以來，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首超美國，居世界第一位；2009年我國政府第一次以約束性指標的方式宣布，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然而，我國“富煤、少氣、缺油”的能源現狀以及伴隨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建設的巨量能源需求，使得我國未來碳排放形勢日益嚴峻。隨著國際氣候談判的進展和國內減排形勢壓力的加大，征收碳稅已經迫在眉睫，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國遲遲沒有實施碳稅。從技術層面上講，碳稅如何征收，征收多少？征收碳稅會對我國社會福利、宏觀經濟及相關行業生產什么影響？碳稅的“雙重紅利”效應是否存在？這都是亟待解決和明確的問題。
由于碳稅征收的影響度和波及面較廣，涉及行業、居民、政府等整個經濟系統，因此，從國際文獻上看，大多部分學者均采用了具有嚴密理論體系、能夠模擬分析經濟系統內相互作用機理的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進行模擬分析，其中代表性文獻主要有：Whalley和Wigle(1990)、Burniaux和Nicoletti(1992)、Floros和Vlachou(2005)、Galinato和Yoder(2009)、Allan等(2014)。總體說來，國外關于應用CGE模型進行碳稅研究相對比較成熟。近年來，國內關于碳稅的研究也不斷增加。賀菊煌等(2002)建立了一個靜態CGE模型分析了征收碳稅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影響；朱永彬等(2010)基于一個靜態CGE模型，通過引入碳稅，假設六種情景對碳稅政策的減排效果及其對宏觀經濟和各產業部門的影響進行了分析；郭正權等(2012)基于靜態CGE模型分析了我國發展低碳經濟中碳稅政策對能源需求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石敏俊等(2013)利用CGE模型，設計了單一碳稅、單一碳排放交易以及碳稅與碳交易相結合的復合政策等不同情景，模擬分析了不同政策的減排效果、經濟影響與減排成本。與以上國內文獻不同的是，王燦等(2005)基于1997年投入產出表構建了一個動態CGE模型，并用該模型模擬分析了基準情景下N2Z117.jpg排放總量消減10%～60%假設情況下對邊際減排成本、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
從文獻上看，國內相關碳稅CGE模型大多為靜態模型，應用動態CGE模型分析碳稅的國內文獻寥寥無幾，由于靜態CGE模型只能在基準年度范圍內進行模擬分析，不能動態模擬碳稅的長期累積效應，因此靜態CGE模型的模擬分析功能較為有限。雖然王燦等(2005)構建了一個動態CGE模型，然而該文的模擬假設缺乏現實意義，因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每年都在增加，在我國未完成城鎮化、工業化發展階段之前，二氧化碳總量減少的假設很難成立；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也是設定為單位GDP二氧化碳減排，屬于相對指標，并非二氧化碳總量的減少。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經濟特征，本文構建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主要有如下特點。從技術層面上，本文根據最新的動態經濟學理論，構建出一個遞歸動態CGE模型進行碳稅政策模擬；依據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采用相對指標，即以單位GDP二氧化碳減排作為衡量目標；進一步把能源分為清潔能源和石化能源(石化能源進一步細分為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采用多層CES函數嵌套方式進行組合，并從碳稅征收方式和碳稅使用方式上綜合模擬分析碳稅及相關二氧化碳減排問題。
一、動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構建
1.宏微觀SAM表構造及數據來源
本文以中國2007年135部門的投入產出表為基礎①，合并擴展成包含1個第一產業部門、15個第二產業部門和5個第三產業部門，行為主體分為政府、家庭、企業、投資和儲蓄、國外部門的宏觀社會核算矩陣(SAM)表，該表中的數據除了來源于2007年投入產出表外，還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8》《中國金融年鑒2008》《中國環 境年鑒2008》《國際收支平衡表2008》《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8》等統計資料。在宏觀SAM基礎上構建微觀SAM，其中一個重要的細節內容是對電力部門和石化能源部門的拆分(即使135部門投入產出表，石油和天然氣作為一個部門；電力也作為一個部門，沒有細分出火電、水電、風電等)，拆分方法如下：根據《2008年中國電力統計年鑒》電力生產量的比重，把投入產出表中的電力部門按照火電占83.06%，核電、其他電力供應占16.94%的比例進行拆分，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氣只對火電的生產存在中間投入，對核電、其他電力供應不存在中間投入分解；石油與天然氣開采的分解是根據我國2007年能源生產構成，其中石油占能源總消費量的19.70%；天然氣占能源總消費量的3.50%，然后根據消費量的比例對投入產出表的數據進行拆分。宏觀SAM表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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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產函數結構設計
本文的動態CGE模型的生產結構采用五層嵌套結構，這也是目前國際學術界的主流方法之一，即中間投入的組合只包含非能源投入(列昂惕夫函數表述其關系)，而將能源、資本和勞動力采用不變替代彈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嵌套。資本—能源—勞動力CES合成的嵌套結構中依照各種能源投入的替代程度自下而上依次組合，如圖1所示。
3.N2Z117.jpg排放系數確定
N2Z117.jpg的排放系數的計算方法，從文獻上看，目前主要有：方法一，采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編制的《IPCC國家溫室氣體減排放清單指南》(能源)中化石能源中的有效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再通過能源實物消費量與實際熱量的相互轉換來計算。方法二，直接引用《日本能源經濟統計手冊》中的能源排放系數，其中焦煤0.692 tc/tce、焦炭0.776 tc/tce、原油0.546 tc/tce、石油制品0.532 tc/tce、天然氣0.394 tc/tce(tc/tce的含義為每釋放出一噸標準煤的熱量所需要排放的碳量)。方法三，是利用國際能源署的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中的統計數據，通過我國三種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能源的實際消費量來計算。
由于本文SAM中的基礎數據來自投入產出表，該表屬于價值變量表；同時，關于能源消費總量的數據可以直接從能源統計年鑒上獲得，該數據相對準確，因此本文選用方法 三。二氧化碳的排放系數具體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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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生產函數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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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動態基準情景中相關參數假設及模型動態化運行機理
動態CGE模型首先需要對一些重要外生參數(替代彈性系數、勞動力數量、能源使用效率等)進行賦值，分別設定如下：
(1)勞動力數量估算。由于人口總量和年齡結構對勞動力供給有著重要的影響，而人口增長受計劃生育政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方式變化等眾多因素的影響，但主要是國家人口政策的影響。王德文(2007)研究表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在2015年達到高峰，2015年之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處于不斷下降趨勢，在未來20年內，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將出現一個轉折點，勞動力的供給量將會由增長轉為逐步下降。同時，賈一葦(2009)研究表明，我國15歲～64歲勞動力年齡人口總量在2016年達到高峰，然后不斷下降。
因此，關于未來勞動力供給的預測，兩位學者得到的結果相距不大，參照其他文獻，在未來勞動力供給預測上也沒有重大分歧，因此，本文在借鑒上述學者研究結論，假定勞動力增長率②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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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效率估算。能源效率主要是衡量單位能源產出量，目前主要有單要素法與多要素法。基于本文是研究我國整體能源效率的提高改進狀況，且要素之間替代關系在生產函數層次上有所體現，因此選用單因素能源效率更為合適。本文根據以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投入為當年能源投入折算的標準煤數量等相關數據計算出1986-2007年我國的能源使用效率③。根據計算結果可以得到，1986-2007年按照不變價格計算的我國單要素能源效率年均增長率僅僅為0.28%。考慮到未來我國的節能減排政策力度可能繼續加強，能源供需矛盾和能源價格將進一步擴大和提高，這種內逼機制很可能迫使我國能源使用效率有所提高。因此，本文在政策模擬時，將分別設定能源使用效率增長0%、0.5%、1%、2%四種情景假設。
(3)CGE模型動態化的運行機理④。模型的動態主要涉及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的動態變化)，資本的積累以及新增資本在部門之間的流動等，具體描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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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稅設計與模擬分析
1.碳稅設計
(1)碳稅理論。碳稅(Carbon Tax)是“二氧化碳排放稅”的簡稱，是針對化石燃料使用所引起的碳排放的外部不經濟問題所征收的稅。按照PPP(Polluter-Pays Principle)原則，可以根據污染造成的危害對排污者課稅，將環境污染的成本加到產品價格當中去，從而消除這種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背離的情況，以彌補兩者之間的差距，這就是所謂的庇古稅(Pigovian Tax)。因此，從福利經濟學角度分析，碳排放引起氣候變化的實質是外部不經濟性問題，由此構成碳稅的理論基礎。
目前，碳稅征收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按化石能源的產量向生產企業征收碳稅，一種是按照化石能源消耗量向消費環節征收碳稅。關于采用哪種模式征收碳稅，依然存在著一些爭議：選擇前者征收碳稅，一般來說所面臨的社會壓力較小，比較容易獲得消費者的認同，但是由于能源市場的不完善性，難以有效地將價格信號傳遞給下游能源消費者，因此碳稅的刺激作用可能有所削弱。選擇后者征收碳稅，比較符合稅收的公平目標，也有利于提高能源消費者節能減排的意識；在具體的實際操作中，大多數的國家選擇了在能源消費環節征收碳稅，雖然日本、北歐等國家在上、下游都征碳稅，但實際上還是以下游消費環節為主。因此，本文選擇在能源消費環節征收碳稅，即對生產部門的中間能源投入和需求部門(居民和政府)的能源消費征收碳稅。
另外，征收碳稅，對于生產者來說，由于生產成本的提高，將導致企業利潤下降，產品價格提高。生產者首先自身承擔一部分碳稅，同時將轉嫁部分稅收負擔，向前通過產品價格提高轉嫁給消費者，向后可能通過降低勞動者報酬減少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具體比例取決于產品市場產品的需求彈性與供給彈性，要素市場要素的需求與供給彈性)，從而影響收入分配、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等，由此引發了關于碳稅“雙重紅利”⑥的研究和爭論⑦，因此，本文也將從碳稅使用方式的角度模擬分析碳稅“雙重紅利”效應的存在與否。
(2)碳稅設計。本文應用CGE模型進行政策模擬中，計稅依據為N2Z117.jpg排放量，并且采用國際常用的在化石能源使用環節 征稅方式，具體碳稅設計為以下方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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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出化石能源的碳稅稅額以后，就可以將碳稅的稅率轉化為從價稅率，即對某種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稅稅收與該化石能源的國內需求的價值量之比。計算公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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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模擬一：碳稅征收方式模擬分析
首先模擬2007-2020年不同碳稅水平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及其邊際變化率以及部門產出和價格等變量的影響。由于碳稅的征收，石化能源使用成本增加，勢必會使得企業通過研發或其他途徑積極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因此，本文在征收碳稅的同時，假定能源使用效率也發生改變，從而綜合模擬碳稅征收的減排效果。
(1)能源與碳排放影響分析。從表5可以看出：①當不考慮碳稅時，當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分別0、0.5%、1%和2%，可以使得2020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相對基準情景分別減少0、4.59%、8.70%和15.56%；考慮碳稅時，當能源使用效率分別提高0、0.5%、1%和2%，可以使得2020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相對基準情景分別減少44.32%、47.15%、49.70%和54.04%；②要實現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在僅考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征收碳稅兩種手段的前提下，若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長率為0，則需要征收碳稅大約為80元/噸；若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長率為0.5%，則需要征收碳稅大約為70元/噸；若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長率為1%，則需要征收碳稅大約為60元/噸；若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長率為2%，則需要征收碳稅大約為40元/噸；③四種情景下的單位碳稅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邊際變化率均呈現逐漸減小的變化趨勢，相比較而言，能源使用效率越高，單位碳稅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邊際變化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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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6所示，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單 純依靠碳稅可以實現國家“十二五”有關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規劃目標，但這會引起化石能源價格的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當碳稅稅率為80元/噸時，2007年，煤炭價格增長74.05%，石油和天然氣的價格分別會增長5.61%和7.73%；2020年，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分別上升99.70%、8.48%和11.46%，這必然會引起較大的物價上升壓力；但若通過實施碳稅減排政策的同時，加強科技進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如情景Ⅳ)，這樣，碳稅大約為40元/噸，就可實現我國“十二五”規劃中的有關二氧化碳排放目標，此種境況下，2007年相應的化石能源價格分別上升31.24%、2.35%和3.18%，2020年化石能源價格分別上升47.27%、4.41%和5.09%，物價上漲壓力明顯減小。倘若能源使用效率進一步提高，相應的碳稅將繼續減少，同時化石能源價格上漲空間必將進一步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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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門影響分析。征收碳稅必將導致化石能源價格上漲，從而提高生產成本，不同部門的化石能源投入占總投入比例差別很大，并且不同部門各級生產函數、各種生產要素的替代彈性也不完全一致以及對不同部門產品的需求差別，將對不同部門的化石能源需求產生不一致的影響。由此，對部門的產出價格、產出量、勞動、資本使用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等將產生不同的影響。表7分析在情景Ⅰ中，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長率為零(相對基準情景能源使用效率保持不變)，碳稅為30元/噸時，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各部門的產出及其價格相對基準情景的變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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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結果可以看出，21個行業中，產出價格都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征收碳稅，導致企業生產成本有所提高，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氣行業和消耗化石能源較大的電力(火電)、非金屬礦采選及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礦采選及金屬冶煉業等部門價格上升幅度比較大，而且從時間上看，其價格上漲幅度在逐年增加；而消耗化石能源較低的農業、金融及房地產業、批發零售和住宿業、食品制造與煙草加工業、科教文衛社會服務業等部門的價格上升幅度明顯較小，而且，從時間上看，其價格上漲幅度在逐年減少。
從產出上看，21個行業中，煤炭采選及煉焦業、石油開采及加工業以及天然氣開采業的產出降幅最大，而且隨著時間的延長其產出降度在進一步擴大；雖然紡織業、化學醫藥業、電子通信、儀器辦公品制造業的產出在期初產出降幅較大⑧，但與化石能源部門不同的是，其降幅隨著時間的延長在逐步降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低碳能源(水電、風電及核電)行業的產出在逐年增加，主要是由于化石能源價格提高后，低碳能源的替代作用開始逐步顯現，社會需求有所增加，而且隨著時間的延長，其替代作用逐漸加強。
3.政策模擬二：碳稅使用方式模擬分析
一般說來，碳稅會引起化石能源價格的上漲，從而導致企業生產成本提高、產品價格上漲，但是碳稅的不同動態循環使用方式，可能導致不同的企業收益、居民收入、居民消費、政府儲蓄、進出口、社會福利等社會經濟變量發生改變。另外，學術界還存在征收碳稅是否可以達到“雙重紅利”的效果，因此，本文以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相對基準情景在2020年降低20%為例，模擬分析不同的碳稅循環使用方式對社會經濟變量的影響。具體情景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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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9的分析結果比較分析情景Ⅴ、情景Ⅵ、情景Ⅶ、情景Ⅷ中的各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情景Ⅵ中，相對基準情景，由于征收碳稅，居民的資本收入有所下降，雖然政府在征收碳稅的同時降低了居民的個人所得稅，但同時政府對居民的轉移支付也有所下降，由于減少的個人所得稅額低于政府轉移支付額，因此導致居民的稅前總收入水平比情景Ⅴ下降幅度更大，但由于降低了個人所得稅稅率，居民稅后收入有所增加，居民的消費需求有所提高，因此居民的社會福利狀況比情景Ⅴ有明顯改善。政府在總稅收相對基準情景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由于碳稅征收導致產品價格上漲，從而引起政府的實物消費減少。對于企業來說，征收碳稅導致生產成本上升，從而引起資本價格相對下降，因而企業收入和消費水平均有較大減少，同時由于國內產品價格相對國外有所上升，造成出口明顯減少，進口增加。實際GDP構成中，僅有居民消費相對增加，而政府消費、投資、進出口均減少，從而導致實際GDP有所下降。總體而言，情景Ⅵ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同時使得社會福利水平有所增加，從而實現了碳稅的“雙重紅利”效應。
情景Ⅶ中，相對基準情景，對于企業而言，由于征收碳稅引起資本價格下降，從而企業收入減少，但由于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企業儲蓄水平有較大幅的提高。居民由于資本收入的下降、政府轉移支付減少，居民總體收入下降，從而導致居民消費、居民儲蓄、社會福利水平相比情景Ⅴ呈現更大幅度的下滑。政府的收入和儲蓄雖然沒變，但由于該情景下，產品價格上漲較大，因此，政府的實物消費降幅最大。實際GDP 下降原因同上，但相比情景Ⅴ和情景Ⅵ，實際GDP的下降幅度較小。總體說來，情景Ⅶ低企業所得稅，使得企業儲蓄和總投資有所提高，但也使得居民消費、社會福利水平與情景Ⅴ和情景Ⅵ相比降幅更大。這說明征收碳稅的同時降低企業所得稅不能實現碳稅的“雙重紅利”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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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08-2020年不同情景下社會福利變化
情景Ⅷ中，由于降低了間接稅，而間接稅發生在國內生產環節，企業可以將稅負部分地轉嫁給消費者，從而影響國內需求和出口。雖然該情景下企業收入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小于其他三種情景。對居民而言，居民的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下降，政府轉移支付也有所減少，因此居民總收入水平與情景Ⅴ相比略有下降，但由于降低了間接稅，國內產品價格有所下降，因此，居民的消費需求、社會福利水平與情景Ⅴ和情景Ⅶ相比均有所提升。政府的收入和儲蓄不變，但由于國內產品價格有所下降，因此政府的實物消費相比情景Ⅵ和情景Ⅶ均有所增加。由于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凈出口改善較大，因此，實際GDP的降幅相比其他三種情景降幅最小。從圖2可以看出，情景Ⅷ中，社會福利降幅微小，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接近于零。這說明，征收碳稅的同時降低企業間接稅，可以使得碳稅對社會福利的影響 微乎其微。
三、結論和建議
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單純依靠碳稅可以實現國家“十二五”有關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規劃目標，但這會引起化石能源價格的大幅上升，這將會引起較大的物價上升壓力；但在加強科技進步，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長率為2%)的前提下實施碳稅減排政策，40元/噸的碳稅征收標準為就可實現我國“十二五”規劃中的有關二氧化碳排放目標。另外，隨著碳稅稅率的增加，單位碳稅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邊際變化率均呈現逐漸減小的變化趨勢，相比較而言，能源使用效率越高，單位碳稅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邊際變化率越大。因此，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可以有效地增強碳稅的實施效果，我國應加強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促使我國的能源使用效率不斷提高。
從行業上看，21個行業中，產出價格都有所上升，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氣行業和消耗化石能源較大的電力(火電)、非金屬礦采選及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礦采選及金屬冶煉業等部門價格上升幅度比較大，而且從時間上看，其價格上漲幅度在逐年增加。消耗化石能源較低的農業、金融及房地產業、批發零售和住宿業、食品制造與煙草加工業、科教文衛社會服務業等部門的價格上升幅度明顯較小，而且，其價格上漲幅度在逐年減少。另外，隨著化石能源價格的提高，低碳能源(水電、風電及核電)行業的產出在逐年增加，替代作用逐漸加強。
若采用在能源消費環節征收碳稅，同時降低居民所得稅稅率，保持政府財政收入中性的稅收方案，可以實現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同時使得社會福利水平有所增加，從而實現了碳稅的“雙重紅利”效應；而保持政府財政稅收中性，在征收碳稅的同時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并不能實現碳稅的“雙重紅利”效應。因此，從社會居民福利水平的角度，要實現碳稅的“雙重紅利”效應，我國碳稅征收應與居民所得稅改革相同步。
若采用在能源消費環節征收碳稅，同時降低企業間接稅率，保持政府財政收入中性的稅收方案，比采用在能源消費環節征收碳稅，同時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保持政府財政收入中性的稅收方案，更能減弱或消除因征收碳稅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從對碳稅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負面影響的角度上考慮，我國在實施碳稅的同時，適當降低企業間接稅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的效果好于適當減少企業所得稅的效果。
感謝匿名審稿人的修改意見，文責自負。
注釋：
①目前國家統計局還未正式公布2010年細分的中國投入產出表，所以只能以2007年投入產出表為數據基礎。
②嚴格意義上，使用就業增長率更為合適，但由于我國缺乏行業就業人數、失業率等翔實數據，因此用勞動力增長率代替之。
③1986-2007年，我國能源使用效率增長率分別為-0.69%、-1.85%、4.43%、4.14%、3.90%、1.64%、2.86%、8.38%、14.00%、6.40%、0.47%、2.36%、3.30%、-2.47%、-1.44%、-1.26%、-5.10%、-11.01%、-7.93%、-6.14%、-5.44%、-2.43%。
④CGE模型的動態方程主要是參考了Alfredo和Pereira(2014)、Alexandre和Arnaud(2013)等文獻，具體推導過程詳見這些文獻。
宏觀經濟稅收范文第2篇
稅收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財政政策的一種，是指為了實現一定歷史時期任務，選擇確立的稅收分配活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它也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所定義的稅收政策是指為促進企業R&D投入，提高企業的R&D投入強度所采取的一系列特別稅收措施的總和。從微觀企業的角度而言，對R&D的定義通常采用OECD的弗里斯卡蒂手冊（ Frascati Manuel 1994） 的標準定義。R&D支出一般分為兩類， 一類是經常性支出（current expenditures）， 包括微觀企業里研究部門人員的工資薪水、研發過程中所耗費的變動成本支出等；另一類是資本支出（ capital expenditures） ， 包括企業的R&D設備購置、建筑更新建設的支出。
二、稅收政策對企業R&D投入的影響的傳導機制
國際上有關稅收政策對企業R&D投入的影響主要有三種機制：
（1）減免稅政策。政府從應付所得稅額中扣除部分或者全部的R&D支出。加拿大、意大利、韓國、荷蘭、挪威、法國、日本、墨西哥、葡萄牙、美國和西班牙等國實施的是所得稅減免方案。在實際計算可從應付所得稅額中扣除的R&D支出時， 可以采取依據R&D支出總量的方法計算，也可以采取依據R&D支出增量的方法計算。在依據R&D支出增量計算扣除額時， 計算R&D支出增量的基期值可以用以往數年的移動平均值計算得到， 選取某一年份的R&D支出作為基值。將當期的R&D支出與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后的基值相比較。可以每隔一段時間重新選定基期。或者選取某一年份的R&D支出/銷售額作為基值（ 美國）， 如果當期的R&D支出/ 銷售額大于基值，就可以享受稅收扣除。由于稅收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會影響R&D支出，為了避免基期的R&D支出過于偏離常年平均值，可以選用數年的平均值作為基值。在依據R&D支出總量計算扣除額時，政府不僅補貼了企業新增加的R&D支出，也會補貼已經發生的R&D支出，因此政府花的錢中有一部分不會對企業增加R&D支持有激勵作用，但依據總量的方法對政府和企業來說更利于操作。開展大規模的R&D活動的大企業更傾向于基于總量的方法， 他們認為， 基于增量的方法沒有考慮到研發活動具有遵循企業和產品周期的特點， 在某一特定時期內，如果企業業績不佳， 就不可能在R&D預算上保持向上增長的勢頭。
（2）應稅收入抵扣政策。政府允許企業從應稅收入中扣除比實際R&R支出更多的金額。英國、澳大利亞、比利時、丹麥、奧地利和匈牙利等國實施的是應稅收入抵扣方案。在實施應稅收入抵扣方案是，也同樣存在是依據R&D支出總量還是依據R&D支出增量計算抵扣額的選擇。
（3）加速折舊政策。由于用于R&D活動的機器設備、廠房建筑等固定資產的收益將在以后各期獲得，按照收益成本匹配原則，這些固定資產應該在以后各期記提折舊。到1999共有10個國家提供不同程度的加速折舊的優惠政策，允許企業在第一年將用于R&D活動的機器設備全額記提折舊， 或者在以后數年內加速記提折舊。折舊費是計算應納稅所得額的扣除項目之一，稅法允許加速折舊，使固定資產最初使用的幾年折舊費增大，減少應納稅所得額，從而減輕最初幾年的所得稅納稅義務，緩解了企業因購置固定資產造成的現金短缺困境。但加速折舊只能改變資金回收的速度，不會減輕企業的總稅負，稅負前輕后重，有稅收遞延之利，相當于政府給予一筆無息貸款。由于加速折舊可使企業提前收回投資，從而加速了固定資金的周轉，可以促進企業用加速收回的資金去購買更先進的設備或選擇更好的投資方案，這樣就促進了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進步。
為提高加速折舊的政策效應，應該注意加速折舊的時間安排。對于存在減免稅優惠的企業，應避免將加速折舊安排在享受減免稅優惠期間，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將不能利用加速折舊的好處，從而使這種激勵措施的效應大大降低。國外學者曾用一個具有不完全競爭性的動態生產結構模型，對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國的稅收政策影響生產和投資效應進行了評估，他們的結論是加速折舊方法在促進投資與技術進步方面比更一般的降低企業稅率的激勵形式更具有成本有效性。
宏觀經濟稅收范文第3篇
摘要：以供給學派理論為切入點分析我國增值稅轉型的必要性，并進一步探討增值稅轉型改革對我國微觀層面的企業和宏觀經濟增長及市場環境穩定的影響。分析我國全面推行增值稅轉型的效應。
關鍵詞：增值稅轉型；供給學派；必要性；效應
1問題的提出
我國的增值稅轉型改革就是從生產型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其實質就是擴大抵扣范圍，即允許抵扣當期購人固定資產所含的進項稅額。我國現行增值稅在保證財政收入的及時入庫和穩定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稅作為我國稅制體系中的主體稅種之一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固有的弊端，從經濟層面來看抵扣范圍狹窄不利于刺激企業投資，從政治層面看為政府提供了“印鈔機”導致眾多的經濟犯罪。鑒于此，增值稅轉型問題一直備受關注，而供給學派的核心觀點就是減稅，為此供給學派為我們提供了就業機會和固定設備的更新，從而有利于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每單位生產要素的投入能夠產出更多的商品和勞務，降低了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供給學派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好壞，更多的取決于“供給方面”，即企業是否有活力，是否有投資的積極性。
2我國增值稅轉型的必要性
從國內外的經濟環境看，“華爾街金融風暴”導致全球經濟減速，外需急劇收縮。出口受到重創。同時國內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國內出現經濟的周期性回調都反映出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面對我國目前內外夾擊的經濟形勢，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增值稅轉型無疑是雪中送炭，在供給方面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將是巨大的，巨大的投資乘數效應將會彌補轉型后政府財政的稅收收入，提高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帶動企業固定設備的更新換代和產業升級，從而帶來較高的就業率和生產率，最終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消除這次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阻礙。
客觀地說，增值稅轉型的契機已成熟。經濟過熱的風險悄然降溫之際。減稅呼聲中的全國范圍內的增值稅改革已浮出水面。我國目前減稅呼聲此起彼伏，國內外減稅潮流為增值稅轉型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上調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進一步降低中小企業所得稅等備受期待，這些減稅政策無疑比政府投資更能夠促進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和效率，在金融危機肆虐的關頭更能帶動經濟的增長。
此外，我國目前的財政承受能力也為增值稅轉型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完全可以消化增值稅擴大抵扣范圍所減少的收人。在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時間里，我國財政收入連續上了幾個臺階，較輕松地實現從2萬億元到5萬億元的大幅度跨越。同時，新企業所得稅巳于2008年1月1日在全國實行，增值稅全面轉型也錯開了企業所得稅這項大的稅制改革，大大減輕了財政壓力。
3我國增值稅轉型的效應
從供給學派的觀點來推斷，在我國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具有拉動投資的效應，對微觀層面的企業和宏觀層面的國家經濟都會產生深遠的意義。
3.1增值稅轉型改革對微觀主體的影響
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對全國范圍內所有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徹底抵扣固定資產所支付稅金，這一轉型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影響最為劇烈。對勞動密集毅企業的影響較為平緩。
同時，增值稅轉型對不同規模企業所產生的意義有著天壤之別。適用增值稅轉型改革的對象是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改革后這些納稅人的增值稅負擔會普遍下降，而規模小、財務核算不健全的小規模納稅人(包括個體工商戶)，由于是按照銷售額和征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且不抵扣進項稅額。其增值稅負擔不會因轉型改革而降低，因此需要相應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扶植小規模納稅人健康成長。
3.2增值稅轉型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從供給學派的觀點來看。增值稅轉型對宏觀經濟的意義表現在增值稅轉型后，有利于企業增加投資。而投資的增加有利于生產率的提高，生產率的增長導致了更多產品的供給，而更多的供給會導致更多的需求和消費，當消費和投資的增加會增加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帶來經濟的增長，因此增值稅轉型會帶來經濟的增長和市場環境的穩定。
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是增值稅轉型改革的前提和基礎，反過來，增值稅的轉型也會對宏觀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增值稅轉型后。固定設備購人方可用進項稅額抵扣銷項稅額，間接降低固定資產取得的成本，提高企業盈余水平，這將帶來企業所得稅的增加和投資拉動GDP兩方面的正效應。從東北地區增值稅轉型試點政策的實施情況來看，根據8005年統計數據顯示，東北地區國內增值稅收人為955.8億元，而增值稅轉型試點直接影響東北地區增值稅收人減收32.36億元，占東北地區全年國內增值稅收人的3.3％，只占全口徑稅收收入的1％左右，并沒有造成稅收收入的大幅下降，實際上稅收總量仍然保持較高的增速。
3.3增值稅轉型對市場穩定的影響
用菲利普斯曲線來分析宏觀市場的穩定，可以發現增值稅轉型對于宏觀市場穩定的影響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即：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首先從失業率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增值稅的轉型從總體上會降低企業的固定資產的投資成本，促進企業的投資的增加，而投資的增加則代表著更多生產單位的出現，從而增加了對于勞動力的需求，降低了失業率。另一方面，隨著企業固定設備的更新換代，對于勞動力索質的需求也會上升，也許在現階段來看對于失業率并不會起促進作用，但是從長期來看隨著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并不僅僅會是對失業率有促進，同時還會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并且會促進我國生產方式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過度。因此，從整體上來說。增值稅的轉型不僅僅是給我們帶來失業率的下降，而是在失業率下降過程中，帶來了勞動力素質的上升。
宏觀經濟稅收范文第4篇
［關鍵詞］房地產調控；反思；新思維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2-0041-02
1 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再認識
1.1 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概念
房地產宏觀調控是指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從宏觀上對房地產業進行指導、監督、調節和控制,促進房地產市場供需總量、供需結構平衡,實現房地產業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管理活動。從調控體系上可將宏觀調控分為政策調控和戰略調控。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是從經濟角度,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與土地政策等措施對市場行為進行經濟性約束。房地產宏觀戰略調控,是從法律和行政角度,對房地產市場環境與房地產市場系統全局進行引導和規劃。
1.2 房地產戰略調控與政策調控的主要區別
調控手段差異。政策調控是對房地產市場行為等進行經濟性約束和懲罰,對市場失誤進行糾正,對市場失靈進行補充,對市場失效進行調整。戰略調控是對房地產市場行為進行引導、懲罰和制度安排,具有強制性和法律性。
調控目標差異。政策調控旨在對房地產市場價格波動進行調節,維持市場短期局部的穩定,協調發展房地產投資市場和消費市場。戰略調控旨在制訂房地產發展規劃、房地產市場戰略調整,維持房地產市場總供需總量平衡,促進其平穩健康發展；同時優化供需結構,保證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 房地產戰略調控的必要性
戰略調控有利于調整房地產經濟與國民經濟的關系。當前我國發展房地產業主要從總量上加大房地產業投資,由于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國民經濟過分依賴于房地產業。而戰略調控是從結構上對房地產業進行調整,提高房地產業的增加值,促進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實現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戰略調控有利于推進城市化進程。我國城市化進程緩慢,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明顯,城市化與房地產業發展不協調,而政策調控僅調控區域性和短期性市場波動。戰略調控則是從整個房地產市場出發,制訂房地產長期發展規劃,實現房地產業與城市化的協調發展。
戰略調控有利于協調城市規劃和城市經濟的發展。當前我國城市經濟的發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產開發,而忽視城市規劃,造成城市規劃與城市經濟發展不協調。政策調控只是用經濟手段實現資源合理配置,而戰略調控則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強城市建設和城市規劃的約束性,從而更好地協調城市規劃和城市經濟的發展。
2 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主要問題及反思
(1)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本身的問題。一是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失靈問題。其一,宏觀調控政策滯后性。宏觀調控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需要一段過程,包括問題的發現、調控政策的制定、實施。而市場的易變性、波動性會使得政策無法執行,形成滯后性。其二,宏觀調控政策靈活性較差。宏觀經濟政策是面向整體市場,解決短期經濟問題。而房地產市場是區域性較強的市場,易造成部分區域適應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據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調控細則,也只是一紙空文。另外,還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對市場問題把握不準。其三,宏觀調控政策執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部門利益與地方利益沖突、調控細則歪曲調控政策、政策執行者不作為、政策執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產宏觀調控失效問題。其一,宏觀調控政策經濟約束性失效。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因為利用土地、貨幣、財政、稅收政策等對違反市場行為者進行經濟性懲罰。在實施懲罰過程中,會因“尋租”、“招商引資”政策、經濟懲罰力度不夠使得執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資回報遠大于經濟性懲罰,致使政策經濟性約束性失效。其二,宏觀調控政策片面性。綜觀我國已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皆是針對某個具體問題或現象。其三,宏觀調控政策作用時間短。我國宏觀調控實施后,會在短期內產生一定效果,之后問題會更嚴重,主要是因為宏觀經濟政策僅在短期內影響部分房地產市場主體行為。
(2)房地產宏觀調控引發的問題。一是房地產市場環境問題。其一,宏觀調控使房地產市場經濟環境更加惡劣。一方面宏觀調控使得房地產投機回報率增加,投資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產市場儼然是住房投機市場而非消費市場。特別是大量制造業資本或者其他重要實體經濟資本投資樓市,加劇了市場投機行為。另一方面宏觀調控使得開發商大建高檔住房,而高檔住房成交拉動房價,使得中端房價也跟隨上升,中端住房出現泡沫。因此,調控使得房價越調越高,住房越來越困難,房地產市場環境變得更加惡劣。其二,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法律環境受到質疑。我國房地產宏觀政策效用大減,2006年的國八條和國六條實施后,房價出現短暫回調后又升到較高水平。使得人們質疑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多次調控表明,房地產宏觀調控并不能引領房地產市場走向、改變房價走勢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權利。二是房地產市場系統問題。其一,房地產市場投機預期高漲。宏觀政策調控使得房價不跌反漲,投機者信心高漲。根據消費者行為理論,消費者(投機者)“買漲不買跌”,于是投機者看漲預期形成,大量投機資本進入樓市,房價越炒越高。其二,我國房地產市場住房投資功能強于消費功能。目前樓市投機盛行,政府宏觀調控不力,使得購買住房主要是為投資而非消費。宏觀調控使得購房者購房越來越困難,消費市場逐漸萎縮,投資市場成為主流。其三,投資者與消費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開發商與消費者的矛盾,征稅增加開發成本,而開發商會將稅收納入房價,將賦稅轉嫁給了購房者,房價越高,購房越困難,開發商與購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機者與購房者的矛盾,如為抑制投資,提高稅率,但同時增加了自住、投機購房者的購買成本,可投機者掌握大量資本,并不受其影響,他們只需投資回報率大于銀行或其他投資回報率,就不愿退出房地產投機市場,反而使自住需求減少。結果造成一方面投機者擁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購房者又買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 完善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新思維
3.1 繼續改進和完善我國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
(1)彌補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視對宏觀調控效果評價,制定更加準確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準確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解決政策失靈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要適時、針對性地執行,嚴格執行制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第二,加大宏觀調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觀調控執行力。執行力關系到效果與目標的差異。要力求避免執行力大打折扣、宏觀調控政策執行不作為的現象,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執行,努力構建宏觀調控政策監督體系。第三,著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積極引導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機制。第一,完善稅收政策調控機制。稅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產要素再分配。對房地產征稅,主要應增加住房投資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費成本。目前我國住房稅收調控既抑制投機,也增加住房消費成本,由此引發住房難問題。因此,很有必要對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轉交易分別設計征稅。只有增大持有投資住房的稅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資投機行為,即讓投資房地產的收益小于成本,才會抑制投機。第二,完善土地出讓機制,最大限度地為保障性住房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我國土地現行的“招拍掛”出讓機制,造成了房價的不斷提高,建議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現行的價高者得的招拍掛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讓而采取應價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價招拍掛,可以實現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將這部分資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設,以解決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難問題。
3.2 逐步啟動和發展我國房地產宏觀戰略調控
(1)從戰略調控的現實意義上正確引導我國住房需求。一是正確認識住房需求與住房需要,需要且有支付能力才構成需求。因此,購買住房的需要并不等于住房需求。實際上,我國樓市多數住房需要都被錯誤地理解為住房需求。二是引導中國住房觀念,“安居樂業”是指有居住權而非住房所有權。因此,只要能滿足居住,租房也能實現“安居樂業”。三是年輕人要認識到購買住房是一種奢侈而非必需。根據房價收入比4~6倍的國際經驗,我國的房價收入比大多在10倍以上,再加上CPI的持續高漲,使得年輕人住房和資金購買力下降。對于剛畢業的大學生,工資較低,短期內難以承擔高房價。因此,購買住房只是一種奢侈而非必需,只有當改善住房需要變成需求時,住房才由奢侈轉為必需。
(2)從戰略調控的理論基礎上,保障我國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消費權利。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難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由市場解決,社會問題由政府解決。因此,完善住房商品房分配制度,努力滿足住房改善需求和住房投資需求的住房消費權利。更要加大保障房建設和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努力建設以消費功能為主,投資功能為輔的房地產市場。并且實行透明、公開和動態的保障房分配制度,設定保障標準和進入退出機制設計,即無購買商品住房能力時,中低收入人群自動進入保障房分配；當有能力購買商品房時,又能主動退出保障房分配。還要擴大輿論影響,即從輿論上嚴懲不符合保障房人群卻購買保障房的行為。
參考文獻：
［1］黃烈佳.房地產宏觀調控目標分析［J］.產業觀察,2006(4).
宏觀經濟稅收范文第5篇
關鍵詞：宏觀經濟管理控制體系經濟發展
前言：舊的宏觀調控面臨經濟的改革出現了諸多的不適應，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的發展需求，只有進行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才能實現經濟的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但如何進行改革成為困擾相關部門的重要難題。
1.經濟管理職能的強化
1.1 宏觀調節
為了維持經濟增長水平的平衡發展，避免失業率上升、控制通貨膨脹在一定的范圍內，國際收支平衡而采取的一種手段，主要是財政、金融手段的運用，進行一定的結構控制和調整。從我國經濟的發展歷史來看，我國的宏觀經濟調節上仍存在著一些頑疾有待清除，主要呈現在：貨幣供給量控制狀況不是很好，常常受到來自各方壓力的影響；其次是調節手段只對部分群體有效，而對部分經濟主體則無法發揮作用；再次，我國的財政赤字現象仍舊是較為嚴重的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財政手段的發揮。類似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政府的宏觀調節功能就無法進行，經濟的發展也會受到限制。
1.2 穩定社會收入的公正性
宏觀經濟管理控制體系可以對社會的分配保持其公正性做出貢獻，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社會利益主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單一化呈現多元化的形式，貧富差距有所增多，尤其是在發展較快與部分落后的城市之間。與此同時，我國財政、稅收等部門在維護社會收入分配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則顯得不足。主要表現在，在我國尚未形成以源泉征稅與收入義務申報制為中心、以貫徹稅收法制為基本原則的現代征稅制度，征稅的標準也不夠統一，造成大量的偷稅漏稅現象，嚴重威脅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同時，我國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在財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極小，而這離不開部分企事業單位承擔了部分福利與保障職能有關，但要想覆蓋全部人員，該制度仍存在著一定的限制，這對很需要社會福利的人來說是不公正的。市場機制的改革勢在必行，為了抑制這種現象繼續擴大，維護社會經濟環境的穩定，政府的宏觀調控顯得非常重要，必須承擔起維護收入分配公正的職責。
1.3 提供公共服務與墓礎設施的職能
在未來的金融市場上，市場機制所要發揮的作用將越來越大，但僅靠市場來提供是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的，尤其是部分公共與設施。類似的案例在世界各國都有體現，美國的信息統計部門主要是針對信息的收集和管理，并在整理后將其公布于眾，我國在此項的服務明顯落后發達國家；還有我的教育文教費用呈現上漲趨勢，但是九年義務教育仍未得到普及，從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政府的職能在改善公共服務的現狀方面有待改善和加強。
1.4 維持社會的公序良俗
市場機制的引進，競爭現象明顯，但是競爭規則卻不是很令人滿意，在實際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為阻礙競爭、破壞公平交易的事件屢見不鮮，因此，對維護社會市場競爭機制和公平競爭，必須建立專門的部門進行該方面的改善，這對于今后的經濟發展和改革相當的重要，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關鍵。
1.5 對市場領域的劃分極為重要
政府與市場的職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不夠明確，哪些應該交給市場去自行調控，哪些應該由政府控制，整體保持政府的宏觀調控，對于部分壟斷的行業以及大部分公益的事業應該采取政府控制和直接規劃的方式，為了保證直接規劃領域的效率，也必要在價格設定及收費體系方面適時進行調整。
除了以上幾個方面，更應該注意法律措施的完善和相關政府執行的方向加強管理，促進宏觀經濟管理控制體系的作用發揮。
2.宏觀經濟管理的調控手段
根據我國的經濟特殊性，采取合適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在宏觀經濟管理手段的選擇上，可以采取直接調控與間接調控的方式，直接調控就是由政府控制主要的部分，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該類調控正在逐漸減，間接調控的作用越來越大，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組成：
2.1 價格控制
價格是由市場自行調控的，但是在部分行業，尤其是生產和服務領域，為了保證基礎的公共供給，防止部分企業為了獲取經濟效益，利用自身的壟斷地位牟取暴利、危害他人，也為了保護經濟發展中的弱小群體，政府對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行直接確定和間接影響的行
政性價格政策.，主要涉及的行業包括主要食品、公共交通、水電氣、郵政、衛生保險、農副產品、汽油、以及煙酒糖茶等方面。價格的調控是要遵循市場的規律，按照市場發展的原則進行的，所有的價格控制都要遵循市場的趨勢和經濟發展的周期，而且要定期進行審查，以便在控制的力度和范圍上及時地做出調整，減少價格政策帶來的扭曲和失誤。
2.2 國家投資
我國一直采取的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存，其表現在各行各業，在投資領域，國家投資仍占有很大比重，而且隨著新興產業的出現，為了扶持新興戰略產業的發展，國家也應積極參與相應的投資，達到促進經濟結構的變化。
2.3 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管理控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為主要的作用是促進經濟的長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不斷完善，財政政策的內容主要包括預算支出、政府投資、稅收政策、財政補貼和公共債務等手段，這些手段按照發展的需求必須由政府直接掌握，始終體現著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宏觀的調控政策的基本意圖。
2.4 貨幣政策
按照相關法律規定，我國貨幣政策最主要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進而促進經濟實力的增強。經濟管理控制體系調控的首要目標是保持幣值的穩定，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結束語：
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著諸多的問題需要解決，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會出現新的問題，出了應急措施的改善，更要嘉慶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和管理，加快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將經濟增長的目標放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上，實現經濟質的飛躍。
總之，要根本解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
參考文獻：
[1] 張曉晶. 當前宏觀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體制根源[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08,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