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基層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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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基層治理范文第1篇
早在2017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六次會議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設立杭州互聯網法院的方案》，一度成為國內互聯網行業關注的焦點。據報道，至2018年4月15日，杭州互聯網法院受理六類涉網案件共計7372件，審結4532件，網上立案率高達96%，已關聯當事人案件實現100%在線審理。
對此，國內知名電商智庫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電商快評予以評論解讀。
問題一：互聯網法院有何優勢？
對此，長期關注電商互聯網法律監管治理并參與國家多項電商立法課題的業內專家、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認為，互聯網法院的設立主要有五個有利于：首先，隨著網絡詐騙、網絡售假案件的高發，互聯網法院設立有利于充分踐行司法為民宗旨，為依法治理網絡空間、有效保障互聯網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其次，有利于“互聯網+司法”、智慧法院的建設；第三，有利于網上知識產權保護和信用示范體系建設，推動我國網信事業發展；第四，有利于現代網絡治理乃至網絡強國建設的有效制度保障；第五，為全國法院互聯網審判積累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有利于我國牢牢把握國際規則制定主導權作出了重要貢獻。
此外，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高級特約研究員、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張延來肯定了互聯網法院對電子商務的積極影響。對于覆蓋了互聯網和物流等多個領域與平臺的電商來說，案件的被告和原告往往相隔千里，打官司常常需要在異地間來回奔波，同時電商訴訟糾紛的證據基本都保留在線上。互聯網法庭將有望解決電子商務訴訟的痛點。
對此，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上海億達律師事務所律師董毅智認為，互聯網法院的成立可以說解決了基層法院的燃眉之急。一來，由于近年來基于互聯網的電商發展突飛猛進，層出不窮的涉互聯網案子出現在了基層法院。再者，由于互聯網案件往往具有一定共性且短期內數量激增，互聯網法院“千呼萬喚始出來”。眾所周知個別地區基層法院的案件數量畸高，2017年上半年，浦東新區法院收案72753件，審（執）結案件71580件。
此外，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律師方超強曾表示，通過設立“互聯網法院”，探索適合涉網案件的訴訟規則和審判機制，并通過專門管轄的方式，確保裁判法官的業務水平，確保“同案同判”。
問題二：為何選擇北京、廣州？
對此，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法律權益部助理分析師賈路路認為，本次選中北京、廣州兩地再次設立互聯網法院有三大原因：
第一是網絡經濟的原因。中國存在三大經濟圈，即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其中，長三角已經有杭州互聯網法院，北京和廣州分別是京津冀和珠三角經濟圈的核心城市，這兩個經濟圈互聯網經濟也一樣發達，觸網糾紛也比較集中。北京和廣州有這樣的現實的迫切的需求。
第二是空間地理上原因。杭州、北京、廣州三大互聯網法院在地理上有一定的空間隔離，有利于分散吸收各自經濟圈內的觸網糾紛，因為互聯網法院本身對地理限制有一定的突破性和同時對周邊的地區的網絡糾紛有一定的輻射性。
第三，網絡科技與法律技術的原因。互聯網法院的設立和維護，不僅需要網絡技術的支撐，更需要網絡法律理論和實務專家的智慧支持，而北京與廣州同樣集聚了大量的互聯網相關人才。
對此，董毅智認為，隨著互聯網發展，各地開始追求互聯網法院，本次選擇北京、廣州作為第二批正是考慮到了案件數、地域、科技技術以及審判經驗等要素。杭州互聯網法院的設立蘊含技術含量，為當地基層法院解決了案件分流的困難，有效、快速解決了互聯網民事案件糾紛，以及其運用科技技術審理案件的方式呼應了當下人工智能大環境。另外，北京成為此次被選中的“寵兒”也不乏有其作為首都的考量。
問題三：互聯網法院有何發展趨勢？
針對此問題，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聯合創始人律師麻策曾表示，司法的在線化是大勢所趨。互聯網的發展態勢，足以讓我們看清，人類社會正逐步往線上遷移，人類生活也步入在線化。那么，作為守衛人類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為什么不能徹底地在線化和互聯網化呢？
互聯網基層治理范文第2篇
推進社會管理創新，進一步完善社會管理體系，既要全面展開工作，又要抓住源頭性、根本性和基礎性問題，重點在于解決好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特殊人群幫教管理、社會治安重點地區綜合治理、網絡虛擬社會建設管理、社會組織管理服務等問題。
1、推進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創新，要公平對待，切實保護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從就業、居住、就醫、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入手，不斷創新統一有效管理新機制，結合城鎮化建設，積極穩妥地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實現城鄉一體化和服務全覆蓋的人口互動管理模式，疏堵有機結合，使流動人口能夠全面參與并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生活，變流動為活力，從根本上解決流動人口不穩定和不和諧等問題。
2、推進特殊人群幫教管理創新，要建立健全對服刑在教人員、刑滿釋放解教人員、社會閑散人員特別是青少年以及吸毒人員等高危人群的常態化幫教管控機制，充分發揮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推動教育改造與安置幫教工作雙延伸。對特殊人群的幫教管理，要有措施、有方法、有體系，應在有利于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促進他們的發展上下功夫，尤其是應當致力于建構和完善幫助其更好地融入社會的機制制度，從根本上化解社會矛盾。
3、推進社會治安重點地區綜合治理的創新，要將城中村、城鄉結合部等地區的治理和城鄉規劃、地區改造相結合，在完善基礎設施、改善生活環境的基礎上，健全基層組織、延伸公共服務，切實處理好整治、服務、管理和發展的相互關系；要對小旅館、娛樂、洗浴場所等實行耐心指導、重點防控、過程監管，完善長效機制，突出指導服務理念。
互聯網基層治理范文第3篇
>> 當前中國社會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根源及解決路徑 著力解決當前農村基層黨建突出問題 淺談當前農村社會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和對策建議 當前基層治理幾個突出問題 當前城市義務教育存在的突出問題及治理對策研究 當前我國酒店管理存在的突出問題及解決路徑的選擇 當前旅游網絡營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及解決對策研究 當前建設項目審計存在的突出問題及解決辦法 當前初中化學教學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及解決路徑探析 當前學前教育面臨的突出問題及解決對策探析 當前中學外語教學存在的突出問題及解決策略探析 當前制約農村改革發展的突出問題 當前社會道德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及對策研究 當前社會道德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及對策 農村生物教育存在的突出問題及解決辦法 當前經濟運行的新變化及突出問題 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及應對 當前影響企業穩定的突出問題及對策 當前初中語文課堂教學存在的突出問題及解決策略 我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存在的突出問題及解決策略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16年2月29日。
②程同順：“村民自治的時代困境及未來趨勢”，《人民論壇》，2013年第26期。
③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2015年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網信網，http：///，2016年1月22日。
④吳景雙：“外出務工致農村人才流失超8成，職業農民培養難”，新華網，http：///，2015年5月11日。
⑤齊東杰，周海生：“城市化背景下的鄉村社會治理”，《農業現代化研究》，2015年第2期。
⑥李丹丹，楊雨奇，趙歡：“12起村官巨腐案涉22億”，《新京報》，2014年8月7日。
⑦曹溢：“‘村官巨貪’戲碼緣何不斷上演？”，《中國紀檢監察報》，2014年10月22日。
⑧劉苗苗，宋明爽：“社會治理理論視域下的農村基層探析”，《山東農業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⑨敘嵐：“反家暴更須關注留守婦女權益”，中國青年網，http：///，2016年3月10日。
⑩潘岳：“環境不公加重社會不公”，《t望》，2004年第45期。
蘇揚：“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環境污染問題”，《宏觀經濟管理》，2006年第2期。
互聯網基層治理范文第4篇
關鍵詞：演社會管理；社會管理信息系統；機制創新；公共服務
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釋放出巨大的改革紅利。社會中的個體和組織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在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人口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社會需求變化、公眾訴求改變都可以成為再次推動社會進步、進一步釋放改革內在潛力的重要途徑。在新型城鎮化的背景下考察社會管理創新，既可以有效釋放城鎮化建設中的改革紅利，也可以充分調動多方社會主體的積極能動性，進一步推進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一、新型城鎮化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內涵
區別于傳統城鎮化的外延式擴張，新型城鎮化是更注重發展質量的內涵式擴張，要求實現人口、經濟、社會、環境全方位發展。根據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對世界各國城市化過程的研究，城市化的推進過程呈現一條S型軌跡曲線，分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個階段：初期階段人口城市化率為30％以下，中期快速發展階段為30％～70％，人口城鎮化率會快速增長，后期階段達到70％～90％，進入成熟的城市化階段。在由中期階段向成熟階段過渡的過程中，受到傳統經濟、社會結構的約束，會出現結構調整和社會管理滯后帶來的相關問題，面臨城市發展的瓶頸。在這一階段，適當的轉型戰略、制度變革和管理創新是保證城市化深化發展的必要基礎。社會管理的功能在于滿足社會發展中人們的多樣化需求，協調社會生活各系統中不同組成部分的利益關系，通過制定社會規則、社會政策，通過一定的執行手段，借助各類社會主體來實現社會進步[1]。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經濟、社會、環境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必然會帶來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更需要與之相配套的社會管理機制和手段來加以解決和化解，對社會管理的內容、機制和措施進行變革和創新。
二、新型城鎮化引起社會管理需求變化的因素
1.經濟結構調整20世紀80年代后，我國快速向工業化社會轉變，產值結構、就業結構轉型速度加快，從1978年到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從3645億元增至636463億元，第一、二、三產業產值比重分別從28.2%、47.9%和23.9%調整至9.2%、42.6%和48.2%，就業人口比重從68.2%、18.3%和13.6%調整至29.5%、29.9%、40.6%①。就業結構從傳統的第一產業為主向第三產業占絕對優勢的現代就業結構轉變。2.人口與收入結構變化產業結構變化，帶來了人口流動和人口結構變化，第二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吸引了大量農村轉移人口。2014年全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54.77%，全國人戶分離人口為2.98億人，其中流動人口2.53億人。全國農民工總量27395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821萬人，本地農民工10574萬人①。2014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75。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之比為2.38（見表1）。可見，我國城鄉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差距仍然較大，城鎮化進程勢必要進一步深化。3.利益訴求多樣化市場經濟改革后，分配形式多元化帶來了居民收入多元化，導致我國在整體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出現了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形成了新時期多元化的利益主體。經濟地位的改變決定了人們的利益追求發生了變化：弱勢群體的基本訴求是關注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普通醫療、上學、住房等問題，富裕階層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參政意識不斷強化。而且隨著認識水平的提高，公民權利意識不斷被喚醒和強化，更加重視個人發展和個人權益，利益訴求和表達愿望日益增強。不同社會階層對社會管理的內容提出了不同需求。4.社會問題復雜化在近年的城鎮化過程中，我國不同地區、城鄉之間發展差距加大，社會結構和公眾需求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呈現多元化、差別化和高級化的特點。由于整個社會的開放性、流動性大大加強，信息化程度加深，新的經濟組織、社會組織也在不斷發展，不同利益主體各種訴求相互交織。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不平衡，引發了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我國現有的社會管理機制和措施出現了滯后。5.社會階層結構變化所有制性質的變動使社會關系結構相應調整，社會成員的活動空間擴大，社會流動性加劇，人口轉移、各社會階層開放流動和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賦予了社會更多新的權力資源。我國形成了知識分子、職員、企業經理、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主等多種階層。社會階層分化后，逐步轉化成利益分化較大、由許多不同利益群體組成的復雜階層結構。眾多新型的經濟組織和民間組織不斷涌現，社會組織結構從一元化向多元化和異質性發展。
三、新型城鎮化中社會管理創新的路徑
1.新型城鎮化與社會管理創新的關系新型城鎮化是研究社會管理創新的背景，同時也對社會管理創新提出了要求，二者在理念、內容和目標上具有具有緊密聯系（見圖1）。趙輝：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社會管理創新的路徑與體系構建第一，新型城鎮化與社會管理創新具有一致的價值理念。新型城鎮化摒棄傳統城鎮化的粗放式擴展，不再僅僅強調人口和建設的城鎮化，而是更加注重公眾生活質量提升，尊重公眾意愿和需求，以實現個體的需求和價值為核心，是以人為主體的城鎮化。新型社會管理以人的需求為導向，圍繞實現公眾訴求、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并激發社會活力對社會管理的內容、機制和措施進行創新。從理念上看，新型城鎮化與社會管理創新具有共同的價值理念，即以人為核心的管理和服務。第二，新型城鎮化建設對社會管理創新提出了新要求。從世界各國的發展模式看，城鎮化的發展路徑是依托于工業化的擴張。由于我國前期經濟發展過度強調工業化擴張，在被動發展下促成的城鎮規模、形態、功能、設施和生態環境等都難以滿足現代化城鎮和人們生產生活的需要。新型城鎮化帶了的人口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變化、利益訴求多樣化和社會問題復雜化，同時也對社會管理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從解決民生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出發，在政府服務水平、社會保障水平、社會組織建設、公共政策提供等多個層面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第三，社會管理創新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保障。新型城鎮化是一項涉及農民市民化、產業支撐、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多方面的系統工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社會、環境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必然會帶來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需要與之相配套的新型社會管理機制和手段來加以化解，社會管理發展的越完善，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就越小，改革才能順利推進。2.社會管理創新的目標社會管理是在公眾認同和參與的基礎上，通過多方社會主體協商實現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社會管理創新的目標在于，解決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社會管理滯后引發的相關問題，建立符合新型城鎮化要求的社會管理機制和模式，進一步改善民生、保障權利、激發社會活力，實現以社會公正為價值導向的新型社會管理系統。創新內容主要體現在：第一，體制創新，深化制度改革，完善社會管理體制，實現社會自治；第二，機制創新，以新型城鎮化引致的需求為導向，借助市場力量實現社會管理機制的構建；第三，方式和方法創新，通過社會管理體系重構，培育多元化社會管理主體。3.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社會管理創新的阻力與動力任何改革和創新都會面臨束縛和障礙，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推動社會管理創新同樣要突破各種阻力和瓶頸。阻力（1）觀念變革阻力。觀念和思想上的滯后是制約我國社會管理創新的深層次阻力。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包攬了幾乎全部社會工作，全能型政府在現實中往往演變為重管理、輕服務的管理方式。這種強調政府作用、輕社會管理、忽視社會其他多元參與主體的思想嚴重制約社會管理創新。要實施社會管理創新，必須轉變觀念，將以人為本、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觀點貫徹到社會管理工作中。這種觀念和思想的轉變不是僅僅依賴于道德建設和思想宣傳，更要依賴于相關的制度設計，通過社會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治理的方式，保證公共事務和社會管理需求能夠真實、全面表達，并及時獲得信息反饋，樹立依法管理、多元參與、協作治理的社會管理觀念，實現社會管理創新的內在推動力。（2）路徑依賴阻力。社會管理創新即是要突破原有的社會管理路徑和模式，這一過程中，必然要突破既有發展路徑的路徑依賴。計劃經濟時期“全能政府”、“企業辦社會”的社會管理方式使社會需求和社會力量被極大的壓縮和忽略。隨著市場經濟改革不斷深入，由于慣性的力量，舊的社會管理模式、機構設置、基層管理方式等仍然會在原有路徑“自我強化”。突破路徑依賴可通過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兩種方式實現。強制性制度變遷是以政府為主體自上而下的激進式變革。誘致性制度變遷的變革主體來自基層，是自下而上的漸進式變革。顯然，政府過度干預已經是現行社會管理體制的弊端，而社會管理創新中可能出現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也決定了政府的主要職能除提供必要的法律、法規方面的制度供給之外，是僅以社會管理的多元化主體之一參與社會管理。實現誘致性制度變遷，在于實現潛在的外部利潤，利用經濟體內部實現非均衡力量的自發進展，再沿著非均衡的發展路徑施加以外部推動力，保證改革沿著個人理性與社會理性相一致的路徑前進。社會管理創新，正是要摒棄原有的權力主導過程，政府以制度支持為社會其他主體參與社會管理、爭取自身利益營造政策環境，實現利益關系調整和權益保障，平衡各類社會主體和各階層民眾的利益訴求，使其能夠通過參與社會管理工作追求并實現自身利益，充分發揮自身的主體性，實現公民自治。（3）既得利益阻力。變革創新的過程就是不同群體之間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必然會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當前我國的改革進程已經從增量改革轉向存量改革，社會管理創新正是通過發揮社會力量再次釋放改革紅利的途徑之一。經過之前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社會管理的利益格局趨于固化，政府相關權力部門和基層管理部門難以放棄既有利益，不僅使社會管理難以有效開展，還會嚴重阻礙公眾對社會管理過程的參與。社會力量與經濟變革一樣蘊藏著推動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潛能，推動社會管理創新，必然要突破原有利益格局的僵化狀態，重塑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這種利益格局的打破也是實現制度變遷的基礎。動力（1）外在動力———改革要求。外在動力是推動事物發展變化的外部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加強社會管理制度改革，但仍存在制度供給不足問題，以及一些已經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社會管理模式。加之經濟體制改革后公眾對社會生活的要求不斷提高，使我國的社會管理呈現出一種制度供給與制度需求非均衡的狀態，這種制度非均衡是推動制度創新的主要推動力。（2）內在動力———社會需求。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要求在社會管理創新中實現以服務為宗旨、多元參與、動態協調和源頭治理。人口流動、社會階層分化、社會組織發展對社會管理的理念、機制、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力量參與社會管理的空間擴大，社會組織、公眾的自發利益需求會驅動其參與社會管理，將社會管理中存在的問題轉化為具體的制度變革需求，這些需求會形成對社會管理創新的內在驅動力。（3）直接動力———利益驅動。相關利益主體在追求自身利益時的理性選擇形成了社會管理創新的直接動力。社會組織、公眾參與社會管理能夠得到自身權利和利益的保障，獲得更多的社會公共利益和公眾參與的個人利益。現有的社會管理制度已經制約社會主體獲取利益的機會，對社會公共利益、主體個人利益的追求必然會形成對社會管理制度變革和創新的直接推動。4.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社會管理機制創新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機制是實現社會管理功能和目標的必要途徑，也是實現社會管理模式從管控型向服務型轉變的基礎（見圖2）。⑴完善訴求表達機制。利益訴求是社會利益主體表達利益愿望、維護利益權利，以實現利益要求的行為。當前對利益沖突的調節與整合，仍然是基于以政府為主體、自上而下的關系和機制，這在新形勢下帶來了社會風險和社會問題方面的隱患。只有利益表達渠道通暢，才能通過各社會主體間的溝通、反饋充分反映社會需求，推動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激勵社會組織、公眾參與社會管理，化解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實現從根本上塑造社會管理的動力源。完善訴求表達機制應實現：第一，加強利益表達制度建設，通過立法規范利益表達、貫徹平等參與原則、關注弱勢群體，積極引導利益群體理性合法的表達利益訴求；第二，疏通和拓寬訴求表達渠道，利用大眾傳媒和社交平臺的利益表達窗口功能；第三，搭建靈活多樣的訴求表達平臺，發揮互聯網在信息傳遞上的積極作用，迅速回應群眾的利益訴求。訴求表達機制是將社會管理需求的決定權交給社會，通過滿足公眾合理需求推動社會管理工作的完善和創新。⑵建立利益協調機制。社會變革最核心的問題是實現利益關系的調整。利益協調機制，是社會系統變化中協調不同利益主體間相互關系的組織、制度和作用方式。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層面。市場機制是調節利益關系的基本機制，協調多元社會主體的基本經濟利益，需要充分利用市場為不同利益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時加強執法部門、社會輿論和公眾的監督，維護社會各階層主體合法追求自身利益。第二，政府層面。針對市場失靈，政府提供基本制度供給和公共服務供給。通過法律、法規規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來協調利益關系，為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的社會成員創造平等競爭的良好環境，建設有效渠道鼓勵民眾爭取自身利益和權利。第三，道德層面。道德通過對社會輿論、信念、教育的影響來實現對利益的協調。共同的道德規范是公共生活中利益協調的基本準則。⑶加強權利保障機制。收入水平、知識水平的提高，必然帶來公民權利保護意識提高，并對政府保障公民權利需承擔的責任提出越來越合理、細致的要求。加強權利保障機制建設要健全科學有效的就業權、健康權、受教育權、社會保障權、基本公共服務權、政治參與權等保障機制。健全法律和法規建設，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⑷改進矛盾調處機制。個體或群體在經濟和社會活動中追求自身利益時，會出現利益關系引發的矛盾。社會風險管理和社會問題管理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后，雖然全能控制型的社會管理模式有所改變，但仍存在行政管制過度、管理者對上級負責的社會管理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處在對立狀態，社會上經常發生的一些沖突問題也正是由此而起。改進矛盾調處機制要求改變原有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社會管理模式，通過培育多元化社會管理主體，建設多方協商的交流渠道，以民主共商、共建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
四、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社會管理創新體系構建
互聯網基層治理范文第5篇
[關鍵詞]政府職能轉變；公共服務；放管服；最多跑一次
近年來，隨著公共服務理念的不斷更新，各級各地政府都在積極探索和尋求一種更有效的公共服務模式，也隨之涌現出為企業、居民和社會組織等提供政府公共服務的各類辦事機構、窗口、場所以及網站、微博、微信等基于互聯網信息技術衍生的網絡公共服務平臺。本文將這些由政府及相關部門負責規劃建設運營的機構，統一稱之為基層公共服務平臺。
一、當前寧波基層公共服務平臺發展現狀及存在的不足
經過多年持續不斷的努力，寧波各縣（市、區）政府充分整合轄區內各類資源，積極培育多元化的公共服務主體，不斷強化平臺功能，優化平臺運行，提升服務質量，著力為公眾和企業提供優質便捷的公共服務和產品，取得了明顯成效。許多職能部門還在政務服務中心、鄉鎮（街道）站所開設了一些專業性的公共服務窗口。隨著這些實體平臺的逐步建立，寧波的行政審批、社會事務、社會管理等行政職能基本實現窗口式、平臺化服務，基本呈現出實體辦事平臺與網絡互動平臺并舉、線上咨詢與線下同步辦理的發展態勢，為方便企業和居民群眾辦事，提升全市整體政務服務效能發揮了重要作用。毋庸諱言，面對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新任務和公眾對公共服務的新需求，以及對照國內大城市第一方隊的標桿，寧波在基層公共服務平臺建設上還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統籌規劃、頂層設計還不夠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多，要求也越來越高。對照公眾對公共服務的新需求，寧波部分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在綜合統籌和功能提升等方面仍需進一步推進。如目前已建成的公共服務平臺大多由當地政府部門各自牽頭，自行進行建設。一方面，由于職能部門職能職責所限，一定程度上造成多頭投入，重復建設等問題，浪費了人力、財力等資源，影響了行政服務效能。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綜合統籌，也造成部分平臺功能交叉或功能缺失，公眾的服務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
（二）智能化、信息化程度尚需提升
目前，“互聯網+”正在深刻改變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傳統的政府服務模式已經不能滿足公眾需求。國務院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要推進“互聯網+政務”的新要求。最近，北京、上海、廣東、福建等地都已建立網上辦事大廳，并直接延伸到基層，有效提升了政務服務環境與效能。從寧波目前情況來看，雖然各縣（市、區）及其鄉鎮（街道）已經接入了浙江政務服務網等虛擬平臺，但由于職能分散，造成功能不全，而且目前各政務網絡公共平臺功能還主要以政策信息、工作動態、解答咨詢為主，能網上直接申請和辦理的業務還不夠多，信息化手段在公共服務平臺建設中運用還不廣泛，平臺之間的信息共享、業務整合還不充分。
（三）與深化“放管服”和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
一些基層公共服務平臺建設過程中，均不同程度存在重硬件裝飾而忽視服務功能、服務內涵的提升。各級政府在指導和考核基層公共服務平臺建設過程中，往往注重基層公共服務平臺的硬件設施達標水平，對服務質量和服務績效的考核還缺乏有針對性的舉措，對基層公共服務平臺的日常運轉過程中的指導和幫助力度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二、進一步加強基層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若干建議
對于正在推進的深化改革、簡政放權而言，“放”，就是要給基層減負、松綁，該放的權限、能放的權限，要堅決放到位。同時，也不能簡單“一放了之”，要做好“放”后的服務保障，要充分考慮基層承接的能力。權力下放了，人員編制、經費、配套制度等都要同步保障到位，給基層更多的自，使基層能更好地結合當地實際開展工作。“管”，就是該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要把“管”與“考”有機結合起來，該考核的還是要考核，但要加強考核的歸口和出口把關，要充分尊重地區差異，不能簡單“一刀切”。“服”，就是作為上級相關管理部門，要做基層做不了的事，不斷創新上級機關服務基層的體制機制和工作載體，主動幫助基層協調解決難題。從基層的實踐情況來看，建設公共服務平臺，作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一項制度創新，本質上是通過把原來分散在各個政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的行政審批、為民服務等事項，集中起來進行歸并合并，精簡審批流程和環節，縮短服務時限，拓展服務功能和領域，從而實現公共服務的優質高效。這既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本質要求，也是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一定要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進一步加深對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認識，進一步提升基層公共服務平臺的服務質量和效益。
（一）按照“最多跑一次”目標，進一步優化基層公共服務平臺總體布局
建設公共服務平臺，既要體現和貫徹上級黨委、政府部門的工作要求，也要結合本地的需求實際；既要重視平臺服務場所、硬件設備的投入，更要重視對各類平臺的服務對象、服務功能、服務機制、服務效能等方面的研究；既要綜合考慮各類公共服務平臺的服務性質、服務半徑、服務對象、服務供給能力等多種因素，進行合理設計，還要在功能和場所上，體現“一場（網）多用、一人多責、一窗多能”的綜合利用導向，切實實現公共服務平臺的資源配置效益和服務效能的最大化。以鄞州區為例，目前已建成的區級公共服務平臺大多由黨委或政府部門各自牽頭，一些平臺建好之后，效用發揮得還不夠好，有的平臺之間，服務功能類似、服務對象趨同。為此，建議選擇合適的時機，對現有的各類實體性、虛擬性的公共服務平臺進行資源和功能整合，引導各類職能單一的行業性、專業性平臺向綜合性平臺轉型，鼓勵實體平臺向電子網絡平臺延伸，從而推動由簡單的窗口受理平臺向集受理、辦理、咨詢、培訓等多功能于一體的互動平臺拓展，著力構建區級綜合性平臺與行業、專業性平臺互聯、實體平臺與網上平臺互通、現場服務與網上服務互動的新型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模式。
（二）樹立多元合作共治理念，進一步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基層公共服務平臺建設
服務型政府，首先是有限政府。當前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深入推進，政府在經濟領域的管理職能將逐漸弱化，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等職能將隨之不斷加強。因此，對公共服務平臺的建設、管理和運行，也要逐漸改變過去對一切服務事項大包大攬的做法，樹立起“有限責任、有限平臺”的理念。對于一些屬于便民服務類、生活服務類、社會服務類等可以通過市場化、社會化途徑解決的服務事項，如民生咨詢、社區便民服務、鄰里互助、志愿服務、養老助殘服務等，要按照能放則放、能購買則購買、能外包則外包的原則，積極引導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參與這些公共服務平臺的建設和運營。2013年9月30日國務院通過的《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教育、就業、社保、醫療衛生、住房保障、文化體育及殘疾人服務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要逐步加大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力度”。事實上，鄞州區在2009年就已經在養老助殘等領域率先開展了服務外包、政府購買的實踐。因此，建議在總結上述領域政府購買服務經驗的基礎上，在更多的領域，讓更多的市場化、社會化的服務平臺來承接政府的服務功能，不斷調動社會各方參與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的能動性和積極性，不斷滿足居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三）借助“互聯網+政務”機遇，進一步提升基層公共服務平臺服務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