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流動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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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第1篇

[關鍵詞] 舒芬太尼;老年人;血流動力學;應激反應;腦電雙頻指數

[中圖分類號] R614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3-9701(2010)10-72-02

全身麻醉誘導期間由于插管時氣管導管對呼吸道的刺激,容易造成病人較為強烈的應激反應和循環波動,特別對于老年人,更帶來一定的危險。舒芬太尼由于具有較強的鎮痛效力和較小的心血管循環干擾,很適合應用在老年人的全身麻醉中。本研究擬選用舒芬太尼,觀察其在老年人氣管插管全麻誘導期對血流動力學、應激反應和腦電雙頻指數的影響。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我院2009年3月～2009年10月期間在氣管插管全麻下行擇期手術的老年患者90例,ASAⅠ～Ⅱ級,年齡65～78歲,其中男43例,女47例。無明顯的心功能、肺功能和電解質異常。有高血壓病史、藥物過敏史、肝腎功能障礙、過往長期使用阿片類鎮痛藥及酗酒者不列入研究。隨機分為三組:對照組(C組)、芬太尼組(F組)和舒芬太尼組(S組),每組各30例。

1.2麻醉方法

三組患者均不用術前藥,入手術室后行右側頸內靜脈穿刺置深靜脈導管,以(8～10)mL/(kg?h)輸注平衡液。行橈動脈穿刺,監測實時動脈壓。使用PHILIPS VE24監護儀監測SBP、DBP、HR、SpO2。在額正中、眉弓上方及乳突位置貼上銀-氯化銀電極,連接Aspect-2000腦電監護儀行BIS監測。麻醉誘導:咪唑安定0.03mg/kg,丙泊酚2mg/kg,羅庫溴銨0.6mg/kg,C組靜注生理鹽水3mL,F組靜注芬太尼4μg/kg,S組靜注舒芬太尼0.3mg/kg,經面罩充分輔助加壓吸氧2min后,觀察患者意識、睫毛反射消失后,立即經口行氣管插管。

1.3監測項目

監測麻醉誘導前(T0)、麻醉誘導后(T1)、插管后1min(T2)、插管后3min(T3)的SBP、DBP、HR和BIS。同時在各時點由同一助手迅速經頸內靜脈抽取靜脈血3mL,用放射免疫法測定各時點的皮質醇(Cor)濃度。

1.4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10.0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χ±s)表示,組內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P

2結果

2.1三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三組患者術前的性別、年齡、體重及誘導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血流動力學比較

三組患者誘導后SBP、DBP和HR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與T0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應激反應比較

三組患者的Cor在插管后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P

2.4BIS比較

三組患者的BIS值在誘導后均顯著下降(P

3討論

全麻誘導期間由于全麻藥物的作用,血流動力學抑制加強,血壓、心率下降較為明顯。插管時,由于喉鏡、氣管導管的刺激,血壓、心率往往瞬間上升劇烈。血流動力學的波動過大,容易發生不可預測的并發癥,對于老年人更是不利。老年病人由于器官的退行性改變,心血管系統的耐受力下降,麻醉誘導更需力求平穩,以避免心腦血管意外的發生。

舒芬太尼是新一代的阿片類u受體激動藥,脂溶性高,起效快,可迅速通過位舒生物膜而達到作用部位,臨床鎮痛效能是芬太尼的6～10倍,對心血管系統的抑制強度比芬太尼弱,有較佳的循環穩定性[1],尤其應用于老年人,更突出其優點。本研究中,舒芬太尼組的循環波動最小。A組因缺少使用阿片類鎮痛藥,強烈的插管刺激,引起了劇烈的心血管反應,有兩例病人血壓更是一度升至180mmHg以上,心率上升到150次/min。而芬太尼組因其較強負性抑制心肌作用,誘導后,在與丙泊酚的協同作用下,有3例病人的血壓下降至80mmHg以下,心率減慢至50次/min以下。Sareen[2]等研究了應用不同劑量的舒芬太尼作為全麻的誘導,使用劑量最大達15μg/kg,發現循環波動的幅度并不大。Capogna[3]的研究中發現,舒芬太尼比芬太尼更有效地維持了循環的穩定。

氣管插管的應激反應可導致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強烈興奮,導致血中糖皮質激素的濃度快速上升,皮質醇濃度也大幅升高,能夠作為機體應激反應的指標之一[4]。腦電雙頻指數(BIS)是通過對腦電波的頻率與波幅經計算機處理分析得出的一個無量綱參數,以0～100表示,能很好地監測麻醉深度[5]。舒芬太尼組因舒芬太尼的強大鎮痛作用,能夠確切有效地抑制氣管插管的應激反應,抑制Cor濃度的上升。盡管BIS反映的是大腦皮層的功能狀態,舒芬太尼作用的部位在皮層下,兩者的對應效應位點不同,但舒芬太尼通過抑制傷害性刺激的傳導,有效切斷或減弱傷害刺激對皮層的影響,大大降低應激反應對BIS的作用,比芬太尼的作用效力更強。

通過研究表明,舒芬太尼鎮痛效用強大,心血管系統穩定性良好,能有效地抑制氣管插管引起的應激反應,可安全應用于老年人的全麻誘導中。

[參考文獻]

[1] Bailey Pl,Streisand JB,East KA,et al. Differences in magnitude and duration of opioid-induced respiratory depression and analgesia with fentanil and sufentanil[J]. Anesth Analg,19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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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pogna G,Gamorcia M,Columb MO. Minimum analgesic doses of fentanyl and sufentanil for epidural analqesia in the first stage of labor[J]. Anesth Analg,2003,96(4):1178-1182.

[4] 王群,高淑文,趙玉華. 瑞芬太尼對全麻術后氣管拔管血壓、血糖和皮質醇的影響[J]. 中國新藥與臨床雜志,2007,26(3):229-232.

[5] Liu J,Singh H,Whit PF. Electroencephalogram bispectral analysis predicts the depth of midazolam-induced sedation[J]. Anesth Analg,1997,84:185-189.

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第2篇

一、引言

勞動力市場均衡理論認為在完全信息的條件下,通過勞動力價格的調節可以實現勞動力市場均衡。然而現實中的勞動力市場是信息不完全的,勞動力價格調節的作用也不是萬能的,因而在短期內勞動力市場會出現不均衡現象。“民工荒”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2010年春,在我國珠三角地區出現了民工短缺現象,不少企業出現招工難問題,這與我國剩余勞動力充足的事實是相矛盾的。為此,許多專家學者以及實際工作者從理論或實踐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試圖從中找到問題的答案以及解決辦法。

二、“用工荒”問題的幾種解釋

對“民工荒”問題的解釋目前有很多種,每種解釋的角度、切入點以及研究程度都有所不同,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工資過低論

持該種觀點的人主要是從勞動力價格的角度進行研究,運用實地調查和統計手段,結合博弈論、勞動市場均衡理論,認為民工工資水平低是“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提高民工工資是關鍵。該理論重點對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做了比較分析:盡管每年名義工資的絕對值在上升,但消費價格指數迅速上升特別是糧食價格增長過快,超過現有的工資增長速度,進而使得民工實際工資逐年下降,入不敷出。

2.制度障礙論

持該觀點的人大多運用了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從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各種制度角度進行分析,指出當前“民工荒”的主因是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各種制度障礙,認為深化改革和創新制度,掃清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各種制度障礙,使大多數農民順利有效、持久穩定的實現非農化和城鎮化是應對“民工荒”的良策。該理論認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各種制度上的障礙因素有:戶籍制度、就業制度、勞動和社會保障制度、工資制度、住房制度,并提出以下主要幾個方面的建議:創新戶籍制度實現勞動力合理流動;創新勞動就業制度實現平等就業;創新勞動保障制度保障人身安全;創新工資制度保護勞動報酬權;創新社會保障制度保護勞動力資源;創新城鎮住房制度實現居者有其屋。

3.勞動力供給瓶頸論

持該觀點的人主要是從勞動力供給的本身因素出發,分析了在勞動力總需求擴大的背景下由于勞動者自身面臨的種種原因勞動力供給跟不上,認為即使存在政府提高糧價,取消農業稅等支農政策所導致的“推力”不足,以及由于流入地對外出就業農村勞動力歧視性政策所導致的“拉力”不足問題,但根本因素是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并提出提高勞動力資源的供給能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根本出路。該理論認為勞動力自身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勞動者的知識文化水平不高、勞動技能低,知識技能老化,不能適應當今企業技術發展的需要等。這些因素客觀上導致了勞動力的結構性有效需求不足,致使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出現了“技工荒”而不是“民工荒”。在此基礎上提出要盡快實現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地區轉移,加強勞動者的培訓和學習,全面提高勞動者的勞動能力。

4.勞動力凈收益下降論

這種觀點主要從成本收益角度來考察勞動力的供給行為。根據該觀點,農民工選擇是否進城務工取決于他們在城市務工的凈收益,凈收益大于他們原先的預期值則他們選擇進入,否則則不進入。該理論運用的數學模型主要是Y=WI-WR-C ,其中WI是指在城市非正規部門的預期貼現收入,WR為在農村的貼現收入,C為遷移成本,Y為農民工選擇在城市工作與在農村務農的凈收益。從現階段來看,WI上升不快,而WR和C上升較快,因此Y總體而言實際上下降,而且逐漸趨于農民工原先預期值以下,因此出現“民工荒”。

5.權益受損論

持這種觀點的人主要是從農民工在城市就業過程中所享受到的權益角度出發,分析了農民工在城市就過程中權益受損情況,并指出“民工荒”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權益荒”。在他們看來,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限制了民工自主擇業的權利;勞動關系三方協調機制的缺位,則導致非正規部門用工不規范,民工權益受到侵犯。農民工的務工環境差,工傷事故增多,住宿和飲食條件差,經常被克扣工資甚至是拿不到工資,子女上學難,不能享受正常市民待遇,受到各種歧視是農民工選擇退出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原因。他們建議:盡快改善農民工務工環境,改善他們的住宿和飲食條件,用法律手段維護好農民工權益,使農民工享受公平待遇。

6.產業結構升級論

持該觀點的人主要是從產業結構發展調整角度來研究,認為“民工荒”的本質原因是目前我國出現的產業結構升級所致,這就客觀上形成了產業升級過程中出現的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從“民工潮”到“民工荒”意味著依靠廉價勞動力為生存條件的低級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到了臨界點,中小民營企業長期依靠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正在弱化,勞動力資源約束越來越突出,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正處于一個深刻的轉型期。他們提出解決辦法的關鍵在于努力把農民工轉化為產業工人。

三、研究小結及需要拓展之處

上述幾個理論解釋有其成功合理之處,它為分析“民工荒”問題提供了了一些很好的思路以及分析方法及工具,并且也為解決“民工荒”問題提供了一些比較切實可行的對策,但也有以下幾個方面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1.工資過低論中僅僅只是一種靜態的分析方法,沒有運用動態的分析方法考慮工資與產品價格的關系。考慮到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特點,若提高工資的幅度過小,則不能有效解決問題。若幅度過大,則企業的利潤將大幅度減少,這樣就會使不少企業陷入困境,為擺脫困難有些企業不得不提高產品價格。而產品價格上升造成物件消費指數形成新一輪的上升,進而引起工資上漲。這樣就陷入了工資―價格螺旋的困境。究竟會不會陷入這種困境,如何保持一個比較合適的工資上漲幅度,是值得進一步研究得。

2.制度障礙論的觀點雖然能夠為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信息不完全、勞動力流動成本過高使得勞動力不能有效流動提供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但反過來對于“民工潮”的解釋卻顯得無力。似乎可以這么認為現階段的制度障礙越來越嚴重了,但這又與近年來我國不斷進行制度改革的事實相矛盾。因此從制度角度研究“民工荒”還有其需要進一步休整和完善的地方。

3.勞動力的凈收益下降理論中所運用的模型還有其不完善的地方,如勞動力遷移成本中過多注重的是顯性成本,而對于隱性成本分析的較少,比如勞動者的各種心理成本。農民工在城市打工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心理成本,如擔驚受怕、背井離鄉、不能享受充足休息等,這些成本雖然很難量化,但決不表示他們不重要,有時會正如權益受損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成為“民工荒”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此外對于怎樣界定和量化勞動力遷移過程中的各種隱性成本,目前國內還沒有非常有效的理論,這將成為未來勞動力研究過程的一個重點和難點。

4.“民工荒”究竟是一種偶然現象還是一種必然現象?未來它還會不會在出現?它的利弊究竟何在?“民工荒”究竟與我國長期以來加強教育所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結構層次發生變化有無關系?這些問題的解決將有助于我國未來產業結構升級和工業化進程中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的結構匹配問題,同時也有助于城市化的推進,值得進一步加以研究。③

參考文獻:

[1]王俊霞,王孟欣.“民工荒”問題的經濟學思考.[J]中國人口科學, 2005年增刊

[2]簡新華,張建偉. 從“民工潮”到“民工荒”-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度分析 [J]人口研究,第29卷

[3]張麗賓, 反省人力資源戰略直面勞動力供給瓶頸-“民工荒”給我們的警示 [J]勞動經濟與勞動關系, 2005年第2期

[4]蔡日方,王美艷.“民工荒”現象的經濟學分析-珠江三角洲調查研究 [J] 廣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5]韋曙林,許經勇.透過“民工荒”現象看問題的本質 [J]學術研究,2005年第1期

[6]趙曉.“民工荒”:勞動不足還是宏觀經濟波動―工資粘性、短期勞動供需曲線對勞動市場的影響分析[J]勞動經濟與勞動關系,2005年第1期

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第3篇

目前在流動人口的范圍限定中,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比如,流動人口概念繁多,經常可以看到的有:流動人口、外來人口、流入人口、暫住人口、民工、農民工等。流動人口定義上的差異導致了其統計數字之間的差異,從而也為這一問題的探討帶來了困難。①因此,有必要首先對其進行廓清。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流動人口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表述的是社會流動的一種方式。其特征主要有四:一是人口與居住地的分離;二是跨越一定區域的位置移動;三是流動的時間較長,距離較遠;四是流動具有方向和目的選擇性。通常,衡量流動人口的基本尺度是流動涉及的地域空間、持續時間、流動方向和流動效果。②據此,并根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可以認為,人們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超過一定時間長度、跨越一定地域范疇、沒有相應戶籍變動的空間位移過程即為人口流動,而處于這種人口流動過程的人口即為流動人口。誠然,人口流動又有多種情況,比如有公務流動、探親訪友流動等等。但這些人口流動屬于一種不至于引起主體職業身份和社會角色變化的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流動,也是在社會生活中早已存在、并對現實社會生活不會造成較大沖擊或影響的社會流動現象。目前,人們最為關注的是農村流動勞動力,或者說農民工問題。關于農民工,有研究者認為,農民工現象是改革開放以來所發生的,以農民工大規模、跨地域務農經商為主要方式,以謀取經濟利益為主要目標,以人口與居住地域事實分離為主要活動方式,以“農民”和“農民工”雙重社會角色為主要特征的人口流動。③盡管這項釋義里的“農民工”、“務農經商”等限定還有待進一步商榷,但從總體上說,“農民工”這個群體和“農民工現象”還是比較容易理解和限定的。本文將對此進行如下成人教育社會學分析。

二、農村流動勞動力:特征解析

農民工具有很多特點,從不同角度觀察其特點也會盡顯差異。對此,擬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社會身份特點———多方沖突

我國傳統上以工人、農民、干部為主體的三大身份群體在社會轉型時期急劇分化,并形成了許多社會邊緣群體。其中,農民工群體是一個具有“農村人”與“城市人”雙重身份的特殊群體,他們既是從農民到工人的“過渡人”,又是村民和市民的“中介人”。他們主要分布在采礦業、建筑業和服務業,從事著城市原住人口不再從事或不愿從事的繁重而艱苦的勞動,卻享受不到或不能完全享受到一般城市職工所擁有的一系列福利待遇和其他權益,勞動報酬也普遍明顯低于后者。④就其社會身份問題作進一步觀察,便可發現以下種種沖突:其一,“公民身份”與“現實身份”背離———從憲法上講,農民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但是,一旦發生地域轉移,他們的公民身份反而降到了其現實身份之下。以上海為例,城市化建設和經濟發展離不開外來勞動力,但又不能接納他們成為與本市居民身份完全等同的市民。⑤農民工為城市付出的辛勤勞動與城市給予他們的實際回報之間存在極其懸殊的落差。兩種不同戶籍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口群體匯聚于同一城市社區,形成了一種新的二元社會結構。其二,“農民身份”與“工人身份”對峙———農民工以農民身份進入城市,他們從事著工人的工作卻又處在一種不穩定的狀態,是一個既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又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工人的、極為特殊的社會群體。也就是說,就其“形”而言,已經從“農”轉向“工”,但就其“質”而言,依然沒有發生根本的轉換。亦“農”亦“工”或亦“工”亦“農”的相持狀態,導致他們在權利和義務的履行,以及在態度和行為的選擇過程中發生矛盾、引起沖突。⑥其三,“農民身份”與“市民身份”割裂———改革開放具有長期性特點。因此,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講,他們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采取一種以“城市勞動者”身份在城市打工謀生,又以“農村勞動者”身份兼行田園勞動的“兩棲”生活方式。從“市民身份”角度來講,現行的社會體制、戶籍壁壘等,使農民工在謀職、交往和生活等方面與城市市民處于事實上的隔離狀態,彼此很少接觸與交往,是兩個嚴重缺乏相互交流的社會群體。一般說來,流入地除了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乃至是最低限度的勞動條件以外,社會交往、勞動福利、婚姻家庭、子女教育、閑暇生活、生老病死等方面的待遇條件往往顯得非常空白。⑦另外,城市居民因為種種因素對其存有一種心理排斥傾向,尤其是在就業競爭加劇、社會治安不理想的情況下,這種排斥更加突出。

(二)文化素質特點———層次偏低

由于各種歷史和現實原因,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廣東省流動人口素質調查結果顯示,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占80%左右,其中小學文化程度以下的占30%以上,文盲、半文盲比重接近4%。⑧總之,從整體上講,城市中的流動人口,其平均文化素質低于城市常住人口,以至于絕大多數農民工只能從事職業水準相對較低的生產勞動。⑨

(三)社會地位特點———差距較大

有學者在分析社會轉型這一特定時期發展背景與弱勢群體特征之相關性時指出,時展中的許多因素都會造成弱勢群體的一些獨特性,并且必然會反映到整個社會中來。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通過弱勢群體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斷裂”的結構性特征,其“社會斷裂”痕跡,主要橫生在社會的城鄉之間。⑩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整個社會要從一個以農村為主的社會轉變成為一個以城市為主的社會,如果不能順利實現這種轉變,將帶來一系列棘手的問題。從我國目前的狀況來看,如果不能順利實現這種轉變,一方面將消解一個以農村為主的社會,另一方面又將迎來一個斷裂社會。現實的情況是,在大量農民以農民工身份流入到城市之后,由于戶籍制度等所產生的效應,使這種斷裂現象又以一種別樣的方式在城市中映射出來。也就是,絕大多數農民工進入城市的時候,只能憑借自己的勞動力從事那些城市人不愿意從事的體力勞動,尤其是那些危險性大、勞動強度高和勞動環境差的工作。事實上他們是被排斥在城市主流勞動力市場之外的。更為糟糕的是,因為他們沒有城市戶籍,相關的社會福利無從享受,子女的義務教育權利難以保證,居住條件簡陋,居住環境低劣,甚至還需繳納各種不合理的費用。總之,農民工普遍勞動強度高、勞動報酬低、勞動時間長,閑暇時間少,社會福利差,基本處于“工作、吃飯、睡眠”這樣一種最為原始、單調的生活狀態之中。11如此,其社會地位即便與同屬社會不利人群的城市失業人員相比,也難以同日而語。

(四)人員規模特點———增長快、總量多

建國初期,由于政策允許人口自由遷移,曾出現過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高峰,但旋即他們就被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長期地拴在了土地上。1979年之前的20多年間,省際勞動力流動不過2500萬至3000萬人,而且其中只有少部分人屬于自由流動。1979年以來,特別是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農民向城市流動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增長,年均增幅均在10%以上,時達到20%。1995年之后,流動增長速度雖有減緩,但大規模的流動總量已經形成。12據統計,1997年,農村勞動力流動總量為8600萬人,其中近半數(4100萬人)為“候鳥型”流動人口,在省外比較穩定就業的農民工總數為1100萬人,加上“候鳥型”勞動力中到省外的部分,當年農民出省人數在2000萬人以上。2001年至2010年10年間,預計我國農村累計還將出現1300萬剩余勞動力,對于這些沒有條件就地解決就業問題的勞動力來說,其中相當一部分仍將作出向外流動的選擇。13

(五)生育能力特點———基數大、增長快

進入新世紀,據有關統計,我國的農民工總數已經達到1.4億。另據預測,今后若干年之內,仍將以年均數百萬的速度遞增。在這支龐大的流動人口隊伍中,生育年齡人口基數顯著,新生人口增長迅速。其中女性人口占40%左右,與計劃生育關系密切的育齡婦女較之男性流動人口具有如下特點:年齡結構偏低,絕大多數人處于生育旺盛期;平均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比重高;傳統生育觀念強,多生、超生傾向嚴重。14

三、成人教育的介入:重大意義

關于農村流動勞動力問題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要嚴加控制;另一種主張放寬限制。15其實,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短期內,限制農民工產生是難以想象的,一方面因為農村缺乏足夠的就業容量,另一方面因為城市發展需要農民工的加入。再則,采取限制手段有悖于相關法律精神。所以,采取多種措施,通過多種途徑對農民工進行引導、實施扶助是人們應該采取的正確態度,而期待成人教育的充分卷入即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一)體現成人教育的固有價值

現代意義上的成人教育,擁有傳統學校教育所未能具備的特定使命與獨到優勢———它既直接面對社會運行與發展的現實需要,更直接面對成年群體勞動、工作、生存、生活乃至終身全面發展的實際需要。所以,從其誕生開始,它就期待自己能夠成為緩解社會失衡、消解社會不公,特別是給予生活狀況、經濟狀況處于不利位置的人們以真切關懷、適時幫助的一種重要途徑與手段。農民工從農村走向城市,需要實現社會角色轉化,而實際境遇又迫使其處于社會主體的邊緣,他們的認知能力、適應能力、勞動能力、生活能力、創造能力等也都陷于捉襟見肘的狀態,因此,在很大程度可以說,他們眼下比任何人都需要教育與學習。通過形式多樣、渠道廣泛的成人教育活動,幫助廣大農民工一方面能夠更好地服務社會、奉獻社會,另一方面又能更好地體現自身的價值,改善生活的質量。如此新使命與新任務的承擔與履行,顯然可以使成人教育的固有價值得到重要的體現。

(二)促進流入地和諧、健康、持續發展

對農民工實施教育、訓練必然為城市的和諧、健康、持續發展奠定基礎。當前,有不少人以為,農民工不歸屬流入地城市,也許永遠是流入地城市的外來者。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市場經濟不斷完善,國家政策逐漸放寬,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他們極有可能成為真正的新城市人、新都市人,如若到那個時候幡然猛醒,再來關照他們的素質提升、能力獲得也許為時已晚,至少難以避免事倍功半的結局。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人們審視一個城市總要從這個城市的所有人著眼,而全然不可能用剔除農民工的方法來評價城市面貌、城市形象、城市精神。也就是說,當人們逐漸公平、公正認同每個公民的時候,便希望生活在這個城市里的每一個人都能融入這個城市的文化氛圍,享受同樣的關懷,接受同樣的教育,維護同樣的尊嚴。

(三)有利于國家與民族進步

面向農民工所實施的教育、訓練活動,不僅可以直接作用于各個城市的建設與繁榮,同樣,也將有利于整個國家與民族的進步與發展。其一,農民工之所以離鄉背井,重大原因之一就是農村的生存、生活環境遠遠不能與城市相比。特別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許多農民心目中,除了一般的生活條件農村不及城市之外,農村的學習資源、教育機會、發展空間更是遠遠不如城市。因此,成人教育如果能夠關注農民工,使他們能夠充分利用城市的良好條件,提升自身素質,找到發展空間,那么,對于國家、民族的總體進步不啻為重要的推動力量。其二,根據目前的情況預測,農民工中的絕大多數最終仍要返回自己的故鄉,他們的素質提升對于流出地民眾素質的整體改善具有非凡的意義。一般而言,農民工的文化水平雖然低于流入地居民的平均水平,但卻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雖然農民工的存在事實上導致了流入地和流出地兩地居民整體素質的同時下降,但從長遠看,如果加強對他們的教育與訓練,那么,他們對于故土的最終回歸,必將會對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國民素質,尤其是對當地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產生極其重要的提升作用。

四、面向農民工的成人教育:現狀剖析

農民工的素質狀況及其“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決定了這一特殊社會群體的社會角色定位,而這樣的角色定位又直接影響著他們的成人教育參與意識和成人教育參與行為。

(一)農民工的成人教育參與意識

在社會學理論中,通常把文化程度、職業水準和收入水平三項,看作是衡量一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指標。而在成人學習研究中,又常常將其用來探究與成人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結果表明,這三個變量同教育參與動機及其類型之間具有十分緊密的聯系,而其中又特別表現為社會經濟地位高者,教育參與意識的強度相對較高,而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教育參與意識的強度也就相對較弱。然而,農民工方面的實際情況情況并不完全如此。雖然他們參與成人教育的動機類型可能不同于其他社會人群,但是,據調查,由于農民工發生勞動空間與生活空間遷移,通常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希望能在預定的時間里取得比沒有流動情況下更大的利益、更大的發展。所以,他們十分渴望參與到成人教育活動之中。問題在于,過去的研究結果往往忽略了社會現有的成人教育設計,從內容到形式是否與他們的學習需求、學習條件相對應、相一致。

(二)農民工的成人教育參與行為

如果以上的分析能夠得到認可,那么,我們可以知道,農民工從關心自己的物質利益、生活利益、發展利益出發來看待成人教育,應該說還是具有相當強烈的接受意識的。但是,恰恰因為他們較為獨特的社會屬性,以及社會外部在教育內容、教育形式等設計方面的局限,使得他們實際的成人教育參與行為同成人教育參與意識脫節,造成了事實上的教育參與短缺和不足。

(三)農民工的成人教育公平問題

一般認為,“教育公平”即是“教育機會均等”,主要包括“參加學習機會均等”、“教育過程中資源享受機會均等”、“學業成功機會均等”。我國現階段因種種原因,特別是受到生產力水平的限制,還缺乏為每個公民提供自由選擇與同等水平教育機會的物質基礎,而在農民工成人教育方面上,不平等現象顯得尤為嚴重。這種不平等現象不僅表現為他們無法擁有和當地戶籍持有者一樣的成人教育機會,還在于他們往往遭遇歧視,即便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也還要支付更多的費用,花費更多的時間。情況正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描述的那樣:“與公平合理完全相反,那些最沒有社會地位的人們往往享受不到普遍受教育的權利———在這方面現代文明過早地引以為榮了。在一個貧窮的社會里,他們是首先被剝奪權利的人;而在一個富裕的社會里,他們是唯一被剝奪權利的人。”16

五、面向農民工的成人教育:對策構建

解決面向農民工的成人教育問題需要仰仗社會的全面進步以及政府與社會的大力扶持。短期內,應大力改善辦學條件、規范收費管理、擴充農民工接受成人教育的機會;長遠看,必須消除對于農民工的社會歧視,使他們的教育狀況特別是享受教育權利、獲得學習機會的狀況達到與城市人相同的水平。以筆者之見,目前急需加大改革與發展力度的幾個方面是:

(一)改變對待農民工成人教育的態度,超越狹隘的利益觀念

農民工的成人教育現狀必須得到改善,但這種改善不能僅僅站在經濟利益的角度,更不能僅僅站在城市利益的角度,相反應當站在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整體進步的角度去關照農民工的成人教育問題。中國的戶籍制度是一種十分特殊的人口管理制度,而且有著十分嚴格的規定。來自農村的勞動者,盡管其對某城市有長期居住的愿望,有固定的居住地方,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甚至已經居住了一定長度的時間,并很好地溶入了當地社會而成為該區域社會的一員,但最終還是被人以“農民工”而論。17其實,現代文明社會強調“以人為本”,并用法律來保障人的權利和尊嚴,使之神圣不受侵犯。從某種意義上講,現行的戶籍制度并沒有很好地體現憲法精神。現在對于農民工問題的討論,應當超越狹隘的對于經濟、城市正負作用的簡單爭論或者只是眼前利弊的簡單考慮,不然,就會失去對于社會整體利益與長期利益、社會整體進步和持續發展的系統思考和全面設計。據此,應該使成人教育工作者及至整個社會樹立并且堅持這樣一些最為基本的理念:成人教育是一項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有利社會整體進步的神圣事業;關注成人教育就是關注每個成年公民自己;教育權利、學習機會面前人人平等;每個成年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獲得學習的機會;尊重農民工的人格和權益;任何由于人為因素而使某些人群的權益無辜受損,都是不公道的、不公平的。18

(二)政府要加大支持和管理力度

對流入地政府而言,首先應該加大資金投入力度,為農民工的成人教育活動改善辦學條件,拓寬辦學渠道,提供他們接受教育的機會。流入地政府為他們支付一定的成人教育、培訓費用理所當然。誠然,這種經費投入并不能僅僅針對他們職業技能的提高,還應該關注他們文化素養的提升和良好生活習慣的養成。其次應加強管理力度。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特別需要做好的管理工作是:嚴格收費標準,規范收費管理,杜絕農民工因為人生地不熟而遭受蒙騙現象的發生。此外,完全通過政府投入經費支撐農民工成人教育的做法并不現實,在農民工成人教育這項既有“個人效用”又有“公共效用”的活動中,其自身也應當支付一定的費用。另外,政府方面還需要認真考慮建立農民工成人教育制度的問題。比如,整合農民工成人教育的各種資源;設立農民工成人教育的相關機構;制定農民工成人教育的規章制度等等。總之,要求在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切實發揮各種成人教育資源的功效,對農民工進行市民意識、法律知識、從業技能、權益保護、社會公德和計劃生育等方面知識的教育與培訓,以增強其對城市社會生活的認同能力與適應能力。19

(三)結合農民工實際,采取適當的成人教育措施

從職業技能角度來看,農民工中的絕大多數由第一產業轉向第二或第三產業,就業空間的轉換,必然要求其獲得新的生產勞動技能。從勞動權益角度來看,農民工中的絕大多數由相對單一與自主的農業勞動職業場所轉向相對復雜并呈雇傭關系的工商勞動職業場所,職業場所的轉換,必然要求亟待展開的法制教育不僅要有遵紀守法的內容,還必須包括勞動權益保護的內容。從生活習慣角度來看,農民工中的絕大多數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朝向有嚴格作息時間、速度快、效率高的城市生活方式轉換,必然要求其養成新的生活習慣。從文化素養角度來看,農民工中的絕大多數從原來教育水準普遍較低的農村來到教育水準普遍較高的城市,生存環境的轉換,必然要求其迅速得到文化素養的提升。總之,他們的這些實際需要,要求成人教育能夠采取適當而多樣的舉措來加以最大限度的滿足,以使其能夠盡快適應新的就業空間、新的勞動場所、新的生活方式與新的生活環境。

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第4篇

關鍵詞：資歷懲罰；大學教師流動；研究型大學；學術勞動力市場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學術人員收入分層問題是經濟學界持續關注的熱點。早期研究過程中，西方一些經濟學家先后發現，在非學術勞動力市場中收入與經驗和學術產出呈正相關關系；但在學術勞動力市場中，資歷與回報卻呈現負相關關系。這種收入與資歷負相關的現象被學界稱為“資歷懲罰”（Negative Returns to Seniority，簡稱NRS）現象。1993年，蘭塞姆（Ransom）首次檢驗了這種“勞動力市場異常”現象。他在檢驗經驗、資歷和一些人口統計學指標對于教師收入的對數關系時發現，大學教師的收入與資歷呈負相關關系。但他的這一研究結果受到質疑，主要因為其運用了3份不同的調查量表和指標，包括資歷指標在內都存在跨數據集的界定上的差異，比如他對于“大學”的界定就橫跨“所有大學和學院”、“高質量機構”和研究型大學等具有不同外延的概念。之后，哈洛克（Hallock）試圖用1989年麻省大學一艾默斯特校區的教師數據來印證蘭塞姆的研究結論。但他發現，在大學教師人職的前15年間，收入與資歷是正相關的，之后才出現NRS現象。與哈洛克（Hallock）類似，芭比澤特（Barbezat）也發現在一定年限內資歷與收入是呈正相關的，資歷達到一定水平之后才出現“翻轉”。

NRS的提出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重視，其中也包含對TNRS是否真實存在的質疑。摩爾（Moore）等在對1993-1994學年142位教授和副教授樣本的分析中發現，資歷和收入呈負相關關系并在5%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但是如果控制住“研究質量”指標，則收入與資歷的這種負相關系數就下降了，因此他們質疑過去的NRS研究結論在于沒有控制住“研究質量”指標，并認為NRS是偽命題，“沒有必要繼續討論下去”。但是，學界其他同行卻認為，摩爾（Moore）等學者沒有排除資歷與未觀測到的職位匹配質量的正相關關系，而這可能在相反方向上造成潛在偏差。進入21世紀，大量研究繼續支持了NRS存在的假設，如布拉茲伯格（Bratsberg）等對21年間176位教師的研究找到了資歷負回報的有力證據。即使之前否定NRS存在的摩爾團隊，在繼續開展的一項研究中加入助理教授樣本，也發現了這種負向資歷懲罰現象再次出現并檢驗顯著。

為什么在學術職業中存在NRS現象？筆者將西方學界有關NRS的理論解釋歸結為兩類。第一種解釋，將NRS歸因為大學的壟斷勢力。該種觀點認為高資歷教師流動具有高成本，且高資歷教師并不喜歡流動，因此，他們的收入與具有相同成就但愿意流動（離開）的教師相比要偏低。比如蘭塞姆（Ransom）就認為，來自大學買方市場的雇傭者具有壟斷權力，由于高資歷教員具有高流動成本，他們不太可能流動，因此雇主（高校）在設定薪酬時會充分利用這一情況。這導致了資歷與收入負相關關系的產生，即那些不愿意流動的教師，無論是因為家庭還是其他原因，收入都低于與其條件相似但不拒絕流動的教師。博爾和蘭塞姆（Boal&Ransom）等學者也持這一觀點。對于這一解釋，長期從事學術勞動力市場研究的美國康奈爾大學勞動經濟學院院長埃倫伯格（Ehrenberg）教授，他自己也承認“我們負責分配工資的院長，……充分利用了買方壟斷勢力”。

第二種解釋是“挖墻腳”理論（Raiding Models）。該理論認為，教師的潛力在雇傭的時候是難以被用人單位計量的，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則變得清晰。學術成果多的人很快就被其他學術機構挖走，留下的都是低學術產出的教師。有較高資歷的教師往往具有“低不可測的學術生產力”，而最好的教師卻永遠在路上以尋求更好的工作。那些仍然留在原大學的教師是未獲得其他職位邀請的教員，因此，教授們雖然資歷相似、學術成果類似，但實質性的學術成果難度可能是不同的。這兩類人的研究記錄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可比性，高職稱教師的低回報反映的是對低學術生產力的實際支付而不是實質性的工資懲罰。該種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實際上教師們并沒有受到資歷懲罰。相反，資歷和生產率之間是存在負相關關系的。如果控制住教師流動情況，這種資歷懲罰現象將進一步減弱。很多經濟學研究者鐘愛這一理論解釋，但一直以來沒有很好的對“挖墻腳”理論進行實證測量的方法和成果。已有文獻中只有布拉茲伯格（Bratsberg）對“挖墻腳”進行了定量計量和驗證，其研究選取了美國中西部5所大學的經濟類專業教師連續30年的有關數據，發現即使控制住學術產出也存在大量資歷懲罰現象，那些向更好職位或相當職位流動的教師資歷懲罰反而非常嚴重。這與“挖墻腳”理論是不相符的。

上述兩種理論解釋都顯示出，流動與NRS現象存在極為密切的聯系。一方面，無論“大學壟斷買方市場理論”還是“挖墻腳理論”對于NRS的解釋，核心都在于流動對于相同資歷的教師會產生收入上的不同影響，即流動對于NRS是否發生可能是一種具有“催化”意義的變量。另一方面，西方從事大學教師流動研究的學者，也普遍認為資歷是影響大學教師流動的核心因素之一，即資歷情況也會反過來影響流動是否發生，其中主流的觀點認為，高資歷大學教師流動性更低，這與NRS研究學者的觀點是一致的。比如布朗（Brown）認為，流動性差異因職位不同而不同。高等級職位上的大學教師流動性比低等級職位上的學者低。那些獲得終身職位的教師，經常留在原地，直到他們成為全職教授。而一旦獲得全職教授之后，他們擁有了流動的選項，比如可能為了尋求新的同事或填補某個領導職務的空缺會導致流動，但更大比例的學者仍會選擇留任，因為在那里他與學校、社區有了長期的磨合。㈣對于資歷與大學教師流動的這種負相關關系，有的觀點認為，一個人在工作崗位上待得越久，人力資本投資越高。如果一個高級職稱的學者打算流動，他積累的人力資本將很難轉移到新的職位中去，因此他們不愿意流動。另一種解釋集中在對于學者尋求另一份高職稱工作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高職稱者往往流動成本更高，選擇流動意味著他們將舍去與很多同行的聯系，而潛在的收益，無論是金錢上的還是非金錢上的，也許都無法彌補這一損失，因此可以判斷，更多的高級職稱者會留在他們當前的崗位上，因為他們不能從流動中得到益處。

總體來看，西方學界有關NRS現象的兩種理論解釋雖然都強調了流動對于檢驗NRS現象的關鍵意義，但都沒有將教師流動作為核心的控制變量來展開分析，研究存在缺陷。一方面，“高校壟斷權力”理論解釋是否真實存在以及運行方式難以通過實證數據來檢驗，無法確定流動行為、流動意向對于資歷與收入的負相關關系是否真的具有催化作用；另一方面，“挖墻腳”理論解釋將學術生產力（學術成果數量和質量）作為關鍵控制變量，但已有研究發現學術生產力對回歸模型雖有貢獻但仍不是關鍵變量。

筆者認為，NRS現象客觀存在并在主流國家得到驗證，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中后期的中國學術職業，NRS現象已經或即將出現。但國際上對于NRS的兩種理論解釋存在的不同程度欠缺對于解釋和預測中國NRS現象存在缺陷，本研究擬圍繞教師流動這一核心控制變量，尋求第三種理論解釋，即教師流動的頻率與類型對于資歷與教師學術收入負相關的理論解釋。對于此觀點，西方少數學者已經開始了前期探索但仍未得到具有信服力的相關結論。比如，前述布拉茲伯格（Bratsberg）等學者試圖回答對于同樣具有流動經歷但流動狀況不同的教師，是否也存在資歷懲罰現象。他們的研究發現了大量資歷負回報的證據，“即使完全控制了學術產出指標，當考慮了不同流動狀態、論資排輩和報酬因素，這種負向回報依然只出現略微變化”。他們的研究認為，那些最終流動到更好職位或者更具競爭力職位的人也必然面對這種資歷負回報。即使處于美國經濟學學科排名前10的高校教師，也存在這種資歷懲罰。但該項研究也僅考察了流動與否的情況，對于流動細致情況的考察非常不足。

本文的研究假設（H）可概括為：中國學術職業存在資歷懲罰現象，流動變量對于資歷懲罰現象具有核心解釋力。具體包括3個子假設。H1：資歷越高，大學教師流動比例越低；H2：資歷越高，大學教師的學術收入越高；H3：相同（相似）資歷情況下，流動變量對于NRS模型的影響大于學術生產力的影響。

二、概念界定與數據來源

（一）有關資歷的設定

NRS早期研究學者蘭塞姆（Ransom）將資歷界定為“學者在某一機構被雇傭的年限”。但學界普遍認為，蘭塞姆的研究受限于早期美國大學教師全國調查（NSOPF）數據的指標設定，該界定并不能完全反映大學教師的資歷狀況，后期研究學者則大多將資歷界定為“從獲得最高學位之后的受雇傭年限”。但是，中國對于大學教師資歷的界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即大量教師是在入職后獲得博士學位，如果將獲得最高學歷后至今作為資歷界定，顯然忽略了其在獲得博士學位前的學術職業從業經歷。因此，本研究將資歷界定為：學者從第一份學術職業工作至今的工作年限。

（二）有關收入的設定

結合國際研究量表，本研究有關大學教師流動前后的“直接收入”采集4類指標，分別是“來自學校的工資收入”、“來自學校的其他收入”、“來自其他學術機構的收入”和“來自其他雇傭收入”。與此同時，結合中國大學教師薪酬構成實際，本研究還將3類雖不屬于直接收入但與收入直接相關的指標納入調查量表，作為“間接收入”觀測指標。一是課題研究經費變量。無論是否承認，中國當前狀態下，課題研究經費與教師收入仍存在顯性關系。在一些學校甚至設置有課題經費按比例提取獎勵給教師的政策設計。二是住房變量。在講求“安居”、“樂業”的中國文化之中，住房情況也是衡量收入狀況的關鍵指標。尤其是在高端學者的流動談判中，住房往往也會是籌碼之一。比如看一些高等學校的引才計劃中，大多包含有對于住房面積的承諾。三是配偶收入變量。當代家庭經濟學的研究認為，職業流動更大意義上不是個人決策而是家庭行為或者至少是受到家庭情況的重大影響，因此本研究也將“配偶總收入”指標列為間接收入觀測指標。

（三）有關教師流動的設定

“大學教師流動”英文為“Faculty Mobility”。筆者在閱讀有關文獻的過程中發現，雖然學者們都使用同一詞語，但往往所指差別很大。如有的專注于大學教師的地位獲得流動，有的專注于大學教師的代際流動，有的專注于區分居住國、學位獲得國、工作國等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流動。由于研究聚焦的需要和調查能力的限制，本文對于大學教師流動的界定，特指學術職業從業者從屬的學術機構身份的轉變。這一定義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強調學術職業從業者是流動的主體，新畢業、新出站博士后不屬于學術職業從業者，其初次入職不納入本研究范疇；二是強調學術機構身份的轉變，一些短期流動（如訪學）被歐洲學者納入學術流動的研究范疇，但本文認為其缺乏實質性的崗位輪轉，未將其納入研究范疇，同時，一些學術機構內部的崗位輪轉、兼職崗位的增加、減少或變換，也都未納入研究范疇。

（四）控制變量的設定

西方NRS研究非常強調控制變量的設定問題，其設置的最重要的控制變量是學術生產力變量，既包括研究數量也包括研究質量。從根本上說，這是為了監測學者隨資歷增加研究能力（或欲望）是否大幅下降。因此本研究將“最近5年研究情況”作為學術生產力控制變量，并將研究質量進行了主要區分。

（五）數據來源

本研究調查數據來自于筆者對中國11所研究型大學教師流動的調查問卷。按照國家“98532程”建設高校名單，參照四個主要的中國大學排行榜，遵循兼顧地域、兼顧學校類型的基本思路，本研究共抽取11所高校作為研究樣本，其中東部4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部3所（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南大學），西部4所（蘭州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每所樣本高校抽取3-5個院系，80名具有流動經歷的學者，20名不具有流動經歷的學者，進行問卷調查。由于調查難度較大，初次調查自2011年11月開始到2012年2月截止，而后于2013年又進行了2所高校的補充調查。共發放問卷1100份，回收有效問卷445份，問卷回收率為40.1%（樣本結構見表1）。研究運用SPSS19.0進行統計分析。

三、研究發現

（一）資歷越高，大學教師流動比例越低

如表2的統計顯示，雖然大學教師資歷與是否發生過流動、發生流動次數都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但年均流動次數（總流動次數/學術職業從業年限）卻與資歷表現出顯著的負向關系，說明資歷越高，大學教師流動比例越低。這印證了研究假設H1，也與西方學術勞動力市場NRS理論研究的結論保持一致，說明縱觀學術職業一生，隨著年齡和資歷增加，大學教師流動意愿是持續降低的。

這種高資歷導致的低流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高等學校作為買方市場的話語權力，即形成西方有關NRS第一種理論解釋的現實基礎。這一解釋是建立在“一人一價”的教師談判聘任基礎之上的。雖然中國研究型大學近年來才在人才引進中逐漸引入這種教師薪酬制度，但經驗證據顯示，該制度確實造成類似資歷教師收入上的差異，比如相似資歷情況下，從外界引進的教師大多在科研啟動費、安家費、住房、薪資收入，甚至職稱晉升、國際化交流等方面獲得更好的承諾。而對于西方有關NRS的第二種理論解釋，即高資歷與低流動之間的相關關系是否與學術產出存在顯著關聯，本文通過進一步檢驗發現，在控制住最近5年大學教師國際高質量學術發表的情況下，這種負相關關系依然存在并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西方的第二種理論解釋在中國當前并不適用，即高資歷的大學教師流動頻率低并非主要是由于教師本人學術產出下降和學術質量降低造成的。但是，西方的該種理論解釋在中國可能具有另外一個方面的有效性，即如果用“科研獲獎”（如獲得國家科技發明類獎項）、“海外履歷”（如曾任教于北美著名高校）、“榮譽職稱”（如院士）取代“學術產出”指標以表征學術質量，則可能對于NRS現象具有解釋力。

（二）資歷越高，大學教師收入越高

如表3的統計顯示，在直接收入方面，大學教師“總收入”與資歷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其中，“學校工資收入”、“其他雇傭收入”兩項指標表現出與總收入具有一致的顯著正相關關系；在間接收入方面，也表現出收入與資歷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其中，“課題經費總數”與資歷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尤其是“縱向課題經費數”表現明顯，而“住房面積”與資歷雖存在一定的正向關系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驗證了假設H2，說明大學教師的資歷越高其收入越高。值得注意的是，“配偶總收入”指標表現出與資歷存在一定的負向關系，可能的解釋是本調查中具有流動經歷的教師中男性比例較高（76.9%），其在流動過程中可能伴隨著配偶一定的職業發展上的犧牲。

西方第二種有關NRS理論的解釋，認為NRS現象的出現與高資歷教師學術產出降低和學術成果質量下降有關，而偏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學術論文數量和質量對資歷與收入的基本關系并無顯著影響。該理論再次在中國實踐中未獲驗證。

（三）中國學術職業NRS現象的表征

上述數據顯示，中國學術職業存在資歷與收入的正向關系。這也符合普通民眾有關中國大學教師資歷越老收入越高的感性認知。但是，是否存在NRS現象的根本判斷標準在于：相似資歷學術職業從業者收入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為此，本研究繼續進行偏相關分析（見表4）。研究發現，在不設置控制變量時，大學教師收入與流動次數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流動經歷可能對于大學教師收入具有重要影響（直接收入與間接收入皆如此）；在引入教師資歷作為控制變量后，該種正向相關關系減弱但仍顯著存在，說明中國學術職業也一定程度上存在NRS現象，即控制資歷的情況下，仍表現出流動次數多的教師收入高于未流動或流動次數低的教師。

四、教師流動特質：對于NRS現象的新解釋

本研究證實，中國學術職業也客觀存在資歷懲罰現象，國際NRS研究也首次出現了中國案例。但與此同時，研究發現西方對于NRS的兩種解釋，未能從根本上厘清中國學術職業NRS產生的原因。本研究發現，教師的流動特質與資歷、收入的關系極為密切，可以圍繞學術職業流動特征進行NRS第三種理論解釋的嘗試。事實上，西方學界也已經關注到了流動對于NRS現象的重要性，只是西方關注點更多停留在流動對于NRS現象的區分價值上（通過流動檢測出同等資歷教師的收入差異），而非流動本身對于NRS產生的影響。與之相應的，西方對于教師流動對NRS影響的關注停留在“是否流動”上，對于流動特征的關注不足。本研究采集了兩類流動指標，尋求流動對于NRS現象的新解釋。

一是“流動次數”指標。流動次數區間設置在1-5次。按照前文所述，在控制住資歷變量情況下，流動次數越多的教師收入越高，可以認為在研究型大學中教師通過反復流動最終確定了其學術勞動力市場報價。這類似于美國籃球職業聯盟（NBA）的球員交易，交易確定了最終的市場價值。而那些不流動的教師則缺乏市場評估和買方賣方議價過程，流動不暢導致收入凝固，這導致即使與流動次數較多教師具有類似的資歷與學術產出，其收入卻低于前者，即NRS現象產生。

二是“流動類型”指標。傳統NRS研究并沒有詳細討論教師流動的類型特征，也因此忽略了流動類型對于NRS現象的可能解釋力。本研究按照學術機構的類型和聲望將中國研究型大學教師流動劃分為5種類型：（1）“海歸型”流動，即由海外高校（含港澳臺）、海外科研院所或企業回到中國研究型大學任教；（2）“平移型”流動，即大學教師在國內研究型大學之間進行流動；（3）“上流型”流動，即由國內“211工程”高校流入國內“985”工程高校；（4）“逆襲型”流動，即由國內非研究型大學流入研究型大學；（5）“跨界型”流動，即由中國其他科研機構（如中國科學院系統和中國社科院系統）流入研究型大學。分析發現，在控制住資歷指標情況下，第一種和第四種、第二種和第四種流動類型的教師“直接收入”是存在顯著性差異的（見表5）。類似地，可以繼續討論“直接收入”與“間接收入”的其他指標。此種討論說明教師流動類型對于收入是有直接影響的，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檢測變量。

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

第一，未來中國NRS現象有擴大趨勢。中國NRS現象隨著學術職業的開放而產生，尤其是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以來，中國研究型大學對于優質教師的激烈爭奪，形成“一人一價、一人一議”的新進教師薪酬制度，為NRS的出現和發展提供了土壤。在可預見的未來，隨著高等教育從大眾化到普及化的深入推進，尤其是對高等教育質量的更多關注和中國提升研究型大學國際競爭力訴求的上升，NRS仍會呈擴大趨勢，學界和管理者需進一步做好研究與應對工作。

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第5篇

關鍵詞：農民工　養老保險　轉移續接

農民工是指離開農村戶籍所在地，向城市或其他較發達地區流動的人口。改革30年來，大量的農民工流入東部地區。為流入地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建設做出了貢獻。以浙江為例，“十五”期間浙江的GDP平均年增長12.8％。其中農民工的貢獻率為21％。然而，他們所得到的待遇與其社會貢獻不符，突出表現為基本養老保險無法保證。

一、農民工養老保險現狀

農民工群體流動性強，而現行制度，比如《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管理暫行辦法》，既沒有把農民工作為一個單獨的群體考慮，更沒有對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和續接進行明確的安排，從而使得其養老保險呈現以下兩個特點：1，參保率低。據統計，截至2005年5月，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約為1，2億，進城農民工約1億人，跨省就業的農民工約6000萬人。然而，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2，退保率高。2007年深圳共有400余萬人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而退保人數達到83萬人。同年，東莞退保超過60萬人次。

盡管2008年12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草案)》，其中第17條規定：“個人跨地區就業的，其基本養老保險關系隨本人轉移。”但要讓農民工真正“老有所養”，必須先從當前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續接存在的問題入手。

二、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續接中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統一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關系難以在各地區之間續接

就目前實踐的情況看，以北京、上海、廣州、福建四地為代表，我國農民工養老保險的模式存在四種類型即：北京的獨立系統模式、上海的綜合社保模式、廣州的“納入城保”模式和福建的“納入農保”模式，而這四種模式各有利弊。獨立系統模式是專門針對農民工來設計的社保制度，容易規范操作，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把農民工養老保險的統籌部分與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統籌部分“打統賬”，利用農民工沒有現收現付模式下需要供養下一代的負擔，彌補養老金的不足，但這種制度不利于農民工保險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銜接。綜合社保模式將農民工的養老、醫療、工傷等險種綜合起來為農民工提供保障，其優點體現在：政府監管，主要由商業保險公司承擔資金責任，有利于減輕財政負擔，同時由商業保險公司來介入農民工養老保險有利于運行效率的提高，但其實施的具體途徑是商業保險，而商業保險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因此可以說，綜合保險模式并非實質意義上的社會保險。“納入城保”模式是將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制度。該模式是政府提倡的。為農民工提供了較高的養老待遇，有利于城鄉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形成，但農民工在不同的統籌區域間轉移養老保險時，能帶走的僅是個人賬戶基金，不能帶走的統籌基金增加了其原參保地城鎮職工的保障福利，這對農民工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納入農保”模式即把農民工納入到農村養老保險中。該模式符合農民工流動性較大的特點，為其設立個人賬戶，有利于實現農民工流動時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其主要弊端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中農民參保率低，將農民工納入農村養老保險存在著很大風險。

由于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各地關于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包括繳費基數、繳費比率等都有所不同。所以。雖然在全國個別城市規定養老保險關系可轉移，但由于制度的差異性和特殊性，使得養老保險關系缺乏對接制度。

(二)社會統籌層次不高，管理分散，限制了勞動力流動和養老保險的共濟功能

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是從縣級統籌起步的，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目前，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在全市范圍實行資金的統收統支外，其他省市或自治區實行省級或地市級的統籌。所以，全國的社會保險基金被分割成很多塊。統籌區域上千個，各統籌區域的費用標準不盡一致。統籌區域多，層次低，管理手段落后，操作辦法不規范。也制約著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統籌區域內管理自成系統，業務信息網絡不與其他統籌區域連接。社會保險關系轉移只能通過多個環節的人工辦理，費時費力，轉移過程中也會由于轉移環節銜接不好造成信息缺失，影響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

三、解決農民工養老保險轉移續接問題的對策

(一)統一養老保險制度，實行獨立系統模式的基本養老保險

關于農民工養老保險的模式，張晨寒(2008)認為獨立的養老保險模式下參保人數少。覆蓋有限，同時會增加保險經辦機構的操作成本。但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情況來看，筆者認為對農民工實行獨立型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是實際可行的。

首先，從農民工的收入考慮。農民工平均收入(2006年平均工資為966元)低于城鎮職工的平均收入(2006年平均工資為1738元)，如果將農民工納入城保，按照城鎮職工的標準繳納保金，會加重農民工的生活成本，影響參保積極性。同時農民工和農民由于收入來源不同(前者主要是工資收入者。后者主要是非工資收入者)，二者的收入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如果把農民工養老保險納入農村養老保險體系之中，根據部分地區農村養老保險試行辦法。如以工資收入作為繳費依據，農民工的繳費要比農民繳費高。農民工繳費水平和將來的收益不對等，損害了農民工的利益：如果以當地農民平均收入水平作為繳費依據，雖然目前農民工繳費量可能低。但不能保障將來養老的需要(農村養老保險水平是根據當地生活水平設計的，部分農民工甚至是大多數農民工將來有生活在城市的可能，農民養老保險待遇水平遠不能滿足這些人的需要)。

其次。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考慮。在全國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是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之一，但應看到二元經濟結構長期存在的事實。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使得農民工進入城市后無法同城鎮職工平等地進入一級市場，獲得收入高、待遇好的工作機會。因此。如果將農民工直接納入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那么就忽略了勞動力市場分割這一客觀情況。

再次。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而農民工的戶籍一般是不隨他們流動而轉移的，因此在戶籍的阻礙下，農民工很難同城鎮職工一樣享受基本的福利待遇，所以有必要實行獨立系統模式。凡是和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均可憑借由勞動合同形成的勞動關系享受到同自身相適應的養老保險。

在設計獨立型的農民工養老保險時，要注意到這只是過渡模式，最終方向是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或者農村養老保險。所以該模式應避免農民工保險與城鎮職工養老

保險或者農村養老保險銜接不上的問題，因此，農民工在繳納養老保險的比例應不受地差限制。目前我國各城市養老繳納的標準都不盡相同，這為農民工養老金的續接帶了諸多不便，比如采用流入地還是流出地的繳費標準等。筆者認為應對農民工應實行寬松的繳納標準，農民工既可根據當地最低標準繳納，也可按照異地最低標準繳納。此外。還可根據自身的經濟情況打破最低繳納標準，繳納較高的養老保險。當農民工達到享受養老保險的年限或退休后，可按照其繳納保險費用的多少領取養老金，即多繳多得。靈活的繳納標準，不僅有助于提高養老保險的覆蓋率使農民工老有所養，還體現了公平的原則。

(二)提高統籌層次。由市級統籌向省級統籌過渡，最終實現全國統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