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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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范文第1篇
關鍵詞：工作搜尋；均衡理論；匹配模型；農民工
中圖分類號：F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2）05—0096-06
引言
如何解決就業問題是全社會共同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它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關系到政治社會的穩定。目前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出現三類主要就業群體，即大學畢業生、農民工以及下崗職工。其中大學生擁有較高的學歷和知識，下崗職工有一定的經驗和技能，而農民工由于在這幾方面都相對欠缺，因此其就業情況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處于相對劣勢的地位。一方面，由于低技能使得其從事的職業大多集中于勞動密集度較高，如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貿易以及餐飲等行業。而隨著我國產業升級的加快，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不斷減少，加上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得沿海用工企業可提供的崗位數量大幅減少，直接影響了農民工的就業。另一方面，規范且系統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中介沒有完全建立使得農民工的就業渠道缺乏專業指導，從而使其搜尋工作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據《我國農民工工作“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研究》報告，21世紀前8年，農村外出勞動力數量達到1億人左右，且農民工數量每年仍以7%的速率增長。目前，農民工就業形勢依然嚴峻，轉移難度進一步加大，制約農民工流動、就業和市民化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也日益凸顯。特別是自2004年閩東南地區在我國農民工就業市場頻繁出現“民工潮”與“民工荒”現象并存的現象，使得農民工就業成為我國社會熱點和焦點問題。
工作搜尋是勞動力市場上的重要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深入研究工作搜尋與匹配問題是認知勞動力市場運行機制和提高就業率的關鍵。在阿羅
德布魯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勞動力市場是理想而無摩擦的，即企業提供任何一個工資水平都能雇傭到其所需要的工人，同樣，工人愿意付出什么努力水平就會得到相應滿意的工資。這顯然不符合真實的勞動力市場，在真實的勞動力市場上，工人和企業之間普遍存在著異質性。勞動力市場也不會像瓦爾拉斯所假設的情況運行：在集中決策、就業和工資中，工人和企業在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交點決定的市場上相見。事實上，在勞動力市場中，工人和企業在整個匹配過程中將綜合考慮各自不同的偏好、技能和需求，且由于匹配過程并不是即期完成的，因此還有可能導致摩擦性失業。從我國勞動力市場看，一方面存在用工荒，即企業招不到工人；另一方面是農民工、大學生、失業者等就業難。也就是說，勞動力市場中職位空缺和就業人數沒有得到高效率的配置。而20世紀80年代由Peter Diamond、DaleMortensen和Christopher Pissarides創立的以三個人姓氏的第一個字母命名的DMP模型為分析在存在摩擦的勞動力市場中，求職者的求職策略、工作搜尋強度及影響失業持續時間的因素，并且為空缺職位和就業人員之間如何形成匹配提供了理論基礎。
一、搜尋理論與工作搜尋理論
搜尋作為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同時，工作搜尋理論也是在搜尋理論的基礎上不斷發展、逐漸完善和成熟的。Stigler首先提出固定樣本搜尋理論，并應用到商品市場的搜尋過程中，他認為，搜尋過程就是某消費者在購買物品之前，先確定擬搜尋賣家的數量，最終在一定的買家中選取最低價格的賣家以完成搜尋過程。Stigler假設信息不對稱且價格離散，消費者為了達到效用最大化而不斷搜尋盡可能多的商品，直到搜尋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為止，并從報價最低的賣家那里購買所需物品，這一搜尋過程被稱為固定樣本搜尋。
工作搜尋理論是在搜尋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其搜尋過程被分為固定樣本搜尋和序列搜尋兩種。固定樣本搜尋模型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現實生活中，工作搜尋者寄希望于通過搜尋行為來改善福利，因此，搜尋者不會提前確定擬搜尋企業數量而會不斷尋找工作直到滿意，其持續時間取決于搜尋和被搜尋雙方各自的偏好和他們所處環境的全部特征。McCall建立了序列搜尋模型，并用以分析更貼近實際的勞動力市場中的工作搜尋行為。他認為，工作搜尋者在搜尋前先確定一個保留工資，也就是工作搜尋者所能夠接受的最低工資水平，并以此作為搜尋時接受或拒絕工作機會的依據。若提供的工資條件高于或等于保留工資，則接受該份工作；反之，則拒絕。序列搜尋模型中的工作搜尋過程是從信息經濟學中的序列統計決策理論演化而來，主要解釋了工人在離散的勞動力市場中如何搜尋工作，其核心是實現期望收益最大化，并且考慮“知曉信息”與“采取行動”之間的時滯。這一理論更加貼近真實勞動力市場，因此被廣泛運用于經驗估計和提供政策建議。
考慮到固定樣本搜尋和序列搜尋理論的缺陷，Peter Diamond、Dale Mortensen和ChristopherPissarides從均衡搜尋理論的角度出發，引人勞動力需求方——企業的行為，將其行為內生化，進而考慮企業對搜尋者行為的影響，也為研究勞動力市場的運行效率提供了基礎。以Peter Diamond、DaleMortensen和Christopher Pissarides提出的匹配搜尋理論及以他們三人姓氏第一個字母組合而命名的DMP模型即工作搜尋匹配模型，該模型對認知勞動經濟學領域的失業、工資水平和工資不平等問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二、工作搜尋匹配模型的發展
（一）基本工作搜尋匹配模型
工作搜尋匹配理論系統地分析了勞動力市場的均衡性以提高工作匹配率、減少失業，并很好地解釋了職位空缺和失業人口并存的現象。Peter Diamond等將勞動力需求方即企業的內生化行為引入搜尋，綜合考慮勞動者搜尋工作的行為、企業提供職位的行為以及搜尋者與職位之間的匹配，將勞動力供需雙方、薪資決定機制納入模型，清楚地解釋了勞動力市場轉換、均衡失業率、失業持續期、薪資水平的差異問題，加深了人們對摩擦性失業的認識，同時為解釋自然失業率找到了微觀理論基礎。
Mortensen和Pissarides將工人和企業的雙邊搜尋引入模型，并指出匹配均衡有兩個主要研究方向，第一個分支主要目的是為了解釋在隨機匹配和市場存在摩擦的情況下，工人和職位的流動以及失業產生的原因；第二類分支主要研究了在企業提出工資報價工人搜尋最優工資的前提下，勞動力市場摩擦對工資的影響。
Mortensen拓展了對個體勞動者求職決策的研究，將失業解釋為在勞動力市場存在摩擦的情況下勞動者尋求最優工作的行為，強調了勞動者的異質性、可替代性和工作搜尋時間的長短。Burdett和Mortensen對工作搜尋和裁員失業的均衡現象進行分析，探討了勞動者工作搜尋的強度與失業持續時間的關系并引入雇主行為，把工資形成過程視為內生機制。勞動力市場中的搜尋行為具有雙面性，在勞動者尋找滿意工作的同時，企業也在尋找能夠夠勝任該崗位的員工，因此分析雇主與雇員匹配過程的勞動力市場運行機制十分重要。Pissarides>
Diamond分析了商品市場的供求關系并為工作搜尋匹配模型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礎。他認為供應商和消費者的異質性導致了商品市場的摩擦性，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完全和搜尋成本的存在，商品市場才會出現同種商品不同價格分布的現象。另外，Diamond還根據搜尋技術和討價還價理論，分析了在一般均衡條件下，將談判工資作為內生變量的決定機制及勞動力市場的效率問題。Blanchard和Diamond建立了一個連續時間模型來解釋工作匹配過程。BD模型假設企業擁有私人信息，即掌握了工作搜尋者所能接受的最長的失業期并且按此信息對搜尋者進行排隊，BD模型主要強調了雇傭方即企業的雇傭行為，討論了雇傭率對失業期的影響。隨后，Tony E.Smith和Yves Zenou在BD模型的基礎上從搜尋者搜尋行為的角度進行分析，假定搜尋者可以自由選擇搜尋強度，對搜尋者和工作的匹配進行分析。
（二）拓展的搜尋匹配模型
在基本的工作搜尋匹配模型中，假設工人和企業提供的工作都是同質的且不允許在職搜尋。這與真實的勞動力市場有所偏離，在實際中，需要考慮工人技能和偏好，企業的生產率和職位需求，即需要考慮搜尋雙方異質性的存在。Pissarides在其模型中允許在職搜尋并將企業提供的工作崗位按勞動產出以好壞區分，另外，模型還假設只有失業工人才會與不好的工作進行匹配。Krause和Lubik以此為基礎發展了動態均衡模型理論。Acemoglu建立了一種匹配機制，即企業在填補職位空缺之前先決定工作的類型，然后再在勞動力市場上尋找合適的工人進行匹配，若勞動力供給不能滿足企業需求或者企業提供的高技能工作和低技能工作的生產率相當，則該企業將會提供一種類型的工作并且雇傭市場中所有的工人。Albrecht和Vroman則考慮了另一類勞動力市場，模型中考慮了不同類型企業的均衡，在該勞動力市場中工人和企業分別按照能力和所需要的職位技能進行區分，其中，工人的能力是外生的而企業對于職位的能力需求是內生的，技術含量較高的工作的生產率也要高于低技能的工作，而高技能工作則需要具有高技術水平的工人，因此該類工作的匹配成功率相對較低。
在工作搜尋匹配模型的搜尋、匹配和工資定價三個模塊中，工資定價的博弈與確定也極為關鍵。工作搜尋匹配理論指出工資的確定不僅與勞動者之間的能力差別有關，還與企業有關，即使勞動者的能力無差別，雇主之間也可能提供不同的工資水平，從而導致工資不平等而引起的職位空缺即失業現象的產生。均衡搜尋理論有效的研究了工資定價機制，除了一般的將工資定義為納什（Nash）均衡解之外，Mortensen、Mortensen和Pissarides還提出了丁作匹配中工資定價的其他方式，包括市場出清時的工資定價，運用集體談判模型、內部人一局外人模型以及效率工資模型所得到的工資定價。
一般勞動力市場中，就業情況或者工資確定還取決于集體談判協議。即通過建立工會或者實施集體談判制度以提高勞動者的薪資水平工資和社會保障水平。在該博弈過程中，代表勞動者利益的工會與雇主或雇主集團進行勞資談判。首先，工會先提出一個工資議價，然后，雇主或雇主集團再對其雇傭行為進行決策。Pissarides研究表明，當工會代表失業勞動群體時，其設定的匹配剩余分享份額是社會最優值，工資議價是有效的。然而，如果工會代表的僅僅是在職勞動者時，由于在職勞動者工會設定的工資水平比失業勞動者高，因此，其設定的匹配剩余分享份額就會高于社會最優值。Mortensen和Pissarides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由于集體談判工資決定機制，歐洲比美國的失業持續時間更長和且失業發生率更低。
Lindbeck和Snower提出了“內部人一外部人”模型理論，該理論認為勞動力替換的成本是影響勞動力市場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勞動力替換成本的存在，使得企業不可能也不愿意頻繁地替換勞動力，從而導致內部職工的工資要高于外部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的工資要求，結果是外部勞動力市場上有一些失業者愿意在較低的工資下工作但卻找不到工作，這是一種非自愿的失業。當失業率增加到一定水平之后，高失業率迫使局內人接受低工資而廠商有可能以低工資雇傭局外人從而取代一部分局內人。
Shapiro和Stiglitz提出了效率工資模型理論，該理論假設員工更傾向于選擇休閑而不是付出更多的努力，企業提高工資效率將提高員工被解雇的機會成本，從而激勵員工更努力工作。然而，Shapiro和Stiglitz討論了由于高工資所引起的過度的搜尋努力會對其他工作搜尋者獲得勞動機會產生負面外部影響，從而引起就業不足的現象。Ramey和Watson綜合分析了工作搜尋均衡模型和效率工資模型，認為當高工資和解雇威脅共同作用激勵勞動者努力工作時，失業的勞動者由于較高的崗位破壞率而承擔崗位破壞的成本。Tony E.Smith和Yves Zenou提出在Stackelberg模型中如何求解一個均衡的工資水平，其主要觀點是將公司作為工人選擇工作搜尋強度的信號，工資水平的高低與工作搜尋強度呈正相關，那么總會存在一個最優的工資水平。Hall側重于從企業的招聘和崗位設立中尋找工資粘性的依據，并在粘性工資條件下分析失業的波動性，其研究偏離了工作搜尋匹配模型中的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假設，而從粘性工資的角度進行解釋。在粘性工資的非穩態假設條件下，存在勞動力供求雙方由于議價而產生的工資范疇的集合，在這個集合當中的工資都可以實現有效的勞動匹配。工資粘性會影響工作搜尋過程本身，當產出減少或投入成本上升時，雇主支付工資而帶來的剩余將會減少，工作搜尋者的激勵效用會降低，因而雇主提供的空缺職位隨之減少，失業率上升。實證分析后也得出結論，即工資粘性既不會影響工作匹配的有效形成，也不會導致無效率的工作崗位喪失。
三、搜尋匹配理論指導農民工就業的思考
農民工是我國現代產業工人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的特殊群體。農民工就業形式多以非正規且工資長期處于低水平。根據農民T的特點，應用搜尋匹配理論模型進行系統分析和研究，不僅有助于加深對農民工就業特殊現象形成機理的認知，并且對如何提高求職率和勞動力市場均衡有更強的指導意義。
工作搜尋匹配理論可以科學詮釋并有效解決農民工就業問題。在運用該理論進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確導致農民工失業產生的原因，從供需情況看，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摩擦性失業，即求職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而用人單位難以找到具有某種特殊技能素質的人才。民工潮與用工荒就是摩擦性失業的具體表現。其次，農民工的保留工資上升，使得其搜尋時間延長，更有部分搜尋者在一段時間的搜尋之后轉而回到農村而減少外出打工的時間，從而導致了用工荒的產生。另外，企業是否能夠雇傭到工人也與應聘者的能力和技能有關。Postel—Vinay和Robin將求職者區分為高技能與低技能水平的人，并以法國相關數據為基礎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對于低技能崗位，勞動者的技能差異對工資差異沒有影響，而市場摩擦對工資差異有著50%的解釋力，表明工作搜尋強度對于低技能勞動者的失業水平有著更為顯著的影響。在我國，農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屬于低技能的求職者，如果再持有較高的工作搜尋期望，將大大增加失業率。搜尋匹配理論認為職位空缺和失業并存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建立空崗和剩余勞動力之間的有效匹配機制，工作匹配效率低。對于農民工來說，閉塞的工作搜尋渠道帶來了雙重的效率損失，一方面降低了均衡情況下的就業率，降低了勞動者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企業的空崗率，降低了企業的產出效率。因此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可以考慮建立規范的勞動中介機構，加強對農民工就業的專業指導，同時提高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以減少失業率，從而提高農民工的工作匹配效率。
結合我國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上存在的諸多問題，可以利用工作搜尋模型或工作搜尋匹配模型進行一些定量分析和研究，為勞動力市場的政府宏觀決策和農民工理性搜尋工作提供技術支撐。例如：工作搜尋過程是一個雙邊搜尋過程，可以從搜尋、匹配以及工資確定這三方面對農民工工作搜尋過程進行全面分析。首先，在考慮允許在職搜尋和退出勞動力市場行為的條件下，從勞動力供給方，即農民工的角度分析其工作搜尋的決策行為，綜合考慮保留工資和搜尋強度對農民工搜尋決策的影響，得出在其搜尋過程中的最優停時。另外，可以將勞動力需求方，即企業的行為考慮在內，對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的勞動力市場進行均衡分析，以解釋除了制度因素外導致用工荒和就業難并存的原因。通過分析企業與求職農民工博弈條件下的工資的形成機制，研究企業行為與農民工行為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雙方在勞動力市場達到均衡狀態時的工資報價分布、雇傭量、失業率等變量的特征。還可以結合針對該特殊群體的相關制度和政策來分析如何提高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效率，降低失業率，并最終更好地實現勞動力市場均衡。因此，應用工作搜尋匹配理論能進一步研究農民工就業殊現象的形成機理，從而提出更具針對性地政策建議。
四、小結
隨著就業矛盾日益凸顯，就業問題逐漸成為全社會乃至世界的焦點，工作搜尋理論也備受廣泛關注。本文系統總結了搜尋理論、工作搜尋理論以及均衡工作搜尋理論的國內外最新進展，同時結合我國勞動力市場殊群體——農民工中出現的農民工就業問題進行了理論探討。
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范文第2篇
[關鍵詞]勞工標準 經濟成本 經濟福利
一、引言
勞工標準問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成為國際熱點問題。勞工標準是一國關于勞工若干方面的狀況。它包括至少3個方面的內容:經濟福利、生產環境和勞工權利。其中,經濟福利包括勞工工資和其它非工資福利,生產環境包括有關勞工工作安全和健康設施的建設,而勞工權利涉及勞工各項權利。國際勞工組織(ILO)于1998年歸納的四項核心勞工標準是:結社自由和有效承認集體談判權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有效廢除童工;以及消除就業與職業歧視。它們都都屬于勞工權利范疇。
關于勞工標準的研究文獻很多,它們幾乎都不否認執行勞工標準制度將提高經濟成本,甚至以此為前提條件在其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但在,在利用該前提條件之前,我們有必要具體分析勞工標準制度是如何影響經濟成本的。
二、各項勞工標準制度的直接影響
除了本身的執行成本(包括設立法律、法規,執行費用,執行者的支付,監督費用等)外,勞工標準制度還可能直接提高經濟成本。下面分析各項勞工標準對經濟成本的影響。
1. 經濟福利
勞工的經濟福利是勞工標準的重要部分。如果最低福利標準的底線低于市場出清水平,則該標準對經濟成本沒有影響。但是,最低工資標準或者其它最低福利標準的底線通常被設置在高于市場出清的水平,因此,它們將直接提高經濟成本。
2. 生產環境
勞工標準中有關生產環境的內容在SA8000和《北美勞工合作協議》中都有規定。比如要求企業提供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投資購買或建造相應的設施、設備,進行質量和安全檢查,舉行健康和安全培訓等。顯然,該標準將提高企業的經濟成本。
3. 勞工權利
勞工標準中有關勞工權利的規定對經濟成本的影響比較復雜。這里主要分析四項核心勞工標準的影響
(1)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
結社自由指工人和雇主有權建立和加入他們自己選擇的組織,而集體談判權利指工人和雇主有權利以組織的形式來談判。這兩項權利都以同一種方式來提高經濟成本。它們實際上承認了,工人和雇主可以集體的形式出現在并影響勞動力市場,也就是說,鼓勵勞動力供給方和需求方形成市場勢力。由于勞動力的需求者(雇主)人數少,他們比較容易形成勢力。相反,勞動力人數多,他們的市場力量很小。結社自由和有效承認集體談判權利實際上偏向于供給方勢力的形成,從而提高勞動力的價格。值得一提的是,該標準對經濟成本的影響取決于勞動力供求雙方的現狀,如果勞動力供給方沒有形成市場勢力,那么該標準就將大幅度地提高經濟成本。如果勞動力供給方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市場勢力,那么該標準的影響就不大。
(2)免除強迫或強制勞動
該標準主要針對的是殖民地的強制勞動和監獄勞動,屬于少數情況。一般來說,在強迫、強制勞動中,工人的支付比較少甚至沒有。顯然,該標準將減少所針對的人群的勞動量,提高其勞動補償,于是提高經濟成本。
(3)兒童免除工作
勞工標準中對童工問題的規定比較復雜,故我們只考慮最一般的情況。童工的特點是,其支付比正常人要少。該標準用成人去替代他們,增加了工資成本。
(4)免除就業與職業歧視
從經濟意義來說,歧視就是作出了同樣經濟貢獻的人得到的報酬不同,或者創造經濟價值更多的人卻得不到更多的報酬。故該標準將提高那些受到歧視者的回報,從而提高經濟成本。
三、勞工標準制度的間接影響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一般情況下,除了本身的執行成本以外,每項勞工標準制度都將提高經濟成本。該經濟成本與勞動這種生產要素密切相關。但是,執行勞工標準制度的影響并未到此結束。由于它引起了勞動力市場的扭曲,而市場機制將傾向于使市場達到新的均衡。這種市場均衡力量將影響經濟成本。
一方面,勞工標準制度將一些勞動力從生產中剝離。Brown,Deardorff和Stern(1996)通過分析認為,許多項勞工標準制度是純勞動使用型標準(purely labor-using standard),將一部分勞動力從生產中去掉了。可是,這些被“去掉”的勞動力并不容易在市場上消失,他們成為了新的失業者,并尋找機會重新進入生產活動。
另一方面,勞工標準制度使生產中的勞動力價格高于市場均衡水平。這引起了非勞動要素對勞動要素的替代。于是,市場上將出現更多的失業者。
失業者的增加使勞動力價格有下降的趨勢,這使經濟成本略有降低。當然,經濟成本很難降至執行勞工標準制度之前的水平。
四、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勞工標準制度將提高經濟成本和造成勞動力市場的扭曲。而市場均衡力量將使經濟成本略微降低。但是,總體來說,勞工標準制度提高了經濟成本。
參考文獻:
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范文第3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分割;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24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09―2020年》明確指出,“統籌城鄉發展”是廣東省今后重大發展任務之一。要“按照城鄉規劃一體化、產業布局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的總體要求,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其中“統籌城鄉就業,加快建立城鄉一體的人力資源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是實現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的必要條件。
一、新古典經濟學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新古典學派在勞動經濟學領域一直是公認的主流學派。該學派有許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理論框架:第一,強調市場機制以及市場要素在決定工資水平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將其他影響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為事先給定的因素;第二,對人類行為模式的假設為:經濟人、理性選擇、偏好獨立;第三,對勞動力市場本質的假設:勞動力市場具有高度的競爭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給者,雙方都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可以在市場自由進入和退出,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研究方法有兩個特點,一是大量運用邊際決策原則,即在經濟人假設前提下,只要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就是有利可圖的。二是常常運用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推理方法,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假設條件少,能夠推斷出精美復雜的經濟模型,但是這種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設條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預測結果便可能被全部。
根據上述對新古典勞動經濟學派的簡短回顧,可以看出,在其理論框架中,勞動力市場被當做是富有競爭性的、統一的整體,不存在地區、城鄉等的隔離現象,這是分析個人和企業行為的前提和出發點。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分割的勞動力市場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LMS)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與新古典勞動經濟學派的假設截然不同,認為新古典學派的競爭性假設無法解釋勞動力市場的許多現實(如貧窮、歧視、與人力資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勞動力市場職業結構的性質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該理論的特點是:勞動力市場不再被看做為一個連續的統一體,而是被分割為幾個不同的市場,各個市場有不同的特點,它們有不同的分配勞動和決定工資的方式;各個勞動力市場是相對封閉的,造成這種封閉的因素是集團因素的聯合和制度因素的約束。該理論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第一,側重從需求的角度研究勞動力市場均衡和工資的決定,而新古典學派側重從供給的角度研究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理論是其重要的理論基礎。第二,強調制度、組織、習俗包括社會歧視對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影響。
最早全面闡述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是多林格和皮奧里,他們將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是有高度組織的正式勞動力市場,有詳細的雇傭決策原則,市場力量基本不發揮作用。其需求方生產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工資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邊際原則,勞動者收入高,升遷機會較多。而次級勞動力市場的雇傭與工資分配則根據邊際決策原則決定,市場力量工資和就業決定中發揮主要作用。其需求方為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小公司或行業,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缺乏培訓與晉升的機會,一級市場與次級市場之間存在流動障礙。
關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有兩種不同的觀點。新古典學派從勞動力供給角度出發,認為人力資本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從勞動力需求角度出發,認為分割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產業結構的影響,如果企業面對的是產品需求穩定的市場,則企業創造的是一級市場,反之,則創造二級市場。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會的影響。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為歧視等制度,難以進入一級勞動力市場。
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夾雜了許多體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這種制度性分割與西方國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別,最明顯的表現是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
三、發展經濟學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
發展經濟學是以二元經濟結構為理論基礎的,該理論揭示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以及一體化的趨勢。最有代表性的是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
劉易斯模型的主要觀點是:第一,經濟體系中有兩個部門,一個是只能維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傳統方法進行生產的農業部門,在該部門中,工資不是由農民的邊際生產力決定,而是取決于勞動者平均分享農業的產量;另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的城市工業部門,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較高;第二,傳統部門存在大量過剩的勞動力,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第三,由于兩個部門在生產率和工資方面存在巨大差別,農村勞動力會向工業部門轉移,由于農業部門人多地少,即使資本主義部門現行工資不變,農村勞動力供給也是無限的。第四,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勞動力生產將會出現拐點(劉易斯拐點),即農業部門工資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上升;第五,當兩個部門的生產率接近一致時,工業部門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此時,農村勞動力不再向工業轉移,二元經濟結構就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
劉易斯的這一模型,后來得到了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費景漢和拉尼斯的補充,故稱為“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人口流動模型”。但是卻受到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的批評與否定。托達羅認為劉易斯人口轉移模型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觀點是:第一,決定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因素并不僅僅是城鄉的實際收入差別,而是轉移的預期收入。而影響他們的預期收入有兩個因素:城鄉實際工資差異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并不能自動實現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轉化。因為,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業。第三,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有效轉化途徑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在政策上, 應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戰略,將發展重點放在發展農村經濟上。
從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可以看出,兩種模型隱含著一個共同的假設:城鄉勞動力市場是處于分割狀態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機制和勞動報酬決定機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效率存在巨大差別。兩種模型重要的區別在于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不同。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會促進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這種城鄉一體化會伴隨資本主義部門的不斷擴大和自給農業部門的逐漸萎縮,是農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義是加速城市工業部門的發展,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但卻不注重農業部門的發展。托達羅認為,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條件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在政策上,傾向于發展農村經濟,建議政府應當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戰略,提高農業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上主張實行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
此外,雖然兩種模型都隱含著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假設,但是,都將分割歸因于勞動力需求因素,沒有考慮到勞動力供給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響。
四、勞動力市場理論演進的啟示
各學派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從最初的整體觀,演變為分割觀,進而演變為城鄉分割觀,表現為對勞動力市場的理論假設越來越接近社會現實。目前,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最突出的問題,勞動力市場要從分割走向一體化,關鍵要加快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以上理論也蘊涵著實現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不同路徑和條件。新古典學派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歸結為勞動力供給方的差異,其政策含義是通過發展教育培訓,提高人力資本,減少勞動力的質量差異來增進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將勞動力市場分割歸因于產業結構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義是通過提高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和制度改進來促進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側重研究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將分割的原因歸結為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存在勞動效率的巨大差別。其中劉易斯模型主張通過發展城市工業部門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托達羅模型主張通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縮小農業與非農業的收入差距,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因此,中國要建立一體化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可從多個方面同時推進:第一,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不是以城帶鄉,也不是以鄉帶城,而是城鄉的協調、同步發展,對于城市問題與農村問題、農業與工業的發展問題不能割裂處理,要有統一的規劃和整體的布局。第二,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建立農村社區學院,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培訓,通過縮小城鄉勞動力的質量差別來增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融合。第三,提高各產業勞動生產率,在深化農業和工業改革的同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發揮重要的吸納作用。第四,加快相關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產業之間的自由流動,減少勞動力流動的障礙。比如,實行更靈活的土地政策,更寬松的人口流動政策以及建立統一、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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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范文第4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農民工;制度性歧視;社會制度
基金項目：貴州財經大學2014年度在校學生科研資助項目。
社會轉型背景下，一方面勞動力市場呈現新特征，對公共資源分配、社會福利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基礎社會制度安排和公共服務體系尚未真正建立，農民工問題在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上體現出來。造成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有的相關制度安排并沒有將社會發展的新需求和農民發展需求考慮進來，進而導致了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制度性歧視往往在社會層面上限制了農民工群體應享有的社會福利，造成資源和機會在群體間分配的不平等。勞動力市場農民工制度性歧視現象的背后，是農村小農經濟與商品經濟兩股力量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角力。
一、農民工進入勞動力市場動機分析
家庭是農村小農經濟的基本單位。自然經濟條件下，農村家庭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來自于滿足家庭成員消費需求，主要實現手段則是恰當地協調和組織家庭勞動力勞作。“農民勞動者受其家庭需求的驅使而從事勞作，并隨著這種需求壓力的增加而開發更大的生產能力。自我開發的程度極大的取決于勞動者承受的來自于家庭消費的壓力有多大”，農民勞動自我開發的程度靠需求滿足程度和勞動艱苦程度之間的某種關系來確定。因此，農民家庭產值有一個自然的限度，它由家庭全年勞動強度和家庭需求滿足程度之間的均衡關系來確定。
在不存在儲蓄和預支下期收入情況下，代表性家庭均衡收支核算必然滿足
C=Nc=Ya+Yb（1）
其中，C為家庭年總消費，N為代表性農村家庭規模，c為家庭年人均消費;Ya為家庭年農業生產收入，Yb為家庭年非農收入（包括手工業、商業和務工收入）。
與恰亞洛夫筆下的俄羅斯家庭農場不同，我國農村實行土地家庭責任制，農村家庭不存在擴展土地面積的可能。短期內，土地耕種面積和農業生產水平均不會發生太大變化，因而，可將家庭農業收入Ya看作確定值Ya。當農業生產收入Ya不能滿足家庭年總消費C時，家庭便產生進一步開發家庭勞動力的動力，去尋求勞動力新的出路，取得非農收入Yb已達成收入平衡。存在：
Yb=Nc-Ya=n1y1=n1a1t1w1 （2）
為方便問題分析，本文家庭非農收入全部來自務工所得。上式中，n1為家庭外出務工人口數。假定家庭總勞動人口數為n，則有n1
y1=a1t1w1 （3）
以及w1=（4）
（3）式、（4）式說明，家庭規模的擴大以及人均消費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務工人口取得更高的務工收入。短期內勞動生產率一定時，務工人員要提高收入有兩種途徑：一是選擇工資水平更高的工作崗位;二是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強度）。
若農村家庭核算中尚未達到基本均衡，未被滿足的需求依然相當突出，那么農村家庭便有強烈的刺激去擴大其工作量，去尋求勞動力的出路，哪怕是去接受低水平的勞動報酬。“出于無奈”，農民會去干看起來最不利的工作。但是，作為一個有機體，勞動者所能維持的體能消耗是有限度的，超出勞動力開發程度的勞作都會成為家庭的額外負擔;因為在家庭規模不變情況下，超出家庭勞動力自我開發程度的勞動強度的進一步增強是家庭所不能接受的。假定tmax勞動者外出務工的體能極限時間，則農民工外出務工所能接受的最低單位勞動報酬為wmin。一般來說，這一工資水平是極低的，因為農民家庭內在基本經濟均衡條件使得農村勞動力能夠接受很低的單位勞動報酬。
圖1中，橫軸表示務工人口外出務工年工作時長，縱軸表示家庭消費或工資收入。曲線Yb為家庭務工收入曲線（辛勞程度曲線）：曲線斜率反映工資率，斜率越小，曲線越平緩，工資率水平也就越低――即：為了滿足一定的家庭消費水平，需要付出更高的辛勞。C曲線為家庭消費曲線（需求滿則曲線）。在務工工資率w0下，要滿足家庭初始消費水平C，務工人需要勞作t0單位的時間。當家庭因某些原因，比如家庭新增了純消費人口或者某個成員教育、醫療費用增加，使得家庭整體消費水平升高至C’。那么，為了維持新的消費水平，務工人需要取得更高的工資收入，可行途徑有三種：（1）增加勞動強度：通過延長工作時間至t1以取得更高的工資收入w1，實際生活中較常見的有同時兼職幾份工;（2）增加家庭務工人口數量，分擔家庭負擔：這樣，可以在人均勞作時間不變的情況下使家庭務工總收入達到w2，當某家庭突遭變故時孩子輟學外出務工從純消費者變為收入掙得者，便屬此種情況。此圖表還可解釋，在家庭規模N較大或家庭純消費人口（無勞動能力的老人，小孩，學生）比重（N-n）/N較大的家庭中，家庭務工人口往往會盡量延長在外務工時間，且會傾向于選擇勞動強度較大、更為艱苦的工作以保證足夠的掙得維持家庭生活水平。
為了滿足家庭消費需求，農民家庭總是迫不及待地通過手工業或者外出務工掙得收入以彌補農業收入的不足。然而，從國家統計局數據網站的農村消費水平相關數據可知，大部分農村家庭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因為農民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往往并不能取得預期收入和合理的福利待遇且大多數農民工普遍反映受歧視感強烈。國內外以農民工為對象的多項研究已經注意到了農民工權益在制度性安排下所遭遇到的歧視現象，在社會學、法學、政治學等多個學科內均有了卓有成效的探討。下一節中，本文將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制度性歧視影響下雇主招聘員工時的決策機制。
二、制度性歧視下雇主雇傭決策機制
1、基本假定
在理論分析展開之前，有必要抽象出具體現象隱含的一般規定性，制度性歧視現象中應遵循以下規定：（1）企業雇主雇用的員工包括農民工和城鎮職工兩類。兩類員工在相同的崗位上勞動力生產率相同，對雇主而言具有相互可替代性;（2）地方政府對在用工數量、用工形式、用工辦法上對企業雇主做出強制規制，且企業雇主無權抵制;（3）企業雇主追求利潤最大化。
2、無制度性歧視的勞動力市場均衡
在勞動力市場無政府用工規制時，相同勞動生產率的城鄉職工對雇主而言并無差異，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雇主愿意為他們支付同等工資水平，如圖2。
圖2中，縱軸表示工資率水平，橫軸表示雇用勞動時間。曲線D為雇主的勞動力需求曲線，曲線C為兩類職工的總供給曲線。在無制度性歧視下和城鄉勞動力同質下，企業會在w0工資水平下雇用t0單位的勞動力。
3、制度性歧視下的勞動力市場
為保證當地居民的充分就業率和一定水平的福利待遇，政府在城鎮職工雇用數量、最低工資以及用工方式方面對企業雇主用工做出規制，外來農民工則不在務工地政府管轄范圍內。因此，勞動力市場中城鄉職工分化出了不同的供給曲線，如圖3。
最低工資制度下，城鎮職工勞動力供給曲線為S1。當政府嚴格限制農民工進入時，此勞動力市場中只存在城鎮工。此時，企業雇主需要在w1工資水平下才能購買到t1單位的城鎮職工勞動時間。農民工的進入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總供給曲線S0更加平緩。此時，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工資水平降至w0，勞動力成本的降低讓企業有動力擴張規模，勞動力均衡需求增至t0。然而，w0工資水平下城鎮職工只愿意提供t1單位的勞動量。可見，此勞動力市場中，農民工對城鎮工產生了一定替代效應。
于是，為保證當地城鎮職工的就業率，政府在數量上對外來農民工進行限制。農民工供給數量減少，供給曲線左移至S2，總供給曲線隨之左移至S'0。這樣，均衡工資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變為w'0。均衡工資上升至w'0，城鎮職工勞動力供給數量由t'1增至t''1，農民工數量則降至t''2;政府政策取得成效。作為制度的遵循者，企業在支付了更高的工資率后勞動力需求數量降至t'0。因此，限制性制度在提高城鎮職工就業率的同時，也造成了部分社會福利損失。
實際生活中，城鎮職工與農民工并存的勞動場所多為二級勞動力市場中較優的工作崗位。這些崗位特點是勞動者只需具備初級技能即可，而且所需技能大多只需簡單的在職培訓和“干中學”即可獲得，比如服務業、制造業中的大型企業等。
那么，沒能進入此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去了哪里呢？圖3中，尚有部分城鎮職工愿意接受均衡工資水平w0。由于可以享受一系列社會福利保障，當均衡工資水平低至一定程度時，城鎮職工便退出勞動力市場，寧愿選擇領取失業補助，如圖4。
由于均衡工資水平w2低于城鎮職工最低工資線，城鎮職工全部退出此勞動力市場。對農民工來講，只要高于wmin便可欣然接受，因此在w2下農民工愿意提供t2單位時間的勞動力。這樣，這種低端勞動力市場便成為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集聚地，比如一線建筑工地、環衛崗位等“臟苦累險”崗位。表面看來，低端勞動力市場中無制度性歧視的存在，殊不知這正是最大的制度性歧視。
三、制度性歧視原因分析
1、政府公共政策價值取向偏頗
當前制度下，衡量各級政府業績的主要標準還是經濟指標，這就造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各級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最基本考慮。地方政府一味地盲目追求高經濟增長指標，公共政策制定過多地傾向于經濟增長而忽視了人自身的發展。比如上文中分析到的限制外來人口進城以保證當地城鎮居民的就業率相關政策，短期內雖可取得一定效果，然而，由于違反市場經濟規律下的企業生產要素最優配置標準，長期內卻將造成社會福利損失。
2、社會制度變化滯后于社會發展變化
改革開放后，農村小農經濟受商品經濟的影響，農業生產環節逐步被市場化，小農生產下的某些生產內容被分離出來，從種子到收購都受到市場經濟的牽制。小農生產者依據廠商的收購標準制定自己的生產組織計劃、改進技術等等，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市場經濟中來。同時，家庭消費也在此過程中因逐漸市場化而不斷提高。這一切都對農民家庭進一步開發勞動力提出了要求，農民迫切需要尋求非農崗位獲得額外收入補貼家用。
只是，由于相關基礎性社會制度安排、公共服務體系尚未真正建立，農民工的大量涌入將社會制度安排問題和矛盾更加凸顯出來。同時，勞動力市場仍受計劃經濟思路的影響，企業引進人才的參照標準是行政級別上的制度性標準，而非市場經濟標準，企業并無真正的用工自由權。
3、政府制度管制“缺位”，覆蓋面窄
在農村教育和投資方面，政府對農村教育培訓投資上的相對缺位最終造成了城鄉勞動力間的人力資本差異。在勞動者申請進入勞動力市場時，雇主通常借助文憑、職業資格證書、培訓情況和工作年限與經驗等標準對勞動力商品質量進行識別。也正是這些標準，使原本是后驗商品的勞動力變為先驗商品。教育培訓資源的匱乏將大多數農民工排斥在較優的勞動力市場外。
進入勞動力市場后，政府管制的“缺位”將農民工置于“無人管”的處境，降低了農民工的議價能力。企業雇主伺機通過降低農民工勞動薪酬和社會福利保障降低就業保障和勞動條件保障減少自身勞動力成本，追求更高的利潤率。
在退出勞動力市場時，政府的“缺位”使農民工享受不到相關失業救濟和補助，只能被迫去往更低端的勞動力市場甚至直接返回鄉村。從社會角度來講，無疑造成勞動力商品的浪費，社會福利損失進一步增加。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制度歧視下，短期內政府政策取得成效，然而限制性制度在提高城鎮職工就業率的同時，企業由于支付了更高的工資率后降低勞動力需求數量，影響企業規模的正常擴大，長期內將造成社會福利損失。此外，低工資抑制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農民家庭消費水平滿足程度降低，農民“自我剝削”到一定限度后，只好盡量壓低家庭生活消費和減少必要的教育培訓甚至健康投資，造成農村地區低人力資本的惡性循環。因此，提高農民家庭滿足自身消費需求的能力，進而提高家庭外出務工所能接受的最低工資水平是減少農民工制度性歧視的關鍵所在。
第一，提高農村農業生產水平，增加家庭涉農收入，緩解農民“自我剝削”程度。農業不僅是國之根本，也是農村根本，更是農村家庭之本。當前階段，由于農業生產活動的低附加值，農民紛紛外出務工，棄耕現象層出不窮。然而，由于大多數農民工技能水平偏低，再加上社會保障的缺乏，在城市中取得滿意生活水平概率較低。通過開發農業資源，真正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以消費者為導向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推進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增加農民涉農收入種類。農業收入的增加，一來可以減少盲目進城務工人員數量，支援新農村建設;二來可以減少城市勞動力市場勞動力供給，相對增加農民工的“談判”能力。
第二，承認農民工人力資本價值，提高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保證農民工自由就業權利。勞動生產率水平有高低，但職業不分貴賤，任何崗位都是社會生產的一部分，缺一不可。要充分認可農民工人力資本價值，尊重農民工勞動成果，增強農民工在城務工的自信力。
同時，由于人力資本水平不僅決定農民工務工收入，還影響著農民工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思想意識。因此要加強對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力度，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人力資本差距;注重對農民工生產技能的培訓，可以采取政府培訓、企業培訓、市場培訓等方式幫助農民工承擔部分培訓成本，增加農民工進行自我培訓的動力。確保農民工充分參與社會發展過程并平等分享社會發展成果。
第三，糾正公共政策價值取向，加快社會制度改革步伐，尊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當前，符合社會發展節拍的社會制度安排、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體系尚未真正建立，農民工相關問題普遍存在“兩不管”的尷尬境地。輸入地政府要轉變思想觀念和管理方式，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對象范圍內，統籌考慮長期在城市就業、生活和居住的農民工對公共服務的需要，提高城市綜合承載能力，逐步健全覆蓋農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為農民工創造良好的支持性環境。
尊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借助市場機制作用提高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這樣才能在全國范圍內最大程度的優化人口分布和人口結構，進而提高各區域的綜合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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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范文第5篇
本文為浙江省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廳課題“貿易開放對浙江省勞動力就業與收入變動影響（2016080）”的階段性成果
摘 要：經濟全球化進程使得全球生產網絡得以形成并快速發展，各國（地區）利用自身資源稟賦形成的比較優勢構成國際貿易鏈條上的一環。從貿易理論形成之初，學者就關注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福利分配效應，新的貿易理論在解釋或引導新的貿易現象中，貿易帶來的福利分配依然是熱點。隨著貿易自由化不斷推進，各國（地區）間經貿聯系更加緊密，也形成了更完善的分工合作體系，對國家或地區勞動力市場帶來很大影響。本文從理論、實證方面就國內外相關學者對貿易自由化對勞動力就業變動的影響、對技能就業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梳理，并對已有的部分研究現狀進行簡單評述。
關鍵詞：貿易自由化；就業；文獻綜述
一、貿易自由化與就業變動
1.理論研究綜述
（1）完全就業假定下的研究
要素稟賦理論（H-O理論）認為在各國相同產品生產技術水平相同的情況下，兩國相同產品的價格差取決于產品生產中要素豐裕程度不同帶來的價格差而產生的成本差。貿易中雙方各自出口密集使用本國豐裕要素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本國稀缺要素的產品。假設發達國家熟練勞動力相對豐裕，發展中國家非熟練勞動力相對豐裕，那么貿易的開展導致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的非熟練勞動力，而發達國家則需要更多的熟練勞動力。薩繆爾森提出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認為，假設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轉，在貿易自由化背景下，擁有相同生產技術和不同要素稟賦的兩國生產兩種產品，那么勞動力價格和資本價格在兩國間實現均等化。
有些學者對該理論提出了質疑，他們將假設條件逐步放松進行研究。Jones（1965）依托對偶理論，在2×2（兩個部門兩種要素）模型框架下，用一般均衡法分析，得到當某商品的相對價格提高時，將增加對該商品密集使用生產要素的需求的結論。Jones&Scheinkman（1977）將模型擴展成多種要素和多種產品，得到的結論為提高商品價格增加了該商品生產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減少了非密集使用的要素。Neary（1978）通過建立2×2×2模型研究貿易自由化條件下要素流動與要素價格之間的關系，發現如果資本和勞動都不能充分流動，那么勞動密集型部門的資本與勞動的實際報酬都會上升，資本要素密集部門的資本與勞動的實際報酬下降。當只有勞動作為可流動要素，資本作為特定要素不能流動時，貿易自由化提升了勞動密集型部門的要素報酬，勞動在流動中實現部門勞動要素報酬均等化。當所有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動時，資本密集型部門的資本流動到勞動密集型部門，導致對勞動需求增加而提高了使勞動要素的實際報酬，資本要素報酬在部門間實現均等化。Davis（1996）對H-O模型進行擴展，在多個國家、三種產品、兩種要素參與國際貿易的假設條件下研究了國際貿易對發展中國家要素收入分配的影響，結果發現發展中國家在貿易開放中得到的分配結果往往取決于和自己生產相同產品組合的外國的相對要素稟賦。
貿易乘數理論作為貿易自由化影響就業的重要理論機制，認為出口可以實現一國就業增長和國民收入倍增；而進口則會減少就業與國民收入增加。因此，只有不斷地提高國際貿易順差，才能增加就業。
新貿易理論放松了假設條件，在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化理論框架下，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貿易開放模型，在發展中國家，生產技術的積累、生產技術的變動，都會影響發展中國家對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Magee（1973）、Schweinberger（1979）研究發現貿易自由化使得部門工資差異帶來的勞動力市場就業扭曲加劇。Krugan（1983）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優勢往往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貿易保護程度的提高，資本密集型產業在擴張的過程中吸引了來自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勞動力。一般來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相對不完善，導致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福利效應無法有效完全吸收。Borjas&Ramey（1993）研究發現，由于進口帶來競爭，不完全競爭部門會逐漸向國外轉移，導致非熟練工人的收入下降、失業增加，并且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集中程度越高，受到的影響也會越大。
（2）不完全就業假定下的研究
失業在現實經濟社會中普遍存在，不可避免，因此需要將失業納入模型中。已有的一些文獻主要是從勞動力流動制度、勞動力社會保障制度、收入分配的市場化制度角度予以考察。①勞動力流動制度研究。David等（1988，1999）構建的2×2（兩個部門兩種要素）搜尋模型，其中一個被定義為搜尋部門研究貿易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具有一定代表性。結果表明：如果把失業情況考慮進去，發現市場實現均衡時，商品價格與要素價格間的關系與S-S定理得出的結論不符，資本豐裕大國與勞動豐裕小國相互貿易也會增加整體的失業。②勞動力社會保障制度研究。Krueger（1981）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構建的最低工資模型是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障制度研究方面的代表，該模型假定城市最低工資高于農村，如果提高城市最低工資，貿易自由化減少了城市的就業需求，s會提高城市的資本密集度，極端情況下還可能在城市與農村出現要素密集度逆轉的情況。新貿易理論雖然在解釋產業內貿易上提出不完全競爭市場及存在規模經濟，但并沒有改變傳統貿易理論中企業同質的設定。③收入分配的市場化制度研究。這一領域的研究包括了效率工資模型、工會模型。Shapiro&Stiglitz（1984）的研究是效率工資模型的基礎性文獻，結論認為，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廠商所支付的工資水平超過市場出清的均衡價格，勞動者將更加努力工作，但在市場均衡中將出現失業。以Shapiro&Stiglitz（1984）研究為基礎，Matusz（1994）建立了2×2（兩部門兩要素）的效率工資模型分析貿易政策對就業量、就業結構帶來的影響，發現對高工資部門的出口補貼導致勞動力流動到高工資部門，但降低了一國的就業總水平；對低工資部門實行貿易保護，提高了各部門勞動要素的實際工資和一國的就業總水平。Gaston&Trefler（1995）通過一個雙寡頭競爭工會模型分析了美國實行貿易保護對國內工資和就業的影響，發現貿易保護政策會影響到工會的工資和就業水平，相比出口擴張行業，進口競爭行業工會工資更容易受政策影響；貿易保護水平越高，工會的就業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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