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兒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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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保健范文第1篇
1.1方法
對照組新生兒主要由其父母對他們進行沐浴，每周3次。觀察組新生兒在其父母的同意下，接受每周3次游泳撫觸保健，具體方法如下：
1.1.1游泳前準備首先要控制好游泳室內環境，調節好室內與水溫，室溫一般在28攝氏度到30攝氏度左右，水溫則在36攝氏度到38攝氏度左右。要保證新生兒游泳所用的水質干凈、清潔，水深不能超過55厘米，為了能夠讓新生兒適應水中的環境，可以加入一些仿羊水溶質。要用防水貼將新生兒的臍部保護起來，同時還要根據新生兒個體情況的不同，為他們選擇大小合適的游泳圈，且游泳圈的充氣量不能超過90%，檢查游泳圈有無漏氣的現象。
1.1.2游泳方法在做好了一切的準備工作后，首先將新生兒的衣物脫去進行淋浴，淋浴中不能將新生兒的頭發打濕。在淋浴完成后，立即用浴巾將其包裹起來，從頭往下，將游泳圈輕柔的套進他們的頭部，將下頜放在下頜槽中，最后做好相應的固定措施。用一只手托起新生兒的頸背部，另一只手托住新生兒的臂部，自下而上的將其放入水中，嬰兒自由活動，專業人員在旁呵護，協助嬰兒肢體伸展活動，并主動給予輕柔撫摸，充滿愛心地與嬰兒說話交流。在整個新生兒游泳的過程當中，要對其神情、呼吸以及膚色等情況進行仔細的觀察，并控制好游泳的時間，通常情況下新生兒每次游泳10分鐘到20分鐘便足夠。出水后，要立即將其全身擦干，做好保暖，用絡合碘對其臍部進行消毒，防止感染。
1.1.3撫觸方法在撫觸前播放輕柔的音樂，將新生兒，并借助嬰兒油進行俯臥位和仰臥位的撫觸，撫觸先從頭部開始，然后沿臉、胸、上肢、腹部、下肢、背部到臀部的順序以國際標準手法逐步按摩。在撫觸過程中，還可與新生兒進行交流，讓其感受到溫暖的情感支持，同時觀察新生兒的反應。
1.2觀察指標觀察兩組新生兒的體重變化情況、排便情況、睡眠情況、首次喂奶量以及黃疸消退等情況。
1.3統計學處理本文所有數據對比均采用SPSS17.0，定量數據采用均數士標準差表示，計量資料用t檢驗,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分組時，兩組新生兒的平均體重基本均等，對比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28天后，觀察組新生兒的體重明顯重于對照組，且對比差異明顯，具有統計學意義（參表1）。表1觀察組與對照組新生兒體重變化情況對比同時，在排便、睡眠、首次喂奶量以及黃疸消退情況的對比上，觀察組新生兒也明顯的優于對照組，對比差異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參表2）。
3討論
新生兒保健范文第2篇
佛山市婦幼保健院婦女保健科，廣東佛山 528000
[摘要] 目的 調查研究孕前與孕期保健對新生兒出生體重的影響。 方法 隨機抽取2012年2月—2014年8月在該院產科接收分娩的產婦1000例作為研究對象，回顧性分析產婦的一般資料，并以調查問卷的形式對產婦在孕前與孕期的保健情況以及孕期是否合并有相關并發癥的情況、新生兒的體重等進行調查，計算低體重兒、巨大兒的發生率，并分別采用單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因素回顧分析法對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 結果 孕前保健咨詢、孕前BMI、孕前吸煙或接觸有害物質、孕周、妊娠營養情況等孕前與孕期保健情況是影響新生兒出生體重的主要因素（P＜0.05）。結論 通過分析不同因素對新生兒出生體重的影響，針對孕產婦的不同情況，積極開展孕前與孕期保健對于降低新生兒出生體重異常發生率具有重要意義。
[
關鍵詞 ] 孕前與孕期保健；新生兒出生體重；影響
[中圖分類號] R15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5）08（b）－0197-02
[作者簡介] 陳敏枝(1985.7-)，女，廣東佛山人，本科，住院醫師，研究方向：婦產科。
作為評估胎兒生長發育以及新生兒健康狀態，預測其未來發育情況與可能患病情況的指標之一，新生兒的出生體重在新生兒整體評價中占據重要地位[1]。新生兒出生體重異常不僅對母嬰健康、安全等息息相關，還關系到新生兒未來的生理、心理、智力等生長發育情況，調查研究表明，新生兒的出生體重與其在生長發育不同階段的代謝異常綜合征、肥胖甚至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惡性腫瘤等的發生都有一定的聯系。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的生活理念的普及，優生優育的意識也越來越深入人心[2]。孕前與孕期保健也得到越來越高的重視。該研究就2012年2月—2014年8月該院產科接收分娩的產婦1 000例作為研究對象，調查分析孕前與孕期保健對新生兒出生體重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隨機抽取2012年2月—2014年8月該院產科接收分娩的產婦1 000例作為研究對象，產婦的年齡在21~43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0.3±2.1）歲。排除雙胎或者多胎妊娠的產婦以及合并有精神疾病患病史、記憶功能障礙的產婦。
1.2 調查方法
采用自擬的調查問卷，以隨機發放的方式，對產婦的基本信息（年齡、生育史、孕周），孕前與孕期的保健情況（孕前是否進行保健咨詢及孕前檢查、孕前體質量、是否為計劃妊娠、孕前是否有吸煙酗酒或接觸有害物質的情況、孕期是否接受營養指導等）以及孕期是否合并有相關并發癥（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妊娠期糖尿病、營養不良或過剩等）進行調查，并了解新生兒出生體重，將出生體重在2 500 g以下的新生兒視為低體重兒，出生體重在4 000 g以上的新生兒視為巨大兒。
1.3 統計方法
該實驗數據采用spss12.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其中人口學特征和新生兒基本情況采用描述性分析，采用χ2檢驗影響新生兒出生體重的單因素進行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并以logistic多因素回顧分析法做回顧分析，以α=0.05 為檢驗顯著性標準。
2 結果
2.1 新生兒出生體重
參與實驗研究的1 000例產婦最終分娩新生兒1 000例，男嬰女性分別有551例和449例， 男女比例接近1:1，出生體重在1.62~4.50 kg，平均（3.24±0.42）kg，其中低體重兒53例，巨大兒115例，平均出生體重分別為（2.31±0.23）kg和（4.26±0.22）kg，新生兒出生體重異常發生率為16.8%。
2.2 新生兒出生體重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調查單因素調查法對孕前、孕期保健與新生兒出生體重異常之間的關系，可見產婦年齡在35歲及以上、經產婦、孕周在37周以下、孕前BMI在18.5 kg/m2以下或者在28 kg/m2及以上、未接受孕前健康咨詢和孕前檢查、非計劃妊娠、孕前有吸煙酗酒或接觸有害物質的情況、孕期未接受營養指導、妊娠期糖尿病、孕期營養不良或者營養補充過剩等均為影響新生兒體重的主要因素，與對立面孕婦的新生兒體重異常發生率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3 新生兒出生體重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對影響新生兒體重的因素進行logistics多因素回顧分析，可見孕前保健咨詢、孕前BMI、孕前吸煙或接觸有害物質、孕周、妊娠營養情況等為主要影響因素，見表2。
3 討論
新生兒出生體重異常（低體重兒或者巨大兒）會使得分娩時產傷、圍產兒窒息及其他不良母嬰結局等的發生風險大大增加，甚至引起孕婦和圍生兒死亡率[3-4]。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我國孕前孕婦保健知識的廣泛宣傳，育齡女性在孕前和孕期的保健相關意識有一定程度的加強，但仍有孕婦因各種原因導致新生兒出生體重異常的情況。
該研究對可能影響新生兒出生體重的孕前、孕期相關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可見孕前保健咨詢、孕前BMI、孕前吸煙或接觸有害物質、孕周、妊娠營養情況等均為主要影響因素，孕前接受保健咨詢的孕婦，對相關健康孕育知識的知曉率大大提高，有利于優生優育的進行。而孕前BMI（＜18.5 kg/m2）過低體重兒的分娩率大大升高，孕前BMI（≥28 kg/m2）過高，則巨大兒的發生率大大增加。孕前吸煙或接觸有害物質和孕周過低都可能引起。研究認為，維生素 A、Fe、Zn等濃度的升高可能造成胎兒發育遲緩，并引起新生兒出生低體重的情況，而Ca元素的缺乏和葉酸的缺乏則可能引起孕婦孕期貧血和胎兒神經管缺陷的發生[6-7]，但到某些必須營養補充過多的情況下，又會引發胎兒發育過快，體重過重的情況，因而，孕期營養的缺乏或者過剩、營養不均衡都可能影響新生兒的出生體重。孕周對新生兒出生體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早產致低體重兒出現的情況，而孕前吸煙、接觸有害物質則可能造成胎兒部分功能受損，畸形發育。在所有這些因素中，以孕前BMI的有關研究對多，梁素惠[8]的研究結果與該研究基本一致，其還對孕前BMI與分娩方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BMI過高或過低的孕婦分娩低體重兒、巨大兒的幾率增加，而相應的剖宮產率也大大增加。
事實上，孕前與孕期保健情況在某些方面對低體重兒和巨大兒的影響是不同的，該研究并未對其進行區分調查和考慮，這也是該研究不足之處，可以進一步進行討論。
總之，通過分析不同因素對新生兒出生體重的影響，針對孕產婦的不同情況，積極開展孕前與孕期保健對于降低新生兒出生體重異常發生率具有重要意義。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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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保健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產后保健;產后恢復;新生兒健康;影響
本研究主要探討和分析產婦產后保健對產后恢復及新生兒健康的影響，現具體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資料隨機選取2008年2月-2011年2月在本院生產住院的產婦116例，隨機平均分為對照組和研究組，每組58例；對照組年齡21―34歲，平均年齡（27.19±0.48）歲，順產有35例，剖宮產有23例，新生兒阿氏評分7-10分，平均評分（8.12±0.57）分；對照組年齡21―36歲，平均年齡（28.26±0.54）歲，順產有36例，剖宮產有22例，新生兒阿氏評分8-10分，平均評分（8.66±0.65）分。兩組產婦年齡、分娩方式以及新生兒評分等基線資料無明顯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遵醫行為較好者；患者或家屬簽訂相關知情同意書[1] 。排除標準：孕婦；癲癇疾病患者；嚴重智力障礙者；感染性疾病者；嚴重慢性疾病者；心、肝、腎功能障礙者；不配合干預方案者。
1.3干預方法
對照組采取常規干預，保持病房干凈，給予心理關懷和健康飲食指導[2]。給予研究組產后保健干預：①情緒干預：醫生應全面掌握產婦的心理和情緒狀態，指導健康合理的飲食和正確哺乳方法，耐心為產婦講解疑難問題，倡導家屬加大關心和支持力度。②切口干預：對剖腹產分娩的產婦，醫生要定時更換切口敷料，觀察是否有感染、出血等情況，必要時給予理療，同時盡量避免使用抗生素。醫生還要告知產婦用高錳酸鉀清洗會陰傷口，并提醒其注意自身清潔衛生，勤洗臉、洗澡。鼓勵產婦多飲食米面、木瓜、魚肉等營養豐富的食物，促進乳汁分泌和提高乳汁質量。③護理：醫生應正確指導產婦穿戴胸罩，并配合定期按摩，保持排乳管暢通，另要求產婦在哺乳前后及時清洗預防感染發生。在產后半小時提倡產婦對新生兒進行哺乳，促進乳汁分泌通暢。
1.4療效觀察指標
觀察干預后兩組產婦恢復情況和兩組新生兒不良癥狀情況。
1.5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 18.0軟件軟件統計，一般資料應用標準差（x±s）表示，計量資料應用t檢驗，計數資料應用X2檢驗，當P
2.結果
2.1干預后兩組產婦恢復情況
研究組產婦惡露消失、子宮恢復、感染消失時間均明顯短于對照組，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表1干預后兩組產婦恢復情況（x±s，d）
2.2干預后兩組新生兒不良癥狀情況
研究組新生兒黃疸、脫水和營養不良癥狀改善情況顯著優于對照組，比較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表2干預后兩組新生兒不良癥狀情況[n(%)]
3.討論
本研究中，觀察和比較對照組和研究組產婦產后的身體恢復情況，結果顯示研究組惡露和感染消失時間及子宮恢復時間均較對照組更短，說明應用保健干預能夠明顯加快產婦的康復速度。與常規干預相比，分析產后保健具有如下方面優勢：①醫生提倡產婦做好個人衛生工作，勤洗澡及清洗隱私部位，能夠使產后惡露現象盡早消失。②醫生高度重視護理產婦的會陰傷口和切口，經常更換用藥并結合產婦的實際情況積極給予理療治療，能夠有效促進產婦子宮的恢復。③醫生嚴密監測產婦的會陰處傷口情況，并要求在哺乳前后清洗部位，從而能夠降低產婦感染并發癥的發生率。
此外，本研究結果得出對照組新生兒黃疸、脫水、營養不良情況明顯多于對照組，表明產后保健干預不僅能夠促進產婦的產后恢復，而且有利于新生兒健康發育。分析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實施情緒干預能夠消除產婦在生產后出現的煩躁、抑郁等心理，從而避免不良情緒對腦垂體的前葉功能造成影響，減少催乳素分泌繼而影響新生兒[3]。另一方面，醫生建議產婦在產后及早母乳喂食新生兒，并為產婦制定合理的飲食計劃，能夠增加乳汁分泌量，從而滿足嬰兒新陳代謝需要。關于兩組產婦心理健康狀態，有待作進一步的相關試驗進行驗證和證實。
綜上所述，產婦產后保健對產后恢復及新生兒健康的影響更顯著，具有臨床推廣和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新生兒保健范文第4篇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本院選取150例窒息新生兒的病例資料，其中A組為50例早期干預的在本院出生存活的窒息新生兒，其中男童29例，女童21例；輕度窒息30例，重度窒息20例；均在出生的第7天開始進行早期干預，主要干預項目有父母的健康教育，生長發育監測，營養監測，早期教育等。B組為50例正常治療的本院出生存活的窒息新生兒，其中男童27例，女童23例；輕度窒息33例，重度窒息17例；均在出生第42天進行干預治療，主要項目有父母的健康教育，生長發育監測。C組為50例康復治療的圍產期窒息而出現發育障礙的兒童，其中男童33例，女童17例；最小的6個月，最大的6歲；腦癱伴智力低下22例，智力低下15例，腦癱13例，主要康復治療的項目有藥物治療，弱激光光量子充氧自血治療，營養指導，康復訓練等。
1.2 方法：對窒息新生兒早期干預以及發育障礙保健康復的社會經濟效益進行回顧性分析。
1.2.1 經濟效益分析。對各組病例的兩年內治療費用進行回顧性分析。
1.2.2 社會效益分析。對各組病例的兩年內保健次數、發育商情況行回顧性分析統計［2］。
1.3 統計學方法：數據結果采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處理，計量資料采用均數（χ±s）表示，計數資料采用（%）表示，兩組之間采用χ2、t檢驗，以P
2.結果
2.1 經濟效益。A組病例的平均治療費用為（2029.8±152.9）元，B組病例的平均治療費用為（1059.6±101.3）元，C組病例的平均治療費用為（5286.8±215）元。三組之間平均治療費用均具有顯著性差異，C組的治療費用花費最大。
2.2 社會效益。A組病例的兩年內保健次數為（13.9±2.8）次，B組病例的兩年內保健次數為（7.6±1.5）次，C組病例的兩年內保健次數為（25.9±5.6）次。三組之間在保健次數上均具有顯著性差異，C組的保健次數最多。A組病例的發育商正常50例，比例100%；B組病例的發育商正常42例，比例84%；C組病例的發育商正常3例，比例6%。三組之間發育商正常比例上均具有顯著性差異，C組發育商正常比例最小。
3.討論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三組之間平均治療費用均具有顯著性差異，C組的治療費用花費最大。三組之間在保健次數上均具有顯著性差異，C組的保健次數最多。三組之間發育商正常比例上均具有顯著性差異，C組發育商正常比例最小。當兒童已經造成了發育障礙再進行康復治療，對家庭帶來的經濟負擔越大，同時會造成長遠的影響，小兒的發育會出現嚴重的障礙，影響兒童的一生。所以通過本院的分析發現，因為新生兒出現不同程度的窒息，會直接導致發生不同程度的腦組織缺氧，引起各個器官出現不同程度的腦部損傷［3］。并以腦部循環的障礙為主要的損傷之一，會直接導致出現腦癱和癲癇以及智力低下等一些各種的神經系統并發癥和發育障礙。通過對窒息新生兒進行比較早期干預治療，父母的健康教育，生長發育監測，營養監測，早期教育等，并加強對家長兒童智力發育的正確指導，可以顯著的提高窒息新生兒的生活質量，可以保證兒童的健康發育。通過早期的干預治療，可以有效的通過改善人類的生理機能，并不斷的深化兒童的生存環境和早期教育。在2歲之前小兒的神經系統這一發育最迅速的生長時期［4］，來促進其受損的大腦代償功能的正常發育。對窒息新生兒進行早期的干預治療具有比較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顯著降低了兒童出現致殘和發育障礙的幾率，對窒息新生進行早期的干預治療，可以有效地提高、促進日后兒童的正常發育，是減少出現窒息新生兒日后出現后遺癥的有效手段，值得臨床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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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保健范文第5篇
[關鍵詞] 髓鞘堿性蛋白；促紅細胞生成素受體；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腦損傷；窒息；新生兒
[中圖分類號] R722.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2（a）-0029-05
The expression of serum myelin basic protein， erythropoietin receptor，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after neonatal asphyxia
ZHANG Xiao LAN Haixia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ohhot 01005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among the serum myelin basic protein （MBP） and erythropoietin receptor （EPOR）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IGF-1） with asphyxial neonates. Methods Venous blood was collected in 74 neonates （hypoxia group） and 37 neonates （control group） within 24 h. The centrifugal supernatant was taken. ELISA method was used to assayed the serum levels of EPOR， MBP， IGF-1. Results Full-term asphyxia group serum MBP [（5.81±1.83） μg/L] and EPOR [（404.98±152.75） ng/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ch compared with full-term newborn group serum MBP [（2.57±0.77） μg/L] and EPOR [（269.58±51.36） ng/L] （t = 6.974， P < 0.01； t = 3.541， P < 0.01）； serum IGF-1 [（36.29±11.43） μg/L] was less than that [（62.25±11.97） μg/L] in full-term newborn group （t = 7.529， P < 0.01）. Preterm birth asphyxia group serum MBP [（7.81±2.38） μg/L] and EPOR [（338.85±104.64） ng/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erum MBP [（3.41±1.32） μg/L] and EPOR [（216.14±45.70） ng/L] in preterm group （t = 7.676， P < 0.01； t = 4.995， P < 0.01）； serum IGF-1 [（26.99±8.65） μg/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serum IGF-1 [（52.56±15.36） μg/L] in preterm children （t = 8.262， P < 0.0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IGF-1 and MBP， EPOR （r = -0.694， P < 0.01； r = -0.489， P < 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BP and EPOR （r = 0.687， P < 0.01）.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rapid response of EPOR， MBP， IGF-1 to the hypoxic-ischemic stimulus. It can be meaningful for assess the degree of hypoxia and diagnosis of cerebral injury.
[Key words] Myelin basic protein； Erythropoietin receptor；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Brain injury； Neonates； Asphyxia
大腦是全身耗氧量最大的器官，對缺氧最敏感。如果腦動脈血流中斷10～30 s，腦細胞由于缺血缺氧將受到輕度損害；若血流中斷3～5 min，大腦細胞將受到嚴重損害且較難修復；假如血流持續完全中斷達30 min，將發生不可逆的損害，細胞壞死，功能喪失。因此，早期診斷新生兒窒息引起的缺氧缺血性腦損傷性疾病非常重要。若早期進行干預治療，可明顯減小并發癥及后遺癥的發生率。目前臨床上對新生兒窒息缺氧等腦損傷性疾病的臨床判斷主要依賴于Apgar評分，影像學檢查，血清NSE檢測等。Apgar評分是國際上公認的評價新生兒臨床狀況的方法，被廣泛應用于新生兒的窒息診斷[1]，有研究表明，Apgar評分的高低與窒息程度并不存在正比例關系[2]，因此單依據Apgar評分來診斷早產兒窒息是不可靠的。傳統的影像學檢查對于腦損傷的檢測使用已久，但是對缺血性腦損傷的診斷在時間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近幾年，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研究較熱，為神經細胞、神經內分泌細胞內的一種γ烯醇化酶。但是中樞神經系統之外的一些組織或器官的病變或損傷也可引起NSE升高，如心臟損傷、嚴重軟組織損傷、乳腺癌、黑色素瘤、神經母細胞瘤、小細胞肺癌、結直腸癌、膽道阻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在一些正常人中也可出現一定比例的假陽性反應[3]。因此，單獨檢測血清NSE水平對診斷新生兒窒息特異性不高。尋找其他更敏感的檢測缺氧腦損傷的檢測因子或聯合幾個檢測因子提高其診斷率顯得尤為必要。本文旨在探討新生兒窒息后血清MBP、EPO-R、IGF-1的聯合檢測的意義，結合目前已有檢測手段，或許可以進一步完善窒息缺氧等腦損傷的檢測方法。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觀察組74例患兒均為2012年3月～2013年3月于第253醫院及婦幼保健院新生兒科住院患兒，按照胎齡分為足月窒息組與早產窒息組。足月窒息組34例，胎齡37～42周；體重2.5～4.0 kg；男嬰16例，女嬰18例。早產窒息組40例，胎齡32～37周；體重1.8～2.5 kg；男嬰22例，女嬰18例。根據Apgar評分及頭顱CT和核磁檢查足月窒息組及早產窒息組又分別分為輕度窒息組、中度窒息組及重度窒息組。生后1 min Apgar評分6～7分為輕度窒息組，生后1 min Apgar評分4～5分為中度窒息組，生后1 min Apgar評分0～3分為重度窒息組。對照組37例為同期出生無缺氧窒息史且Apgar評分為8～10分的新生兒，按照胎齡及體重分為足月新生兒組與早產兒組。其中足月新生兒組17例，孕齡37～42周；體重2.5～4.0 kg；男嬰9例，女嬰8例。早產兒組20例，孕齡32～37周；體重1.8～2.5 kg；男嬰4例，女嬰16例。均無嚴重感染、肝臟疾病、先天性畸形及代謝性疾病、染色體異常、母親內分泌性等疾病。各新生兒組性別、分娩方式、胎齡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通過，并經家屬同意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標本采集 觀察組與對照組均于生后24 h內取靜脈血5 mL，室溫靜置2 h離心（3000 r/min，10 min，離心半徑10 cm），分離血清，并分置于Eppendorf管中，-70℃冰箱保存待測。
1.2.2 檢測方法 采用雙抗體夾心酶聯免疫法測定血清MBP、EPOR、IGF-1含量，試劑盒購自美國CUSABIO公司，測量范圍分別為0.156～15 μg/L，47～3000 ng/L，7.8～500 μg/L。實驗步驟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要求進行。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樣本均數比較采用t檢驗，多樣本均數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MBP、EPOR、IGF-1之間的相關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足月窒息組患兒與足月新生兒組患兒血清MBP、EPOR、IGF-1水平的比較
足月窒息組MBP、EPOR血清水平明顯高于足月新生兒組，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6.974，P < 0.01；t = 3.541，P < 0.01）；IGF-1水平窒息組與對照組比較顯著降低，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7.529，P < 0.01）。見表1。
表1 足月窒息組與足月新生兒組患兒血清MBP、EPOR、
IGF-1水平比較（x±s）
注：MBP：髓鞘堿性蛋白；EPOR：促紅細胞生成素受體；IGF-1：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
2.2 足月窒息組各亞組（輕、中、重）患兒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較
重度窒息組血清MBP、EPOR水平明顯高于輕、中度窒息組（P < 0.01），中度窒息組血清MBP、EPOR水平高于輕度窒息組（P < 0.01、P < 0.05）。輕度窒息組血清IGF-1水平高于中、重度窒息組（P < 0.05、P < 0.01），且中度窒息組血清IGF-1水平顯著高于重度窒息組（P < 0.01）。見表2。
2.3 早產窒息組與早產兒組患兒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較
早產窒息組MBP、EPOR血清水平明顯高于早產兒組，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7.676，P < 0.01；t = 4.995，P < 0.01），IGF-1較早產兒組顯著降低，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8.262，P < 0.01）。見表3。
表3 早產窒息組與早產兒組患兒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較（x±s）
注：MBP：髓鞘堿性蛋白；EPOR：促紅細胞生成素受體；IGF-1：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
2.4 早產窒息組各亞組（輕、中、重）患兒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較
重度窒息組血清MBP、EPOR水平高于輕、中度窒息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或P < 0.05）；中度窒息組血清MBP、EPOR水平較輕度窒息組血清MBP、EPOR水平明顯升高（P < 0.01）。輕度窒息組血清IGF-1水平高于中、重度窒息組（P < 0.01或P < 0.05），中度窒息組血清IGF-1水平顯著高于重度窒息組（P < 0.01）。見表4。
表4 早產窒息組各亞組（輕、中、重）患兒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較（x±s）
注：與中度組比較，t = 4.892，aP < 0.01；t = 3.863，bP < 0.01；t = 4.855，cP < 0.01。與重度組比較，t = 5.830，dP < 0.01；t = 4.937，eP < 0.01；t = 7.592，fP < 0.01；t = 3.214，gP < 0.01；t = 2.733，hP < 0.05；t = 2.937，kP < 0.05；IGF-1；MBP：髓鞘堿性蛋白；EPOR：促紅細胞生成素受體；IGF-1：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
2.5 相關性分析
對血清MBP、EPOR、IGF-1水平進行相關性分析，IGF-1與MBP、EPOR呈明顯的負相關（r = -0.694，P < 0.01；r = -0.489，P < 0.01），MBP與EPOR呈明顯的正相關（r = 0.687，P < 0.01）。從三種因子的相關性關系可以看出隨血清IGF-1降低，MBP及EPOR均升高，但二者升高的幅度不一致。
3 討論
很多研究已經證明缺氧缺血引起的遲發性腦損傷以細胞凋亡為主，通常自缺氧缺血后6～12 h開始。在發生缺血缺氧的病理過程中，如果及時恢復血流可避免神經細胞死亡。但是在長時間的嚴重缺血缺氧后恢復血流反而加劇其損傷程度[4]，可見及時發現窒息的存在并早期評估其窒息程度非常重要。圍生期窒息引起的新生兒缺氧缺血性腦病（HIE）是兒科常見病多發病，也是兒童時期如腦癱、智力障礙、癲癇等的常見原因之一，給社會和家庭帶來沉重的負擔，同時也降低了國民素質。HIE逐漸成為近年來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尤其在早期血清學的檢測上。現在研究較多的是MBP、NSE等，可作為判斷中樞神經系統破壞程度的指標，對判斷病情嚴重程度和預后及指導治療有重要意義。窒息新生兒產后12 h血清NSE升高，第1、3天仍維持較高水平，輕度HIE患兒7 d后恢復正常，而中重度HIE患兒7 d后仍保持較高水平[5]。本實驗通過免疫酶聯反應檢測EPOR血清水平旨在尋找一種較NSE敏感或可彌補NSE的潛在缺陷的檢測指標。Nagdyman等[6]研究發現，窒息后24 h內血清NSE水平不能預測窒息新生兒的長期預后且存在一定的假陽性率[3]。張志敏等[7]通過結扎足月妊娠待產母鼠雙側子宮動脈制作宮內窘迫大鼠模型，發現新生大鼠腦組織內EPOR蛋白及mRNA在生后2 h內即迅速增加，且3 d內持續增加，7 d仍維持較高水平。EPOR聯合MBP、IGF-1的血清水平，可能對于輔助診斷新生兒腦損傷具有一定的臨床意義。
EPOR在腦內不僅表達于神經細胞而且表達于非神經細胞，介導促紅細胞生成素（EPO）的神經保護作用及抗凋亡作用。EPOR表達缺乏的鼠可以因選擇性表達的EPOR而免受缺氧腦損傷，但是此種EPOR由造血組織控制表達而不是大腦的神經組織[8]。用NO培養神經細胞可誘導EPOR的表達，即使在沒有外源性EPO存在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發揮其神經保護作用，使得神經細胞免受缺氧損害[9]。本研究發現圍生期發生窒息的患兒生后24 h內血清EPOR水平較正常足月兒升高，這與Spandou等[10]、Chen等[11]報道的發生缺血缺氧時EPOR蛋白表達增加相同。不少實驗研究[12-15]均表明，重型顱腦損傷患者血清及腦脊液中EPOR的濃度較對照組明顯升高，血清EPOR濃度在24 h升至高峰，7 d EPOR濃度下降不明顯，仍維持在較高水平。這說明成人與新生兒一樣顱腦損傷后EPOR的表達均增加，國外有研究證明神經祖細胞較發育成熟的神經細胞EPOR的表達水平明顯升高[16]，但不能排除其他組織損傷引起的EPOR升高。組織、腦脊液以及血清中EPOR的檢測水平在發生缺血缺氧后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尚需進一步研究。
IGF-1是一組具有生長激素樣促生長作用、又具有胰島素樣調節代謝功能的蛋白。近年來發現IGF-1在中樞神經系統疾病中起重要作用[17]，與新生兒窒息病理過程、HIE發病機制均密切相關。有研究發現胎鼠發育成成年鼠的各個階段腦組織中都可檢測到IGF-1且明顯高于成年鼠[18]。本實驗中，血清IGF-1在足月窒息組較足月新生兒組低，早產窒息組較早產新生兒組低，這與奚寶珊等[19]、Satar等[20]、Gazzolo等[21]報道相似。MBP是髓鞘蛋白的主要成分之一，在髓鞘的形成中起著重要作用，并維持中樞神經系統髓鞘結構和功能的穩定。生理狀態下，腦組織MBP的含量很低，一般很難測出，當腦損傷病變累及髓鞘時，MBP可釋放入腦脊液和血液中，導致其含量升高，故MBP含量變化能特異地反映髓鞘脫失程度進而反映神經組織病損程度，是中樞神經系統損害和急性脫髓鞘的有效生化指標[22]。本實驗研究表明相同胎齡有窒息病史的患兒較同胎齡正常兒MBP、EPOR升高，IGF-1降低，且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國外有研究發現EPO及其受體（EPOR）在胚胎和中樞神經系統有表達，但胎齡越小其在中樞神經系統內表達水平越低[23]。這與本文檢測結果相同。早產兒腦損傷主要表現為腦白質損害。早產兒由于其特殊的解剖生理結構，其腦損傷臨床表現與足月兒有很大差別，在病因、發病機制、神經生理學等方面也有很大不同。新生兒尤其是早產兒血腦屏障發育不完善，這些均可能成為早產兒MBP、EPOR高于足月兒，IGF-1較足月兒有所降低的原因[24-27]。也有研究表明低體重兒較正常出生體重兒IGF-1低或小于胎齡兒較適于胎齡兒IGF-1低[28]。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沒有動態觀測三個檢測指標的血清水平，在不同時間點其三者之間是否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可循，血清、腦脊液以及蛋白表達水平上三者是否也具有IGF-1與MBP、EPOR呈現負相關，MBP與EPOR呈現正相關的關系，尚需進一步研究。
圍生期窒息為新生兒高傷殘率和高病死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常引起嚴重腦組織損傷，從而導致新生兒HIE和（或）新生兒腦室內出血（IVH）的發生[2]，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早產兒IVH均是由窒息引起的。IVH是多因素的，無窒息組也可能發生IVH[2，29，30]，由此看來僅僅依靠臨床表現來評判有無腦損傷的Apgar評分也有其局限性。在國內，頭顱B超、CT、MRI是目前診斷新生兒腦損傷的主要影像學技術。近年來，由于B超及CT的定位性差，診斷率低等原因，逐漸被MRI代替。日本京都醫科大學H.Yoshioka教授研究發現HIE的大鼠在窒息發生24 h后，僅10%皮層神經元有缺血性損傷改變，2 h后70%以上的皮層神經元顯示缺血性改變[31]。因此，MRI也就較血清檢測因子在腦損傷的診斷時間上晚了一步。EpoR、IGF-1、MBP的聯合檢測對于腦損傷的輔助診斷可能具有一定的意義，協助早期發現腦損傷的存在，并及時采取針對性治療措施，降低患兒病死率及遠期致殘率，對反映病情的變化趨勢及判斷腦損傷預后可能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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