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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標識碼:A
幾千年來,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傳統。其創始人孔子、主張以德治國、以民為本,通過孔子周游列國傳播自己的學說加上后人的不斷補充和發展,逐漸形成一套比較系統、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儒家思想也成為推動東亞經濟高速發展的文化動因,企業管理的實踐充分證明,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價值。因此,儒家文化精髓已日益顯示出可對現代經濟、管理和人類文明產生積極的影響。一、仁者愛人與人力資源管理
傳統的企業管理,往往以“物”作為企業管理的核心,而現代企業管理要求將人德因素作為管理的中心。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實際,知識的背后是人才的競爭和培養。儒家經典《中庸》中認為上天給予人的本性應該得到順從,而順從人性的品格進行統治,才是正道。而秀明正道,輔助教化的法則,則是所謂的教化。(“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教化的實行,是順應人性進行管理,企業留住人才的根本。現在所謂的“以人為本”,就是要通過培育在企業中的有用人才,充分調動和發揮企業人才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和積極性,以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達到培養企業團隊精神的目的。這就要求管理者關心人才、培養人才、激勵人才,通過針對不同人才的不同特點,將主體的個人意愿與企業的發展結合起來,將最適合的人才放置在最恰當的位置上,通過企業的凝聚精神充分發揮個人的價值與長處,從而培養他們的道德感和職業滿足感,從而達到企業長足發展和永葆旺盛生命力的目的,努力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即留住人才,為企業服務。二、仁政思想與整體戰略管理戰略
企業的戰略謀劃是企業管理的靈魂,戰略管理關系決著企業發展的方向。儒學文化的命題核心, 就是“仁”,實施仁政是孔子對周代天子治理天下國家的總結,也是對他周游列國時期望春秋時期諸侯君主治理封土的一致理想。以管理學角度來看,仁者愛人實際上就是通過從對人才的愛惜角度為基點,充分肯定和順乎企業員工的人性,從微觀的角度上說,就是在企業內部以遵守秩序禮法為原則,明確獎懲制度為方法,以實施企業戰略管理實踐。而從宏觀上看戰略管理,正確實行“仁政“思想決定著企業的戰略發展能否順應先進生產力持續發展總趨勢,企業保持長久的旺盛生命力,準確地準確地把握未來市場的發展方向和潮流,使企業贏得持續的競爭力。所以,在企業的整體戰略管理角度上看,領導者要充分考慮大多數人的感受和利益,要以整體發展的利益來選擇人才。企業管理者應該事先從重視生產管理向重視新產品、新技術研發的戰略轉變,即原本龐大的企業機構應該通過裁汰冗員的方式實現對產品和營銷的轉換,同時企業領導者應該以“仁政”的目光,著眼長遠緊隨時代脈搏、社會主流意識、國家宏觀調控和對某些行為的鼓勵與限制的解讀。近年來隨著貿易壁壘的不斷減少,國外企業對行業的競爭壓力與威脅不斷增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必須依靠對政策的精確解讀與詮釋,從而根據不斷創新的市場現實和風云變幻國際政治,合理地確立企業的發展,精確把握企業的市場定位。三、利義關系與價值理念管理
對于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遇到義與利的抉擇時如何調整心態,面對公私利益之爭時如何應該發揮怎樣的價值理念,在企業利益與社會責任面前應該如何抉擇?孔子并不否定物質利益,相反,孔子認為獲取物質實利必須要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則,《論語·里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儒家的利義關系,基本上市重視仁義而輕于利益,重視精神價值而輕視物質實利。這就要求企業管理者要有更高的道德境界和重視人格尊嚴的培養和面對金錢上的氣節。企業管理不能再局限于管理企業自身,而是集技術開發、生產管理、資產運用、市場開拓一體化的過程,將開發環節中把市場需求的產業和產品作為企業開發和創新的主攻方向。同時,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本無可厚非,但是在強調可持續發展的當下社會,企業的發展必須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良好的企業責任能為企業贏得更多的社會聲譽。良好的社會聲譽能夠為企業獲得更多的社會認可度和消費者滿意度,改善和減少管理風險。因此,企業的管理者在經營理念上不僅再以追求利潤為目標,而是應該重視產品和服務質量,做好企業的創新能力的培養,以及對社會認可度的長期資本投資,從而達到超前發展,實現多元化的理念管理更新的目的。
關鍵詞: 傳統文化教育 歷史課堂教學 民族精神
一、背景介紹
本節課講述的內容是“中華法系、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是有關法律的內容。在課前準備的過程中,最大的難題就是在課堂教學中滲透民族精神教育能否與教學內容不相沖突、不喧賓奪主。怎么才能體現民族精神呢?
中華法系的“以禮入法、禮刑結合”的特點是中國古代社會注重“禮”的傳統在法律中的表現,尤其是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后,這一特色更是鮮明地體現在歷代歷朝的法律中。為了更好地解釋以上特征,這節課的重點設計為中華法系的特點。怎樣才能夠實現在講述中華法系的特點時讓學生在學習中獲得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了解呢?同時也能夠通過對中華法系的學習,產生為中華博大、優秀的傳統文明而自豪的情感,堅定“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弘揚民族文化而努力的信念。
另外,學生在初中的語文和歷史學科的學習中已經接觸到儒家思想的一些內容,也學習過有關儒家的名言名句和建立情況。因而對于儒家是不陌生的,但是對于中華法系卻是全然不知道的。要讓學生對中華法系的特點有全面的了解,就要充分運用學生對儒家思想的知識儲備,讓學生用所學過的知識來解決新的問題。
二、教學過程
為了實現課前制定的目標,我首先引用《唐律疏議》中“十惡”“八議”的內容,希望通過對條文的解讀,了解其所體現的中國古代的道德規范,進而歸納這些規范,最終引出“禮”的概念。學生很快就能回答出“忠君、孝道”,也知道這些內容就是“禮”的體現。同時設計了三個案例,第一個講述的是父親包庇殺人的兒子,第二個講述的是為父親報仇的女子,第三個講述的是居喪嫁娶的故事。這三個案例從三個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華法系的特征,希望學生在對案例的討論和思考中理解“禮”的思想在中華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三個案例確實引起了學生們的極大興趣,提出:“甲愛子心切,不應該有罪”“乙殺了人因該充軍”“判決有罪就太沒有人情味了”“父母去世時結婚就是對父母的不孝”等觀點,還積極地扮演法官的角色。當聽到為父報仇的女子得到豐厚的獎賞的時候,全班同學一片驚嘆。但是聽了我的解釋后又不禁點頭稱是。
接著在分析案例的基礎上,我再一次詢問大家“以德服人”“《春秋》決獄”體現了中國古代哪一個學術流派的思想?“儒家思想。”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那么快就能回答出,這說明學生對于儒家思想的一些內容已經十分熟悉了。
講述“西漢中期儒法結合”時,我提出第一個問題:“儒家思想是由誰建立的?”學生大聲答道:“孔子,還有孟子。”“對!”我心中暗暗贊許,“孟子也是儒家一個重要的思想家。”接著提出第二個問題:“儒家有哪些優秀的傳統思想直到今天還在影響我們?”“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不恥下問”“三人行必有我師”。“非常好。”我由衷地感到高興,看得出同學們回憶了自己曾經學過的和看過的課文,但是遺憾的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卻沒有提及。然后提出第三個問題:“儒家思想中也有很多反映了封建專制統治,你們知道哪些?”學生沒有回答。于是我按照事先準備的內容介紹了“三綱”,似乎沒有能夠引起共鳴,一片搖頭,還是一片搖頭。
三、自我反思
很快一節課就過去了,對于整節課的過程和在課堂中學生的表現值得反思。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這是一節以講述法系形成過程、特點和影響為內容的歷史課,不是以宣揚民族傳統精神為主的思想品德課程。因此,對于傳統文化精神的教育與傳播就必須與課文的內容相結合,為課文的內容服務,不能為滲透而滲透。這就要求教師對一節課的內容進行梳理與分析,找出兩者相結合的最恰當的地方。《法系》這節課最大的優勢在于中華法系雖然是法律內容,但是中華法系本身又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反映。無論是其內容還是特點,都是建立在儒法思想的基礎上的。儒家思想影響中國千年,法律中也處處體現。所以讓學生感受中華法系的內容,了解中華法系的特點,可以說就是對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宣揚。因此在課文設計中將這部分內容作為重點,盡可能詳細地分析與解釋,讓學生聽懂了內容也就是傳播了傳統文化與精神。另外,全部內容盡可能地使用歷史資料,不僅“十惡、八議”取自于《唐律疏議》的原文,而且使用的三個案例全部來自于史籍,三個案例既有發生的事情的描述,又有當時的審理判決的情況。在向學生展示時,可把三個案例全部用現代語言擴展,讓學生了解案情。但是案件的判決要使用原文,從而在閱讀原文的過程中讓學生體會到中華法系鮮明的特點,同時也是對儒家思想的一次剖析。對案例的思考也是讓學生在作出判斷的同時對法律的一次體驗,讓學生認識到是非善惡的重要性。
隨著世界的開放程度不斷加強,中國旅游經濟和旅游產業已成為中國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產業體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我國的旅游資源十分豐富,南北差異較大,白雪皚皚的北國風光,四季如春的南國風景,旅游明文勝地更是不勝枚舉。中國是古人類的發源地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其中許多資源以歷史久遠、文化古老、底蘊深厚而著稱。中國擁有數不盡的特有旅游資源。從地理人文角度上來看,我國的傳統文化的沉淀也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如“孔孟之鄉”山東曲阜,“誠義燕趙”河北等,這些文化資源都為我國旅游業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中國傳統文化對旅游管理的影響
2.1在旅游管理中加強運用儒家思想的管理方式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是由孔子創立,以愛人、仁愛為主要的核心思想。在對旅游管理中同樣可以應用儒家學術的理念,首先“仁愛”理念,仁愛的管理方式首先要做到的是對自然界存在一種博愛的胸襟和情懷,仁意味著達至對自我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觀照與覺知,由此而能“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猶一人。”這種“成于中,形于外”的“博愛”情懷恰如日光一般永久的普照大地、澤被萬物。要達到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統一,供求發展,在對旅游企業的發展中秉承著儒家思想的“以人為本”注重人對自然的共同生存。
2.2在旅游管理中加強運用道家思想的管理方式
道家是中國春秋時期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學派之一。道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其思想核心為“自然無為”既提倡與自然和諧相處,無為指的是不輕舉妄動,這種觀點正適用于現代旅游管理之中,在管理中管理者首先要運用這一理念組織人員學習,小到不任意破壞旅游環境的風貌,大到對風俗習慣的敬畏和保護,老子核心思想中的“清靜”就是體現這一說法,在這里主要指的是心神寧靜,在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正是表達這一特點。
3中國傳統文化與旅游管理相融合策略研究
3.1在旅游地區融入傳統文化進行合理規劃
在旅游地區進行合理規劃,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的第一步。我國國土廣闊,無論是從文化還是環境方面,南北差異都較大,所以就要根據我國旅游資源因地制宜,在發展旅游中對傳統文化思想進行傳播,突出文化對當地旅游業發展的重要性,當地政府應該加強管理,合理安排規劃,為旅游業的發展起到主導的積極作用。
3.2在旅游中傳播中國傳統文化
做好在旅游中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工作,是旅游管理在與中國文化相結合中更好的為旅游業服務的基本目的和產物,旅游管理中要對導游進行相關內容的培訓,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學習,以便在服務中做到文化和風景完美融合,做好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和對游客價值理念的引導,當面的民情風俗是傳統文化的具體展現,旅游管理中要重視對當地風俗的解讀,這樣也能使游客愿意了解傳統文化,同時也強化中國傳統文化在旅游文化發展中的重要性,最大程度的促進了文化與自然完美融合。
3.3對旅游形式合理發展,利用文化資源豐富其內涵
在原有旅游形式的基礎之上,加強融入中國傳統的文化精髓,開展多樣性的旅游方案,例如游孔子故鄉山東曲阜,讓游客在游玩的過程中感受儒家文化,從中受到感染,使心靈得到凈化。或者重走路,也是一種文化和精神的洗禮,這些都可以在旅游中滲透著文化,在旅游中豐富內涵。中國的文化思想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思想之一,要善于利用先進的文化對旅游業進行更深層次的發展、創新。利用不同的文化形式合理開展旅游文化活動,是當前旅游管理中新的發展模式和方向,也是全民參與互動的有效途徑。
4.結束語
關鍵詞:《論語》;視域融合;英譯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2-0121-02
《論語》是儒家經典著作,流傳至今經久不衰,可以說《論語》就是中國的圣經。16世紀末以來,《論語》開始被譯為西方語言。《論語》的英譯始于西方傳教士,之后也有西方漢學家、中國學者參與《論語》英譯。從《論語》第一個譯本出現至今,已確認《論語》原創譯本共有57個。本文主要選擇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雅各譯本、龐德譯本、辜鴻銘譯本和安樂哲譯本對核心詞“仁”和“天”的不同英譯進行比較。
一、“視域融合”的提出及基本觀點
在傳統翻譯觀中,翻譯活動只有“文本”一個中心,譯者的職責是將原文本意義用目的語準確表達出來。時至今日,“忠實標準”仍然有強大生命力。隨著翻譯研究的不斷進步,人們逐漸認識到,文本是開放的,對其意義的闡發是一個永無止盡的動態過程。“翻譯不可能有定本”,因此翻譯活動也就由“文本為中心”轉變成“譯者與原文本之間的對話”。在譯者與原文本的對話中,譯者不再隱身,而是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者。翻譯學者開始用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為理論支撐研究翻譯過程,提出了翻譯過程中的“視域融合”。
視域融合是由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提出的闡釋學三大原則之一。依照闡釋學觀點,譯者處于特殊歷史背景下,對任何文本的理解和翻譯都建立在“前理解”的基礎上,這就是譯者的視域。譯者的視域是在目的語文本最終形成之前譯者在特殊的生活經歷、教育背景和時代背景下所具有的一切知識、觀點、認識和態度的總和,它不僅包括譯者在閱讀原文本之前所擁有的全部“前見”,而且還包括譯者在進行翻譯的過程中采取各種途徑(如查閱文獻資料或者向他人咨詢)所獲取的全部信息。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努力做到兩次視域融合:與原文本的視域融合和與譯文讀者的視域融合。在與原文本的視域融合過程中,譯者要考慮原作者身份和原作創作年代、目的、文字和句式結構特點,原作所處的歷史背景、主流思想、意識形態;與譯文讀者的視域融合,則要考慮到其語言水平和需要,選擇恰當翻譯策略和方法,從而創作出優秀的譯作。譯者作為視域融合直接參與者和實現者,要經歷不同視域的沖突、排斥、達成一致最終融合的過程,最后產生新的視域。所以譯者要想辦法優化自己的視域,這樣才能更好的與原文本和讀者進行視域融合。
二、《論語》核心詞的英譯
《論語》核心詞包括“仁”、“君子”、“禮”、“道”、“天”、“德”等,這些核心詞在原文不同字句中有著相通但并不相同的意義,即使用現代漢語詞匯通譯都非常困難,更不說用同一個英語詞匯來翻譯。本文選取其中“仁”和“天”的英譯進行討論。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寓意極其豐富,在《論語》中一共出現了109次。“仁”包括了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禮、悌等內容。在英文中找不到一個與之完全對應的單詞,所以英g十分困難。理雅各根據“仁”在《論語》中出現的位置不同、語境含義不同,分別把“仁”翻譯成了不同的英語單詞,如“virtue, true virtue, the good, benevolent actions, perfect virtues, the excellence等。總體來講,理雅各還是把“仁”譯為“virtue”。這樣將“仁”譯為“virtue”,使得“仁”和“德”的區別在英譯本中變得不那么明顯,可能會使讀者產生困惑,并且也沒有忠實地反映出“仁”是要靠后天努力形成的儒家思想。龐德在翻譯《論語》核心詞時使用的是他獨創的“意象析字法”,即通過分析漢字構造,找出所指向事物之間的關系,從而發掘漢字的“真實”意義。故龐德把“仁”理解為“Humanitas, humanity,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ld, real people, the real man, manhood, the man and his full contents等,這樣的英譯更多的是西方人道主義解讀。事實上,儒家思想中的“仁”遠遠比西方人道主義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更加深刻,龐德的譯法沒有展現“仁”的豐富含義。辜鴻銘則把“仁”統一翻譯為“moral life”和“moral character”,這樣就保留了中國文化特色,提高了中國文化影響力,較統一的翻譯又讓譯本讀者容易理解,接觸原汁原味中國文化,達到了“中西和諧”。安樂哲把“仁”翻譯為“authoritative person”,他認為“仁”是人在社會給予他的人際關系中體現出來的,是通過禮儀活動體現在他身上的文化傳統價值和習俗,強調“仁”的過程性。
在《論語》中,“天”的含義也十分寬泛,共出現了26次,包括了“自然的天”、“主宰之天”和“義理之天”。其中“自然之天”含義較為簡單,即浩瀚宇宙;“主宰之天”有獨立人格和意志,主宰天地萬物之命運,宗教色彩較強烈;“義理之天”即道德之天,其宗教色彩相對較弱,更多是一種道義與綱常。理雅各將“天”翻譯為“Heaven”,為了與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有所區別,他以Heaven”首字母大寫來表示中國的神。但是當西方讀者讀到“Heaven”時,浮現在腦海里的一定是超越現世的造物主形象,以及罪孽、靈魂和來世這些基督教概念,很難體會到中國文化中的“天”。辜鴻銘采取“歸化”翻譯策略直接將“天”翻譯為“God”,讓人聯想到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有著深深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印記,但是容易被西方讀者接受。安樂哲將“天”創造性地翻譯為“T’ien”,并用漢字和注釋加以解釋。這種譯法給讀者一種陌生感,屬異化翻譯策略,目的在于構建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挑戰西方文化霸權,傳播中華文化。
三、“仁”“天”英譯中的視域融合
理雅各《論語》英譯本是第一本英語全譯本,1861年首版于香港,問世100多年來,一直被奉為經典譯本。理雅各是英國倫敦教會傳教士,翻譯《論語》的目的就是為基督教傳教服務,幫助傳教士了解中國文化,找到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間的相似之處,化解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敵意,達到“調和耶儒、以耶補儒”的傳教目的,這是理雅各的視域。理雅各在翻譯《論語》時查閱了眾多注疏,參考數個前人譯作,努力忠實傳達原作內容,達到與原文的視域融合。但由于受傳教士的身份和翻譯目的影響,使其“仁”和“天”的翻譯中帶有較大局限性。同時,理雅各更多考慮的是譯本讀者視域,更多地采用他們較為熟悉的英語語言。龐德作為漢學家,對中國文化十分推崇。龐德所經歷的時代,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龐德渴望從中國儒家文化中找到救贖西方世界的良藥,儒家的智慧正是西方社會所需要的。此外,龐德是詩人,在翻譯《論語》時更加重視翻譯的創造性,常常直接把自己的理解和領悟加入翻譯之中,在他的《論語》英譯本中可以看到許多類似于意象派詩歌的意象和行文風格,這是他與原文本獨特的視域融合。龐德的“意象析字法”使得他翻譯的《論語》充滿了文學和文化的想象,給予中國文化詩意的詮釋,為孔子思想的傳播注入了新的活力,讓讀者有了全新的認識和體會,是與讀者視域獨特的融合。辜鴻銘所處年代,西方文化占中心地位,中國文化處劣勢地位,他翻譯《論語》主要目的是反擊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為中國文化爭得一席之地,讓西方讀者了解真正的中國和儒家文化。他批判理雅各的譯本,“所展現的中國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質,對西方人來說顯得力氣怪異。他要“使英國人改變他們頭腦中以往形成的對中國人的先入之見,并由此改變他們對中國人和中國民族的態度”,這是他的視域。辜鴻銘在翻譯《論語》時總結前人翻譯得失,首創“以西釋中”翻譯策略,借用大量英語讀者熟悉的文學和文化內容,用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如歌德、愛默生、莎士比亞、華茲華斯等的話語來對原文進行解釋,這是他與原文文本的視域融合。辜鴻銘的歸化翻譯策略使得他的譯本接受度很高,流傳度很廣,可以說辜鴻銘在與讀者視域融合方面做的非常成功。安樂哲是著名中國學學者,當代西方漢學界和哲學界的領軍人物,所處時代以及跨中西文化的教育和生活背景賦予他跨文化視野和“去中心主義”文化觀。安樂哲英譯《論語》的主要目的是想要融匯中西文化,改變西方人認為“中國沒有哲學”的錯誤觀念,構建中國哲學體系,讓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國哲學,這是安樂哲的視域。安樂哲為了傳播中國文化,十分重視譯本注釋,旁征博引,直接引用了《莊子》、《孟子》、《荀子》、《禮記》、《左氏春秋》、《詩經》、《說文》等經典,最長的注釋長達大半頁,這是他努力與原文本域融合的證據。同時譯者不斷提醒讀者中西文化和哲學的差異,幫助西方讀者重視儒家思想的獨特意義,努力與讀者視域進行融合。其《論語》英譯本更加凸顯了儒家思想的社會性和修養的過程性。安樂哲創造性地將“天”譯為“T’ien”正是體現了經典的意義不是封閉的,而是等待著不同讀者來解讀和詮釋,體現了譯者對讀者視域的重視。
綜上所述,不同譯者因為生活經歷和教育背景不同,有著不同翻譯目的和目標讀者,因此不同譯者有著不同的譯者視域。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既要考慮原文本視域,又要考慮譯文讀者的視域,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翻譯的目的,產生合格的譯本。《論語》核心詞“仁”和“天”在不同英譯本中的不同譯法,正是譯者視域與原文本和讀者視域兩度融合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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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親親相隱”;中西倫理傳統;差異
《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子為父隱,“容隱”問題在現代展現出千年文化的張力,引發了法律、政治、倫理等等方面的種種解讀。但歸根結底,我們不能忽略的其背后的倫理基礎,或者說中國人依已形成文化心理。正如一個民族的神話傳說是其文明的源頭,一個民族倫理基礎與傳統的形成,也是其社會發展最根本的原則。
一、“親親相隱”與儒家倫理傳統
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子關系是“家”的核心,也是當時“政治”核心。儒家倫理傳統便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以“人”與“家”為基礎單位,并往外推去。
(一)“人”與“家”
“人”:中國古代社會的人,不同于西方概念的人。中國古代的人,是“無個體獨立我”的,你無法選擇出生的家庭,無法選擇你的父親。當你落地,你便是有身份的一個人,一個宗族中的血脈,你會是一個父親的孩子,將來會是一名臣子,一個女子的丈夫,然后你成為一名父親。“人”是以家庭中的成員角色來確定自己的價值與存在的。
“家”: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的基礎。你在這里出生,安身立命,接受教育,培育德行,人一生所有的一切都與“家”脫不開關系。“國”不過是“家”的放大。在孔子的年代左右,“家”與國是同一的氏族、部落(到郡縣時代,家與國大異),家聚集才成為國。
《禮記》說“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所謂理想的社會秩序和倫理道德的實現,便是從身到家再到國和天下層層遞進,層層推出。以“人”“家”為基礎的“政”的實現,便是道德的實現,倫理秩序的維護。
由此親親相隱維護的是一個社會穩定的基礎,是身份的確立與秩序的穩固。
(二)“禮”與“仁”
在“親親相隱”眾多研究中,許多學者都在懷疑的“親親相隱”的合理性,很多人在思考為什么在“家”中我們一定要“父子相隱”。但不能否認的是“家”這一觀念上千年來依然存在于人們理念之中。無論政治制度或是社會形式如何變化,落葉歸根已經變成了基本所有中國人的內在世界觀的一部分。從“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到“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草窩”,這都與以儒家“仁”為根基所形成的倫理基礎有關。
“禮”
“禮”是儒家思想的目的。孔子一直信奉周禮,堅持維護“禮”。
所謂“周禮”,其特征是將以祭祀(祖先)為核心的原始禮儀,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統化,擴展化,成為一整套習慣統治法規(“儀制”)。以血緣父家長制為基礎(親親)的等級制度是這套法規的骨脊,分封、世襲、井田、宗法等政治經濟體質則是它的延伸擴展。①
“仁”
孔子為了釋“禮”維護“禮”而提出了“仁”。“仁”也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
在“仁”的種種解釋中,有一條很有意思的表達,史懷哲在遺作《中國思想史》中說“非常有趣的是‘仁’這個漢字在中文中是表達著人性的意義的。它的寫法是由一個人字旁加一個數字二組成,由此表達出了人必須因其與他人在一起的這種歸屬感來定義其行為的基本原則。”②正如上文表述的“人”與“家”,人因其家庭角色及社會角色才有其存在感以及歸屬感,每個人都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這種與他人聯系的歸屬感也成為他的行動基本原則。
“仁”的基礎是“孝悌”這種家庭的血緣紐帶。“孝悌”通過血緣從縱橫兩個方面把氏族關系和等級制度構造起來。這是從遠古到殷周的宗法統治體系(亦即“周禮”)的核心,這也就是當時的政治(“是亦為政”),亦即儒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③這也是儒家倫理道德得以建立的根基。
“禮”與“仁”
孔子為釋“禮”,而提出“仁”,卻在發展中使得“禮”與“儀制”,內化成仁,仁成為了禮的本質。
史懷哲在《中國思想史》說“與這種高度發展的以完善的風俗的形式出現的倫理相適應的是,社會真正的秩序的實現并不在于期待每個人要服從倫理的權威,而是每個人通過思考以后的自然歸屬”⑤儒家將“禮”“仁”融入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細節之中,融入了血緣這種不可斬斷的紐帶之中,它將那些繁復僵硬的規定與抽象定義,提升為生活的自覺,人情之常。例如古代在外做官,若遇喪,必須馬上歸家服喪三年,這是政治維護人之根本――血緣,也是反過來維護政治自身。宰我曾質疑過,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
儒家思想,從一開始提出就與西方側重不同,對于儒家來說“實用理性”是更為重要的,不重視純思維的思辨,一個問題,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妥善的處理它。而西方先哲重思辨,他們討論世界宇宙有哪些元素構成,中國思考的是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上述兩種傾向的融合,便是儒家倫理道德,或者說文化心理的獨特之處,也是其能包容其他“百家思想”和外來宗教的傳入并且歷經千年依然煥發活力的原因。哲學思想或是倫理道德,想讓讓廣大普通民眾接受并流傳下去,其中的兩種方式,其一就是提升到宗教的高度,例如西方統一神,重寫圣經,提出原罪并且要禁欲。而另一種就是孔子,除了抽象的理性的定義之外,我會告訴你在現實中這一個問題,你應該怎么去做,如何做的更好。說的多,做的多了,習慣成自然,“禮”漸漸已經融入了人的生活,成為人情之常。而且仁的基礎是血親關系,也就是家,父親若如此做,兒子自然如此,一代又一代,如此循環。于是這所有便在生活、經驗、習慣之間自發地傳承下去。
所以“親親相隱”其中子為父隱瞞,若我們不從現代的角度考慮腐敗或者其他,便可理解為什么之后雖然“國”的地位已超過“家”,但是歷代的法律中仍有這樣一條法律一直存在,而在人們心中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二、西方的“容隱”問題?
在“親親相隱”討論中,很多人都將中西法進行了比較,在此本文會從中西倫理基礎方面嘗試著探討幾個問題。
(一)《游敘弗倫》中的“容隱”問題
在各種討論中,有關西方,最多出現的例證就是柏拉圖的對話《游敘弗倫》。但《游敘弗倫》其中所謂蘇格拉底對于游敘弗倫的非難,是很值得探討的。閱讀全文,蘇格拉底自己并沒有明確表示出他反對游敘弗倫去告發他的父親,相反,當時的歷史背景是傳統禮法受到了民主革命的沖擊,游敘弗倫對于“父權”的挑戰就是一個例子,但蘇格拉底自身與傳統禮法之間也是很緊張的關系。而且以劉易斯為代表的學者將這篇對話一直視為《申辯》的內在根據,“柏拉圖的《游敘弗倫》完成了《蘇格拉底的申辯》最為迫切卻未能實現的目標。為蘇格拉底的不敬神――對于雅典正統神學的拒絕――作了一次充分的辯護。”⑤其重點是探討虔誠觀的基礎問題。所以筆者認為以此為中西先哲“親親相隱”觀念契合的最早例證還有有其不妥之處。
(二)黑格爾與《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的悲劇發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俄狄浦斯之后取得了王位,俄狄浦斯的一個兒子為保護城邦而獻身,而另一個兒子波呂尼刻斯卻背叛城邦,勾結外邦進攻底比斯而戰死。戰后,克瑞翁將波呂尼刻斯暴尸田野。克瑞翁下令,誰埋葬波呂尼刻斯就處以死刑,波呂尼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毅然以遵循“天條”為由埋葬了她哥哥,于是她被克瑞翁下令處死。而克瑞翁也遭致妻離子散的命運。
《安提戈涅》被黑格爾視為最高的悲劇。從倫理方面黑格爾對《安提戈涅》從另一角度進行了解讀。
黑格爾認為,俄狄浦斯的女兒安提戈涅與忒拜國王克瑞翁分別代表一種實體性倫理力量。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倫理, 克瑞翁代表國家倫理。在這場悲劇之中,國家的公共法律與家庭職責相對。
黑格爾把支配家庭倫理的規律稱作“神的規律”,而把支配國家倫理的規律稱作“人的規律”。這主要是就死亡這一事件而言。
在黑格爾看來, 一個人活著時, 他更多作為公民而屬于城邦,受“人的規律”支配,但是作為死人,已經擺脫了偶然生活的喧囂擾攘而上升于簡單的普遍性的寧靜,屬于家庭,受“神的規律”支配。此處支配家庭倫理的神主要是陰間的神,與死亡有緊密聯系。通過對死者的埋葬,死亡不再僅是一樁非理性的自然事件, 它回歸到理性、精神的領域。⑥
在上述敘述中,可以說中西倫理都與傳統的倫理道德有著關聯,在死亡面前安提戈涅的“家庭倫理”意識與中國的“親親相隱”不能不說有著一絲異曲同工之妙。但也可清楚地看出,其基礎的不同。
首先黑格爾強調了生時更多作為公民,受“人的規律”支配,而死之后才屬于家庭。這是西方市民倫理傳統。人是獨立的個體,“我”是分“我”與“非我”的,我與非我要了解需要求知,我與非我的聯系便要通過契約。
其次,家庭倫理是“神的規律”,這是西方的宗教性倫理傳統。永恒的正義要在認罪中實現。“個我”之外有個超越的神的存在,這與儒家有著根本不同。
西方倫理研究主題包含在亞里士多德所說“對人而言何為終極善的或可欲求的”,在蘇格拉底那里認為,正義和其它所有的德性,都包括在智慧或關于善德知識之中。對于古希臘哲學來說,在一個建立在蘇格拉底的原則基礎之上的有著良好秩序的社會中,人人得以盡其用,對每個人而言,其生活的實質就在于做他擅長做的那件事。⑦
“人―人”“家―家”這種中西倫理傳統的不同,筆者在這里并不探討原因,其形成原因有著歷時和共時的復雜性。但人之為人,人在群體之中,倫理便不可缺,倫理便是融入血液的,正因為中西這種傳統的不同,所以也影響了中西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等等各種方面的差異性。隨著全球化趨勢,學術研究也越來越重視中西理論的融合和種種問題的比對,特別是用西方理論體系來解釋中國文學或是思想的問題。但在這個過程中,不能忽視的是中西最傳統的東西的不同,這種“根”上的不同。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
注釋:
①李澤厚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三聯書店 第4頁。
②【德】阿爾伯特?史懷哲 《中國思想史》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54頁。
③李澤厚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三聯書店 第12頁。
④【德】阿爾伯特?史懷哲 《中國思想史》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199頁。
⑤【古希臘】柏拉圖 顧麗玲編譯 《游敘弗倫》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第8頁。
⑥張振華 《試論黑格爾解釋》《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8月第18卷第4期 第4頁。
⑦【英】亨利?西季威克 《倫理學史綱》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人民出版社 第12頁。
參考文獻:
[1]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三聯書店,2010。
[2]【德】阿爾伯特?史懷哲:《中國思想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3]【古希臘】柏拉圖:《游敘弗倫》,顧麗玲編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