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信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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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仁義禮智信” 價值評估 現代轉換 【中圖分類號】G120 【文獻標識碼】A

儒家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念，在中國文化特征的形成、民族品格和精神培育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一些封建糟粕的存在，“仁義禮智信”與封建宗法等級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成為封建統治者的“利器”，因而又表現出消極、保守及落后的一面。同時，“仁義禮智信”又有著人類共同的價值意識，反映了中華民族道德上的積極、文明、進步，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智慧。所以，針對儒家“仁義禮智信”的“五常”進行內涵分析、價值評估以及現代轉換，能夠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現代社會主義道德發展提供一定的價值借鑒。

“仁”代表著“博愛、厚道、忠恕”的內涵，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仁”是儒學思想中最為核心的內容，其本質在于研究人的倫理道德，教給人如何做人、待人以及成人的道理。“仁”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含義，廣義上的“仁”指的是全德之根源、全德之總綱，代表中國傳統道德規范的最高境界；狹義上的“仁”指的是“愛”人，從愛親人開始，逐步擴展到愛路人，進而到愛世界萬物。“仁”要求我們“立己立人”，不僅要“立己”，主動按照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還要“立人”，積極按照“仁”的道德標準去關愛他人。不管是“立己”還是“立人”，都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儒家仁道思想的首要內容，也是中華民族重要的價值原則。

從倫理的角度來看，“仁”代表著“博愛、厚道、忠恕”內涵，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仁”發展到今天，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對我國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非常有利。比如說，“仁者愛人”可以轉換為“愛人民、為人民服務”；“仁”中的“忠恕”內涵可以有利于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等等。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賦予了“義”更為積極的內涵

“義”是我國古代一個內容豐富的道德范疇。從“義”的本意上看，指的是一種禮儀或者是風貌，而從“義”的另一層含義上看，有適宜的意思。孔孟之道都將“義”作為一種判斷準則，從而對某個人的思想言論或者是行為是否合宜進行判斷，并指出恪守道義是處理社會關系的核心內容，是治國立身的準則，是儒家道義思想的關鍵點。縱觀歷史，人們對“義”的理解往往集中在“義利關系”上，儒家思想認為人們所遵循的所有道德規范都是“義”，“義”保護的是整體利益，“利”指的是個人利益。“義”是第一位的，孟子說“舍生取義”，應當重義輕利，反對見利忘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賦予了“義”更為積極的內涵，促使其價值轉換。首先，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義”和“利”的統一，鼓勵人在“義”的合理范圍內追求物質利益；其次，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公私并重，重視整體利益、集體主義道德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一致，因此傳統的“義利觀”中所強調的維護整體利益應予以發揚，同時還要保證個人對正當“私利”的追求；最后，“義”的內涵中的“公正合宜”，能夠促進全民道德規范的形成以及精神文明素質的提升。

古代的“禮”轉換到現代社會，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禮”在人際交往中應用廣泛，是約束交往行為的道德規范。在儒家思想中，道德仁義的形成與“禮”有著直接關系。“禮”的內涵同樣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禮”指的是全德的統稱，代指最高的道德規范，而狹義的“禮”則指的是作為禮、義、廉、恥“四維”之首的“禮”。它又有外在禮儀和內在禮義之分。外在禮儀指的是外在的禮貌、禮節等，內在禮義指的是禮的內在精神。

一方面，古代中國以“禮”管理國家，形成了聞名中外的“禮儀之邦”；另一方面，封建禮教形成了絕對服從、壓抑個性的桎梏，近代中國的一些文學家甚至發出了“禮教吃人”的言論。對“禮”的認識與理解應辯證地看待，既要肯定“禮”帶來的道德修養提升等功績，又要認識到“禮”在封建社會中展現出的局限性。因此，將“禮”轉換到現代社會，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首先，以“禮”所蘊含廣義道德規范來提升社會民眾修養；其次，摒棄傳統“禮”中的等級尊卑之禮，發揚社會不同分工應具備的道德素養；再次，繼承內在禮義，講禮貌、有禮讓，創造和諧的社會關系；最后，保留傳統的謙讓、敬老、尊賢的禮儀，從而提升人的道德意識。

儒家思想中倡導的“智”，逐步成為選拔用人的標準

在我國的古代文學中，“知”為通假字，一般代替“智”來用，指的是戰爭中的智謀，與道德并沒有關系。而后來“智”出現以后，“智”的內涵中融入了道德的元素。所以“智”有“知智”和“德智”之分。前者指的是對外界事物認知和把握的能力，后者是指由道德認知上升到道德理性所擁有的智慧，即能夠明辨是非、知仁達義。儒家思想中倡導“德性之智”，墨家思想中倡導“認知之智”。自漢武帝以來，儒家思想中倡導的“智”逐步成為選拔用人的標準，經過荀子、孟子的推崇與發展，“智”在培養人的道德品性、維持社會穩定和諧等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但是卻在認知理性方面有一定的缺失。

“智”發展到今天，儒家貴智傳統依然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首先，傳統的貴智文化使得在新時期我國發展依然重視對知識的學習以及人才的培養；其次，“智”中包含的“德智”關系要求我們通過“德”與“智”的共同發展，從而達到“尊德問學”的目標；再次，德智要求人在語言和行為上得當適宜，做到當言則言、當行則行；最后，“智”在當代應更上一個層次，達到對天地自然、世間萬物的“明智”，在對人、對物方面體現出“大智慧”。

“信”對人的外在行為與內在精神都有所涉及

“信”是一種重要的道德范疇，一般人們習慣“誠”和“信”連起來使用，意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誠無欺。“誠”與“信”相比，“信”更具有作為道德規范的標準，對人的外在行為與內在精神都有所涉及。《左傳?僖公十四年》中說：“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這里指明了“信”的重要性。在儒家思想中，“信”往往被定義在朋友之間，定義上較為狹隘。但不可否認的是，“朋友”更具有平等性，這也是為什么在“三綱五常”和“五倫”受到抨擊的時候，“朋友”一倫反而得到了宣揚的重要原因。盡管“朋友”一倫來自封建思想，但是卻表現出平等的交往模式，從而推動“信”的產生。將其轉換到現代社會，應做到以下幾點：首先，在推動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歷程中注重“誠信”，以“誠信”作為政府、企事業單位、個人發展的原則與切入點；其次，注重“誠信”是培育個人優秀道德品質的重要路徑；再次，以“誠信”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準則，從而避免出現一些有違誠信的行為；最后，將“誠信”與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相結合，以法律規范和制度建設來保證“誠信”的實現。

“仁義禮智信”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內容，既有積極和進步之處，又有與封建社會相關聯的消極與落后之處，因此在繼承與應用“仁義禮智信”的過程中，應當對其價值進行評估，從而實現“仁義禮智信”中有益部分的現代轉換，推動我國社會的發展進程。

（作者為唐山師范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①龍倩：《仁義禮智信”的現代轉換》，《理論導刊》，2017年第2期。

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第2篇

1976年，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向世界提出了這樣一個難題：“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將他的這個疑問稱之為李約瑟之謎。

李約瑟之謎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左右一切經濟行為的主體都是人，而作為一個健全的人，其一切行為都是受思想所左右的。將這個大前提代入中國近展史，不難發現，儒家思想對中國科技發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不少學者，甚至包括李約瑟本人在內，都堅稱儒家思想對科技發展的作用基本上是完全消極和負面的。通過在其著作中的觀點可以發現，其中《中國科學技術史》里第二卷《科學思想史》曾寫到：“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可以發現儒家是反對對自然進行科學的探索，同時還不同意對技術做科學合理的解釋和推廣”，“儒家思想對科學的貢獻幾乎沒有”。

這種全盤否定儒家思想的觀點引起了國內不少學者的強烈反駁，他們認為李約瑟對儒家思想的偏見在于他把儒家思想在某個歷史時期或某個學科領域內對科技發展的不利因素看成了儒家思想對整個科技發展作用的全體，他的這個結論不僅不與史實相符，也與其在《科學思想史》中的其他論述自相矛盾。

那么，究竟儒家思想是否完全阻礙了科學的發展？在我國的古代科技發展過程中，有兩個時期是比較重要而且引人注目的，其中一個時期是漢朝，這段時期讓各種學科形成規模、奠定體系；另一個時期就是宋朝，它是傳統科學走向頂峰的黃金時段。恰恰在這兩個時期，漢朝發生獨尊儒術的事情，宋朝是儒學復興的時期，這又是儒學盛行的朝代。兩相對比，難道這是歷史偶然的巧合，儒學和科技沒有必然的聯系？因此，李約瑟之謎似乎又不成立，在某一段時期內當時產生了科技非常繁榮的現象，而這一時期盛行的社會思潮卻有對科技的發展和推動具有消極影響。對于一個社會在科學技術空前發展的時期必然受到各種因素的推動和影響，比如經濟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思想方面等等。正是如此，漢朝和宋朝這兩個科技繁榮的時期跟儒學思想的影響有相當大的關系，其促進作用不言而喻，即李約瑟全盤否定儒家思想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那么現在將目光轉移到近代時期，農耕經濟顯然已無法滿足世界工業發展的步伐，而植根于農耕經濟的儒家思想，也就顯然不再滿足近代經濟的發展的需求。這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儒家思想雖沒有全盤否定自然科學，卻也不重視自然科學的發展。《國語魯語》中寫道：“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真正的君子應當是“勞心者”，即致力于治人治世之道，渴求對治道的探尋，側重點在于政治倫理。而對于自然界的探究，對科技與自然科學知識的探索，是小人的職責，所謂的君子應當是不屑甚至恥于從事這些事業的，即所謂的“勞力者”的工作。

不僅如此，儒家還推崇“學而優則仕”的思想，認為只有通過考取功名才是正道，這種功利思想使得很多人十年寒窗、只為高中皇榜，很少有人精于科學技術研究，從而使得這類人才受不到尊重和認可。在這樣的思想潮流下，自然科學的發展遭到極大的抑制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核心的“忠”“孝”觀念，在極大程度上禁錮了思想的解放。魯語有云：“入朝忠于君主，在家則孝順長輩。”“忠”和“孝”是統一的，從而演化為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社會倫理，這種觀念深深的影響著世人，并且也作為維護封建制度的等級和秩序觀念。

思想自由是科學產生與發展的基本條件。以社會倫理形式出現的忠孝觀念，必然使人們在思想上趨于內斂。忠君，以承認君王的高度集權統治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為前提，本質上是接受天定一切的思想。與中國封建社會高度集權相反，西歐封建時代是以國王為代表的世俗政權和以教皇為代表的宗教權力并存的時代，政治力量二元化的格局必然要求雙方競相闡釋自己的合理性，使發端于古希臘的理性精神得以延續并從中滋生出理性地認識世界的渴求，也為各種不同的觀點、主張提供了生存的空間。

在儒學中，孝道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百善孝為先，這對維護社會的穩定、家庭的和諧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在過去，它也產生了非常不理想的負面作用，崇拜祖先，不愿創新和改變陳舊的觀念。在社會模式上認為西周階級社會的結構與秩序是唯一的理想模式，而在學術上則形成了四書五經的傳統。古時候的思想家們把先哲的著作作為基礎，不斷對其含義進行詮釋，逐漸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視經書為道，以注疏為學”的學術傳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哲學思想多樣化、多元化，但是卻阻礙了思想的創新與發展，沒有推陳出新，囿于過去的思維框架，只是簡單的繼承了！在人家的思想觀念里，守家顧業使得人們不愿離開家鄉，去他鄉尋找夢想，地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傳播和溝通，另一方面統治者通過權力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行科舉考試，考察內容為儒家傳統思想，這也影響了思想的發展，使得人們的思想進一步僵化。

當然，不利于科學發展的儒學文化不僅限于傳統的“忠”“孝”理念，其崇尚的“天人合一論”，也使得自然與社會無法分離出來，成為了難以逾越的理念障礙。“格物致知”的方法論則否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結論

可見，儒家思想發展到近代，在各個方面都不再符合時展的步伐，而中國近代之所以遲遲無法實現工業化與科技革新，與儒學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我們無法否認儒學思想對于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發展作出的杰出貢獻，但我們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儒學也正是導致我們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罪魁禍首。

儒學文化是我們中華文化的結晶，每一字一句都蘊含著古代先賢的心血與汗水，它早已深入我們中華民族的骨髓，是誰都無法擯棄的。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吸納西方先進思想，適應時代潮流產生質的蛻變才應當是儒學文化的命運，我們應當有理由相信儒學文化必能在這種蛻變中成為更為先進的文化理念，引領我們中華民族更快更好地前進！

參考文獻：

[1]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M].

[2]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2冊[M].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

[3]李約瑟.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五色觀;儒家;道家;色彩審美

中圖分類號：J2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5）35-0013-01

人們對于顏色的審美原本是一種本能的感官反應，關于顏色的審美我們還應感謝我們五彩繽紛的大自然，是自然界中各種各樣的顏色，如美麗的花朵，絢麗的小鳥，我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大自然對于我們的審美洗禮，使我們懂得什么是美麗、什么樣的顏色搭配是漂亮的。隨著知識文化的進步，產生了不同哲學思想，在不同哲學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對于色彩也有了不同認識。例如，同樣是黃色，西方人由于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使人們聯想到背叛與邪惡;但我國卻認為其是黃權的象征。以下就簡單談一下我國的不同文化認識下對色彩審美的影響。

一、五行學說影響下的色彩觀

（一）五行學說與五色觀

提到五行學說，我們知道它是由于古代人們對于事物認識不足，認為世間萬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基本物質的運動變化而生成的。同時，用五行之間的關系來解釋事物之間的關系，相信一切都不是孤立的、靜態的，而是連續的，在相生相克的運動保持協調和平衡。關于五色為什么是黑、青、赤、黃、白，其原因尚且不知。當然陰陽五行說為五色賦予了更多的含義。五色其它五行相互關聯被認為是構成世界秩序的因素。例如五色（黑、青、赤、黃、白）與五行（水、木、火、土、金）、五方（北、東、南、中、西）、五時（冬、春、夏、長夏、秋）、五音（羽、角、徵、宮、商）、五氣（寒、風、熱、濕、燥）等組成了一個可以相互轉變、相互依附的系統。

（二）五色觀對審美的影響

五色觀對人們用色影響，我國古代建筑用色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例如古代建筑的柱子和門窗是木制的，它所選用的顏色只有黑色或者紅色，很難見到有其他顏色的柱子。分析原因，從五行角度分析，是因為柱子和門窗由于是木材所制，與之相生的是水和火，所以分別用是黑紅兩個顏，而與黑紅對應的黃白兩色分別代表的是土與金，正好與木相克，所以禁用。還有紅色的墻與柱子搭配黃色的屋頂，符合五行中火（紅色）土（黃色）相生，給人以和諧之感（如圖1）。此外四方顏色，例如左青龍，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我們從紫荊城的屋頂顏色可以得到印證。當然，這也僅僅是從一方面推測人們在古代建筑裝飾上的用色偏好。

二、儒家色彩觀

（一）儒家思想與色彩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張“德治”和“仁治”，重視倫理道德。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國家的治亂取決于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漢代董仲舒制定了“三綱五常”成為兩千多年人們生活禮儀規范的準則。色彩作為裝飾生活的審美需求也無法免去被納入封建禮教和等級的規范。孔子極力提倡中庸哲學，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庸的觀念在色彩上體現適度的色彩裝飾。孔子在《論語?雍也》中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二）儒家色彩觀的影響

從儒家思想來看，色彩的裝飾暗喻著人們高尚的人格，我國色彩藝術形成特定的象征意義也是這種類比思維方式下影響的結果。例如我國的傳統戲劇的臉譜，不同色彩的化妝就被賦予特定的寓意，不同色彩代表著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品德，例如：紅色代表忠勇，黃色代表剛猛，黑色則表示剛直不阿，白色代表奸詐陰險。儒家思想還從道德方面暗示了古代的用色。在封建社會由于儒家思想強調“禮”的觀念，把正色和間色分別賦予了尊卑、貴賤等級的象征意義，等級制度的色彩代表了君臣關系。例如只有帝王可以用正黃色，官員一品至四品穿紅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和九品穿綠袍（如圖2）。特定的民俗儀式對色彩也著有約定俗成的規定，例如民間結婚大多采用紅色，象征著喜慶;而辦理喪事等通常用白黑二色，意味著莊重。同時，每當改朝換代時，都要制定繁縟的色彩等級新制度。因此，儒家的“禮”為色彩賦予了不同的等級及不同的意義。直到現代，我們還受著儒家色彩的影響，在設計的時候會用到中國紅象征喜慶，金黃象征帝王的高貴。

三、道家色彩觀

（一）道家關于色彩的論述

道家崇尚事物自身的發展規律，認為冥冥之中都有法則，主張無為思想，無為而無所不為;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天人合一。老子的知白守黑、刪繁就簡的黑白理論構成了“虛無”的色彩美的真境界。莊子繼承了老子樸素色彩觀的思想，而且顯示出更為徹底無色論。“天地”篇中直接提出了“五色亂目，使目不明”，表現出了道家“無色而五色成焉”的那種黑色主導色彩觀，體現在藝術創作上就是追求無色之美，選擇黑色（玄色）為道的象征。老子在實際生活中觀察到，新生的東西是柔弱的，但卻富有生命力;事物強大了，就會引起衰老。他在《道德經》中指出：“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如果經常處在柔弱的地位，就可以避免過早地衰老。所以，老子主張無欲、無知、無為，回復到人生最初的單純狀態，即所謂“返樸歸真”。

（二）道家思想對色彩的影響

道家思想對人們的影響，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對我國繪畫用色的影響。道家主張“玄學”，崇尚黑色，認為黑色是勝過其他一切色彩的上上之色。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即黑色，是幽冥之色，是超然生死的天界之色。在山水繪畫上，以“自然”作為最重要的審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風壓倒了以青綠山水成為主流。古代山水畫家幾乎都未脫離道家思想的影響，山水繪畫興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在繪畫技藝上，注重用墨的虛實相間，精神自由。將“以技進乎道”作為畫家畢生最高境界。道家對黑色的審美態度直接影響到了我國繪畫色彩美學思想，不施丹青、光彩照人，并奠定了墨色在中國繪畫的造型地位。墨的清淡變化，席卷了這個世界的豐富，又放棄了這個世界的豐富。黑白色作物無彩色，既可以調和對比色，自身的清淡變化也深受簡約、樸素之人的喜愛。

四、總結

由最初人們對于色彩本能體驗，到人們受文化影響而產生不同的色彩審美取向。色彩已不單單是事物顏色，而且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義。在現如今，我們雖然不再受封建禮儀以及等級制度的制約，但是我們在潛移默化中也受到了我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這樣我們在選擇色彩時，還是會受到這些傳統色彩觀念的一些影響。因而在從事設計時，首先我們要研究的便是目標人群的文化背景及生活習慣，從而總結出人們的喜好，這樣才能設計出更適合人們的產品或建筑。還有在現如今全球化的趨勢下，只有發揚本民族的優良特色，才能更好地屹立于世界之林。

參考文獻：

[1]王文娟.論儒家色彩觀[J].美術觀察，2004（10）.

[2]張纓.中國傳統色彩的美學探源[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5（05）.

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第4篇

儒家思想的精髓對生涯規劃的啟迪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在各個歷史階段和領域都有著重要的內涵影響。在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儒家文化對中國當代大學生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培養人格魅力、構建人文思想和適應社會發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其中，“仁”即忠恕，以“仁”為本，是和諧發展之根本，下級要尊重上級、服從領導，上級要禮賢下士、善待下級，人與人之間要相互寬恕、相互諒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為“仁”；“義”即道義，以“義”育人，則是指團隊精神的培養標準。任何一個發展較好的企業都離不開團隊成員的精誠合作，所以企業都希望招聘到有良好團隊合作精神的員工；“禮”即倫理，以“禮”待客，可以贏得良好的人際關系，獲得企業信譽，良好的人際關系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自我，從而帶動企業的強大乃至國家的強盛；“智”即明慧，以“智”為貴，說的是發揮才干、勇于創新、不斷發展；“信”即信用，以“信”為貴，就是做人要講誠信，“信”是做人之本、興業之道，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曾有用人單位在招聘時就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在初篩簡歷時發現同一個學校同一個專業的絕大部分學生都曾經擔任過班長，仔細了解后發現，其實大家都是為了增加自己簡歷的“分量”，帶著不會被發現的僥幸心理偽造了“班長”的經歷，但當大家同時面對同一個公司的時候便露出了馬腳，導致的結果是這家單位沒有招收其中任何一個畢業生，此時用人單位已不是對某個學生不信任，而是對整個學校的整個專業都失去了信心。

儒家思想與生涯規劃的結合點

在構建中國特色生涯規劃體系之前，需要弄清楚兩者的結合點。儒家思想講求的是一種思維方法，一種為人處世的經驗，一種可以讓個人順利發展、社會和諧進步、國家強盛壯大的指導思想，是從學習生活、待人接物、處世為人、為官從政等各個方面揭示一些做人的道理。而生涯規劃需要的是從職業發展的角度出發，在個人與組織相結合的前提下，對個人職業生涯的主客觀條件進行測定分析、總結研究，對個人的興趣、愛好、能力、特長、經驗及不足等各方面進行綜合分析，并結合時代的特點，選擇自己的職業傾向，確定最佳的職業發展目標，并為實現這一目標作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不難發現兩者之間潛移默化的關系，人們尋求的是適宜的生涯規劃，而儒家思想把做人做事兩方面都講得極為透徹，以“仁”為準則，做人做事坦坦蕩蕩，自然成事。

《為政篇》中有“君子不器”，講的就是生涯定位，生涯定位是生涯規劃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論語》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講的是關于職場關系的重要原則；“子欲養而親不待”是講生涯平衡；《論語?泰山》中，“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是論述個人修養。我們在做職業生涯規劃的時候，首先要做好生涯定位，生涯定位需要從一個人終生職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它不對考研、出國等具體的重要事件負責，而是著眼于長遠來指導人生的發展過程。正如“君子不器”中所說的，我們不能用單一的用途或成果來衡量全局的發展方向，要看得遠、想得多、考慮得全面。目前，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究其原因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具體來說就是學生的自身定位不準。有的畢業生盲目追求工作條件或待遇，沒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職業發展，頻繁跳槽，幾年后便會慢慢暴露出當初職業選擇的局限性。

吸納儒家文化精髓，完善生涯規劃體系

職業生涯規劃理論發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并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從歐美國家傳入中國。作為西方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職業生涯規劃理論已經引起了各大企業的重視，并逐步被引入當今高校大學生的就業指導與就業教育中。我國的職業生涯規劃體系更多是注重群體利益，強調人性、和諧、仁愛的成分較多，如果不考慮中西兩種文化的差異而將其理論生搬硬套到國人身上，其結果可想而知。因此，我國職業生涯規劃體系必須與我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儒家文化相聯系，從其中探尋職業生涯規劃體系建立所需要的支點，進而將其完善。

1.知己重在完善人性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說的是有美德的人不會孤單，肯定會有人與他在一起。這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一條行為準則，對于個人發展來說至關重要。它認為人立身處世要以德為本、為先，因而推崇那些道德高尚、品行端正者為“圣人”，而稱那些無道德、缺修養的人為“小人”。“德不孤，必有鄰”的思想還體現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孔子特別強調個體，認為只有個體的素質提高了，群體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所以在構建中國特色的生涯規劃體系時，在進行知己探索時，不僅要注重提高個人的專業技能，而且更要重視其道德修煉和心智發展，這樣才能使生涯規劃的效能最大化。

2.講究儒術，不忘誠信

社會越發達，對信用的要求也越高。倫理道德不僅是社會規范，更是社會資源。假煙、假酒、假學歷、毒大米、毒豆芽、毒奶粉……假到了禍國殃民，毒到了百姓痛心疾首，國家的信用資源被嚴重糟蹋。同樣，我們在一個企業立足、發展，也需要堅守誠信的原則，要對同事誠信、對企業誠信、對客戶誠信……即使做不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最起碼也要做到不傷害別人，所謂“利己不損人”，這雖是最低的要求，卻也不容易做到。播種一個行動，你會收獲一種習慣；播種一個習慣，你會收獲一種性格；播種一個性格，你會收獲一種命運；播種一個善行，你會收獲一個善果；播種一個惡行，你將得到一個惡果。

3.企業生存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我國古代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封建社會里，它一直是我國儒家學者追求的至高境界，是中國傳統哲學揭示和運用客觀規律的術語。其中一些觀點和理念需要我們辯證地認識和看待，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正確地汲取養分，從而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所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之道”運用于企業生存之道中有3層含義：第一，做任何事情要有度，不要走極端；第二，把握好矛盾雙方，保持矛盾雙方的統一協調，從事物對立的兩面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不偏不倚；第三，掌握好靈活多變的原則，并在事物的變化中看待問題，將遇到的事情放在當時的政策、形勢、狀態下來處理。這是構建中國特色生涯規劃中職業認知的基本，掌握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把握中庸之發展策略，也是培養自我職業情操的主要方面。

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儒家思想；東亞；經濟制度

［中圖分類號］F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08）10－0048－02

東亞經濟制度主要是指日本及東亞“四小龍”（韓國、新加坡、我國的香港和臺灣）的經濟制度。這些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的下半葉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分析其中原因，不能不使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東亞的國家和地區，都具有共同的儒學傳統，同屬于“儒學文化圈”，儒家思想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騰飛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本文主要從制度角度闡述儒家思想對東亞經濟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一、“富民”思想與“經濟優先主義”

“富民”思想和“衣食足而知禮節”是儒家思想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主張。孔子曾引述古圣王的事跡來明己意：堯舜在讓位給舜禹的時候，他們都曾向自己的繼承者作了鄭重告誡：“四海困窮，無祿永終！”把富民治國同是否能保住政權聯系在一起。孟子也認為“衣食足”和“富民”對王天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他說：“此為救死而恐不贍，奚暇禮儀哉？”意思是老百姓連保命都恐怕來不及，還哪有什么工夫來修養禮儀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老年人有絲棉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飽穿得暖，這樣還不能使天下歸服，是從來沒有過的。可見，儒家認為，衣食足才能知禮儀，強調政治統治秩序要在經濟發展的一定水平之上才能穩固。儒家的“衣食足而知禮儀”和“富民”的傳統理念成為促進東亞國家和地區確立“經濟優先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

“經濟優先主義”，其基本含義是把經濟發展放在國家各項工作的首位，政治與經濟相比，經濟第一位，政治第二位；軍事與經濟相比，經濟第一位，軍事第二位。經濟優先主義是東亞國家和地區奉行的最高原則，也是東亞成功的第一要素。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選擇了“經濟立國”這條道路，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實現了經濟的騰飛。

二、尊重權威與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制度

尊重權威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強調要尊重道德權威和政治權威，孟子云“圣王不作，諸侯放恣。”在談到人們渴望權威出現來結束亂世時說道：“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儒家思想特別強調道德權威和政治權威對社會發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這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確立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制度具有重大的影響。20世紀下半葉，東亞國家和地區均選擇了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來實現其“經濟優先”的戰略。以強大的政府來整合社會資源，推動經濟的發展，同時克服單一市場調節的弊端。東亞國家和地區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制度的一種創新，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相比，根本特征在于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面介入。

東亞國家和地區政府介入經濟生活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參與資源配置，即直接干預經濟，推動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另一種是推進制度變遷，致力于法律和制度建設。

東亞國家和地區參與資源配置、干預經濟的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通過制定宏觀的經濟政策來指導經濟發展。宏觀決策主要包括一定時期內國民經濟發展的目標、發展戰略、基本經濟政策及政策手段等。例如，20世紀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發展目標是經濟現代化和趕超歐美。為實現這一個目標，日本政府設立了專門的決策機構，保證宏觀經濟決策的正確性和及時性，并通過設立在微觀層次的各縱向專業局來推行政府的經濟政策。

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為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快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礎。政府推動制度變遷具有規模效應，比市場經濟體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確立的時間更短、更有效率、相對收益更大。東亞國家和地區利用強大的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體系，通過法律和制度強制性地規范企業和個人的行為，保證市場交易的進行和經濟福利的增進。東亞的經濟成長始終伴隨著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這里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干預并不像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導致民眾、企業與國家之間的相互對抗和猜疑，從而不能實現良好的協作。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在儒家文化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儒家思想強調忠孝、等級、秩序，強調尊重權威，在這些思想的長期熏陶下，東亞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通常都希望政府對經濟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并在政府的宏觀框架內，積極投身于經濟建設。如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在任職期間曾提出大膽的改造日本新構想。在這個構想的引導下，實施大規模的公共投資計劃。國民信任政府，積極參與，在全國范圍內開山筑路，大興土木，從而出現日本列島改造的繁榮局面。可見，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之所以在東亞國家和地區能夠成功建立和運轉，這與東亞國家和地區長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尊重權威、尊重政府的觀念是分不開的。

三、義利觀與市場經濟制度的運行

《論語》中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吾從所好。”《孟子?告子上》中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由此可見，儒家思想提倡人們在謀取自身利益的過程中要采取正當的手段，在義利關系上應先義后利。儒家的這種義利思想對現代社會的啟示就是強調道德至上前提下的義利雙全，而在義利不可調和時，倡導人們要見利思義、以義統利、以義制利和取義舍利，反對見利忘義和唯利是圖。

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確帶來了巨大的效率。但是，這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公平為代價的。因此，圍繞著市場經濟所構建的各種管理制度，就產生了一個怎樣使市場經濟朝著“善”的方向發展的問題。儒家思想中的義利觀對于校正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方向，使市場經濟體制能夠健康運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首先，儒家思想認為“義”要合乎道德，這既適用于從事經濟活動的個人，也適用于規范經濟活動的制度。就前者而言，既要求經濟活動者不僅要遵循經濟法則，而且還要做到經濟人與道德人的統一。就后者而言，經濟制度在實現效率、收益的過程中，要堅持社會正義，維護社會公正，做到利益與價值的統一。因此，儒學在義利關系的處理中把“義”理解為合道德，這實際上是要求經濟人和經濟制度在其活動過程中要保持真與善的統一。用這種真、善統一的思想來指導今天的經濟制度建設，其意義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儒家思想主張的以義統利、以義制利，這也有普適性價值。對于經濟制度而言，也應該體現這種道德精神。因為無論是經濟制度還是其他各種制度都不能背離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統一的原則，而經濟制度所以具有規范經濟運行和管理的功能，是因為它本身就內含著經濟職能與精神價值的統一。故而，儒學以義統利、以義制利的精神，對促進東亞國家和地區市場經濟制度的優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儒學的義利觀對公私關系的處理也有借鑒意義。現代經濟制度作為對人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所作出的規定，它一方面要維護個體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共利益，而公利與私利之間有時又是矛盾的。儒學強調私利服從公利，這就為解決這個矛盾找到了一個突破口。因此，儒學的公私觀并非過時了的古董，其在現代社會中的應用價值仍值得開掘。

總之，儒學的義利觀與現代制度之間是具有相容性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在其現代工業化進程中將儒學義利觀和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成功實踐，已在這方面作出了證明。

四、家庭觀念和東亞的企業制度

在東亞社會的傳統價值觀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家族中心主義。東亞人的家族中心主義主要來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三綱五倫”，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綱五倫”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對父母的孝，而對企業和國家的忠則被當作孝在更大坐標上的升華。以孝為基礎的忠孝合一成為東亞國家和地區人民的行為準則。

東亞國家和地區繼承和發揚了儒家的家庭思想和忠孝思想，人們首先為自己的家族而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利益和集團的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通過自己的積極勞動來推動企業的發展和國家的繁榮。儒家的家族倫理和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適應和促進了東亞國家和地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它被運用于企業的經營，形成了家族式的企業管理體制，產生了顯著的效果。

在韓國的傳統社會中，人們通常給家族的利益、名譽和繁榮賦予最高價值。今天家族觀念仍然是韓國人從事各種社會活動的基礎。這種觀念反映在企業中就是，韓國經濟起飛時，出現了很多家庭企業。在家庭企業內部體現著家長制的管理原則，職工是家庭成員或有血緣關系的人。企業主就是家長，企業人員都尊重與服從家長的管理指揮，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和諧共進。企業對待員工像對待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人一樣，承擔著無私的責任和義務，企業的職工也在共同體意識的驅動下，努力地證明他對自己所屬集團的忠心，獻身于企業公司。所以，韓國的企業就像是由無數小的家庭實體織成的網，家庭因素體現得非常明顯。

日本也是一樣。日本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成功與失敗都與家族制度和家族倫理密切相關。財閥是日本特有的經濟組織，就其起源來講，財閥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代代繼承、維持和發展家業為基本目標，一部財閥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家的發展史。正是這種體現家族功能的獨特企業組織形式，適應了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促使日本第一個在東方國家里實現資本主義工業化。盡管財閥在戰后被解散，但財閥的家族式結構與家族式管理仍以其特有的影響力存在于現代日本的企業當中。另外，在日本普遍推行“終身雇傭制”和“提建議制度”，也有利于企業主實行家族主義的經營管理。日本的這種家族式的管理體制使職工和公司形成像家庭似的“命運共同體”，從而使公司能夠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活力，促進了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