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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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主導地位范文第1篇

一、 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是什么？

本專題的學習要點有百家爭鳴、孔孟儒家、獨尊儒術、宋明理學和明清儒學的發展。在封建大一統的時代，主流思想含有主導思想意味，即統治者倡導的主流意識。因此，所謂“主流思想”是政治思想。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前秦時期產生，這一階段的學習要點主要是百家爭鳴。關于百家爭鳴，一方面要了解當時歷史發展的特點，百家爭鳴中主要流派有哪些；另一方面要關注后來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吸收了先秦哪些學派的哪些思想。

例1 有人認為，中國古代君主專制理論由先秦法家奠定，經漢朝儒生發展而成。這兩個階段的代表人物分別是（ ）

A. 荀子、董仲舒 B. 荀子、孟子

C. 商鞅、孟子 D. 韓非子、董仲舒

【參考答案】 D

【解析】 此題考查的是對中國主流思想的理解。根據材料提供的信息并結合所學知識，先秦法家代表人物是韓非子，而漢朝改造儒學的代表是人物董仲舒，據此推論，該題正確選項是D。

二、 儒家思想發展歷程中各時期的地位怎樣？

從先秦時期孔子孟子的思想，到西漢獨尊儒術、宋明理學，再到明清思想家，儒家思想發展歷程中各時期的地位怎樣？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是蔚然大宗、但不受重視；秦朝時，受到壓制；西漢時，處于獨尊地位；魏晉至唐，三教合一；宋明時期，進一步確立正統地位；明清之際，被批判繼承，煥發生機。

例2 《史記》載:漢武帝時，“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該材料主要表明（ ）

A. 漢武帝廣泛吸納人才

B. 平民將相大量涌現

C. 儒學在民間開始興起

D. 儒學地位顯著提高

【參考答案】 D

【解析】 “天下學士”跟的是什么“風”？依據材料可以看出，是效仿公孫弘研習儒學經典。這說明了“儒學地位顯著提高”這一政治動向。

三、 儒家思想在西漢時為什么能確立獨尊地位？

儒學在秦朝受到壓制，到西漢時為什么能確立為正統思想？我們可以通過對以下三個問題的思考來理解：

1. 閱讀以下材料并思考：董仲舒把什么思想融進儒家學說里？

“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

“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經之通誼也。”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通過對材料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漢初儒學雖然大體承襲孔子的學說，但已吸收陰陽五行學說。董仲舒認為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陽尊陰卑，由此論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地”要服從“天”，“陰”要服從“陽”，“卑”就要服從“尊”，“下”就要服從“上”，“臣”就要服從“君”，這就是“禮”。由于皇權出于天命，是不可以覬覦和竊奪的，因而皇權的一切行為都體現了天的意志，所以，“禮”的主要原則是“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政治的“一統”要以思想的“一統”來完成，“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2. 以下材料所論述的君臣關系有何變化？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論語》

“君有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孟子》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為臣綱”。

――《春秋繁露》

閱讀了以上材料，我們可以發現：孔子的“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然強調了等級名分、秩序，但是，并沒有神化君權，他反對犯上作亂，但又否認絕對服從。孟子認為君臣關系應該是互相尊重的。而董仲舒認為，君主是代虛無縹緲的“天”執政，完成“天”所賦予的工作。因此，當臣子的只有服從的義務。這樣一來，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董仲舒的新儒學改變了先秦儒家君臣關系的基本理念，發展了“禮”的思想，使之更適合了皇帝專制的需要。

3. 儒學在此時得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春秋大一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利于加強中央集權；其次，董仲舒“天人關系”的理論實質是為了論證天君關系；再次，董仲舒的“三綱五常”把陰陽五行和儒家的等級名分主張附會在一起來解釋封建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這樣不僅有利于鞏固君權，而且也維護統治秩序。

例3 儒家思想經過不斷發展，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以下言論最能體現其適應加強中央集權需要的是（ ）

A.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

B. “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

C.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D. “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

【參考答案】 C

【解析】 該題主要考查儒家思想的演變歷程中代表人物的基本主張。A是孔子的言論，他主張為政以德；B是荀子的言論，他強調“德”的重要性；D是黃宗羲的言論，反對君主專制；這些選項皆非加強中央集權。C項是董仲舒向漢武帝的建議：那些只要不在六藝之列的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學說，都不許其發展下去，不允許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這一主張適應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四、 為什么說宋明時期儒家思想的地位進一步鞏固了？

宋明時期儒家思想的地位問題，在教材中并沒有明確說明，實際上，宋明時期儒家思想的地位進一步鞏固了。

北宋形成了以理為核心的新儒學――理學。理學后來備受推崇，成為南宋以后長期居于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關注的不僅用理學思想重新注釋“四書”，引導讀書人，這就是我們教材上提到的《四書章句集注》。他還編著《小學集注》，將教育從娃娃抓起，要求兒童的衣著、語言、行為、讀書、寫字、飲食等方面的習慣，都要遵從“禮”的規范，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綱五常”。著名古代思想史專家葛兆光先生說：“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響最廣的著作就是《家禮》。”“朱熹對于自己提倡的理學原則如何進入生活世界是相當注意的，他反復強調這種原則在生活中的實現”，他以從眾、從俗的原則修改孔子推崇的禮儀，不僅在思想領域，而且在行為領域占據了主導地位。“正是這種將儒學原則世俗化、生活化的努力，保證了理學所確立的原則，真正深入了社會”，在朱熹等人的影響下，南宋有相當多的通俗教育讀本，如《勸孝文》、《勸學文》、《勸農文》、《諭俗文》等。如果說漢代儒學強化了君為臣綱，那么宋代的理學不僅強化了“君為臣綱”，而且使“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深入人心，將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推廣到全社會每一個家庭。宋明理學歷經幾百年的發展，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倫理道德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例4 宋代，儒學家開始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思考人間的倫理綱常。這個新的角度是（ ）

A. 從矛盾對立轉換出發

B. 從天人感應出發

C. 從萬物本源出發

D. 從人的本性出發

【參考答案】 C

【解析】 宋朝時，儒學家將儒家的倫理、政治學說提升到哲學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源問題展開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創成一個以“理”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備的新儒學體系――理學。

五、 儒家思想為什么能長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正統思想？

第一，從自身來說，儒家思想嬗變，能不斷適應政治與社會變化；第二，政治因素：君主專制統治者的推崇；第三，教育因素：由上而下的各級學校都以儒家經典為教科書，使儒家人才不斷涌現，學術得以不斷傳承；第四，經濟因素：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王朝社會與同樣強調穩定的儒家思想相互配合。

儒家思想主導地位范文第2篇

關鍵詞：儒家思想 傳統管理 柔性管理 現代企業管理

    中國作為一個傳統文化廣博精深、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管理理論方面面臨著一大尷尬:一方面擁有著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個缺乏現代管理實踐和理論的發展中國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國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鑒西方先進的管理學說,建立企業的現代管理模式,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一步。

    一、儒家傳統管理思想與現代柔性管理的相通之處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為本”與現代企業柔性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為主體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學的人本思想,不僅與現代社會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對于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現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動的主體,也是管理活動的客體,是一切管理活動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動的開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為如此,人本思想成為中西方管理思想發展的趨勢所在,以人為本,尊重個人也成為一種優秀的企業文化。儒家思想中諸如“民惟邦本”,“仁者愛人”,“富民養民”的閃光思想,和現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種契合,對現代管理有著深遠的啟迪意義。現代社會,對任何一個組織而言,要獲得成功,取得長期的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得到組織成員的認同和支持,從這一意義上說,人才是組織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在當代經濟條件下,企業所掌握和運用的諸生產資料中,土地和資本的作用在日益下降,而掌握著現代科學技術的人這一要素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儒家傳統管理思想與現代企業柔性管理的差異

    雖然儒家傳統管理思想與現代企業柔性管理有相通之處,但是作為不同階段的管理思想,二者還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1.儒家傳統管理重專制,現代企業柔性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會嚴重的宗法等級觀念影響下,長期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專制型管理方式。柔性管理主張讓員工參與決策,通過員工積極地在決策、營銷、管理、科研等方面參與活動,使每一名員工的潛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釋放,與企業同舟共濟,將“藏之于民”的知識充分地發揮和運用起來,最終實現組織的目標。

    2.儒家傳統思想重保守,現代企業柔性管理重變革

    千百年來,中國農村的自然經濟管理一直占主導地位。一面是家長專制式的管理關系和綱常禮教,另一面則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守舊思想。這種因循守舊,知足長樂,處事退縮,不思進取的傾向至今仍深深影響著當代企業的管理思想和行為。而柔性管理則能夠快速適應市場的變化,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事實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條條框框,奉行機動靈活的經營方式。

    3.儒家傳統管理重義輕利,現代企業柔性管理義利統一

    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會危及“義”,從而導致亂天下的惡果。我們曾大力批判企業中“利潤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質獎勵”的管理方式,這就從根本上壓制了個人和企業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現代柔性管理并不否認“利”的合法性。當然,當代企業重“利”,也提倡“義”。這個“義”,廣義講是精神文明建設問題,狹義說是社會主義企業管理主體倫理意識的建設問題。企業只有提倡合理的“義”和“利”,才能正確地解決好國家、集體和個人的三者關系。現代企業應該把“義利統一”作為企業文化,傳承下去,在獲得企業利潤的同時增強企業的凝聚力。

    4.儒家傳統管理重均同,現代企業柔性管理重個性

儒家思想主導地位范文第3篇

關鍵詞：儒家;儒教;朱熹;禮學重建;踐履

中圖分類號：B244.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5）03-0127-005

朱熹是宋學的集大成者，他建立起了一套“致廣大而盡精微”的理學理論體系，把儒家思想推到一個新的高度。正因如此，后世學人對朱熹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的理學思想上，而忽視了朱熹對傳統禮學的重建。實質上，朱熹既注重高明的形上學理論建構，又強調下學工夫的踐履，他對傳統儒家的改造是從理論和實踐兩個角度同時進行的。朱熹理學使儒家具備了超越的天道信仰、絕對的政治信念、終極關切的心靈體驗，完善了從儒家到儒教轉變的理論環節。其對傳統禮學的重建，使禮學由復雜煩瑣的廟堂之學變成了平民與土大夫皆可推行尊從的日常生活禮儀規范，讓儒家的社會教化、行為規范等功能更加完備，使儒家具備了與釋道二教相似的實踐功能，完善了從儒家到儒教轉變的實踐環節。從儒家發展史的角度來說，朱熹理學體系的構筑和禮學的重建使儒家具備了超越的天道信仰、嚴格的行為規范、嚴肅的道統傳承和廣泛的社會影響，標志著儒家往儒教發展的完成。

一、朱熹重建禮學的原因

首先，禮崩樂壞的現實動因。在朱熹生活時期，國家禮制闕失、民間不守禮的亂象以及金國禮制振興所形成的外在張力，都成為朱熹禮學思想的外在刺激因素。[1]朱熹指出，古代禮學均有所傳授，朝廷至民間，典禮清楚分明，而到了宋時，禮學沒落，傳承斷絕，“直是無人”：

古禮學者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幫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則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世俗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如前者某人丁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哄一場，后來只說莫若從厚。恰似無奈何本不當如此，姑徇人情，從厚為之。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2]卷八十四

朱熹明確指出：“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于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失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3]卷十四飽讀詩書的士大夫尚且如此，平民百姓不知禮、不守禮就更加嚴重。王安石曾如此形容當時的綱紀混亂：“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4]李覯說：“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庶匹商者有之矣，幼陵長者有之矣。祖以世斷，遠則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5]把這種混亂無禮的現狀歸因于宗族、家族觀念的淡薄。

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亂象，朱熹感嘆：“圣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理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兇之禮，也都不曾講得。”[2]卷三十六“禮樂廢壞二千余年……后來須有一個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2]卷八十四朱熹以極大的使命感，勇敢地承擔了這個盡數拆洗一番、重建禮學的工作。

儒家思想主導地位范文第4篇

關鍵詞：王通；中道；儒釋道；三教可一

中圖分類號：B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9-0048-02

王通（584—617年），字仲淹，隋河東郡絳州龍門（今山西萬榮）人。出身世宦和儒學家庭，自幼受儒學熏陶，勤奮好學。20歲曾上《太平策》，隋文帝未用。后居于河汾之間，以授徒著述為業。其著書多擬六經，有《禮論》、《樂論》、《續書》、《續詩》、《元經》、《贊易》，世稱《王氏六經》，早已遺失不存。現存《中說》十卷，由其子記述編纂，旨在光大儒學。

在歷史的長河中，王通是一位長期不受重視的儒家學者，然而，被冷落往往是先驅者的命運。王通之所以不受重視，是因為他的思想過于超前，他在儒學改造還不成熟的隋代，就提出了儒學改造的課題，并以開放的心態看待佛學和道家，從“三教可一”觀念出發大量吸收了佛學和道家思想，構建了融合儒釋道的思想體系。王通一生致力于推崇周公、孔孟之道，在儒家思想走向沒落的危急關頭，王通走在世人的前面，他的思想為儒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對韓愈、李翱以及后世的宋明理學都起到了啟蒙和引導作用。王通的“三教可一”論正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上，進而吸收佛道兩家思想對儒家進行改造，顯示了儒家的未來發展，也預示了中國思想文化的未來走向。

一、王通時代的三教關系

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天人感應”的思想，為當時漢朝的大一統的局面的出現奠定了理論基礎，也從實際上使得儒家學說成為封建社會的主要統治思想，成就了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儒家所宣揚的“天命”和“天人感應”的神學體系缺乏細密嚴謹的思辨性，越來越顯得粗陋和呆板。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原，而且，佛教自傳入之時起就不斷地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尤其是儒家的精髓，不斷地實現“本土化”。與此同時，本土的道家在東漢時也正式形成。到了南北朝時期，社會戰亂不斷，使得老百姓長期生活在黑暗和混亂之中，飽受戰亂之苦，渴望擺脫苦難的人民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就把精神寄托于號稱能讓人們長生不老、延年益壽、驅邪避禍的道教，同時，佛教的因果報應、苦集滅諦等教義也正適合了當時勞動人民的悲觀心情，這樣就使得佛教和道教空前繁榮。此消彼長，缺乏細密嚴謹的思辨性的儒學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發展，從而使儒學的“獨尊”地位發生動搖。由此到隋朝時形成了儒釋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儒釋道為了爭奪主導地位不斷地爭斗，也使得三教融合的課題擺在了歷史發展的道路上。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道教和佛教不斷發展興盛，儒學的“獨尊”地位不可避免地面臨著佛道二教的嚴峻挑戰。為了解決三教紛爭的問題，各派學者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主張，如“平等三教”、“三教合一”、“三教并用”等，但是這些觀點都不是站在儒學的立場上提出來的。同時，這些主張三教調和論者一般都是把三教進行簡單的對照和比附，皆是泛泛而論，三教在理論上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融合。而且。此時的三教合一并未明確提出以儒教為主的會同三教，三教仍然是各自以“己教為本，它教為末”來會同三教。“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1]302這是以道教為本，來會同儒道二教。明僧紹《正二教論》中說：“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這是推崇以佛教為本、道教為末的觀點。由此可知，兩漢時儒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地位已經衰落很多了。在這種情況下，儒學如何提高自己的地位，又如何對待佛教、道教，在理論上是一個十分嚴峻和十分現實的問題。

二、兼容并蓄，“三教可一”

王通的主要思想是“中道”，包含三個方面：一為他拋棄兩漢以來的儒學神學化的“天人感應”說，把“天道”和“人道”區分開來，主張要回歸“人道”。二為“復禮”，其中包含內外兩個方面，外為“圣人之道”，內為“窮理盡性”。三為“三教可一”說，王通兼容并蓄，不偏執一說，統合佛、道等不同的思想資源，但是也不折中妥協，仍然堅持以儒為主，融合三教，使儒家思想在中國在傳統文化中重新占據主導地位。

王通首先申明他的儒家立場，并以復興儒學為己任，希望得到當權者的任用和支持。他曾經說過：“若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用？”“千載之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2]37王通不只在理論上復興儒學，而且企圖像周公那樣，輔助當權者，把儒學付之于實踐，用以治理國家和安民。平心而論，當時的隋朝除王通外，確實沒有這樣以復興儒學為己任的代表人物。而王通則自覺地“繼周公”“紹宣尼”，當仁不讓。后世有人批評王通以圣人自居，有失偏頗。其實，這種當仁不讓的精神正是當時非常難能可貴的。

王通也很清楚佛、道二教的社會危害，但并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他認為佛教也是西方圣人創造的，只是不適應中國的國情。“或問佛子。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3]77他還認為道教不講仁義道德的修養，而只講神仙長生不老之術，所以，這種長生不老是沒有意義的。“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4]122雖然如此，在他看來，佛、道二教的思想并不是一無是處的，兩者對于當時的儒家來說還是有很多可取之處的。《中說·立命》上說：“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顯然是取自老子的“無為”之說。《述史》篇上還對“問知”、“問識”的回答是“無知”、“無識”，這種思想又是融合了莊子“無思無慮”和僧肇的“般若無知”的觀點而來的。在這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通對佛、道兩家的吸收和借鑒。正是基于這樣的態度，王通在處理儒、釋、道三者之間的關系時，站在儒學的立場上，第一次比較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三教可一”。他說：“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3]69王通認為儒釋道三教各有利弊，所以他希望能夠出現“圓機之士”、“皇極之主”，以“共言九流”、“共敘九疇”，使各家能夠相互借鑒、融合與吸收，取長補短，吸收他家之長以“通其變”，這樣就可以使“天下無弊法”。 “共言九流”與“共敘九疇” 就是講的三教之間應該融合、借鑒，雖然，這樣的思想佛教學者早就提出過，但是，在儒家的立場上，卻是第一次被王通所提出來。

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的觀點，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企圖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意識形態，并使三教在社會中有各自的地位。《中說·問易》記載：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出多門矣！”曰：“廢之如何？”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耳。”子讀《洪范》議曰：“三教于是可一矣。”程元、魏征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王通總結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經驗教訓，儒釋道三教之間如果相互攻擊，不利于社會的安定。如果同時用三教來治理國家就會造成“政出多門”，同樣不利于社會的安定，會造成社會的長期混亂，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正好印證了這一點。如果只保留儒教，而廢止佛、道兩教呢？在王通看來，這樣也是行不通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曾進行過廢止佛、道兩教的活動，不但沒有成功，反倒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的作用，適得其反。所以他認為三教不但應該合一，而且能夠合一。另一方面，王通主張“三教可一”，也受到了秦漢學術諸家殊途同歸的啟示。所以他在《中說·周公》里面說：

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

各種觀點各有所長，又各有所短。看起來好像水火不容，實際上則是“相反相成”。所以在對待三教的問題上，最關鍵的是要用怎樣的態度來對待三教的差異。“知其長，則不可廢；知其短，則不可獨任一教。通其變，則三教各有各的功能；執其方，則任何一教都不完善。”[5]401所以，王通希望能夠有“圓機之士”理解他的主張，更希望能夠有“皇極之主”來完善他的主張。

通過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來，王通所說的“三教可一”，不是將三者簡單的羅列，不是“歸一”，也不是綜合創新。從他的思想我們可知，應該以儒學為主，兼收并蓄，借鑒吸收，共存共榮，不因為一教而消滅另一教。有人說“三教可一”是“合一”即合而為一，這絕不是王通的本意。后來的李翱和宋明理學家，在實踐中，以儒學為主，吸收異教思想，提高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更像是王通本人的意愿。

三、小結

從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的興盛，佛教和道家學說都有長足的發展，此消彼長，這兩者的發展使得傳統文化中獨尊的儒家學說的地位一步一步地下降，到了隋朝時期，佛、道兩家已經嚴重威脅到了儒家的發展，在這基礎之上，隋代大儒王通第一次在儒學的立場上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張，足見其可貴之處。

后來的陸九淵曾經批評王通“渾三家之學，而無所譏貶”[6]137。而實際上，王通對佛、道兩家都是有批評的，有“譏貶”的。他所主張的“三教可一”不是簡單地折中混合，而是明確地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為根本。后來的唐王朝以儒學為基礎，實行三教并存的政策，宋明理學家以儒學為基礎，終于實現了三教合一。王通的“三教可一”的主張雖然在當時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實現，但是，毫不猶豫地說，王通的主張預示了未來的方向，而后的歷史發展也印證了這一點，所以王通的歷史地位是不可磨滅的。

參考文獻：

[1]抱樸子內篇·朔本[M].北京：中華書局，1985.

[2]中說·天地篇[G]//文中子《中說》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3]中說·周公篇[G]//文中子《中說》譯注.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4]中說·禮樂篇[G]//文中子《中說》譯注.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儒家思想主導地位范文第5篇

宋代是春秋戰國以后中國哲學思想另一個繁榮的時代。理學是宋代哲學思想的最大成就。魏晉以來，傳統儒學不斷受到來自玄學、佛教的挑戰；隋唐時期佛教和道教盛行，成為當時主導的思潮。于是，宋代儒學家便在吸收佛、道兩家的思想的基礎上，對古典儒學作了新的詮釋、發展和重建，創立了理學。理學在宋代也稱“道學”，近代以來則稱為“新儒學”。理學的基本特點是把儒家的價值理念本體化，并貫穿至心性理論和為學功夫。理學作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對民眾生活有其引導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禮》對宋代社會觀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當的影響。南宋晚期，理學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自此支配中國文化數百年之久。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士大夫階層的黃金時代，宋太祖立國后，為了避免北宋成為五代之后第六個短命王朝，積極推行“重文輕武”政策，防止軍人奪權或割據。而讀書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過科舉考試，也就進身士大夫階層，獲得較高的社會及政治地位，于是棄武習文成為社會風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興辦各級官學，帶動了重視教育的社會風氣。但人口的增長和官府財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會需求遠不能滿足，于是私人興辦的講學書院應運而發展起來。同時，書院作為與官學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與理學發展結下了不解之緣。理學家批評科舉與官學教育只引導學子追求功名利祿，他們大興書院講學之風，以書院為宣傳理學的基地，從而擴大了書院的影響，導致了南宋書院的鼎盛。南宋的書院幾乎取代了官學，成為當時的主要教育機構。

書院，最早見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辦的書院只是藏書與修書的場所。宋初有六大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潭州的岳麓書院、河南應天府的睢陽書院、河南登豐的嵩陽書院、湖南衡陽的石鼓書院以及江寧茅山書院。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創建于宋開寶九年（976年），淳熙6年（1179）朱熹修復白鹿洞書院，興學講授；紹熙五年（1194），朱熹又復興岳麓書院，積極講學，對當時書院的發展其了直接的作用。朱熹為白鹿洞書院擬定的學規，成為各書院的標準規范，為書院的制度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朱熹知南康軍的三年中，多次到白鹿洞書院講學。朱熹任湖南安撫使時，在岳麓書院講學授徒，雖為時僅兩月，但影響極大。由此可見理學家對書院建設的重要推動作用。北宋中期以后，州縣官學興起，書院的發展一度消沉，據不完全統計，北宋時期建立的書院，約140所。到了南宋，在理學大師書院講學的影響下，僅江西的書院便達160余所。有人根據各省方志統計，兩宋書院的80%建于南宋。

唐宋是中華文明的成熟期，而中唐以來的思想文化的發展也見證了中國歷史和文化變遷的新階段。北宋文學的古文運動和儒家思想的新開展都肇始于中唐。宋代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發展是理學，它特別重視古典儒家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而加以新的解釋和發展，并最后由朱熹把這四種著作合編為《四書》的新經典體系。理學吸收了佛、道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彌補和發展了古典儒家的薄弱環節，使得儒家思想可更有力地應對佛道的挑戰，故理學的興起標志著唐代以來儒、佛、道鼎立的多元文化結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家，也是理學的創立者。南宋時期，朱熹繼承了程顥、程頤“洛學”，又吸收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等理學學派的思想，集北宋理學之大成，形成了“理學”的主流；陸九淵則建立了“心學”的體系，也有很大影響。宋代所開創的理學，后來成為元代至清代前期占主導地位的學術體系，構成了11世紀以來中國思想史的主流發展。

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是《太極圖》的解說，這是一個寫意圖，最上圈是表示世界“自無極而為太極”的最原始的本體狀態；第二個圈是坎離二卦的交合圖式，表示陽動陰靜，也就是陰陽二氣的分化；第三個圈表示水、火、木、金、土，即“五行”的生成；第四個圈表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就是人類的產生；第五個圈表示萬物化生。此圖從總體上顯示了“太極”產生世界的整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