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利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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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利弊分析范文第1篇
關鍵詞：傳統文化 民族傳統體育 影響
中圖分類號：G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643（2013）04-0098-03
前言
民族傳統體育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之一，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起源、生存、繁榮和發展一脈相承，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化融匯于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文明的發展歷程之中，是中華兒女在日常生產生活實踐中經驗的沉淀和整個民族智慧與創造力的積累。深入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民族傳統體育發展的影響，對于如何在現階段與未來弘揚和發展民族傳統體育、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方面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 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是各個民族長期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的行為規范、共同信仰和民族精神，是對各自社會、政治、經濟、歷史、生產生活等方面的科學概括，同時在年代的遞增上又保持著鮮明的繼承性和民族性。民族傳統文化只是一種維系民族共同體延續與發展的工具，它既是民族內部的生存方式，又是對外區分不同民族的標識，它的物質與制度文化追求適用與理性，易于接受外來文化，與此同時精神文化的對外標識性作用明顯，成為對抗外來強勢文化的工具，并被不斷再造。
2 民族傳統體育
民族傳統體育是長期流傳在各民族民間的以強身健體和休閑娛樂為目的的各種競技與游戲活動，又是以漢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為主體，融合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而形成的一種社會文化形態，是各民族傳統養生、健身和娛樂等體育活動的總稱。
民族傳統體育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與古代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民族傳統體育存在于一定的背景之下，當前社會的勞動生產、軍事戰爭、風俗習慣、等都深刻影響著傳統體育。民族傳統體育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傳統性、娛樂性和健身性。它不僅體現著我國傳統民族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增添了體育文化的多樣性，同時在體育活動中繼承與發揚了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成為了世界文化寶庫的寶貴資源，在現代社會人類健康、和諧發展的問題上起到重要作用。我國眾多民族不同的生活環境、生活習俗，以及從古至今的社會形態的歷史演變使得傳統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豐富多彩，體育項目種類繁多，運動形式千變萬化。我國民族傳統體育不僅具有棲身于社會生活中的體育活動相關賽事程序、器材制作、比賽規則的運動形式，同時汲取歷史文化、、民風民俗的文化營養，成為體現人類生活方式、行為特征、運動規律的一種文化形態。
民族傳統體育是在人們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提煉發展起來的，它具有一定的健身、表演、經濟和教育功能。民族傳統體育既是身體鍛煉的手段，又是娛樂身心的有效途徑。這些體育項目使人體通過感官、感觸，以及全身各肢體、各部位的運動，起到娛樂身心的作用，達到強健體魄的目的，使人們在生活工作之余，體力得到鍛煉，精神得以調節。每逢節日，人們喜著節日盛裝，踏著音樂，跟著節奏，踩高蹺、扭秧歌、跳竹竿舞，這些都是民族傳統體育的娛樂性得以充分展示。把民族體育項目融入生產勞動、歡度佳節、喜慶豐收之中，不僅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推動了和諧社會的進步，提高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隨著我國旅游業的發展，現在具有民族特色的體育活動越來越受到社會與人們的關注，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中，體育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可見傳統體育文化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國傳統民族體育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現代教育中體育已成為教書育人的一門必修課，武術、八段錦等進入學校體育教材，很多高校也增加了武術、摔跤、圍棋等體育項目的教學。
3 傳統文化性格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3.1 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性和傳承性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民族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核心性質，它體現著作為一個整體的凝聚力，區別于其他文化的鮮明特性。小到一種國家的語言、服飾、風俗，大到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經濟，無不體現了其文化的民族性。傳承性是一個國家從時間的先后上文化的一種繼承與傳遞。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性與傳統性深刻影響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例如漢族的秧歌，最初起源于漢民族古代耕地、插秧的勞動生活，也是與人民的祭祀活動相關的一種舞蹈形式；蒙古族的摔跤運動體現了蒙古族人民豪邁好斗的民族性。
3.2 中國傳統文化的地域性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中國地大物博，地理環境錯綜復雜，這就造就了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強的地域性。中國不同的地域自然條件決定了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地域環境的不同導致了風俗習慣的差異，因此必然也會引起不同地域文化的差異。同時由于不同的氣候條件與地理環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體育文化。北方氣候冬季漫長寒冷干燥，疆土遼闊，人跡稀少，在歷史上保持了比較剽悍、勇猛的民風。因此騎馬、射箭、摔跤成為北方地區的愛好與生活之一。南方由于雨水充足，河流眾多，少數民族多以村寨或部落為單位，因此民傳統體育以集體活動為主，活動的內容多表現出生活的情趣，活動的項目有“搶花炮”、“賽龍舟”、“舞獅”等。這些實例都很好的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地域性對我國民族傳統體育之一的深刻影響。
3.3 中國傳統文化的多樣性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性、傳承性和地域性決定了它的多樣性。中國傳統文化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五十六個民族都有著自己的傳統文化。它同時影響著我國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與變化。例如舞龍、舞獅、秧歌、斗牛、龍舟、賽馬、毽球、高蹺等這些民族傳統體育的不同技術特征，風格迥異的運動形式又給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填上了濃濃的一筆。此外，植根于幾千年華夏文明的傳統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文化思想、組成形式更是豐富多樣。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不斷碰撞，相互滲透，相互融合，更加增添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多樣性。
4 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民族傳統體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與我國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風俗習慣、息息相關，融為一體，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精神文化結晶，在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中華民族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民族傳統體育之所以經久不衰，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從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共同體中衍生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巨大的社會價值。
4.1 中國傳統文化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與指引作用
民族傳統體育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深受了社會各個領域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陰陽五行學說等在詮釋其內在的獨特的文化價值的同時，也深刻影響著民族傳統體育。
4.1.1 “天人合一”思想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基本觀點。它生動地揭示了包括人在內的宇宙的辯證統一性和協調性，表現了淡漠宗教的人文精神和超越現實的理性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它闡明人的自然本質，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人要尊重自然，不要試圖改變自然的本性；就現代社會而言，“天人合一”就是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它承認人與人之同的對立統一關系，同時強調用和諧的方法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中國傳統體育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引下，注重以整體的概念描述人體的運動過程，追求身與心，神與形，機體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受這種整體概念的影響，中國傳統體育主張通過與自然界相適應的運動鍛煉來由表及里，以內達外，自有形的身體運動來達到無形的精神境界，從而達到身心并修，內外結合的目的。尤其在中國武術、氣功等養生健身類運動中尤為突出。
4.1.2 陰陽五行學說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陰陽學說認為物質世界是在陰陽二氣作用下產生、發展、變化的。世間一切事物都有陰陽兩方面，所謂陰陽就是代表著事物相互對立又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世界是物質的整體，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陰和陽兩個方面，而對立的陰與陽之間又是相互對立、相互消長、相互轉化、相互統一的整體。五行學說認為，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的運動變化所構成，這五種物質之間存在著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約的關系，以此維持著一種動態平衡關系。相生相克理論也是五行學說的重要思想內容。所謂相生即相互促進，相互滋生；所謂相克即相互抑制。五行相生的順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的順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形意拳是中華武術遺產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太極、八卦、少林拳并稱為中華武術的四大名拳。形意拳正是結合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五行學說。在形意拳中認為，人體的上部為陽，下部為陰，外部為陽，內部為陰，左為陽，右為陰，形為陽，神為陰，陽濟陰，陰補陽。其中提現了陰陽互補，相生相克的原理。五行拳將金、木、水、火、土，取意為劈、崩、鉆、炮、橫五拳，同五行相生相克一樣，劈拳變鉆拳，鉆拳變崩拳，崩拳變炮拳，炮拳變橫拳，橫拳變劈拳；劈拳克崩拳，崩拳克橫拳，橫拳克鉆拳，鉆拳克炮拳，炮拳克劈拳；根據五行學說，萬物土中生，土是萬物的根本，因此，橫拳被視為五拳之母，并將橫拳稱為母拳。
4.1.3 儒家思想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儒家思想在幾千年的文明中根深蒂固，談到儒家思想，就不得不談到“仁和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說的就是儒家的“仁和禮”。儒家思想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也深刻的影響著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民族傳統體育中強調的“禮為上”，例如師徒相見徒弟要行見師禮，上臺表演要行抱拳禮等，都有力的說明了這一點。中國傳統體育在其發生發展過程中很大一段時間里的首要任務不是傾向于獲得比賽勝利，而是考慮在競賽中遵循比賽規則，符合道德規范，在這種注重道德價值取向的思想下，逐漸演化成削弱競技意識，更多傾向于追求娛樂性、表演性、禮儀性的體育活動。
4.2 中國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
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在影響指導民族傳統體育的同時也從一定意義上阻礙了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
4.2.1 等級分明對民族傳統體育的阻礙
儒家思想雖然使民族傳統體育在形式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風范，但同時也給民族傳統體育帶了等級分明。等級分明的制度是在中國歷史上長期累積遺留的思想制度，這就使很多體育活動從比賽的制定、器械的使用、出場的先后等因素上存在了不公平性。古代皇帝與隨從等一起狩獵時，射出第一箭的須是皇帝，然后其他人才可一一出動。宋代的馬球，只要有皇帝參加，進第一個球的人必須是皇帝。這樣就充分阻礙了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
4.2.2 傳統封建思想對民族傳統體育的負面阻礙
老子“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弊則新，少則多，多則感”的辯證法思想，雖然在哲學上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同時也起到了鼓吹消極退讓、否定進步的負面作用。這些思想體現在民族傳統體育上就是不思進取，茍且求安的懦弱思想。
5 結語
儒家思想利弊分析范文第2篇
關鍵詞：傳教士 儒家經典 翻譯家評價模式
《在世俗與宗教之間走鋼絲：析近代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翻譯與詮釋》2014年由廈門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全書共十一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研究方法論。第三章傳教士譯介儒經的特性：索隱。第四章中國文化中“天”、“帝”、“神”、“鬼”的翻譯。第五章“四書”譯本選評及其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研究。第六章《詩經》譯本的語言美與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研究。第七到第十章分別為《尚書》、《禮記》、《周易》、《左轉》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研究。第十一章由儒經西傳看翻譯與宗教的互動。下面根據書中相對集中的內容分四部分進行介紹和評論。
第二章討論了翻譯史料問題研究以及關于翻譯家評價模式的系統性。本章指出翻譯史料分為直接翻譯史料和間接翻譯史料。并提出就翻譯史研究而言，直接翻譯史料能夠反映譯文或譯本最初的真實情況，其可信度與準確性最高（P9）。本章還指出一個翻譯史研究課題能否成功，關鍵在于翻譯史料之運用;而成功運用翻譯史料的前提與關鍵則是能否搜集到足夠多的、系統化的翻譯史料（P13）。本書關于翻譯家評價模式的思考聚焦于系統性，包括前期準備工作的系統性、文字層面的系統性、譯文文本外因素的系統性等。
該書對翻譯史研究方法進行系統的歸類整理，如在翻譯史料方面提出具體的指導性方法策略，指出獲取稀缺史料的重要性及具體的途徑。同時也指出翻譯史研究對研究者主觀層面的要求，如問題驅動意識、較高的學術眼光、端正的學術態度等。該書提出翻譯家評價模式的系統性研究，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譯文文本外因素系統性，它將社會因素納入翻譯家評價模式，由此來揭示譯者、譯本與其社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岳峰曾指出經由宏觀與微觀的全面考察，我們才能真正看清歷史背景與譯者的理念對譯文的影響，換言之，運用全面的資訊與宏觀、微觀相結合的視角的研究范式是提升翻譯史研究的核心問題（2005）。翻譯家評價模式不應僅僅停留在譯本、翻譯動機的分析，更應走進譯者特定社會文化背景影響下的內心世界。穆雷，歐陽東峰指出翻譯史研究應了解原本、作者與社會脈絡之間的關系，以及譯本、譯者與社會脈絡之間的關系，將內外部研究相結合（2013）。近年翻譯史研究方法越來越突顯其跨學科跨領域的復雜性，為后續研究提供多層次多方面視角。
本章指出傳教士譯介儒經時采取“合儒”的傳教策略，力圖消釋“天儒”沖突，采取在儒家經典中尋找天主教印記的“索隱”式解經與翻譯手法，得出儒教與天主教多方面一致的結論。以此一方面使中國人接受其基督教思想，達到傳教之目的，另一方面，也表現了索隱學者對儒家思想的尊重與包容。
本書書名為《在世俗與宗教之間走鋼絲：析近代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翻譯與詮釋》，其中“世俗”指儒家經典中文化負載詞的特有含義，“宗教”指西方基督教、思維習慣、意識形態，而在兩者之間“走鋼絲”則指譯者尤指傳教士譯者在翻譯儒家經典時需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地對待每一個文化負載詞，選取或直譯或意譯的翻譯策略，從而架設東西方的橋梁，達到其翻譯目的。該書指出無論誰來翻譯中國經典，都是在“走鋼絲”，需要在世俗與宗教之間尋找平衡，也需要在歸化與異化之間尋找平衡（P239）。他們采取“索隱”式翻譯方法，促進文化融合、取長補短、共同發展。洞悉譯者對儒家經典采取的不同翻譯策略，發掘其深層次的文化融合抑或排斥的價值取向對我們更好地保護民族文化意義重大。岳峰曾指出，了解孔子與儒家經典如何藉由翻譯到西方，并產生了怎樣的社會效應的歷史事實，對于當代中國人了解自己的文化，恢復民族自信，制定對外宣傳策略，都具有現實意義（2006：2）。
第四章至第十章探討了儒家經典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研究。這部分涉及了《論語》、《孟子》、《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左傳》等儒家經典中典型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對比研究，并融進兩類小語種法文和德文譯本分析。該書首先解析文化負載詞特有的中國文化色彩，進而對各個譯本選詞遣字進行對比。不僅指出各個譯本的特點，并指出譯文是否為讀者提供了足夠的語境來獲得原文作者的交際意圖，從而達到與原文的最佳關聯。事實上，該書選用關聯理論、功能理論和闡釋學理論等為其評價依據。作者不僅為我們解析各個譯本怎么樣，更深刻地剖析了為什么這樣。分析了不同譯者的不同翻譯動機，以及社會文化背景施加給譯者的無形影響，從而表現為不同風格的譯文。
本文指出不同譯者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都是為譯者當下的目的服務，應用起來也各有利弊，并無絕對優劣。他們只是根據自身的理解，考慮受眾的接受能力，權衡利弊，試圖找到最合適的譯文（P212）。這表明翻譯家評價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翻譯的功能目的，也即尤金?奈達的功能目的論。另一方面，該書在分析對比各個譯文時傾向于關聯理論為其依據，這表明作者以保護中國傳統文化為出發點，注重中國文化的傳播。該書也運用闡釋學相關理論，對儒家經典中文化負載詞作出詳盡的解釋，為人們呈現出中國特有的文化色彩。總之，翻譯家評價標準的制定對我國制定對外宣傳政策具有指導性意義。
第十一章談到從儒經西傳看翻譯與宗教的互動，指出宗教啟動翻譯并催生翻譯家、直接影響譯者對文本的解讀與翻譯、翻譯活動促進宗教文化的擴容或導致宗教沖突。
翻譯與宗教活動常常息息相關。謝天振指出佛教大規模的傳播使得翻譯活動得以發展，特別是在中國――中國翻譯活動的第一次就是伴隨著佛教的傳播而蓬勃展開的（2009：45）。翻譯也可促進宗教的進一步傳播，如西方傳教士最初譯介儒經也是源于其傳播基督教的使命。從宏觀的角度來看，耶穌會士譯介儒經的初衷是為了讓后來的傳教士了解中國文化，為傳播天主教教義做鋪墊。另一方面，若翻譯策略不當或未能迎合主流社會意識形態，便可能會導致宗教沖突。柯平，張萍指出一定歷史時期的宗教、政治與社會意識形態影響著翻譯理論對譯者與責任的界定以及一般公眾對譯者的看法，影響著譯者解讀原文的角度和方法、也影響著評判譯文的標準、發出語于目標語的定位以及譯文讀者對譯作的反應和接受（2000）。這是從宏觀視角來探討宗教、政治、意識形態、翻譯之間互相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
本書通過對儒家經典文化負載詞翻譯的探究，從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入手，試圖建立翻譯家評價模式相對公正的評體系，并從深層次探討譯本背后的譯者動機、思想、意識形態與譯本關系，對我們當前的翻譯研究有三點啟示：翻譯史研究方法的跨學科性應進一步加強，從而使翻譯史研究不斷豐富完善;翻譯家評價模式不僅應停留于文本層面分析，更應關注譯本、信仰、動機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文本外因素的系統性;深入了解中國儒家經典文化的外譯境況，形成有利于弘揚中國文化的翻譯評價體系，指導后續翻譯研究，從而更好地實現我國國際形象外宣工作的目的。
參考文獻
[1]柯平，張萍.翻譯――社會文化環境的產物[J].中國翻譯，2000，（2）.
[2]穆雷，歐陽東峰.從翻譯史研究方法透視傳教士譯者研究[J].宗教經典漢譯研究，2013.
[3]謝天振.中西翻譯簡史[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45.
[4]岳峰.翻譯史研究的資訊與視角――以傳教士翻譯家為案例[J]. 外國語言文學，2005.
儒家思想利弊分析范文第3篇
關鍵詞:親親相隱;特點;原因;局限性;合理性
中圖分類號:I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6-0260-02
1 中國“親親相隱”制度的發展歷程以及特點
1.1 “親親相隱”制度在中國的歷史發展歷程
“親親相隱”制度也叫容隱制度,主要適用于刑事犯罪領域,是指親屬之間可以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負刑事責任。“相隱”的含義就是“相互隱瞞”,包括不作證隱瞞,作偽證隱瞞,包庇、窩藏等。
“親親相隱”思想及其制度源于中國古代,“親親相隱”的主張最初萌芽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儒家思想認為,應當親人之間相互隱匿,從而維護傳統家庭倫理秩序。《秦律》中“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而行告,告者罪。”雖然存在未對“父為子隱”認可等方面的缺憾,但中國的容隱法于此初見端倪。
西漢時漢宣帝首次正式頒布“親親得相首匿”之法令,開創了中國法律的“容隱”傳統。并首次間接承認尊親屬為卑親屬隱的“權利”。唐代時更是達到了巔峰,將單向容隱規則擴大為雙向規則。同時也規定了“同居相為隱”的原則,擴大了容隱的范圍,并在其內容和限制方面也做出了詳細規定,基本上形成了關于“親親相隱”的較為完備的體系系統。唐以后直至清朝容隱制度逐漸形成了空前周密的體系并努力達到維護封建國家與維護封建道德同時并舉。
1.2 中國“親親相隱”制度的發展特征
在中國綿延兩千多年的傳統封建社會中,“親親相隱”的發展呈現了以下四種趨勢:
(1)親親相隱的主體范圍逐漸擴大的趨勢。
《秦律》中僅規定了“子為父隱”,并未承認“父為子隱”;西漢時,漢宣帝首次正式頒布“親親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自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這一詔令首次間接承認尊親屬為卑親屬隱的權利。“親親相隱”制度自隋唐時逐步完備,唐朝將漢時的“親親得相首匿”發展為“同居相為隱”,“相隱”親屬的范圍大大超出了父母、子女、夫妻、祖孫及兄弟姐妹,不但直系親屬和配偶包括在內,同居的親屬不論有服無服,親屬及外祖父母、外孫、孫媳、夫之兄弟、兄弟妻等也都被擴大到“親親相隱”的范圍中來。
(2)親親相隱從道德理念發展到法律規定直至法律制度。
上溯到春秋時期,“親親相隱”制度的起源是孔子對“父攘羊,子證之”的案例的否定評價,該評價奠定了相隱原則的道德基礎。秦代時已將“親親相隱”原則應用于法律,這一道德原則的法律化由此起步。漢武帝時期,儒家綱常倫理逐漸成為封建社會的道德準則和立法根本原則,以春秋“微言大義”來斷處案件。而漢宣帝頒布的“親親得相首匿”的詔令,正式奠定了傳統法律中“親親相隱”制度的基礎,標志著“親親相隱”制度的正式確立。
(3)親親相隱從法律義務逐漸向法律權利的方向轉化。
清之前,容隱一直是作為義務出現的,具有容隱關系的人必須容隱。而隨著清末修律,到中華民國期間,容隱的色彩逐漸變淡化,開始慢慢作為權利形態出現。不僅保留了為庇護親屬而藏匿人犯及湮滅證據不罰、放縱或便利親屬脫逃減輕處罰、為親屬銷贓匿贓得免罰等規定,還出現了有權拒絕證明親屬有罪等規定。這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西學東漸”時西方的人權思想對中國的影響。
2 中國“親親相隱”制度形成的歷史原因
(1)儒家文化盛行并逐漸成為封建中國的顯學,以及中國法律儒家化的趨勢是親親相隱制度產生的歷史原因。
“親親相隱”制度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結果。中國法律之起源無非兩種途徑,其一是“兵刑合一”,“刑起與兵”;其二是法出于禮,源自部落的祭祀。而“禮”和“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與宗旨,“禮”和“仁”強調的中心便是傳統的倫理道德與綱常。中國法律源起之初,倫理道德的因素至關重要,已成為法律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先秦將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孔子“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倫理道德標準納入到法律體系之中也在情理之中。“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奠定了封建社會正統思想的地位,成為顯學,其思想統治的地位更加深入的體現在法律中。
(2)建立“親親相隱”制度是維系以家族為中心的中國古代社會關系的需要。
中國古代社會關系主要以家庭為單位來維系生存與發展,“在中國,簡直可以說,除家族外,就沒有社會生活。絕大多數的老百姓固然生活在家族的范圍以內,少數的士大夫,除偶然出仕外,從生到死,也莫不活動在家族的范圍之內,家族就象一個個無形的人為堡壘,也是每個人最安全的避風港。”鄉土中國,“家”是社會中的基本族群,也是整個社會圈子的起點。為維護傳統中國的社會安定,當務之急就是要從整個社會的細胞出發,維護家族中心利益。故而“親親相隱”制度的建立適應了中國古代的社會關系的需要。
(3)“親親相隱”制度有利于維護“家天下”和“大一統”的中國封建政治統治模式。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是家天下的皇位繼承制,也就是由一家一姓的家族來統治的。君王為了鞏固統治,強調“以孝治天下”,并以法律的形式對孝加以確定。可以說,“親親相隱”是家族利益本位的本位的產物。在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制度下,整個國家政權組織是由一加以保護。禮的本質在于倫理道德,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親親相隱”思想的源起與法律化是中國傳統倫理中“孝”的體現。從而維護了傳統中國“大一統”的皇位繼承制。此外,正如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闡述,中國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熟人社會”,“親親相隱”制度通過家族對社會的維系,將整個國家以家族血緣關系統一在一起,以法律的形式,維護了國家維系統治的觀念基礎,有利于國家的統治。
3 中國“親親相隱”制度的合理性解讀
(1)“親親相隱”使法律人性化,有利于法律對人權的保障。
法律作為一種通過對人的行為進行規范從而調整社會關系的一種社會規范,必須建立在人性化的基礎上,才能被人們遵守,因而不能不考慮到其調整對象主體的最基本需求――親情。“親親相隱”這一制度,在某種意義上提倡維護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和親情關系,是對發自人內心的情感需要這一人性的滿足。這一制度在處罰犯罪上進行了一定的讓步犧牲,但是減少了親情的漠視與人性的扭曲。這一制度設計體現了對基于人性的親情的維護,將親情義務法律化,充分協調了親情義務與法律義務的沖突,使法律產生了親和力。“親親相隱”是法律在人情面前,在倫理面前作出讓步與犧牲,做到了“情”、“理”、“法”的結合,充分體現了法律對人性的關懷。親屬之愛是人類最基本、最原始、最深厚的愛,是其他一切愛的基礎或發源地。中國儒家認為此種愛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知良能”,是人的本性,是“善瑞”。“親親相隱”制度下,犯罪人的親屬具有隱私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有限度的沉默權、證人拒絕作證權等一系列現代社會所標榜的人權,故而不僅僅有利于維護正常的家庭穩定和社會秩序,而且更有利于對人權的徹底保障。
(2)親親相隱為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的沖突提供了可行性途徑,提高了法律的社會效益。
法律是國家頒布的強制性的制度保障,道德是人們在社會倫理與社會評價這一無形的框架中所遵循的行為規范,雖無強制力,但在中國社會中,尤其是農村社會中,道德評價的影響力甚至遠過于法律的判斷。對于社會公眾而言,法律與道德的沖突,在導致人們對于親情產生不信任感的同時,也會動搖人們對法律權威的信仰,也可能因此產生對親情倫理的不信任感。而在當代中國社會,法律的貫徹實施相對于法律制度完善的西方國家而言,仍存在大量困難與問題,其中,法律的社會效益不高是一個突出的方面。而法律規范與道德義務規范的沖突是重要原因。所以,如果立足于現實國情合理地對中國古代的“親親相隱”制度加以有選擇的繼承就能較好地避免上述負面效應,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提高法律的社會效益,實現道德與法律的統一,從而推動當代中國法治進程。
(3)“親親相隱”制度有助于我國證據制度的改革,提高訴訟效率。
在法律實務中,法院在采信證據時要審查證據的可信程度。而此時,證人的身份很重要,如果證人與當事人具有利害關系,那么證人可能出于利害關系而在作證中做出虛假的證明,即便是正確的證明,證人也可能不自覺地在描述中避重就輕,最終影響真實案情的判定。因此,親屬作證的可信程度將會大打折扣,對訴訟案件起到的實質證據不大,反而如果做偽證還會影響到案件的調查,同時當事人親屬還要忍受“偽證”的良心上的煎熬,甚至會導致親屬鋃鐺入獄,若法律有明文規定免除犯罪者親屬的作證義務,則在訴訟程序中就無必要在認定親屬證詞的可信度上大耗功夫,如此一來,當事人的親屬也免受親情與正義選擇的煎熬,又可節約司法成本,提高了訴訟效率,可謂一舉兩得。
4 “親親相隱”制度在中國的重構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親親相隱”的存在有著深層次的歷史與文化背景,這種道德價值理應被當代中國吸收。西方大陸和英美法系中也同樣存在著類似“親親相隱”的相關法律制度,并通過立法予以保護,這就給我們重構“親親相隱”制度創制了好的外部環境。以上條件為“親親相隱”制度在當代中國的重構提供了可能性。
在當代,我們要重構“親親相隱”制度,需要對此進行利弊的權衡取舍,在關注到犯罪人近親屬的個人情感的同時,堅持刑法打擊犯罪、保護人民合法權益的使命。因此個人認為,在“親親相隱”的重構中,需要對此制度進行限定:首先,在主體范圍方面,應該嚴格定義“近親屬”的定義,個人認為限定為配偶、直系血親(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不能將范圍過分擴大;第二,在權利的內容方面,授予上述提及的近親屬的權利是免證權,可以拒絕作證,但不允許作偽證或者誣陷他人,這與古代的“親親相隱”制度也有區別;第三,在犯罪人實行的犯罪罪種方面,應當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種和《刑法》第十七條規定的“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搶劫、販賣、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一條里提及的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進行限制,上述犯罪行為不適用“親親相隱”制度。此外,為預防特殊身份犯罪,應當對類似公務犯罪等行為進行“親親相隱”制度的適用規制。
5 結語
從滿文軍揭發妻子吸毒一事中,通過社會輿論的爭辯,我們可以看到“親親相隱”這一制度所暗含的道德與法制的沖突、傳統民族精神與現代法律精神的矛盾。正如范忠信老師在《親親尊尊與親屬相犯:中西刑法的暗合》中所言:“一個民族應有一個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這種民族精神,與特定的主義、制度、階級統治、政治意識形態是沒有必然的伴生關系的”。法律制度應因時而變,但民族精神似乎是不可廢棄的,似乎是變不了的。只不過體現承載的方式有待變化而已。沒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就如沒有個性的個人,其獨立存在的價值將逐漸消失。我們應在今后的法制建設中著重解決傳統思想文化傳統與現代法律的沖突,讓人性的光輝閃耀在法律中,推動中國法制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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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利弊分析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心理健康；關系
心理健康多定義為有良好情緒、正常智力、適度情感、融洽人際關系、高尚道德品質、成熟行為等。心理健康與一個人為社會所作出的貢獻、一個人得成就等關系緊密。但在充滿誘惑、競爭激烈的21世紀，關注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成為了當前的首要任務，而我國古代賢哲們詮釋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可促當代人心理健康的正確教育觀點，但也存在弊端，現代教育應吸收傳統文化中的豐富之處，并將其進行繼承與發揚。
一、中國傳統文化與心理健康的有利關系
（1）中庸之道。“中庸”本質含義為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此外，還包括因地制宜之意。而古書上記載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即是因時適中之意。換句話說即為君子可把我自身內心世界，并根據外界刺激合理調控自身心理感受，讓內心始終處于平衡、寧靜狀態。也就是所謂的因時因地制宜。
現代社會里，“中庸”之道能視為一種正確的人生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挫折、逆境等能不悲不喜，這對現代人尋求正確生活方式，追求完美婚姻、走上事業成功有一定的引導作用。因為“中庸”之道可促現代人心理平衡。例如在成功道路上，適度自信可讓人更有奮斗的動力，但過之則為自負、不及則會自卑。在挫折、痛苦、困難面前，應正確調整自己的心態，尤其是大學生，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壓力勢必會越來越大，要讓自己始終在社會生活上利于不敗之地，就需借鑒“中庸”之道哲理，將自身心態調整至“中”，不可“過”，人與人交往時多點友善、少點敵意、多點信賴、少點欺騙，多合作、少對立，始終保持“坦然”“平和”心境，應對復雜社會。
（2）孝梯仁義。“孝”屬于奉養父母的基本準則。俗話說“百善孝為先”，孝屬于我們對生命的崇敬，要求關心父母、尊敬父母、從內心思想與行為兩方面均表現出“敬”養之心；“仁”為人交際中彼此的互動感通，要求人應有一顆仁愛之心，只有有了仁愛之心才能建構良好人際關系；“義”屬于社會客觀形式法則，源于家庭中的“敬長”要求對待朋友應真誠、友善、衷信，在朋友遇到困難時能兩肋插刀。在《雍也》偏里記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要求人在交際過程中應懂得替他人著想，懂得理解他人、尊重他人。“孝梯仁義”賦予的哲理均可用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有借鑒利用價值。
（3）無為而治。現實生活里，人之所以不快樂，主因欲望過多，欲望始終無法得到滿足，負性情緒明顯。現實生活里，人每日都在權力、誘惑、金錢之間徘徊，欲望會帶來焦躁感，長期累積會引發焦慮。但傳統文化中的無為而治則屬于出世思想，提倡“返樸歸真、順應自然”，如“無為而無所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均主張人應順其自然，不可強行做一些有違自然的事情，確保心情平和，不做作，遇事后懂得以退為進。在復雜社會里，“無為”態度可讓人寧靜面對生活，為實現自身價值而努力奮斗，身心均處于理想狀態。而道家的“無為而治”態度與價值取向，則屬于大學生在競爭激烈的21實際的精神需求，可讓他們心理始終處于平衡狀態，為傳統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抵抗逆境的精神力量及苦悶最佳宣泄方式。
（4）歸本于空，耐得寂寞。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大學生踏出學校進入社會后會面臨各種機遇及挑戰，欲望、誘惑、競爭紛紛涌現，愈演愈烈，煩惱與困惑始終困擾著他們，他們也應始終自覺維護自身心理健康。佛教注重“放下”，表明所有事物均是虛無的，佛教更回族匯總心靈意識分析，并借助“緣分”一詞來闡述存在是空無的，即任何時間均講究機緣巧合，但本質上是為了讓事物回歸本身，讓心靈更寧靜、坦然。心境平和，生命則不會被一些執著的貪婪欲望所控制。
以上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理念對與人的心理健康有著緊密關聯，人生活在社會上，面對金錢、權力等誘惑，應始終以中庸之道、孝梯仁義、無為而治、歸本于空，耐得寂寞的心理健康思想來調整自身心態。
二、傳統文化對心理健康教育的負面關系
（1）傳統文化有較強的自律性、封閉性與內傾性。中國傳統文化理念提倡“自省”、“克己”、“謙虛”、“慎獨”，這些文化理念中凸顯了強烈的壓抑氣息，使得個人開始壓抑自身內心想法，更易忽略自身真實需求，受傳統文化影響，人的欲望、需求、情感均無法得到最佳宣泄。
（2）中國民眾人格社會傾向性嚴重。大學生也不例外，在他們社會化過程里，很看中群體意識及社會責任，與個人價值取向相比，更注重社會價值取向，將集體利益視為至高無上，卻忽略了個人利益，在與他人交往中，注重“重情重義”，自身需求得不到滿足。
（3）傳統文化注重“忠孝”，逐漸演變為“三綱五常”，孔子則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倫思想，而后孟子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五倫”人倫之道，注重地位的層次性，與命令的服從性，這種上下級關系不利于心理健康，卻更容易讓人的反抗意識滋生。
（4）我國傳統社會本就屬于一個倫理社會，儒家思想的理念即為人一旦有欲望之念則為失去道德理性，則被視為精神狀態，將人的心理與欲望彼此結合起來，也就導致了很多中國人不敢有欲望，不敢有需求，出現心理健康方面的諸多問題。
儒家思想利弊分析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產前抑郁；婦女健康；精神疾病
中圖分類號：R749.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4208（2013）05—0020—02
產前抑郁的發生除了來自孕婦本身的抑郁癥以外，還與不足的產前保健、產科并發癥和早產的發生有關。與西方國家相比，亞洲地區人們對家庭的歸屬感更強烈，而且受佛教、道教及儒家思想影響較大，文化傳統與西方不同，相對于產前抑郁來說，人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產后抑郁的研究中。為了解我國女性在懷孕期間的心理健康狀況及其特點，筆者對我國產前抑郁概況、影響因素及治療綜述如下。
1 概況
目前，從全球范圍來看，精神疾病逐漸成為影響人類健康的重要因素，人們用于治療精神疾病的費用也越來越多。據報道，抑郁是歐洲地區列第一位的傷殘原因，預計到2020年，單項抑郁可能成為第二位的疾病負擔，僅次于缺血性心臟病，而在中國，精神障礙和自殺所占總疾病負擔的比例將位列第一。盡管曾有一段時間認為懷孕可以預防抑郁癥的發生，但目前的研究表明，妊娠期女性發生抑郁的可能性并不比非妊娠期女性低。中國大陸研究人員對產前抑郁發病率做了大量報道，張志華等報道，產前抑郁發生率為35.5%，產前焦慮發生率為31.0%；施慎遜等研究發現，孕16周時焦慮發生率為10.8%，抑郁發生率為6.9%；劉鷺燕等報道存在抑郁情緒的孕婦所占比例高達49%。而Hsu CM等也報道了20%的臺灣孕婦在懷孕第三期感到抑郁。以上述數據差異較大可能與選擇的評定標準不同有關。如施慎遜等和Lee AM等選擇的是綜合性醫院所用焦慮抑郁量表，張志華等選擇的是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su CM等選擇的是愛丁堡圍生期抑郁量表。
2 影響因素
通常，第一次分娩，較嚴重的惡心、嘔吐，畏食；嚴重痛經和經前期綜合征；兒童時期缺少父母關愛；較低的孕婦保健和父母過度保護；較高的公共自我意識；懷孕期間吸煙過多或吃藥不想懷孕；夫妻雙方對懷孕的消極態度，配偶間關系較差；再婚等因素也可能導致產前抑郁的發生。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產前抑郁的發生又受特定的經濟、文化傳統影響。如Lee AM等研究發現，懷孕期間中國傳統的產前禁忌與抑郁癥有關，許多孕婦對由于這些產前禁忌失去自由感到憤怒，因家人贊成這些禁忌而產生的爭吵與產前抑郁發生率增高有關，此外，吸煙史也會增加產前抑郁的危險性。在產前抑郁中不平等的母性職責是主要因素，大概可分為五個方面：多個角色沖突、缺乏社會肯定、對身體狀況不滿意、未來的不確定性、精神狀態不穩定。Chou FH等對113名孕婦的研究發現，惡心、嘔吐及疲勞增加等因素也可增加產前抑郁發生的可能性。在中國大陸研究發現，既往抑郁病史、妊娠期心理困擾、童年期父母關系不良、低自尊、低社會經濟地位、低社會支持水平、生活事件壓力、非期望妊娠等均與產前抑郁的發生有關，但相關報道也存在一些差異。有人研究發現，在600名中國婦女中，婆媳關系和配偶間關系較差是導致產前抑郁的重要因素。高齡也是導致產前抑郁的危險因素，但也有報道顯示，低齡產婦發生抑郁的概率也較高。此外，低學歷、低收入、失業等都會導致產前抑郁的發生。
3 治療
妊娠期抑郁癥的治療對于臨床醫生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治療后給母親帶來的益處和給胎兒帶來的風險需要和不治療所帶來的危險相權衡。精神科藥物對胎兒帶來的影響受到較多注意，如有研究發現，在妊娠晚期的胎兒暴露于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如百憂解等）有較高產生5-羥色胺中樞神經系統不良反應的風險。然而，也有研究發現抑郁癥的不治療也可對孕婦和胎兒產生影響。這就需要臨床精神病學家和心理治療學家共同致力于一種安全有效的孕期抑郁癥的治療、干預方案的開發。鄭朝霞報道通過產前心理干預可顯著降低孕期抑郁、焦慮的發生率。目前常用的產前心理感應方式主要包括宣教、支持性治療、認知治療、人際關系治療和放松訓練等。但上述研究缺乏對干涉組具體內容的描述和臨床試驗驗證。近年來，一些新的防治產前抑郁的方法也在研究中。沈聞佳等對46例產前抑郁患者進行音樂心理治療，結果發現經音樂心理治療后，在抑郁情緒、失敗感、生活滿意度、內疚感和人際交往等方面明顯優于未進行心理治療的對照組；Su KP等對36例產前抑郁患者使用ω-3多不飽和脂肪酸進行治療8周，結果發現抑郁指數明顯降低；zhang D等通過重復經顱磁刺激成功治愈了3例產前抑郁癥患者，但該研究中未涉及如何對產前抑郁進行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