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及其文化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第1篇

企業文化是一個企業所倡導的，可以指導或者約束企業整體行為或員工行為，被全體員工所認同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準則。企業文化建設要按照人的不同需求，有序和諧的進行不同層次的管理，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促進組織行為與人的主體性的有機結合，最終通過滿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激發起積極性和創造性，構建起企業獨特的核心競爭力優勢。

二、儒家管理思想要義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而以孔孟為最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最為深遠、傳承最為廣泛。探究儒家管理思想，其主要特點是：以“人”為中心，關注現實人生和社會問題，尊重人的價值，倡導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修身養性的方式實現人生和社會價值。

（一）“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

儒家思想以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關系為重點研究對象，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特征，與現代管理學中“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多有契合。在孔子眼里，管理的本質就是關于人的學問，提出 “泛愛眾而親仁”、“君子學道則愛人”等主張。《論語》中記載，孔子在聽說馬廄失火時，首先關心的是人的安危，只問“傷人乎”，而“不問馬”。這樣的例子在孔子言行中不勝枚舉。儒家管理思想中“以人為本”的原則散發著平等自由的光輝，對現代企業文化管理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二）“中庸忠恕”的管理方法

儒家在管理方法上提出“人治”。對于如何“治人”，孔子主張“德治”、“為政以德”、“德主刑輔”，孟子也提出“以德服人”，均反對采取暴力手段。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裕?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說，如果以強制和刑罰的力量去管理和禁止，員工只會口服心不服，只有以德行和禮儀教化的力量，才會得到員工真正的認同。建立在人人享有平等自由權利的基礎上，孔子認為在管理上就要執中持平，秉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中正平和。此外，孔子還提出“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的說法。孔子認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 “恕”的內容，其核心見解就是凡事要推己及人，尊重別人，懂得換位思考，“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別人寬宏大量。因此，企業管理者要采取相對柔性的管理方式，通過直達人心、人文關懷的方式營造企業良好的文化環境，取得員工的心理認同。

（三）“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標

“修己安人”是孔子管理思想的主要目標。“修己”是管理的前提與基礎，“安人”則是管理的目的。孔子認為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也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強調通過完善個人道德修養，進而正面影響促進其他人，最終達到整體和諧發展。《大學》對此做了更完整的闡釋：“古之欲明德與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從管理上說，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管理者尤其是高級管理者首先要對自己嚴格要求，從自我做起，只有管理好了自己，才能管理好別人，實現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管理的層層推進。“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通過這種方式，在企業內部樹立道德典范，以身作則，才可以有效管理和激勵員工，形成一種自我管理、自我反省、自我提升的文化氛圍，建立一種和諧穩固的組織關系。

三、勘察設計企業文化建設的儒家思想內核

勘察設計企業屬于智力密集型服務行業，行業內多是高新技術企業，職工多從事創新性腦力勞動，具有受教育程度高、思想活躍、創造性強等特點，在文化建設中，尤其要積極從儒家管理思想汲取有益營養，推進企業文化建設工作。具體來說，要以人本主義和人性化管理為指導原則，注重人文關懷，激發員工內在潛能，實現組織內外部和諧，推動個人與企業同成長、共進步，從而為業主提供更好的服務，為社會創造更大價值。

（一）打造人本文化

儒家管理思想蘊藏著人性平等自由的光輝，并深深影響著國人的思想和行動。勘察設計企業員工多是腦力勞動者，思維活躍，思想自由，富有激情，關注精神體驗。企業管理者要認清規律，在文化建設中把人作為第一因素進行考慮，突出人文關懷，更多關注員工精神層面的個性化需求，以更好地調動員工積極性，正如孟子所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在管理方面，要認識到，管理人的行為只是表面的、淺層次的，只有管住人心才是最高境界的管理，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過程都要貫徹“以人為中心”的思想。管理者要通過規范自身的行為，“道之以德”、“修己安人”，把正確的價值觀念傳遞給組織成員頭腦中去，使之內化為發自內心的自覺行為，營造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圍和文化環境。

（二）根植誠信文化

孔子特別看重“信”的作用，他指出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r，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勘察設計企業有別于一般企業，其提供的主要是設計產品和服務，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要脫穎而出，占據有利競爭位置，必須建立起誠信合法經營的意識，與業主建立起信任關系，提供值得信賴的產品和服務。勘察設計行業對質量、安全、環境等要求較高，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生命財產損失，因此，尤其要注重質量文化，嚴格按照“三標體系”要求操作，在企業和員工中形成人人講質量，事事講誠信的濃郁的氛圍，使提供的產品經得起檢驗。要以儒家管理思想為指引，加大傳統文化道德教育和誠信教育，實施職業道德準則，主動培育職工高尚的職業道德。對于勘察設計企業員工來說，必須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心，敬業誠信的工作態度精神，一絲不茍的科學態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最終建立起“綠色、安全、經濟、誠信”以及“終生責任”的文化理念。

（三）筑牢合作文化

勘察設計企業提供工程建設領域全過程服務，從工程前期規劃咨詢，到設計技術文件的完成，到最終的工程落地和投入使用，需要各專業、各單位良好溝通和通力合作，整個過程中的小差錯，就可能造成“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嚴重后果。孔子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必須倡導“團隊意識”、“集體意識”和合作精神，不僅是內部員工間傾力合作，也要與業主，政府部門、相關利益方協同配合，共同完成產品和服務，為社會創造更大價值。要“守土有責”，在完成自己任務的同時，為別人創造必要條件，這也是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精神。

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第2篇

公元前479年，孔子在魯城去世，享年73歲，弟子把其安葬在魯城北泗上。魯哀公不顧當時所推崇的周禮所規定的不得為平民立廟的限制，為孔子立廟祭祀。孔廟作為祭祀孔子的場所，經過2000多年的發展演變，成為宣揚儒家思想的重要載體。追隨孔子思想的孔門弟子，經過歷代王朝的精挑細選，到清末已經固定為孔廟禮制，按照固定的位次，排列于大成殿與東西廡之中。包括四配、十二哲及眾多先賢先儒。本文就孔廟配享中的四配的產生及發展進行探析，從四個方面對其進行闡述。

一、“四配”產生的歷史淵源

孔廟祭第一等。因有4人配享，故稱“四配”。漢高祖劉邦過曲阜，祭祀孔子，首以顏回配享。唐總章元年命以顏回、曾參配享。開元八年以十哲祭后，顏回為十哲之首，曾參列十哲之后。宋元豐七年又以孟子配享孔廟，位居顏回之次。崇寧三年增王安石配享，居孟子之次。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上言王安石學術荒謬，經朝廷允準削去王安石配享。南宋咸淳三年度宗命增曾參、孔撐湎恚始成四配之名。當時曲阜在蒙古政權統治下，至元二十四年闕里孔廟才有四配之設。四配即復圣顏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亞圣孟子。

二、“四配”的介紹

顏回，魯國人，顏氏，名回，字子淵，亦稱顏淵，孔子弟子，終身未仕，一生追隨孔子至死。孔子稱贊他“聞一而知十”，“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對于“仁”德的修養，顏回為最高。

曾參，孔子弟子，魯國南武城人。姓曾名參字子輿，尊稱為曾子。他性格沉靜，為人謹慎，態度謙遜，鄙薄“脅肩諂笑”。他特重孝行，認為“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孔常姓孔名匙腫鈾跡孔鯉之子孔子之孫，魯國陬邑人。他發揮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并使之系統化，成為自己學說的核心。孔車乃枷刖他的門人傳給孟子，孟子繼承并發展，后人稱為“思孟學派”。明嘉靖九年，封為“述圣”。

孟子，鄒人。姓孟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戰國時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主要代表之一。其主要思想在《孟子》中得以體現。北宋元豐七年，與顏子配享孔廟。元至順元年，孟子被封為“鄒國亞圣公”。明嘉靖九年，封為“亞圣”。

三、“四配”的配享物品

在祭祀活動中，主祭在孔子像前跪拜，“四配”神位面前也有人祭祀，謂之余祭。“四配”享受少牢的祭祀，每人所享用的祭品有：帛、酒尊、棗、筍菹以及香鼎等32種。其低于孔子太牢的祭祀規格，但又比十二哲所享用的祭品16種多了許多。由此可見不同的層次、級別，所享受的禮遇也隨之發生變化。

四、“四配”的遺跡留存

1、紀念顏回的遺跡留存主要是顏廟及顏回墓地。 顏廟與著名的孔廟孔府相鄰，在曲阜市區北部陋巷街，也叫做'復圣廟'， 是祭祀孔子學生顏回的廟宇。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紀念曾參的遺跡留存主要是曾廟及曾參墓地。曾廟，又稱曾子廟、宗圣廟，是歷代祭祀孔子著名高足曾參的專廟。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3、紀念孔車囊偶A舸嬤饕是子思子廟、子思祠及子思墓地。子思子廟奉祀孔子之孫子思（名常┑拿懟

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土族；儒家文化；影響

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為我們留下了一幅厚重的歷史畫卷，毫無疑問在這幅畫卷中，儒家文化逐漸構成了中華文化的主體，并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對中國周邊的民族以及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遼闊的青藏高原東北部、祁連山南麓的土族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對土族傳統文化的形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既是土族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交流的結果。

一、儒家文化在土族形成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與核心。儒家文化發源于黃河流域，從根源上來說它起源于周文化中的宗周禮樂文化。禮樂傳統，從根本上來說是以調整社會秩序為基礎的文化傳統。它所包涵的內容非常廣泛，基本上滲透到了人們活動的全部領域。儒家文化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隨著統治者的尊崇和提倡，逐漸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主體思想，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并不斷得到一些儒學大家對其內容進行補充。從儒家文化不斷發展的角度來看，儒家文化具有高韌度的傳承性，并具有非常強的兼容效應，不斷地吸收百家思想之所長為己所用。從另一方面來說，儒家思想又具有很強的輻射效應，在潛移默化中傳布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并與華夏其他文化之間互競互融。

土族是我國西北邊陲上的一個民族，現在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縣、民和、大通、同仁以及甘肅天祝藏族自治縣等地。其余散居在青海的樂都、門源、都蘭、貴德、共和、西寧、烏蘭以及甘肅的永登、肅南、卓尼、積石山等地。土族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其族源較為復雜，史學界主要有五種看法：吐谷渾說；陰山白韃靼說；蒙古人與霍爾人融合說；沙陀突厥說和阻卜說。如果從民族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作者傾向于：以吐谷渾為主流，其他四種為支流，并逐漸融合的觀點。當然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不同地區的土族的族源成分又存在著不同偏重。

據史料記載，公元663年，吐谷渾亡國后，其民眾分為三部分，一部分吐谷渾人仍留居故地，9世紀中葉吐蕃崩潰之后，居于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險屯聚自保；一部分吐谷渾人，在吐蕃占據靈州后，移居河東，12世紀后，河東的這部分人返回甘青故地，在此遷移過程中，一部分逐漸融合在了漢族當中；另有降服吐蕃的吐谷渾人又逐漸融合到了藏族當中。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土族和漢、藏、回等民族交錯雜居。歷史記載，今互助、大通、民和、樂都、天祝等地很早就是土、漢、藏等民族的共同居住地。到了明清時期，又有一部分漢族從甘肅、四川、山西等地遷入民和、互助一帶。所以，土族是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吸收了藏、漢、蒙古等民族的成分并受周邊民族文化的影響而形成的。土族成為一個穩定的民族共同體，是在元末明初時期，此時出現了“土人”的名稱。土族中融入了漢族的成分，從土族的民間傳說和一些土族族譜中能得到印證，如民和官廳土族張家、賈家的家譜稱其祖先是山西平陽府人等。長期與漢、藏等民族的雜居和融合，土族的文化業表現出了多元化的特點，既有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文化，又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等。而儒家文化的影響對土族尤為深刻。但也并非一概而論，在不同的土族地區所受漢文化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比如民和三川的土族漢文化較濃，被藏族稱為“嘉霍爾”，意思是漢化了的霍爾人。而互助、天祝的土族藏文化稍微居上。

二、儒家思想在土族傳統文化中的體現

土族在與漢族雜居的過程中，不斷吸收著漢文化的因子，融入整合到自己的文化當中，其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儒化教育在土族地區的加強

在明清時期，政府對周邊民族控制力在不斷的加強，有意識地灌輸儒家思想文化，以加強思想控制。明清科舉考試內容專取儒家經典中的“四書”“五經”命題，在土族中有很多“博通經史之士”在科舉考試中取得了功名。根據史料記載，在明代的科舉考試中，土人李完考中舉人、李璣考中進士、李光先考中武進士；清代有祁仲豸取得武進士，等等。至于取得秀才者，更是不勝枚舉。

2、儒家文化對土族方面的影響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幾乎每個民族都有或者曾經有過。土族的較為復雜，薩滿教是土族的原有信仰，隨著藏人、漢人的影響，藏傳佛教、道教以及漢族的民間信仰逐漸融入其中。在土族地區興建了許多娘娘廟、龍王廟、城隍廟、三官廟、文昌閣等漢式寺廟。土族人家的院中，住房的位置根據大門的方位和陰陽五行、八卦等確定。土族對道教思想的認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儒學思想的一種接受。土族在過年、清明節的時候，有上墳祭祖等習俗。上墳祭祖對祖先的崇拜，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體現。同時，在土族的神話故事中，也體現了對儒家思想的認知，《混沌周末歌》是土族的詩體神話傳說，其中就提到了孔子、釋迦牟尼、老子分別創立儒、釋、道三教的內容。

3、儒家思想在日常習俗方面的體現

“婚姻，是為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社會制度及其文化和倫理道德規范所認可的男女兩性的結合”，[1]所以在婚姻過程中一系列的文化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特征。土族在婚禮上遵循了傳統儒家文化中的“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等規程，并且在定親的過程中還請陰陽先生預卜方位、合八字，在結婚儀式上新人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對拜，這些儀式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儒道文化。

在喪葬以及禁忌文化方面，儒家文化也有所體現。中國傳統的喪葬文化，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受到儒家思想影響，反映了傳統的宗法觀念和倫理道德。“事死如生”是我國傳統喪禮的基本原則，同時人們普遍認為“靈魂不死”，死者到了另一個世界要跟生前一樣進行生活，需要生前所必須的一切，所以喪葬過程中，親人盡量為死者創造與生前一樣的條件。土族也十分重視喪葬活動。土族主要使用土葬和火葬兩種埋葬方式，這兩種埋葬方式在不同的地區，又有所偏重。在實行土葬的地區，親人為死者進行選墳地、測日子，這些習俗跟漢族一樣。在土族的寺廟大殿或者家庭佛堂內不允許婦女以及去過暗房的人進入，婦女在不帶帽子不穿長衫時，不允許在長輩面前走動，這都表現了對儒家文化的吸納。

三、儒家文化對土族文化產生影響的原因

首先，土族族源上的復雜性和多源性。正如前文所述，土族在形成過程中，不斷吸收了漢族和其他民族成份。內部構成的多樣性以及復雜的歷史形成環境，必然導致中原儒家文化的滲入。特別是明朝衛所制度的推行，大量的漢族人口遷入青海土族地區，在漢文化的強大引力下，土族文化在與漢文化的碰撞、交融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吸收整合了大量的漢族文化因子。

其次是土族經濟形態的轉變。土族在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主要從事畜牧業生產。在明朝時期，隨著大量漢人的遷入青海，并在青海東部大規模屯田，帶來農耕文化。他們開始嘗試農耕生產，這使土族開始從畜牧業的經濟方式逐漸向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并最終形成了以農業為主兼營牧業的經濟形態。經濟形態的轉變導致土族對傳統的文化產生了不適應，從而吸收與農耕文化相適應的的儒家文化就成為了必然。農業文化在宗教和社會文化方面主要表現為重定居輕游動，重家庭，重孝道、重等級等等，這些思想特點，正是儒家文化的要求。

其三，封建王朝在土族地區興學擴大了儒家文化對土族的影響。政府對儒學的傳播推動，主要體現在書院的興建上。明清時期甘肅版圖包括今寧夏、青海。據史料記載，甘肅最早興辦書院的首推靜寧的隴干書院，約建于明朝成化年間。其次為隴西崇羲書院、渭源渭川書院，皆建于明嘉靖十四年。從現存資料來看，清代甘肅共有書院百余所。其中，在土族居住地區的書院就有8所，它們分別是：1、龍岡書院，在平番縣城，建置年代失考；2、五峰書院，西寧府，光緒二年西寧辦事大臣豫師、西寧道張宗翰、知府鄧承偉、知縣朱鏡清捐建；3、樂都書院，碾伯縣，乾隆二十四年公建；4、河陽書院，貴德廳，乾隆十二年公建；5、祟山書院，大通縣，同治初毀于兵火，光緒二十二年知縣史文光、何得彪重建；6、約禮書院，西寧縣西，乾隆四年公建；7、惶中書院，西寧縣，乾隆十四年知縣冷文煒捐俸、鄉紳捐資修建。由此可知，政府在西北的甘青地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興建書院，加強對西北民族地區的思想控制，推動了儒家文化的傳播。

綜上所述，儒家文化在土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過程中，為土族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發展、家庭關系的穩固、民間信仰的傳承等發揮了重要作用，并且豐富了土族的文化內容。

【參考文獻】

[1] 林耀華.民族學通論[M].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0.

[2] 編寫組.土族簡史[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3] 漆子揚.古代甘肅書院考.西北史地，1994.4.

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渤海國文化；形成；消亡

一、渤海文化的形成

通常情況下文化的形成是與當時階級、民族、社會集團和一定的社會生活領域、社會經濟形態息息相關，但對于渤海文化來講，并沒有按照這固有的規律來進行發展。渤海文化無法真實的反映出當時渤海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其是為了統計階段的政治需要，在唐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由于其缺乏低層社會的基礎，所以其缺乏固定的根基，可以將渤海文化稱之為一座文化的危樓。

渤海國處于我國東北地區，與東北地區的遠古文化具有非常密切的聯系，由于其在漫長的時期時都一直處于一個較緩慢的發展狀態，長期處于由原始社會向階段社會的過渡階段，所以在這些落后的社會經濟形態基礎上使渤海文化得以發展起來。但渤海文化的迅速繁榮則是借助于渤海政權的推動，由于粟末各部分相繼遷入到今天營州一帶居住，而這地區在隋唐時期則聚居了眾多的漢人、契丹、奚、高句麗等族，其文化較為發達，而在粟末族人到來之后與邊人交往中受中原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使其很快就過渡到奴隸社會。而且在其首領大祚榮的帶領域下回到故地，建立了地方封建政權，這就使渤海文化在落后地區形成了高度發達的文化。在渤海國建國時，正值盛唐時期，渤海統治者非常欣賞唐文化，派留學生到唐朝來學習唐文化，這些留學生在長安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后回國，不僅帶回許多的漢文化典籍，而且也將儒家思想在渤海國社會得以傳播。渤海國還效仿唐朝在上京城設置文籍院，對儒家文化進行教導，從而使儒家思想成為渤海國的統治思想，中原文化的引入，使渤海文化達到了昌盛時期。

二、渤海文化在傳播中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渤海國由于在經濟較為落后地區建立的先進政權，而又模仿和嫁接了先進的漢文化，就這導致渤海文化的發展模式割裂了與北方古老文化的獨立性。在當時經濟形態都處于較落后狀態下時，在國家政權的培植下，形成了高起點的渤海文化，由于其發展基礎較為薄弱，所以在傳播過程中具有較大的局限性。

第一，渤海文化基礎薄弱

渤海文化的影響范圍較小，只在上層社會中得以廣泛的傳播，在統治階層中，有許多人通曉漢字，詠漢詩，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但處到下層的人民群眾，由于受到嚴重的階級壓迫，所以根本無法接觸到先進文化的熏陶，使渤海國文化沒有得到廣泛的普及。渤海國文化在發展過程中缺乏根植于下層社會的基礎，所以導致其迅速消亡。

第二，渤海文化的影響范圍較小

渤海國在大祚榮時期即已初具規模，而到第二代國王大武藝時，其利用北進政策，使渤海國成為轄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和一百三十余縣的區域性大國。但在這些地區，以上京附近地區為渤海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發達的地區，而在其他地區，特別是新征服的地區，由于中央政權的關系較為松散，再邊之處于邊遠地區，交通不便，所以各地區之間社會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從而導致當時的渤海國處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相呈現的狀況。這也就導致了渤海國文化的影響力僅僅局限在上京龍泉府中心的區域內，而在邊遠地區則影響極小。

第三，渤海文化迅速消亡的另一個原因是人為的，它歸咎于契丹統治階級在滅亡渤海后，對渤海實行了“遷徒其民，荒廢其地”的政策，以及對渤海文獻的仇恨與蔑視，這使本來就很脆弱的渤海文化又遭到致命的一擊。

早在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時期，就曾多次對渤海大規模用兵，對渤海實行了“遷徒其民，荒廢其地”的政策，遷移大批渤海人到契丹故地演水之北，公元926年（契丹滅渤海。為削弱渤海的勢力和人民的反抗，鞏固契丹人的統治，公元928年耶律羽之再次大規模遷移渤海遺民，渤海國滅亡后，還有不少渤海人逃亡到新羅、女真等地。渤海區域內的遺民己所剩無幾了。渤海國滅亡后，契丹統治者對渤海人的遷移，是對渤海文化的一次致命的打擊，渤海族的主體被遷移后，使渤海廣裹的故地上渤海人被大量地從其居住地遷走，這就使其失去了廣闊疆域意義上的“共同居住地域”，保持文化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消失了。而渤海人被迫南移后，給女真人大批南遷到渤海故地創造了客觀條件，女真人在南遷過程中，各個部落廣布于白山黑水之間，依然還保持著舊俗，他們還處于原始社會末期階段.他們與渤海故地原有的落后民族居住于一起，他們既無繼承渤海文化的條件，也無承受這種文化的能力，不得不于原始社會末期重新起步。被遷入契丹地區的渤海人，由于受契丹人的監管及自身的恐懼心理，使渤海人不敢傳播自己的文化，而這不利于渤海文化的延續。至于那些出亡高麗、新羅的渤海人，即使有機會將渤海文獻帶入鄰國，也因這些國家正畏遼如虎，既無膽量也無必要去搜集、整理這些渤海文籍。

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 聊齋志異；佛教；道教；思想

《聊齋志異》是我國清初小說家蒲松齡寫的一部以鬼狐題材為主要內容的文言短篇小說集，是一部堪稱經典的作品，至今還閃耀著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光輝。從思想內容上看，此書雖有對現實不滿的反抗成分，但其本身傳統文化的色彩非常濃厚。而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道教思想及其他一些民間信仰的影響自然不容忽視。就《聊齋志異》中的宗教觀而言，其信仰體系是復雜而開放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佛教因素

1、因果報應

因果報應思想是佛教教義的基本理論，它對人們的心理具有強烈的威懾作用。東漢初年佛教傳人中國，“因果報應說”作為一種宗教思想開始在中土廣泛傳播，在中土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2、宿命論

根據作品來看，蒲松齡對于佛教的宿命論，無疑是相信的。如《葉生》中的“是殆有命”，《酆都御史》中的“定數何可逃也！”莫不如是。

在姻緣和愛情方面，宿命論同樣有所體現。如《雙燈》篇言“姻緣自有定數”；《云蘿公主》中通過安生的遭遇，表明如不順應定數，必然招致災禍。

二、道教因素

道教因素對《聊齋志異》的影響是很大的，據統計，《聊齋志異》中直接與道教思想有關的就有近一百六十篇之多，幾乎占到全書作品的三分之一。

“道教雖有完整的神仙譜系，但這一神仙譜系又是開放的，可以任意增添的。”[1]按照道教信仰天地山川、日月星辰，江河湖泊等處，神仙無所不在。《聊齋志異》中的有關道教的神靈大致可以分類如下：

1、自然神崇拜。有天神（《嫦娥》、《蕙芳》等），地仙（《仙人島》），土地、城隍（《考城隍》等）[2]。

2、動物神崇拜。《聊齋》里出現最多的“狐”的形象，正是北方盛行的狐仙崇拜的反映。《聊齋志異》共收與狐有關的有六十多篇。此外，作品中出現的其它動物神還有青蛙神（《青蛙神》），鴿神（《鴿異》），蝗神（《柳秀才》）等。

而在創作過程中，蒲松齡憑借道教超越現實的浪漫思維，翱翔于虛幻的超現實的世界，構思了無數令人眼花繚亂的奇幻作品。簡要地說，道教因素無疑為作品增加了光怪陸離，色彩斑斕的奇幻之美。這一點主要體現在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面：

（一）時間的幻想

道教宣揚神仙可以長生不死，可以白日飛升。不死，就可以讓時間永恒；飛升，就可以讓空間自由。所以，仙界的時空觀自然與凡間不同。《聊齋》中的時間幻想大致又可以分為兩類：

1、仙界一日，人間千年

這種情節在我國古代文學中很早就出現了，特別在古代遇仙小說中是很常見的。通常寫某一凡人偶入仙境，回家時已是時過境遷，人事全非。

《聊齋志異》中的此類篇目也是大致如此。如《仙人島》中的王勉，隨道士至仙人島上，仙人以女妻之。逾數月，王以親老子幼回到家鄉。至家，始知母與妻早已亡故，惟有老父尚存。兒子好賭，屋宅田產已盡歸他人。王見此大悲，功名之念頓消，待奉父終老，又離開了人間。

2、仙界百年，人間片刻

道教既把人生視若轉瞬間的夢幻，那么為了點醒貪戀紅塵者，他們往往以夢幻的形式，讓愚迷者在頃刻間經歷人生百年所能經歷的一切，夢醒以后，幡然醒悟，于是求仙悟道而去。

如《續黃粱》寫曾孝廉只是小睡了一會兒，在夢中卻已整整經歷了兩世，歷盡了人間的辛酸冤苦。曾某惡夢醒來，心中慘淡驚懼不已，遂入山學道，不知所終。

雖然這兩種時間幻想有此長彼短的差異，但都表現了仙凡時間的巨大懸殊，寄寓了作者的人生感慨，蘊含著深刻的哲理。

（二）空間的幻想

1、洞穴仙窟

如《翩翩》寫羅子浮被匪人所誘，沉溺家，后金盡染疾，被趕逐出來，行乞回鄉。路遇仙女翩翩，被帶到洞府，治好了他的病后結為夫妻。仙境中衣食無憂，兩人生活得幸福美滿。

2、袖里乾坤

如《鞏仙》敘述一位鞏道人有機會得入魯王府，以袖里乾坤的法術讓相愛多年的尚秀才和曲妓惠哥在他的袖中幽會并生子。異史氏曰：“袖里乾坤，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無催科之苦，人事之煩，則袖中蟣虱，何殊桃源雞犬哉！”一袖之間，包容了人間仙境，其空間變異可謂極矣！

三、以儒為主，佛道為輔

蒲松齡雖然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很深，但儒家思想仍然占主導地位，他竭力維護儒家的傳統倫理，正如趙起杲所說：“其事則鬼狐仙怪，其文則莊、列、馬、班，而其義則竊取《春秋》微顯志晦之旨、筆削予奪之權。可謂有功名教，無忝著述。”[3]評價得很中肯，《聊齋》雖然描寫的是“怪力亂神”，但反映的卻是儒家思想，具有很強的倫理性。蒲松齡正是將佛道思想作為儒家倫理教化的輔助工具，把作品中的故事置于佛道思想的框架中，表現倫理道德的教化內容。

參考文獻：

[1]馬茂洋.《聊齋》的宗教美研究 [J]. 蒲松齡研究，2011.3.

[2]蒲松齡.聊齋志異[M].長春：長春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