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區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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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與區域經濟范文第1篇
隨著改革向縱深推進，國內很多區域實現經濟跨越式發展，同時城市化進程也隨之加快。區域經濟發展與城市化是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具體體現。在改革進程中，歷史原因一直以來牽絆著經濟的發展，區域二元經濟結構矛盾一直存在。發展農村經濟的基礎上走農村城市化道路是解決和突破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進而實現城鄉良性互動，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村整體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解決我國各個區域二元經濟結構矛盾，進而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最為理想的選擇是走城市化道路。同時，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夠為經濟發展帶來有利條件。
一、區域經濟發展現狀與城市化本質
1、區域經濟發展現狀
20世紀50年代，區域經濟學為適應國際與各國內部地域分工深化的要求應時而生。它是針對當時國家之間、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劇的情況，從國民經濟學中產生并逐漸壯大的一門應用性的新興學科。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生產資源在一定空間（區域）優化配置和組合，以獲得最大產出。雖然，生產資源是有限的，但有限的資源可以在區域內進行優化組合，并獲得盡可能的產出。根據我國區域發展的實際情況以及區域經濟學理論觀點，可總結以下幾點區域發展存在的現象。
（1）區域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平衡。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在區域上不僅表現出嚴重的不平衡，而且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分化現象，各個區域發展出現嚴重的貧富差距，由分化現象導致了區域市場的分割，阻礙了全國整體市場的形成。
（2）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區域經濟的差異是區域之間各種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變化的綜合反映，也是我國當前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引起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多層次性和不平衡性，導致一些突出問題解決起來極其棘手。
（3）城市化進程艱難前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成為發展的主題，而結構調整是經濟發展的主線，城市化是結構變化的其中一個方面。由于諸如結構調整方式不合理等因素，城市化進程并不能平穩前行，時常遭受各方面的阻礙。同時，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差異也給城市化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沖擊。
2、城市化的本質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區域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城市化的實現，同時也標志著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斷提高的過程。城市化首先表現為大批鄉村人口進入城市，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同時，城市化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城市是高消費群體聚集所在。城市化使得大批低收入居民群體轉變為高收入居民群體，因此城市化過程又是一個市場不斷擴張、對投資者吸引力不斷增強的過程。
城市化是產業結構轉變的過程。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使得原來從事傳統低效的第一產業的勞動力轉向從事現代高效的第二、第三產業，產業結構逐步升級轉換。城市化是一個城市文明不斷發展并向農村滲透和傳播的過程。城市化的過程也是農村和農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文明程度不斷提高、不斷現代化的過程，也就是城鄉一體化的過程。
二、區域經濟發展與城市化進程互動前行
作為區域經濟學理論之一的“城市圈域經濟理論”認為，隨著世界范圍內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圈域經濟發展成為各國經濟發展中的主流。城市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起到核心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推進城市化進程，以求區域經濟平穩快速發展?？臻g經濟理論認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因素是經濟活動在空間上主要向城市集中所產生的規模經濟效應。城市對經濟的集聚功能和擴散效應這兩者在既定區域的發展平衡體現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內容。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和農村工業化的力量的主要動力是推動區域經濟集聚和城市化。區域經濟的集聚水平與擴散功能之間相對平衡發展的階段軌跡特征由區域經濟發展與城市化之間的良好互動直接決定。中國城鄉區域經濟發展的創新制度是市場化的改革進程。那么，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三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在這種創新機制作用下，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發展互動前行。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表現為二者的相輔相成，即區域經濟發展帶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城市化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可以通過人口、資源、資金等要素產生集聚效應，它從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面加速經濟增長并同時促進區域和城市的快速經濟增長。對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言，工業化仍然是城市化主要的直接動力。特別是農村發展非農產業促使人口、勞動和資源等要素集聚，帶來規模集聚經濟效應，促使農村向城市擴散并發生轉移，這是工業化帶來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直接原因。地方政府為了本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運用經濟迅速增長所帶來的財富，推動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加快。由此促成城市化與經濟之間就形成不斷循環的互動推進。城市化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循環、互動推進，為地方政府在更大的區域經濟范圍上爭取到更大的競爭優勢提供了支撐。區域經濟學理論觀點認為，不同區域所處的城市化進程階段不盡相同，其促進城市經濟等各方面發展的也不一樣。然而，區域內和區域外經濟的發展需要協同力量，基礎設施、建設重點、產業發展主體的不同甚至可能背道而馳極易導致區域發展失衡。城市化的加快可以解決經濟發展所面臨的這些難題。
三、協調區域經濟發展，加快城市化進程
區域經濟發展與區域城市化之間存在密切的互動關系。諸多實踐表明，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城市化進程的節奏并不完全同步，區域發展不平衡隨之產生。眾所周知，經濟的發展是促進成熟進程的最主要動力。為了縮小或者消除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城市化進程阻礙，解決經濟發展問題成為重中之重。同時，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對于經濟發展同樣會有一定的沖擊。故此，協調區域經濟發展與城市化進程之間的關系不容忽視?；诖?，筆者提出了協調區域經濟發展，加快城市化進程的相關建議。
1、發揮地方政府職能，制定適宜政策
城市化進程雖是一個客觀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但這一過程不能脫離社會主體的能動性而存在。各個區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都要相適應的的政策。一項政策的制定并不都是既適宜經濟發展又益于城市化進程的。此時，地方應當發揮其職能，根據區域總體利益進行調控，改進或者重新制定相關政策，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些與城市化進程不相協調的問題和矛盾。
2、最大化區域內資源優勢，提供前進動力
區域經濟學理論認為，由于地理等因素的影響，各個區域的資源稟賦不盡相同。另外，其他諸多因素的協同作用導致了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同時也給城市化進程帶來了阻礙。由于不可調和的因素的存在，一些區域沒有吸收外部資源的能力，只能依靠本區域內資源發展。故此，區域應當努力促使區域內資源利用效益最大化，才能為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提供保障。
3、協調區域內外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功能上獨立的，經濟上一致的城市區域是城市化進程中區域發展的主要參與者。區域城市化進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依靠工業數量擴張帶動城市化已經無法滿足發展的需求，只有完善城市體系和增強城市之間相互聯系的機制，創造良好的發展大環境，進而才能保證城市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因此，協調區域內中心城區和郊區的發展，以及與其他區域之間的發展變的尤為重要。
4、堅持科學合理的理念，充分提供前瞻功能
運用科學合理的理念，協調新城區、建成區、老城區及經濟開發區的發展，以及城區基礎設施、環境治理等各方面工作，提高城市化進程覆蓋率和科學性，逐步完善城市化進程體系，促進城市化建設與管理的有序發展。研究科學合理的城市定位，從城市資源、環境、人口等多方面分析和研究城市建設與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對策，提高城市化規劃的科學性。
四、結束語
一個國家和區域首要的任務就是發展經濟，以經濟的發展帶動其他方面的發展才能使整體發展有條不紊。由于區域內或者區域間資源稟賦不盡相同，區域經濟發展存在不平衡現象。城市化作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經濟發展的產物之一。區域經濟發展與區域城市化之間存在密切的互動關系區域經濟的發展帶動工業化的進程，進而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了縮小了區域貧富差距，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促進的作用。同時，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引起了區域市場的趨同，這推動了我國統一經濟市場的建立。故此，努力實現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加快城市化進程是當今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在以現代化建設為目標的大環境下，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終極要求，同時，城市化進程也需要堅持以人為本，把人本觀念融合、滲透到城市化進程之中，才能使城市的發展，經濟的發展與人的需要達到和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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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與區域經濟范文第2篇
關鍵詞：工業化 城市化 協調發展
引言
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一個國家如何由貧窮落后走向發達繁榮的必由之路，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任務。如果說農業文明標志著人類可以通過自身的勞動初步擺脫自然界提供的基本生產資料的制約，那么工業文明則是標志著人類在農業文明形成的初步繁榮基礎上，極大豐富和滿足自身物質需求的又一次革命。城市化則是工業文明的自然延伸，是工業時代人類不斷滿足物質需求、提高生活質量之后進而在非物質的精神生活方面進一步拓展需求的結果，為實現人類全面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工業化的不斷發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意味著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心由農業轉向非農業領域，伴隨著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向非農領域的集中，大量土地由農業生產轉向非農業生產領域也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這就造成了“非農化”現象，即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土地資源由農用轉變為非農用的現象。由此，當今的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面臨著一系列問題：工業化、城市化是否動搖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產業的地位，在低成本發展工業化城市化與失地人口的可持續安置和發展之間如何進行選擇和平衡，工業化、城市化如何與農地非農化結合。工業化、城市化協調發展過程中應特別處理好諸如平衡好農地保護與農地非農化之間的關系等幾個方面的重要關系，以保證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順利發展，使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社會福利達到最大化并且為最廣大的社會所分享。本文針對上述問題，對工業化、城市化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開展研究，力求找出問題的答案，為有關方面決策提供借鑒。
工業化、城市化、農地非農化引發的社會經濟問題
（一）工業化、城市化、農地非農化與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問題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意味著人們已經跨越了農業經濟時代，農地非農化也說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生產性資源向非農領域轉移的趨勢，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農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處于可以被忽略不計的地位。無論工業化和城市化時代物質多么豐富、技術多么先進、生產多么發達，人們始終未能超越的一個事實就是：糧食是人們的基本需求，農業是滿足這一需求的行業。對于人口規模較小、農業生產資源稟賦先天不足的國家而言，通過國際農產品市場滿足國內需求與其說是尊重市場規律的安排，不如說是一種無奈地選擇。對于人口規模較大的國家而言，一方面，如果放任農地非農化的發展，可能給國民經濟帶來風險，農產品的周期性和脆弱性可能使得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無法自給而受制于人，形成國民經濟發展動蕩不安的隱患；另一方面，如果強行抑制農地非農化，顯然又有違資源配置的基本經濟法則，損害經濟發展效率。
（二）與工業化、城市化相關聯的勞動者在農地轉用后的生存與發展問題
工業化、城市化、農地非農化改變了土地使用的方式，作為基本生存要素的土地參與價值形成的方式也隨之發生變化。這樣一來就產生一個問題：如何保證原來以地謀生的人口獲得可持續的生存和發展機會？對農地非農化的受影響人口而言，其出路不外乎二條：一是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二是轉入非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對于前者而言，必須回答的問題是，農地非農化是否使他們完全失去了土地？如果只是部分失去土地，那么剩余的土地能否保證他們獲得可持續生存和發展？如果不能保證又怎么辦？如果是失去全部土地，那又通過什么方式使得他們能夠重新獲得土地？對于后者而言，必須解決的問題是，有無足夠的非農勞動就業機會充分吸納這些失去土地的勞動力？過去從事生產經營的勞動者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不幸的是，現實世界里，我們經?？吹絻煞N極端事例：在中國，屢屢出現土地被工業和城市發展占用后的農民因缺乏基本生產資料而陷入困境的案例，農地非農化的失地人口成為“種田無地、上班無崗、社保無份”的“三無農民”。在拉美一些國家里，大批農民涌入城市，但城市非農領域吸納能力有限，形成了就業不足、貧富懸殊、治安混亂、環境惡劣的貧民窟，被人們稱之為城市化的“拉美陷阱”。
（三）與工業化、城市化相關聯的農地轉用各環節利益格局調整問題
農地的非農化，牽涉到各種不同的利益主體。在中國的國家基本制度決定的農地屬于國家或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格局下，農地的轉用可能涉及的利益相關主體包括：農地實際所有者、土地承包者、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其他成員、集體經濟組織、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農地轉用后用地單位等。在農地轉用過程中，這些利益相關主體的利益如何調適？農地非農化帶來的土地增值如何分割？這些問題必須得到妥善處理，否則將增加社會發展的成本或者形成社會不穩定的隱患。要在農地非農化過程中照顧到各利益相關主體的利益，取得利益均衡，必須制定出完善的法規制度，探索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協調發展面臨的難題
當今的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還面臨著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不僅關系到我國農業生產能否保持平穩發展并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有力的支撐，也關系到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是否以一種健康的可持續的方式得到發展。目前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協調發展面臨的主要難題表現在三個方面：
工業化、城市化是否動搖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產業的地位。具體而言，伴隨農地非農化的大趨勢，中國能否守住18億畝耕地面積的紅線，最終確保國家糧食供給安全。2007年以來，國內和國際市場上糧食價格的迅速上漲，推動了新的一輪物價普遍上漲，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這再一次提醒我們，作為糧食基本需要立足于國內供給的人口大國，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的耕地保護和糧食安全不能忽視，否則造成的波動和起伏將使我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低成本發展工業化、城市化與失地人口的可持續安置和發展之間如何進行選擇和平衡。一方面，有學者和官員津津樂道于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的發展速度，特別是對照印度等國家由于工業建設和城市發展用地異常艱難而使得有些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舉步維艱的事例，對中國式的舉國體制下的低成本土地征收和快速建設模式贊賞有加；另一方面，每年數百萬計的部分或者完全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如何得到可持續的安置和發展，目前還沒有探索出一條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和辦法。
工業化、城市化如何與農地非農化結合。既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又能保持農村社會穩定，并借此推動農村經濟、社會乃至增長制度的變革，使之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和著力點，這其實是第二個問題的進一步延伸和發展。工業化也好，城市化也好，失地人口的安置和發展也好，在農地非農化過程中其實是一個利益格局的調整。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而維護七億多農村人口的基本權益，是保證農村社會穩定的前提。工業化、城市化必須在維護農民基本權益的前提下進行，同時，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最基本的推動力應該是挖掘內部需求，而這個內部需求的最大潛在力量來自于農村人口。要把這個潛在力量變為現實，離不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工業化、城市化恰好為改革農村基本制度提供了一個外在動力，這是一個難得的契機。如何把握這個機會，既取決于農村基本經濟制度改革的總體走向，也與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具體政策的創新有關。
工業化、城市化協調發展過程別注意的重要關系
農地非農化因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而引起，由于以農地為基礎的農業生產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基礎地位，即使在工業高度發達、城市水平相當高的社會里，農地非農化也會通過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以及其它機制傳遞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反作用。因此，農地非農化必須與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保持一種協調發展關系，才能保證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順利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社會福利才能達到最大化并且為最廣大的社會所分享。
第一，正確認識工業化、城市化與農地非農化的關系，平衡好農地保護與農地非農化之間的關系，探索并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城市化道路。首先要正確認識工業化、城市化與農地非農化的關系。工業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走向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城市化是工業化引致和人口發展規律的必然。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需要一定農地的非農化。我們不能盲目重視農地保護而絕對地限制農地非農化，沒有一定數量的農地非農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就無法完成。因此要擺脫單方面高度地、過于嚴格地限制農地非農化。從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整個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利用土地政策的演變歷程來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國家所面臨的土地政策是不同的，采取的政策舉措也是在基本法律法規框架下隨機應變的。在當前重工業化快速發展和“城市化后發追趕工業化”的階段，必須對土地進行合理而又詳細的規劃，劃定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合理用地，但同時也嚴格保護農業基本區域不受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破壞。另一方面，農地非農化必須是適度的、可持續的非農化，不能是盲目的、過度的、粗放式的農地非農化。目前，現實中存在農地非農化過度、農地利用粗放、存量建設用地未盤活等種種問題，經濟利益總是誘使和驅動開發商甚至聯合地方政府通過各種手段游走于政策灰色地帶，千方百計鉆政策空檔，導致“占補總量平衡、質量失衡”、“先開發、后退耕”、“以租代征”、“未批先占”、“東占西補”等種種政策異化的產物。適度規模和控制農地非農化在當前顯得較為迫切，但農地非農化靠行政上的命令和強調難以起效，更無法長效。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的經驗表明，工業化、城市化與農地非農化的協調，不能只靠行政的、短期的、原則性的政策規定，而是要建立結構性的、長期的、可操作的、法規化的機制以及細化的可操作措施。應適當借鑒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的經驗，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適合我國實際的農地非農化機制，包括市場機制、行政機制、法律機制、公眾參與監督機制等，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所在。
第二，走以“城市圈”為載體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加快重工業升級轉型，探索農地非農化的“內涵式”、“集約式”的利用方式和路逕。中國正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必須對城市化發展進行一次全面的評估和規劃。城市化路在何方？能否任由中小城鎮盲目膨脹、星火燎原？中小城鎮遍地開花的城市化發展路線可否持續？盡管從戶籍制度改革以及農民工流動等角度來看，中小城市化發展路線似乎是一條代價小、發展快的城市化路線，但從土地集約利用和農地保護與農地非農化平衡的角度而言，這種城市化路線未必最佳。日本、中國臺灣地區、韓國在城市化高速發展過程中沒有導致農地非農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都選擇了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絕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幾個大都市的集中化城市道路不可行，但可以適當借鑒韓國、日本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經驗，挖掘自身特點及優勢，也是可行之策。單純的大城市化路線和盲目的中小城市化路線都在解決某幾個方面問題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另外一些問題的產生，而圍繞“長三角”、“珠三角”、“環勃?！?、“成渝城市圈”、“武漢城市圈”、“長株潭”等十五大城市圈為載體的集群式城市化發展道路則可取長補短。
盡管日本在工業化中期也采取了農村工業化路線，但我們應避免再走“家家點火、戶戶冒煙”的工業鄉村化道路，而是應加快工業結構升級改造和集聚式發展。在城、鎮、村地理布局上，結合城鎮發展及時合理調整村鎮結構，突出中心鎮、中心村，避免零散布局。降低因村落分散帶來的自來水、電力、道路等對農地占用的需要。處于工業化、城市化“雙中期”的中國，必須未雨綢繆，合理限制“開發區熱”、“大學城熱”、“高爾夫球場熱”、“新區熱”、“別墅熱”等大量占用耕地的粗放式開發活動以及可能引起的房地產投機活動。
第三，理順農地非農化過程中的利益鏈條與利益分配關系，打破地方政府“以地取財”的土地神話，保障農民在農地非農化過程中的地位和利益。中國耕地保護一直以來貫穿的是一種行政強制型的約束，這種行政約束一直在與農地非農化進行利益博奕，沒有從真正意義上對農地農用進行保護和鼓勵。農地非農化過程中的收益主要被地方政府和地產商、房產商所瓜分，形成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合謀瓜分土地增值收益而讓國家承擔喪失耕地和農民承擔生活風險的不平衡利益分配格局。一直以來都沒有實質性突破的一個問題是，地方政府作為農地保護實施主體與農地非農化受益者的身份，在任期內地區之間GDP指標競賽以及財政擴張驅動的目標導向下，往往傾向于農地非農化。因此，改變農地非農化首先要剪斷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過程中的利益鏈條。具體而言，借鑒日本土地增值收益歸全民共有的做法，嚴格限制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讓過程中獲得收益，廢除土地出讓金，通過土地出讓稅和耕地占用稅，由中央統籌土地出讓過程中的級差地租。同時，合法化農民在農地非農化過程中的平等地位在現階段極為重要。中國各地一度出現“拋荒”、“廢耕”等現象，農地的收益讓農民無利可圖，他們寧愿選擇放棄。在農地非農化收益大大高于耕種收益的情況下，農民一時也可能被農地征用所誘惑，尤其在農民生計有所保障的情況下，農民的這種動力還比較大。應當對農地非農化后所產生的收益，以直補方式獎勵“農地農用”和改善農地質量，在“農地非農所有”的情況下，讓“農地農用”得以與“農地非農化”相制衡。
第四，吸取日本、中國臺灣地區土地過度投機導致地價大幅上漲的教訓，有效應對土地在非農化過程中的投機炒作。日本、中國臺灣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都出現了地價高漲、房地產泡沫的現象。農地保護不是要嚴格限制農地非農化，而是要再保證工業化、城市化對農地的合理需求之上保障農地盡可能農用。從農地非農化的動力來看，要抑制農地過度非農化的傾向，最為有效的手段就是要縮小農地在農業與其他產業利用間的利益差距，也就是縮小“農地農用貨幣價值”與“農地非農用貨幣價值”之間的剪刀差。在這方面，中國臺灣地區通過“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政策，有效抑制了土地投機。具體而言，抑制土地投機可從五個方面著手，一是嚴格制定規劃，使農地用途服從國土規劃、城市規劃和農地規劃；二是從法律上嚴禁土地投機，從取得土地使用權開始，在一定期限內沒有進行開發即視為投機。并且嚴格規定農地使用權購買者和農地開發者必須保持一致；三是農地非農化必須服從公共利益，由國家確定明確的公共利益范圍和細項，避免公共利益的模糊化；四是農地轉用后的增值收益必須上交國家，不再由地方政府占有，避免地方政府在土地財政面前的利益沖動；五是對農地過度投機區域進行動態監測和全面管制。
第五，加強土地規劃，細化農地分類，深入立法研究，制定長遠的土地規劃和可操作政策舉措以及合理合規的法律保護。從日本農地非農化的經驗來看，僅僅靠高度的管制很難確保農地的高效利用，建立一套相互協調和嚴密的農地非農化機制、制度以及規劃，從以人管地走向以法治地，并且嚴格施法。其一，盡快出臺土地征收專項法律法規。日本、韓國都對土地征收單獨立法，如日本的《土地征收法》、韓國的《土地征收法》等，這些法嚴格限制了土地征用的范圍必須在公共利益的范圍內，并且在法律中對征地程序、補償標準等都作了明確規定。我國由于缺乏土地征用專項法，導致地方濫用征地權力，甚至隨意出臺行政規范文件，以極低的強制性價格征收農地用于非農建設，甚至是非公益建設。人地關系的緊張、農民財產意識的增強以及帶有強烈計劃色彩的土地征收制度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農地非農化誘發的問題已經上升到關系社會穩定與和諧的重大問題。土地征用法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對公共利益目的進行專項公示，并建立獨立的監督機構，對是否違反公共利益進行獨立審查；集中農地征收權力，必須經省政府審核同意；建立獨立的第三方結構，負責受理和裁決征地雙方的爭議與糾紛，以保證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和公平性；建立嚴格的、透明的農地征收程序；建立失地農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其二，制定有關農村宅基地的專項法。當前，村鎮建設結構松散、布局混亂，大量農地被擠占，農村的農地非農化已經成為一個日顯凸出的社會問題。應當借鑒日本、韓國的經驗，制定有關農村宅基地的法律，對宅基地占有原則、建設標準等進行嚴格管理，對集中建設、規范建設進行鼓勵，盡快整理農村宅基地擠占耕地的現象。其三，制定城市開發立法。加強城市開發規劃，對城市化過程中的農地占用進行規范。最后，對所有法律法規進行全面清理，避免法律法規的相互沖突以及部門之間的相互越權與推諉。
結論
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正處于快速發展時期。按照學術界的主流意見，中國目前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而城市化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左右，未來的20―30年時間里將仍然保持較快發展態勢，農地非農化在此期間也將保持相當的規模。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以及相關法規，中國的農地轉用制度包括農地轉化為國有建設用地和集體建設用地兩個途徑，這種制度安排使得國家可以通過控制農地非農化的規模和節奏來控制宏觀經濟，這就是中國特有的與“銀根”相齊名的“地根”之說。參考借鑒國外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農地非農化的經驗和教訓，探討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的相關問題，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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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與區域經濟范文第3篇
關鍵詞：城市經濟圈 區域經濟 促進
城市經濟圈對區域經濟的發展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我國的城市經濟圈受體制、基礎設施建設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不能充分發揮潛力，不能帶動中心城市的經濟發展，因此區域經濟也停滯不前，發展緩慢。要發展我國的區域經濟，必須充分了解城市經濟圈對區域經濟的促進作用，以及制約城市經濟圈發展的因素，從而制定相應的解決對策。
一、 城市經濟圈的概念
（一） 經濟圈的含義
大城市群、大都會區、大經濟區等是經濟圈的別名。它是指一定區域內的經濟組織實體，也是一種生產布局形式。經濟圈的形成大多是以城市為中心圈，并且以環狀形式逐漸向外擴展。經濟圈一般每一特定區域都有特定的產業，從而形成一種較大區域的綜合產業圈。
（二） 城市經濟圈的含義
城市經濟圈的定義是：核心城市為一個或多個經濟較為發達的大型城市，與其有經濟聯系的周邊所有的城鎮包括在內，經濟上能夠達到一定影響力的最大地域范圍。
“城市經濟圈”、“城市經濟群”或“城市經濟帶”是人們一般稱若干密集城市構成的經濟區域所運用的專有名詞。這三個概念是根據層級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同分布形態，分別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它們的區別在于分布的形態不同：“城市經濟圈”的分布是環狀分布；“城市經濟群”的分布是點狀分布；“城市經濟帶”的分布是帶狀分布。
二、 城市經濟圈對區域經濟的促進作用
（一） 擴大資源優化配置的范圍
城市圈整體發展迅速不僅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的飛速發展，還可以帶動單個城市的迅速發展，使中心城市加速發展，從而使得單個城市的發展更迅速、更完善。城市圈具有一定的吸納大量外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能力，這種能力被統一地稱為“內聚力”，即表示城市圈的迅速發展，會不斷地吸引外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大量地流進城市中心。因此城市圈的發展便凝結了大量的外來文化、科技和教育等強大的力量，不但強化了城市群的內聚力，還增加了城市的吸引力，增大了資源的流入。事實證明，擴大資源優化配置的范圍，可導致城市圈中外來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更快的運行，并迅速向周圍地區擴散，使資源優化配置的范圍擴大。
（二） 適應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層次規劃
城市的發展對區域經濟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以城市中心為起點，環狀的方式向外擴散，離市中心越遠，區域經濟的發展速度越慢。城市經濟圈被統一的分為內圈層、中間圈層、外圈層三個不同的圈層。內圈層即城市中心，人口較為集中，建筑物比較密集而且地價比較貴，且將第三產業視為主要的產業；城市中心向鄉村的過渡地帶即為中間圈層，人口與建筑密度都較內圈層小一點，且以第二產業為主要產業；外圈層即城市影響區，是城市的水資源保護區、假日休閑旅游之地等。
例如成都的經濟發展圈，成都的城市經濟圈依據以上的統一分層標準，主要可分為核心層、緊密層和輻射層。核心層相對穩定在含三環路以內的部分。緊密層包括溫江、郫縣等全部區域以及新津、青白江等地的部分區域。包括德陽、綿陽、雅安等在內的是成都經濟圈的近輻射層，包括瀘州、自貢等在內的是其遠輻射層。
（三） 促進消費率與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
近年來，我國一直主要依靠的是提高城市的投資增長率從而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反而忽略了農村的人均消費率，因此產生了整體消費率明顯偏低的現象，不利于居民整體生活水平提高。而城市是人均消費率較高的集中地區。一般而言，人均消費水平從大城市到小城市再到城鎮農村一次逐漸降低，由此可見，為了增長消費潛力可以加快推進農村郊區的城市化，即將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進而增長消費潛力，促進消費率與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
（四） 促進政府職能轉換和服務水平提高
區域經濟體內制度的變革與城市經濟圈的形成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先進的政府管理制度和服務方式的改進不僅可以提高城市圈內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市場的服務方式，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和服務環境，加速了區域經濟發展的進程。市場服務方式的改進和制度條件的不斷改進將會使著整個區域經濟迅速壯大。
三、影響我國城市經濟圈發展的因素及對策
（一） 影響因素
大范圍來看，惡性競爭或多或少存在于各大城市圈，并且日益嚴重，城市職能重復的問題也存在于城市經濟圈。在城市圈內部，行政分割導致的各自為政的問題十分突出，還有就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十分嚴重，導致城市經濟圈內部存在著市場分割、區域管理等無法解決的問題。基礎設施建設十分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城市經濟圈的發展。最后就是我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存在著基礎設施建設不均衡現象，造成各城市和個鄉村之間的交流和聯系不順暢。
（二） 解決對策
城市經濟圈的發展對區域經濟和國家整體的發展都十分重要，目前也受到了國家的重視，各級政府和人民都在積極落實上級的政策，并且積極規劃和推進城市經濟圈的建設與發展。要使城市經濟圈充分地促進區域經濟迅速發展，并且帶動中心城市的發展，這里筆者有以下幾個主要的解決對策：
1、 堅持產業優先化原則。眾所周知，產業優先原則是發展城市圈經濟的核心原則，也是城市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撐力。城市經濟圈內其他成員城市應積極發展與區域主導產業、支柱產業相配套的產業，積極響應城市經濟圈提出的產業優先化原則，積極承接城市中心的輻射。同時，為避免惡性競爭，要注重發揮各個城市的優勢產業，盡力發展地方特色產業。例如成都郫縣，它充分利用自身農家樂的優勢，開拓出農家民俗與古蜀文化于一體的城郊旅游發展格局，大力發展農家旅游業，促進了郫縣的經濟增長，還帶動了相關的第三產業發展。
2、積極轉變發展觀念，樹立全面開放的市場發展觀。包括在城市經濟圈內的各個成員城市要進一步開闊思路，不能局限與本地利益，要從區域經濟的整體利益出發，在開放區域內市場的同時也對區域外開放市場，積極尋求區域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聯系和區別。以成都例，可在商貿方面、市場建設方面進一步密切銜接，構筑一個大市場。目前來看，成都的農產品市場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積極拓展周邊城市的農貿市場，形成以成都為中心的農產品批發大旅游圈。
3、 加強制度建設創造更良好的制度環境。我們可以根據各成員城市的基礎條件的不同，首先在區域范圍內建立健全市場網絡，同時為了真正消除地方保護，必須要營造良好規范的市場秩序，制定措施，強化整治。各城市地方職能部門要堅持文明執法，依法行政，共同努力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服務環境和執法環境。這不僅有利于區域性城市圈經濟發展，還提升了城市的整體素質。在成都，制度的建設和政府機制的設立是十分重要的，由于行政分割的原因，成都的人才、技術、資本、信息等生產要素都受到了制約，成都根據各個部分的基礎條件制定了相關的政府機制，從而能有效的消除惡性競爭和地方保護等制約因素，城市經濟圈得到了良好發展和快速進步。
4、 促進城市經濟圈內文化融合。成都地區各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風俗和習慣，為了促進城市經濟圈內的文化融合和進步，可以在尊重各城市和各民族文化風俗的基礎上，發現并總結提煉出新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形式，達到豐富城市經濟圈的文化內涵和形式的效果，從而便可以營造先進文化發展的氛圍。以成都為例，成都周圍的阿壩州、甘孜州、涼山等地區匯集了包括漢族、藏族、彝族、羌族等多個少數民族，在尊重各少數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將漢族與藏族、彝族、羌族等少數民族的文化結合起來，形成多元化的成都文化，不但能達到文化的相互融合，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發展旅游等產業。
四、結束語
城市經濟圈是生產布局的一種地域組合形式，他不僅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還能帶動中心城市的經濟發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由于我國城市經濟圈的發展受到了制約，因此不能充分發揮潛力，所以我們應堅持產業優先原則，轉變發展觀念、加強政府規制建設、加強經濟圈文化融合，使城市經濟圈發展有一個良好的契機與環境。
當前城市經濟圈是促進區域發展的因素，但在不久的將來，城市經濟圈將會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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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與區域經濟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中心城市；區域經濟發展；地位與作用
中圖分類號：F061.5文獻標識碼：A
1中心城市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地位與作用
1.1中心城市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指揮中心
現代技術發展使得一件商品有可能被分解為很多不同的部件，而這些不同部件又可以在世界上數以千計的地方被生產制造、然后在并不生產任何部件的地方組裝成型。一件商品被分散制造的結果是制造技術在全世界的廣為傳播，把世界合并為一個以城市為主導的統一的制造體系。而這種極度分散的生產體系需要強有力的管理機構來協調，分配其生產、銷售服務的每個環節，使分散在各地的經濟活動變得有序化。這種管理機構所承擔的職能決定了他們越來越趨向于中心城市發展。
1.2中心城市是區域經濟發展的調節中樞
經濟調節作為一種經濟活動，既包括在經濟規律支配下，對經濟運行和經濟關系所發生的自我調節，還包括人們為實現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平衡而有意識地運用各種手段來調整各種經濟要素在社會各部門和各地區之間的分配比例，調節各種物質利益關系。區域經濟的運行作為國民經濟大系統中的中觀層次，其復雜而龐大的體系要求采用各種手段，打破行政區劃的條塊分割，使區域經濟的運行保持平衡，協調發展。
中心城市作為等級位次高、能量很強的經濟中心，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基地，具有生產集中、分工細密、行業和部門比較齊全的特點，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復雜分工體系。其經濟結構既是區域經濟結構的反映，它的經濟結構變化的方向、目標、重點、速度又無可置疑的影響到區域經濟的結構，是區域產業升級的先鋒。不僅如此，中心城市由于市場集中，信息靈通，市場機制比較完善，政府組織能力比較有力，區域聯系成本較低，因而具有有效的調節功能。它通過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輻射力，能夠對城市群體和經濟技術協作區內部發展橫向經濟實行有效的控制和引導。通過在對外聯系中建立和發展的區域性生產協作網絡，調節中心城市與所輻射的區域社會再生產系統，通過協調性規劃、資金的區域性調劑來控制、協調、監督其區域經濟運行。而它所具有的包括產品供銷、交通運輸、金融信息、倉儲在內的綜合性很強的功能則保證了它能較好的調節區域經濟的結構，協調經濟杠桿的關系。
1.3中心城市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服務中心
城市是人流、貨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的匯集點，它試圖在極度分散的供需之間發現某種聯系，提生聯系所需的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的支持，這就是城市作為服務中心的意義：全球管理和后勤系統。
從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來看，今天全球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形成新的國際交易地理區，歷史上，當國際交易流由原材料、農產品、礦產品組成時 ，交易地理區則由自然資源的區位所決定。80年代早期，金融業和服務業成為國際交易的主要組成部分時，跨國公司、金融網絡和貿易集團成為全球經濟系統架構的核心。正是由于城市中生產業的快速增長促進了跨國（區）公司的發展，跨國公司成為經濟活動空間擴散、專門服務需求日益增長的主要形式?，F代公司的發展和對世界市場的廣泛參與使得規劃、公司間行政組織、產品開發和研究變得更加重要和復雜。生產的多樣化，經濟活動的跨國（區）化都尤為需要協調計劃、相互間的行政組織、市場和其它的中心總部活動。中心城市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齊全，由于許多企業聚集在一起，企業和市場聚集在一起，各種商品展覽、會議眾多，經濟信息靈通，企業之間，企業和市場之間的交易成本低廉。城市越大交易成本越低廉，這就為區際要素流動和交換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流動和交換的可能性。
2中心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
眾所周知，城市與所吸引的地區是點與面的關系。中心城市聯系和影響的范圍，就經濟方面來說，是和這個城市的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力水平愈高，其經濟聯系和影響的范圍也愈大。同樣，中心城市的發展也總是以周圍地區（包括其他鄰近城市）的經濟聯系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以自身的生產發展和與周圍地區經濟聯系的發展為必要條件。當中心城市急劇膨脹出現經濟勢能向外輻射和內向經濟要素極化時，中心城市的影響范圍擴大，各種要素流動頻繁；而中心城市衰落，其經濟勢能減少，影響范圍收縮，各種要素流動也隨之減弱；隨著中心城市的繼續衰落，其經濟要素被新的中心吸引而外流，到一定階段會出現經濟中心的替代現象，即中心城市的空間轉移?？傊?，城市發展合理，城市中心作用發展得好，就能強有力地推動區域經濟的建設和發展。相反，城市發展失誤，城市中心作用發揮不好，不僅影響城市本身，更會影響到整個區域的發展。
區域經濟的實質是區際要素的流動，而區際要素流動的方向和流量、流動的內容都受到各類城市的影響，尤其是其中的中心城市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影響體現在三個層次：一是在城鄉間促進橫向交流；二是在區域內各個城市（大、中、小城市）或城鎮之間促進橫向經濟交流；三是代表整個區域同區域外界加強橫向交流。
城市根據區位條件和在區域經濟中的作用往往可以分為三類：參加區內勞動分工、參加區際勞動分工、參與國際勞動分工。如果一個區域的中心城市只能參與區內的勞動分工，那么整個區域想參與區際分工乃至國際分工體系中去是難以想象的。因此，代表整個區域同區域外界加強橫向交流，和作為區域內各部分與區域外界交流的橋梁的中心城市的發展，影響到區域經濟發展的水平和層次。
應該注意的是，區域經濟核心是依靠雄厚的經濟基礎和周到的服務優勢，憑借便捷的交通網絡來發揮作用的，這不是每個城市都能勝任的，只有一些區位優越、交通發達，經濟技術基礎最好的極少數特大城市才能承擔這一重任。當單個城市無法完成這一任務時，往往利用集合城市或數個職能各異、互補的中心城市來擔此重任。例如，廣州市一直是作為華南地區的交通運輸、商貿、科技、文化、政治中心而存在的，但90 年代以來，廣州市的人均GDP一直居于全省各大中城市的中游偏上位置，廣州市向外輻射的經濟技術能量十分有限 。市區的交通環境條件不斷惡化，產業結構老化阻礙了廣州經濟急需的資源要素更多、更快地流入，從而使廣州無法與珠江三角洲各經濟中心處于同等競爭的地位，無法帶動華南經濟區的發展。1979年以后，隨著香港工業投資邊際收益進一步遞減，核心區的資源要素開始向外擴散，而大陸及時地調整內外政策，大量港資和加工企業流入珠江三角洲和廣東各地，形成前店后廠的格局。香港的金融、貿易、旅游、信息、航空等方面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廣州和新發展起來的深圳在國內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開始使區域經濟一體化由近向遠推進，從珠江三角洲推向華南地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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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與區域經濟范文第5篇
關鍵詞：城市集中度 經濟增長 城市群 城市化
引言
在一定的城市化水平下，城市集中度過低或過高都會導致效率的損失和經濟增長緩慢，適度的城市集中度是城市群綜合效益最大化的集中體現。城市集中度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對外開放、土地面積、人口密度、交通體系等因素（周文等，2007）。城市集中度的測定指標主要有以下三種：城市集中的帕累托系數、城市集中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城市首位比指數?？v觀國內外對城市集中度的研究，目前對于城市集中度的研究大部分聚焦于城市集中度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上，對城市集中度的測定方法研究較少。合理的城市集中度測定方法對于描述城市群集中程度具有更強的說服力，本文試圖建立城市集中度的綜合測度模型，進而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分析西部地區城市集中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討：第一，西部地區城市集中度目前是一種怎樣的狀態？第二，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西部地區合理的城市集中度是怎樣的？
西部地區城市集中度的特征現狀
（一） 城市集中度的綜合測度模型
根據城市集中度的綜合測度思路，構建基于產業、空間、交通三個因素的城市集中度的綜合測度方法。設Pc表示產業集中度指數，Ps為空間集中度指數，Pt為交通集中度指數，α、β、γ分別為代表產業集中度、空間集中度和交通集中度的加權影響系數，城市集中度per為：
Per=αPc+βPs+γPt （1）
1.城市產業集中度的測度模型。根據城市群產業集中度的概念，構建產業總量集中度指數Pcc、產業結構集中度指數Pcj和產業結構空間效率指數Pcs作為測度城市群產業集中度的主要指標。則城市群產業集中度Pc的計算公式為：
Pc=αcPcc+βcPcj+γcPcs （2）
（3）
（4）
（5）
式（2）中：αc、βc、γc為權重，通過熵技術支持下的AHP模型（本文中所采用的熵技術支持下的AHP模型、熵技術支持下的專家群民主決策法等計算所得系數均參照方創琳、祁巍鋒、宋吉濤的《中國城市群緊湊度的綜合測度分析》）計算可知，αc=0.30、βc=0.36、γc=0.34。式（3）中，xi表示選取的某個城市群內第i城市的指標值，x為各指標的平均值，n為城市群內城市的個數。Mi為城市群內第i城市的工業增加值，Gi為第i地區的地區生產總值。式（4）中，δ、、ω分別為三次產業加權值（通過熵技術支持下的專家群民主決策法計算得知δ=1.50、=3.87、ω=4.63），Fi、Si、Ti分別為各市三次產業產值。式（5）中，xik為城市群第i城市第k產業的比重，xjk為城市群第j城市第k產業的比重，γk為第二三產業空間相對重要性的權重。本文中k取1時，表示第二產業，k取2時，表示第三產業，γk取值為1。
2.城市空間集中度的測度模型。根據城市空間集中度的概念，選取空間相互作用指數Psi、人口密度指數Psp和城鎮密度指數Psu這三個具有空間指向性的指標作為計算城市空間集中度的指標，則城市空間集中度指數Ps的計算公式為：
Ps=αsPsi+βsPsp+γsPsu （6）
（7）
（8）
（9）
式（6）中，αs、βs、γs為權重，采用熵技術支持下的AHP模型求得αc=0.35，βc=0.28，γc=0.37。式（7）中，Pi、Pj為第i、j市的總人口，Gi、Gj為第i、j城市的地區生產總值，Dij為第i、j城市的距離，n為城市群內城市個數。式（8）中，ηj為不同城市等級的權重（通過熵技術支持下的專家群民主決策法計算獲得），i為1-5，即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五個等級，相應的權重分別為0.36、0.28、0.20、0.12和0.04，pi為城市i的人口密度。式（9）中，Nj為相應等級的縣級區劃數，Ai為某一城市的面積。
3.城市交通集中度的測度模型。根據交通集中度的概念，選取加權通達指數Ptt、非加權通達指數Ptf和交通空間集中度指數Pts三個指標測算城市通集中度指數Pt：
（10）
（11）
（12）
（13）
式（10）中，αt、βt、γt為權重，采用熵技術支持下的專家群民主決策法計算得αt=0.28，βt=0.16，γt=0.56。式（11）中，Ti為節點i客運量與貨運量的加權平均數，本文權重為1；為評價系統范圍內某區域中心和活動目的地j的某種社會經濟要素的流量；Gi為i城市的地區生產總值，Pi為i城市人口。式（13）中，LNi為節點i的對外直接聯系線方向數量，n為城市群內節點數，Ai為i城市的區域面積，xi為節點之間直線距離，x為節點間聯系的直線平均距離。
（二）城市集中度的現狀與趨勢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1999-2009年為研究時段，以成渝、關中、蘭白西城市群為研究樣本。采用上述公式計算城市的產業集中度、空間集中度和交通集中度，并利用熵技術支持下的AHP模型計算得到產業集中度、空間集中度和交通集中度的加權影響系數分別為α=0.32，β=0.38，γ=0.30。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0-2010》，采用公式（1）計算城市群綜合集中度per，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得出：從時間趨勢上看，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進行，各城市群的城市集中度在不斷增加，且整體上關中城市群高于成渝城市群和蘭白西城市群。從縱向上看，各城市群空間集中度指數要高于產業集中度、交通集中度指數。
城市集中度與區域經濟增長
（一）實證分析框架
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加之本文沿用Henderson（2003）將技術進步的速度設定為城市集中度的二次形式。綜上，將模型設定為：
（14）
其中，GDPi（t）為GDP變化量，Ki（t）為固定資產投資額變化量，Li（t）為勞動力變化量，i=1，2，3表示成渝城市群、關中城市群和蘭白西城市群。
（二）結果分析
考慮到各城市群的固定不可測因素，如地理位置、自然條件、文化制度等對該城市群的生產集中度的影響，并且也無法認為這些個體因素與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是獨立的，因此本文在對回歸方程進行估計時將個體的固定影響納入解釋變量中。采用Hausman（1978）檢驗方法判定可得本文應建立隨機效應模型。因此采用FGLS方法進行估計，利用stata11.0軟件進行運算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回歸結果顯示，除“教育”和“城市集中度*人均GDP”不顯著外，其他變量均顯著。
“城市集中度”的邊際影響為：
α0+α1lnscalei（t-1）+α2lnpgdpi（t-1）+2β0peri（t-1） （15）
本文考慮到α2的系數不顯著，因此沒有考慮“城市集中度*人均GDP”這一變量，代入數據后系數如表3所示。
本文進一步計算最優的城市集中度（見表4）。由于α2不顯著，所以在計算時沒有考慮人均GDP的因素。
城市集中度與區域收入差距
本文進一步試圖分析城市集中度對縮小區域內部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影響。圖1描述了1999-2009年成渝、關中、蘭白西城市群區域城市人均GDP（對數值）標準差的變化趨勢。從圖1中可以看出，成渝城市群和蘭白西城市群在1999-2009年間，區域內部的收入差距有明顯的收斂跡象，關中城市群區域內部收入差距保持穩定，這與西部大開發政策不無關系。其中成渝城市群區域內部收入差距要大于關中城市群和蘭白西城市群。
以區域內部各城市人均GDP（對數值）標準差作為被解釋變量，以城市集中度作為解釋變量建立模型。模型中考慮了城市集中度的二次形式，模型設定為：
（16）
其中σi為區域內部各城市間人均GDP（對數值）的標準差。被解釋變量σi描述了城市群內部之間發展程度的差距。采用FGLS方法進行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
從模型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除了“教育”變量在10%的置信度下顯著外，其他變量都在1%的置信度下顯著，“城市集中度”對人均收入差距的邊際影響為：
α2+α3lnscalei（t）+α4lnpgdpi（t）+2α5peri（t）
（17）
將各變量的樣本數據帶入邊際影響的公式，具體結果如圖2所示。從圖2可以看出，對于三個區域，城市集中度對人均收入差距作用的方向是不相同的。其中，對于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提高城市集中度會增大區域人均收入差距；而對于蘭白西城市群，提高城市集中度對縮小區域規模差距具有積極作用。這不同于孫洋（2009）針對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區域地區所做的實證結論。
考慮“城市集中度的平方”的系數為正，說明存在最優的城市集中度使得區域人均收入差距最小。此時最優的城市集中度為：
（18）
將樣本數據代入（18）式，可以得到使區域人均收入差距最小的城市集中度，具體數據如表6所示。
通過觀察表6可知，蘭白西城市群最優的城市集中度要大于成渝、關中城市群，為使區域收入差距最小化，成渝城市群應減小城市集中度，關中城市群應減小城市集中度，蘭白西城市群應增大城市集中度。
結論
本文針對以上分析得出結論：
通過建立城市集中度的綜合測度模型可知，西部地區城市集中度低主要原因在于產業結構空間無效率，交通通達性低等問題，集聚多為空間人為集聚，因此西部地區應提高集聚效率。
我國西部地區城市集中度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城市集中度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而目前就其所處經濟發展階段而言，西部地區已經出現城市集中度相對過高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的現象。這說明在經濟相對不發達、城市已經相對集中的西部地區，人為提高其集中度反而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甚至負面的影響。
城市集中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受到區域人口規模的影響和制約?；貧w結果顯示“城市集中度*區域人口規?！毕禂禐檎?，說明區域人口規模增大，最優的城市集中度會增大，但這種集中度的增大是人為的，無效率的。政府應基于區域現有的人口規模，制定符合當地具體情況的城市發展戰略，更多地考慮發展產業、交通等的集聚。
區域經濟增長、區域人口收入差距同向增大。從區域經濟增長來看，提高城市集中度，成渝城市群經濟增長會增加，蘭白西城市群經濟增長會減小。從縮小區域人口收入差距來看，提高城市集中度，成渝城市群區域人口收入差距會增大，蘭白西城市群則會減小。關中城市群處于過度階段。即如果區域經濟增長提高，則城市人口收入差距也增加，這說明政府要考慮效率與公平的問題，是把提高經濟增長還是縮小地區收入差距作為地區經濟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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