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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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報告范文第1篇

在1960年代早起，坦桑尼亞擺脫殖民通知實現了獨立，當時的經濟處在很低的水平。本研究旨在探討在坦桑尼亞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驅動力。目前人們普遍認可外商直接投資對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有著重大的貢獻（Ngowi，2000）。

此外，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由于采用的經濟自由化政策，國家和政府把私有領域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坦桑尼亞經濟有著巨大的變化。為了實現這一改變的核心，需要資本和科學技術來注入這些領域使其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1997年晚些時候，依據1997年《坦桑尼歐亞投資法案》26號成立了坦桑尼亞投資中心（TIC），這是一家主要用于促進政府部門合作，鼓勵和促進投資，對政府部門在投資以及相關問題上給予建議（坦桑尼亞投資中心投資報告，2009）。

坦桑尼亞投資中心確定的有限投資領域有：旅游、基礎設施建設、航空、農業、建筑業、制造業和金融服務。然而，其他領域的投資也不受限制。此外，外國所有權和控制權不受到限制，土地的所有權仍然是受到限制的。盡管各項規定的費用外國公司比國內公司要高，但坦桑尼亞投資中心對國內外投資者的服務沒有差別。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是由于它能幫助東非國家確定外商直接投資在東非的重要性，指出這些國家在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資上的困難點和國家為實現既定目標而作出的努力和給出的方案。

坦桑尼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況

在坦桑尼亞外商直接投資仍處于初級階段。在這樣一個以社會主義為導向的國家，在近幾年以前，這還是一個新興的概念。坦桑尼亞政府在過去的時間里做出了許多的努力來吸引更多外國的投資。實際上早在1963年，政府的意圖就有所顯現。在新的獨立地區坦噶尼喀通過了外商投資法案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然后在1964年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島聯合成了現在的坦桑尼亞。（Green，1982）但在1967年以前，政府依據阿魯沙宣言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來發展經濟，然而這些努力都因為某些原因以失敗告終。fNgowi，2002）.阿魯沙宣言宣布了國家將走社會主義的道路。1967年，根據產業（收購）法第5號的要求下達了部長級的命令，要求國內所有的跨國公司和在坦桑尼亞本土的坦桑尼亞大型私有企業要以坦桑尼亞政府為其多數股東。大多數的跨國公司和在坦桑尼亞當地運營的大公司都完成了國有化。1969年公共企業法第17號創立，使得所有的國有化企業受制于政府的管控之下。（（Ngowi，2002））1985年，隨著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復蘇的到來，也發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坦桑尼亞發現其無法應付一些失調和管理不善的公共企業和公司。深思熟慮以后，經濟自由化的政策開始發起和實施。金融機構、公共領域和行政部門進行了改革并且仍在改革之中，對國家對于外商直接投資吸引進行調整。1997年，國際投資法通過，以促進本地和外國投資。（Ngowi，2002），2000-2001年度世界經濟論壇和哈弗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共同的非洲競爭力報告中指出，在一項對為改善經濟和投資環境作出努力的非洲國家的調查中，近年來坦桑尼亞的初始經濟環境修正指數在24個國家中位居榜首。報告還指出，在非洲大陸未來增長樂觀趨勢排名中，坦桑尼亞位列尼日利亞之后，排名第二。然而，有必要強調的是，除了改善初始環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外。

對于投資所作出的努力仍顯緩慢，要使得投資物盡其用從而獲取發展，仍然還有很多有待改善的地方。（坦桑尼亞投資政策，1997）。

坦桑尼亞FDI的來源

調查顯示，2012年流入到坦桑尼亞的大多數外商直接投資主要來自10個國家。自2011年起，來自發達國家，即英國、加拿大、瑞士、美國和盧森堡的資本流入達到了15.861億美元，其中英國的資本流入量最多。來自這些國家的大部分投資資本流入了采礦和采石業、制造業、金融業、保險業、批發和零售貿易以及信息和通信業。

來自新型經濟體的資本流入主要集中在南非和巴西，而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主要集中在肯尼亞和博茨瓦納。然而，曾在2011年外商直接投資資本流入排名第二的南非在去年僅排名第五，這是由于在去年，其他國家在電力和天然氣行業投資的數額龐大。

坦桑尼亞利用FDI的方式

《坦桑尼亞投資法案》提供了如下三種項目所有權。一個投資項目可能為坦桑尼亞或為外國投資者單獨所有，也可以為坦桑尼亞和外國投資者共有（合資企業）。根據坦桑尼亞投資中心2005至2011年注冊的項目，坦桑尼亞在建立投資項目中扮演主導角色，而其次是盒子企業，最次是外國投資商。

FDI在坦桑尼亞的地區與產業投向

1.外商直接投資產業投向

外商直接投資資本流入分布積極持續但卻不近均勻。年內，采礦和采石業吸引資本8 893億美元占據首位，緊隨其后的是電力和天然氣業，吸引資本6.183億美元，這個數字大約是2011年的三倍之多。在過去的近幾年問，這個行業經歷了資本流入的急劇增加，而其在2008年的資本流入僅為1.0百萬美元。這種發展離不開在坦桑尼亞天然氣和石油行業的大量投資。

2.外商直接投資區域分布

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主要集中在達累斯薩拉姆地區，占據了2012年外商直接投資存量數額的49.5%。大部分的外國投資都集中在達累斯薩拉姆，原因很簡單，達累斯薩拉姆是坦桑尼亞的商業和金融中心，有著相對發展完善的基礎設社，是各種經濟活動的有力支撐。姆萬扎和希尼安加地區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因為哪里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是礦物資源。此外，姆萬扎有著最大的漁業資源，吸引了許多外國投資商。阿魯沙也因其商業和旅游活動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資本流入。這個地區有利的天氣條件也為從事各種農業活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然而，由于這樣的分布，國家僅僅只有一小部分地區從持續增長的外商直接投資資本流入中直接獲益。政府有必要指定一些具有投資潛力但外商直接投資資本流入較少的地區，并且改善其社會和經濟基礎設施建設。

FDI對坦桑尼亞經濟發展帶來的正面影響包括

資本形成，技術，示范效應，技能和管理，收入，貿易的影響，人力資本貢獻，溢出效應，競爭水平，管理實踐。

主要研究結論

外商直接投資報告范文第2篇

關鍵詞：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就業質量

 

一、引言

在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中，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的重點逐步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2007年下半年，世界金融和信貸危機開始顯現，但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卻達到創紀錄的18330億美元。200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下降了21%，然而，流向發展中國家的FDI總額卻增長了4%。另外，從行業流向上看，FDI加速流入服務業的趨勢依然明顯。根據《2008年世界投資報告》，電力、通信、交通和水務部門這類基礎設施行業將成為外國直接投資增長最快的行業。2007年，我國服務業FDI的合同項目達到16736，占我國FDI合同項目總額的44.2%；服務業FDI實際使用金額為3 098 277萬美元，占我國FDI實際使用金額總數的41.4%。

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彌補了我國服務業發展的資金不足、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且還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質量的影響是正向的還是負向的呢？又如何量化對就業質量的衡量呢？這些問題的研究對優化我國服務業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結構、促進服務業就業結構的升級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質量的影響的研究的國外文獻主要有：Rong Chen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資對臺灣發展的影響一文中提到外商直接投資通常比國內投資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有利于增加地區稅收、提高工人的工資、引進新的技術[1]；Haishun Sun指出FDI對中國東部的國內投資和出口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原因是FDI帶來了資本、管理經驗、技術和銷售渠道，創造了新的投資機會[2]； DongshengZhou，Shaomin Li，David K.Tse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影響了中國國內企業的生產力，但是在區域和產業方面的影響有所不同。吸引在FDI時間較長和數量越多的地區，國內企業的生產力水平較高。而在吸引FDI時間較長和數量越多的產業，國內企業的生產率水平則較低[3] ；JoshuaAizenman研究得出跨國公司的擴散效應對東道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起著很大的作用，若東道國的勞動力不是同質的，有技能的勞動力就會得到技術租金[4]。

國內學者側重于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數量的影響，而對就業質量的影響的研究較少，涉及到的相關文獻主要有：歐愷，秦向東對上海服務業發展與外商直接投資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金融、房地產業就業人員所創造的生產總值遠遠高于其他的產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水平相對較高[5]；凌海生從就業數量、質量、產業和區位分布四個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其研究表明FDI改善了就業質量 [6]；黃蕙萍等就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就業結構的影響做了理論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FDI對中國就業的地區結構的影響是明顯的；對中國就業的產業結構有著積極的影響，FDI對于增加中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的貢獻比較突出[7]。

三、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就業質量影響的實證分析

勞動者素質的提高顯然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時，企業人力資本制度中聘用制度、報酬制度和培訓制度的完善也會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本文以勞動生產率作為衡量FDI的就業質量效應的參照指標。下文將采用1974年Caves和1983年Blomstrom創立的以“人均勞動生產率”為被解釋變量、以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參與程度和服務行業資本密集度為解釋變量的模型量化FDI對我國就業質量的影響[8]。

（一）模型的建立和樣本數據的選取

向量自回歸(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是非結構化的多方程模型。它采用多方程聯立形式，用模型中所有當期變量對它們的若干滯后值進行回歸，從而估計變量的動態關系[9]。

本文根據“人均勞動生產率”所確定的變量建立以下VAR模型:

外商直接投資報告范文第3篇

近十年來，外資對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帶動了該地區出口的增長，而且使一些國家從農業以及原材料的供應國，逐漸轉變為工業制品的出口國。研究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經驗有助于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本文通過對我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吸引外資的對比分析，找出我國在利用外資方面的差距與不足，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較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比較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比較客觀的反映了一個國家對外資的依賴程度。

首先，從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自1990年以來一直呈現出持續快速增長勢頭，到2003年我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達到35.6%，高于發達國家31.4%的平均水平。不過與東南亞的四小龍和東盟四國相比，我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還是存在差距?！八男↓垺敝械奈覈愀鄣貐^和新加坡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尤為突出，基本上都在100%以上，遠遠高于我國同期水平，表現出明顯的自由港城市經濟特征。東盟四國中的馬來西亞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也遠高于我國，達到了60%左右。不過，韓國和我國臺灣省由于傳統上比較依賴于對外借款等間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相對較低，韓國在2001年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僅為8.5%。

其次，從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來看，亞洲四小龍當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也均大大高于我國。東盟四國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在絕大多數年份里，馬來西亞和泰國外商直接投資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都高于我國，菲律賓也在某些年份里比我國要高，而印尼則由于國內投資環境總體上消極因素比較多，外資出現了凈流出現象。我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自1995年以來，大致保持在10～14%之間，與同期世界和發展國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當。

通過比較，我國雖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從絕對金額來說比較可觀，但如果用GDP和固定資本修正后的相對數據分析，我們發現不少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都頗為成功，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高于我國的比比皆是，我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相對于經濟規模而言，并非特別突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我國仍然有拓展空間。

（二）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特征比較分析

從產業分布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服務業起點低，發展水平也相對滯后，對外開放程度有限，使得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對初級產業的投資比重很低，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也相對偏低。1995年，我國的初級產業、制造業、服務業占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比重分別為1.6%、58.5%和36.1%，到2002年，則分別變為1.9%、63.2%和31.4%，相比而言，初級產業所占比重有所增長但仍然微不足道，制造業的比重得到了進一步提升，繼續占據絕大部分份額，而服務業所占比重卻有所下降。與同期“四小龍”相比，我們看到2002年“四小龍”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與1995年相比在制造業領域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而在服務業領域所占比重較1995年則均有所提高，且高于我國。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2002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分別有93.0%和63.8%流向了服務業，而2002年韓國外商直接投資在制造業領域所占存量的比重為57.4%，雖然在東南亞發展中國家較高，但仍然低于同期我國所占比重，并且與1995年相比還呈下降趨勢的。從東盟四國來看，1995年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三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制造業比重均超過50%，其中印尼更是高達64.5%，而服務業所占比重相對較低，與同期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存量結構基本相同，但印尼和菲律賓在初級產業方面所占比重明顯高于我國，而泰國吸引外資的結構則完全與我國相反，制造業占36.6%，服務業卻占57.4%。到2002年，除印尼因數據缺失無法進行比較外，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制造業所占比重均有大幅下降，分別為38.0%和39.3%，而服務業所占比重則分別上升至38.0%和43.9%，其中馬來西亞初級產業所占比重也有了明顯上升，為24.0%。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所吸引的外資均以制造業為主，服務業次之，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制造業所占比重還在逐步提高，而服務業所占比重卻有所削弱。我國這種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狀況不但與世界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差距較大，就是與四小龍和東盟四國相比也有很大差別，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方向還有待完善。

（三）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比較分析

從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并購投資所占比重來看，1990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僅為0.2%，此后隨著1999年我國加入WTO前景逐漸明朗化之后，在國際跨國并購熱潮和我國入世的驅動下并購投資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才得以逐步上升，到2003年達到最高峰7.1%。相比之下，“四小龍”由于區內經濟比較發達、金融市場相對較為完善，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以并購投資方式進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占相當的比重，除少數年份在15%左右，其他年份均在30%以上。近年來更是達到40%以上，遠遠高于我國同期水平。而從東盟四國情況來看，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前的1996年，東盟四國并購投資占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就已達11.4%，高于我國同期4.6%的水平，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盟四國為了更多的吸引外資，加快國內經濟復蘇的改革步伐，繼續推行經濟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對外資進一步開放了國內市場，鼓勵跨國并購，一時間跨國并購資本紛至沓來，并購投資占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急劇上升，甚至超過100%（如2000、2001年）。

我國利用外資20多年來，由于資本市場發育緩慢、融資機制不健全、企業制度改革落后，加之我國以前對跨國并購方式采取了事實上的嚴格限制，外國對華直接投資一直偏向于綠地投資方式，通過跨國并購方式進入我國的外資很少，從而造成并購投資在外商直接投資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發展國家平均水平，就是與東南亞四小龍和東盟四國相比，也有相當的距離，吸收并購投資有待加強。

三、促進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通過上述對比分析，我們發現在利用外資方面，我國還存在許多不足。伴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等等一系列戰略措施的實行，我國仍然需要大量外資的流入，為此我們還需從以下幾方面入手，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戰略。

1、進一步加快服務業外資的引進步伐，大幅提高服務業引資比重。聯合國貿發會議的2004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構成已從制造業外包為主轉向服務業外包。服務業外包和高科技、高增值的制造業環節的轉移成為帶動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重要引擎，也是新一輪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特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加大對服務業的引資力度，以便有效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

2、把并購投資作為重要的引資增長點，促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并購已成為世界普遍流行的利用外資形式，它不但能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而且有利于縮小東道國的綠地投資規模，優化產業結構，減少企業過度競爭，提高產業和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我國20多年的綠地投資，追求數量而忽視質量已經造成諸如重復建設、產業結構扭曲、資源配置不合理、環境污染、加劇能源和原材料供給緊張等一系列問題，不但需要通過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來解決，而且更需要通過跨國并購的市場競爭機制來矯正。

外商直接投資報告范文第4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福建經濟；連帶效應

外商直接投資（FDI）是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

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許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兩者的聯系。Bhagwati（1994）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規模和發揮的作用隨著一國對外政策，即采取出口導向戰略（EP）還是進口導向戰略（IS）而改變。Balasubramanyam等（1996）證實，外商直接投資在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國家的經濟增長中所發揮的作用大于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與此同時，許多研究也表明，外商投資對東道國是存在正面和負面效益的。外商直接投資的積極效益表現在，其承載了東道國所具有的先進技術。這些技術將東道國的生產提高到新的水平，使同樣數量的物質投入可以帶來更多的產出，從而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表現為：外商直接投資會加劇東道國產業結構不合理，拉大了地區發展的差異；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擁有較為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在其只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很容易壟斷部分行業等等。

中國作為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自1979年以來，以巨大的市場潛力以及日益改善的軟硬投資環境，吸引了大批外商來華直接投資，尤其是我國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開放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促進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之一。福建省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省份，憑借著國家賦予的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把全方位，多形式利用外資作為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以來，福建省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全省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1/10，利用外資已成為福建經濟走勢的重要力量。

對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經濟之間關系的問題，國內不少學者已采用了不同角度對其展開了研究，如黃立（2006）運用產業結構偏差指數SD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省產業結構變動所產生的影響；羅承（2006）以區位優勢理論為基礎，實證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省勞動力工資水平、市場容量和消費水平、產業結構等變量之間的關系；何曉奇（2005）通過對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資、出口與GDP增長之間的實證分析,得出了出口與福建省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很大,而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省經濟增長的波動關聯不大的結論；進（2003）從技術溢出效應的角度運用計量模型進行分析，認為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比較顯著。由此可見，對福建經濟增長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進行細致的研究，這對研究福建經濟發展以及今后外資直接投資發展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近幾年來福建外商直接投資持續保持快速增長的發展狀態。據統計數據顯示，福建2006年批準設立外商直接投資項目2162個，比上年8.8%；按歷史可比口徑統計合同外資金額108.02億美元，增長26.2%；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71.85億美元，增長15.3%。按驗資口徑統計合同外資金額78.29億美元，增長31.4%；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32.2億美元，增長23.5%。與此同時，隨著福建不斷加強引進外資，福建省經濟發展也得到穩步的提高，2006年全省實現生產總值7501.6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3.4%。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885.23億元，增長2.5%；第二產業增加值3736.08億元，增長17.0%；第三產業增加值2880.32億元，增長12.6%。人均地區生產總值21152元，比上年增長12.7%。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福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省經濟增長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其作用體現為連帶效應,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資本的積累而加大。關于這個結論，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1）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經濟增長的確起到了促進作用。外商投資作為固定資產投資的來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社會固定資產總額，增加了社會有效需求，拉動了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技術溢出效應，通過引進外資，跨國公司通過示范和傳遞效應加速國內企業采用新技術的速度，隨著技術的累積，福建對外投資的內部化優勢和所有權優勢提高，從而為今后的對外直接投資準備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擴大引進外資和吸收先進技術創造了條件，進一步促進了國內企業生產率水平的提高。（2）外商投資的長期效應比短期效應顯著，由于滯后幾年的固定資產累積，使外商直接投資在該地區有了相當的規模和密度，產生了一定的聚合效應，對此后一段時間的外商直接投資產生積極有力的區位導向，加大了外資流入。從實踐中看，外商的不斷流入吸引了世界跨國公司進入投資，而大型跨國公司挺進市場又堅定了其他中小型企業的投資信心，進而帶動更多企業的進入國內市場投資，大力推動當期經濟發展。這正是福建利用并擴大外資特別是跨國直接投資的積極意義之一。

自1979年以來，福建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幅度不斷增加，20世紀90年代起更是有了飛速的提高。隨著福建省的投資軟環境和硬環境不斷改善，近幾年外商的投資信心持續增強，來自港澳臺、東南亞的外資比重加大，大項目帶動明顯增強，據《2005―2006年度福建省投資環境監測評價調查報告》顯示，有82.5%的外商表示將繼續在中國投資，這一比例比上年度提高了3.3個百分點。而從總體情況來看，外商的分布和投資領域也得到不斷的擴展，一些過去未對外商開放的行業，外商也開始涉及。外商直接投資正逐步走向一個新的高度。

外商直接投資報告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中日貿易 外貿依存度 市場規模 外商直接投資

一、前言

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來，我國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市場的關系日益密切，對外貿易的依存度不斷上升。美國的次貸危機使得世界經濟從增長走向下坡路，歐債危機則加劇了世界經濟進入危機的進程。在歐美市場都不景氣的情況下，研究亞洲及新興市場對于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日本作為中國在亞洲最大的貿易國家，日本經濟態勢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的轉換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資源型、成本型轉換到目前的綜合（市場+生產+信息） 型。日本對北美和歐洲等發達區域的直接投資動機的綜合型特征進一步強化，對亞洲直接投資的基本動機從成本型向市場主導的復合型（市場+生產）轉換， 而對華直接投資動機則處于從成本型向生產主導的復合型（生產+市場）的過渡之中（李國平和田邊裕，2003）。同時，中日FTA在日本FTA 戰略中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在中國政府主動倡導中日FTA 以后，日本政府也沒有積極地回應（劉昌黎，2007）。這種投資類型的轉換使得我們對日本對華投資抱有謹慎的樂觀（朱六一和蔣雪冬，2005）。中國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有日本經濟發展的影子，把中日之間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周期等進行比較并類推可以得出，中國具有泡沫經濟的文化和制度根源。但中國現有政策更多是防止經濟泡沫而非應對經濟蕭條，繼續實施現有政策很可能會導致經濟蕭條（陳睿潔，2011）。

本文選取了2001 -2010年中日貿易的相關數據，研究兩國經濟從增長到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二者之間的依存度及其影響因素的變動情況，這對于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乃至國家戰略都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二、中日貿易的發展的對比分析

（一）中日貿易整體情況分析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日貿易的發展有著顯著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中日進出口總值比較分析

2001-2010年，中日兩國的進出口總值、出口單項值、進口單項值及貿易差額變化顯著，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2001-2010年 中日對外貿易變動情況 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1），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

從進出口總值方面看，2001-2003年中國進出口總值低于日本，2004年-2010年，中國進出口總值高于日本，而日本進出口總值呈波動變化。出口方面，2001-2008年中國出口呈上升趨勢，2009年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出口出現負增長。日本出口的總體態勢與中國相似，但其增長速度低于中國，且受危機的影響更大，出口恢復得較慢。貿易差額方面，中國貿易差額呈波動上升趨勢，而日本貿易差額出現較大反復，這與日本國內調整相關產業政策有關。

2、中國對日本的出口總額及其變動情況

2001-2010年，中國對日出口呈上升趨勢，具體情況如圖1所示。

數據來源：中國海關統計報告

中國對日出口總體趨勢趨于平穩，但變化較為劇烈。2001-2004年，中國對日出口上升幅度提高，2004-2010年中國對日出口絕對數額增加，但增長速度起伏較大，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出現負增長。

3、日本對中國直接投資變動情況

2001-2010年，日對華投資呈波動變化形勢，具體情況如圖1所示。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1）整理所得。

2001-2005年，日本對華投資呈上升趨勢，并且在2005年達到單年對華投資的歷史最高點，其后受其國內產業政策調整及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呈總體下降趨勢，但2010年之后預計會出現新的增長。

（二）中日外貿易依存度比較分析

外貿依存度是反映一個地區的對外貿易活動對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依賴程度的經濟分析指標。從最終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角度看，該指標還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外向程度。 外貿依存度的計算公式：

外貿依存度的數值越大表明該地區經濟發展對國外市場的依賴程度越高，也反映國際市場對該地區產品的認可程度提高，對該地區經濟的拉動作用增強。

根據計算公式，計算出中國外貿依存度、日本外貿依存度及中國對日本的外貿依存度，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中國、日本的對外貿依存度及中國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計算結果

數據來源：中國GDP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并根據當年匯率情況折合成美元；日本GDP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

從中日間外貿依存度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正逐年上升，且依存度高于日本；日本對外貿易依存度呈上升趨勢，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在2008年之后出現下滑，但隨后仍處于上升趨勢。從中國對日本的

三、中日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因素比較分析

（一）變量選擇

1、市場規模平均水平。市場規模平均水平影響著兩國對外貿易，本文選取中國GDP總量與日本GDP總量的加權平均值作為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的變量，其計算公式為：，其中，為日本第t年的GDP總量，為中國的GDP總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1）根據當年匯率折合成美元計算得出。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統計報告。

2、市場規模差距。市場規模差距對兩國貿易有重要影響，本文選取兩國GDP總量差距作為市場規模差距的變量，其計算公式為：。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1）根據當年匯率折合成美元計算得出。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統計報告。

3、匯率。匯率是影響出口的重要因素，本文選取日元對人民幣的匯率為變量，E代表匯率，匯率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1）。

4、外商直接投資。本文選取中方計算的實際利用日本直接投資的數額為變量，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1）整理所得。

5、依存度。本文分別選取中國外貿依存度、日本外貿依存度和中國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為變量，其中，Depc代表中國外貿依存度，Depj代表日本外貿依存度，Depcj代表中國對日本的外貿依存度。本文將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并對結果進行比較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1）及中國商務部統計報告整理計算所得。

（二）實證過程

1、樣本數據

本文計量模型選取的數據是2001-2010年中日貿易的相關數據，其中中國貿易依存度、日本貿易依存度及中國對日本貿易依存度為被解釋變量，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市場差距、匯率及外商直接投資為解釋變量。

2、數據檢驗

為了更好的分析等因素對貿易依存度的影響，得數有效的計量模型，本文對相關序列依次進行序列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并得出回歸方程。

（1）單位根檢驗

本文采用Eviews 5.0軟件，運用ADF檢驗法對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市場差距、匯率及外商直接投資等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檢驗，其檢驗結果如表所示。

表3 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

從表3中可以看出，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匯率、外商直接投資料、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日本對外貿易依存度和中國對日本的貿易依存度的二階差分1%的顯著水平上是平穩的，市場差距的一階差分在1%的顯著上是平穩的。

2、協整檢驗

為了確定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本文被解釋變量與各解釋變量間分別作了協整檢驗。運用最小二乘法對中國外貿依存度、日本外貿依存度及中國對日本外貿依存度進行回歸分析，回歸方程設定如下：

殘差估計值為：

對殘差序列的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殘差序列RESID檢驗值結果

從檢驗結果中可以看出殘差序列的ADF檢驗值比顯著水平在10%的臨界值要小，則可以得出：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日本對外貿易依存度及中國對日本貿易依存度與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市場差距、匯率及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各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協整方程分別為：

由協整方程可以看出，模型的擬合集成度很好，模型整體解釋力顯著。從各變量的參數來看，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市場差距對外貿依存度有顯著正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對外貿依存度有正效應，匯率變動對外貿依存度具有負效應。市場差距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要大于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大于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匯率變動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更大，而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影響要大于對日本的影響。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和市場差距對中國對日本的外貿依存度具有著正效應。

四、結論

根據數理統計與實證分析的結果，本文主要結論如下：

（一）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大于日本對外貿易依存度，且處于不斷上升階段。中國對日本的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這主要是由于中國自加入WTO之后，對外貿易對象擴大，加強了與歐美地區的外貿，同時提高了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合作規模等因素造成的。

（二）中日間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與兩國市場差距對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有顯著正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外貿依存度有正影響但效果不顯著，日元對人民幣的匯率變動對中國外貿依存度有負效應。

（三）中日間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與兩國市場差距對日本外貿依存度有顯著正影響，其中，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大于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而市場差距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則小于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另外，外商直接投資和匯率變動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也小于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

（四）中國對日本的外貿依存度主要受兩國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市場差距和外商投資的正向影響，受匯率變動的負向影響。其中，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對中國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大于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小于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而市場差距對中國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則小于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大于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

上述結論表明，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市場差距對中國外貿依存度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在未來的發展中，應著力擴大本國市場規模，同時，拉大國與國之間的市場差距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有重要作用。另外，要保證匯率的穩定，同時保障外商直接投資的有效利用，這些是實現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關鍵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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