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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輿情的傳播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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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輿情的傳播規律

      網絡輿情的傳播規律范文第1篇

      關鍵詞:網絡輿情 輿情治理 社交媒體 傳統媒體

      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進步,互聯網從邊緣媒體的角色,已經發展成為信息傳播的主要渠道。6.88億網民,6.20億手機網民,使網絡成為各個社會群體利益訴求的匯聚平臺,成為最喧嘩、最龐雜的輿論場。在互聯網媒體化、社交化的態勢下,網絡空間和現實社會的聯系和互動也在日趨緊密,社會的運轉方式以及政府的執政環境發生了深刻改變。準確掌握和及時研判輿情走勢,可以有效地提高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促進社會秩序的良性運行。

      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提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要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尊重新聞傳播規律,創新方法手段,切實提高黨的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必須創新理念、內容、體裁、形式、方法、手段、業態、體制、機制,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在新的社交媒體環境下,政府如何構建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化的輿情治理機制便成為重要的時代命題。

      一、當前政府網絡輿情治理中存在的難點

      網絡輿情治理是指政府機構在掌握網絡輿情傳播規律的基礎上,運用多種資源和手段對網絡輿情的發展、擴散和消解進行干預與引導,發揮輿情對于政府管理的積極作用,降低和消除網絡輿情的負面影響。網絡輿情由網民、政府、媒介等相關主體產生和推動。其發生過程是,與政府相關的輿情通過網絡媒介產生、擴散,引發政府關注,政府根據輿情發展動態,借助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引導輿情,實現與網民的政治溝通。輿情治理需要相關利益主體的共同配合,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網絡輿情產生的社交媒體平臺以及黨的宣傳陣地的傳統媒體從不同角度推動引領著輿情的走向。然而,各個相關主體對于輿情的認識和應對方式由于體制、機制、資源以及意識等問題,使政府的輿情治理在實踐中存在諸多問題。

      (一)政府部門:新媒體平臺作用甚微,被動應對成常態

      目前政府對輿情的治理主要依托各職能部門的宣傳部門和信息監管部門進行,各級政府部門通過開通政務微博、政務微信等方式建立專屬的新媒體信息渠道。這類新媒體平臺在日常運營中擔任政策政績宣傳和規章制度公示的角色,信息以單向傳播為主,未能對的熱點及時回應,度較低。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尤其是市、縣一級政府人員尚未正確認識網絡民意對于政府工作以及對政府形象的影響,未能有效利用新媒體平臺及時了解群眾訴求,及時化解社會負面情緒和矛盾,在危機事件發生后通常采取“事后救火”的方式被動應對,表明出政府部門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同時也說明政府部門缺少對新媒體環境下傳播規律和傳播手段的科學認識。

      (二)傳統媒體:話語權消解,用戶關注度有限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傳統媒體有大量專業和經驗豐富的新聞從業人員,在內容生產方面有著絕對優勢。在互聯網環境下,傳統媒體精心打造的正面宣傳話語在互聯網中迅速被消解,網絡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特征加劇了受眾對于傳統媒體宣傳話語的不信任和抗拒。在社會化媒體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傳統媒體的受眾流失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傳統媒體的“受眾”一躍成為新媒體的“用戶”。受眾流失,傳統媒體的輿論影響力下降,雖然傳統媒體在媒體融合發展方面已經做過多種努力,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其影響力十分有限。縱觀傳統媒體的媒介融合嘗試,微博、微信公眾平臺、移動新聞客戶端成為眾多媒體轉型發展的必然選擇,但是究其根本來講,仍是乏善可陳,尚未出現平臺級的新媒體應用產品,其影響力的實現依賴于商業型互聯網企業搭建的超大規模用戶平臺。

      (三)網絡媒體平臺:缺少行業自律,刪帖行為推動輿情發酵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崛起,今日頭條、網易新聞、騰訊新聞等移動新聞客戶端強勢發展,自媒體也隨之迎來了新的巔峰。社交平臺和移動新聞客戶端的發展極大地釋放了公眾話語權,公眾有了更多的發聲渠道。“眾聲喧嘩”成為民間輿論場的代名詞,網絡謠言泛濫,網絡水軍肆虐,加之社交網絡去中心化、傳播面廣、傳播速度快等特性,各種新媒體平臺成為社會矛盾的集中出口,極易出現輿論難以控制的局面。網絡媒體平臺在內容制作、、轉載等環節較為隨意、缺乏監管,在內容違規后采取刪帖等簡單的處理方式,使得輿情不斷發酵,甚至出現難以挽回的后果。還有一些網絡媒體平臺視商業利益為唯一追逐點,放任甚至炒作渲染網絡謠言等違法違規信息,缺乏行業自律,有的利用法律監管的空白,通過技術手段營銷不法和不實的信息,將企業的社會責任置于不顧,給輿情的社會治理埋下各種隱患。

      二、網絡輿情治理的優化建議

      (一)各級政府部門應建立常態化輿情預警機制

      在技術和政策的雙重推動作用下,各級政府部門基本建立了專屬的信息渠道,政府信息公開工作正有序推進。政府通過門戶網站以及政務微博、微信平臺的信息成為民眾獲取政務信息的重要渠道。網絡輿情是民意的重要體現,輿論引導工作事關整個決策體系,不能單單依賴各級宣傳部、網信辦等主管部門,各個職能部門、各個崗位都應該具備輿情預警意識,將網絡輿情作為政府日常工作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依據。現階段從新媒體平臺上進行輿情采集、監控、研判、預警等工作已經有了技術上的可能性,建立完善的分行業、分部門的輿情監督預警機制,需要各級政府部門的全員參與,并進行常態化運行。

      此外,為了建立更有效的輿情治理機制,可以從信息源頭著手,考慮把輿論引導工作納入公務員培訓科目,依托各級黨校、干部學院等干部教育培訓機構,加強對行政機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有關輿情應對工作的培訓,了解新媒體環境下信息的傳播規律,自覺樹立輿論引導的意識,強化輿情預警思維。

      (二)信息安全管理部門應擴大對媒體的監管范圍

      新形勢下,“媒體”這一概念的外延在不斷擴大。之前報社、電視臺、雜志社等傳媒機構在傳統媒體時代,享有絕對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但是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們進入“萬眾皆媒”的時代,微博、微信、今日頭條等平臺級應用崛起,自媒體野蠻生長,各類微信公眾號、大V的傳播力、影響力甚至超越了某些傳媒組織。因此輿論監管范圍應該延伸,凡是參與時政新聞和評論的各類組織及個人都應該納入管理對象的范疇。

      與傳統媒體相比,商業性互聯網公司搭建的新媒體平臺起步早、發展快、用戶基數大,網絡新聞客戶端隨即也成為用戶接受新聞信息的重要渠道。無論是門戶網站搭建的Apps,如新浪、網易、騰訊等新聞客戶端,還是具有媒體屬性的技術公司,如今日頭條、一點資訊等,都應該成為輿論監管的重點。

      (三)傳統媒體應利用技術手段和資本手段建立個性化的信息傳播機制

      傳統媒體一直承擔著輿論引導工作的重任。新形勢下,傳統媒體可以創新方式方法,繼續加強輿論引導工作。輿情治理工作承載于新聞內容之中,而作為專業的新聞內容生產機構,傳統媒體可以利用技術手段的革新,注重宣傳方式的創新,當下流行的H5技術、VR技術、短視頻等形式都可以成為借助的手段。傳統媒體應一改長篇累牘的通稿式宣傳模式,化繁為簡,以適應新媒體環境下“用戶”碎片化、移動化、重社交、重互動的媒介消費習慣。在分眾化傳播的趨勢下,傳統媒體必須針對用戶的不同屬性,建立更具個性化、精準化的信息傳播機制,宣傳信息自然也不例外。

      實際上,地方傳媒集團運用資本手段收購一些有發展潛力的、具備一定用戶規模的社交平臺、游戲平臺,不失為一條可行的路徑。以浙報傳媒收購游戲平臺邊鋒浩方為例,交易完成后,浙報傳媒可以直接獲取大量用戶,在自家的平臺上進行宣傳工作和輿論引導更游刃有余,同時又為傳統媒體轉型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謂一舉兩得。

      (四)社交媒體平臺強化自身社會責任意識

      目前國內的社交應用市場主要分兩大類,一是各類信息匯聚的綜合類應用,如QQ空間、微博等;另一類是細分、專業、小眾的垂直類社交應用,如職場社交、社區社交、視頻社交等。現階段這兩類社交應用都聚集了大規模的用戶。相比傳統媒體,社交應用更易出現“失控”狀態。因此,這類平臺應該成為輿情治理的重點。因此,輿情治理需要將社交平臺納入管理體系,將其作為輿論引導和管理的主要途徑,督促社交平臺履行職能,自覺建立輿情采集、研判的機制,可以設置關鍵詞,實時進行動態監測,并將之常態化、日常化;重視排查有害信息、虛假信息和網絡謠言,建立定期匯報機制,并報備主管部門;強化網絡平臺的責任意識,督促企業將網絡信息安全和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納入企業的考核指標體系,以期能間接加強對內容服務提供者的引導,確保互聯網上的良性生態。

      三、結束語

      作為網絡輿情治理主體的政府以及輿情傳播的媒介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輿情的走向,任何一個環節處理不當都可能導致網絡輿情治理的無效化。為此,有必要在新媒體環境下研究媒介技術的最新發展趨勢,借助新媒體平臺構建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化的網絡輿情治理機制,破解網絡輿情治理的難題,增加網絡輿情治理的有效性、科學性和持續性,使網絡輿情對政府管理以及社會的正常運轉發揮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 張佳慧.中國政府網絡輿情治理政策研究:態勢與走向[J].情報雜志,2015(5):20- 22.

      網絡輿情的傳播規律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互聯網+”;高校網絡輿情;思想政治教育

      隨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和遍及,網絡正逐步使我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以及價值觀念發生變革,已經成為反應社會輿情的重要載體。2016年8月3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10億,上半年新增網民2132萬人,增長率為3.1%。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1.7%,與2015年底相比提高1.3個百分點,超過全球平均水平3.1個百分點,超過亞洲平均水平8.1個百分點。我國網民仍以10-39歲群體為主,占整體的74.7%:其中20-29歲年齡段的網民占比最高,達30.4%,學生依然是中國網民中最大的群體,占比25.5%,互聯網普及率在該群體中已經處于高位,他們是網絡的親歷者和推動者。我國正處于社會發展轉型期,各種新的問題與矛盾不斷涌現,對于網絡輿情的引導已經上升到國家安全與治理的高度。然而,怎樣在“互聯網+”領域下探索一種新的理念方式來更科學有效地做好高校網絡輿情工作,已經成為廣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須重視和面臨的重要領域和嶄新課題。本文旨在通過對“互聯網+”視域下高校網絡輿情發展脈絡進行梳理,明晰高校網絡輿情的現狀與問題,探尋“互聯網+”視角下的高校網絡輿情的發展規律,從而為后續的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理論指導和借鑒。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輿情的研究較早,但是由于英美話語體系中沒有用來表達“輿情”的專門詞匯,且對于輿論、民意、民情等詞也并未進行嚴格的區分,所以一般都用“publicopinion”表述。19到20世紀,國外公共輿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意調查。到20世紀后期,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JeremyLipschultz[1]認為在網絡時代,對政治表達自由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于政府的權力,而是對信息的控制和操縱。西方對于網絡輿情的研究多是集中于網絡輿論方面,且都是與政府、民意相關,其研究成果大多是宏觀層面,由于國情的不同,其理論并不能完全符合我國網絡輿情的現狀,尤其是我國高校的實際情況。

      (二)國內研究現狀

      筆者通過在中國知網中,對“高校網絡輿情”、“高校網絡輿情與思想政治教育”為篇名進行數據統計整理,發現關于這方面的論文研究在2007年之前處于空白狀態,2007年至2013年間,逐年增多,2014年至今,數量劇增。這說明高校網絡輿情等方面的內容越來越受到相關學者的重視。但是,通過分析發現,雖然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已經興起,并日趨成熟,但是對于在“互聯網+”視域下,高校網絡輿情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關方面的論文占據其中的比例不高,二者的研究目前仍處于相對分離的狀態,缺少有深度和廣度、有學術價值的創新性理論成果。

      二主要研究觀點

      (一)理論性觀點

      縱觀網絡輿情的發展脈絡,關于網絡輿情研究已初具規模并形成一定理論體系。而在“互聯網+”領域下關于高校網絡輿情與思想政治教育相關研究卻呈現出零散化、碎片化的特點,并沒有形成相應的理論體系。總體而言,“互聯網+”領域下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于“互聯網+”領域網絡輿情與高校網絡輿情的內涵研究

      目前,我們無法查證“網絡輿情”這個詞是誰第一次提出的。譚偉[2]提出“網絡輿論就是在互聯網上傳播的公眾對某一焦點所表現出的有一定影響力的、帶傾向性的意見或言論”。丁柏銓[3]把網絡輿情的概念簡化為網絡環境中形成或體現的輿情即民意情況。網絡輿情雖然屬于輿情中一種比較特殊的類型,但其本質仍然是輿情,反應的依然是民意狀況。隨著網絡輿情的發展,人們的認識也不斷深入。中山大學周如俊、王天琪[4]認為,網絡輿情從書面上理解,就是在互聯網上傳播的公眾對某一焦點、熱點問題所表現的有一定影響力、帶有傾向性的意見或言論的情況。以上定義雖不太相同,但究其本質是一致的:都是以互聯網為載體;都與現實緊密相關;都是公眾情緒和意見的集合等。從現有文獻的整理來看,學界對于高校網絡輿情的定義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王健[5]認為,高校網絡輿情是特指與高校有關工作相聯系的網絡評論或觀點。吳勇、王玉良[6]認為,高校網絡輿情是在高校網絡中傳播的師生對于某一焦點事件的具有傾向性的看法。這里將網絡輿情的載體局限于校園網絡,且主體是高校師生。鄭蘇法[7]認為,大學生作為網民中的特定多數人群,高校網絡就是大學生在互聯網上對其所關心的特定的中介性事項所持的社會政治態度。綜上,學術界對于高校網絡輿情理解的差異主要在于對其載體和主體的理解不同。

      2.關于“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的特點研究

      對于高校網絡輿情特點的研究,理論學界對此的看法紛繁復雜.陳喜玲[8]認為,高校網絡輿情是在大數據背景下的一種信息的集合,他實際上是一種矛盾的綜合體,由于網絡本身固有的特征,使得高校網絡具有自由性,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控的;網絡信息傳播速度較快,高校網絡輿情就具有了交互性但也具有即時性;輿情主體的隱匿性但輿情內容卻具有外顯性。畢宏音[9]認為,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和西方各種理論思潮的沖擊,網絡輿情中網民心理呈現出渴求新知、獵奇探究、彰顯個性、娛樂時尚、減壓宣泄、跟風從眾、追求平等、渴望創新、自我實現九大心理特征。曾潤喜[10]認為,高校網絡輿情除具有網絡輿情的一般特點外,還具有突發性、情緒化、影響廣、易控制的特點。通過對已有論述的總結,雖然學界對網絡輿情的特點看法不一,但大多數都是從網絡輿情的主體、載體、傳播途徑、形成過程等方面進行歸納的。

      3.關于“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的成因研究

      對于高校網絡輿情的形成原因,學者們也有各自的看法。李新萌[11]將成因大致歸為兩大類,一是常規訴求渠道不暢通,也就是說學校的報紙、意見箱、官方各種媒體等沒有給處在敏感年齡段的學生提供良好的訴求渠道,學生在遇到各種困難與利益訴求時只能轉向非常規的渠道,即網上的論壇、貼吧等,極易在網上產生共鳴,形成網絡輿情。二是學校的各項事物對學生產生的刺激。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教學計劃、教學任務等與學生產生各種沖突。一些學生在網絡上聚集起來發表意見、表達情緒,就會產生網絡輿情。袁富紅[12]從三個方面分析網絡輿情的成因:一是社會因素:當今社會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發展并不是很協調,物質的高速發展帶來的卻是精神生活的相對滯后。高校是社會中思想開放自由的一個領域,高校學生又是在網民中占絕大多數的群體,他們很容易受到社會各種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二是網絡傳播媒體因素。當今社會對于傳統媒體的監管機制發展較為成熟,但是對于網絡媒體,監管難度大,為了達到利益最大化,一些網絡媒體忽視道德底線,傳播不良思想。三是學生自身因素:當今高校學生多是90后、00后,他們思想開放、張揚個性、期望得到關注,尤其在網絡環境中,他們容易忽視網絡倫理道德,責任意識淡薄,喜歡放大焦點,加大高校網絡輿情發生的概率。通過梳理發現,對于高校網絡輿情的成因,學者們普遍認為主要是,國內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高校訴求機制不健全、大學生心理特點、高校網絡監管力度欠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落后等。[13]

      4.關于“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的發展規律研究

      網絡輿情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規律,不同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劃分。有學者認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為大學生對公共事件的篩選與認知、意見的互動與整合、行為示范效果的形成三個過程。[14]還有學者認為,包括四個階段,一是網絡公共事件或公共熱議話題的產生,二是網絡事件意見產生及其輿論場的形成、三是網民意見在互動中趨同并產生主導性輿論,四是網上網下多方消解逐步釋放輿論壓力。[15]部分學者還認為可以分為五階段,一是“議程設置”引發熱門話題,二是“沉默的螺旋”引發強勢意見,三是網絡傳播引發“放大效應”,四是負面消息引發“刻板印象”,五是“二次生成”引發輿情擴散。[16]

      (二)實踐性觀點

      1.關于“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影響的研究

      對于“互聯網+”視域下高校網絡輿情影響的研究,通過文獻梳理,大部分學者都是持有全面客觀的觀點,都認為其具有兩面性。秦健[17]認為,既要關注高校網絡輿情的負面效應,包括熱點問題的催生效應、偏激言論的放大效應、社會陰暗面的腐蝕效應,還要肯定其正面影響,包括“安全閥”功能、“監視器”功能、“大熔爐”功能。劉燕、劉穎[18]認為,積極正面的網絡輿情能夠客觀地反映社會的變化,對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著積極導向作用,大學生在這種網絡輿情的影響下會潛移默化規范自身行為。李偉東、劉敏姬[19]認為,網絡輿情自身存在的一些特點,如果控制不當對于和諧校園的建設以及高校的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挑戰。

      2.關于“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管理工作現狀的研究

      由于“互聯網+”領域是一個新興的領域,高校網絡輿情的管理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各項工作制度與體系都還沒有完善。鐘漲寶[20]認為,我國高校網絡輿情管理主體不明確,對于輿情信息的管理基本處于“誰建網站誰負責”的局面,沒有建立專門的高校網絡輿情管理機構。冼季夏、顧慕嫻、吳宏宇[21]認為,我國大多數高校均未建立完善的網絡輿情預警、引導與分析研判機制,這樣良莠不齊的網絡輿情會對高校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帶來負面[影響。鄭恒毅、王健卉、李學靜[22]認為,由于資金、技術設備等問題,國內僅有極少數高校采用網絡輿情安全監控系統,大多數僅僅是從制度約束等方面入手,是在輿情產生之后采取的補救措施,而沒有在輿情發生的源頭就作出預警監控。

      3.關于“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高效網絡輿情對大學生的思想和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白璟、安濤[23]認為,高校網絡輿情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網絡輿情是學生思想變化的“晴雨表”,關注高校網絡輿情可以及時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從學生利益訴求出發,適時調整教學和管理工作。二是由于網絡輿情自身存在的特點,導致大學生發表言論的隱匿性和自由性大大提高,給學校的管理工作造成負面影響,加之不良輿情的傳播,沖擊了大學生的人生觀和道德觀,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大大降低。王昊[24]認為,網絡輿情的發展及其自身特點,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極大挑戰,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根據其特點和發展規律,提高工作的實效性,避免網絡輿情的負面影響,進行有針對性的工作。廖揚平[25]認為,高校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發揮有利于網絡輿情的形成、發展和傳播,同時,網絡輿情也蘊含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導向等功能,其目的在于警示,而不在于懲罰。

      三研究評價與展望

      “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研究是伴隨著網絡技術的應用與發展而產生的,高校網絡輿情進入學界視野的研究也僅僅只有10年,目前對于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以下筆者主要從研究成果及研究中的不足之處來進行較為全面、客觀的評價。

      (一)已取得的成果

      首先“互聯網+”視域下高校網絡輿情的基本理論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眾多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高校網絡輿情的相關理論進行系統全面的論述,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鐘漲寶、聶建亮對高校網絡輿情的特點、產生原因等基本理論方面的闡述恰恰論證了這一點。其實,“互聯網+”視域下高校網絡輿情多角度研究成井噴式發展。多角度研究主要體現在高校網絡輿情參與者的心理特征分析、通過分析網絡輿情各個時期的特點與成因,提出有針對性的引導策略等。例如孫靜的《網絡參與者心理特點與疏導》、陳強和王雅蕾《高校突發事件網絡輿情泛化現象研究》等。再次,網絡輿情的發展對高校管理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挑戰。最后,新媒體、自媒體、微時代背景下的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也具有時代特色,隨著越來越多年輕學者的加入,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開辟了新的篇章,同時也為和諧校園的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因此,學術方面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二)研究中的不足之處

      第一,對高校網絡輿情的概念把握不夠明確。通過文獻梳理,筆者發現眾多學者并沒有對高校網絡輿情的概念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其爭議主要在于主體和載體不夠明確。對于“學生主體論”,有學者認為輿情傳播的主體在于學生,載體是整個互聯網,指出,高校網絡輿情是在校學生對于互聯網上傳播的某一熱點問題所表現出來的有一定影響力的帶有傾向性的意見和言論的總和。還有學者認為,輿情傳播的主體雖然是學生,但載體卻是校園網絡,指出,高校網絡輿情是在校學生對于校園網絡中傳播的發生在校園中的相關事項的看法或意見。對于“師生主體論”,一部分學者認為,是高校師生在互聯網上公開表達的對某種校園事件或社會現象或問題的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共同意見。另一部分學者認為,是高校師生在校園網絡上針對學校發生的各項事件的情緒表達的總和。總體而言,這兩大爭議矛盾較大,隨著互聯網的發展,還需要更多研究與論證。第二,對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視角有待深入。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網絡輿情理論本身,近幾年會有涉及到教育學方面,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關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新的要求與挑戰。但是單一的研究視角不利于高校網絡輿情的深入研究與發展,不同學科都有其獨特的視角,為高校網絡輿情的發展會提供一種全新的觀點。今后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可以和多學科相交融進行,比如心理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還要將大數據相關知識運用其中,從而促進高校網絡輿情的深入研究。第三,對高校網絡輿情的主客體建設不完善。目前,高校對于網絡輿情管理工作責任主體意識不明確,并沒有形成專門的網絡輿情監管部門,往往都是在輿情出現之后,尤其是灰色輿情產生影響之后,學校才開始開展工作,但是各部門之間分工不明確,相關部門沒有及時把握輿論的話語權,互相推諉現象時有發生,導致應對措施缺少實效性和連貫性。另一方面,高校網絡輿情的客體建設也不完善。所謂客體,就是指高校網絡輿情的管理觀念、方式和體系。目前很多高校管理者并沒有對網絡輿情的預警、應對和引導形成完善的有體系的管理方式,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傳統的“堵”“刪”等強硬措施越來越不能適應高校網絡輿情的發展形勢。

      (三)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第一,拓寬研究視角,注意與其它學科相融合。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各自的特點和特定的研究方向,但是每一門學科都不是獨立的個體,只有多門學科相聯系,才能避免單一學科研究的狹隘性與局限性。對于“互聯網+”視域下的高校網絡輿情研究同樣如此,我們要積極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再此基礎上完善高校網絡輿情的相關理論知識,與時俱進,從而形成一個不斷地開放、融合與創新的研究領域,以充實和完善該領域的相關體系建設。第二,豐富研究方式,借助大數據技術。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大數據”這一概念應運而生,要求高校管理者要運用網絡思維和大數據技術來進行網絡輿情的相關工作,做好高校網絡輿情的預測、數據監測、收集、分析與研判。在大數據時代,掌握數據抓取能力與輿情解讀能力,通過加工實現數據的增值,將是未來輿情分析的必備技能。而當前的大數據技術,為高校實現網絡輿情引導工作由監測向預測轉型提供了技術保障。因此,高校要加強大數據技術平臺的建設,加強與相關科研院所的合作,引進培養大數據處理人才,健全大數據技術人才體系,這將是未來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重點。第三,創新研究平臺,順應“微時代”發展。隨著網絡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微信已經成為人們必不可少的溝通交流工具。人們逐漸從QQ、微博等交流平臺轉向微信平臺。大學生永遠是體驗網絡新生事物的主力軍,所以高校網絡輿情的發展在微信上會有最直觀最全面的體現。

      微信是“互聯網+”領域下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主陣地,因此,今后高校管理者要牢牢把握好微信輿論話語權,創新傳播形式,結合大學生的實際切實做好微信輿論的宣傳引導工作,實現此研究的科學性與學術價值性。第四,轉化研究范式,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研究范式是一門學科存在和發展的關鍵所在,它既決定了一門學科的存在價值,也關系到一門學科的發展空間。[26]筆者通過現有的文獻資料梳理,發現在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中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范式,只是在以往經驗基礎之上的研究,因而提出的對策也僅僅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缺乏有效性措施,對于定性研究方法特別是案例分析法運用較少。因此,對于“互聯網+”視域下的高校網絡輿情要加強實證主義研究,研究范式多元化,才能為高校網絡輿情的分析、管理與引導工作帶來新的突破。

      參考文獻:

      [2]譚偉.網絡輿論概念及特征[J].湖南社會科學,2003,(05):188-190.

      [3]許鑫,章成志,李雯靜.國內網絡輿情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情報理論與實踐,2009,(03):1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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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輿情的傳播規律范文第3篇

      【摘要】近年來,社會公共事件頻發直接導致網絡輿情壓力持續攀升,應對網絡輿情也成了處理公共事件的重要課題。但當政府在輿論場中形成了對固有回應范式的路徑依賴時,是否存在可促進其范式重構的因素,以及如何建構,并以此實現綜合高效治理,也成了網絡輿情治理研究的核心議題。

      關鍵詞 公共事件 網絡輿情 范式重構

      一、社會公共事件的網絡輿情現狀

      網絡使用的低成本和低門檻使信息獲取的便利性得到了大幅提升和廣泛實現,也為原先以單一、孤立的個案樣本形態存在的社會事件演變成社會公共事件提供了可能。社會公共事件中,作為個體的意見合流會形成輿論,其通過網絡得以傳播、放大,進而產生了網絡輿情。紓解網絡輿情成為了政府在應對社會公共事件中的重要課題。

      1、網絡輿情的特質

      (1)開放與包容的場域屬性。網際聯系催生了跨時空的互動,人們在互聯網上通過交流形成了具有共同價值觀和歸屬感的群體,并以此為基礎產生強調“精神共同體”屬性的“虛擬社區”。

      “虛擬社區”內,交往聯系體現出匿名性、符號性,人際關系松散等特點。但正因個體間的陌生,才促使其形成對包容、開放等“虛擬社區”的場域屬性的價值認同,其無疑為網絡輿情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和空間。

      (2)非理性語境中的理性與非理性。

      網絡輿情基于網絡語境生成,自然會附著相應的互聯網特性。網絡技術賦權運動,在話語權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邊界突破,其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博客時代:精英話語、文人論政;微博時代:庶民狂歡、解構權威;微信時代:客廳政治、理性對話。我們正處在第二向第三階段的轉型,以微博為代表的大眾話語仍是網絡語境中的言論主導,理性話語位于輿論場域的邊緣。精英話語和大眾話語存在天然分野,理性表達在以非理性的情緒宣泄為主的眾聲喧嘩中顯得極為缺失,后者總會裹挾著民粹主義情緒和虛偽道德自信。與此同時,理性表達也亦傾向于以非理性的全知敘事模式來闡述理性和邏輯。

      總體上,社會的非理性傾向始終在天平上呈現壓倒性優勢。在此語境中,無論出于何種目的表達,都會或多或少表現出情緒宣泄的嫌疑。

      (3)作為公民訓練的表達。網絡使公眾的信息獲取和民意的樸素表達成為可能,在潛移默化中解構精英話語。社會公共事件引發的網絡輿情,通常會涉及嚴肅議題,具有較強的社會性和政治性,這無疑對政府在社會公共事件的應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等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意見表達預示著公眾形成了對于公共事務的習慣性關注和思考,實際上是對于社會和政治的參與。這無疑有利于公民性的培養和鍛煉,也可以視作最基本的公民訓練。

      2、網絡輿情生成與發展的規律

      網絡輿情由社會公共事件誘發,是社會公共事件在網絡語境中的延伸。網絡輿情的醞釀、發酵與相應的社會公共事件沒有割離,反而結合地更加緊密,并依照規律性路徑發展。

      第一階段:網絡輿情潛伏期——醞釀中的社會矛盾。在此階段,深積的社會矛盾在具有象征性意義的事件中被激發。原本社會矛盾處在相對靜止的狀態,關乎于公共議題的意見呈散落分布,沒有出現觀點的聚合和集中表達。此時,社會公共事件就扮演了導火索的角色,其一旦爆發,旋即形成引力巨大的輿論場,迅速吸納各種意見,形成輿論,匯集輿情。

      第二階段:網絡輿情爆發期——外顯性的社會沖突。在輿情初現雛形之后,網絡輿論的聚合大多源于自發,喧嘩需要引領和統合,傳統媒體的介入提供了權威事實和邏輯觀點,引導輿論轉向公共討論,從虛擬社區走入現實社會。討論中,民眾的情緒、態度、意見等不斷碰撞激蕩,議題的廣度和深度得到拓展,散落的個人意見和群體見解會向公共意見過渡。網絡輿情的爆發,實際上是靜態社會矛盾沖突的動態化和外顯性揭示。

      第三階段:網絡輿情轉折期——事實的遮蔽與揭示。在網絡輿情發展的過程中,各方都在嘗試敘述事實,并基于此表達觀點態度。但事實是被建構的,細節的選擇性再現,或者環節的先后排序等都會影響到事實本真是否得到還原,這里就存在著遮蔽與揭示的循環運動。輿情的風向會在期中擺動不定,產生各種轉折的可能性。

      第四階段:網絡輿情淡化消退期——事實重構與理性回歸。隨著事件的發展,在缺失刺激性誘因和深度追蹤調查的情況下,受眾很難保持對單一事件的持續性關注,表達情緒也會漸趨冷卻。網絡輿情進入了淡化消退期,客觀上可以避免網絡輿情對于事件本身的裹挾,同時隨著事件調查的深入開展和信息的不斷公開,事實的重構和理性的回歸正是題中之義。

      二、政府應對網絡輿情的范式研究與重構的可能

      1、“維穩”范式的路徑依賴

      社會公共事件的爆發成為常態,政府也形成了應對措施系統,但仍遵循著“對抗——維穩”的邏輯,并在互動中形成了對“維穩”范式的路徑依賴。

      互聯網在社會公共事件中起到了動員、組織、傳播的作用,并為網絡輿情的形成創造了直接的可能。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以經濟發展為主的歷史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相對緩慢,民眾的部分政治訴求沒有表達的渠道,積累的政治期待就會造成社會壓力的質變,難以舒緩。而一旦爆發社會公共事件,其就會成為社會壓力集中宣泄的誘因,對抗性的情緒也會隨之成為輿情的主體。

      面對這種“對抗性”情緒,政府形成了應對網絡輿情最“高效”的“維穩”范式。但在“微時代”的今天,當信息的生產和傳播得到技術保障之后,政府在輿情決堤時仍消極回避,并依賴簡單粗暴的權力干預,以求實現輿情壓力水位平穩、社會秩序安定,實際是上付出了高于治理收益的管理成本,雖然“維穩”可以在短期內起效,但卻為諸如謠言的社會失范行為的產生創造了條件。“維穩”范式無法長期有效地應對網絡輿情的瞬息萬變,更不能從根源上為社會公共事件的應對提供助力。

      2、范式重構的可能

      網絡輿情具有先天的網絡屬性,在社會正向“微時代”過渡的背景下,以更開放、更積極、更高效的理念進行治理模式的建構才是一種可能的出路,這里需要從理念、制度、社會等多個視角切入。

      理念層面:從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轉變。網絡輿情治理屬于社會治理范疇,近年來政府對于社會正從管理向治理過渡,逐步弱化政府在社會領域的管理色彩。相應的對于網絡輿情,也存在實現從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轉軌的可能。

      管理的實質在于管理主體對被管理客體的控制和調節,主要的著力點是在客體的行為和活動;而治理的核心是對于社會運行的過程進行適度協調與調和,使之運行更加合理化。從主體視角上來看,管理主體是政府,客體是社會,主客體二元化;而治理的主體卻可以多元,類似于“共治”的形態,具有主客體兼性。手段上,管理和治理都強調法律,但是管理只重法,崇尚“令行禁止”的權威管理形態;而治理則主張在法律的基礎上,更多考慮社會情理,即以法齊之、以理曉之、以情動之。

      理念上,從管理到治理,是從政府到社會的視角過渡,以治理的視角重新審視網絡輿情,才能實現綜合高效治理。

      制度層面:實現網絡輿情治理的法治化。法治化是現代化國家標志,社會的平穩運行需要法律保障。對于網絡輿情,以法治網要求越軌行為一定要付出相應的失范成本。但法律強調的不是限制與禁止,而是對于自由的保障,它可以為網絡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內提供自由、平等的制度保證。

      政府是推進網絡輿情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力量,在這一過程中要以促進網絡健康發展和保護公民自由表達為目的,在制裁網絡失范行為的同時,不應該以束縛言論表達和信息傳播自由為成本。網絡輿情治理呼喚法治化,其功效不僅能對違法行為進行制裁,更可以制約公權力的肆意與暴虐。

      社會層面:話語空間的重構。網絡輿情接連爆發的直接原因是社會公共事件的高頻發生,同時網絡輿情也是一個社會結構性壓力的參考指數,目前這種社會壓力水位的高攀毫無疑問地揭示了中國社會存在著壓力隱患。

      社會公共事件引發的網絡輿情危機已然不是概率性的呈現,而是社會系統運行過程中常態化的錯位表現。就事論事、見招拆招地應對網絡輿情,只能緩解對立社會的表層矛盾,其并未觸及深層的社會結構性壓力,但降低后者的壓力指數才是治本之策。此外,高頻爆發的網絡輿情危機,實際上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社會階層分化日益加深、社會階層固化等社會性癥結的現實投射。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利益的日益分化和社會的急劇變遷,社會糾紛不斷涌現,社會矛盾不斷激化,這些消極情緒很大程度上需要進行持續、舒緩的宣泄和消解,否則一旦集中傾瀉就會造成輿情的決堤。社會需要“泄壓閥”疏泄機體壓力,溝通和對話就能起到這樣的功效。所以,在制度性的溝通對話機制下建構起一個起到“社會黏合劑”功效的公共話語空間,顯得尤為重要。它提供了對話和交流的平臺,呼喚理性表達,為社會壓抑情緒的釋放設置了理想路徑,進而釋放結構性壓力,消解網絡輿情的洶涌,更可能促成階層的和解,實現共識的凝聚,為社會的和諧發展創造可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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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輿情的傳播規律范文第4篇

      [關鍵詞]大學生輿情 熱點 規律 調查研究

      [作者簡介]盧艷榮(1970- ),女,河北易縣人,河北大學護理學院黨委書記,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李京彬(1971- ),男,河北定州人,河北大學護理學院黨委副書記,高級政工師,研究方向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金天星(1982- ),男,河北承德人,河北大學學生處青年研究發展中心主任,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社會學。(河北 保定 071000)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1年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河北省大學生輿情熱點調查及干預策略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HB11ZZ008)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3)08-0165-02

      我國社會轉型不斷深入,受各種社會思潮影響,大學生群體的輿情動態呈現輿情源多樣化、傳播迅捷化、影響劇烈化等特點。高校輿情一旦形成,將會對廣大師生思想意識、校園和諧,甚至社會穩定產生影響。密切關注和分析大學生群體的輿情熱點及其規律,對保障高校的科學發展環境和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輿情及大學生輿情相關概念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輿情的研究日漸深入,王來華教授對輿情的定義得到廣泛認可。他認為,輿情指在一定的社會空間內,圍繞中介性社會事項的發生、發展和變化,作為主體的民眾對作為客體的國家管理者所持有的社會政治態度。因此,大學生輿情主要指在一定時間內,大學生對校內外一些具體事項的思想認知、情緒反應、價值判斷和意見傾向等的綜合表現。輿情熱點是大學生思想情緒和利益訴求的集中體現,是大學生關注議論的焦點,反映出一個時期大學生的所思所想。本文研究的輿情熱點,是在一定時期內大學生群體關注度超過25%的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校內外具體事項,評估指標參考姚福生等對大學生輿情演化狀態評估機制的研究。關注度是指一段時間內某事項被大學生關注的程度,本文研究用百分比進行比較,某事項關注度=該事項被選頻數/有效受試人數×100%。

      二、大學生輿情調研情況

      問卷設計方面,除學生基本信息外,還包括輿情源內容、輿情傳播路徑、輿情傳播方法與時間等內容,經過兩次預試驗修改完善后,學生能夠在20分鐘內認真回答完畢。樣本選擇與調查方面,選擇河北省11所高校,包括本科骨干院校、一般本科院校、高職和民辦院校,分組進行調查,所有院校同時展開,一周內結束,共發出問卷1050份,回收有效問卷1016份;受試學生涉及軍事學以外的12個學科門類,分布在各年級,以二年級居多(53%),學歷層次含本科生77%,專科生22%,研究生1%,其中男生44%,女生56%。統計分析方面,經SPSS15.0數據處理。專家意見收集方面,采用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相結合的方法,11所高校的宣傳、學生、保衛等部門的專家及一線資深輔導員共66人受試和被訪。

      三、大學生輿情熱點分析

      1.大學生輿情主題關注度分析。調查問卷列出了被大學生關注的7類主題,由受試者自由選擇最為關注的選項,每題為多項選擇。大學生對“校內外突發事件”關注度最高,其次為“社會現象與民生”,兩項均高于25%,屬于輿情熱點。校內外突發事件為首要的輿情熱點,男女生、文理科、各年級分別統計處理,結果一致,分析認為突發事件的突發性、爆炸性對大學生生活和思想最具影響力和沖擊力,因此任何國內外、校內外突發事件發生時都要高度重視大學生的思想狀況和輿情變化。社會現象與民生問題成為大學生關注的第二大主題,一方面表明當代大學生有社會責任感,關注我國社會改革發展中的問題,政府對解決此類問題的正確態度與方法,對于贏得大學生群體的信任和支持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表明大學生高度關注輿情熱點,如果處理不妥,容易成為大學生群體的輿情導火索,引起社會連鎖反應。此外,關注度比較高的還有校園生活熱點占22.6%,表明大學生對發生在身邊的事和關系到切身利益的事非常關注,提醒高校工作者要認真謹慎處理涉及大學生切身利益的相關事務。大眾傳媒與網絡熱點的關注度為21.6%,驗證了現代信息傳媒對當代大學生的作用,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先于學生關注媒體和網絡熱點,敏銳地分析預判熱點事件對大學生的影響。

      2.大學生輿情熱點事項分析。問卷將2010年1月到2011年9月間發生的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校內外具體事項分別列為各主題的具體選項,統計中把有效答卷中各主題列出的42個選項的關注度一起排序,關注度高于25%的輿情熱點有22項,占所列選項的52.3%,說明在校大學生對社會熱點非常關注。從關注事項的廣泛程度來看,輿情熱點涉及調查統計的五個主題,每個主題含3~5項,表明大學生對校內外、國內外熱點事項的關注范圍非常廣泛。從關注的熱度來看,關注度60%以上的有4項,50%~59%有3項,40%~49%有10項,30%~39%有3項,29%~25%有2項。關注度最高的“物價上漲”達67.3%,提醒我們要高度重視物價上漲引起的學生飯菜價格漲價可能引起的連鎖反應。關注度60%以上的還有“動車追尾”“食品安全”“學習與考試”,關注度在50%~59%的有“李剛門”“官富二代”“天津高速特大車禍”,我們認為超過50%的輿情熱點應為高危熱點,問題解決的好壞對輿情的轉歸及學生對政府的信任度都將產生重要影響,類似以上事件發生后,相關部門要高度重視,反應迅速,及時做好學生的輿情引導。

      3.大學生校園生活輿情熱點分析。調查問卷在校園生活主題中列出了10個容易出現熱點問題的選項,關注度超過25%的選項有五個,分別是學習與考試(61.40%)、獎助學金及評優(47.50%)、求職就業(45.8%)、入黨(37.10%)和愛情與交友(27.90%)。關注度最高的為“學習與考試”,說明大學生的學習壓力很大,提醒我們要時時注意學生的學習情況,有無厭學、厭世傾向,在期中、期末、英語四六級等考試期間及公布成績階段,要密切關注學生的心理變化,對學生反映的涉及課程安排、教學質量等與學習考試有關的問題要高度重視,及時解決,以免迅速形成輿情。“獎助學金”“求職就業”“入黨”均為與學生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事項,學生關注度很高,我們在做工作時要注意公平、公開,耐心細致地做好輿情引導。“愛情與交友”也是關注度比較高的選項,要及時引導大學生的愛情觀、擇友觀,出現失戀、狂熱求婚等熱點議題時,要密切關注,正確引導。另外,“校園安全”的關注度也比較高,要在思想上時刻警惕,措施上把牢關口,確保學生在校安全。

      四、大學生輿情傳播特點分析

      1.輿情傳播路徑。“某熱點事項發生后首次獲得訊息途徑”最多的為“網絡”(65.10%),其次為“人際關系”(50.90%)和“大眾媒介”(47.20%),而“非正式群體渠道”被選頻率大于“正式組織渠道”的被選頻率。網絡使用排前三位的是QQ、新聞網站和微博,人際關系排前三位的是同學、好友戀人和父母親戚,大眾傳媒排前三位的是電視、報紙和廣播。分析傳播路徑特點,一是網絡成為主導傳播途徑,而2007年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所做調查結果最多的途徑為口傳(人際關系),可見經過幾年變化,網絡媒體的快速發展已經深入影響了大學生信息傳播環境。二是學生接受非正式渠道傳播途徑的訊息比正式渠道傳播途徑多,這可能與學生的群居和交往特點有關。三是從各渠道排在前三位的具體途徑可以看出學生接受和傳播訊息的主要脈絡,輿情發生時應該循著這條脈絡做好引導工作。

      2.輿情傳播時間。對于傳播時間的調查為單選題,熱點事項發生后,首輪傳播(即受試者首次獲得某訊息)“4小時內”最多(33.80%),二輪傳播(即受試者獲得訊息后再次向他人傳播)“24小時內”最多(29.25%),學生最為關注的時間“3天內”最多(31.30%),不再關注的時間“1周以后”最多(25.73%)。親歷熱點事項后,大學生多在4小時內向他人傳播訊息,說明首輪傳播的即時性和迅捷性,親歷者將熱點訊息通過網絡等迅捷途徑快速向同學、好友戀人、父母親朋等傳播訊息,復述現場事實,而來不及加入其他成分,所以對熱點事項的現場處置最為重要,符合輿情專家提出的黃金4小時理論。而受眾在得到訊息后,多在24小時內再次傳播訊息,即二輪傳播,其中受眾同時也是二輪傳播者,會加入自己在了解、觀望、議論過程中形成的看法和觀點,傳播中會有失實現象。對某熱點事項最為關注的時間多在3天內,不再關注的時間為1周,這給輿情處置相關部門和人員提供了正確處理輿情事件的時機,要把握好4小時、24小時、3天內、1周內的處置時機,正確的處理會促進熱點事項的正常轉歸。

      3.輿情傳播效力。關于“如果同一熱點事項不同途徑獲得的訊息不一致,你更相信哪一種?”,“大眾傳媒”是首位(35.1%),其次為“正式組織渠道”(26.1%)、“人際關系”(24.7%)、“網絡”(24.7%),相信“非正式群體”的只有6%。這說明大學生最為信任的是大眾傳媒和正式組織渠道,雖然在傳播途徑比較中,非正式群體的頻率高于正式群體,但學生對于正式組織的信任卻高于非正式組織。熱點事項發生后,相關處置部門要善于利用最具傳播效力的渠道,發揮正面輿情引導作用。學生對網絡的信任也較高,網絡輿情引導應提起高度重視。

      4.輿情傳播、激化與衰減的原因。問題為多選題,從統計結果看,大學生參與傳播的原因主要有“表達自我觀點”和“反映問題推動解決”,輿情激化的主要原因是處理問題的結果和態度、方式及速度,所以熱點輿情發生后,最為實質性的工作應是及時正確地推動問題解決。而輿情消減原因中被選頻率最多的是“出現其他熱點訊息興趣轉移”(37.8%),這符合大學生特點,學生工作者可以通過組織其他學生感興趣的活動轉移他們的注意力。

      五、結論與啟示

      研究通過客觀數據結果,幫助我們找準大學生輿情熱點內容和把握其傳播規律,提高大學生輿情工作的針對性。第一,大學生輿情熱點內容范圍廣泛,涵蓋各類主題,國內外、校內外任何熱點事項的發生都會引起學生的關注,要求我們時刻警醒,具有敏銳的分析能力,及時發現并預判熱點事件對學生的影響,做到未雨綢繆。第二,大學生對一些敏感事項關注度非常高,達60%以上,要求我們對突發事件、社會現象與民生問題、校園生活等熱點事項高度關注,有針對性地進行引導。第三,網絡、QQ、手機等新媒介成為大學生訊息傳播的主導途徑,但這些途徑具有虛擬性、隱蔽性、隨意性和滲透性等特點,對于輿情的正面引導是極大的挑戰,必須引起重視。第四,從輿情傳播的路徑我們清晰地看到學生的信息傳播脈絡,而學生最為信任的途徑在這條脈絡中還顯弱勢,要充分發揮正式組織、大眾傳媒、人際關系等最具效力途徑的作用。第五,我們要把握黃金4小時、24小時、三天內等有效時間點,及時處理現場正確解決問題是最有效的防止、化解和消減輿情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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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輿情的傳播規律范文第5篇

      關鍵詞:互聯網 企業維穩 網絡輿情

      1.把握輿情態勢,明確建立管理體系的重要性

      筆者對網絡輿情工作和管理有以下三點啟示:一是對社會管理和企業穩定帶來新的挑戰。互聯網、局域網以其開放程度高、傳播速度快、擴散范圍廣、動員能力強,能使任何人在虛擬空間里對現實社會的問題發泄不滿,既有較強政治敏感性、又有相當強的煽動性且難以控制,極有可能誘發民眾的不良情緒,引發群眾的違規和過激行為,導致發生,進而對社會穩定形成嚴重威脅;二是網絡成為共同訴求的重要途徑。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在不穩定群體龐大、人員眾多、歷史遺留問題多和不確定因素復雜的現實情況下,網絡成為不同群體尋求共同利益訴求、擴大公眾影響和制造事端的重要途徑,體現在首先是傳播交流信息,其次是制造炒作要點,再次是串聯組織事端;三是網絡輿情管理是復雜的系統工作。網絡輿情表達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動,具備傳統媒體無法比擬的優勢,與傳統媒體傳播的有限性比較網絡輿情具有無限次傳播的潛能。網絡的這種特性使它可以輕易穿越封鎖,加之網絡的發展速度遠遠超于管理進度,相關法律法規相對滯后,必須依靠相關部門協調聯動,不斷建立健全管理機制。

      2.當前維穩網絡輿情基本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2.1基本現狀

      2.1.1呈現出“上訪不如上網”的趨勢。網絡迅速發展,在對政治經濟和人們的言行產生深刻影響的同時,人們也通過網絡傳播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訴求,從近年的維穩工作來看,網絡已成為高危人群的“吸鐵石”,引發的“導火索”,導致升級的“放大器”。

      2.1.2維穩網絡輿情內容眾多復雜。局域網及周邊網絡圍繞公司的生產建設、民生利益和各種思想等問題表現出的輿情紛繁復雜。

      2.1.3不良效應波及迅速。網絡成為不同群體尋求共同利益訴求、擴大公眾影響和制造事端的重要途徑,發表的言論既有較強的政治敏感性、又有相當強的煽動性和擴散性且難以控制,極有可能誘發民眾的不良情緒,引發群眾的違規和過激行為,導致發生。

      2.1.4維穩網絡輿情與現實訪情緊密相連。網民通過網絡發表輿情言論成為引導和影響輿論的重要力量,虛擬空間強大的傳播性和服務功能極易將不良信息和情緒轉化為現實空間的不穩定因素。

      2.2存在的問題

      2.2.1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健全,管理不到位。一是網絡發展速強度遠遠超于管理進度;二是相關的法律法規相對滯后;三是公司對網絡輿情還存在多頭管理、管理機制和手段參差不齊的實際情況。

      2.2.2對網絡輿情管理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對內網的監測缺乏政治敏銳性,缺乏相應的手段,與公司的要求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缺乏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對不良信息的查處、輿情的研判達不到工作要求。

      2.2.3不能牢牢掌握網絡話語權。有的單位、部門對一些帶有疑惑性的問題、不良信息,不能及時回應,只注重封堵、刪除,忽視正面引導和教育,穩定公眾情緒,掌控輿論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等方面相對欠缺。

      2.2.4聯動處置有待加強。有的單位對交辦的網絡輿情工作束手無策,不能按要求處置,與內缺乏溝通協調。公司與網絡攻關公司的協作、及借助有關力量和手段處置網絡輿情不良信息工作有待進一步堅強。

      3.網絡輿情監測管理體系的主要內容

      3.1通過整章建制提供基礎保障

      充分發揮維穩工作“第二戰場”的特殊作用,努力理順“三個關系”,營造暢通的內外部環境。一是主動向上級有關部門匯報工作,取得領導與支持,使工作始終保持正確方向。二是經常與其他兄弟企業溝通,實現預警信息共享,把握主動。三是與地方黨委政府,特別是與公安部門、新聞媒體保持溝通聯系,建立良好穩定的協作關系,充分依靠政府、社會資源,形成應對網絡輿情事件的強大合力。

      在基礎工作建設方面形成三個系統:一是管理制度系統。制定了《網絡輿情管理辦法》。按照工作職責、網絡輿情的監控、網絡輿情的分析、網絡輿情的報送、預警機制、查證

      與處置、獎勵與懲罰等工作領域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二是日常文書系統。建立了《網絡輿情監測分析報告》、《網絡輿情監測報告》等常用文書;三是目標考核系統。把網絡輿情工作列入公司經濟責任制考核。

      3.2理順工作流程,確保維穩網絡輿情工作取得實效

      一是強化監測職能,增強輿情態勢的掌控權。面對內部龐大的辦公網、民用網用戶,在法律和權限約束范圍內,進行局域網、局域網上傳至互聯網的負面信息的檢測。

      二是強化分析職能,增強網情信息的甄別力。對網絡輿情走向作出正確研判,對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客觀、全面評估,準確把握網絡輿情事件的動態性發展。通過強化分析職能,摸清工作對象的人員構成、輿情表現、規律動向等情況。

      三是強化預警職能,增強應急處置的主動性。根據網絡輿情發展變化,實施分級響應,做好預警通知和超前應對準備。針對內外串聯的具體情形,應及時與有關企業溝通,超前采取措施,將這起群體訪化解在了萌芽階段。

      四是強化查實職能,增強管理處置的針對性。依托信息、通訊、公安等部門的技術和職能優勢,進一步查實網絡虛擬人員身份。針對各重點階段不同需要,查實公司網絡骨干人員,分別建立了檔案,準確掌握了現實身份和基本情況,為加強管理和依法處置提供了客觀依據。

      五是強化處置職能,增強網絡輿情的嚴肅性。 對于熱點話題、網站信息比較集中的領域和各個時期的熱點話題巧設關鍵字或詞進行搜索;對于查實的有害穩定信息及時屏蔽、封堵、刪除,借助網安、公安部門或相應技術進行查處,對發帖人加強思想教育和依法處置。

      3.3技術支撐體系

      通過技術手段有效管理網絡輿情,采用更先進的網絡與信息技術加強對網站的監管力度,加強對網絡輿論的及時監測、有效引導,以及對網絡輿論危機的積極化解,對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公司以及國家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創建和諧社會的應有內涵。

      建立企業輿情監控管理系統,實現網絡輿情信息的歸檔留存,保證輿情信息數據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能使領導和相關工作人員準確掌握公司網絡輿情信息的動態情況,達到及時、規范處理網絡輿情的目的,確保公司網絡輿情信息處理

      流程的順暢,提高了管理水平。

      3.4網絡輿情監測的內容及方式

      裝業管理部門(單位)及各單位專、兼職人員通過網絡搜索引擎等工具,對有負面影響的言論等進行監監測。網絡輿情監控形式:日常監測、重點監測、突發事件監測。在發生群體性突發事件時,通過對相關輿情的監控,及時準確獲得最新信息并加以判斷處理,全面掌握與該事件密切相關的各種信息,為輿情處置提供依據。

      3.5網絡輿情工作的處置

      針對監控發現的有害信息,首先確定網站、網頁或QQ群組名稱等,及時對頁面內容進行復制、存儲,固定有關證據。

      必要時向公安機關、網站管理部門發出協助調查函,取得公安機關和網站管理部門的幫助與支持,進一步鎖定發帖人的IP地址,查證所在地區、單位、真實身份等基本情況。

      網絡輿情處置是指通過溝通協調各級政府有關部門、公安機關、網站管理機構,對監控發現的涉及企業穩定的有害信息,及時進行屏蔽、封堵、刪除,向責任主體發放網絡輿情查辦通知單,并對查實的有害信息的人員,依法進行處置。

      4.建立輿情管理體系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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