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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發展;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5(1)-0073-04
云南作為全國重要的旅游大省,旅游產業成為云南省的支柱性產業,對整個云南省經濟發展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旅游業作為全省經濟的重要支柱,成為推動云南社會經濟快速成長的主要引擎。但從長期角度來看,其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內在因果關系? 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到底發揮怎樣的作用? 這些問題仍有待實證檢驗。云南省正處于旅游大省向旅游強省轉型的重要階段,其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不僅對其旅游與經濟協調發展提供有力的參考價值,而且能夠為云南旅游強省建設提供決策依據。
一、文獻簡述
目前,我國已有眾多關于旅游與經濟增長長期動態的關系的研究。從研究結果來看,和紅、柳思維等人研究我國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研究顯示我國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楊勇對中國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我國旅游業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穩定的因果關系。從研究區域范圍來看,和紅、羅文斌、吳忠才對中國旅游業與經濟增長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賈天理對四川省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朱葛則通過建立模型對大連市的經濟增長與旅游發展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從研究內容上看,多數研究落腳在經濟增長與旅游發展二者關系上,而對旅游發展、第三產業增長、整體經濟增長三者之間動態關系的研究較為缺乏。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模型主要是向量自回歸模型、脈沖響應函數、預測方差分解、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選取1990―2013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采用ADF 檢驗、E-G 兩步法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等計量檢驗方法對云南省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為旅游強省建設政策制定的提供科學依據。
二、變量選取、數據處理及模型建立
(一)變量、數據選取及處理說明。本文選擇實際旅游總收入( RTRT) 、實際國內生產總值( RGDP) 和實際第三產業總值( RDSC) 作為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和第三產業增長的變量。選擇1990―2013 年的序列數據為樣本,樣本變量涉及旅游收入、名義匯率、名義第三產業總值、名義GDP、GDP 價格指數等,原始數據均來自《云南統計年鑒 2009》。RTRT(實際旅游收入)、RDSC(實際第三產業收入)、與RGDP(實際GDP)均以 1990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折算而來,詳細過程見參考文獻。另外,對 3 個變量(RTRT\RDSC\RGDP)做自然對數處理,以消除時間序列的異方差。最后得到計量研究的基礎數據:LNRTRT、LNRDSC 和 LNRGDP 3組新序列,對新序列做回歸分析可用來解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彈性。
(二)計量模型。本文主要應用 ADF 檢驗、E-G 兩步法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等方法對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定量研究。在實證檢驗和計量建模之前先對LNRTRT、LNRGDP 和 LNRDSC等3個序列數據應用 ADF 檢驗法進行單位根檢驗,具體模型見參考文獻。
為確定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和第三產業增長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應用 E-G 兩步法進行協整檢驗,具體模型見參考文獻。
為深入分析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方向,分別構建 LNRTRT、LNRGDP 和 LNRDSC 等 3 個序列的 Granger 因果檢驗模型。
三、實證結果
(一)變量序列的單位根檢驗結果。通過對 LNRTRT、LNRGDP 和 LNRDSC 3 個序列進行描述統計分析,繪制時序圖和差分序列圖,如圖 1 和圖 2 所示。
圖 1 顯示,1990~2013年間,LNRTRT、LNRGDP和 LNRDSC 等 3 個變量數據具有非平穩特性。圖 2顯示,3 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呈現出平穩性,從而可以進行單位根檢驗。
選擇最通常的ADF 單位根檢驗法,采用AIC法則確定滯后階數并根據時序圖來確定時間趨勢和常數項的選擇。設D2LNRTRT、D2LNRGDP 和D2LNRDSC分別為 LNRTRT、LNRGDP 和 LNRDSC 的二階差分,利用 Eviews 6. 0 計量軟件對數據進行運算,ADF 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 1。
表1顯示,LNRTRT、LNRGDP 和 LNRDSC 等 3個序列的水平檢驗均為非平穩序列,經過二階差分后,3個變量均轉換為平穩序列,說明 LNRTRT、LNRGDP 和LNRDSC 均存在單位根,可進行變量數據的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分析。
(二)E―G協整檢驗結果。根據 E-G 兩步協整模型,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 OLS) 對協整方程的回歸系數進行估計,Eviews6. 0 計量軟件對數據進行運算,結果如下:
LNRTRTt= - 10.0046 + 1.9121LNRGDPt ( 1 )
( - 9.9329) (15.4035)
R2= 0. 9151 R2adjust= 0. 9113
DW = 0. 3302 F = 237.2684
LNRTRTt = - 4.6719 + 1.4073LNRDSCt ( 2 )
( - 5.0385) ( 11.02276)
R2= 0.8468 R2adjust= 0. 8398
DW = 0.2457 F =121.6068
然后,分別對兩個方程的殘差序列進行 ADF 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 2。
表 2 結果顯示,在 5% 和 10% 的顯著性水平上,回歸方程的設立比較合理,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分別存在協整關系,即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回歸估計系數顯示,兩個方程的擬合優度較高,有很強的解釋力。回歸系數確定了旅游總收入與GDP和第三產業總值之間的彈性,即云南省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將提高1.91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總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將提高1.407個百分點,這反映第三產業增長對旅游發展的影響沒有GDP增長影響大。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增長和經濟增長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是要確定到底是GDP增長導致旅游增長還是旅游增長導致GDP增長,是旅游發展推動第三產業發展還是第三產業刺激旅游發展,需要對三個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本文按照AIC和SC最小準則,通過Eviews6.0計量軟件中雙變量的向量自回歸模型( VAR)確定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以及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增長兩個變量之間的最佳滯后期都為1,檢驗的結果見表3。
格蘭杰因果檢驗顯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存在LNRGDP到LNRTRT單向因果關系,說明經濟增長是旅游發展的格蘭杰原因,揭示了經濟發展對旅游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存在LNRTRT到LNRGDP的單向因果關系,表明旅游發展對整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不夠明顯。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 云南省正處于旅游大省向旅游經濟強省邁進的階段,初步具備了建設旅游強省的基礎和條件。但按照建設旅游強省的要求,旅游產業發展還存在不少問題和差距。從旅游產業自身發展的情況看,旅游產品的供給還難以滿足旅游者日益增長的多樣化、個性化消費需求,科技應用和管理創新能力還有待提高,影響力和競爭力還有待增強,產業功能的釋放程度和作用空間還需擴大。因此,在5%顯著水平下,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刺激作用還不夠明顯。
另外,檢驗還顯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存在LNRDSC和LNRTRT之間的雙向因果關系,說明旅游發展對第三產業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同時第三產業的發展又刺激旅游發展,旅游發展和第三產業之間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四、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主要結論。協整檢驗結論表明,從長期來看,云南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系數估計表明,云南省GDP每增加 1 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將提高1.91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總值每增加 1 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將提高1.407個百分點,比較來看,整個經濟增長對旅游發展的影響比第三產業增長的影響更明顯。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論表明,在5%置信水平下,云南省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刺激并沒有以往認為的那么明顯。這表明:一方面, 云南省并未完全實現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強省的脫變,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尚未達到旅游強省水平,仍處于旅游強省建設初期;另一方面,說明云南省旅游產業與其他第三產業的聯動性較強,旅游產業的發展直接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進而間接刺激經濟增長。
(二)政策啟示。加快建設旅游強省,發揮第三產業、經濟增長對旅游發展的刺激作用。在政府制定政策時需要考慮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和第三產業增長之間存在的長期均衡關系,充分利用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增強發展規劃的長遠性、政策的前瞻性,密切關注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之間的聯動。
雖然格蘭杰因果檢驗顯示,不存在旅游發展到經濟增長單向因果關系,但這并不能掩蓋旅游業在云南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從而否定其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的地位。國外的研究結論表明,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隨著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旅游導致經濟增長的假設是成立的。政府部門在制定推進旅游強省建設進程中,決不能忽視經濟增長對旅游發展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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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Tertiary Industry
LI Meiting LI Fan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關鍵詞:經濟危機 新貿易保護主義 貿易政策
中圖分類號:F75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0-073-02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超過18%,比同期GDP 增長快了近一倍。加入WTO以來,外貿出口更是以年均27%左右的速度增長,出口總額已經上升至世界第二位,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位。
當前,全球經濟因“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而陷入大幅減速和深入調整。該輪危機造成信貸的突然收緊或中斷,其負面影響逐步蔓延到實體經濟領域進而對國際貿易增長造成沖擊。中國不可能置身其外,2007 年以來,中國對外貿易出現增長放慢的勢頭,到2008年,這種勢頭表現得更為明顯(見表1)。
中國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大國, 面對國際經濟, 特別是國際貿易的下滑, 需要作出明確的判斷, 積極采取貿易政策措施以正確應對危機、保持經濟的較快增長。
一、經濟危機下的新貿易保護主義
(一)新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自由貿易漸陷“囚徒困境”
由于各國和地區經濟步入衰退、國際市場競爭加劇,國際貿易萎縮,這將加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風險,各國將采取更為保守的貿易政策和措施以照顧本國的產業。如果各國在經濟下滑的趨勢下,都尋求收緊對外貿易甚至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那么自由貿易將有陷入“囚徒困境”之虞,如果有幾個主要國家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來照顧本國產業,那么其他國家也會以牙還牙,從而引發一輪又一輪的貿易報復。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新特點
當前,金融危機惡化為經濟危機,根據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歷史經驗,預計未來一段時間美國對華反傾銷、技術性、標準性、綠色的貿易保護手段會更加頻繁出現。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在美國乃至全球抬頭并且呈現如下新特點:
第一,知識產權。美國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提高關稅、影響他國貨幣匯率等手段來設置進口壁壘,本輪危機下,美國將更加傾向通過知識產權保護談判等手段,積極地推動美國本國的出口,采取這些措施的力度,取決于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
第二,標準限制。金融風暴后,一些隱性的貿易保護主義悄然興起。比如美國就試圖依照碳排放標準對中國進口產品征收關稅,以環保的名義支持這種措施,現實中這就是一種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
第三,金融開放。未來的國際貿易中,中國主要會涉及到一些知識產權保護的爭端,發達國希望中國進一步開放金融等領域的市場,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表現為對中國的市場開放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
二、經濟危機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一)外需下滑,出口增幅將降至兩位數以下
經濟危機導致我國外部需求減少,出口增速放緩,貿易順差下降,使中國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低。根據國家統計局測算,2008年前三季度貨物和服務的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2.5%,比2007 年同期下降8.9個百分點,拉動經濟增長1.2個百分點,同比下降1.2個百分點。2009年凈出口對GDP的貢獻或將出現負值。
從國別看,剔除價格因素后,2008年前三季度,我國對美國出口增長11.2%,比上年同期回落4.6個百分點;對以轉口貿易為主的我國香港地區出口僅增長8.9%,回落12.7個百分點;8、9月份對歐盟出口增速也由前7個月累計27.1%分別回落到22%和20.8%。
從產品看,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裝前三季度出口增長1.8%,玩具增長3.7%,分別比去年同期回落21.2和16.3個百分點。
(二)經濟危機對中國出口企業的影響
一方面,作為中國商品最重要的出口國之一,美國經濟下滑和消費萎縮直接導致中國出口企業訂單減少。同時,國際訂單轉移的風險正在加大。由于中國出口退稅下調以及加工貿易政策變化等因素,中國制造的價格優勢正在退去,采購商不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開始培養印度、越南等其他地區的供應商。另一方面,金融危機在直接影響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同時,還通過對歐盟、日本以及世界經濟貿易產生影響,進一步減弱中國企業對歐盟、日本的出口增長。
從行業來看,最先受到沖擊的是玩具行業,接下來是紡織服裝出口行業。2008年前三季度,一般貿易出口累計同比增長26.9%,同比回落5.1個百分點;加工貿易出口累計同比增長15.6%,同比回落5.9個百分點。從出口企業的性質來看,2008年前三季度,國有企業出口累計同比增長18.9%,僅回落0.6個百分點;外資企業同比增長19.9%,回落4.4個百分點;私營企業同比增長30.7%,回落達10.7個百分點。
(三)經濟危機加大中國國際貿易結算風險
我國的國際貿易一般采用信用證、托收和T/T三種結算方式。對于出口商來說,在經濟危機的形勢下,收款風險會加大不少。
首先,在經濟危機發生、市場萎縮的情況下,很多進口商由于本身的資金鏈問題、訂單量縮小等問題,會出于自保把損失和風險轉嫁給出口商,拒絕提取信用證項下的貨物。這時候有的開證行為了自保,會配合進口商在單據中提出無理的約束從而達到拒付的目的。
另外,在危機到來的時候,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性,價格走勢難以捉摸,需求量難以預測,進口商(開證申請人)也會受其影響,讓一些開證銀行在信用證中添加限制性的、不確定性的、不合理的約束性條款,給以后拒付或者免除付款責任打下伏筆。
三、當前我國貿易政策措施的變化
(一)中國貿易政策措施新變化
經濟危機以來,我國已先后3次調高紡織、服裝、輕工和部分機電產品的出口退稅率,綜合退稅率上調1.6個百分點;完善加工貿易政策。中國還對國內投資項目不予免稅的進口商品目錄進行了調整,新增了36個條目,意味著這36種投資類進口商品被取消了免稅待遇,是提升國內需求的重要舉措。2009年1月2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又提出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的七大政策措施。
此外,在對外貿易遭受沖擊的情況下,2009年中國(下轉第75頁)(上接第73頁)還將在以往與有關國家和地區簽訂的一系列自由貿易協定和關稅優惠協定的基礎上,進一步實施比最惠國稅率更加優惠的協定稅率和特惠稅率,擴大對外經貿合作。
(二)中國再調進出口關稅稅則
中國財政部2008年12月17日宣布從2009年1月1日起再度對進出口關稅稅則進行調整,內容涉及到最惠國稅率、年度暫定稅率、協定稅率、特惠稅率及稅則稅目等方面。
此外,為進一步落實有關稅收和產業政策,適應科學技術進步和加強進出口管理的需要,中國還對2009年進出口稅則中的稅目進行了適當增減,也刪除了個別產品的稅目。調整之后中國2009年進出口稅則稅目總數由2008年的7758個增至7868個。
四、對我國今后貿易政策措施的建議
(一)應對當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
1.利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加強經濟政策協調。作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美國的經濟表現和經濟政策調整對中國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必須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共同促進世界經濟和中美經貿關系穩定發展。中美雙方可以利用戰略經濟對話機會,就利率、匯率、貿易保護主義等問題深入溝通與協調,共同應對危機,保持對外貿易穩定與經濟增長。
2.加快自由貿易區(FTA)談判進程。自由貿易區已成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對外開放的新形式、新起點。目前,中國正在同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歐洲、非洲的29個國家和地區建設12個自由貿易區,這些自由貿易區涵蓋了中國外貿總額的1/4。
通過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自由貿易區談判進程,中國規避金融危機和各種外貿壁壘的能力會日益增強,從而促進對外貿易健康、有序發展,打開新的國際市場空間。
(二)保持對外貿易增長的政策建議
1.分析出口商品結構和市場結構,調整出口干預的政策方向。基于上文分析,在當前經濟危機背景下如何擴大出口,保持對外貿易增長提出如下政策建議:調整中國出口干預的政策方向,重要的是正確分析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和市場結構,分別采取不同類型的鼓勵政策;與世界貿易組織、國際金融機構一道盡快促成貿易信貸系統的恢復,甚至在風險相對可控的情況下,向外國的貿易伙伴提供一定的出口信貸;在外國企業或政府確實缺乏資金的情況下,嘗試易貨貿易形式,以便解決短期流動性短缺問題。
2.擴大產品進口,避免貿易環境惡化。在保持和擴大出口的同時, 要擴大產品的進口。采取這種政策不僅可以獲取基礎設施建設、引進高新技術等方面所需要的產品,還可以適時減少貿易收支順差,并且以進口促進外國需求的恢復和上升,進而有利于擴大對我國出口產品的需求,使貿易環境不致惡化。
另外,在注重擴大內需的同時,還應注重原材料和生產資料等產品的進口,緩解因國內需求擴展過快可能帶來的通脹壓力。
(三)出口企業應對經濟危機的對策建議
1.出口企業實施市場多元化,加速產業升級。雖然金融危機蔓延成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經濟和貿易產生重大影響。但是,就中國出口企業而言,通過實施市場多元化,加速產業升級擴大出口仍具有可能性,原因如下:
第一,人民幣在過去幾年對美元升值,但對歐元、加元、澳元等是貶值的,這將有利于中國企業擴大對這些地區的出口。
第二,中東、非洲、拉美地區以及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市場雖然也會受到經濟危機影響,但是仍有增長,應該作為中國出口企業的目標市場。
第三,中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低檔商品。收入減少時,需求下降的首先是高檔商品,其次是低檔商品,因此在各國企業都受到沖擊的情況下,中國企業應致力于市場多元化,加速產業升級以保證出口量的增長。
因此,中國出口企業需要主動提高應對外部風險的能力,把外部的壓力轉換成出口產品升級的動力,積極開拓美國以外的出口新渠道,提升海外目標市場的多元化程度。
2.加強出口企業信用風險、保險意識。金融危機使得中國出口風險,國際貿易結算風險大大增加。2008年1~4月,美國買家出險案件132宗,較2007年同期增長10.9%;報損金額9301.76萬美元,較2007年同期增長260%;美國買家案件賠款金額689.72萬美元,較2007年同期增長144%。
當前,信用風險還在進一步向歐盟等發達國家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蔓延,將嚴重影響我國出口企業收匯安全,中國出口企業必須引起足夠關注,信用風險,保險意識需進一步加強,提高通過保險轉嫁信用風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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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一方面,金融對區域經濟的主動性作用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的差異直接形成了區域金融活動的差異。在經濟貨幣化金融化的進程中,金融的增長常常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貨幣化金融化發展較早的地區,該區域的經濟增長就能夠獲得更大的金融支持,從而發展就更快。因此,在許多情況下,金融相對地處于支配性的地位。區域經濟的差異,常常與區域金融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以下從四個方面來論述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資本積累機制
資本的積累源于儲蓄,形成于投資。區域經濟發展能否動員足夠的儲蓄是資本積累的關鍵。金融體系通過部門擴張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夠動員大量的社會閑散資金,提高邊際儲蓄總量;其次,通過金融創新提供流動性強、安全性高、收益穩定的金融工具,改善儲蓄結構,提高儲蓄傾向,這是另一層次的動員儲蓄;最后,金融部門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降低流動性資產持有量,增加生產投資的比例。通過金融功能的發揮,將資金有效轉化為投資,這一點對促進經濟增長起著關鍵作用。
資金流導向機制
對區域經濟增長,除要增加儲蓄及投資總量外,還必須保證儲蓄資源的優化配置及投資結構的協調。投資質量在某種程度上比投資數量更重要,減少低效率的投資和增加新投資在本質上一樣重要。金融體系將分散的資金市場融為一體,使資金在整個社會實現重組和分配,同時金融體系利用自身信息優勢及監督優勢將資金引導向那些預期收益好、發展潛力大的區域、行業和企業,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從而起到以金融資源來實現區域經濟資源優化配置。
區域一體化機制
金融發展對區域產業結構和組織形式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金融發展意味著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的多樣化,它可以為信用擴張提供完備手段。金融發展促進資本的轉移和集中,推動企業集團化、產業區域化發展,加速區域產業結構調整,推動區域組織演化,促進區域經濟快速增長和轉型;金融發展還為企業集團提供內部控制手段,推動企業向跨地區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企業發展領域的拓寬和活動領域擴大促進區域融合。
促進技術進步、產業升級機制
區域經濟的持續增長方式的轉變,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是關鍵。技術進步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它不僅與科學研究狀況有關,還與科技成果能否轉化為現實生產有關。金融體系的存在和發展在滿足融資能力的同時,通過風險分散管理影響資金對高新技術產業的供給,推動區域產業結構高度化,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我國區域金融的非均衡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基于市場基礎、原始積累和區位優勢等因素的不同,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迅速擴大,形成了東部、中部、西部、東北等經濟帶,不同經濟帶之間的金融發展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不采取靈活的區域化金融調控措施消除這種逐漸擴大化的差距,將不利于宏觀經濟金融的協調發展,也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我國區域金融發展的非均衡現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金融發展水平不平衡
據統計,基于不平衡的經濟格局,我國目前不同省區貨幣資金量的分布東、中、西部差異十分明顯。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5年5月的《2004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提供的數據,2004年末,東、中、西部外幣存款余額占本外幣存款余額的比重分別為6.1%、2.2%和1.4%,這突出反映了各地區外向型經濟程度的差異。2004年金融機構貸款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東、中、西部地區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占全國貸款余額的比重分別為61.6%、19.1%和16.0%。總體看,中西部地區金融機構本外幣余額存貸比明顯高于東部。
固定資產投資也呈現明顯的地區分布。2004年,我國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東部地區的投資總量超過了中西部的總和。從1990年到2003年,東部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20萬億元,占全國比例為61.4%,中部和西部分別占全國比例為22%和16.6%。投資的差距對各地經濟金融的非均衡發展將產生非常大的直接影響。
區域金融機構發展不均衡
西部地區金融機構組成結構相對較為單純,主要是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交通、民生、光大、華夏等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僅在少數中心城市設有分支機構,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規模較小的城市商業銀行及城鄉信用社。與之相比,東部地區金融機構組成結構明顯豐富,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外,大部分新興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及絕大多數外資銀行機構都設在東部地區,由此構成東部地區多樣化的金融機構體系。
區域間金融市場發展不平衡
金融市場作為貨幣政策傳導的載體,已經成為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投放貨幣、傳導貨幣政策的重要渠道,但我國區域間金融市場的發展差距極為懸殊。就貨幣市場來看,東部地區發展很快,中西部地區在市場規模、交易工具、市場主體等方面都較落后。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也呈現明顯的地域性特征。2004年末,東部地區上市公司數約占全國的60%,中西部分別約占20%。東、中、西部地區股票當年籌資額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61%、26%和13%。從保險業的發展來看,2004年東、中、西部保費收入分別占62%、22%和16%。各地區保險密度總體上呈東、中、西遞減之勢,北京、上海、天津分別以2490元、1763元和791元的保險密度位列全國前3位。
我國區域金融發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區域差異
率先改革的東部地區從市場化之初就努力構造金融活動與運行的市場經濟基礎,經濟結構調整步伐較快,市場發育程度較高,擁有相當程度的創新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和企業有很強的拓展融資渠道的意識與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資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斷增強,效率不斷提高,從而使該地區形成了較強的資本積聚能力。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市場化程度和投資主體對融資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較弱,對金融資源潛在的需求未能轉化為現實的需求,金融資源只能產生較低的利用效率。由于東部與中西部區域間存在風險和收益的梯度差距,金融資源為獲取較高的收益回報通過各種渠道從中西部市場轉移到東部地區。而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場和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在東部地區的積聚分布,也為金融資源的流動提供了強大的信息和技術上的支持。
一元化和二元化金融政策環境的矛盾
我國金融體制和政策呈現出明顯的金融制度運行環境二元化的特征。其基本格局是:東部地區的金融發展依靠市場的成分較多,地區制定的發展戰略往往是開拓型、創新型和開放型的;中西部地區的金融計劃成分占主導地位,市場發育程度低,區域政策制訂的發展戰略往往是平衡型、保守型和封閉型的,其目的在于滿足靜態的平均化的邊際收益。但金融調控則不是根據區域發展的差異因地制宜,而是更多以區域金融運行一體化為前提,強調金融政策的統一性。這種金融政策造成了事實上的政策不公,等同于對中西部這樣不發達地區的政策歧視,進而容易誘發地區金融經濟利益的摩擦,造成“抽瘦補肥”局面的出現。
金融市場化差異對微觀金融主體的刺激不同
新興商業銀行和其他商業性非銀行機構遵循經濟理性原則,追求規模經濟效應,在配置分支機構時過多積聚在東部地區,一方面促使東部地區的國有商業銀行體系受到沖擊,被迫盡快轉換經營機制、完善同業競爭機制和行業協作機制,并且較早建立的金融市場又形成了金融資產流動的極化效應,憑借這一效應引致大量區域外資金流入;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的金融組織結構單一,大量存在的國有商業銀行支持的重點對象往往是效益低下的國有經濟,非國有經濟處于被忽視的地位。而且銀行無論是在資金計劃,還是信貸方向上都受到上級行政的過多干預,很難切實顧及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同時上級行政的宏觀調控政策致使其在松與緊的狹小空間內顧此失彼,無法達到應有的經濟效果。
區域金融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建議
建立統一金融市場構建區域金融體系
針對目前金融市場發展水平的差異,有必要建立規范運行、健康發展、統一開放的區域金融市場,消除貨幣政策傳導在各經濟區域的階段性差異,使利率機制在我國東西部地區都能發揮重要作用。在我國東部相對發達地區,對金融服務的要求比較高,應大力發展現代金融體系。而在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應大力發展規模不大的中小金融企業,并利用政策性金融手段,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與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同時,要積極努力實現區域金融市場的聯合,增加開放性,力爭早日形成全國性的統一大市場。
促進區域金融組織機構發展
以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為契機,以市場化原則構建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和風險管理制度。改變以行政區劃編設機構的做法,根據不同地區業務量的多少、地區的大小來確定機構網點的設置。要集中優勢在大中城市和發達地區發展壯大勢力,提高市場競爭能力。鼓勵新興商業銀行到中西部大中城市設置分支機構。在引進資金的同時,也引進股份制商業銀行先進的管理經驗。
建立相適應的區域性商業銀行
中西部落后地區銀行機構較少、金融工具單調,應實行有差別的金融機構設置條件,適當降低在資本金、營運規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進中西部地區區域性商業銀行的發展,提高金融機構密度與金融效率。
加快區域資本市場建設
調整目前的資本市場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的格局,在穩步發展東部資本市場的同時,立足為中西部建設、開發籌資而積極培育中西部資本市場。為此,注重中西部地區產權交易市場的建設,推動國有資本的流動與重組,加快資本經營步伐;推進中西部地區股份制改革進程,以推動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的發展,積極籌建和完善不同層級的區域性、地方性的證券交易中心。在股票和債券發行總量控制的基礎上,對發行者在區域分布上適當地向中西部地區傾斜,逐步擴大中西部地區每年的股票、債券發行量。大力扶持資源型企業上市。積極發展區域性的開發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及中外合資基金等。允許商業銀行以不超過一定比例的資產入資基金,拓寬國有商業銀行信貸投入渠道,增加基金的資金來源。
一、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簡述
進入21世紀,文化創意產業在全球得到深化發展,然而文化創意產業在國際上有著不完全相同的命名與內涵。目前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英國、美國、日韓等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之一。英國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鼻祖,注重創新的內核,使用“創意產業”的概念;美國更加注重知識產權的保護,有著完備的法律體系和市場運作體系,因此美國傾向于“版權產業”的說法;日本將文化類的產業稱為“內容產業”;法國、韓國等國家使用“文化產業”的概念。北京市結合自身經濟發展特點,由北京市統計局《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分類標準》,明確使用了“文化創意產業”的說法。
自2006年北京市政府制定將文化創意產業作為重點發展產業的戰略規劃以來,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支柱產業,并呈現出廣闊的發展空間。北京市的文化創意產業自2004年起步,經過了近10年的發展,到2014年,增加值從613.6億元躍至2794.3億元,實現大跨度發展。至2014年,全市文化創意產業穩步發展,規模持續擴大,支柱地位進一步加強,全年實現增加值2794.3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13.1%;規模以上文化創意產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平均人數為109.7萬人,同比增長2.2%。
數據來源:北京市統計局網站歷年年鑒
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以集聚式發展為特點,由北京市政府分四批認定了30個市級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這些集聚區是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30個集聚區分布在北京市16個區縣,其中朝陽區以8個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居于榜首,海淀區有3個,其余各區1-2個不等,從地理分布上來看,集聚區主要集中分布于主要城區,遠郊區縣大部分只有1個集聚區。而從2014年開始,北京市政府在原有的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基礎上,提出了文化創意產業功能區發展的新規劃。北京市政府在2014年5月印發了《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功能區建設發展規劃(2014-2020年)》,之后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了“在市級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和國家級產業基地、園區的發展基礎上,統籌整合資源,著力優化文化創意產業空間布局”。這標志著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步入了“功能區”引領的新時代。
二、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演變
2004年以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屬于無統籌時代,由于沒有明確的概念定義,政府并沒有對文化創意產業進行明確的政策定位和政策支持。隨著經濟不斷發展,文化創意產品日益成為人們生活需求的一部分,文化、科技、藝術等多種業態的文化創意產業不斷新生,北京市對于文化創意產業開始進行規劃。2004年以后,文化創意產業進入了《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目錄》,國家對于文化產業開始重視和發展,北京市也加強了文化創意產業的關注與支持,先后成立了中關村文化創意產業先導基地等園區,政策扶持也以原有的園區為對象。至2006年,北京市政府開始對文化創意產業進行有統籌的規劃,開始進行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的認定,截至2013年,北京市分四個批次共認定了30個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這一階段是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大規模發展的結算,政府的政策從原有的園區支持演變為主動規劃、引導發展、集聚引領,對集聚區的文化創意產業進行重點的扶植,充分發揮集群效應。
從2014年開始,北京市進入了“文化創意產業功能區”時代。原有的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的劃定,局限與某個區縣內,而功能區打破了區縣的界限,有些功能區呈現了跨區分布的特點,以業態的發展方向和功能的共性為界定。新的政策是在原有政策的基礎上衍生而來。北京首創了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為全市文化創意產業的集群化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來,隨著各集聚區紛紛進入發展瓶頸,園區容量受限、同質化嚴重等問題愈演愈烈。為了打破現有的格局的局限,北京市政府提高了站位,從全市的角度,重新對文化創意產業進行整合,在原有基礎上形成20個文化創意產業功能區,以“文化+科技”融合與“文化+金融”融合為兩條主線,實現文化創意產業的多種業態發展。
三、新常態給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2014年5月,在考察河南的行程中提出:“中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此后,“新常態”成為了我國經濟發展現狀的代名詞。“新常態”是經濟學范式轉換、經濟模式轉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新經濟發展模式。目前,全國經濟增長從高速轉為低速,經濟結構在不斷優化升級,同時,原有的粗放型增長出現了明顯的要素性轉變,從資源、投資等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階段,是一個深刻變化、持久維持的狀態,是整個經濟結構進行優化、轉型、升級的過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北京市的經濟發展同樣存在著“新常態”的挑戰。“調結構”、“產業升級”等說法已有數年,在“新常態”的定義下,經濟發展的新模式的重點是實現“產業優化升級”,內核是“創新驅動”。作為高附加值、創新驅動的新興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在新的背景下,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進入“新常態”背景,傳統產業已經呈現相對飽和的狀態,新產品、新業態大量涌現和融合,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雙創”概念引領“創新”成為新經濟環境中的發展內核,“雙創”將改變過去缺少創新、以模仿為主的發展方式,將創造力提升為當下最重要的發展引擎之一。而文化創意產業正切合了這種新常態發展的需求,文化創意產業的創造力和活力正是其發展的優勢,因此,文化創意產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
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以政府規劃和引領為主,其發展的政策環境在不斷的優化,而政策環境的支撐也是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北京市認定的30個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中,只有三個集聚區是自發形成,分別是北京798藝術區、宋莊原創藝術與卡通產業集聚區和北京CBD國家傳媒產業集聚區,其余的27個集聚區中,政府主導建設的有17個,包括中關村創意產業先導基地、北京數字娛樂產業示范基地、中國(懷柔)影視基地、北京時尚設計廣場等,剩下10個集聚區是在原有資源和產業的基礎上進行升級而來,包括前門傳統文化產業集聚區、北京(房山)歷史文化旅游集聚區規劃建聚區、北京古北口國際旅游休閑谷產業集聚區等。在政府的主導規劃和引導升級政策之下,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帶動全市的文化創意產業迅猛發展。而在新常態下,文化創意產業除了政策引導,更需要不斷強化內功,使其增長的內在動力成為發展的主要推手,在市場需求和市場環境的不斷變化中,更加適應新常態下的市場發展態勢,在既有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理念下,發現新的創新點和增長點,能夠不斷升級或是轉型,充分利用新常態下的新思路,如互聯網+、創客時代等新概念,為應對新常態下的市場沖擊與挑戰做好充分的準備。
四、“新常態”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對策建議
面對新常態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須立足當下,放眼未來,以多種融合為基礎,實現新的跨越。
(一)把握市場動向,適當“去政府化”
當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以政府為主導,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政府的確功不可沒,但任何產業的發展要經得住市場的考驗。文化創意產業更多應以市場為主導,政府應當以公共秩序維護者、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身份,引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為文化創意產業功能區的發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完善市場秩序,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形成良性發展的大市場環境。
(二)加強業態融合,注重“互聯網+”
互聯網全面滲透人們的生活已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是發展相對成熟還是初期建設的文化創意產業,充分利用互聯網、進行“互聯網+”式的發展是大趨勢。國務院印發的《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18年,互聯網與經濟社會各領域的融合發展進一步深化,基于互聯網的新業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網絡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互動的發展格局基本形成。文化創意產業需要加強融合力度,在現有的與科技和金融融合的發展主線下,充分利用互聯網時代特點,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多業態模式。
(三)優化集聚發展,完善產業鏈
新常態下,已成集聚發展態勢的文化創意產業要不斷優化現有發展模式,在產業內部進行深度結構調整,使集聚發展的效應更加凸顯。從集聚區到功能區的轉變,文化創意產業的集群突破了行政區劃界限,目的就是讓集聚區能夠打破現有固態競爭格局,形成外部互動,使現有集聚的產業能夠更好的融合多種業態,完善產業鏈,通過龍頭企業或行業的帶動,促進其上下游關聯產業共同發展,提升功能區的整體活力。優化集聚發展,還要注重品牌打造,形成品牌效應,讓集聚效應實現最大化。
(四)京津冀協同發展,打造北京圈
當前新常態下,國家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格局。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快于天津市與河北省,而其輻射力度也應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背景下得到長足發展,力求打造出以北京為核心的“北京圈”文化創意產業格局。從市場上,實現三地融合,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輸出能夠擁有更廣闊市場;從合作上,三地可形成“比較優勢”,各有側重,避免扎堆發展形成惡意競爭;從發展上,拓展融資渠道,為企業發展注入更多資金支持,同時拓展交流渠道,使三地的文化創意產業形成組合優勢,向全國進行輻射。(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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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獨二胎政策簡述
1.1 “單獨二胎”政策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正式宣布全年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相關內容與核心是:為了促進人口的均衡發展,并且要堅持以計劃生育為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的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1.2 “單獨二胎”政策開放歷程
二胎政策從剛開始的設想到現在的正式頒布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任何一項國家政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經過不斷的設想、試點、商議、審批通過的一個漫長的過程。
1.3 “單獨二胎”政策開放背景
1.3.1 人口紅利見頂。我國的人口結構目前已經呈現不均衡的發展態勢,由于計劃生育的限制條件,我國的生育率在逐年下降,人口增長率也在逐年遞減,因此我國的勞動人口也在減少,造成了勞動力嚴重短缺的問題,并且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我國總人口的比例越來越大,生育政策需要得到調整已經成為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必要手段。
1.3.2 人口老齡化。由于生育政策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而且目前結婚成本的提高導致結婚率偏低,由此青少年比例在我國的人口所占比例減少,而老年人口的逐年增加,導致我國的人口老齡化也在逐年加速。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也是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這一社會現象加快我國開始逐漸進入了老齡年社會的速度和步伐。
1.3.3 調整生育結構。男女比例失調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一個限制性因素,并且伴隨著人口結構嚴重惡化的問題,我國目前的低生育率已經阻礙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人口的減少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勞動生產效率,人口結構的不協調發展作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的解決已經迫在眉睫。
1.3.4 家庭規模。目前我國以三口之家的家庭規模為主,家庭觀念意識比較弱,養育老人所要背負的家庭責任重擔也越來越重,經濟社會的壓力全部都重重壓在青壯年的身上,我國急需用新生命來注入全新的社會活力,由此來增加我國的家庭規模,緩解社會和經濟所產生的壓力。
2 影響房地產發展的因素
2.1 國家政策
國家頒布的有關房地產方面的法律法規及相關性的政策文件會大大地影響房地產市場的需求。城市土地的產權、城市稅收、住房等制度的改革以及銀行抵押貸款政策的出臺也會促進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比如,國家對個人擁有房地產的權利的保護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對房地產的需求;如果國家政策對購房增加稅收,則會抑制房地產的有效需求。
2.2 城市經濟發展
城市的經濟建設以及城市的相關方面的配套設施建設能為房地產帶來巨大的商機。一個城市的發展不僅需要的是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外部的經濟環境以及經濟形勢,還需要城區改造建設。在城市化進程逐漸加快的今天,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到城市務工,相應的城市的基礎建設,舊城區的改造增加了人們對住宅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房地產城市的市場份額。
2.3 土地供求量
土地作為一種不可再生資源,房地產的開發與土地息息相關。國家通過政府來將國有土地轉換成為使用者的市場,是由國家壟斷的市場。土地供求量的增加有利于房地產的投資,間接地促進了房地產市場的需求的供應和房地產市場的繁榮發展。
2.4 人口的數量
房地產的需求量與人口的數量的增加密切相關。人口增長得越快,相應的對房地產的需求也就越來越大。對房地產業來說,不同的性別、收入、工作、年齡對房地產的需求也是不同的。而且家庭人口的多少和需要居住面積的大小也同樣會對房地產市場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2.5 消費者的購買能力
目前我國的經濟迅猛發展,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帶動了消費水平,從而促進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顯著提高。高收入的群體越來越多,大大提高了對房屋的購買力,間接性對住宅的需求也會相應的提高。經濟能力的提高相應對物質層面的要求也有所提高,所以注重追求高品質的生活方式逐漸成為潮流。
3 “單獨二胎”政策對房地產的影響
3.1 經濟角度
我國施行的二胎政策,隨之而來的是增加的出生率,出生率的提高能夠帶來大量的勞動力,間接地提高經濟的增長率。從根本上來說,能帶動相關企業的發展,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說,嬰兒所需要的奶粉、奶瓶、紙尿褲、玩具、動漫等產品的需求量會不斷增加,產業鏈的形成和發展促進了企業的發展,而且能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對改善我國目前的就業壓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衣食住行是我們在社會上生存發展的必需條件。人這一生不僅存在于這個社會,更重要的是為這個社會創造財富。二胎政策的出臺,伴隨的是人口增多,將能大大增加我國的勞動人口和提高我國的勞動效率,從而為社會貢獻更多的價值,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從而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
3.2 社會的角度
3.2.1 人口數量。二胎政策的全面開放不僅增加了農村的生育能力,而且對之前城市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人口的數量。我國的城市發展迅速,目前處于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通過放開生育政策,有利于緩解城市化帶來的問題,增加我國的人口數量。
3.2.2 人口結構。中國的人口結構不均衡,勞動量的減少帶來的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增快的問題嚴重凸顯。如何“養老”這個問題,已經成為個人、政府乃至社會普遍越來越關心的問題。二胎政策的開放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年輕人口,改善勞動力結構,也能使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得到解決,緩解養老問題。
3.2.3 養老問題。一直以來,由于實行計劃生育為基本國策,我國一直持續低生育的狀態,低水平的出生率導致了勞動力的短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口老齡化。二胎政策的出臺,有利于勞動力進入市場,能夠緩解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只有勞動人口增加才能改善人口老齡化這樣的社會背景,從而減少養老壓力,提高老年人養老的條件和生活水平。
3.2.4 教育問題。中國式家長最為重視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問題,二胎政策能增強父母生育第二個子女的渴望,教育從小要從娃娃抓起,作為父母則會從孩子教育角度出發,為孩子創造一個好的學習氛圍,提高他們的科學文化素質,為21世紀的發展培養人才,也有利于提高中國人民的整體素質。
3.3 房地產業的角度
3.3.1 住房結構。二胎政策的出臺,將在很大程度上擴大房地產市場的份額,增加對住宅的需求,新增的人口已經不滿足于現在市場上的三居室,四居室更加人性化的設計出現在公眾的視野,改善家庭的住房情況也成為了重中之重。房地產開發設計也有可能將把保姆房作為開發范疇,家庭為了更好地照顧嬰兒,相信這種戶型結構也能得到現代父母的青睞。而且為了能夠享受更大的生活范圍,相信在某些程度上對住宅提出更高的要求,從而促進對房地產的需求,加快房地產業更加繁榮的發展的腳步。
3.3.2 居民購買力。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結構也在不斷進行調整,從而激發了市場潛在需求。一些家庭為了生育二胎,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購房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和擴大對購房的需求,由于經濟帶來的高收益和高收入,為增強居民購買力和購房意愿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保障和后盾。
3.3.3 學區房。對于一些已經有生育二胎想法的家庭,購房者一定會首先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學區房將會作為新的市場需求開始快速蔓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由此,教育資源密集、豐富優質地段和樓盤一定能受到家長的青睞。學區房所受到的關注度的不斷增高,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推動房地產業的繁榮發展,從而提高物業價格。
3.3.4 需求市場。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依靠于居民的對房地產業的投資,而投資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二胎政策伴隨著對房地產業的需求量增加,特別是對于第二、三線城市來說,購房成本相比較于第一線城市來說要低得多,而且銀行出臺的貸款政策的條件比較寬泛,刺激房地產業消費和投資。為了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和幸福指數的滿意度,將能大大刺激需求市場。
4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