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政策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宏觀政策研究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宏觀政策研究范文第1篇

關鍵詞：生豬產業；價格調控；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3）11-0031-05

1949—1999年期間，我國豬肉市場曾出現過13次波動，波動周期最長的為5年，最短的為1.5—2.0年。建國以來基本上平均每4年就有一次比較大的波動[1]。2003年下半年我國豬肉價格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大幅波動，生豬價格從2003年5月的5.78元/千克到2004年9月的9.66元/千克，漲幅達67%，再從2006年5月的5.96元/千克到2008年4月的16.87元/千克，漲幅達183%。2007年波動幅度創下歷史新高，此時政府開始調控豬肉價格，但政策出臺之后，生豬和豬肉價格依然劇烈波動，甚至波動頻率比2007年之前更大，因此很多消費者和養殖戶對于政府調控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了懷疑，亟待尋求相關的理論或實證分析來詳細解讀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一、我國豬肉價格波動周期與波動特點

1.豬肉價格波動周期

相對于長期波動來看， 我國豬肉價格短期波動相對頻繁，并呈現一定的規律性[2]。按照譜分析法的原則，本文對2000年1月至2010年8月的豬肉價格月度數據共128個樣本進行譜分析，

通過Matlab編程實現波動從時域向頻域的轉換，從中分離出不同的波動頻率（如圖1所示）。從2000年到目前為止豬肉價格的波動方式明顯分為3種，從而有3種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頻率，分別為0.07、0.11和0.17。根據周期和頻率的關系T=1/f，得出3個顯著的周期分別是14個月、9個月和6個月。其中6個月的周期最為重要，這也與我國生豬育肥期一般為6個月結論相似。因此我國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持續時間應該在3個周期范圍內，涉及的環節越前端，持續時間就越長。但應以估測的周期長度為界限，否則將在下一個周期中起到加劇波動的作用。

2.豬肉價格的波動特點

“蛛網定理”用斜率絕對值這個數學工具來看供求關系并解釋某些生產周期長的商品在供求不平衡時所發生的價格和產量的循環影響[3]。根據馬歇爾的供求理論，農產品價格呈蛛網型波動。由于供給與需求曲線的斜率不同，蛛網又分為封閉型蛛網、發散型蛛網和收斂型蛛網。而在我國現實生活中，生豬及豬肉價格波動過程在不同時期主要呈現這三種波動。

（1）“封閉型蛛網”波動

2000年1月至2003年1月仔豬、生豬和豬肉價格基本維持在8.35元/千克、6.05元/千克和10.34元/千克。這一時期價格處于典型的“封閉型蛛網”波動。由于1996—2000年豬肉市場經歷了大幅波動，從2000年開始養殖戶和購買者在經歷上一階段虧損和福利損失后進入恢復期，市場整體進入微利階段，加上市場環境比較穩定，沒有疾病災害影響和政策干擾，這一時期生豬及豬肉價格圍繞均衡點上下波動。

（2）“發散型蛛網”波動

2003 年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導致豬肉需求下降，飯店的肉類訂單減少70%， 人們外出就餐的次數也大大減少。為防止非典疫情的傳播， 當時一些地方關閉了生豬購銷市場， 相繼采取了嚴格限制生豬流動等措施， 造成市場分割， 流通受阻[4]，存欄量發生一定程度上的改變，因此，在2003年下半年非典疫情得到抑制、豬肉需求回升后，供給無法滿足需求，價格又進一步飆升。

直到2004年8月，豬肉價格都不斷創出新高。由于養殖戶受到利益驅動不斷補欄，接下來豬肉價格一路下跌到2006年。2006年7月至2008年7月，我國豬肉市場價格出現前所未有的上漲，因此2003年1月至2008年7月，價格屬于“發散型蛛網”波動。

（3）“收斂型蛛網”波動

從2008年下半年至今，豬肉和生豬價格呈現“收斂型蛛網”波動。這主要是由于2007年豬肉價格持續飆升，價格漲幅年最高水平較年初高73%，創下2000年以來新高。因此在2007年大多數養殖戶都持續補欄，擴大養殖規模。盲目擴大生豬養殖必然造成下一個養殖周期豬肉供應量的增加。而2009年上半年豬流感的爆發，使得對豬肉的需求急劇減少，而受到感染的生豬只是總供給量的一小部分，造成供過于求，使得價格下跌。

二、近年來我國生豬產業發展的調控政策

豬肉價格的大幅波動超出了養殖戶和廣大消費者的承受能力，交替出現的“豬賤傷農”和“肉貴傷民”現象，迫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我國在1985年放開豬肉價格之后十年時間內并沒有通過政策人為調控生豬及豬肉市場價格，這主要是因為在從計劃經濟時期的政府定價到市場決定的開放價格轉變期，生豬養殖及豬肉生產市場處于發展和成長時期，所以豬肉價格比較穩定，而且這個時期突發疫情較少也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而從2004年開始，我國豬肉產量出現長期供過于求，但養豬技術成熟、成本降低，生豬養殖在2003—2005年處于盈利時期，因此供給不斷增加。但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偏好和消費結構都發生了較大改變，對于豬肉的需求增長緩慢。在2006年的無名高熱性疫情、2007年的非典和2008年的豬藍耳病期間，政府開始出面并頻繁進行生豬及豬肉價格和產量的調控。其調控范圍廣，涉及到豬肉的生產、流通、屠宰、監控和市場等各個環節。

表1是自2007年1月以來我國各級政府出臺的部分調控政策及措施的簡要概括。

表1顯示從2007年以來，在生豬及豬肉價格暴漲引起各方面普遍關注的情況下，國務院、農業部、商務部、發改委以及各地方政府了相應政策措施來刺激生豬生產及豬肉供應。從疫病防治、財政政策支持到市場監督、信息的收集和，由表及里全方位的對豬肉價格上漲進行了調控。從2008年下半年豬肉價格開始下跌，2009年1月，國務院、發改委了防止價格過度下跌的文件，制定了5級預警，以便提前發現豬肉價格變動跡象，熨平價格周期性波動。2010年農業部提出以穩定生產為基礎，以良種繁育、提高科技含量、規模化養殖為手段，以草原保護、飼料安全、規劃調研為保障，促進畜牧業結構調整，用發展來解決發展產生的問題。

三、我國生豬產業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實證研究

1.我國生豬及豬肉價格影響因素

生豬和豬肉價格的波動傳導機制主要體現在豬肉生產的產業鏈上。價格傳導機制外界因素包括糧食價格、育肥豬飼料價格、運輸成本、屠宰成本以及牛肉、雞肉等豬肉替代品的價格。此外還存在疾病等突發性因素的影響，如圖2所示。

2.數據來源及回歸分析

國內多數學者對豬肉價格波動規律的研究以年度數據為主，但年度數據具有較強的綜合性，隱藏了必要的價格突變信息[5]。本文選取中國畜牧業信息網及中國統計局2005年1月至2010年4月的月度數據，設育肥豬飼料價格為X1、牛肉價格為X2，設GDP為G，分別代表生產成本、替代品價格、人均收入。

由于生豬及豬肉生產的周期性，因此旨在調控產量的政策也存在一定時滯，即刺激產量增加或減少的政策從開始實施到產量發生變動，存在一定時滯。根據前人研究成果，如果將一個由“低—高—低”的價格變化周期稱為一個“生豬價格周期”或“豬肉價格波動周期”，養殖戶發現生豬及豬肉價格升高而預期投資將贏利開始飼養母豬到生豬出欄，以母豬飼養期220天、114天懷孕期、6個月肥育期、1個月隨機因素（考慮國內農戶傳統養豬的比重和飼養水平、市場信息傳遞的時間損耗等因素），總共約為18個月左右，可以被定義為一個“ 豬肉市場生產周期”或“ 豬肉生產周期”，因此設定政策調控的時滯為18個月。

我國政府大幅度實施宏觀調控政策始于2007年5月，按照18個月時滯來計算，從2008年11月開始會對政策調控產生價格響應。這里引入宏觀調控政策虛擬變量POL，即POL在2008年11月之前為0，11月開始為1，按照此思路進行實證分析，將以上數據代入多元回歸模型得出：

由可決系數R2=0.83可見模型擬合度較好，所選變量總體能夠解釋因變量的變動情況。而GDP和牛肉價格在模型中不顯著，可能由于其影響程度比較小，豬肉價格的波動主要還是由成本和政策因素起作用。

模型（1）顯示，育肥豬飼料價格每上升1個單位，豬肉價格將上升16.14個單位。可見，飼料價格波動將在豬肉價格上成倍放大，因為飼料價格不僅影響真實的養殖成本，更重要的是影響養殖戶的預期，嚴重時會造成大量養殖戶退出市場，供給減小從而價格大幅上升。所以豬肉價格預警體系中飼料價格監測是重要環節。

而政策變量POL在模型（1）中顯著且權數為負，表明政府宏觀調控政策能夠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可以通過調整政策力度對豬肉價格進行調控。但POL變量系數絕對值為7.83，說明政策調控的力度過大，在反向作用于豬肉價格的同時，容易矯枉過正，在平抑原先豬肉價格波動后肉價可能遠離平衡點重新開始波動。政策變量的絕對值小于1應該是最理想的狀態。

3.數據處理與分析

通過模型（1）的回歸分析表明，我國現階段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短期有效，長期存在矯枉過正。但上述研究對于調控政策的具體類型沒有進行詳細分析和歸類，無法表明現行政策中有利因素和不利環節，因此本文對2007年以來我國生豬產業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進行分類，將多個虛擬變量引入回歸方程。

本文的數據來源為中國畜牧業信息網公布的全國豬肉及相關影響因素的月度數據。數據范圍為2000年1月至2010年10月。

用Matlab對豬肉價格進行分析，將2000年1月至2010年10月的豬肉價格分解為面波和體波。面波體現著由于通貨膨脹、季節因素和收入水平上漲等普遍存在的趨勢因素所造成的豬肉價格變動的總體趨勢。這種趨勢變化頻率較為固定，而影響面波的有界性即上述因素變化的界限，通貨膨脹、季節變化都在一定的范圍內，這也就限制了面波的變化趨勢，如圖3所示。

體波即在這種長期趨勢存在的前提下，一些突發擾動因素引起的豬肉價格的不規律變化。這些變化方向、幅度和大小不一，也正是由于這些不可預見的變化造成了豬肉價格的大漲大跌。在無法掌握體波波動規律的情況下對豬肉價格進行調控，往往會使調控環節、調控力度無法準確到位，如圖4所示。

四、結論及建議

1.研究結論

我國現行宏觀調控政策具有反周期作用，在短期內能夠抑制豬肉價格波動，但調控力度較大，調控手段較直接，涉及母豬、仔豬生產的補貼政策運用過度，造成長期豬肉價格的持續波動；我國在屠宰、市場調控環節的政策較有利，能夠起到反周期的作用，流通和疾病調控環節的政策調節不當，反而會加劇豬肉價格的波動。

2.政策建議

（1）政府宏觀政策調控要適度

在避免“豬賤傷農”、“肉貴傷民”的時候，要擺正政府的位置，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不可否認，市場調節這個看不見的手有盲目性、滯后性，因此需要政府這只有形之手對市場的調控進行補充和完善，但政府應該是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手段”進行調控，粗暴的行政干預解決不了生豬產業的問題，最終還是要靠市場自身來解決，在這方面我國政府需要把握良好的尺度，避免過度干預，適得其反[6]。

（2）慎用補貼等政策直接參與生產環節

政府的調控政策應建立在尊重經濟學規律之上。農產品價格波動在一定范圍內屬于正常現象，調控的目的應是使市場供求適應這一波動規律，使養殖戶科學對待這一規律，力求長遠的市場穩定而非短期價格均衡。目前政府使用了許多補貼政策應對肉價波動，如能繁母豬補貼、良種公豬補貼等，涉及到仔豬、母豬、生豬生產的各個環節，因此政策的調控效果也各有不同。

（3）政府宏觀調控應以完善市場和克服外部突發因素影響為主

生產的滯后性無法改變，意味著價格的波動是正常規律，生豬產業中的養殖環節必然存在風險。政府為了保障養殖戶利益，可以通過提供保險等方式替養殖戶分擔風險，減少疫情、災害等引起的供給減少和價格波動。而面對養殖戶市場信息掌握的不完全，盲目地跟隨市場變化而改變存欄，政府應該完善信息傳遞機制，多途徑多方式引導養殖戶掌握波動規律，合理對市場進行預測。

參考文獻：

[1] 陳順友，熊遠著，鄧昌彥. 規模化養豬生產波動的成因及其抗風險能力初探[J] .農業技術經濟， 2000，（12）.

[2] 李秉龍，何秋紅. 肉價格短期波動及其原因分析[J]. 農業經濟問題，2007，（10）.

[3] 劉云，王陽.基于蛛網模型的2007年豬肉價格問題分析[J].商業現代化，2008，（1）：149-151.

[4] 綦穎，呂杰，宋連喜. 生豬價格波動的經濟學分析[J]. 中國畜牧雜志，2007，43（2）：31-35.

宏觀政策研究范文第2篇

稅收作為經濟政策中財政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一個國家對本國經濟進行有效調控的重要手段。當下，我國經濟增長放緩，多年來發展過程中積聚的諸多問題開始顯露出來，同時，面臨著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這對我國經濟結構性調整與發展方式轉變既提出了要求又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時間窗口。因此，把握機遇，積極地利用稅收杠桿對我國經濟進行合理調整，對我國經濟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與發展方式轉變的成功與否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至關重要。

二、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一）結構性問題

1.消費需求不足

消費、投資、出口是構成和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而且，維持三者合適的比例，促使其相互協調，有利于經濟的健康與持續發展。近幾年來，消費在我國GDP中的占比（消費率）持續下降到40%多一點，與此同時，投資和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卻不斷上升，成為拉動經濟高速增長的主力，這造成了我國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在發達國家中，消費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達到60%-70%，而在美國更是高達近80%，即使是在同等行列的發展中國家，其貢獻率也達到50%-60%。在最近的金融經濟危機中，為了維持高速經濟增長，我國擴大了以政府主導的投資，即所謂的“鐵公基”（鐵路、公路、基礎設施），這樣的投資既對公眾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同時也是不可持續的，而且很多重復建設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浪費。在出口方面，由于對外部環境的依賴性較大，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很大的風險。可見，促進國內居民消費，將經濟增長從依賴出口和政府主導的投資向依賴國內消費需求轉變，使經濟煥發出內生增長的活力成為我國經濟調整的著力點之一。

2.產業結構有待優化升級

當前，我國三大產業中，以制造業為標志的第二產業占據了主體地位，其次是以服務業為標志的第三產業，最后是第一產業。與以第三產業為主體地位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的產業結構還相對低級，即便在制造業領域，我國也僅僅充當著國際打工仔的角色，從事著低附加值的加工或代加工生產，位于價值鏈的中低端，而發達國家在讓出該部分后處于價值鏈的中高端，這也表明我國的高科技技術發展落后，高科技企業數量少，技術水平低，研發的投入和能力不足。眼下，正趕上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之際，如不抓緊時間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當唯一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喪失之時，也可能是我國經濟失去光環之刻。

3.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

我國東西部地區間的GDP差距近幾年來不斷擴大，同時，東西部地區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在持續擴大，東部地區先富起來，帶動西部地區迎頭趕上，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另一部分人也富起來的意志沒有充分表現出來，對各地區所有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的實現構成越來越大的挑戰。這種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不僅會嚴重阻礙我國整體經濟建康持續發展，而且會對社會穩定造成破壞，進而對經濟發展賴以存在的良好環境形成威脅。如何協調東西部地區之間的發展，并將這種協同轉變為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以及如何讓所有地區，所有人民都能夠公平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成為當前有待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經濟發展方式落后

從根本上看，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仍停留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難循環的粗放型增長模式，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不成比例大量投入實現，因此，對資源的消耗強度也比較高。在此過程中，導致大量的廢棄物排放，對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嚴重的污染，同時，我國經濟增長仍維持從資源到產品再到廢棄物的線性模式，對發展循環經濟重視不夠，也造成很大浪費。加上生產過程中缺少新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如此種種，最終導致的是我國經濟總體的效率低下，不僅勞動生產率低下，其它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產出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轉變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構建高效節約型增長模式已成為另一緊要任務。

（三）環境問題

發達國家中，由于政府和民眾通過涉及環保方面的相關立法和公眾臨督，許多對環境會造成嚴重污染的行業企業或由于受到禁止，或對污染物的處理成本過高而無法在本國生存，多年來一直向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同時，我國在招商引資政策的指引下，毫無選擇地對外資進行利用同樣為許多高污染企業進入我國打開了大門。再加上我國從中央到地方以GDP為唯一考核指標的官員升遷制度更是促使地方政府對包括本國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大開綠燈，對生產活動造成的環境破壞睜一只睜閉一只眼，加上利益相絆，更有理由疏于管控，結果是前所未有的大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對生態環境的嚴重透支不僅將制約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更為重要的是它已嚴重地危及到了我國民眾的生存環境和享有健康的權利。貫徹以民為本，科學的發展觀要求我們的經濟朝環境友好型方向發展。

三、相關稅收政策建議

（一） 促進國內消費需求

為增加居民消費，擴大內需，可以對個人所得稅進行適當調整，如進一步提高所得稅起征點，對低收入群體免征個稅。提高累進稅制的稅率級距的同時，加強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征管力度和稅收稽查，嚴防其逃稅漏稅。此外，開征并完善社會保障稅，給予低收入階層生活保障，解決其后顧之憂，調整消費稅，對生活必需品減免消費稅以減輕普通民眾生活成本，增加對奢侈品的消費稅額，加征遺產稅和贈予稅，以抑制個人財富的過度積聚。

（二）產業結構調整的稅收政策

對現代服務業進行營業稅改增值稅，對其進行減負，促進服務業投資與發展。對服務業設置營業稅經常使企業面臨營業稅和增值稅交叉征收的雙重應稅負擔，嚴重抑制了服務業的發展。2012年底，我國開啟了營改增的試點實驗，將營業稅并入增值稅，到目前為止，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以物流業為例，在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轉型的背景下，營改增極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促進了該行業的同時，加快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我們在對服務業整體減稅的同時還應配以結構性再減稅，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稅收在引導促進服務業方面的作用。為了提升我國企業的創新能力 ，鼓勵企業進行研發投資，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從而提高我國制造業的發展質量，向價值鏈的高端攀升，可以對高科技企業、自主創新企業以及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高新技術產業給予稅收減免的優惠政策，包括稅收扣除，加速折舊，遞延納稅，稅收抵免等。

（三）調節區域經濟平衡的稅收政策

促進東西部地區經濟均衡發展在稅收政策上主要是實行向中西部傾斜的稅收優惠政策，區別對待。對中西部地區企業進行放水養魚，即在中西部地區實行低稅率，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生存環境，為當地企業減輕負擔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增強盈利能力，發展壯大，吸引外來資本企業投資入駐，從而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稅收在促進區域經濟均衡協調方面也只有這些，而要實現該目標，需要其他多方面公共政策的協調配合。

（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環境友好型經濟的稅收政策

宏觀政策研究范文第3篇

伴隨著貿易的全球化,中國金融業面臨的全球化和國際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問題;其二是銀行業的開放問題;其三是證券市場的國際化與全球化進程。這三方面的問題構成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

一、必須按市場化的趨向逐步建立利率與匯率的調整機制

97年出現的亞洲金融風暴在肆虐亞洲各國,甚至影響歐美金融市場時,中國能夠不受太大的影響,主要是現行體制對金融沖擊起到了保護作用。中國銀行和證券市場尚未對外開放,不存在大量的非居民外匯存款和離岸信貸,再加上嚴格的外匯管理使中國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出或稱資本外逃。同樣,人民幣的不可自由兌換則有效地防止了擠兌風潮,在外匯流入流出方面沒有對中央銀行構成壓力,使人民幣不貶值問題成為可能。

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對中國有效地抵御亞洲金融危機和維護亞洲地區的穩定起到積極作用。但從長期看,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啟示是,當一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期,如果國外需求和投資構成本國經濟的重要來源時,利率和匯率與國際資本市場隔絕或脫節,將會對本國儲蓄和外匯匯價帶來誤導。當國內利率與國際貨幣市場利率存在較大差距時,套利性的借貸必然出現。同樣,當匯價高估或低估時,對本國進出口和幣值穩定也產生不利影響。由于固定匯率制的主要缺陷在于,它釘住一國貨幣,而被釘住國家的貨幣匯價往往因其經濟與金融狀況變化而變化,因此它可能使釘住國家貨幣匯價脫離自身的價值基礎。這就要求采用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既要維持匯率的穩定,也要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的變化情況,及時對匯率進行調整,避免固定匯率走向僵化。

中國基本上實行的是計劃利率和固定匯率制度。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須改革現有的利率管理體制和固定匯率制度。從改革的方向上講,將是逐步朝著利率市場化和匯率自由化的目標邁進。如果沒有亞洲金融風暴,這項改革的進程會快一些,現在看來需要慎重研究。既要克服因噎廢食,停頓利率及匯率自由化步伐的做法;同時也要避免放開匯率過急,草率開放本國市場的傾向。因為兩者都會醞釀中國的潛在金融風險,前者會使我們容易產生對人民幣的高估,使通貨膨脹、國際收支、對外貿易及外匯儲備方面矛盾不能真實反映出來,導致國際經濟的失衡;后者則容易使中國經濟在缺乏充分準備的條件下,過早地融入國際貨幣市場體系,失去抵御金融風暴沖擊的制度保障。因此,研究好利率與匯率的靈活調整機制,有步驟地放松對利率與匯率的管制,是正確應對當前經濟全球化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銀行業的開放必須謹慎進行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金融業的全球化主要指全國金融業的開放問題。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對外開放是金融業開放的中心內容。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外國的大銀行和保險公司在中國設立了代表處,并要求開設分支機構,開展人民幣存貸款業務,尤其是中國希望加入WTO,西方國家會以中國必須允許跨國性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和開放本國銀行業市場作為條件。因此,從長遠發展需要看,中國必須認真研究銀行業的開放問題,要研究中國銀行業開放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和時機;要研究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監管,妥善處理銀行業存在的金融風險;要研究允許外國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形式、業務范圍和監管要求;要研究銀行業市場開放后中國在國際金融組織的地位和作用,防止因市場開放過早而失去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所應擔當的角色,而且應從戰略的高度研究中國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應對政策,這是確保中國對外開放過程中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課題。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銀行業的開放首先要研究銀行體系存在的金融風險問題。中國銀行體系中存在的金融風險是由兩方面原因形成的。一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委定項目、銀行拿錢”的信貸計劃管理體制而形成的不良貸款,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計委擠財政、財政擠銀行。這種信貸風險或者說是銀行的金融風險是由制度造成的,很像南韓的政府主導貸款因素。二是泡沫性風險,這是因為經濟過熱,如房地產熱和股票熱形成的泡沫經濟,當資產價格下跌后,銀行出現呆帳和死帳。化解銀行業的金融風險應該說是增強本國銀行資本實力,步入良性循環和實施銀行業開放政策的前提條件。

如何實施有效的金融監管,是銀行開放的另一重要條件,它包括政府對銀行的監管和銀行自身風險控制兩個方面。我們在討論銀行監管水平時往往強調中央銀行的監管水平,這是不夠的。因為一個健康的金融體系依賴于每一家銀行自身風險控制水平的高低。從東亞金融危機的情況看,中央銀行的監管制度基本上來源于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監管模式,應該說有一套比較接近市場經濟運作的監管制度與法律體系,但金融機構還是普遍出現經營管理不善、風險控制不嚴、不良資產增加等問題。因此,借鑒亞洲金融危機教訓,既要認真研究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框架、方法與內容;同時也要研究銀行經營風險問題,只有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形成良性互動、健康運行的金融體系。

三、在培育本國市場的基礎上穩妥進行證券市場國際化

證券市場從新興市場逐步發展成為成熟市場的過程,必然伴隨著本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因為一國經濟從起飛階段到發展成熟階段,必須將本國經濟由封閉型轉變為開放型經濟體系,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是成熟階段市場經濟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從這層意義上講,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是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必須面臨的問題。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涉及本國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兩者之間的發展關系。尤其在本國市場未充分發育前,要不要邁出國際化的進程,一直是存在爭議的題目,也貫穿著發展證券市場的指導思想。中國從1990年設立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始建立中國的證券市場之初就邁出了證券市場國際化的步伐,主要是進行B股市場的試點,允許外國投資者持有中國企業的股票。1993年又進行了發行H股的試點,讓中國企業到香港上市,后來又擴展到美國、英國、新加坡進行第一上市或第二上市。一種觀點認為把好企業都拿到外國去上市,不利于本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應以發展本國市場為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經濟建設既要利用本國資金,也要充分利用外國資本。運用股票形式在國際資本市場籌集資金與發展本國市場并不矛盾。因此,在證券市場國際化戰略上存在如何處理好本國市場（HomeMarket）與海外市場（OverseasMarket）的關系問題。

宏觀政策研究范文第4篇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戰略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10)01―0044―04

2009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1％，投資同比增長33.5％，消費同比增長15％，進出口同比下降23.5％。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經濟確實回升，但基礎尚不穩定。針對2009年前8個月經濟回暖的宏觀經濟形勢，現在有人開始討論經濟到底呈“V”型、“W”型還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經濟回暖軌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確研判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研討下一階段經濟政策。按照經濟發展周期波動規律，宏觀經濟總會見底反彈，因此我們更要前瞻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考慮經濟企穩后的經濟政策，甚至“十二五”規劃的中長期政策制定。筆者認為未來的政策重點應是：(1)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2)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3)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4)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5)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工具更好相互協調。

一、國際宏觀經濟基本走勢

(一)全球經濟失衡，全球化進程放緩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體現在一些國家出現大量貿易赤字，與之相對應的是一些國家大量貿易盈余。之后，全球經濟失衡的范圍擴大到整個經濟領域。當今世界，全球經濟失衡的表現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和資本逆差，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主要產油國家經濟增長卻保持較快速度，持有巨額外匯儲備。隨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演變，主要發達國家需求還在下降，尤其是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失衡仍將持續，全球化進程減緩。

(二)全球增長模式轉型，凸顯新增長點

人類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開始吃熟食，前提是人類掌握了取火技術。人類取火始于鉆木取火，實際上取的是碳基能源。從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術約束下，碳基燃料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氣候變暖。為了應對氣候變暖，一些專家建議未來能源開發的重點應該轉向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正在新能源領域開展大量研究，力圖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這些國家在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占領新能源標準的制高點。客觀上，這些探索促進了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一些專家認為這也是未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重現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盡到應有的責任。國際社會開始通過對話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金融體系。無論是超貨幣體系，還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將對美元主導格局形成挑戰。在此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正逐步得到增強。中國本著負責任的立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穩定器作用。

(四)金融與實業并重，構建新的宏觀監管體系

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金融創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替代、彌補國外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根據本國比較優勢發展一些制造業，帶動國內就業，把金融發展落到實業上。也有專家認為，錯誤的宏觀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危機來臨時，美國過度擴大消費信用以及過度相信市場都是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國將會重新審視過去的宏觀政策決策程序和機制，構建新的決策程序和機制，通過建立新的監管機制加強宏觀政策管理和微觀領域監督。

二、中國經濟宏觀形勢基本判斷

據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2009年6月)報告，工業化國家金融市場開始出現趨穩跡象，全球經濟初步呈現回升趨穩態勢，但是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復蘇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該報告還指出，目前斷言中國經濟快速穩健復蘇尚早。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有望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但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結構不平衡問題。

(一)GDP小幅增加，財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個百分點。第一季度全國GDP總量6.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1％，第二季度7.41萬億元，同比增長7.9％。6、7、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分別為6867.47億元、6695.91億元、5237.4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9.6％、10.2％、36.1％。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顯現出經濟回暖跡象，但是中國經濟復蘇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消費增長潛力凸顯

1～6月，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增長，轉移性收入增幅較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733元，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居民消費價格繼續下降，生產價格同比降幅較大。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環比下降0.5％)。8月，工業品出廠價格環比上漲0.8％，已連續5個月上漲。前8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88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比前7個月加快0.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能力提高，凸顯消費潛力。

(三)發電量和用電量雙回升，人民幣存貸雙增長

6月，全社會發電量同比增長4.7％，用電量增長4.3％。發電量和用電量上升既有經濟回升的因素，也有氣溫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7.67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8.52萬億元，同比增長34.11％，環比增長了0.16％；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57.37萬億元，同比增長27.43％，環比下降1.13％。貨幣供應量增長28.53％。

(四)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價格小幅上漲

2009年1～8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1.3萬億元，同比增長33.O％。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2009年前8個月累計新增信貸規模

8.15萬億元，同比多增5.04萬億元，比中國所有銀行過去兩年的貸款總額多，其中7、8月份分別為1650億元、4104億元，受央行政策影響，增速減緩。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上漲0.6％、0.8％、O.9％、0.9％。從200個主產縣8月20～31日主要農產品價格變動情況看，包括肥豬在內的5種肉產品均上漲。房地產價格上升和主要農產品小幅上漲表明，過度的、甚至投機性的惡性貨幣投放，可能對未來形成溫和的通脹壓力。

(五)經濟結構不平衡仍然存在，潛在隱患不容忽視。

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不平衡，消費、投資與儲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約經濟平衡增長。以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例，1978年城鄉收入之比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進一步擴大。經濟結構不平衡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斷積累，將會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系統的整體協調性，一旦超過臨界點就會形成失衡狀態，激化潛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和危機。

三、科學研判經濟形勢，及早規劃前瞻政策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醫治好重病后，調養很關鍵。近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從“兩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長”，與之相對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穩健的和從緊的轉向積極的和適度寬松的。經濟危機總會過去，那么，下一步中國應該思考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將“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穩步對接。

(一)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

一是產業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環保汽車、生物工程等為突破口，占領新興產業制高點，發展低碳經濟。重點開發可再生生物質能源和風力、水力、太陽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區域發展戰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發展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隨著經濟全球化加深，中國的城市群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廣泛。研究表明，國外資本對中國投資將主要依據現代城市群的經濟結構和競爭力進行戰略布局。今后，應提高中國城市群發展速度和質量，配套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空間規劃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內，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企業和產品。三是決策機制方面，構建科學、民主決策機制，降低決策風險，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競爭力。現代社會的公共風險需要政府及時、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對政府科學決策機制提出了挑戰。政府應科學論證、合理規劃，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決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種所有制市場結構。但是，仍然有部分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部門產權結構單一，進入門檻高，民間資本進入空間窄。除行業外，無論是自然壟斷行業，還是行政壟斷行業，提高市場化程度，推行產權多元化改革，是實現產權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比如鐵路、電信、電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應打破行業壟斷，推行公共事業單位改革。政府應主要通過制定市場規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一些社會事業部門，比如體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也應允許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作為工業化中期的國家，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在第二、三產業。在美國，到工業化晚期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超過80％。2008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1％，低于第二產業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1.3％，低于第二產業比重。中國離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尚有距離。

(三)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

繼續加大推進資本市場培育力度，開展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創新。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力度，擴大三板市場試點范圍，解決創業投資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是健康的金融體系。在生產全球化、貿易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國家的金融市場都很難獨善其身。加強金融監管、促進金融合作以及增強金融抗風險能力是一國金融立足國際金融市場的關鍵。一是完善金融監管機構和體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創新監管體系，防止過度套利行為發生。二是加強國際金融合作。進一步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多邊外匯儲備庫建設等多種形式的區域金融合作，并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三是增強金融機構和體系風險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機后的恢復時機增強中國金融機構和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實現外匯資產保值增值。

(四)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

經濟復蘇后，過渡時期應逐步轉向實施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而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未來財政工作的重點不僅僅是切好蛋糕，更應該注重做大、做強蛋糕，在財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樹立大財政思想，既要有財，更要有政。既要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又要不與民爭利。正確處理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關系，做到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從稅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點是擴大稅源，保證稅收增量漸進發展。一是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為了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資源低價政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資源，資源稅改革應在經濟復蘇后擴大征收范圍。二是試行個人所得稅轉型，探索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個人所得稅制。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主要是以分類征收為主，沒有達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個人所得稅改革應著力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三是試點物業稅。在繼續物業稅試點評估“空轉”的基礎上，進行分層價值評估，適時推出物業稅。四是繼續做好增值稅轉型工作。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改變重復征稅，減輕企業稅負，提升企業競爭力。

在開源的同時仍需節流。從財政支出看，明確財政支出重點，增收節支，防范財政風險。一是轉變政府職能，縮減行政開支。在經濟復蘇后，政府應該“瘦身”，調整政府機構，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給公共服務效率。二是繼續提高財政預算透明度，保證精細化、科學化。信息透明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準則，財政預算信息透明是實現人的基本人權，也是保證正確履行公民委托責任的需要。在美國，一次預算編制就相當于一部法律的制定過程，預算制定、執行、監督三權獨立，相互監督，并實行全過程公開。盡快實現財政預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預算信息公開改革步伐，達到精細化、科學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繼續加大基礎設施、醫療、社保、就業等領域的投入力度，促發展，保民生。明確財政支出重點是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時，這些領域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點領域。四是構建財政風險識別、評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調控體系。財政風險防范要與金融結構風險防范緊密結合，不可單線作戰。

宏觀政策研究范文第5篇

關鍵詞：資產價格泡沫；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監管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1)05－0053－07

由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資產價格泡沫與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監管之間關系研究的熱潮是對以往金融理論和實踐的一次深刻反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將有可能導致金融理論的重大突破并對現行的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作出調整。這是當前全球貨幣經濟理論和金融監管領域的最前沿、最熱門的課題。跟蹤、了解該領域的最新進展，對我國如何應對資產價格泡沫有啟示和借鑒作用。

一、通脹衡量、現代貨幣體制與資產價格泡沫

現行的通貨膨脹指標一般以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來表示，但其作為反映貨幣購買力變化的指標，實際上并未能全面、準確地反映貨幣購買力的變化。德國中央銀行行長Weber(2010)認為，由于住房市場運行影響整體經濟及價格水平，并且也與金融穩定息息相關。因而，中央銀行應盡可能將住房市場運行情況納入其分析框架；有關住房的支出作為消費支出的組成部分，應該將住房價格以及包括自有住房在內的租金價格納入CPI。這樣，改進后的CPI更能準確反映通貨膨脹的實際水平。實際上，歐洲國家已經啟動了相關的前期工作。

此外，與實際的通貨膨脹相關的因素還有有形效應(Visible Effect)和無形效應(Invisible Effect)(費希爾，1934)。通貨膨脹的有形效應是指由貨幣供給的增加超過貨幣需求的增加而導致的價格上漲，這相當于我們通常理解的通貨膨脹，可以用CPI來表示。貨幣供應量增加以后，“由此引起的價格提高，不會按貨幣量增加的比例，均等地影響到一切種類的商品”。在貨幣增加的過程中，由新發行貨幣接受者增加消費開始通過經濟聯系逐漸傳導到其他行業、地區的后接受貨幣者，價格的上漲是緩慢發生的，相對于貨幣供應增長而言，反映在全體消費者價格水平的變化是微乎其微的(康替龍，1755)。

通貨膨脹的無形效應是指由貨幣存量上升而導致的再分配效應(Redistributive Effect)，這與價格水平的變化沒有關系，新發行貨幣的早接受者在損害后接受貨幣者的情況下獲益(即康替龍效應)。奧地利學派貨幣理論的代表人物Mises也認為，在貨幣供應增加的過程中，(1)發生通貨膨脹，財富和收入從后來收到新貨幣的人向較早收到新貨幣的人重新分配；(2)貨幣供給增加的影響全部釋放之后，財富和收入的永久轉移仍然繼續，這是因為新的均衡將反映因干預性通貨膨脹過程而改變了的財富、收入和需求結構。

貨幣供給增加對市場的不同領域的影響是不同的，從而不可避免地改變相對價格，作為大眾消費品的價格上漲較慢，因而，難以用一個綜合性的價格指數來代表價格水平的變化。Mises認為，通脹的有形效應和無形效應由貨幣存量的變化來體現。

綜合而言，現行的通貨膨脹計量方法往往低估了貨幣購買力的實際變化。

現行主流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是盯住CPI的，使中短期內(一般為兩年)CPI漲幅接近但不超過2％。上述分析表明，CPI僅僅反映了實際通脹的一部分，因而，以此確定的利率水平相對于實際的通脹水平而言是過低的，難以有效制約貨幣增長。從OECD國家1970年以來的貨幣供應M1和M2、GDP、CPI等增長情況來看，貨幣供應增長持續超過CPI增長，也超過名義GDP的增長，因而，CPI不能全部反映實際的通脹水平。

在現代貨幣體制下，貨幣可以自由地、無成本地創造，不需要由實際的資源、儲備等來支撐。貨幣的過度增長必將導致資產泡沫：而資產泡沫破裂后，為刺激經濟，又需要更多的貨幣、更低的利率來支撐，因而，資產泡沫周期是現代金融體制的必然產物。

具體到本次危機，各方對危機根源尚未形成共識。本世紀以來，由于全球商品供應充足，通脹預期及通脹率較低，許多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將政策利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較低的利率和對宏觀經濟持續穩定的預期，導致投資者低估了資產風險(Gerlach at al，2009)。同時。與全球儲蓄過度和經常賬戶失衡擴大相聯系的不同期限收益率曲線利差收窄導致金融機構增加杠桿率，投資者愿意承擔更大風險。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風險并沒有被很好地評估，更沒有被監管者化解。

對于危機前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導致了房產價格泡沫，這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有研究發現，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難以解釋房產價格行為(Dokko et al，2009；Gtaeser et al，2010；Bean et al，2010)。格林斯潘(Greenspan，2010)認為美國住房價格與長期利率更加相關，而這段時間里短期和長期利率之間的聯系不強。IMF(2009)對跨國數據的比較發現，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的低利率與房產價格增長并沒有實質上的聯系。

也有很多人并不認同上述觀點。Taylor (2007)認為，在美國，住房需求對短期的貨幣市場利率較為敏感，2002年以來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動了住房需求，推高了房價。Adrian and Shin(2008)認為，較低的聯邦基金利率降低了批發市場的融資成本，導致美國投資銀行的資產負債規模迅猛增長。Merrouche and Nier(2010)發現，在許多發達國家里，單個國家的貨幣政策的寬松程度對銀行業風險承擔意愿的影響較弱。但全球貨幣政策的寬松程度確實對銀行風險承擔意愿產生影響。因而，危機前較長時期的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銀行愿意承擔更大的信用風險，對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早期預警指標與“逆風而動”的貨幣政策策略

以貨幣政策應對資產價格泡沫的最佳方法是在資產價格泡沫形成初期就能可靠地監測到，以便較早地調整貨幣政策，抑制泡沫的進一步發展。這要求貨幣政策決策者掌握可靠的資產價格泡沫的領先指標。即早期預警信息。這是政策制定者采取“逆風而動”策略的前提條件。

近年來有關資產價格泡沫的早期預警方面的研

究表明，資產價格和貨幣信貸之間的聯系有可能影響貨幣信貸指標所包含的CH穩定風險信息，資產價格繁榮／破裂周期對經濟金融穩定造成嚴重后果，對央行的價格穩定目標構成挑戰。歐央行就資產價格泡沫的早期預警進行了大量的探索。

Alessi and Detken(2009)利用1970－2007年18個OECD國家的經濟金融數據，用信號指示(Sinnalling)方法來預測導致較為嚴重經濟后果的資產價格繁榮。通過比較各種指標，發現基于貨幣和信貸總量的全球流動性指標是最好的，它可以為政策決策者提供有用的早期預警信息。Agnello and Schuknecht(2009)利用1980－2007年18個OECD國家的房地產價格數據，采用隨機效應面板概率(Random EffectsPanel Probit)模型來估計價格長期偏離的概率，發現：短期利率、國內外貨幣信貸狀況、按揭市場的放松管制等對概率值有顯著影響，能較為成功地、較早地預測房地產價格的繁榮和破裂。Gerdesmeier等人(2009)利用1969－2008年17個OECD國家和歐元區的股價和房價數據，采用合并概率(Pooled Probit－type)方法，發現：信貸總量、長期名義利率和投資GDP比的變化等能較早地預測資產價格泡沫的破裂。

從上述歐央行對OECD國家資產價格的研究來看，全球性的貨幣、信貸指標是所有備選指標中最好的，可以較好地作為資產價格泡沫的早期預警指標。這兩個指標都是全球性的，這表明資產價格泡沫大都是全球性的現象。從研究結果來看，74－82％的預警是準確的，26－32％的是錯誤的；從季度數據來看，95％的資產價格繁榮能在至少6個季度前預警，70％的資產價格破裂能在至少8個季度前預警；從年度數據來看，80％的資產價格繁榮和53％的價格泡沫破裂能在2年前預警。較高的預警準確率和較長的領先時間給貨幣政策采用“逆風而動”策略來應對資產價格泡沫提供了可能性。

上述研究表明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對資產價格泡沫實施早期預警。然而，同樣的信號可能提供不同的信息，因而，對早期預警信號的解讀必須小心謹慎，這些預警信號只能作為決策者決策時所使用信息的一部分。

從經濟金融變量中提取有關資產價格泡沫形成的早期預警信息，為采用“逆風而動”策略提供了可能性。采用這種策略是有成本的――機械性地對金融失衡采取“逆風而動”策略將使通脹波動增大(Geflaeh et al，2009)，需要較大幅度地提高利率才能奏效，這會導致產出成本提高(Bank 0fEngland，2009)；而對小型開放經濟而言，高利率可能導致國際資本流入，反而會使金融失衡進一步積累(0stry et al，2010)。顯然，中央銀行需要對是否采用提高利率的方式來避免金融失衡的積累作出判斷，這對中央銀行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三、現行貨幣政策框架的調整與金融穩定

現行的貨幣政策框架是以價格穩定為主要目標的，本次危機并未否定這種貨幣政策框架。從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之間的關系來看，貨幣政策的目標――價格穩定也有助于金融穩定。由于：(1)金融穩定是貨幣政策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中央銀行需要關注金融穩定；(2)金融穩定也是金融現象，與貨幣政策關系密切；(3)中央銀行在應對此次危機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因而，人們就開始關注是否對現行的貨幣政策框架進行調整以達到價格穩定目標的同時也能維護金融穩定。問題是：如何對現行的貨幣政策框架進行調整，在不影響價格穩定的目標下又能促進金融穩定?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中需要加入金融穩定目標嗎?調整后的貨幣政策框架足以保持金融穩定嗎?

首先，改進貨幣政策分析模型，加強中央銀行對金融失衡和金融風險的監測和分析，將金融部門因素納入模型。價格穩定是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其政策手段是短期利率，危機之前的貨幣政策基本不考慮貨幣信貸增長等指標，但危機后這些指標的重要性得到了重新認識。德國中央銀行行長Weber(2010b)認為，貨幣信貸的增長與資產價格泡沫之間存在經驗聯系，貨幣政策應對金融市場和資產價格予以關注。美聯儲副主席Kohn(2009)認為現行的用于分析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模型大都忽視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金融中間媒介作用和資產價格等這些因素，需要將這些因素有機地納入宏觀經濟模型。毫無疑問，這些工作對貨幣政策決策者評估金融部門的運行與價格、產出穩定性之間的聯系是極其重要的。

其次，貨幣政策和金融周期之間存在相互依賴的關系，貨幣政策可以延長其考慮期限，對金融周期作出更均勻的(Symmetrical)反應，這有助于金融穩定。一方面，金融周期影響貨幣政策，金融失衡將引發經濟下滑，導致價格有緊縮風險，從而有必要調整貨幣政策；另一方面，貨幣政策也影響金融周期，比如，貨幣政策有能力影響風險承擔行為，從而通過影響銀行放貸而影響金融周期。這樣，貨幣政策考慮這些因素時，就應該對金融周期作出更均衡的反應。當然，這不是試圖用貨幣政策去影響資產價格的繁榮一破裂周期，而是試圖減緩金融周期的波動(Weber,2010b)。

也就是說，貨幣政策或許可以采用更加均勻的政策策略來應對金融失衡。通常，貨幣政策考慮的期限短于兩年，而金融失衡通常是逐漸積累的，金融周期時間較長，達到七、八年以上，因而，貨幣政策通常不考慮金融失衡問題。為使貨幣政策在金融周期內更加均勻。中央銀行可能需要延長政策考慮期限(Borioand White，2004；Gedach et al，2009)，也即，將金融穩定問題納入政策決策中。貨幣政策需要在完整的經濟金融周期內更均勻地實施貨幣政策以應對金融失衡。

顯然，采用更加均勻的貨幣政策存在挑戰：(1)需要甄別、選擇金融指標以較早地和可靠地預警相關的金融失衡，并把這些變量包含在貨幣政策決策中；(2)研究顯示，早期預警指標不能探測到價格泡沫和錯誤地預警價格泡沫的概率較高(Alessi and Detken，2009；AgneUo and Schukneeht，2009；Gerdesmeier etal，2009)；(3)對運用貨幣政策來熨平金融周期而導致的實體經濟成本尚沒有達成共識；(4)貨幣政策影響金融周期的機制尚待進一步研究。

貨幣政策對初始的金融失衡作出反應，這意味著：相對于不對金融失衡作出反應時的情況，短期通脹從目標值的偏離將可能更大、時間也更長――至少在金融失衡與價格穩定不完全一致時如此。因而，如果果真對金融失衡作出反應，就有必要擴大通脹的目標范圍。這種做法將使價格在更長的時期內穩定，因為不這樣做就要冒由于金融失衡而導致價格更大波動的風險。然而，這可能會影響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的可信度和責任性。對通脹采取更寬容的做法將淡化政策的責任，

并對中央銀行的價格穩定的承諾帶來不確定性。

上述做法并不意味著要將金融穩定作為中央銀行的一個獨立的目標，而是中央銀行在作貨幣政策決策時可以更多地考慮金融穩定狀況，但僅僅限于與貨幣政策的價格穩定這一主要目標沒有沖突時的程度。這與許多通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在處理匯率變動時的情形很相似――盡管中央銀行自身并沒有任何匯率目標，但中央銀行還是在匯率影響通脹和產出前景這一范圍內對匯率變動進行仔細監測和分析。BIS的高級官員認為，如果將金融穩定作為中央銀行的另一單獨目標，這就意味著政策利率這一單一工具指派給多個政策目標，這使政策工具面臨多個目標之間的權衡，從而導致這些目標都不能達到(Bini－Smaghi，2010)。

研究表明：(1)調整現行貨幣政策框架，采用更加均勻的貨幣政策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衡失衡，但或許這將導致消費者價格波動的增大(Gerlachet al，2009)；(2)需要加強金融指標在評估價格穩定風險方面的作用，但即便采用更加均衡的貨幣政策策略，也很難利用貨幣政策這一單一工具來實現資產價格和CPI的同時穩定，因而，不宜將金融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獨立目標，否則，貨幣政策的負擔太重(We，her,2010b)；(3)利率是應對金融失衡的一個“鈍”工具，特別是在金融監管存在缺陷的情況下，因而，金融穩定不可能單由貨幣政策就可以達到。

在危機時期，貨幣政策的大幅度放松能有助于緩解通縮風險，同時穩定金融部門和使貨幣政策有效傳導。與之相反，用來解決初始階段的金融失衡的貨幣緊縮可能導致產出缺口擴大和通脹波動的增大，這可能與最初的穩定金融的政策目標存在沖突。當貨幣政策不是強有力地針對金融失衡的積累進行逆風操作時，其所導致的不對稱性可能導致道德風險和鼓勵金融失衡的積累。這種貨幣政策的內在的時間不一致性不可能由貨幣政策自身來有效解決，而是需要實施審慎政策(Farhi and Tirole，2009)。

此次危機后，包括日本、瑞典、歐洲、英格蘭等在內的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之間關系的認識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認為貨幣政策可以對資產價格泡沫產生作用，擬將金融周期納入貨幣政策分析框架，并對貨幣政策框架作出調整。貨幣政策框架的調整不是要使貨幣政策針對資產價格作出反應，而是關注信用周期，并利用貨幣政策來影響而不是控制金融周期。顯然，僅僅是貨幣政策自身難以有效應對資產價格泡沫。

四、宏觀審慎監管、貨幣政策與金融失衡

很早以來，理論研究就對有效市場理論越來越持懷疑態度(Schiller,1981)。由于信息摩擦、道德風險以及其他諸如外部性和羊群效應導致的激勵扭曲等，使得金融市場是不完美的，這導致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而政策制定者傾向于忽視這些風險。金融創新導致借款者更易獲得信貸以及風險在系統內更有效地分布，這當然是有益的，但從這次危機來看，問題是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產規模的大幅擴張所導致的系統性風險被忽視了，金融監管機構越來越不愿意采取實質性的監管政策，而是更多地信賴市場力量來自我糾偏。

這些年國際清算銀行在制定、推廣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上作了巨大努力。這些努力主要是使銀行內部經濟資本的評估與監管機構的要求相一致，但尚存在如下這些問題：(1)沒有設法緩和由于資本不足而導致的系統性風險；(2)沒有解決順周期性問題；(3)對諸如由大量運用批發融資所引發的流動性風險的監管缺位；(4)對快速發展的“影子銀行體系”缺乏有效監管(Vinals，2009)。正是這些宏觀審慎政策的缺失導致危機惡化程度出乎人們的意料。實際上，應對金融失衡的主要手段應該是宏觀審慎政策(IMF，2010)。

最近的危機表明，結構性金融產品、特殊目的工具(SPV)和發起一分銷(0＆D)模式等一系列金融創新使金融機構的風險更難被識別和捕捉，金融創新導致資本充足率指標不能準確反映金融機構的風險狀況，并且，資本充足率存在順周期性，也易被人為操縱。因此，BIS開始對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進行反思和補充。

宏觀審慎政策通過緩和系統性風險的積累來確保金融穩定(Crockett，2000)。由于金融失衡通常是在經濟繁榮時期由杠桿率增加、金融機構風險頭寸過大而積累的，因而，宏觀審慎政策的一個關鍵作用是解決順周期性的問題。一個改進的方法是對目前的審慎工具重新進行設計以使其能更加自動地逆周期(IMF，2010)。

影響金融失衡的順周期積累可以通過以下方式：(1)影響杠桿率的過度增加。工具包括更高的最低資本金要求、在經濟繁榮時期在最低資本金要求的基礎上增加資本緩沖(Capital Buffer)、前瞻性的期望損失撥備等。(2)限制流動性風險的積累。正如巴塞爾委員會在2009年12月提出的建議，通過設立量化的流動性標準以限制對非核心資本融資的依賴，影響金融機構在經濟高漲時期限錯配的過度積累，抑制資產負債表的過度擴張。(3)要求審慎的抵押品政策。監管者可以設置抵押品的最低折扣率和最高貸款成數并在資產價格繁榮時收緊、在低迷時放松，以此緩解由抵押品價格下跌而導致的信用風險。

這些工具都應該同時而不是單獨使用以提高政策有效性(IMF，2010)。無論是在經濟繁榮還是蕭條時期，這些宏觀審慎政策都限制了宏觀金融的反饋作用。首先，在經濟繁榮時期能減少金融失衡的積累。其次，在經濟繁榮時期積累的吸收損失的資本緩沖能在經濟蕭條時下調，以避免削弱其放貸能力。最后，通過先限制在經濟繁榮時脆弱性的積累，在經濟蕭條時這些政策也減少脆弱性爆發的可能性。

由于所有通過杠桿提供信貸的金融機構都是系統相關的，因而，逆周期的審慎政策應該適用于所有這類金融機構(Nier，2009)。在宏觀經濟惡化時，每一家通過杠桿提供信貸的金融機構都易受到傷害，且很容易在金融系統內傳染，造成系統性風險，因而，審慎政策應該適用于銀行、融資租賃公司、信用社、貨幣市場基金、投資銀行、銀行支持渠道、特殊目的機構等的每一家個體。

宏觀審慎框架是基于嚴明的規則和相機抉擇(當規則不足時)的基礎之上的。逆周期的準備調整和資本緩沖規則比相機抉擇有明顯的優勢，因為這些規則增加了市場參與者對于管制行為的可預見性，從而減輕了金融部門調整的負擔。然而，金融市場的復雜性、事先風險衡量的困難以及宏觀審慎工具影響的不確定性可能使政策制定者難以設計出足夠嚴明的規則(Vinals and Feichter，2010)。因而，規則需要與相機抉擇相結合。

宏觀審慎標準的制定需要國際合作，以避免監管套利。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已經就杠桿率標準的制訂廣泛征求意見。根據各國的反饋來看，目前的難點是如何針對各國不同的會計制度來確定一致的杠桿率計算方法。

除了順周期性問題外，宏觀審慎政策也尋求解決

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結構性弱點的積累問題，比如，證券化過程中激勵的不一致導致放貸標準的放松以及衍生品市場缺乏透明性，缺乏對那些在金融失衡積累過程中成為“大到不能倒”金融機構的解決辦法，金融體系的復雜性和關聯性的大幅增加導致風險分布模糊以及沖擊在系統范圍內更快速地擴散等等。這些結構性弱點是問題和集體行為問題的根源(Bank ofEngand，2009)。

在應對金融失衡上，貨幣政策和審慎政策這兩個工具不是彼此獨立的，而是相互影響的――如果政策利率變化，市場利率相應發生變化，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會發生變化，使資本充足率發生變化：資本金要求變動反過來也會影響市場利率。在這兩個工具的具體使用上，審慎工具的調整頻率較低，而貨幣政策工具則可以頻繁地使用。至于不同工具間如何互動、配合使用的問題，尚處于研究之中，未形成結論性的研究成果。

從宏觀審慎政策的實施來看，盡管金融穩定有一套自成體系的宏觀審慎工具，但這并不意味著宏觀審慎政策不應該由中央銀行來實施。相反，由于中央銀行在應對金融失衡上擁有信息和行動上的優勢，以及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之間的相互影響，要求中央銀行在宏觀審慎政策的實施中發揮重要作用(We―ber，2010b)。美聯儲前副主席Blinder(2叭01則從范疇經濟學(Economics 0f Scope)角度分析，表示宏觀審慎監管應由美聯儲來實施。美英兩國最近有關監管體制的改革也體現了這一點。當然，也應該注意到，金融穩定不是貨幣政策的又一個目標，其獨立于貨幣政策。

五、政策啟示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特殊時期，經濟高速增長、人民幣升值壓力巨大、城市化進程正處于中期、人口年齡結構有利于儲蓄等等，這些因素決定了我國出現資產價格泡沫(特別是房產泡沫)是大概率事件。國外有關防范資產價格泡沫的最新研究進展給我們如下啟示：

1、將房價因素合理地納入CPI體系中。鑒于我國正處于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以及城市居民住房改善需求強烈，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住房消費是居民消費支出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房價和房租走勢的偏離也是必然的，因而有必要將房價因素單獨納入CPI，以更準確地反映居民消費價格變動情況。

2、貨幣政策在堅持幣值穩定和經濟增長目標的同時，也要適當考慮資產價格的過度偏離。資產價格的過度偏離包含了未能被通脹和經濟增長所捕捉的信息，并且，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居民財富的積累，居民的資產配置也越來越多元化，資產價格的大幅變動對金融穩定和實體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因而，有必要適當考慮資產價格的過度波動所隱含的信息以及可能給經濟帶來的影響，并采取防御性的貨幣政策，力求在泡沫形成的初步階段就采取行動。

3、延長貨幣政策目標的覆蓋期限至整個經濟周期，并考慮貨幣政策在全經濟周期中的均勻性。即便是目前在西方發達國家占主流的通脹目標制。政策考慮的期限一般也僅為1～2年時間。這顯然大大短于金融周期，容易導致短視的貨幣政策，可能加劇經濟波動，引發金融失衡。貨幣政策在全經濟周期的均勻性是指貨幣政策要以整個周期為考慮對象，采取相對和緩的政策措施，即經濟高漲時的政策要同時考慮可能給經濟低谷時經濟的影響；反之，亦然。這樣，貨幣政策在整個周期內的調整幅度就相對和緩。

4、進行機構和機制改革，健全宏觀審慎框架，改善貨幣政策環境，增強金融穩定。宏觀金融審慎框架就是將金融體系視為一個整體。關注金融體系與宏觀經濟之間的緊密關系，強調宏觀金融審慎框架給貨幣政策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以抵消金融體系的過度順周期性。在微觀上，加強對金融機構資產負債狀況的監測，并實行信息共享。當前，我國金融體系施行“一行三會”的管理體制，即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職能。三大監管機構各自對相應行業實施監管，這種模式顯然與業務經營的綜合化趨勢以及金融風險的整體性不協調，也與央行承擔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職責不匹配，因而，宜進行機構和機制改革，加強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以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增強金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