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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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第1篇
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認為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兩者是密切聯系的，兩種市場通過相互作用共同影響經濟運行，從而最終影響國民收入水平。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制定的關于調節貨幣供應量以及利率水平的各種措施和手段的總和，主要通過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財政政策最早始于上個世紀30年代，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爆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出現了經濟大蕭條。正當政府對經濟蕭條感到束手無策時，凱恩斯經濟理論隨之興起。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認為，總供給等于消費加儲蓄加稅收，即Y=C+S+T；總需求等于消費加投資加政府購買支出，即Y=C+I+G。因此，在市場均衡狀態下，總供給等于總需求，即C+T+S=C+I+G。政府可以通過收支的財政政策對總需求進行管理，從而對經濟運行進行全面調節。貨幣政策是指一國政府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而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措施和手段的總和。它包括信貸、利率、匯率等具體政策，通常認為貨幣政策主要從屬于財政政策發揮作用。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來調節貨幣供需量，進而調節社會的總供需。因此，從總量調節出發，貨幣政策分為擴張性、緊縮性和中性三種。擴張性貨幣政策是通過提高貨幣供應增長速度來刺激總需求；緊縮性貨幣是通過削減貨幣供應的增長率來降低總需求；中性貨幣政策，是指貨幣供應量大體等于貨幣需要量，對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影響不大。具體采用哪種類型的貨幣政策，主要看當時一國經濟的發展情況。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效果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工具之間進行組合選擇來實現兩者的搭配，其主要目的在于維持一國經濟的平穩有序運行。如果不考慮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中性狀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的方式有寬松貨幣與緊縮財政、緊縮貨幣與寬松財政、緊縮貨幣與緊縮財政以及寬松貨幣與松縮財政這四種組合形式。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存在周期性的經濟波動，政府總是力求通過一定的方式調控經濟，通常使用的手段就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里可以使用不同狀況的IS-LM模型來加以說明。在經濟處于上升時期，投資者的預期偏好，投資水平上升，銀行貸款增加，總需求增加。當經濟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將導致價格水平的上升，同時由于貨幣需求的增加引起利率的上升，經濟進一步上升的速度則會放慢。政府的主要職能就是對經濟增長速度，價格水平進行控制，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從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見圖1，實線箭頭變動方向），如果政府想要降低價格水平，在實行貨幣政策時，通常選擇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當貨幣供給減少時（LM曲線向左移動），相對來說貨幣需求會增加，從而會導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又會使私人投資下降，為防止利率的上升，政府同時要減少支出，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IS曲線向下移動），只有這樣才能在減少擠出私人投資的同時達到降低物價水平的目標（總需求曲線向下移動）。
經濟蕭條時期，投資者對經濟的發展前景不看好，會使投資水平下降，總需求下降，物價下跌，利率會處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上。此時，如果增加貨幣供給利率不會有所下降，從而通過利率刺激需求的效果也不明顯。因此，相對于貨幣政策來說，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要大（如圖1，虛線箭頭變動方向），LM曲線變動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小于IS曲線變動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如果在增加貨幣供給的同時增加財政支出，對經濟的刺激作用會更大，貨幣政策的效果更明顯。上面分析的是經濟處于繁榮和蕭條兩種時期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有效搭配情況。
當經濟處于從蕭條走向復蘇或從繁榮轉向衰退時期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就應注重微調的方式。當經濟在“雙松”政策作用下走出蕭條時，政策就不應再采用“雙松”，應選擇“貨幣中和財政松”或“貨幣松和財政中”政策。這是因為當經濟從蕭條開始回升后會進入一個迅速發展的上升時期，若繼續實行“雙松”政策，容易形成總需求過高，主要表現為經濟加速增長的同時會造成通貨膨脹加劇，從而造成經濟的過度繁榮。當經濟增長被“雙緊”政策實現控制時，通貨膨脹可能會很快開始下降，一旦出現從繁榮開始轉向衰退時，“雙緊”政策就不能繼續使用。所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選擇常常根據經濟增長的要求和控制通貨膨脹而定的。
三、改革開發以來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使用
現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情況分為以下四個階段進行說明。
1、1979年至1992年。這一階段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有效供給不足導致社會資金需求缺口較大，因此這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配合主要用于解決社會總供給，財政貨幣政策更多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的協調搭配。具體來看，1979年至1980年間，財政與貨幣政策主要表現為“雙松”的組合；1981年施行“緊”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1982年至1984年間，兩大政策主要表現為“雙松”的搭配組合；而兩大政策在1985年則是表現為“雙緊”的搭配組合；1986年至1988年間，兩大政策仍表現為“雙松”搭配組合；在1989年至1991年間，兩大政策表現為的“雙緊”的搭配組合；1992年至1993年初，再次實施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雙松”搭配組合。
1979年至1992年間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使用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階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使用的內外部環境還未成熟，主要通過行政手段的運用來完成政策的實施。二是由于我國經濟環境存在長期短缺與供給不足的影響，政府明顯缺乏對于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歷史經驗，體現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方面，常以“雙松”、“雙緊”的組合方式居多，使兩大政策配合使用沒有達到預期的政策協調效果，宏觀調控效果不佳。
2、1993年至1996年。該階段我國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市場化經濟程度得以迅速提高。此外，在有效供給不足的情況下，經濟的過熱發展也加大了通貨膨脹風險。從1993年底至1996年，宏觀調控一直以財政貨幣政策“雙緊”的搭配為主，緊縮性的政策組合，能有效控制財政赤字與貨幣投放總量。與此同時，在經濟制度的改革方面也為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使用提供了基礎，其中稅制與分稅制在1994年的改革使公共財政的基礎得以逐步奠定，可以看到許多新的變化出現在這一時期財政與貨幣政策的搭配使用過程中，宏觀調控技巧明顯改善、調控手段配合實現多樣化。這些新變化使政府對宏觀經濟的駕馭能力明顯提高，對我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作用較大。
3、1997年至2002年。從1997年開始，我國發生了經濟增長基礎的根本性轉變，宏觀經濟調控中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新問題。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周期性低谷局面進一步深化，面對這種不利的經濟狀況，從1997年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開始迅速由適度從緊轉化為“雙松”的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在貨幣政策方面，主要通過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使貨幣供應量不斷擴大，以此來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一階段為兩大政策的實施帶來了創新性的背景，同時也引發了許多新型難題。
4、2003年至2007年。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通貨膨脹壓力增大跡象，我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重大變化。在這一經濟背景下，從2004年開始，政府開始調整財政政策實施的力度與方向，適當調整了長期建設國債規模。2005年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表明了我國的財政政策再次轉型。在貨幣政策方面，從2003年開始，我國實施的穩健性貨幣政策的政策導向也發生了變化，最終采取“穩中適度從緊”為政策思路。2003年至2008年間，央行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對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多次進行上調，有效的控制了貨幣供應量。2007年以后，通貨膨脹和經濟發展過熱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因此，穩健的財政政策與從緊貨幣的政策開始向“雙緊”的協調方式過渡。
5、2008年至今。進入2008年以來，國際經濟形勢出現重大變化，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我國也經歷了先揚后抑的經濟形勢，2008年上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保持了較快的速度，但此時經濟通脹壓力增大，明顯存在經濟發展由偏快轉為過熱的風險。這一階段以“雙緊”的財政貨幣政策為主，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就是防止經濟由過快增長轉變為過熱的增長，防止通貨膨脹明顯。到2008年下半年，從緊的貨幣政策使經濟過熱的勢頭已有所抑制，雖然物價水平有所回落，但尚沒有使通脹得到有效控制，此時的宏觀調控采取了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組合。經過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在2010年我國國民經濟實現了高位穩定增長，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也由刺激經濟轉變為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內需和防止通貨膨脹。
四、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使用的實踐總結
通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的實踐進行總結，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第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逐漸向市場化調控方向轉型。在公共財政的總體框架下，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從以政府投資性支出為主逐漸轉化為通過公債、稅收、轉移性支付等多項綜合工具的運用。同時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不局限于傳統的信貸控制方面，逐步具有了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第二，在財政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方面，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強到弱，而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反之。改革開放初始，國家宏觀調控主要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幾乎沒有發揮作用。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特別是在1985年之后，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信貸規模控制貨幣的供應量，貨幣政策效果逐漸突顯。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改革使兩大政策協調的主導方逐漸由財政政策過渡為貨幣政策。此后由于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不佳，1998年以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再次受到重視，但政府對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期望并沒有因財政政策的重返而有所削弱。2007年以后，中國更加開放的經濟環境給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同時政府也開始意識到在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應承擔更多職責。第三，目前為止我國財政貨幣政策配合使用，主要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為目標，關注更多的是總需求管理。在凱恩斯的市場經濟理論框架下，主要研究如何才能有效配合財政貨幣政策以實現總需求水平的穩定。對于具有完善金融體制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這樣的政策選擇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像我國這樣同時面臨經濟發展與體制轉軌的國家來說，凱恩斯經濟理論的總需求管理就顯得過于單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長期看來，還必須關注金融制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優化，以及以結構性調整為目的的供給管理等層面，這也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迫切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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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第2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內容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當代各國政府調節宏觀經濟最主要的兩種手段，兩大政策各有特點，了解它們的作用機制，深入研究它們的協調機制有著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如何擺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協調配合使用兩大政策，達到宏觀調控目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的結構是第一部分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第二部分具體分析兩大政策的協調問題，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第四部分總結全文。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動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
兩大政策調節的領域不同。財政政策調節的對象是財政收支，主要通過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來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調節。貨幣政策主要從流通領域出發對國民經濟進行調節。
兩大政策對收入分配，利率，產出的影響不同。財政政策通過轉移支付和稅收等各種政策可以直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貨幣政策直接調節貨幣供應量。
表1：兩大政策對收入和利率的影響
兩大政策的效應時滯不同。從擾動出現到經濟政策產生作用的每個階段都存在時滯。這些時滯可以分為兩種時間層次：外部時滯，即政策行為對經濟影響的時間;內部時滯，即著手制定政策所花費的時間。
表2：兩大政策的時滯效應
兩大政策調節的主體不同。財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控制。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表明，只有將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雙松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其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消極效應是往往產生財政赤字并誘發通貨膨脹。
雙緊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此種組合方式的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 其消極效應是容易造成經濟萎縮。
松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產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
緊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可以在不降低產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兩大政策的組合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個隱含假設就是不存在流動性陷阱，貨幣需求曲線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傾斜。
三、進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及其差異，探討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價格不變，內生變量是利率和收入(決定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均衡時的收入和利率)，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作為外生變量，影響總需求。只有在短期內，產出和利率在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才表現為固定的關系。從長期來看，這種關系不存在或者說不穩定。
第二，忽略了總供給對經濟的影響。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從短期來看，總供給曲線是水平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能提高總需求，導致產出增加。但從長期來看，供給曲線是垂直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能使價格水平上升，對產出沒有影響。
第三，本文沒有考慮開放經濟的情況。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三元悖論原則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論斷。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的經濟目標有三種：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開放經濟條件下兩在政策的效果(資本自由流動下)
四、結論
從短期來看，擴張的財政政策提高計劃產出，導致產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擴張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導致產出提高，利率下降。
從政策時滯來看，財政政策內部時滯較長，而外部時滯較短。反之，貨幣政策內部時滯較短，外部時滯較長。因此，貨幣政策適合于對經濟進行微調，財政政策在經濟危機下往往比貨幣政策更有效。
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兩大政策都能擴大總需求，引起產出增長，價格上升。因此，當產出低于潛在產出時，兩大政策都合適;如果經濟已經處于充分就業，應當盡量少用兩大政策。
在開放經濟條件和固定匯率制度下，根據三元悖論，如果資本自由流動，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中國經濟現在通貨膨脹高，對外貿易失衡，根據本文的討論，適合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從緊的財政政策，或者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前者會引起經濟衰退，后者不會引起經濟衰退。
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協調研究
1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聯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對宏觀經濟產生作用和影響，達到政府既定的目標。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屬于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財政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防范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穩定。經濟衰退與經濟繁榮狀態總會交替發生，引發諸如就業壓力大、通貨膨脹、投資波動、外貿失衡等嚴重的經濟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間接作用于經濟，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是政府經常使用的兩大經濟政策。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要達到的最終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的本質都是要保持一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3)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用以對付大的與拖長的經濟衰退，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的使用。貨幣政策則是通過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靈活的特點。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搭配，因而兩者可形成合力，對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發揮調控作用。
2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財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財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與政府收支活動相關，主要有稅收、財政支出、政府投資、財政補貼和公債等。
(1)稅收。稅收是形成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廣泛強烈的調節作用。稅率的確定是財政政策實行調節目標的基本政策度量選擇之一。稅率的高低決定著一國財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稅負的分配是國家對于稅收結構的調整，其可以起到調節產業結構的作用。
(2)國債。國家發行國債主要目的是彌補財政赤字和發展社會公共建設。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國債的發行漸漸成為了財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調節貨幣供給、私人消費和投資的作用。國債的調節作用主要表現在：貨幣效應;擠出效應;收入效應。
(3)財政支出。財政支出是國家為了滿足一定的社會公共需要，對以稅收和發行國債等形式籌集來的資金的運用。一般性的財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務支出、政府投資支出，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和轉移支付。政府的投資力度和投資方向對一國產業結構優化以及調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是銀行存放在中央銀行或金庫中的準備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擴大或收縮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加強央行的基礎貨幣吞吐實力，從而通過影響貨幣存量而對整個經濟產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響到各商業銀行利潤，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況下不常使用。
(2)再貼現率。再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將其貼現的未到期票據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貼現時的預扣利率。再貼現意味著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貸款，從而增加了貨幣投放，直接增加貨幣供應量。再貼現率的高低不僅直接決定再貼現額的高低，而且會間接影響商業銀行的再貼現需求，從而整體影響再貼現規模。
(3)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發達國家將公開市場操作當作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量的主要貨幣政策T具，通過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與指定交易商進行有價證券，調控貨幣供應量，以達到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公開市場操作業務具有市場化程度高、靈活性和微調性的特征。
3 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的實踐
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歷經了30多年的實踐，實踐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對于加快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還有很多要素制約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從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定出口的同時，出臺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擴大國內需求，并取得了較好的政策效果。進入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越來越繁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互補的聯動效果，避免政策運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經過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使得我國國民經濟在2010年實現了高位穩定增長，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經濟轉變為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內需和防止通貨膨脹。政策組合繼續保持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由極度寬松轉變為適度寬松，而年末則調整為穩健偏緊，在產能過剩和房地產等領域緊縮性政策的調控力度明顯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的實踐進行總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已逐漸向市場化調控方向轉變。在發展公共財政的總體結構下，從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方式以政府投資性支出為主，逐漸轉變到通過公債、稅收、轉移性支付等多種工具的綜合運用。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信貸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
第二，在財政貨幣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強至弱，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強。改革開放最初，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是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而貨幣政策幾乎沒有作用，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轉變為通過對信貸規模的控制從而影響貨幣的供給。
第三，目前的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關注總需求管理，主要以經濟的穩定為目標。我國面臨著經濟發展與體制轉軌的雙重任務，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長期來看，還必須關注金融制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優化，以及以結構性調整為目的的供給管理等層面，這也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4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建議
4.1加強政策制訂的預見性與時效性
從過去來看，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搭配的變化比較頻繁，財政貨幣政策的實行存在時滯問題，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預測能力，為政策調控及協調打下余量。
4.2財政貨幣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針對性
財政政策應更多地利用區別對待的方式，利用財政收支來控制資金流向，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同時通過稅制和社會保障措施，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效調節整個社會收入構成。貨幣政策應當著重考慮未來經濟的走勢，避免出現通貨膨脹，通過各種手段抑制經濟過熱，在調整結構方面，貨幣政策應當通過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方式，推動經濟均衡發展。所以，在實施財政貨幣政策配合時，一定要注意兩者具有針對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靈活運用貨幣政策調控工具
要全面發揮貨幣政策工具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利率成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加強金融機構間的資金融通，實現金融機構間資金的良性循環。
4.4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第3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于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本文試基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的思考，提出幾點基本認識，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差異性和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的同時，又由于各自在經濟體系中所側重的不同領域和具備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異性特征。
首先，調節的范圍不同。財政收支及其政策體現政府職能的各個方面，其調節范圍不僅限于經濟領域，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貨幣政策主要處理商業性金融系統功能邊界內的事務，其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當然，可以由經濟領域間接傳導到其他領域)。
其次，調節的側重點不同。雖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對總量與結構發生調節作用，但財政政策相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帶有更為強烈的結構特征，因為財政收入按不同項目與不同規定來組織，可以直接調節不同地區、部門、企業及個人的收入水平，財政支出按資金性質與用途來安排，可以直接調節產業結構、部門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財政政策對總量的調節，則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數作用影響社會總資金運動的全局。反之，貨幣政策相對財政政策而言帶有更為鮮明的總量特征，因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切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都要表現為有支付能力的貨幣購買力，中央銀行作為唯一能夠直接管理全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部門，正是運用貨幣政策對之加以調控；同時，商業性金融信貸自身的市場化經營原則要求銀根松緊的變化大體一視同仁地覆蓋其全部資金運動，貸款差別利率等旨在區別對待不同產業、行業、企業、項目等以調節結構的手段，只能在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和發揮作用，并將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日趨有限。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定目標，可歸納為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反周期波動、收入公平分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等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固然都服務于這一系列目標，但由于上述側重點的不同，各自對于不同目標的作用，便有所區別。比如，在產業結構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穩定物價方面，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則排在首位。
第三，調節的手段不同。財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稅收、預算支出、公債、財政補貼、貼息等，貨幣政策所憑借的手段，則主要有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以及貸款安排等。
第四，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功能空間不同。例如，人們可以把貨幣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經濟之車上面的繩子，認為當經濟向上步入通貨膨脹時，它可以拉住其別走太遠，但當經濟處于通貨緊縮而無力向上爬坡時，它卻無法推動。這種比喻形象地描繪了不同經濟運行狀況下，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差異。一般而言，貨幣政策長于應對通貨膨脹階段的問題，而財政政策在應對內需不足、解決通貨緊縮階段的問題時更具優勢。我國1998—2002年間政策實踐中的調控效應，與凱恩斯理論中關于蕭條階段財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第五，兩大政策所調控的資金所遵循的經濟運行機理不同。貨幣政策調控下的商業性金融資金是按照追求微觀直接效益(利潤)目標的市場原則展開競爭的，只愿意“錦上添花”，即按照商業化原則投向盡可能高收益、低風險的領域和狀態良好的企業，這對于商業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無可厚非的。與此不同，財政政策下的資金運作在承認市場一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并且應該超越微觀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長遠、綜合、宏觀、社會的效益，財政政策可以和必須在關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優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最后，政策的時差與調節的時滯不同。政策時差，是指決策機關從認識到需要改變政策，到實際上實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在財政政策的制定與修訂必須經過立法機關審議、批準這樣一整套程序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時差較長；而貨幣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備較強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人數不多的高級決策層所制定，其時差較短。調節時滯，是指政策從其調節動作的發生到調節效果的顯現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運用某些強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時滯較短；而貨幣政策則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間接手段作用于調節對象，其時滯長于財政政策。
正是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聯系，同時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點和側重點，因此，在宏觀調控中，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取長補短。
二、現階段我國財政、貨幣政策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WTO以后，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增加，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沖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復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下，對更為復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2003年以后，經濟運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當前財政、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必須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結構優化的責任，在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決策水平，積極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調節結構方面的工作。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使其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盡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四、關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的結合部，加強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一)國債領域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國債具有一定的余額和足夠數量的中短期債券。但目前我國國債發行中短期國債發行存量不足，這為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帶來了一定制約，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也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比較而言，通過國債回購回收流動性的操作手法應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債還舊債”的現象，可用于沖銷流動性的空間逐步縮小，從長期來看，通過央行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沖銷政策“獨木難支”，有必要加強國債品種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500億元左右的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國債這一結合部上，也還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左的現象，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需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原則上說，對于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濟蕭條時，可以通過增加國債發行、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擴張，而在經濟過熱時，則需要減少國債的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緊縮經濟。但是，我國現階段在趨于過熱的情況下，央行要回收流動性卻需要更多的國債作為載體，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不同，其松緊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同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較少，因此，我國現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緊，來形成最佳配合來緩解國債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協調，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國債“余額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發行短期國債的辦法。
(二)財政存款領域
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國財政存款的數額由于季節性因素出現明顯波動特點，會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在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出現了逐年攀升態勢，同時，財政存款規模變化的明顯特征是前11個月存款余額基本上是增加趨勢，而在每年的12月份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現階段我國財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階段性特點有關。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財政收支規范性、增強財政收支透明度實施全程監督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方針繼續深化過程中，不斷減少在途資金和單位滯存資金，使國庫庫底資金和財政存款規模走高。在“國庫現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階段內，這一矛盾會較為突出。隨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預算制度以及國債發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財政存款的較大波動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國庫現金管理的發展，也會使國庫存款數量平均規模降低。但是，財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這意味著財政存款規模隨著季節性因素而變化的特點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存在，因此，有必要積極探索相應的緩沖機制，合理明確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在國庫資金收支管理中的有關職責，發展財政、央行的動態協調機制，逐步提高國庫現金管理業務水平，在加強與稅收部門、非稅收入部門、主要政府支出部門、整個銀行系統的合作與預測信息交流的基礎上，提高國庫現金流的預測水平，使得國庫在滿足財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拿出超庫底資金部分進行安全投資，并提前消化財政存款余額大幅波動對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壓力。
(三)外匯儲備領域.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2007年，15500億元特別國債的用途是購買部分外匯，并通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投資運作。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匯存量儲備資產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我國推行的“藏匯于國”或者說是藏匯于央行的結售匯制的一種突破，可配合外匯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明顯降低了超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干擾程度和運行壓力，有利于在總體上降低宏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降低外匯儲備的方式是受制約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這種協調配合的操作空間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僅僅通過這一種方式持續地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持續，因此，目前需要繼續對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的緩沖機制進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匯結售匯體制，探討藏匯于國家結合藏匯于企業、藏匯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研究解決債權性外匯儲備與債務性外匯儲備分類管理等問題的對策措施，以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配合及其宏觀調控的水平。
五、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邏輯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的，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第4篇
（一）作用機制不同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為調控社會供求總量的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調節社會供求總量中通過不同的途徑和作用來表現。它們之間互相協調。1）財政政策作用于社會經濟采取直接方式，而對于供求總量采取間接方式，貨幣政策則供應總量是直接的，間接對社會經濟產生影響。2）從財政政策調控看，財政首先是起到調節社會經濟結構的作用。運用稅收政策、財政貼息等形式起到控制和緩和社會需求總量的作用，但是貨幣政策對社會經濟的調節，是通過銀行貸款等方式來控制貨幣的總量。與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有所不同。
（二）作用方向不同
從消費需求的情況看，社會消費需求是通過財政支出構成的，財政政策在社會消費層次形成中起到了決定的作用。而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工資基金的管理和監督和現金投放等方式進行調控，以間接方式影響人們的消費需求。從投資需求的形成看，雖然財政和銀行都向生產過程供應資金，但兩者有著不同的側重，財政政策側重調整產業結構，使國民經濟結構趨向合理化，而傾向貨幣政策則側重于調整總是和產業結構。
（三）對社會總需求有著不同的功效
財政赤字和財政盈余分別起擴張需求和緊縮需求的作用，但財政從根本上講不會創造任何的需求。要創造需求、貨幣必須通過銀行來實現。所以，貸款方式引起財政的擴張與緊縮。而從更深次看，銀行有著自我的約束機制，可能自行調控擴張與緊縮來約束需求，從這個角度看，銀行貸款是擴大需求和縮小需求的關鍵。
（四）在時效性方面的不同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時效方面有著很大的不同，是兩種時效性不同的政策調控方式，財政政策以行政政策介入，促進經濟的增長。貨幣政策通過經濟方式介入，通過銀行信貸，促進經濟的增長。財政政策適合于短期使用，在在對付經濟衰退起到積極的效應，但只適合在較短時間內采取。而貨幣政策適合于長期調控，在控制經濟過熱與社會經濟產生通貨膨脹時起到積極的效應。因此發揮兩者的長處，協調配合，取長補短，發揮合力的作用。
（五）政策功能存在不同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政策功能方面有著不同的側重。在處理公平性和效率性有著明顯的不同。財政政策要求行政方式通過稅收的調節，社會保障手段的介入，來控制人群收入差距的擴大，由于行業之間、地區之間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不加調控，必然出現貧富差距擴大化，社會矛盾尖銳化，長期將出現社會的不穩定。貨幣政策使銀行以盈利為目標的貸款投向，通過信貸的投放，吸引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產品向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方面投放，最終促進社會的繁榮。因此說，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著各自的功能的長處，不能互相取代，只有相互協調配合，最終形成全力，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
1政策工具的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銀行配套貸款中起到協調的作用。在財政投資中，國家發行的債券和中央銀行的調控促進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結合。2政策時效的協調。財政效應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兩個互相協調的機制。在微觀調控領域，貨幣政策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起到抑制經濟過熱，有效調控通貨膨脹的發生有著長效機制。但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卻表現不足。財政政策以行政干預為手段，在拉動內需，促進產業發展，拉動經濟增長都有明顯的效應。但財政政策的不當處理，常會引起財政赤字、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等一些嚴重的后果，所以，財政政策只適合作為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的外力因素，只可作短期使用，長期不太適宜。3財政功能的協調。不違背銀行經營的初衷基礎上，可以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鼓勵以貨幣拉動經濟的發展，減少財政政策給銀行運營帶來的信貸“危機”的發生。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應與貨幣政策有所區別，在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整體發展規劃項目以財政政策，國家投資為主。而一些開發項目、高新技術等以貨幣政策，銀行貸款形式為主。兩者協調，有針對性的進行投資，使國家資源趨于合理化。4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貨幣政策包括兩個層次：宏觀與中觀層次。宏觀層次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保有率、利率等方面的影響，起到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收入等宏觀經濟變量；中觀層次是指貸款政策，通過積極調整貸款數量和結構，有效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第5篇
【關鍵詞】經濟危機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被認為是自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雖然我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但這場危機對我國經濟的降溫效應非常明顯,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全面回落:工業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份的16%迅速下降到2008年12月份的5.7%,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由6月份的8.8%迅速下降到12月份的-1.1%,當月出口額同比增速由6月份的17.2%下降到12月份的-2.8%, 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未的10.4%下降到第四季度未的9%。面對經濟急速下滑的嚴峻形勢,國務院迅速作出調整:經濟工作首要任務由2008年初的“防通脹、防過熱”轉為“保增長,促內需”,財政貨幣政策也由年初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 微調為七月份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靈活審慎的貨幣政策”,再到十一月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由此可見,宏觀決策層對此次危機及其對我國經濟影響程度認識明確,措施出臺迅速及時,意義重大。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認為,社會的就業水平取決于社會總需求的水平,存在失業或者難以實現充分就業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國有貨幣支付能力的總需求或總購買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性偏好規律”這三個基本“心理規律”的影響。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論斷,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當一國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只有采取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才能使之趨向于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增發國債等來應對通貨緊縮,拉動經濟復蘇。同時,凱恩斯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不相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作用于貨幣市場,適合總量調節;財政政策調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規范的審批手續,時滯性長,貨幣政策相比則更為靈活和富有時效性。因此,在具體運用以上兩種政策時,要根據宏觀經濟的不同目標適當選擇,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效果。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模式
(1)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當經濟發展不景氣,出現蕭條,同時又存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減稅、擴大公共投資應對經濟蕭條;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
(2)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當經濟過熱,發生嚴重通貨膨脹時,采取“雙緊”政策,如增加稅收、減少政府開支、減少貨幣供應量等方式壓縮社會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減緩物價上漲,抑制通貨膨脹。
(3)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財政赤字較多而民間投資不夠旺盛時,可以采用這種模式。緊縮性財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財政收支狀況,壓縮財政赤字;擴張性貨幣政策促使銀根松馳,刺激投資并促進經濟增長。
(4)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當經濟嚴重衰退、社會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時,采取“雙松”政策,在財政減收增支的同時,抑制利率上升,擴大信貸,刺激企業投資,從而擴大社會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緩和衰退,刺激經濟復蘇。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
二、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1、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舉措
(1)在財政收入方面,實施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2008年實施的稅費減免措施主要包括實施企業所得稅新稅法、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扣除費用標準、降低住房交易環節稅收負擔、多次調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取消和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關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并改為單邊征收等。在此基礎上,2009年又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新的舉措,這些政策全年將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以上。
(2)在財政支出方面,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并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以此帶動和引導投資與消費需求。從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擬增加政府公共投資1.18萬億元,加上帶動的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約4萬億元。此外,通過進一步增加對農民的補貼、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增加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補貼和生活補助標準、對困難群體直接發放一次性生活補貼等途徑,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
2、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有五點。一是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二是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加大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三是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向外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擴大出口信貸的規模,探索在出口信貸中提供人民幣中長期融資。四是進一步發揮債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大力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擴寬企業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平臺。五是進一步改進中央銀行金融服務。
三、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分析
1、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是“保增長,促內需”,為此運用各種財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來改善經濟結構,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在運用過程中積極財政政策可以達到收入效應和擴張效應。從收入效應來看,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收入政策如減稅、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費等舉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動居民消費,又減輕企業負擔,如增值稅轉型改革,不僅減輕企業負擔,還刺激企業固定資產更新換代,長時間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轉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大力促進消費需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如大幅度增加對農民的農資綜合直補、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和生活補助標準等。還有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家電下鄉政策,將財政資金直接補貼給消費者,有效銜接和動態追蹤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直接拉動我國農村的消費,擴大內需。從擴張效應來看,增加政府投資不僅能直接、迅速地拉動經濟增長,而且具有促進全社會投資的擴張效應,能帶動企業和民間投資。
2、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分析
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實質上就是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相對寬松的融資環境,以此促進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進一步活躍。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具有擴張效應和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效應。從擴張效應來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資金供應擴張,自2008年9月份以來,連續多次下調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保持貨幣信貸擴張趨勢。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預測,2009年全年信貸增長規模將達到10萬億元,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另一方面,通過進一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提高企業融資的機會和便利。包括加快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發展,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促進股票市場平衡健康發展,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重,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展示平臺。從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效應來看,通過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引導資金投向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等國家重點扶持行業,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3、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分析
從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 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的效應已逐步顯現。宏觀經濟急速下滑的趨勢已得到抑制,總體來看,經濟運行呈現出筑底回升的態勢,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已顯現出積極效應。從社會發展來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性支出,社會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過政府公共投資性支出,社會就業形勢得以好轉,社會穩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機的沖擊而產生大的變化,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較好地發揮了社會穩定器的作用。
總之,在金融危機到來之時,我國及時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真正發揮了“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重民生”的積極效應。
四、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綜合運用中應注意的問題
1、“雙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擠出效應的發生
政府作為投資主體,以大規模的財政貨幣資金投資于基礎建設,必然排擠其他經濟主體進入競爭性的基礎建設項目,抑制了投資需求的有效增長。2009年以來,地價高漲,國企頻當地王就是一個例證。美聯物業根據北京土地儲備中心公布的數據統計顯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計拍賣涉及住宅類地塊為69塊,其中有30塊地為有國企背景的企業獲得,占市場總比例43%。特別是2009年下半年,國企高價拿地頻繁,明顯占據了市場的主導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塊住宅地塊中更有18塊由國企拍得,占到了市場的60%。地王的頻繁出現與樓市過火存在必然的聯系,而國企地王過多的情況,與今年4萬億的投資不無關系。還有大規模的信貸資金與財政資金的配套,客觀上減少了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的供應量。銀行大量配套的貸款資金主要用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銀行貸款向大城市、大客戶集中,小城市、城鎮、中小民營企業的資金匱乏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雙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貸資金的動態流向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預測,2009年全年信貸增長規模將達到10萬億元,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但與銀行放開信貸閘門“結伴而行”的是,A股市場牛氣沖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滬指上漲幅度最高超過90%;還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國不少大中城市,房地產商們紛紛斥巨資“跑馬圈地”,地價、房價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國社科院金融專家彭興韻指出:“這說明,新增信貸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未能進入實體經濟,而悄悄進入了股市、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領域,推動了這些領域的‘虛熱’。”因此,相關部門要嚴查信貸資金的動態流向,確保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以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而不是助推虛擬經濟的火熱。
3、“雙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在本輪財政貨幣政策運作之前,我國國內剛剛經歷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2007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全年上漲4.8%,2008年前三個季度CPI同比上漲7.0%,經濟過熱、投資過熱、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在外部環境發生巨變、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出現重大問題的背景下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貨膨脹的再次發生。當經濟復蘇,走出蕭條的陰影時,就要考慮“雙松”政策的逐步調整,如果擔心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不牢固,可以對“雙松”政策進行微調,積極的財政政策繼續實行,以確保擴內需、調結構。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則要微調,如果擔心利率上調加重企業負擔和人民幣升值壓力,則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來回收流動性,以預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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