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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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第1篇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于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本文試基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的思考，提出幾點基本認識，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差異性和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的同時，又由于各自在經濟體系中所側重的不同領域和具備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異性特征。
首先，調節的范圍不同。財政收支及其政策體現政府職能的各個方面，其調節范圍不僅限于經濟領域，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貨幣政策主要處理商業性金融系統功能邊界內的事務，其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當然，可以由經濟領域間接傳導到其他領域)。
其次，調節的側重點不同。雖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對總量與結構發生調節作用，但財政政策相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帶有更為強烈的結構特征，因為財政收入按不同項目與不同規定來組織，可以直接調節不同地區、部門、企業及個人的收入水平，財政支出按資金性質與用途來安排，可以直接調節產業結構、部門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財政政策對總量的調節，則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數作用影響社會總資金運動的全局。反之，貨幣政策相對財政政策而言帶有更為鮮明的總量特征，因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切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都要表現為有支付能力的貨幣購買力，中央銀行作為唯一能夠直接管理全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部門，正是運用貨幣政策對之加以調控；同時，商業性金融信貸自身的市場化經營原則要求銀根松緊的變化大體一視同仁地覆蓋其全部資金運動，貸款差別利率等旨在區別對待不同產業、行業、企業、項目等以調節結構的手段，只能在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和發揮作用，并將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日趨有限。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定目標，可歸納為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反周期波動、收入公平分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等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固然都服務于這一系列目標，但由于上述側重點的不同，各自對于不同目標的作用，便有所區別。比如，在產業結構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穩定物價方面，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則排在首位。
第三，調節的手段不同。財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稅收、預算支出、公債、財政補貼、貼息等，貨幣政策所憑借的手段，則主要有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以及貸款安排等。
第四，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功能空間不同。例如，人們可以把貨幣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經濟之車上面的繩子，認為當經濟向上步入通貨膨脹時，它可以拉住其別走太遠，但當經濟處于通貨緊縮而無力向上爬坡時，它卻無法推動。這種比喻形象地描繪了不同經濟運行狀況下，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差異。一般而言，貨幣政策長于應對通貨膨脹階段的問題，而財政政策在應對內需不足、解決通貨緊縮階段的問題時更具優勢。我國1998—2002年間政策實踐中的調控效應，與凱恩斯理論中關于蕭條階段財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第五，兩大政策所調控的資金所遵循的經濟運行機理不同。貨幣政策調控下的商業性金融資金是按照追求微觀直接效益(利潤)目標的市場原則展開競爭的，只愿意“錦上添花”，即按照商業化原則投向盡可能高收益、低風險的領域和狀態良好的企業，這對于商業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無可厚非的。與此不同，財政政策下的資金運作在承認市場一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并且應該超越微觀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長遠、綜合、宏觀、社會的效益，財政政策可以和必須在關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優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最后，政策的時差與調節的時滯不同。政策時差，是指決策機關從認識到需要改變政策，到實際上實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在財政政策的制定與修訂必須經過立法機關審議、批準這樣一整套程序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時差較長；而貨幣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備較強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人數不多的高級決策層所制定，其時差較短。調節時滯，是指政策從其調節動作的發生到調節效果的顯現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運用某些強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時滯較短；而貨幣政策則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間接手段作用于調節對象，其時滯長于財政政策。
正是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聯系，同時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點和側重點，因此，在宏觀調控中，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取長補短。
二、現階段我國財政、貨幣政策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WTO以后，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增加，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沖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復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下，對更為復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2003年以后，經濟運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當前財政、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必須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結構優化的責任，在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決策水平，積極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調節結構方面的工作。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使其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盡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四、關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的結合部，加強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一)國債領域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國債具有一定的余額和足夠數量的中短期債券。但目前我國國債發行中短期國債發行存量不足，這為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帶來了一定制約，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也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比較而言，通過國債回購回收流動性的操作手法應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債還舊債”的現象，可用于沖銷流動性的空間逐步縮小，從長期來看，通過央行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沖銷政策“獨木難支”，有必要加強國債品種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500億元左右的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國債這一結合部上，也還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左的現象，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需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原則上說，對于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濟蕭條時，可以通過增加國債發行、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擴張，而在經濟過熱時，則需要減少國債的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緊縮經濟。但是，我國現階段在趨于過熱的情況下，央行要回收流動性卻需要更多的國債作為載體，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不同，其松緊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同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較少，因此，我國現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緊，來形成最佳配合來緩解國債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協調，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國債“余額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發行短期國債的辦法。
(二)財政存款領域
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國財政存款的數額由于季節性因素出現明顯波動特點，會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在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出現了逐年攀升態勢，同時，財政存款規模變化的明顯特征是前11個月存款余額基本上是增加趨勢，而在每年的12月份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現階段我國財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階段性特點有關。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財政收支規范性、增強財政收支透明度實施全程監督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方針繼續深化過程中，不斷減少在途資金和單位滯存資金，使國庫庫底資金和財政存款規模走高。在“國庫現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階段內，這一矛盾會較為突出。隨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預算制度以及國債發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財政存款的較大波動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國庫現金管理的發展，也會使國庫存款數量平均規模降低。但是，財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這意味著財政存款規模隨著季節性因素而變化的特點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存在，因此，有必要積極探索相應的緩沖機制，合理明確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在國庫資金收支管理中的有關職責，發展財政、央行的動態協調機制，逐步提高國庫現金管理業務水平，在加強與稅收部門、非稅收入部門、主要政府支出部門、整個銀行系統的合作與預測信息交流的基礎上，提高國庫現金流的預測水平，使得國庫在滿足財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拿出超庫底資金部分進行安全投資，并提前消化財政存款余額大幅波動對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壓力。
(三)外匯儲備領域.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2007年，15500億元特別國債的用途是購買部分外匯，并通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投資運作。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匯存量儲備資產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我國推行的“藏匯于國”或者說是藏匯于央行的結售匯制的一種突破，可配合外匯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明顯降低了超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干擾程度和運行壓力，有利于在總體上降低宏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降低外匯儲備的方式是受制約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這種協調配合的操作空間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僅僅通過這一種方式持續地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持續，因此，目前需要繼續對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的緩沖機制進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匯結售匯體制，探討藏匯于國家結合藏匯于企業、藏匯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研究解決債權性外匯儲備與債務性外匯儲備分類管理等問題的對策措施，以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配合及其宏觀調控的水平。
五、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邏輯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的，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第2篇
關鍵詞：貨幣政策 廣義貨幣供給 國內生產總值
一、引言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三條規定，我國實施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為“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的增長。”
所謂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作為各個國家均采用的宏觀調控的工具，其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的作用尤為突出。在我國，貨幣政策自1984年開始實施，經過多年的不斷的改善，以及吸取國外的經驗教訓，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貨幣政策工具，是中央銀行為達到貨幣政策目標而采取的手段。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有：存款準備金制度，再貼現政策，公開市場業務。俗稱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三大法寶”。
二、我國貨幣政策實施情況
存款準備金率，被稱為貨幣政策的“核武器”，因此該工具的效果之大昭然若揭。因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存款準備金制度亦是我國目前使用最為頻繁，最為信賴的調控手段。故特以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執行，進行分析，以此為切入點，來觀察我國貨幣政策的實施情況。
上表為我國至2008年9月，歷次對存款準備金率進行調整的情況。
根據以上統計數據，可做以下分析：
首先，國家利用這一工具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給予相應的調整。通常在緊縮時期，央行會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增加貨幣供給。例如1999年11月21日的調整，1997年金融危機后，我國開始經歷比較長時期的通貨緊縮，物價下跌，股市低迷，央行調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旨在增加市場流動性，促進經濟盡快復蘇。一次性調低2個百分點，尺度頗大，之后確有效果。同樣的情形發生在2007年金融危機以后，由于貨幣政策具有一定的時滯性，一般為1年半，于是在08年9月25日，央行再次調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然而，在經濟繁榮時期，尤其在通脹壓力較大時，央行會調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就是收緊銀根。從簡表中我們發現，國家在較多的年份總是提高準備金率，雖然調整頻繁，但每次上調的幅度較小。由于貨幣政策在應對通脹時的效果不如財政政策，而且效果也不易把握，因此央行在準備金率的調整上慎之又慎。
其次，我國經常利用這一工具來調控宏觀經濟。并且，隨著經濟形勢復雜程度的加深，調整頻率愈加頻繁。07年與08年都多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對市場的導向和人們的心理預期有著非常深的影響。國家不斷減少流動性，盡量降低人們持有貨幣或者過渡投資的風險。
最后，國家實施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制度是會根據具體情況的不同而區別對待的。例如，發生汶川地震后，國家對于災區所在地實行的準備金率就比其他地區要低，這是國家對災區災后重建的一個有力扶持，也能減少其經濟建設的壓力。事實上，國家對于銀行類金融機構和非銀行類金融機構設定的準備金率以及調整幅度也是略有區別的。通常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率要高點，這是由于其控制風險的能力更弱。
三、貨幣政策的效果分析
取1993至2008年間的廣義貨幣供給量M2（貨幣與準貨幣）與國內生產總值GDP進行對比，讓廣義貨幣M2代表貨幣政策的實施，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檢驗其效果。
（一）GDP與M2之間的同向變動關系
通過做散點圖，發現其有著同方向的變動關系，如下圖所示：
（二）GDP與M2之間的線性關系
為探究貨幣供給與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關系，將二者數值設為XY軸，置于同一座標系上觀察，以探究GDP值受貨幣供給量大小的影響程度，發現二者成粗略的線性關系。
通過一元回歸分析，得出二者之間可形成y = 0.5674x + 2E+06的函數關系，故每增加一百萬的貨幣供給量，國內生產總值會增加大約50萬。需要說明的是，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此是假定所有其他條件不變，忽略各種潛在的變動，單一觀察貨幣政策的整體效果。
（三）GDP與M2的增幅變動關系
為進一步比較貨幣供給與國內生產總值變動的關系，從而分析其產生時間效果，制作了下圖。由下圖可看出，GDP相較于M2的變動，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看出相應變化。如圖中所示1999年至2001年，貨幣供給的增幅從10%升至大約21%，然而GDP的漲幅卻未能隨之靈敏的反應，相反的是在經歷一個增長放緩的階段，直至2001年過后才開始加速增長。又如2002年至2003年間，M2的供給量的上升幅度明顯降低，與之對應的GDP卻在經歷一個較為高速的增長。這充分說明了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時滯性。
（四）結合我國相應年份的經濟大事件進行分析
2005年4月國家開始實行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這直接推動了2006年股市的雄起。伴之而來的是投資投機熱，通脹水平也日漸上升，因此，從2006年開始，央行方面開始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尤其是存款準備金率，從2006年的9%到2008年三季度的15.5%（對主要商業銀行）；同時這期間大量售出國債，頻繁進行回購交易。這些措施都有力地控制了經濟的不良發展。也正因為這些措施，雖然房地產泡沫出現，但并沒有出現1993年日本危機那樣的局面。
因此，貨幣政策的良好運用帶來了穩定經濟的效果。再來看貨幣政策在金融危機后對國家經濟的作用。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貨幣政策后于財政政策開始有所動作。美國次貸危機給全世界帶來了災難，中國也不例外，在這期間，貨幣政策配合財政政策作了相應調整，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回購國債，增加貨幣供給等等措施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率先復蘇。但是貨幣政策促進經濟繁榮的效果痕跡不很明顯，這是由其本身特點所導致的。
在史上兩個經濟過熱階段，政策目標與政策手段的偏差較大，政策有效性較弱，而在經濟復蘇階段，政策有效性似乎比較令人滿意。總體來說，我國貨幣政策效果是有效的，但其有效程度欠佳，呈現出階段性差別。
四、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因素
（一）貨幣政策獨立性
盡管近幾年我國的政府干預已經明顯減少，央行獨立進行貨幣政策調整的情況有了很大的好轉，但二者的博弈依然沒有使得貨幣政策本身占上風。
首先，利率改革的步伐太小，市場化程度不高，雖說已形成以SHIBOR為中心的利率體系，但政府對利率的管制還是比較嚴格。在我國，利率尚未成為投資者與消費者心目中的風向標。以證券市場為例，投資者很少根據利率的變化來決定是否投資，他們更多的是研究政府新頒布的政策，這就是所謂的政策市場。而在這樣的導向下，并無法完全真實的反映出市場的變化。由此可見，充分發揮利率的調節及指示作用是相當迫切的。
其次，匯率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程度上比較被動。近年來不斷增加的外匯占款，不僅導致較大的通脹壓力，也使得我國匯率政策的制定處于進退維谷的尷尬里，在這樣的壓力下，匯率政策能否大展拳腳就難以得出。如，在國內通脹攀升的時候，迫于外匯方面的原因，使用正常的貨幣政策難以達到預期的反通脹的目標，這樣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很難保證。我國資本管制正在逐步放松，這對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將造成一定的沖擊。根據克魯格曼在蒙代爾模型基礎上提出的Impossible Triangle（不可能三角），在我國現有的經濟環境下，我國既不能全面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又不能放棄獨直實行貨幣政策的的權利。必須在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的同時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以求我國經濟長足發展。[3]
（二）貨幣政策的連續性
貨幣政策在應對危機時，無法達到財政政策立竿見影的效果，并且要短期內產生完全的效果幾乎也是不可能的。貨幣政策眾工具具有內在的同一性，即有這連鎖的關系。所以，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十分重要。
假設第一年我國的CIP是8%，略為偏高，想控制在5%以內，于是，采取提高利率，賣出國債的措施；第二年，目標即將到達但還沒有時，遇到了經濟危機，為了抑制蕭條，又立馬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由于危機到來時，人們還并沒有感受到危機，所以物價也還沒有下降，但是寬松的政策卻使得物價水平回升。那么，這個時候出現了背道而馳的效果，當消費者感受到了危機，失去工作，沒有生活來源，而物價又無法降低，那么水深火熱的生活便在所難免了。其實05年到08年貨幣政策之所以比較有效就是因為政策的連續性較好，并且更替政策的時間切入點算是比較合理的。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一定要前后斟酌，盡量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
（三）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
我國的財政政策，政府基本上是發行國債，擴大三農支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每年有些新變化，但是大致的方向基本上是不變的；而貨幣政策似乎動作比較大，三年間由“緊”至“松”。
若是要保持原有的利率水平，同時又要保持增長的國民收入，那么應該實行擴大支出的財政政策和增加供給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若要降低利率，同時又要保持國民收入增長，那么就要使得擴大貨幣供應量的政策效果強于擴大支出的財政政策。從05年到08年三季度之前，貨幣政策方面，貨幣供應量逐年遞增，增長率也是遞增的，財政政策方面繼續擴大支出，尤其是在三農和教育方面。與此同時，央行方面又急切的調高存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說明市場利率的發展軌跡是偏離了原有軌道，那么此時的政策配合實際上是沒有很完美的配合起來。此時的狀況應該是帶擴張性質的財政政策效果強于帶擴張性質的貨幣政策的效果。2008年開始，貨幣政策方面急轉掉頭，轉變為寬松的，受經濟危機的影響，財政政策方面也還是偏向于擴張。從2008年9月份開始，央行開始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說明市場利率偏低，此時的財政政策效果略弱于貨幣政策效果，兩者的配合也不十分完美。如我前面所述，要保持經濟的正常，又要使得利率水平穩定，那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是很重要的。
（四）貨幣的乘數效應
貨幣乘數的受到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超額準備金率，現金漏損率，市場利率，再貼現率等影響。一方面，由于貨幣乘數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之間的反向關系，之前頻繁的調高存款準備金率使得貨幣乘數變小，另一方面，我國貨幣流通速度不穩定，貨幣流通速度發生較大程度波動，就難以判斷合理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中介目標的可測性就會下降，影響了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可預測性，并且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4]此外，一部分貨幣乘數創造的效應被較低的貨幣流通速度抵消了。關于存款準備金率影響貨幣乘數效應的部分在此不再贅述，貨幣流通速度對其產生的抵消作用很值得被關注。近年來我國的經濟一直保持高增長，但這種增長大部分是由投資和出口帶來的。關于消費拉動增長的部分我們國家比較疲軟，因為國內消費需求的不夠，貨幣流動的速度因此也較為緩慢。若是國家的政策能找到行之有效提高消費的途徑，那么貨幣政策效果中由貨幣乘數產生的那一分部分便不會那么容易被抵消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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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嬌.我國貨幣政策效有效性分析[J].知識經濟,2010,(7)
[3]任玉鳳.我國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分析[J].知識經濟,2010,(10)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新常態；貨幣政策；傳導效率
中圖分類號：F82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1-000-01
基層人民銀行處在貨幣政策傳導體系的前沿位置，面臨經濟發展新常態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形勢，如何把握貨幣政策的傳導力度，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在總量平衡、結構調節中的作用，提升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實現地方經濟金融的協調發展是當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課題。
一、制約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因素分析
（一）基層貨幣政策傳導的時滯較長
目前，Υ笮蛻桃狄行的管理實行統一法人制度，準備金由總行統一繳存，并且商業銀行采取集權式的信貸管理體制，貸款審批根據項目額度分層授權，基層行特別是縣級商業銀行授信權限較小，貨幣政策的作用受多個環節的影響而削弱。另外，由于經濟條件或認識因素限制，基層市場主體反應還不靈敏，對宏觀調控政策動向關注不夠，各方主體不能及時根據央行的貨幣政策信號調整投資計劃，使得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被削弱。
（二）基層可運用的貨幣政策調控手段乏力
目前，基層人民銀行運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窗口指導、再貸款、再貼現等，而“窗口指導”一般是方向性的指引，并不是強制性的措施，對金融機構缺乏“威懾力”，至于再貸款和再貼現，也由于基層的需求不足等因素，宏觀調控作用相對較弱，一定程度上使得貨幣政策在基層傳導效能不高。
（三）企業資金需求與信貸資金管理要求不匹配
一是企業資金需求具有季節性和及時性的特點，而商業銀行對貸款手續要求實行審貸委員會層層審批，與企業對資金方便、快捷的需求不相匹配。二是金融本身就是高風險行業，貸款風險客觀上就存在，而金融機構對發放貸款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基層信貸部門開展貸款營銷的積極性。三是基層部分小微企業財務管理還不規范，財務體系不健全，難以符合銀行發放貸款的管理要求。
二、貨幣政策傳導中需關注的問題
（一）完善宏觀調控協調配合機制
目前，金融、財政、發改、稅收、建設等部門職責不同，在宏觀調控中各部門的意志和步調很難統一，基層人民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決策時可能會受到來自其他方面的干擾，或將影響宏觀調控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宏觀調控協調配合機制，既做好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互搭配，還要做好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
（二）準確把握宏觀調控力度
由于地區之間經濟結構、金融結構、市場發育程度、政府行為模式等各不相同，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認知角度、承受能力和執行效果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基層行應正確認識和處理金融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的統一性和差異性的關系，準確分析判斷經濟形勢和各行業景氣的狀況，適時適度，區別對待，把握好調控力度，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三）健全金融宏觀調控的市場基礎
貨幣政策的迅速傳導必須要有反應靈敏的市場主體，這樣才能做到上下貫通，各項宏觀調控目標才能順利實現。因此，應加快完善金融市場體系，不斷推進投融資體制、財稅體制改革，推動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推進企業改革，使其真正成為市場主體，為基層人民銀行傳導貨幣政策營造有利的市場空間，推動提升貨幣政策在基層的傳導效力。
三、提升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思考
（一）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提高貨幣政策實施效應
引導商業銀行適應目前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在加強風險約束的同時建立相應的信貸激勵機制，促使基層行積極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有效的信貸支持和優質的金融服務。此外，地方政府應引導各方加大社會信用環境建設，在對逃債企業黑名單曝光的同時，采取行政和經濟懲罰等強有力措施打擊企業逃債行為，使之付出失信代價，努力營造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增強金融機構增加貸款投放的信心，為基層人民銀行在轄區內有效貫徹執行貨幣政策提供先決條件。
（二）健全貨幣政策協調機制，增強政策執行力度
建立由人民銀行、監管機構、政府職能部門、金融機構和新聞單位組成的金融工作協調督促機構，完善貨幣政策的交流、反饋、檢查、宣傳工作，為政府了解和響應貨幣政策、有關部門貫徹貨幣政策、媒體宣傳貨幣政策提供窗口或平臺，發揮各方主體在促進貨幣政策實施、服務地方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引導全社會投資、消費預期，提高貨幣信貸政策傳導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三）加強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調查，拓寬貨幣政策傳導的信息渠道
不斷完善人民銀行、地方經濟管理部門、監管機構、大型企業之間的溝通交流機制，從各方信息中分析提煉有價值的信息，使基層央行真正具備宏觀經濟管理工作應有的視野，提升貨幣政策傳導的質效。同時，人民銀行要不斷結合經濟新常態下，經濟金融發展的實際，跳出金融看金融，全方位的開展調查研究，及時把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落實情況向上級行和地方黨政反映，以便決策參考。
（四）加強各方之間的溝通銜接，提升貨幣政策操作空間
基層人民銀行、財政、發改、工信、農牧、稅務要加強橫向間的聯系，根據轄區實際做好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之間的銜接，建立銀行與地方財政的風險分擔機制，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引導地方金融機構加大對地方主體產業、項目建設、 新興產業、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幫助企業努力拓寬融資渠道，優化企業資金結構，使項目建設與信貸資金更好地銜接起來，增強信貸政策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綜合效益。
參考文獻：
[1]董琦.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途徑區域化差異分析[J].稅務與經濟，2011（4）：26-32.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第4篇
關鍵詞：國債；M2；社會融資規模；向量自回歸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1月18日
一、文獻綜述
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有三種：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再貼現率政策和公開市場業務。公開市場業務是指各類有價證券（包括政府債券、中央銀行證券或私人票據等）自由議價，其交易量和交易價格必須公開顯示的市場。公開市場業務則是指中央銀行利用在公開市場上買賣有價證券的方法，向金融系統投入或者撤走準備金，用來調節信用規模、貨幣供給量和利率以實現對金融控制和調節的活動。
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主要對象是國債，所以公開市場業務與國債，特別是短期國債的發行與交易密切相關。中國的國債稱為國庫券，專指財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發行的國家公債，由國家財政信譽作擔保。相對其他債券，其信譽度非常高，一般屬于穩健型，投資者喜歡投資的債券，其種類有憑證式、實物券式、記賬式、電子式。我國發行國債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彌補財政資金的不足，投資的主要投向是基礎設施建設等具有正外部性的長期項目。國債是國家彌補財力不足的主要手段，在人民銀行法禁止財政在中央銀行透支后，國債的作用顯得更為重要。高利率成為引導居民將銀行儲蓄轉化為國債的主要手段，因為國債的安全性和擁有強大國家信譽擔保的銀行存款并沒有區別。在經濟疲軟的情況下，金融機構也把國債作為優質資產。國債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貨幣政策角度看，國債的可操作性很強，而且短期國債利率起到了基準利率的作用；從財政政策角度看，發行國債可以起到回籠資金的作用，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手段之一。
社會融資規模在2011年被我國中央銀行確定為新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是一定時期內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包括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折合人民幣）、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的銀行承兌票據、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社會融資規模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國債的發行與回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通過發行或回收國債，可以起到減少或增加貨幣供應量的作用；從財政政策的角度看，通過發行國債，財政收入增加，進而財政支出增加，可以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那么，央行要通過貨幣政策工具來對社會融資規模進行影響的話，可不可以選擇國債的發行與回購這一手段呢？
從改革開放初，就有大量的學者研究國債的現狀以及趨勢，并且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議。劉溶滄、夏杰長認為國家應該調整國債政策，完善國債市場，更好的釋放國民經濟。姚少梅認為我國國債和宏觀經濟理論中的國債存在著較大的差別，依靠改革國債發行機制來完善公開市場業務是不現實的，不但起不到完善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反而會增加財政負擔和通脹的壓力，因此人民銀行要尋求公開市場業務之外的方法來發展新的貨幣政策工具。楊文奇、李艷認為國債的發行會產生擠出效應，但是效應不大。中國人民銀行南昌中心課題組在文章中提出2011年央行把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調控的中間目標，并且對央行票據、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這三種貨幣政策工具與社會融資規模之間的關系做了實證研究。
二、發行國債對社會融資規模的影響
發行國債對社會融資規模的影響可以從兩個角度分析：
第一，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國債主要是通過公開市場業務來影響社會融資規模。政府通過中央銀行發行國債，由于國債較高的利率，很好的安全性，穩健性的個人或者公司包括商業銀行都會進行購買，從而M2減少，收回了商業銀行部分流動資金，減少了銀行可貸資金，貸款會下降；M2減少也會引起流向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資金相應地減少；最終導致了社會融資規模的下降。
第二，從財政政策的角度看：發行國債意味著財政收入的增加，進而財政支出增加，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我國學術界做了大量的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際傳導情況，得出了在我國特殊的基本國情下的不同理論。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理論：一種是存在擠出效應：即發行國債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導致社會閑置資金的減少，使得社會總體金融資源的供應量變小，即社會融資規模的下降；另一種理論是對私人的擠出作用較小：由于國家的財政支出（包括國債）投向領域為規模大，建設周期長，風險高，收益率低的領域，民間資金一般不會進入，因此國債資金對私人部門的擠出作用較小。但是，對于第一種情況來說，社會總體金融資源的供應量變小，導致社會融資規模變小；對于第二種情況來說，雖然財政支出大部分都是投向實體經濟，導致了實體經濟獲得資金的增加，但不屬于從金融部門獲得的資金，即不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范疇。總體來說，發行國債這種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導致社會融資規模的下降。
三、國債與社會融資規模實證分析
（一）指標選取與數據處理
1、公開市場指標。公開市場業務主要是央行操作國債，因此公開市場業務工具選取國債作為工具，為流量數據。
2、社會融資規模。選取社會融資規模作為指標，為流量數據。
3、M2。廣義貨幣本月和上月差值，為流量數據。
4、數據來源和處理。本文各類數據采集2006年四季度到2014年四季度的季度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債券信息網、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5、本文選取指標。ZFZQ為國債，RZGM為社會融資規模。M2為廣義貨幣的變化量。
（二）實證分析
1、各變量平穩性檢驗。（表1）由ADF檢驗結果可知，在1%顯著性水平下，社會融資規模（RZGM）、國債（ZFZQ）和廣義貨幣（M2）是平穩的，因此可以使用VAR模型直接實證分析，且通過LR，SC，AIC等檢驗確定最優滯后階數為一階。
2、Granger因果檢驗。（表2）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國債（ZFZQ）是廣義貨幣（M2）的格蘭杰原因。國債（ZFZQ）也是社會融資規模（RZGM）的格蘭杰原因。廣義貨幣變化量（M2）和社會融資規模（RZGM）互為格蘭杰因果。這表明國債對M2是有影響的，M2又對社會融資規模有影響，所以國債通過M2對社會融資規模產生了影響。社會融資規模中貸款、股票融資和企業債券的變化也影響國債的發行與回購的數量。
3、脈沖響應分析。（圖1）從圖1中可以看出，國債對社會融資規模的脈沖響應圖有縱向的截距，表明國債發行的變化對社會融資規模產生即期的影響。國債一個標準差的沖擊對社會融資規模的影響在第2期達到高峰，產生最大的影響，之后慢慢減弱，到第6期后完全消失。
4、方差分解。（圖2）從圖2可以看出，在社會融資規模的波動中，不考慮社會融資規模自身的貢獻率，國債的發行與回購對社會融資規模的貢獻率可以達到9%。由方差分解的結果可知，國債的發行與回購對社會融資規模波動的方差貢獻率在即期影響較小，而在第2期之后可以穩定達到9%左右。
四、政策建議
與準備金率不同，存款準備金率只適合用于短期調控，不適用于長期調控。而國債在6期內都與社會融資規模有負向關系，且影響的持續時間較長。以前學者也做了國債流通市場的一些實證分析，表明國債流通通過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不大，在長期來看影響較弱，短期內也無明顯影響，公開市場業務操作還無法擔當貨幣調控重任，主要原因在于國債流通市場分為銀行間債券市場和滬深交易所市場，不同的國債投資主體被限制在了不同的國債流通市場內進行交易。國債只能單邊從交易所市場流向銀行間市場，不能逆向流通。兩個市場的分割，降低了國債的流動性，所以對社會融資規模的影響較弱。對現在而言，由于全國統一貨幣市場的不斷發展，打破了各個市間的壟斷和分割，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求的調節能力越來越強。盡管公開市場業務對社會融資規模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強，但是現在還不可以獨立擔負起調節社會融資規模的重任，需要與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相配合才可以。
由于中國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主要對象是國債，所以公開市場業務與國債，特別是短期國債的發行與交易的相互配合尤為重要。具體來說，一是國債的發行規模要與公開市場的業務需要相適應。如果國債發行規模過大，就容易造成大量國債擠兌中央銀行發行貨幣，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從而使中央銀行難以開展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反之亦然；二是繼續發展完善全國統一的貨幣市場和逐步實現利率的市場化。沒有實現利率的市場化，公開市場的貨幣傳導機制難以發揮作用；三是完善金融市場等。如果要運用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沒有完善的金融市場是不行的。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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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楊文奇，李艷.國債擠出效應的實證分析.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5.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第5篇
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微觀基礎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1.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耐政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和呵護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其本身就是實施有效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隨著我國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極為迅速，在這種條件下，原有的市場管理原則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發生這種變化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所以必須對有關方面進行改革。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角度來看，主要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逐漸增加同業拆借市場的市場參與者，根據有關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合作金融機構、證券公司以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參與同業拆借市場，從而擴大同業拆借市場的資金需求，降低銀行信貸資金滯留在同業拆借市場的比例。二是發展國債回購市場，建立國債回購的一級交易商制度，這不僅能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而且還能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交易場所與交易對象。三是加快商業信用票據化的步伐。實現企業間資金融通的票據化不僅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的“三角債”問題，而且還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增加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四是發展資本市場，增加企業直接融資的比率，提高企業和居民戶資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
2.采取措施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對資金這種稀缺資源的配置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來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然而在存貸款利率受到嚴格管制的條件下，利率的這種作用受到極大的限制。市場化的利率作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條件之一，從提高貨幣政策效應的角度上說，實行利率市場化是有益的。但實行利率市場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他們至少包括：第一，對利率變化具有較高敏感度的存、貸款主體；第二，完全商業化運作的銀行機構，它們既有嚴格的風險控制機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動力；第三，中央銀行具有較高的監管水平。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負增長，總體利率水平較低，商業銀行自我約束加強，利率擴張機制受到抑制，是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有利時機。可以在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對貸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讓商業銀行根據貸款對象的資信狀況和貸款的風險大小，靈活確定貸款利率。此后，對存款利率實行上下限管理，擴大浮動幅度，最終實現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居民戶可以充分自由地選擇金融商品，各類企業可以在利率約束條件下一視同仁地獲得貸款，這樣必能反過來提高居民戶和企業資金需求的利率彈性，從而促進貨幣政策效應的提高。
三、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和經營機制
在通貨緊縮條件下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加強是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商業銀行對央行調控行為的不配合又是貨幣內生性增強的原因。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存貸款總額仍占全部存貸款總額的近70%，它們的行如何對貨幣政策效應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不僅有著一般國有企業的通病，而且還存在大企業病。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四大商業銀行普遍缺乏風險控制機制，形成了大量爛帳、壞帳（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危機之后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加強了風險控制。但現在的問題是它們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在強化風險控制的同時沒有構建與之相匹配的激勵機制，以致出現普遍的消極“借貸”的行為，這種行為加劇了這次的通貨緊縮。究其根源，這種消極“借貸”與當初缺乏風險控制一樣，都是產權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論界和銀行實際部門都在探索深化國有銀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級法人制”、“切塊上市”等等。盡管在改革的具體措施上有不同爭論，但在總體改革方向上是比較一致的，那就是國有商業銀行也必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實現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使之成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真正的企業。
四、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投融資體制缺陷是我國重復建設嚴重、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財政政策效應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實踐表明，缺乏微觀指引的擴張性宏觀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貨而使資金沉淀，從而不能帶來較大的乘數效應。那么如何發揮微觀指引作用呢?這就需要深化融資和投資領域的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資金流入有效益的行業和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減少政府在投融資領域的干預，建立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標準的投融資體系。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貸款回報，并從外部“硬化”企業的財務預算。另一方面，則需要建立和發展新型的中介機構，尤其是高水準的專業化投資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識別高回報的投資項目，進行有選擇的融資和投資提高投資的效益水平。不僅如此，這些金融機構可以依托市場對國有企業進行資產和債務重組，從而將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與投融資有機結合起來，造就行為端正的微觀經濟單位，為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在內的各種宏觀政策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微觀基礎和機制。
五、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
消費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無論是對財政政策乘數還是對貨幣政策乘數而言，都是邊際消費傾向越大則乘數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體居民特別是中、高收入階層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對于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此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農民收入，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努力改善農村的自然條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是提高第一產業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物質前提。第二，改革現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管理方法，研究農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權并可進行交換的具體方法，以促進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這是改變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漸取消戶籍制，堅決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就業政策，徹底清除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體制障礙，使進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農民獲得體制內生存，享受公正的體制待遇。這既是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徑。第四，實行優惠（至少是公平）政策，進一步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并在政府的規劃及其相關政策配合下通過市場機制引導鄉鎮企業向一定的地域適當集中，以產生集聚效應，促進農村城市化進程。農村城市化是農民非農化進而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徑。
2.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引導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對未來預期收入與支出的不確定性，是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動因。居民的這種不確定性越大，預防性儲蓄的比率就越高，相應地即期消費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可以消除或減少居民的不確定性，使消費持久上升。同時應積極發展消費信貸，促進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在從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費轉變為高收入質量型消費時，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變長，若靠居民自己儲蓄，則需要很長時間，使消費波動性較大，容易出現消費的“斷層”。消費信貸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來的錢”，從而使居民消費結構的轉變在支出上得以平緩地實現，降低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避免消費“斷層”的出現。如果說低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可以通過收入調節來激活的話，高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則只能通過供給調節來激活。應通過供給主體性質的多元化來增加有效供給，從而消除供給結構“折層”，這對啟動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進而提高他們的消費傾向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優化經濟結構，增加有效供給
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通過最初的政策變量的改變進而經過該變量在一定經濟結構內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應。
我國目前經濟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第二產業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同一類型的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第一產業現代化程度太低，勞動生產率低下。這些問題的存在，使社會總供求的結構錯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嚴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給與無效供給，使供給相對過剩，亦即供給相對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并存，在這種情況下，擴張需求僅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往往難以湊效，而必須通過調整結構改善供求的結構性關系來實現。調整經濟結構一是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復；三是要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例如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促進生物工程產業的發展，促進以教育產業化和旅游產業化籌為特征韻精神產品產業的發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較快增長：四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高第一產業的現代化水平；五是要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準入障礙，向民間資本開放第三產業投資領域，形成有效競爭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和質量水平，以增加第三產業的有效供給。總之，只有在結構調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給（有效供給）的同時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結構相銜接。這樣財政投入和貨幣政策引致的投資增加才不會以存貨的形式沉淀下來，從而為財政貨幣政策乘數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財稅體制，提高政策之間的協調性
財稅體制從根本上說是關于資源和收入在社會成員與政府部門之間以及在各級政府機構之間進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為這種制度安排對社會成員的經濟行為有著巨大影響，進而也通過這種影響對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形成發生作用。目前我國的稅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嚴重通貨膨脹的背景下產生的，現在的宏觀經濟背景與當年顯著不同，故現行稅制與經濟發晨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稅收政策與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目標取向顯得極不協調，也因此降低了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現行增值稅，其模式是生產型的，即是一種對投資征高稅的制度，越是高新技術或者機器設備越多的大型企業，不能抵扣的稅金就越多，企業稅負就越重，這種抑制投資需求的稅種阻礙了投資的擴大，不符合加強技術創新、優化經濟結構的要求，從而也不利于提高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內部各工具之間（如利率、稅率、匯率）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都應圍繞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彼此協調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沖突而使政策效應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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