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發展政策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實體經濟發展政策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實體經濟發展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詞：“柳來河”；區域經濟發展；財政政策體系；實踐機制研究

一、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不斷改善，區域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使用區域經濟的發展方式能夠在很大的程度上帶動經濟的發展，同時還能夠培育出更多的經濟增長極，因此對于廣西地區來說是一種十分恰當的經濟發展方式。但是“柳來河”地區的經濟在發展的同時還有很多的問題需要我們去研究，在此我們主要就該地區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以及實踐機制進行簡單的論述。

二、“柳來河”地區使用區域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的現狀

1.“柳來河”地區在實行區域經濟發展的時候沒有可依據的財政政策

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水平是國民十分關心的問題之一，在廣西地區，相關的政府為了能夠保證經濟的發展，實施了“柳來河”地區區域經濟發展的體制，雖然這個體制的實現已經使廣西地區的經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之一就是這種經濟體制在發展的過程中缺乏相關的政策。由于廣西地區的這種經濟體制是一種新型的經濟體制，相關的工作人員只是注重經濟發展的狀況，忽略了相關政策的發展，導致了“柳來河”區域經濟體制在實施額的過程中沒有明確的政策依據，雖然在短期內看不出有太大的影響，但是如果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就會導致有一些人抓著政策的漏洞賺取一些不義之財，嚴重的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2.“柳來河”地區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缺乏資金的支持

由于廣西地區的這種經濟體制是一種新型的經濟體制，一些謹慎的工作人員不愿意冒險實施這種經濟體制，因此這種體制在發展的過程中得不到全部人民的支持，進而導致了在發展的過程中缺乏資金的現象。要實現柳州、來賓、河池三個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體制，首先應該要做的就是要打通這三個地區的交通，而進行交通道路的建設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如果僅僅是依靠柳州、來賓以及河池這三個地區政府的支持很難完成這項艱巨的工作，進而就不能夠實現這三個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

3.在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實施的過程中各個政府之間還沒有實現利益的協調

在不同的地區，政府與政府之間是存在著一定的競爭關系的。為了能夠提高本地區的經濟競爭力，一些政府經常使用一些非經濟的手段來提高本地區的競爭力。雖然柳州、來賓、河池這三個地區同時實行區域經濟發展的體制，但是在實行體制的同時各地的政府為了提高本地區的經濟水平也在推進一些其他的項目，這就會導致在各個地區之間出現爭奪資源的現象，過于不理智的資源爭奪現象就會導致物價膨脹，并且會影響到這三個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進而違背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初衷。

三、“柳來河”地區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中財政政策體系存在問題的方法

1.在區域經濟發展的同時出臺一些促進經濟發展的策略

剛才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柳來河”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雖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在在發展的過程中缺乏依據。為了能夠保證“柳來河”地區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有一個準確的實行依據，相關的政府就應該要出臺一些與區域經濟發展有關的政策，并且通過出臺一些新的政策使柳州、來賓、河池這三個地區形成一個完整的額財政政策的支持體系，推動這三個地區產業的發展。另外，通過出臺一些新的政策，還能夠充分的調動這三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積極性，使落后的財政政策得到有效的提高。

2.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促進資金的支持

為了使“柳來河”這三個地區實現區域經濟體制，這三個地區的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進行交通道路的建設，但是僅僅靠這三個地區的資金投入很難真正的解決交通道路的問題。因此，為了能夠使“柳來河”地區實行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相關的政府就應該要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增加一些一般性的資金來補助這三個地區經濟的發展。除此之外，相關的政府還應該要爭取中央政府對這三個地區資金的支持。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的就是要放開對民間資本的準入限制，讓一些民營企業逐漸的發展起來，進而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

3.要使各個區域政府之間的利益互相關聯

如果“柳來河”地區的區域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各個地區政府之間的利益關系沒有一定的聯系，那么不同地區的政府為了自己所處地區經濟的發展還是會使用一些非經濟的手段來提高經濟的發展。因此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就應該對這三個地區經濟的發展建立一定的聯系，通過所建立的聯系將這三個地區的發展聯系起來，使搶奪資源的現象得到有效的緩解，各地區之間也能夠為了實現共同的經濟發展而共同作出努力。除此之外，將這三個地區的利益連接起來還能夠使各個地區的政府之間互相合作，不會出現本地區的政府為了實現本地區經濟發展而作出違背區域經濟發展的狀況，進而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經濟的發展。

四、結束語

在任何時候，經濟的發展都是國民十分關心的問題。為了能夠使國民的經濟得到有效的保證，就要求相關的政府以及管理人員實施符合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方式。在廣西地區，相關的政府主要的經濟體制是區域化的經濟發展，并且通過在“柳來河”地區的實踐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雖然這種經濟體制在發展的過程中使用的財政政策體系還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是經過相關人員的研究都能夠得到解決，因此，區域化經濟發展體制是一種適合我國發展的經濟模式，相關的管理人員必須要對此重視起來。

參考文獻：

[1]柳州、來賓、河池市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R].廣西財政廳.2013.

[2]丁蕓,張昕.財稅政策選擇與區域徑濟協調發展[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4(02):21-26.

[3]廣西財政廳辦公室課題組.促進廣西“兩區一帶”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15(23):14-20.

[4]賈敬全.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15(05):53-56.

[5]單亞東,鄭學敏.區域經濟發展與稅收政策選擇[J].商場現代化,2015(6)(下旬刊):193.

實體經濟發展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城市圈 行政區經濟 經濟區經濟 轉化 區域發展一體化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全球熱切關注的一個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成為利益主體，城市競爭與城市經營成為必然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從城市之間的城市競爭（主要表現為“行政區經濟大戰”），到“城市區域競合”、“城市區域一體化”，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經營的三個階段。

參考已建立的國際間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及我國目前存在的各種區域精進聯合體，我國內部區域經濟一體化可定義為：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地域上較接近或地理特征較相似的省區之間、省內各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為謀求發展而在社會再生產的某些領域，實行不同程度的經濟聯合與共同經濟調節，形成一個不受區域限制的產品、要素、勞動力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統一區域的動態過程，它的目的是優化資源配置，實行區域內各地區合理分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促進聯合體共同繁榮。區域經濟一體化實際上是一個建立在區域分工與協作基礎上，通過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推動區域經濟整體協調發展的過程，通過深度參與經濟分工和合作，發揮“1+1>2”的聚合效應，從而贏得競爭優勢。

城市經濟圈是現代經濟中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由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首創。城市圈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團式發展戰略在不同層級上的空間表現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邊城市和地域共同組成的聯系緊密的層次不同的一體化區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國內學者是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推廣城市經濟圈理論的。雖然對城市經濟圈的概念頗有爭議，但大多數學者都將城市經濟圈定義為：以一個或多個經濟較發達并具有較強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為核心，包括與其有經濟內在聯系的若干周邊城鎮，經濟吸引和經濟輻射能力能夠達到并能促進相應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大地域范圍。城市經濟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級、開放型。

與城市圈有關的名稱還有很多，人們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構成的經濟區域稱為“城市經濟圈”或“城市經濟群”、“城市經濟帶”。不過這三個概念是有嚴格區別的，它們分別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同分布形態。一種是環狀的，一種是點狀的，一種是帶狀的。然而，從經濟關系比較，“城市經濟圈”最具有經濟學意義。經濟學意義上的“城市經濟圈”可以定義為，由一個具有較高首位度的城市經濟中心，和與中心密切關聯且通過中心輻射帶動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構成的環狀經濟區域。但目前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帶的一個概念。從空間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塊狀分布，一般只有一個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帶則呈帶狀分布，一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應作用的結果，而城市帶則主要是擴散效應作用的結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過于集中、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現象，使兩個或多個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軸線，通過擴散作用形成都市帶，從而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帶都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階段，城市帶是由城市圈發展而來。城市圈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內容是：以比較發達的城市為中心，通過極化效應造成的經濟吸引，并通過擴散效應造成的經濟輻射，形成統一的生產和流通渠道，帶動周圍次級城市和農村共同繁榮。該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充分考慮各地經濟的內在聯系和自然地理特點，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在已有的經濟布局基礎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為依托，進一步形成若干個跨省級行政區的經濟區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進步、集聚經濟效益促使產業與人口在空間上集聚與擴散運動的結果，交通運輸和信息化的高度發展是城市圈（群）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城市圈發展中行政區劃引發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區域協調發展中區域一體化、圈層化特征日趨明顯，跨省市經濟圈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主要的空間組織類型。但在當前我國行政區經濟運行中，跨省市經濟圈經濟運行并非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區經濟，仍然屬于各城市行政區劃范圍的行政區經濟。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行政區經濟因其過渡性質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區經濟越來越嚴重地阻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分工發展，阻礙了跨省都市圈的發展。所謂“行政區經濟”是指由于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的剛性約束而產生的一種特殊區域經濟現象，是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區域經濟由縱向運行系統向橫向運行系統轉變時期，出現的具有過渡性質的一種區域經濟類型。行政區經濟最突出的特點是社會經濟活動滲透著強烈的地方政府行為，具有強烈的地方利益傾向；受行政區劃的剛性約束，生產要素跨區域（行政區域）流動受到人為的限制與阻隔，經濟運行秩序比較紊亂。

在我國國內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區劃而導致的區域經濟分割現象。由于特定的歷史和體制背景，行政區的經濟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強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政府對經濟的不合理干預行為十分嚴重，使區域經濟行為帶有強烈的政府行為色彩。這種政府行為就往往容易演變為地方本位主義和保護主義。中國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六大經濟區”的概念，80年代也曾劃分過經濟區。但由于我國的管理體制是以省為基本單位的，經濟區大多跨省，因此這個思路很難貫徹下去。之后，國家改從產業方面制定發展計劃，這條道路應該說是正確的。但目前我國的基本行政區劃單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協調機構缺失的情況下，區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還面臨著和從前同樣的行政分割的問題。地區間的疆界仍然無法逾越，這就難以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區間資源的有效配置，形成優勢互補、協調發展。中國地方政府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便是發展經濟，而發展速度則是衡量各級政府及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于是各級地方政府便采用經濟、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預企業生產，干預資金、人才和勞動力的流動等等，隔斷區域間的經濟聯系以保護本地市場與本地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區域經濟的行政區分割現象表現得十分嚴重，表現出一種與區域協調發展相悖的運行態勢，行政區經濟進一步強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區經濟”發展態勢是我們必須阻止的，因為這非但不是在進步、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從城市發展的本質上看，城市本來就具有擴張性，行政區經濟理應向經濟區經濟發展。新區位理論根據杜能的農業區位論、韋伯的工業區位論、泰勒的中心地理論以及廖什的市場區位論的研究成果，從交易成本的觀點對企業的生產組織進行分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艾倫?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論（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區域研究，形成了新工業區位論，通過對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及其空間分布的分析來解釋城市化的進程與特征。斯科特（1988）認為，企業為了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往往采取組織和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即向外擴散的趨向。但組織與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必然帶來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質的條件下，企業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圍內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隨著外資的大量涌入，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轉向這些區域和城市，而這些地區的工廠不斷地從市區遷往郊區，它們都是在尋求空間上的分離或組織上和空間上都分離的最佳生產方式，以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由于運輸費用、聯系費用的增加，這種分離的組織方式在空間上不可能離得太遠，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圍內集聚。可見，正是在這種分散與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漸形成連綿城市向腹地擴張，即形成城市群。從中不難發現，跨界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與行政區分割的障礙之間存在不小的沖突。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是一系列復雜的經濟、自然以及各種內在規律相互作用的經濟社會過程。城市群是一個集合體，是多層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擴散的結果。從城市群的形成與演化機制可以看出，無論城市規模大小，城市發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發展必然導致跨行政區現象的出現，與行政區劃產生的矛盾也越來越明顯，跨界的區域性需求項目也隨之增多。我國長期的條塊分割所形成的各自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慮和解決行政轄區范圍內的事務，很少考慮提供跨界需求服務。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難以形成統一的整體規劃和開發、發展政策，使地區間協調合作難度加大。例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屬三個省級行政區，一些區域通基礎設施和工程因缺乏統一協調而進展緩慢，成為影響城市群發展的主要障礙。

除區域發展理論上城市發展跨界的特點之外，城市圈經濟也是市場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企業成為區域經濟的利益主體，市場運行的主流將是經濟規律而非政治規律，城市行政區的直接經濟職能將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難對地方經濟進行直接控制和封鎖。隨著我國全面加入WTO以及許多跨國公司的入駐，大都市圈地區的市場肯定是一個跨越城市行政界線的統一區域市場，市場和企業的跨界擴張直接取決于城市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隨著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城市網絡化程度日趨明顯，相互依存度強化。因此，未來的區域經濟發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適合這開放、自由環境的決策。從實踐規律看，我國區域經濟合作的快速發展，特別是東南沿海經濟帶三大區域快速發展更加驗證這一點：謀求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合作共贏的熱潮越來越高漲，區際間的經濟合作已成為一大趨勢。在這合作大勢之中逐步顯現出一條規律：區域經濟的發展，必須實現從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變。

三、城市圈整合發展的新思路

針對中國跨省都市圈內部的“行政區經濟”格局，有些學者習慣于從行政區劃的大一統來考慮跨省都市圈經濟的整合問題，提出在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為中心的“統一的行政區劃”――“上海省”、“特別經濟區”、“上海經濟特別行政區”、“大上海行政區”等觀點。這種隨意變動現有省區邊界的區劃調整方案不可取。這是因為，當今體制轉軌時期，國家對行政區劃的兼并或調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促進政府間橫向關系的剛性整合，減少區域內耗，但當前中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到位、市場法制體系不甚健全、區域社會力量比較薄弱的格局下，各級省市政府實際上依然占據著地方經濟利益主體的地位，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區劃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見的墻”，阻隔著應有的區際經濟聯系。所以說，在跨省都市圈范圍內，大一統的行政區兼并，雖然是一種空間整合的剛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決一時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跳出“區劃調整―競爭膨脹―區劃再調整”的怪圈。

實現跨省都市圈經濟整合與全面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內涵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保持行政區劃合理適度調整或不頻繁變動的前提下，順應市民社會的轉型，切實轉變省市政府職能，弱化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回歸其政權建設和社會公共管理功能；積極借鑒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經驗，通過區域政治、區域社會、區域文化、區域規劃、公共參與等綜合制度體系創新，充分發揮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員省市政府、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個人等多元力量，構筑一個既保持各級政府的治理能力，又發揮各方力量的主動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實有效的跨界協調與治理體系，依此來解決區際矛盾和沖突，形成相互開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聯動發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體，提高區域整體競爭力。具體的政策建議如下。

1、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促進管理制度創新

一方面，要變“計劃”為“規劃”。“復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頗具價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從統治向治理轉變的角度，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在區域發展上，政府近年來給予了許多關注與支持。隨著市場機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發改委職能也從以往的審批為主，轉變為目前的規劃先行。2009年以來，國家相繼批復了十余個區域振興規劃，超出之前4年的總和。實際上，從“十一五”規劃開始，我國已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改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有關專家認為，“計劃”改“規劃”雖一字之差，但內涵有很大變化，因為后者不僅更加重視國土空間的規劃和管治，也強調了中長期規劃的指導性和約束性。而應對金融危機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職能從審批到規劃的轉變。2009年以來，為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國家相繼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一系列區域規劃，在帶動中國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發改委有關人士表示：“由于這些重點區域所具備的優勢條件，加快其開發步伐，不僅有利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還能夠通過一些重大項目的建設帶動更大區域的發展，減弱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該人士還指出，雖然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明顯好轉，但今后還會繼續“通過規劃和政策來引導區域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政府應以整體為重，注重區域分工。政府應著眼整體利益，打破傳統的以“零合”和“競爭”為基礎的區域競爭思想，建立以“共贏”和“協同”發展為核心的區域經營理念；把產業發展、城市體系和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區域環境整治結合起來，從區域的角度進行總體的規劃。一要打破現有的以行政區劃為主導模式下的區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區劃的界限對經濟區的功能進行整體規劃，統籌安排，從城市群和經濟區的發展著眼，從整體上考慮全區域的發展問題。同時，對經濟運行效果的度量和考慮也應當更多地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應當引入全區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過區域內部的統一協調，打破在資金、人才、技術、資產重組、人口和產品流動方面的各種障礙，確保形成區域內部的統一大市場，實現區域內部的市場開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動，促進區內以及與區外之間的交流合作，形成競爭、有序、統一、開放和面向世界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門、地域界限，本著“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結構優化、效益優先”的原則聯合起來，推動城市間、地區間的規劃聯動、產業聯動、市場聯動、交通聯動和政策法規聯動，通過整合區域資源，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壯大跨區域的龍頭產業，以較低的成本促進產業優勢的形成。另外，政府應當將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導產業定位在第三和第四產業上，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其強大的輻射和對外聯系作用，在國際社會中發揮其影響力。如作為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東海岸城市圈和英國大城市圈中心的紐約、東京、倫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產業最為發達的城市，它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國的上海、廣州、北京、天津、沈陽、大連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產業則不夠發達，不但不能與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還落后于自身其他產業的發展水平，目前國內只有香港才具備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條件。所以，中國上述大城市圈中心應該主要發展金融、貿易、信息等第三、第四產業。

2、強化跨省區域治理，建立專門機構與體系

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網絡化已經成為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作者認為，以市場化為導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區域制度創新，樹立“區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區域治理體系”，才是真正推動“行政區經濟”向“都市圈經濟”轉變。

多個行政區之間自覺的區域一體化，需要國家層面上的協調、多個相關地方政府的參與，需要統一的區域一體化決策與協調、監督機構。根據市場為不同行政單元所分割的現實特征，我們應借鑒國外經驗，建立相應的跨區管理機構，并賦予其相應的行政調控權，專門負責跨行政區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大戰略資源開發、跨區生產要素流動和生態恢復重建等工作，處理區域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區際沖突和相關問題，并通過這種協調管理機構尋求一種每個地區都能夠受益的利益協調新機制，實現地區間整體利益最大化。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英國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城市群。該城市群由倫敦大城市經濟圈、伯明翰城市經濟圈、利物浦城市經濟圈、曼徹斯特城市經濟圈、利茲城市經濟圈所組成，英國大約80%左右的經濟總量集中于此，倫敦既是英國的首都，又是這一巨大城市群當之無愧的經濟中心。1964年，英國創建了“大倫敦議會”，專門負責大倫敦城市群的管理與發展問題。1980年初期隨著大倫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議會的廢除，幾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準或贊助的區域規劃行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沒有協調性的管理。依據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實際是通過當時的環境部承擔了這一地區的戰略規劃職能。但是，撒切爾夫人當政期間，在公共政策領域提倡依靠市場規律來提高政策的協調性和戰略性，結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項目規劃無法實施，投資無法加以協調，環境無法得以保護。種種跡象表明，重新確立一種新型的城市群協調機制勢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來，大倫敦地區又先后引入了戰略規劃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維持整個城市群戰略規劃的一致和協調。事實證明，這樣一種機構與體制對區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3、設立非官方的合作組織

根據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論，大力培育和發展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非政府組織（或第三部門）可以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中間領域，這不僅有助于大都市圈內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資源整合，又能創造出一種相互謙遜、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區域文化。當前中國普遍存在的諸多非政府組織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門。它們與當地城市政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具有濃厚的部門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組織體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離”的原則，加快各種行政化非政府組織的脫鉤和改制，讓其回歸為真正的自治民間組織；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的統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確其功能和職責，全面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再次，統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發展規劃，逐步組建和完善覆蓋跨省都市圈范圍的大型跨界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聯合商會、跨省都市圈主要行業協會、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服務中心等。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江蘇、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領導之間已經建立了定期溝通和協商機制，共同處理產業協調、基礎設施、環保等重大問題；長江三角洲所有成員城市的市長聯席會議，已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協商活動；所有成員城市自愿組建了聯合協調組織――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進行重大事項的相互協調；許多非政府組織，如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長江三角洲發展中心（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合作論壇（浙江大學）等均已經成立，并且成為向地方政府提供決策建議、施加社會影響的重要組織。

4、為城市圈發展創造契機

除去以上三個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獨厚的資源或者說契機也可以為區域發展增添動力。在大都市圈內積極開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項目，能使區域中的各個城市變被動型合作為主動型合作。例如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設、長江河道統一整治、2010年世博會等大型工程，已經給江浙滬三省市帶來了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共同經濟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帶動了各省市相互之間的主動合作與支持，這是目前解決我國大都市圈行政區經濟問題的一劑良方。

從歷史上看，世博會的舉辦都能推動以舉辦城市為核心的經濟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舉辦大阪世博會而最終形成的，以大阪為核心的關西經濟帶造就了日本經濟長達十年的輝煌；英國倫敦世博會促成了以倫敦―利物浦為軸線，沿泰晤士河擴展的產業密集帶和經濟核心區的產生；芝加哥世博會緊密聯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匹茲堡的鋼鐵工業和托萊多的玻璃工業。“在籌辦世博會的未來七八年間，上海城市發展的功能定位、經濟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將對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體系產生的功能輻射影響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籌備過程中做出了種種努力，上海在優化城市形態、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時重點發展微電子、裝備制造、會展、金融、房地產等產業，對周邊城市產生了巨大的帶動作用，長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術、資金等諸多要素的優勢互補互動。型展會的輻射作用和商機溢出效應會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強有力的“推進器”，世博會的成功舉辦一定會加速建設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圈的進程，為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聯動發展提供了一臺大馬力的“引擎”。不僅僅是旅游，在展館工程建設、世博禮品生產等等世博衍生的領域，這種各城市“共榮”也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浙江嘉興多個企業中標世博會定點生產合同，并成為世博會農產品的供應基地之一；江蘇南通市的建筑企業一舉包攬了英國館、愛爾蘭館、中國航空館等場館的建設等。可以預見，世博會這塊“大蛋糕”將為長三角經濟科學整合創造更多增量。同時，它也必將成為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催化劑和推進器，為地區一體化協調發展提供動力。通過共辦、共享，世博帶給長三角區域的不僅是發展的“量”的提升，更有發展的“質”的突破。

四、結語

21世紀是城市圈的世紀。城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將決定21世紀世界經濟、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牽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大城市圈，是中國能否在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激烈國際競爭中取勝、能否使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不僅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國內也需要十分重視、扶持區域經濟發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發展是必須以摒棄陳舊的行政區經濟、形成成熟的經濟區經濟為前提的。綜上所述，要真正實現城市圈的全面、優質的發展，就必須打破行政區經濟，促進區域分工協作，淡化行政區劃色彩，強化經濟區域功能，調整政府角色，引導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方向發展。只有有效地實施這些改變方案，才能為實現城市圈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尋求到更好的出路。

【參考文獻】

[1] 曾青：區域經濟與區域交通一體化發展模式研究[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6，28（12）.

[2] 喬穎、孫曉燕：中國的內部區域經濟一體化現象斷思[J].濟南大學學報，2005（2）.

[3] 余澤忠：城市經濟圈的發展與區域經濟合作[J].求索，2004（7）.

[4] 龔經海：城市圈（群）理論及其對我國城市化的借鑒[J].湖北財稅（理論版），2003（5）.

[5] 張明龍：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與思考[J].鄭州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9）.

[6] 宗傳宏：大都市帶：中國城市化的方向[J].城市問題，2002（4）.

[7] 熊曦、吳冬霞、曹姣：關于我國“行政區經濟”的思考[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西部論壇），2007，17（3）.

[8] 林其屏：從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化：我國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然選擇[J].經濟問題，2005（2）.

[9] 陳偉國、范大良：論我國城市群發展的制度創新[J].貴州社會科學，2004（4）.

[10] 陶希東：從行政區經濟走向大都市圈經濟[J].中國城市經濟，2003（9）.

[11] 錢佳燮：擴大管轄區組建上海省[J].中國方域，2002（1）.

[12] 陶希東：21世紀初期我國省級政區改革的理性思考[J].中國方域，2004（6）.

[13] 陶希東：跨省區域治理：中國跨省都市圈經濟整合的新思路[J].地理科學，2005，25（5）.

[14] 王健、鮑靜、劉小康、王佃利：“復合行政”的提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的新思路[J].中國行政管理，2004（3）.

[15] 朱靜芬：長三角都市圈產業集聚與整合研究[R].上海市委宣傳部，2003.

[16] 項光勤：世界城市圈理論及其實踐對中國城市發展的啟示[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4（3）.

[17] 何仁偉、張明舉：行政區經濟的博弈分析[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5（1）.

[18] 黃建富：世界城市的形成與城市群的支撐――兼談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戰略[J].世界經濟研究，2003（7）.

實體經濟發展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產業梯度轉移；產業集群；外向型產

一、湖南省工業現狀和發展趨勢

2008年，湖南省全部工業實現增加值4280.2億元，全省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1156.64億元，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38.4％，全省三次產業的比重為18.0：44.2：37.8，與全國三次產業構成11.3：48v6：40.1相比，湖南省第一產業比重明顯高于全國水平，湖南省第二產業比重明顯低于全國水平，這說明相對于全國而言，湖南仍然是一個農業大省，但從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看，湖南省工業拉動GDP增長4.91％，高于全國4.1％的水平，說明工業增長是促進湖南省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

與我國工業大省相比，湖南省工業的整體實力仍存在較大差距，如2008年湖南省的GDP為廣東省的31.25％，但工業增加值僅為廣東省的24.8％。但在中部六省中，湖南省工業增加值僅次于河南省和湖北省，排名第三，其中與湖北省差距極小，這說明湖南省工業在中部地區還是有較強的競爭力的(見下表1)。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9數據整理得出。

從發展趨勢看，工業崛起是湖南省經濟崛起的關鍵所在，要夯實和提升湖南省工業的競爭力，首先就要優先和重點發展湖南省的優勢工業，只有選擇在區域內有明顯優勢的工業重點發展，才能做大做強湖南省的工業，實現湖南從農業大省向工業大省的轉折發展，促進湖南省經濟的發展。

二、湖南省工業優勢

1　湖南省工業優勢產業

本文采用產業梯度系數模型來分析湖南省的工業優勢和劣勢產業，該模型包括三個指標，一是產業相對規模，二是產業相對勞動生產率，三是產業相對資本產出率，能夠較好地顯示產業的比較優勢，模型如下：

產業梯度系數=區位商×比較勞動生產率×比較資本產出率

一區位商=地區某產業增加值占地區GDP的比重/全國某產業增加值占全國GDP的比重

比較勞動生產率=地區某產業增加值占全國某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地區某產業從業人員

占全國某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

比較資本產出率：(地區某產業工業增加值/地區某產業的平均資本資本)/(全國某產

業工業增加值/全國某產業的平均資本)

以上三個因子都是從全國平均水平上來衡量區域產業狀況的，也就是說研究區域各個因子的數值大小體現了該區域在全國范引內的相對優劣勢。一個地區某產業的某項因子數大于1說明在該產業具有某一方面的優勢，如果其三個因子都大于1則說明該產業在全國范圍內具有絕對領先的優勢。梯度系數可以綜合評判地區某產業的相對水平，梯度系數大于1說明該產業處于全國平均水平之上，且在地區間的產業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屬于優勢產業。

本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8、湖南統計年鑒2008，計算了湖南省38個工業大類的產業梯度系數(湖南省無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將產業梯度系數大于1的產業歸列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湖南省工業大類中按梯度系數大于1的產業由高至低的產業依次是農副食品加工業、煙草制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延壓加工業、石油加工業、非金屬礦采選業、家具制造業、木利加工業、印刷業、專業設備制造業、食品制造業，皮革業和有色金屬礦采選業。這十一大產業在全國范圍內有著明顯的競爭優勢，是湖南省應該優先和重點發展的產業，是振興湖南工業的希望和趨勢。

2　湖南省工業區域集聚度高

近年來，湖南省工業集聚發展態勢明顯，繼提出長、株、潭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后，湖南省又提出了“3+5”城市群區域發展戰略。2008年，長、株、潭3市規模工業增加值占全省的38.4％，“3+5”城市群規模工業增加值占全省的71.8％。區域工業集聚度的提升加快了區域內優勢產業的整臺和發展，形成了一批優勢產業群和產業龍頭企業，產業群規模效應逐步開始體現。在“3+5”區域內，以華菱為龍頭的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以有色控股為龍頭的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以長嶺石化、巴陵石化為龍頭的石油加工業、以湖南中煙為龍頭的煙草制品業、以中聯、三一為龍頭的專用設備制造業通過外引內聯，確定了明顯的產業競爭優勢。

三　制約湖南省工業發展的障礙

1　規模以上企業數量較少

受湖南省工業基礎制約，湖南省企業總量規模偏小仍是一個突出問題。2008年，湖南省規模以上企業12391家，主營收入11285億元，規模以上企業平均銷售額為0.91億元，在中部6省中排名倒數第一；大中型工業企業家數為904家，在中部六省排名第四；大中型工業企業工業總產值為5907億，在中部六省排名第五，僅高于江西省的4068億，遠低于排名第一的河南省的13004億元。由此可見，要壯大湖南工業經濟的整體實力，務必將擴大總量規模擺在突出位置。

2　外部投資對產業發展推動力度弱

受地緣因素和湖南省產業結構影響，湖南省外商投資企業和港澳臺投資企業呈現家數少、產值低的特點，以2008年為例，湖南省規模以上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總產值為1010億，排名第5，僅高于山西省的626億；外商投資企業投資額97.8億元，港澳臺商投資額102億，在中部六省排名均為第六。相比之下，與湖南比鄰的廣東省港澳臺投資額和外商投資額分別高達1562億和936億元。湖南經濟發展處于一種外源性支持乏力的狀態。難以實現跨越式高速發展。

3　外向型產業發展嚴重滯后

湖南省的產業基本上是內向型產業，出口拉動作用極小，產業發展主要依賴國內市場，嚴重地制約了湖南省工業和經濟的發展。例如：2008年湖南省進出口總額僅為125億美元，在中部六省排名末位，在全國進出口總額中占比更是不足千分之五，在全國31個省、直轄市中僅排名21位。因為外向度低，對國內市場依存度大，使湖南省工業一方面易受國內經濟周期的影響而出現較大波動，另一方面無法利用我國入世后國際市場急劇擴大的市場機會實現工業和經濟的外向型發展。

4　輕、重工業結構不合理

從長遠看，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拉動可能造成結構失衡，導致產能過剩、投資消費失衡的困境，因此，加快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對促進消費，改善經濟增長結構有著重要和現實的意義。觀察湖南省工業結構，可以發現，湖南省工業內部結構中，投資品產業偏重、消費品產業偏輕，裝備制造、鋼鐵有色、石油化工、建材等都是重化工業。2008年，湖南省規模以上工業中，輕工業增加值1144.54億元，重工業增加值2426.31億元，規模以上工業輕、重工業比值為0.32：0.68，工業經濟結構中重工業突出，工業產品銷售主要依賴投資需求，易受國內經濟周期波動影響。

四、促進湖南省工業發展的對策

1　發展優勢工業產業、推進區域間產業轉移

湖南省工業要實現趕超，就必須有所取舍，只有將資源重點投入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才能保證發展的效益和速度，湖南省必須堅決地打破長期以來形成的門類齊全、固守一方的工業小而全的封閉狀態，重點發展優勢產業，通過區域競爭和合作，加快優勢產業在區域內的整合力度，利用“中部崛起”的政策和機遇以及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機遇，促進區域內優勢產業的遷徙，通過提升湖南省優勢產業的競爭力，加快對區域內資源的引入和整合，形成優勢產業集群和規模優勢，同時將不具備優勢的產業外移到其它地區，使優勢產業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2　延伸優勢工業產業鏈、促進產業群發展

湖南省應以優勢產業為核心，延伸產業鏈，充分利用長、株、潭作為全國唯一擁有三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園的城市群的優勢，大力發展園區經濟，通過發展核心產業，促進上下游產業向核心產業的集聚，延伸湖南省產業鏈長度，要圍繞龍頭企業，發展零配件工業，大力推動關鍵配套產品和零部件生產，提高省內配套率，促進關聯企業地域上的集聚，加速形成產業集群，要鼓勵兼并重組，支持骨干企業大力引進戰略合作伙伴，以產業鏈為紐帶加快省內外兼并重組，形成企業集團。

3　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國外市場

湖南省要加速推進工業化，提升工業戰略地位，就必須立足全球視野，擴大對外開放，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湖南省應抓住沿海發達地區產業梯度轉移的機遇，以發展加工貿易為重點，積極承接沿海加工貿易產業的轉移，應創新招商引資理念和機制，充分利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招商引資平臺，積極引導外資和港澳臺資金重點投向湖南省的優勢產業，實現優勢產業的跨越式發展，積極培育和扶持出口支柱產業和出口龍頭企業，使湖南省的工業產業優勢逐步轉化成出口競爭優勢，重點支持中聯、三一、山河智能為龍頭的專用設備企業的國際化進程，實現湖南省產業優勢與出口優勢的結合和發展。

實體經濟發展政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金融；實體經濟；問題；研究

一、我國實體經濟的地位與發展現狀

實體經濟是關于人類社會生存發展所必需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過程及提供相關服務的經濟活動。因此，實體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國民經濟的命脈。一個國家要想保持其經濟在穩步中前進，就必須打好實體經濟這個根基。然而，在目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實體經濟的發展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其中最突出的是實體經濟融資難、成本高的現狀和企業經營發展所需資金日益增長之間的矛盾問題。

二、實體經濟發展困難的原因

隨著金融新常態下，互聯網金融的出現與發展，對實體經濟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壓力。近幾年，房地產業，銀行理財策略和虛擬經濟領域的發展吸引了大量資本的流入，社會閑散資金更多的流向銀行等金融企業，從而制約了實體經濟發展所需的必要資金的融通，具體而言，造成實體經濟融資困難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內部原因

1、經營管理的現代化理念不完善，經營風險高。很多實體經濟發展中存在產品科技含量較低、產權不明晰，企業抗風險能力較弱等問題， 實體經濟生命周期具有短期性和不穩定性，一定程度抑制了金融機構的放貸意愿。

2、大多數實體企業規模小，效益不穩定，對信貸資金的吸引力不大。調查表明，50%以上的中小實體經濟企業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資金管理無序且運用效率低下，使得銀行等金融機構對其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產生質疑，從而降低對實體經濟單位的資金供給。研究表明，68%以上的企業的信用等級在3B或3B以下。這也不利于有閑散資金的居民對其進行投資。

3、市場失靈。由于有關資金融通的消息流通不暢，銀行和實體經濟單位人員對同一消息的了解是有差異的，實體經濟單位相對而言是信息貧乏者，處于比較不利的地位。

4、實體經濟缺少必要的擔保抵押資產，缺乏足夠的信用擔保機構為其提供信用擔保，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實體企業的融資。

（二）外部原因

1、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轉化機制不順暢。從信貸規模上看，由于我國居民大多偏向于保守型，更愿意將自己的閑散資金用于儲蓄而不是用于投資，因此我國儲蓄率一直處于世界前列。從信貸結構來看，在實際經濟發展中，實體經濟的資金有效供給不充足和大量社會閑散資金找不到滿意的投資渠道的問題同時存在。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引導居民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意識宣傳不到位、機制不暢，導致資金周轉率較低，二是信貸結構不合理，銀行貸款在投資時存在偏斜，大多數流向大的國有部門而極少流入中小實體經濟，從而形成了資源配置不合理。

2、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發展不平衡。我國以銀行業間接融資為主，因為它靈活方便、安全性高；相反，籌資成本低、效益高但風險較大的直接融資比例較低。我國債券市場不甚發達，削弱了市場對于金融資源的利用程度，還使企業財務杠桿率過高，增加銀行的系統性風險。

3、金融產品的創新力度不完善。金融交易機制和金融工具創新水平低，股票、債券、期貨市場等基礎性產品與實體經濟的發展關系密切，但因其發展中模式單一，不能適應多樣化的交易需求，不能更好的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發展。

4、金融機構體系和融資策略的不合理。我國工、農、建、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因其規模大，信譽好，在存款、貸款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社會絕大部分資金聚集于銀行，而銀行為了更高的經濟效益和減少不良資產的增加，減少對實體企業的投資與服務。

5、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夠，政府的政策更多的向以四大國有銀行為典型代表的虛擬經濟傾斜，而很少有相關政策給予實體經濟優惠與便利，或者即便是有，其實際落實也沒有完全到位。

三、金融業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辦法與建議

1、充分發揮貨幣政策支持實體經濟的激勵作用。引導貨幣信貸更多的投入實體經濟，提高對實體經濟發展需求的關注度。同時加強金融監管體系的層次化、規范化、嚴謹化程度，使得貨幣的投向更加高效合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加暢通有效。

2、促進金融市場的多元化發展。大力推進債券市場的發展，完善股權機制和上市機制。鼓勵企業上市，能夠通過發行股票與債券進行籌資，從而擴大上市融資規模，建立健全創新服務體系。以股權投資的方式服務于金融實體，為其提供更多的營運資金，促進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

3、中央銀行通過適時修改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市場操作業務，增強資金的流動，加快資金運轉轉速度，從而增強銀行放貸能力，并有效增加流通中所需的必要貨幣量。

4、實體經濟要對自身現有資源進行充分挖掘與利用，促使實體企業完善內部治理，立足于實體經濟的長遠發展制定切實可行的治理方案，增強企業與時俱進的創新能力和應變能力，以盡可能達到更高的融資要求。銀行也應注重解決對實體經濟融資時程序繁雜，手續過多，附加貸款條件多等問題，減少實體經濟融資中的阻礙。

5、促進金融信貸投向經濟社會的重點領域。加強對輻射范圍廣、協動效應強的強的重大建設項目的金融支持力度。例如，高端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因其創新強、技術高、前景好，當其優先發展壯大后，能更好的帶動創新水平和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的企業發展。

6、切實落實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積極鼓勵和引導中小企業不斷優化經濟發展結構，加快企業轉型升級，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專業化水平，各相關部門加強合作，優勢互補，逐步形成規模效應。提升企業競爭力，客觀上增強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信心。

7、拓寬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鼓舞民間投資活力。消除個別領域對民間資本的限制，堅持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外資資本機會平等、準入標準統一的發展原則；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加公正和諧的內部環境。

四、總結

為了切實加強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決策部署，金融業要增強服務于實體經濟的主動性，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在“互聯網+”的時代特征下，加快金融產品，業務模式的創新，促進金融與互聯網融合創新，為實體經濟提供多樣化的金融服務。同時也要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著力提高實體經濟的效益，使實體經濟盈利增加，從客觀上推動金融業更好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

（作者單位：中南林業科技大學）

參考文獻：

[1] 燕小青.民間資本、產業資本轉化與實體經濟發展[J].齊魯學刊.？2013（05）

實體經濟發展政策范文第5篇

互聯網金融是互聯網與金融業結合發展的產物，是對傳統金融發展模式的創新。從宏觀層面上來看，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具體表現為：

（一）發展目標一致

互聯網金融是一種新型的經濟結構形式，其與實體經濟的發展目標一致，具體表現為：互聯網金融可優化配置資源，增強資金活動的透明度，將金融服務范圍拓展到中小微企業，甚至是個人借貸，進而為實體經濟發展注入充足資本。從本質上來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以服務實體經濟為立足點，一方面推動實體經濟升級發展，另一方面提高對社會經濟的服務能力，這與實體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不謀而合。

（二）以實體?濟為基礎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以實體經濟為基礎，是實體經濟在互聯網時代下的經濟創新活動。在實體經濟的發展中，引起各方投資者對資金需求量的不斷增大，這為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開拓了空間，積累了龐大的客戶群體。同時，實體經濟發展又進一步增加了社會閑散資金，為互聯網金融整合利用社會資金提供了物質來源。所以說，實體經濟的發展是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根本保障，其發展態勢是否穩定決定著互聯網金融行業的發展情況。

（三）相互促進與推動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對傳統金融運營模式帶來了沖擊，促使傳統金融模式在互聯網時代下必須拓展服務職能、優化運作流程、創新金融產品、引入先進互聯網技術，從而增強傳統金融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近年來，以網絡為平臺的借貸業務呈現出迅猛的發展態勢，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金融難以實現的金融職能，對推動實體經濟轉型發展起著積極的作用。

（四）潛在發展矛盾

互聯網金融具備經濟虛擬性的特點，在助推實體經濟轉型發展的同時，也會對實體經濟發展埋下隱患。如若互聯網金融在發展中出現嚴重的虛擬經濟膨脹問題，則會影響實體經濟發展的平衡性、穩健性，甚至引發金融危機。此外，互聯網金融無節制地過度發展，會吸收更多的人才、資金和社會資源，這勢必動搖實體經濟的根基，導致實體經濟步入衰退期。

二、互聯網金融驅動實體經濟發展的實踐戰略

（一）完善相關政策法規

現階段，互聯網金融呈現出良莠不齊的發展現狀，為促進互聯網金融持續發展，增強其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應當完善相關政策法規，具體如下：首先，嚴把互聯網金融市場準入關，通過制定牌照發放標準、設置最低注冊資本金、落實風險準備金制度，從而提高互聯網金融的風險抵抗能力，強化互聯網金融發展的事前控制。其次，以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為中心任務，制定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戰略目標和產業政策，對互聯網金融市場運行秩序進行嚴格監管，增強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適應性，從而推動我國金融體系向市場化的方向變革。

（二）加快互聯網金融資金流動

為有效緩解實體經濟在快速發展中面臨的融資渠道單一閉塞的現狀，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驅動互聯網金融資金向實體經濟流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首先，加大政策引導。政府可出臺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方面的政策，優化配置互聯網金融為企業提供的信貸資源，使信貸資源能夠服務于滿足政策扶持要求的中小微企業。政府要明確政策補貼對象的企業類型、交易規模、交易增長率、注冊資本、信用等級等方面的要求，保障符合要求的中小微企業能夠獲得互聯網金融資金的支持。其次，建立資金評價機制。政府應構建起完善的資金評價機制，在全面收集評價信息的基礎上，對互聯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成效進行客觀評價，將其作為改進服務質量的重要依據。

（三）促進銀行與互聯網金融企業合作共贏

當前，互聯網金融企業因自身發展規模的限制，在為中小微企業提供小額貸款時遇到了資金供給瓶頸。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國應引導銀行與互聯網金融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充分發揮雙方的優勢，實現互利共贏。首先，銀行可將吸納的資金流向互聯網金融企業，擴大互聯網金融的資金儲備，促使互聯網金融能夠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更多的小額貸款服務。其次，互聯網金融要進一步完善客戶信用數據庫，建立客戶信用評級機制，促使互聯網金融的客戶信用信息與銀行的客戶信用信息實現對接，降低信貸風險。再次，銀行要引入互聯網金融技術，創新服務模式，積極開發“線上+線下”的業務渠道，提供線上支付、交易和業務處理等服務，逐步實現自助服務智能化，為客戶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方式。

（四）健全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

為進一步規范互聯網金融發展，應健全和落實相關監管體系，避免互聯網金融出現泡沫經濟，從而保障實體經濟的發展根基穩固。在互聯網金融監管中，要采取分級監管的方式，綜合發展以行業自律組織、第三方專業機構和互聯網金融企業為主體的三級監管機制，構建多層次的監管體系。同時，要求互聯網金融企業建立起信息平臺，向社會公眾披露項目資金運作、預期收益、投資期限等相關信息，并且及時重大風險事項以及可能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的信息，從而減少信息不對稱情況，為政府監管部門監管互聯網企業財務狀況提供有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