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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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范文第1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F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的迅速膨脹。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為582.42億元。而在1998～2001年期間，各年的財政赤字則分別達到922.23億元、1743.59億元、2491.27億元和2598億元，年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更達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國際警戒線。（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

由于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收益率導致短期內難以獲得投資收益，這就往往導致借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使國債規模越來越大。2000年底，我國內債余額已達13000億元人民幣，外債余額達1500億美元，內外債共計25000億元人民幣。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進一步增加。（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數字尚不包括大量隱性債務，而這種隱性債務確實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拖欠的公務員工資和養老保險欠款，以及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等等。（2）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財政通過各種不規范的方法舉借的債務（估計有1000億元人民幣）。（3）國有銀行剝離出的1.4萬億元不良債權，經處理后，樂觀估計能收回4000萬億元，損失的1萬億元將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因此，我國的實際債務余額比公布的顯性債務余額大得多。2002年3月，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答與會者的提問時表示，當年我國的債務余額為8000多億元，只占GDP的18％。顯然，這里指的只是顯性債務，如果加上隱性債務，比例將高得多。據樓繼偉透露，到2002年，我國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內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世界銀行曾估計是50％～70％，比較樂觀的估計是40％～50％，而比較悲觀的估計則達70％～100％。國外的經驗數據表明，積累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一般不應超過60％，我國的債務余額顯然已突破了國際警戒線。

更為嚴重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財政支出的擴大，特別是國債的增加。200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年GDP的比例為36.81％，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63％。到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增長到38.43％，而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則高達65％。這表明，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特別是國債投資推動的。中經網2002年8月2日刊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總需求即名義GDP的增長率為6.3％，其中實際增長7.7％，價格下降1.3％。而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因債務利息支出記賬方式的改變，這里的財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長率略有高估）。很顯然，以每年近20％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60％多的財政赤字增長率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肯定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

還應指出的是，隨著國債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構積聚的風險更是不斷增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比重達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量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投資人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壓縮商業銀行的贏利空間，對其經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債品種、期限趨同的情況下，一旦風險突現，變現遭遇困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幾點啟示

1.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國家作為投資主體地位的加強，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下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的復歸。因為，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預算軟約束在新時期的一種表現，它仍源于政府與國有部門的特殊的產權關系，是新時期國家以財政資金推動國有經濟繼續發展的一種形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直接來源于財政撥款，這是預算軟約束的典型表現。在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后，國有企業的資金來自國有銀行的貸款。當國有企業無力還貸時，其損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因此，預算約束依然是軟的。而當企業競相爭奪銀行貸款造成信用膨脹并引起經濟過熱（如我國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情況）時，國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銀行貸款在內的強制性的緊縮措施。然而，國有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積累機制獲得發展。為了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率，以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啟用赤字財政政策成了難以避免的選擇。國債投資無論用于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改革成本的支付，還是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都是國家財政對國有經濟的輸血。但是，赤字財政政策不可能無限制使用，當它難以為繼時，經濟震蕩就會到來，大起大落的所謂“計劃周期”也有可能重現。這是必須高度警惕和極力避免的。

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范文第2篇

關鍵詞：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09-0000-01

唐山市是以煤炭起家的資源型城市，雖然近年來經濟發展勢頭迅猛，但煤炭產業對唐山市未來的發展也有負面影響。首先是支柱產業對資源依賴嚴重。

在2006至2012年中國GDP城市排名穩定的位列第19、20名，成績喜人；但從2009年開始至2012年中國綜合城市排名中唐山市從位列第20名直線下降到50名以外。要看到唐山市雖然有在國內非?？壳暗慕洕盼?、有沿海的地理位置、有雄厚的資源產業基礎，但是唐山的經濟還是大山經濟―經濟支柱主要是靠挖掘大山（地）支撐的，煤炭、鋼鐵、建材、火力發電，都是靠挖掘資源形成的產業；京唐港、曹妃甸的產業依然是煤炭、鋼鐵、化工。

在2007年河北省百強企業名單中石家莊22家，山市入選18家，但是零售、批發、紡織等第三產業行業中，而唐山市僅有三家，有15家企業為資源依賴型企業。

其次是環境問題突出。

唐山市以煤炭起家，由于煤炭、建材、電力、鋼鐵企業比較多，煤炭消耗量大，對環境的破壞和污染比較嚴重，面臨的環境保護方面的壓力遠比其它城市大。

煤炭生產產生的固體廢棄物，主要成分是煤矸石、尾礦、粉煤灰，長年露天堆放，不僅大面積占用土地，而且形成二次污染。同時采煤塌陷與礦山群采使生態環境破壞加劇。唐山市的煤炭經過百年開采，已形成6000hm2的采空區和21400hm2的采煤塌陷地，對資源的“群采”使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2007年唐山市大型煤炭企業―開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自產煤收入746億元，同年，唐山市政府擬用于環境治理的資金為71億元。由此可見，用以消除煤炭產業對城市發展帶來的負面作用所投入成本，要遠高于煤炭產業自身的收入。

鄉鎮工業污染嚴重，農業生態環境不斷惡化。隨著唐山市經濟轉型戰略的實施，農村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目前唐山市共有鄉鎮企業238個，農村工業約為39 975個，有污染的約占857%。這些鄉鎮工業主要集中在小鋼鐵、小水泥、小造紙等行業，企業生產設備簡陋、工藝落后、技術含量低，造成能耗、物耗高，生產過程廢棄物大量排放，成為破壞農業生態環境的主要因素。

再次就是隨之產生的保守思想制約著城市競爭力的發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經濟有兩個重要的輪子――資本和科技。唐山市的資本主要用在了大山經濟上；而科技是唐山歷來的弱項，不論是高校、科研院所還是高新技術企業，還沒有一個能叫響全國的品牌。唐山市被很多人認為是一個缺少文化的城市。

在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引領下，煤炭企業已經開始注重發展接續或替代產業，走產業多元化的道路，但由于煤炭企業在所有制上是國有企業，在規模上是大型企業，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根深蒂固，造成人們思想保守，技術人才結構單一，科技創新能力不足。在強調科學技術為第一生產力的今天，嚴重影響了發展接續和替代產業的能力。

根據以上觀點唐山市經濟發展所面臨如下問題：

1.產業結構相對集中，增長極相對單一。

2006年在唐山市規模以上工業中，鋼鐵工業、水泥、陶瓷、煤炭開采和洗選業三個行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的620%，其中鋼鐵工業占515%。加上與其密切相關的行業增加值，占到50%以上。裝備制造業和化學工業增加值分別占GDP的13%和07%。過于集中的產業結構使唐山市增長極單一，區域經濟發展協調性較差，風險較高，容易引起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

2.主導產業鏈條短，缺乏上下游產業支撐。

從上游產業看，缺乏技術產業支撐。為主導產業服務的科研、技術服務、專業教育等遠不能滿足主導產業快速發展的需要。商務咨詢、商務、現代物流業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全市商務服務業增加值僅占第三產業的12%。

從下游產業看，對主導產業產品進行深加工，并向消費領域延伸靠攏的行業發展不足，使區域經濟缺乏內生增長動力。目前唐山市主要的耗鋼行業為金屬制品業和裝備制造業，其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的62%。通用、專用設備和交通運輸設備等裝備制造業對主要鋼鐵原材料要求較高，與唐山市主要鋼材產品存在結構性矛盾，行業依存度不高。

3.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居民消費行業發展質量有待提高。

首先是比重偏低，目前第三產業占GDP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為50%左右，發達國家是60%～70%，發展中國家40%以上。2006年全市第三產業比重為313%，低于全國91個百分點、全省22個百分點。這是目前唐山市主要產業結構矛盾之一。其次是服務行業發展檔次和質量有待提高。居民消費行業仍以傳統的餐飲、消費品零售業為主，居民消費需求結構升級與消費服務產品供給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

4.自主創新，發展核心技術能力有待提高。

1）主導行業自主創新投入不足。鋼鐵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R&D經費投入強度分別為064%和107%，與國際標準3%相距甚遠。2）自主創新人員不足。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擁有R&D人員7337人，占全部從業人員的12%，其中80%的R&D人員集中于唐鋼、開灤和冀東油田三家大企業；R&D人員投入低于工業增加值增速103個百分點。3）企業技術創新成果科技含量低，產出效率低。新產品產值所占份額偏低，產品缺乏競爭力。專利投入產出比不高，處于高端的發明專利比例偏低。單位成本呈上升趨勢。

5.農業產業化發展仍需加強，城鄉梯度產業次序尚未形成。

目前，農業生產的信息、資金、技術、制度等市場要素體系尚不健全，發生生產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小城鎮的快速發展尚未完全建立以充分利用區位優勢，順接中心城市服務的小城鎮特色產業體系。城鄉協調發展的梯度產業次序尚未形成，小城鎮承載農業人口轉移的產業吸納能力有待提高。

綜上所述：唐山市煤炭等資源依賴型產業比較發達，而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等產業則遠遠落后。唐山市要想繼續保持較高的發展速度、充分合理的使用資源、開拓新的經濟領域，必須進行城市產業經濟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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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趙天石.我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06.

[3] 曲臣.礦業城市轉型風險分析與規避[D].阜新：遼寧工程技術大學.2006.

[4] 夏剛.開磷集團資源合理利用與可持續發展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2004.

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范文第3篇

[關鍵詞]北京；人口規模調控；實踐

北京市作為一個大型城市，人口增長連續突破城市人口規劃預期，為北京市的城市發展、資源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為了緩解這種人口、資源、環境的壓力，為了城市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北京市采取了多種措施來進行人口規模調控。2014年，北京市調整城市功能、產業結構定位以及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等戰略措施來實現人口疏解的目標，嚴格控制北京人口規模的增長，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實踐過程中，北京市人口規模調控工作將仍然面臨巨大的壓力。

一、北京市人口規模調控的實踐

（一）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1.制定產業準入制度。北京市編制并向社會了《北京市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2014年版）》，提高產業準入門檻，嚴把審批關，有效控制不宜發展的新增項目。北京市國土局嚴格依據《目錄》禁限產業項目用地供應；環保部門嚴格依據《目錄》制止一批污染較重的項目。各區縣參照制定了適應本區發展的新增產業禁止和限制目錄。

2.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調整退出不符合首都戰略定位的存量產業，瞄準高端化、服務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的發展方向，著力構建“高精尖”的經濟結構。例如東城區，不僅完成中關村科技園區東城園空間布局調整和機構整合，還充分利用東城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走文化強區路線，做大文化要素市場，引進多元產業融合的要素交易市場。目前，北京文化藝術品交易所、北京文化產權交易中心建設進展順利。

3.搬遷轉型升級低端市場。據市工商局統計，截至2014上半年，全市共有各類市場1307個，市場內有經營主體20多萬戶，從業人員40多萬人。2014年已完成小商品、農貿等市場關閉、拆除、提升、改造總數217個。其中關閉和拆除了148個，升級改造53個，轉型16個。

4.關停部分工業企業。研究出臺《北京市工業污染行業、生產工藝調整退出及設備淘汰目錄（2014年版）》，與市財政局、市環保局、實施《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工業企業調整退出獎勵資金管理辦法》，對符合條件的關停企業按照節能減排量給予資金獎勵。2014年共關停退出一般制造業和污染企業392家。

（二）嚴控違法出租房屋

1.加強群租房治理。通過對房屋租賃中介經紀機構的整治以及對房屋業主主體責任的監管和約束，加強群租房治理。如位于海淀核心區域的中關村街道，實有人口22.5萬人，其中常住人口17.8萬人，流動人口4.7萬人。由于區位優勢明顯，群租房現象嚴重，據統計，2014年中關村街道共有出租房屋12721套，其中群租房557套，通過努力已全部完成清理整治，疏散流動人口3999人。

2.加強地下空間治理。嚴格執行《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辦法》，加強地下空間治理。2014年東城區關停、治理非法違法使用、合同到期的人防工程及存在安全隱患的普通地下室1438處，疏解人員3457人。西城區共關閉普通地下室168處，5607間，疏解人口8727人。

3.堅決遏制違法建設。與調整產業結構、消除城市安全隱患、環境整治、棚戶區改造等工作緊密結合，加快拆除現有違法建設，特別是城鄉結合部地區違法建設，減少人口無序聚集；并堅決遏制新生違法建設，從源頭上控制違法建設。2014年，東城區共拆除違法建設2007處，5.27萬平方米，通過拆違工作直接消除安全隱患78處、清理群租房屋200余間，拆除利用違建從事經營房屋53處，有力疏解人口3150人。朝陽區共拆除違建813處，317.7萬平方米；海淀共拆除違法建設1610處、163.5萬平方米。

4.清理農村地區出租大院。石景山區對轄區內185個出租大院進行系統梳理，整治出租大院16個，清退3600余人。昌平區對轄區內工業大院進行清理整治，共清退26個。

（三）加快中心城區功能疏解

1.加快推進棚戶區改造。2014年6月26日，北京市政府印發《關于加快棚戶區改造和環境整治工作的實施意見》，作為棚戶區改造綱領性文件，對棚戶區改造的指導思想、原則、目標、措施和優惠政策作出全面部署。2014年全市棚戶區改造和環境整治任務為205個項目（其中2013年結轉項目95個，本年新增項目110個）。 2014年1-12月，全市累計完成搬遷居民22823戶，累計完成投資約275.64億元。

2.推進部分商品批發市場升級改造和外遷工作。豐臺區政府專門成立了大紅門市場疏解辦，進行市場疏解工作。2014年9月28日，白溝大紅門國際服裝城開門營業，600多家商戶正式落戶白溝。2014年大紅門市場共減少商市場建筑面積12萬平方米，4200個攤位。

3.嚴格限制醫療、教育、商業等大型服務設施的新建和擴建，外遷中心城部分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例如，101中學懷柔分校、中科院和首師大懷柔幼兒園建成招生，北京實驗二小懷柔分校項目獲得市發改委批復。

（四）優化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路線的增設與展延，不僅可以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而且對人口空間拓展和人口密度均衡化起到一定的作用。

1.加大軌道交通建設力度。2014年北京市共有4條地鐵線路建成并通車，分別為6號線二期、7號線、14號線東段以及15號線西段。6號線是通州副中心核心區的交通干線；7號線是平行于地鐵1號線的又一條東西向骨干軌道交通線路；14號線東段方便了望京等沿線地區居民出行；15號線西段為奧林匹克公園、學院路高校區等重點功能區提供交通支持。

2.加大公路建設力度。2014年5月，京新高速（五環至六環段）于份實現全線通車；12月，京昆高速北京段（大苑村―市界段）、111國道二期（懷柔湯河口―市界段）與河北省同步通車。京臺高速、110國道二期正在大力推進。

（五）加強社會秩序管理

1.打擊各類黑中介、非法一日游、亂貼小廣告等行為。

2.調整退出或關閉小歌廳、小網吧、小洗浴、小旅館、小市場、小餐飲等“六小”場所。

3.清理整頓環境惡劣，存在安全隱患的“小作坊”式生產加工企業，以及生產經營、倉儲、人員居住為一體的“多合一”場所。

（六）推動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

1.北京與天津、河北分別簽訂了合作框架協議和備忘錄，實施交通、生態環保、產業三個重點領域率先突破工作方案。

2.北京新機場開工建設，首鋼曹妃甸、張承生態功能區、中關村示范區與濱海新區合作等重點工作取得進展，中關村企業在天津、河北累計設立分支機構1532個。

3.一般制造業和高端產業中比較優勢不突出的制造業加快向京外轉移疏解。北京凌云醫藥化工公司整體轉移到河北，金隅、京東方、京儀、展訊、榆構、精雕科技等眾多北京企業在河北設立生產加工基地或分支機構。面向華北區域的物流倉儲分撥功能逐步向京唐港、黃驊港、天津武清等地轉移。

2014年，北京市多措并舉，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據統計，2014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為2151.6萬人，比2013年末增加36.8萬人，增速為1.7%。與上年相比，增量減少8.7萬人，增速下降0.5個百分點。其中，常住外來人口為818.7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6萬人，增長2%，不過增量比上年減少12.9萬人，增速比上年回落1.7個百分點，人口增量和增速逐步放緩。盡管如此，北京市的人口調控工作仍然面臨諸多困難。

二、北京市人口規模調控面臨的問題

（一）從人口調控政策看，政策碎片化有待完善

北京施行了包括產業優化升級，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等一些人口調控政策。從統計數據來看，這些政策在人口調控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而從實際情況看，這些政策在施行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完善。一些政策從宏觀層面給出了框架性的意見，沒有具體細化，導致基層在實際貫徹執行過程中，面臨無政策可依、有政策不好落實的困境。例如棚戶區的改造。棚戶區的改造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常涉及中央、市屬產權單位的拆遷，而北京作為一個市是無法協調的。還有拆遷巨大的資金支持問題，也缺乏相關政策的引導。也有一些政策不夠系統。例如企業的搬遷和淘汰。一批落后的工業生產業項目淘汰后，原有項目的用地閑置，由于土地性質、規劃調整、行政審批等缺乏宏觀層面的政策引導和詳細的實施辦法，導致發展方向不明確，影響其他產業遷入，無法實現產業的接續發展。事實上，政策的不完善直接導致人口調控工作的低效率。所以，人口調控工作最基礎的，應是在做好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一系列科學的、合理的、連貫的、可操作性強的政策，使基層在工作中有強大的政策支撐，能夠最大化人口調控工作的效率。

（二）從人口調控措施看，行政措施是主要手段

北京目前主要依靠行政政策來推動人口調控工作，如清理整頓“六小”場所，加強地下空間和出租房屋的管理，搬遷、轉型、淘汰低端市場等，都是行政色彩濃厚的人口調控措施。這些措施表面上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這些人是真的離開了北京，還是從這個區縣遷移到了那個區縣，我們無從得知。政府依賴行政政策的癥結在于未認識到影響人口流動的根本性原因。人口的流動是理性的、趨利的。因為北京集中了全國的優質資源，能夠為人們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發展機會，所以人口才向北京集中；因為中心城區的就業機會、基礎及公共設施較其他城區更加集中，所以人口向中心城區聚集。因此，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只有讓北京與周邊區域同步發展起來，使公共資源分配更加均衡，才有望真正減輕北京人口持續增長的壓力。而北京500公里半徑以內沒有富競爭力的城市，東北、西北以及黃河以北的人畢業后的工作首選地就是北京。那么北京的人口調控目標僅僅通過行政手段是無法實現的，而縮小區域間的差距、促進各地區均衡發展才是疏解人口壓力的根本。

（三）從人口調控效果看，人口調控工作仍面臨較大壓力

北京人口調控措施是否能達到預期效果，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以清理低端產業為例，低端產業主要是以商業服務業為主，這些產業是為人口提供服務。即使將這些低端的服務業疏散出去，保留高附加值的高端產業，也未必能有效控制人口增長。因為高端產業人才要生活，必然需要服務業的存在。同時，新城是承擔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功能、集聚新的產業，帶動區域發展的規?；鞘械貐^，建設好新城對推動北京城市空間結構調整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通過多年建設，新城地區人口集聚趨勢逐步顯現、建設規模有序增長、產業功能區正在培育建立。但是從宏觀上看，新城地區的人口、建設及經濟規模總量在全市所占比重不高，作為中心城反磁力系統的吸引力尚未形成。新城的建設事實上更多地促進了人口由全國向北京市內的集聚，而非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的優化。如果新城不能在產業發展方面保持一定的優勢，為外來人口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和更好的發展機會，那么進入新城的部分流動人口有可能進一步向中心城集聚，造成中心城更加擁擠。另外，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是緩解北京人口持續增長的根本。但是，三地的協調發展必然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就目前來看，北京市人口調控工作仍面臨較大壓力。

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村經濟；農業產業化；可持續發展

1“十二五”時期農村經濟發展綜述

“十二五”時期，黑龍江省雞西市推出了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以促進農業增效。大力發展高效節水農業、設施農業，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發展多元化特色農業，著力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設施裝備更加先進，農業基礎設施明顯改善，生態環境有效改善，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穩步提高，主要農產品生產能力穩步提升，提高了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和農業綜合效益；特色鮮明、形式多樣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模式基本確立，雞西市農業現代化取得明顯進展，為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存在的主要問題

2.1農村經濟發展中激勵機制不健全

隨著農村城市化、工業化建設步伐的加快，農村經濟發展需要科學合理的激勵機制。部分地區激勵經濟發展的激勵機制不健全，產前、產中、產后缺乏有效連接，彼此之間缺乏必要的共同利益的約束和激勵機制，農村的執行力度低，調動農村經濟發展的積極性低，從而為經濟發展的推進帶來了一系列的相關問題。

2.2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不高

全市農業生產主要還是以分散的農戶家庭經營為主體，仍停留在小而全的小農經濟狀態，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不高，農民市場組織化程度不高，應對和抗御市場能力弱，這些都制約著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

2.3農村基層運轉困難

一方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十分緩慢，村級公益事業長期投入不足，生產和生活條件難以得到改善；農村稅費改革完成后，相應的配套改革還沒有跟上，村組機構仍然比較龐大，而用于支撐村級運轉的農業稅附加和轉移支付還不能滿足村級的正常運轉，部分村干部待遇過低，基層干部工作積極性不高，基層組織凝聚力、戰斗力不強，造成農村基層運轉困難。

3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在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大背景下，農業發展的內在條件和外部環境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提質增效轉方式，穩糧增收可持續，農業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呈現出農業經濟保持穩定健康發展的良好局面，形成農村經濟發展的一體化新格局。但是，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問題依然存在，要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就要針對這些問題采取相對應的解決辦法，從而促進農民經濟取得更快更好發展。

3.1大力發展村級主導經濟

正確處理好家庭經營與集體統一經營、專業合作經濟與集體經濟、所有制形式與實現形式、發展集體經濟與個體私營經濟的關系。在所有制結構上，積極發展集體直接經營、股份經營、合作經營等多種實現形式；在經營形式上，堅持按照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進行市場運作；在產業模式上，堅持一二三產業哪種產業符合實際，就發展哪種產業，不搞一刀切。要根據村級自身的特點，充分利用現有的稅收、用電、用地、用水等方面的優惠政策，積極提供各種高效優質的服務，大力開展招商引資活動，努力拓寬籌資渠道，將本地自然資源、項目資源與他人的資金、技術、管理、營銷等方面的優勢進行優化組合，開辟新的集體增收項目。深化村級集體企業改革，通過合資、合作、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積極吸引外資、民資和社會閑散資金參資入股，擴大資本，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

3.2強化金融支持力度

農村金融創新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環節，也是培育“三農”發展新動能的關鍵舉措。鼓勵金融機構擴大農村有效擔保物范圍，開展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抵押貸款試點。規范發展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積極開展農民資金互助組織試點，允許村集體經濟組織參股農村信用社、小額貸款公司和村鎮銀行。對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和農民資金互助組織投放村級集體的貸款享受金融部門同等財政補貼政策。

3.3發揮區域優勢，合理利用當地農村資源

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則，充分發揮區位、資源優勢，助推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合理有效地利用當地農村資源，著力優化農作物區域布局,把資源優勢切實轉化為產業優勢，穩步加快農業標準化、規?；洜I，不斷增強村級集體經濟實力。堅持改造傳統產業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相結合，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相結合，培育大集團與發展中小企業相結合，依托現有基礎，創建具有雞西市特色的現代工業新格局[3]。

3.4以科技促產品升級和產業鏈條延伸

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范文第5篇

關鍵詞：信息化環境 鐵路內部審計 問題 對策

最近幾年，為了應對信息化社會的挑戰，更好地完成審計工作，我國的審計信息化建設受到了國家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在國家審計署和各行各業審計人員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審計信息化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各行各業企業的審計工作中，網絡技術和信息技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然而，相對于我國社會的整體信息化水平而言，還有許多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還有很大的可進步空間。為了推動企業內部審計信息化的進程，全面的提高企業內部審計的水平，需要對這些問題進行妥善的處理。

一、內部審計概述

企業內部審計、政府審計、注冊會計師審計是目前常見的三種審計方式。其中，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就是指企業內部審計人員進行的一系列審核和評估工作，以明確企業進行內部控制的有效性、企業財務信息的真實性、完整性以及企業經營活動的效率等指標。按照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的定義，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就是“一種獨立、客觀的確認和咨詢活動，旨在增加價值和改善組織的運營，通過應用系統、規范的方法，評價并改善風險管理、控制和治理過程的效果，幫助組織實現其目標。”

與政府審計和注冊會計師審計相比，企業的內部審計人員對于企業的實際情況顯然更加了解，而且從審計的方式和審計的便利性上來說也更有優勢，更加契合企業的實際情況。因此，內部審計的工作效率與其它兩種審計方式相比更高，由內部審計總結的意見和建議更加具有針對性，對企業全面提高自身的內部管理水平很有幫助。然而，由于內部審計工作的特殊性，在實際進行內審時，也往往容易出現一些問題，需要進行妥善的解決。

二、信息化環境下企業內部審計存在的問題

（一）審計信息不完整、缺乏信息共享渠道

當前，我國許多企業內部審計工作效率不高，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審計信息不夠完整，缺乏一個有效的信息共享渠道。一方面，內部審計信息不完整，嚴重妨礙了內部審計工作的全面展開。例如，在審計開始前的準備工作中，無法保證所獲取的的相關資料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在企業進行內部審計的過程中，取得的相關內部控制信息缺乏說服力。另一方面，缺乏一個有效的信息共享渠道，使得無法最大化的利用手中即有的信息渠道。在企業內部的各個部門，相互之間的信息溝通渠道不暢，使得本來就有限的企業內部審計信息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的水平。

（二）企業內部審計人員的業務水平達不到要求

當前制約我國企業內部審計信息化建設的另一個影響因素是企業內部審計人員的業務水平達不到要求。一些審計人員的觀念跟不上時代的步伐，知識結構過于陳舊，業務上還是以傳統的工作方式為主，對計算機軟件的掌握程度遠遠不夠；同時，還有一部分企業的內部審計人員缺乏職業道德，在審計過程中常常出現舞弊現象。

在整個企業的內部審計過程中，一方面對于審計信息化的推動力度不足，沒有大力推廣審計軟件的應用和開發；另一方面，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壯大，企業承接的業務越來越多，企業內部審計的工作量也隨之增加，單純用人工的方法很難保證審計的質量，這就要求輔以審計信息管理系統。然而目前我國還有很大一部分企業內部審計人員缺乏對于審計信息管理系統的認識，導致審計工作的效率得不到提高。

三、信息化環境下企業內部審計應采取的措施

（一）大力開展計算機輔助審計技術培訓

企業內部審計人員的專業素質是開展審計信息化建設的保障。在信息化環境下，為了全面提高企業內部審計的水平，一方面需要加強對于審計軟件的開發和利用，另一方面需要通過培訓提高審計人員的業務水平。企業內部審計部門應當對工作人員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進行計算機技能的培訓，強化他們使用計算機的能力，多多培養那些即熟悉企業內部的審計業務，又擁有較高的計算機應用水平的復合型人才。同時，還要提高準入門檻，在進行人員招聘時不僅注重他們的審計知識水平，還要注重他們所具有的計算機技能。

（二）進一步提高內部審計的獨立地位

為確保審計機構獨立地開展內部審計活動，內部審計部門應享有經費、人事、內部管理、業務開展等方面的相對獨立性，不受來自管理層和其他方面的干擾。針對我國企業內部審計獨立性問題，需要建立有效的內部審計管理模式，應重點考慮董事會領導下內部審計的審計委員會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內部審計機構隸屬于董事會的審計委員會，獨立于管理當局，總經理及公司的全部經營管理活動都必須接受審計。審計結果直接向審計委員會報告，使內部審計保持了獨立性、公正性和權威性。

在這種內部審計管理模式下，內部審計具有較高的地位，能夠保持較強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在兩權分離狀態下，不僅能為委托人服務，對管理層進行獨立的評價與監督，又能與經營管理層互相聯系溝通，有利于加強管理、提高效益。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信息化社會的時代背景下，為了更好地完成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企業需要充分意識到審計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性，一方面提高審計人員的綜合素質，另一方面強化計算機技術以及網絡技術在審計工作中的應用，以最大限度的提高企業的內部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

參考文獻：

[1]李慶.計算機信息系統環境下審計面臨的問題與對策[J].中國注冊會計師.2004，15（07）：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