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貨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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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第1篇

【關鍵詞】財政政策；通貨膨脹；文獻綜述

自從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我國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也進一步的加大了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從目前來看，隨著各國財政赤字規模的不斷擴大，對財政赤字是否會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也就成為近年來各國學者高度關注的熱點經濟問題，而對與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密切的關系，各國學者所持的觀點也不盡一致。

一、財政政策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

1．二者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第一，國外經濟學者的研究。國外大多數都是從赤字財政的角度分析財政政策與通貨膨脹的關系。Barro（1976）指出若債券存量增長率超過產出增長率，持續赤字就會通過貨幣化的形式導致通貨膨脹。Sargent和Wallace（1981）認為持續的債券融資赤字將最終被貨幣化。Smith（1982）把維持貨幣目標路徑的觀點稱為“貨幣主義”，并比較了當總赤字不變時，使用債券和發行貨幣手段進行赤字融資的后果。Allen和Smith（1983）、Darrant（1985）、Munir和Am（1991），通過對具體國家的實證分析，指出財政赤字對通貨膨脹都有顯著的影響。Woodford（2001）認為貨幣政策決定一段時期內通貨膨脹率的平均水平，財政政策決定通貨膨脹率的波動性。Uribe（2002）利用VAR模型對阿根廷20年的財政赤字與零售物價指數進行了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并發現財政政策所導致的財政赤字持續擴大是導致貨幣過度發行從而引發通貨膨脹的一個主要原因。第二，國內經濟學者的研究。大部分經濟學者認為我國的通脹與財政赤字存在密切的關系。龔六堂、鄒恒甫（2002）通過構建不帶貨幣和帶貨幣的價格水平決定模型，指出我國的通貨膨脹也是一個財政現象，價格水平是由政府債券的實際值與政府財政剩余相等來決定的。閻坤（2002）指出由于我國中央銀行可以在公開業務中收購國債，加之過大的外匯儲備，從而形成巨大的貨幣擴張壓力。當用以彌補財政赤字的國債模達到一定規模后，政府信用就會有所動搖，一旦政府通過國債實現不了預期的結果，那么就只有靠鑄幣稅來籌集資金，最終無疑會導致惡性通貨膨脹。萬明國（2003）認為“財政赤字引致的財政性貨幣發行顯然是一種貨幣投放，尤其當國債發行收入被作為財政支出安排時，就會對基礎貨幣進而對貨幣乘數有所影響，起到一種創造貨幣的效應，由此構成對通貨膨脹的推動。”許雄奇、張宗益（2004）采用中國1978～2002年的數據對我國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顯示我國的赤字水平與通貨膨脹互為因果。方紅生、朱保華（2008）通過對1996～2006年的我國財政政策和物價水平進行分析，認為“在此期間財政政策承擔了控制物價水平的重任，要想穩定物價，必須采取盯住赤字的財政政策。”張延（2010）發現我國的財政政策具有相對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即使目前通貨膨脹尚未高企，刺激性財政政策也很可能已經過度。也有部分經濟學者認為我國的通脹與外匯儲備有著顯著關系。張曉樸（2002）、孫建平（2003）、劉榮茂和黎開顏（2005）對我國通貨膨脹發生的現象進行解釋，并發現外匯儲備增加幅度和通貨膨脹的發生存在顯著的關系，這說明外部沖擊對我國通貨膨脹的發生有著顯著的影響。

2．二者之間不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當然，也有經濟學者對財政赤字政策導致通貨膨脹的觀點提出質疑。第一，國外經濟學者的研究。Friedman（1982）認為赤字與通貨膨脹之間實際上只存在最松散的關系。Darby（1984）認為只要既定的預算赤字就能夠動態地同某一個范圍內的貨幣增長率保持協調，那么財政赤字即使有貨幣化的傾向也不會引起通貨膨脹的發生。Buiter（1985）研究了財政政策導致巨額人均實際總赤字對通貨膨脹時間途徑的影響，認為赤字的增長對長期通貨膨脹率的影響程度是有限的。Giannaros和Kolluri（1985）對10個工業化國家在1950至1981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只有3個國家財政赤字貨幣化的跡象比較明顯，認為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間也不存在因果關系。Abizadeh（1998）、Afonso（2002）等通過實證分析也分別發現美國和歐盟15國的預算赤字對通貨膨脹率并無大的影響。第二，國內經濟學者的研究。國內許多學者結合我國實際對兩者關系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也認為二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關系。李昌達和曹萍（1996）通過對中國1981至1994年的數據研究后得出，“我國的經濟增長、貨幣供應量、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顯著的滯后相關性，其滯后期基本是一年；經濟增長是引發通貨膨脹的首要因素，而貨幣供應量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則遠遠超過了財政赤字，赤字與通貨膨脹的相關程度很低。”馬拴友等（2002）利用VAR模型進行研究，結論表明我國財政赤字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相對較小。洪源和羅宏斌（2007）認為我國財政赤字不是引起貨幣供給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在樣本區間內財政赤字沒有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涂立橋（2008）認為赤字財政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路徑是通過國債余額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貸余額，進而影響通貨膨脹率來實現。在這一傳遞過程中，由于我國赤字在整個財政中的比重較小，所以赤字財政政策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程度也很小。萬曉莉和傅雄廣（2008）經過實證分析發現，盡管財政政策對價格有一定影響，但我國的物價水平仍然由貨幣當局決定。王玨（2010）認為財政支出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在一定時期內，財政支出與通貨膨脹具有反向變動關系，然后轉為正向影響。從長期來看財政支出與通貨膨脹有正向變動關系。高茵（2010）指出財政支出對通貨膨脹的解釋力很低，通貨膨脹還是主要決定于貨幣因素和預期因素。

二、結論

第一，上述研究多是就政策的某一方面進行分析，因此，研究結論并不能全面體現政策的綜合影響；第二，在大多數實證分析中，經濟學者直接采用財政赤字代替財政政策進行分析，變量的選擇缺乏理論依據，并且數據的選擇也并非完全處于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期間；第三，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經濟金融體制，運用不同的實證研究方法都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因此，要弄清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就必須立足于本國的實際經濟運行情況，從中找出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和因果關系，只有這樣才能對兩者的關系進行系統的、客觀的評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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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Giannaros，Kolluri．Inflation stabilization and BOP c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Working Paper．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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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馬拴友．積極財政政策：評價與展望[J]．管理世界．2002（5）

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第2篇

近年來,中國金融市場上一個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廣受爭議的一個現象,就是廣義貨幣(M2)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不斷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05年的1.98,為世界之最。這樣的增長態勢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見下圖1和圖1.2。從下圖來看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中廣義貨幣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以至于M2/GDP增加是一個長期現象。

從增量上看,改革開放以來,M2的年增長率幾乎都高于GDP的年增長率,直到近年來才有所趨近(見下圖),這表明長期積累帶來的M2規模大于使得M2/GDP這一比例在近幾年仍不會得到明顯的改觀。

通過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第一,我國M2與GDP比率不斷上升,說明我國經濟貨幣化程度已進入較高級階段。第二,我國M2與GDP的比率成為世界之最,并不說明我國經濟貨幣化水平最高,這是我國金融體系還不完善的結果。我國銀行業相對發達,而非銀行金融業比較落后,社會貨幣收入過多地集中在銀行,造成M2過度膨脹,而不能及時、合理地分流到證券市場、保險市場和社會保障系統,以促進貨幣供應量級次不斷提升。第三,貨幣對經濟的推動力呈弱化趨勢。

2M2與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經濟的貨幣化

經濟的貨幣化是指通過貨幣進行的經濟活動比例的不斷增加,而與傳統的物物交換相聯系的非貨幣化經濟比例則不斷下降。貨幣化的關鍵之處在于它會引起對貨幣的額外需求。改革開放以前,在廣大農村地區,實物交易較為廣泛地存在;其后,隨著農村市場的開放,改革向城市和國有企業推進,商品交易領域的擴展和交易媒介貨幣化程度加深,對貨幣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學者估計,在我國改革初期,為了滿足經濟貨幣化對貨幣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貨幣供給6%-8%。居民儲蓄行為的增加,從而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發展中國家由于貨幣進程較低,所以其M2/GDP增長速度較快。中國由于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M2/GDP有不斷上升的趨勢,但是國內學者一般公認到1993年,中國的貨幣化已經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斷中國M2/GDP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2.2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和居民儲蓄的高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民收入宏觀分配格局明顯向居民傾向,個人最終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于同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再加上儲蓄存款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居民首選的金融資產形式,所以從1978年以來我國的國民儲蓄率一直保持穩定的增長,使得居民儲蓄迅速增長。因為高的儲蓄率會導致儲蓄存款余額和準貨幣總額增加,從而使得M2增加,成為推動M2/GDP上升的主要動力。

2.3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國貨幣流通速度不是一個常數,由于經濟的貨幣化以及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高等原因,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貨幣流動性下降的情況下,要維持正常的經濟增長,貨幣存量就必須相應的擴張,從而導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銀行體制、金融市場不發達等各種原因,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驟降到2002年的0.55。

2.4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單一

當前,盡管我國債券市場及股票市場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但仍然比較滯后。公司債券市場不發達,商業票據市場不發達,企業融資主要靠銀行。導致我國直接融資所占比重仍然較小,企業融資過多的依賴于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倒閉機制的影響,銀行體系只能被動供給貨幣以滿足社會對資金的需求,廣義貨幣M2不斷膨脹,由此導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資渠道卻相對匱乏,居民缺乏多樣性的投資渠道,再加上國人具有高儲蓄的偏好,及銀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儲蓄余額長期增長。從而導致M2/GDP越來越高。

2.5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現為同等的GDP增長需要更多的貨幣供給來推動,致貨幣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金融資源對國有經濟的過度傾斜以及對非國有經濟投入的相對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資源的國有經濟的效率卻又相對不足。對于我國,銀行主導型的融資結構決定了金融資源的配置主要是通過銀行進行的。由于傳統和體制上的原因,我國的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融資服務對象仍主要面向國有經濟,以致國有經濟一直是寶貴信貸資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資領域,國有經濟也是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券市場的融資主體,非國有經濟總體上仍然較難通過直接融資方式獲取大量金融資源。這種金融資源過于向國有經濟傾斜的現實無法與我國當前經濟結構的變化相稱。與此同時,大量向國有經濟傾斜的金融資源,卻由于國有經濟的預算軟約束和整體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無法回收的貸款。在這種局面下,為了給經濟運行提供寬松的貨幣環境,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又必須不斷提供新的信貸,導致M2的膨脹,并自然表現為高的M2/GDP比率,而從中反映出的卻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積極的財政政策

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國債的大量增發,即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得大量增發國債,當居民認購國債時意味著M2準貨幣的減少,但是當政府用出售國債的錢全部用于投資和購買時,通常會形成M1增加,同時由于政府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時M2的供給規模恢復原來的水平并且繼續遞增。導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從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標持續走高。所以,我國金融深化指標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國金融發展的結果,而是我國特定的財政政策制度。

2.7迅猛增長的外匯儲備

近幾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的迅猛增長(見下圖,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也是導致貨幣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據貨幣經濟理論,一國的貨幣供給M是國內信貸D與外匯儲備F之和,即:在當前信貸投放增長相對減緩而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的態勢下,外匯占款已經成為了我國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方式。

我國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但在雙順差中,資本賬戶順差占據主導地位。這說明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除了來自進出口貿易增長外,更多的應歸因于利用外資和國際投機資本大規模進出所帶來的資本項目凈流入,特別是國際游資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而大量流入。很明顯,現階段央行在外匯市場被動地購買外匯儲備已成了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靈活性面臨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挑戰。這種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所帶來的問題是,有外匯收入的企業因為結匯而具有較為充裕的資金,這些資金除部分進入生產流通環節外,其余則成為了銀行資金流并大量地反映為銀行存款,從而導致貨幣化比率的進一步上升。

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第3篇

隨著央行首次降息而來的是對下一步貨幣政策操作的種種猜測。市場的主流意見是央行在接下來的兩個季度會進一步降息降準。而最近一段時期，對于央行降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金融體系的幾個現象。首先，降息短期的直接受益者是房貸利率的下調和大企業融資條件的改善，但是，至少目前并無跡象顯示小微企業在本次降息中得到好處。事實上，筆者最近的調研發現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甚至還略有上升。

其次，銀行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在2014年三季度末為2.3%，較二季度末上升了 0.6個百分點。這反映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并未出現過緊的現象。

第三，在宏觀經濟整體走弱的情況下，銀行體系目前普遍存在惜貸現象。這反映了銀行信貸的順周期特征。

以上現象表明，人民銀行一直強調的貨幣政策傳導中的結構性的問題正在發生，即由于信貸市場微觀機制的扭曲，寬松貨幣政策并不能使整體實體經濟受益，地方政府和大企業相對于小企業而言仍有很大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央行進一步寬松貨幣政策仍然受制于結構性問題的約束，對于降準可能帶來的政策效果也被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擔憂是央行在2014年創新更多定向的數量型政策工具的主要原因。但是，這些創新性貨幣政策工具在實際中的效果并不理想。

問題的核心是，如何在降準同時防止出現貨幣政策傳導的結構性問題。在本文中，筆者試圖提出一個通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方式，通過降準提高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具體而言，降準的方案包括三個部分。首先，央行可一次性降準2個百分點，大約可以釋放2萬多億元的存款準備金。其次，財政部發行等額的國債，以此置換央行的存款準備金。第三，財政部的國債發行可以用來支持小微企業減稅，或支持三農領域、棚戶區改造、技術改造、基礎設施等領域。

這種操作可以克服僅僅通過降準可能帶來的傳導效率的問題。

首先，這可以糾正目前存款準備金過高的問題，通過降準釋放部分流動性。在當前實體經濟短期面臨下行壓力，尤其是小微企業普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難題的背景下，降準為宏觀經濟支持實體經濟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前提。

第二，對于銀行而言，以相對高息的國債資產置換收益率較低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其收益率僅為1.62%），有助于提高銀行的利潤。這為進一步推動利率自由化創造了空間。11月央行降息的決定中，貸款利率下調了40個基點，而存款利率僅下調了25個基點，同時存款利率上浮區間由10%上升到20%，這使得銀行普遍面臨利差縮小、利潤下降的問題，也給進一步推動利率市場化帶來了相當的阻力。

第三，此舉可以避免降準以后銀行仍然惜貸而導致的貨幣政策傳導不通暢的問題。通過加大財政支出，尤其是降低稅費的形式支持小微企業和其他特定的經濟部門，結構性支持的效果會更加明顯。從根本上說，銀行體系信貸的順周期特征是一個正常的商業決定。如果強調以結構性的貨幣政策來解決這一問題，可能會帶來新的市場扭曲行為。相比而言，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在這方面有更大的作為空間。

第四，以上的操作可以避免財政政策的貨幣化。從2008年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以來，一直存在的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僅僅有一小部分從擴大財政赤字中得到支持，而更多的重任則是由貨幣政策來承擔的。這導致了非金融部門債務的快速增長，房地產資產價格的泡沫式增長等各種問題。

最后，國債發行規模的上升有助于發展債券市場，在此基礎上建立國債收益率曲線。這既有利于發展中國的債券市場，也為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建立以市場利率為基礎的新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第4篇

一、為什么政府投資的乘數效應減弱

劉國光說，去年我國面對國際 金融 形勢動蕩、國內經濟形勢走勢變化和市場化所引起的消費需求不足，采取了擴大內需的方針，在適當的貨幣政策配合下，著力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對于去年下半年經濟增長回落的扭轉和推動今年上半年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乞今，國家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所啟動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資和一些相關的投資品產業，而對真正的非政府社會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則不很明顯。內需不足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現在：商品零售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負增長的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失業下崗情況仍在 發展 。劉國光指出，過去我國中央政府在經濟低谷時采取財政投資來啟動經濟是很靈驗的，很快就能把地方和部門 企業 的投資及居民消費需求帶動起來。那么，為什么這一次增加政府投資對于啟動社會總需求的效應不如過去那樣明顯呢？

劉國光認為，從投資需求看，經過20年的體制改革，我國投資主體趨于多元化，投資行為趨于市場化，投資風險機制逐漸強化，企業、銀行的財務約束逐漸硬化。所有的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資決策不能夠象過去計劃經濟 時代 那樣容易啟動地方部門和企業的投資行為，再加上當前供大于求，最終需求拉動不足以及逐漸走低的市場形勢， 影響 了投資者的投資收入預期和投資意愿，導致社會投資啟動緩慢。

從消費需求看，經過20年的改革，我國居民從過去被動的配給對象轉變為自主的消費者，居民消費行為逐漸理性化。在傳統的低收入、低消費的觀念仍然主導著經濟決策的條件下，隨著住房、醫療、 教育 、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實物性、集團性、福利性消費逐漸減少，原有體制內居民自主性支出逐漸增加，而貨幣性收入卻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相應同步提高，減收增支的預期、下崗失業的上升、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導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邊際儲蓄傾向上升。由于現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觸及收入分配關系的調整，消費需求也不可能對擴大內需的客觀調控作出迅速反應。

因此，劉國光說，由于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機制上的變化，政府財政公共投資的乘數效應有所減弱，再加上供給方面的激勵機制和對企業家的激勵機制遲遲未能形成，國有企業一般缺乏必要創新的動力，供給結構不能迅速調整，以適應新的需求格局，這更加限制了現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社會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實際效果。

二、要不要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

劉國光提出，在 目前 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相對于政府投資來說啟動比較緩慢的情況下，強調直接鼓勵民間投資和消費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這是很正確和必要的。劉國光進一步說，今年的經濟工作在這些方面已經安排了不少的積極措施。一季度以來，貨幣供應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顯上升，但是這些都是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用的同時進行的。去年預計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國債拔款1000億元和銀行貸款1000億元，沒有用完的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且增發了國債用于增加今年的赤字預算投資。那么，從今年上半年起，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是將不再作為啟動經濟的主要支撐政策呢？對此，劉國光認為，這樣的判斷現在還早了一點兒。他說，首先，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需要一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社會投資的主要制約因素一是資金，二是市場。目前問題更大的是市場不振，居民的最終消費需求不足。目前，中央提出來的啟動居民消費的招數很多，但大多數不能立桿見影。就拿當前人們議論最多的消費信貸來說，這一直是促進消費的一個好辦法，從長期來看也是一個發展的方向。然而從近期看，遇到了居民消費觀念的障礙，所以消費信貸增長的步伐并不盡如人意，在居民最終消費需求和社會投資還未有效啟動成功之前，以政府投資為主導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顯然還不能放棄。

其次，去年由積極的財政政策開啟的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項目，工期長、規模大，需要繼續投資才能夠堅持，近期項目建成以后，還要有后續項國接替，這樣才能保持投資增長與經濟增長相適合，否則就會發生建設投資斷層現象，造成損失，影響經濟增長波動幅度。這就要求我們繼續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再有，政府投資乘數效應的減弱，并不意味著政策失靈、失效，這里有一個實施的問題。去年2月份國債和銀行貸款實際到10月份才真正到位，有相當大一部分轉在今年一季度使用，其帶動經濟增幅回升的效應已經顯現，只要力度、時間適當，形成中不發生斷層的現象，那么推動經濟增長后續作用的增強是不容忽視的。

基于以上的認識，劉國光指出，在直接啟動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措施還沒有發揮足夠有效作用以前以及在出口的需求不振局面還沒有扭轉的情況下，為了實現必要的經濟增長幅度，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繼續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是十分必要的。

三、擴張性財政政策與 社會 民間投資關系的 問題

劉國光說，1998年宏觀調控的實踐證明，單純依靠政府投資未能很快啟動非政府的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貧。這其中有前面所講的乘數效應減弱的問題，也有財政支出和投資本身的導向及結構問題。去年以來，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安排中，一般比較偏重于資本密集、規模較大并且由政府全資包攬的重點建設項目，而對于勞動密集型、中小規模以及其他社會民間資本參與的生產建設項目則比較少地考慮。以上種種原因，再加上 金融 體制和信貸政策的運用上存在的問題，導致了去年以來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難以取得迅速帶動民間投資和消費的傾向。因此，劉國光表示，今后如果進一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支出，需要考慮調整財政支出的結構和政府投資的方向，放開投資領域和市場準入的門檻，使之有利于民間投資和消費的啟動。

四、擺脫低工資、低收入、低消費的傳統觀念束縛，大力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啟動最終消費

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第5篇

凱恩斯之后,各經濟學流派基本上

對因政府過度擴大支出而導致的財政赤字持否定態度。

關于財政赤字對經濟發展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的爭論由來已久。傳統的凱恩斯經濟學理論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失業和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為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凱恩斯給予的藥方就是推行赤字財政政策,這也成為國家干預主義的開始。

凱恩斯認為,政府推行赤字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增加,因此財政赤字可以增加總需求,從而增加產量和就業,最終導致經濟復蘇。只要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并使個人收入增長,財政赤字是必要的,也無大礙。

反對財政赤字

凱恩斯主義的這種觀點主宰了當時整個經濟學界。直到20世紀70年代,經濟滯脹使得凱恩斯的赤字財政理論逐漸退出了主流經濟學理論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包括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貨幣主義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各新興學派,這些學派都奉行自由主義,強調市場有效性,反對干預主義,而對財政赤字也自然抱著反對的態度。

以布蘭查德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認為,財政赤字政策不僅無效,而且有害。他們認為,財政赤字通過把稅收跨期轉嫁給后代人,增加了個人在生命周期內的總消費,較高的消費意味著儲蓄的減少,這將導致利率的上升,而利率的提高將抑制投資的增加。因而持久性財政赤字擠出了私人資本形成,即所謂的“擠出效應”。除此之外,利率上升也會影響利率敏感型的消費,如依賴信貸融資的耐用消費品,以及購房等投資消費活動。

而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主張約束政府的支出規模,保持財政平衡,反對財政赤字以及相應的國債政策。布坎南認為,用于公共開支的財政赤字將擠出私人投資。而且財政赤字產生后,政府必然要求平衡預算,而不管是增稅的形式還是舉債的形式都將進一步影響經濟系統,前者影響居民的消費意愿,后者有可能加劇貨幣膨脹,進而造成通貨膨脹,影響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顯然,這是公共選擇學派反對財政赤字以及相應的國債政策主要原因。

倡導自由主義的貨幣學派反對政府干預,自然不同意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弗里德曼等人對財政赤字政策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以巴羅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凱恩斯學派的赤字財政政策無論在短期還是在長期都是無效的,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再次論證了李嘉圖提出的財政赤字中性理論。李嘉圖認為,政府無論用債券還是稅收籌資,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者等價的。從表面上看,以稅收籌資和以債券籌資并不相同,但是,政府的任何債券發行將承擔償還義務,這意味著未來征收更高的稅收。而這也將被理性的消費者所意識,那么他們會把相當于未來額外稅收的那部分財富積蓄起來,最終結果一樣。

高赤字不利于經濟長期發展

雖然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財政理論認為,政府推行赤字財政政策可以起到促進經濟恢復與經濟增長作用,尤其是經濟社會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但在吸收貨幣主義等各學派的理論基礎上,以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卻重視財政赤字和高負債的負面效應。

他認為,預算赤字的增大如靠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彌補,這意味著實際執行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積極貨幣政策。那么赤字政策雖然會增加產出,但同時也導致通貨膨脹的加劇和投資擠出效應。因此,如果財政赤字政策得不到貨幣政策的有效配合,高財政赤字會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進而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

可以看出,凱恩斯之后,各經濟學流派雖立場不同,但基本上對因政府過度擴大支出而導致的財政赤字持否定態度,特別是持久的財政赤字。高赤字和高負債不利經濟的長期穩定持續發展,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四個方面:

一是,長期的財政赤字影響財政政策調控的自由度和力度。長期財政赤字使得政府償債能力受到懷疑,那么政府將面臨更高的籌資成本,政府的融資能力受到影響,調控力度有限。而在高赤字情況下進一步提高支出和稅收的空間也都比較小,政策調控不再具有較好的彈性。

二是,市場利率提高,擠出效應抵消拉動作用。如果以發行國債彌補收支差額,利率將被迫提高,而利率的提高抑制私人投資,擠出效應減弱政策的作用。同時,財政政策導致的利率變動也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操控。

三是,高赤字帶來的通脹威脅。目前理論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高赤字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影響通脹水平。如果通過多發貨幣的形式來彌補財政赤字,那么最終導致赤字貨幣化,市場貨幣供應增加,通脹威脅加大,而通過發行國債的方式要好于發行貨幣的形式,但也存在引發通脹的可能。

四是,高負債帶來的經濟不公平。高赤字、高負債的結果是高的利息支付,哪怕是當下經濟需要發行國債,有利于短期的經濟穩定,但長期的結果必然是下一代背負高債務及承擔高額利息支出,造成代際不公平,經濟系統長期失衡。因此,應從經濟的可持續平穩發展角度實施財政緊縮措施,鞏固財力,穩定市場信心,從而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

平衡財政的一般做法

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是必要條件。為了平衡財政,增收減支是必須進行的事項。緊縮財政赤字和經濟增長在短期內有一定沖突,但是要縮減赤字卻必須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

財政具有自動穩定器的功能,在經濟高增長時期,失業保險等福利支出將會隨著就業和收入的改善而自動減少;而稅收也因為國民收入提高帶來稅基和稅率的提高而增長,財政赤字自然消減一部分。但相反,如果沒有經濟的復蘇和持續增長,自動穩定器功能將導致收入減少而支出增加,赤字不降反增。

因此,減少赤字,緊縮財政的首要條件是保證經濟能夠基本平穩增長。這就需要各國在實施財政緊縮的同時,必須兼顧經濟的合理增長,否則,只能是南轅北轍,削減財政赤字的目標難以實現。

增收節支將是結構性調整,而非全面開展。基于削減開支,政府將減少開支增加稅收,但出于保證經濟增長的需要,增收節支一定是結構性的。

節支方面:一般選擇壓縮國防等開支、加強財務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等來減少政府開支;但并非一味壓縮,同時會增加促進就業、投資等方面的支出,以及促進能帶來長期或新增長的教育、科技和創新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