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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關系原因分析
(一)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退出農村金融市場
從2000年開始,在我國農村,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相繼撤出縣級及縣級以下地區。從而導致農村金融供應機構以及資金供應出現嚴重缺口,與當時農村經濟機制改革產生重大矛盾,隨著矛盾的日益尖銳,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面臨著積重難返的威脅。
(二)缺乏良好的農村金融環境
現階段農村經濟的發展缺乏良好的農村金融運行環境:一是我國目前的農村金融機構還都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二是缺乏有效的宏觀政策支持;三是缺乏對農村進行教育、醫療、法律等公共產品充分供應;四是應加強農村社會保險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三)農村非正規金融行業沖擊金融市場
在農村,私人借貸極為普遍,構成了農村借貸的主要方面。農戶的支出比例從大到小依次為教育、生活、醫療和生產,當入不敷出時,農戶往往更傾向于通過私人借貸的方式獲得資金。有數據顯示,農戶從正規金融獲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這主要是因為通過正規農村金融機構獲得借款非常困難。調查顯示,農民借貸的問題并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是根本借不到錢。非正規金融的存在顯然有其必要性,但問題是非正規金融游離于法律之外,可能蘊含著極大的風險。
(四)存款保險體系不健全
存款保險制度作為金融穩定的重要保障因素,增強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防止擠兌危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現行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缺乏相關的存款保險制度,從而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二、政策建議
(一)改革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和外部支持環境
現有農村金融監管力量,分別來自于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各省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往往出現職責上的分工問題,或者造成監管漏洞,監管不到位,或者監管過度。因此應該加強監管部門的監管力度。農村金融改革同時需要一個良好的金融運行環境。一是需要相應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我國目前的農村金融機構還都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二是需要相關準備金管理,再貸款利率等方面的宏觀政策的支持;三是需要對農村進行教育、醫療、法律等公共產品充分供應,促進農村商業金融服務的改善;四是加強農村社會保險、醫療保險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以促進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
(二)推進農村金融改革與城市金融協調發展
金融改革始于城市,這就造成了農村金融改革與城市金融改革脫節。農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城市金融,農村金融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變化。農村經濟和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帶來了農村金融需求的變化。經濟發展的過程在逐漸地削弱二元結構特征,城鄉統籌、縮小城鄉差距也成為政府現階段經濟工作的重心。池小萍在“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的互動式發展”一文中提到,與城市金融相比,農村金融服務對象的特殊性、服務地域的廣闊性而導致經營管理難度較大,而使以利潤為導向的金融機構望而卻步。因此,應注意農村金融系統改革與城市金融系統改革推進的協調性。
(三)完善我國農村存款保險制度
鑒于我國目前存在的良莠不齊的農村信用環境,設置強制投保可以避免“劣幣驅逐良幣”效應。并且強化準入機制,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將經營效益差的信用單位排出農村金融市場,確保農民的財產安全。
(四)注重農村金融的多元化發展,實現小額信貸組織創新。
雖然非正規農村金融市場充斥了正規農村金融市場,但我們不能否認非正規農村金融市場對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不同性質市場的存在可以形成一個良性的競爭環境。為了獲得更多的收益,雙方會不約而同地改善經營模式,加強管理,而最終獲益者為廣大農民,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保障。例如,進行以利潤為導向、成本收益平衡、運行效率高的小額信貸組織創新,通過降低運營成本、提高利率的方法從多個渠道減少對捐贈的依賴。
(五)區別化對待,滿足不同地區的農村建設要求
我國不同地區農村的經濟狀況、耕作環境、教育水平等方面差異顯著,因此出臺政策應區別化對待,切勿“一刀切”。比如,將農村信用合作社按照行政區的等級劃分,逐層削減規模,使農村信用合作社真正的深入農村,切實為農民解決問題。這樣,既可以節省農民辦理事務的成本,又能提高合作社的工作效率,從而加快新農村建設的步伐。
現階段,我國很多地區仍存在較為嚴重的二元經濟結構,發展農村經濟,統籌城鄉發展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縱觀近期文獻,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金融的發展呈現正相關的關系,但這種關系表現得并不明顯,主要原因在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阻滯給農村經濟的發展帶來威脅。
一、相關關系原因分析
(一)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退出農村金融市場
從2000年開始,在我國農村,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相繼撤出縣級及縣級以下地區。從而導致農村金融供應機構以及資金供應出現嚴重缺口,與當時農村經濟機制改革產生重大矛盾,隨著矛盾的日益尖銳,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面臨著積重難返的威脅。
(二)缺乏良好的農村金融環境
現階段農村經濟的發展缺乏良好的農村金融運行環境:一是我國目前的農村金融機構還都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二是缺乏有效的宏觀政策支持;三是缺乏對農村進行教育、醫療、法律等公共產品充分供應;四是應加強農村社會保險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三)農村非正規金融行業沖擊金融市場
在農村,私人借貸極為普遍,構成了農村借貸的主要方面。農戶的支出比例從大到小依次為教育、生活、醫療和生產,當入不敷出時,農戶往往更傾向于通過私人借貸的方式獲得資金。有數據顯示,農戶從正規金融獲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這主要是因為通過正規農村金融機構獲得借款非常困難。調查顯示,農民借貸的問題并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是根本借不到錢。非正規金融的存在顯然有其必要性,但問題是非正規金融游離于法律之外,可能蘊含著極大的風險。
(四)存款保險體系不健全
存款保險制度作為金融穩定的重要保障因素,增強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防止擠兌危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現行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缺乏相關的存款保險制度,從而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二、政策建議
(一)改革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和外部支持環境
現有農村金融監管力量,分別來自于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各省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往往出現職責上的分工問題,或者造成監管漏洞,監管不到位,或者監管過度。因此應該加強監管部門的監管力度。
農村金融改革同時需要一個良好的金融運行環境。一是需要相應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我國目前的農村金融機構還都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二是需要相關準備金管理,再貸款利率等方面的宏觀政策的支持;三是需要對農村進行教育、醫療、法律等公共產品充分供應,促進農村商業金融服務的改善;四是加強農村社會保險、醫療保險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以促進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
(二)推進農村金融改革與城市金融協調發展
金融改革始于城市,這就造成了農村金融改革與城市金融改革脫節。農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城市金融,農村金融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變化。農村經濟和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帶來了農村金融需求的變化。經濟發展的過程在逐漸地削弱二元結構特征,城鄉統籌、縮小城鄉差距也成為政府現階段經濟工作的重心。池小萍在“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的互動式發展”一文中提到,與城市金融相比,農村金融服務對象的特殊性、服務地域的廣闊性而導致經營管理難度較大,而使以利潤為導向的金融機構望而卻步。因此,應注意農村金融系統改革與城市金融系統改革推進的協調性。
(三)完善我國農村存款保險制度
鑒于我國目前存在的良莠不齊的農村信用環境,設置強制投保可以避免“劣幣驅逐良幣”效應。并且強化準入機制,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將經營效益差的信用單位排出農村金融市場,確保農民的財產安全。
(四)注重農村金融的多元化發展,實現小額信貸組織創新。
雖然非正規農村金融市場充斥了正規農村金融市場,但我們不能否認非正規農村金融市場對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不同性質市場的存在可以形成一個良性的競爭環境。為了獲得更多的收益,雙方會不約而同地改善經營模式,加強管理,而最終獲益者為廣大農民,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保障。
例如,進行以利潤為導向、成本收益平衡、運行效率高的小額信貸組織創新,通過降低運營成本、提高利率的方法從多個渠道減少對捐贈的依賴。
(五)區別化對待,滿足不同地區的農村建設要求
我國不同地區農村的經濟狀況、耕作環境、教育水平等方面差異顯著,因此出臺政策應區別化對待,切勿“一刀切”。比如,將農村信用合作社按照行政區的等級劃分,逐層削減規模,使農村信用合作社真正的深入農村,切實為農民解決問題。這樣,既可以節省農民辦理事務的成本,又能提高合作社的工作效率,從而加快新農村建設的步伐。
(六)完善金融所有制結構,加快資金回流
有數據顯示,農村建設常出現資金運用不合理的情況。因此可規定對資金運用達不到規定比例的,要求其增加信貸資金投入,或者減少存款,或者自動退出農村存款市場。加快資金的回流,為農村的建設提供充分的資金流支持。
參考文獻
[1] 周霆,鄧煥民.中國農村金融制度創新論[M].中國財經出版社,2005.
[2]薛紅,賴景生.基于城鄉統籌視角下重慶市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相關關系分析[J].管理學家.2009(04).
[3]彭藝,彭紫云. 農村金融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以中部地區為例[J]. 理論探討.2010(04).
[4]池小萍. 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的互動式發展[J]. 中國流通經濟.2006(06).
2005年農業和農村工作要確保糧食供求平衡和價格穩定,確保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加快農村改革的步伐。
一、雖然2004年糧食大幅度增產,但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并沒有明顯提高。糧食調控政策應該把握好兩點:既要重視切實保護和穩定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也要高度重視防止糧價出現較大幅度的回落。
2004年糧食總產量4695億公斤,比上年增產388億公斤,增長9.0%,扭轉了1999年以來連續5年下降的局面;糧食單產308公斤/畝,比上年增長6.6%。糧食單產和當年糧食增產量均創歷史最高水平。糧食增產幅度這么大,與氣候因素有直接關系,更得益于國家對糧食生產的扶持政策。2004年旱澇災害呈“點狀、散發”,未形成大的區域性災害,總的受災程度也較輕。1990年以來平均每年旱災面積為4.12億畝2003年為3.73億畝2004年為2.18億畝1990年以來平均每年澇災面積為2.25億畝2003年為3.05億畝2004年為1.16億畝。2004對糧食生產的支持政策力度之大是多年來不曾有過的。2004年糧食工作中的一條重要經驗是,面對糧食價格的全面上漲,決策部門沒有人為打壓糧價,而是順應了市場供求規律的要求,理性地對待糧價上漲。
目前國內糧食總需求大約在9700多億斤,每年約增長0.8%,這是各個方面比較接近的看法。只要今年糧食產量能達到9300--9500億斤,加上大豆進口和適當進口一部分小麥,完全可以確保糧食供求基本平衡。實現糧食總產量達到9300--9500億斤的目標,取決于氣候條件是否有利,也取決于對糧食生產的支持政策能不能保持穩定、并不斷完善和強化。實現這樣的目標雖然有難度,但只要調控政策得當,是完全有可能的。
這次糧食價格上漲以后,能在目前的高價位上維持多久?會不會只維持23年的時間?這是當前農民和糧食主產區最為擔憂的一個問題。從過去10年的情況看,1993年底至1996年糧價經歷了3年的上漲,1997年至2003年又經歷了近7年的下跌和持續低迷。受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糧食價格出現一定幅度的波動是難免的,但一定要防止這次糧食價格上漲23年后,又出現較大幅度的下跌。今后23年內糧價下跌的可能性要遠大于糧價上漲的可能性。如果出現糧價大幅度的回落,整個農業和農村工作會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
2005年我國糧食政策的基本趨向是:
1、穩定糧食播種面積。這是穩定和增加糧食產量的基本保證。2003年糧食播種面積為14.91億畝。2004年農業部的估計是15.3億畝,增長4000萬畝。今年要爭取恢復到15.5億畝。
2、穩定和完善對糧食生產的各種扶持政策。繼續對種量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農業稅的減免力度進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的資金會進一步增加。最低收購價的政策仍繼續保留。從國內外的經驗看,最低收購價或最低保護價政策雖有必要,但政策成本往往較高,即使采取這項政策,也要把握好力度,最低收購價的水平要合理確定。要集中財力確保對主產區短缺的重點糧食品種的價格保護。
3、加大中央財政對糧食主產區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的支持力度。農村稅費改革前,每年中央加地方的農田水利投資為200億元左右,其中中央占1/3,而每年農民自籌資金就達200億元左右。高峰時每年冬春農民投工可達到80億100億個工日,最近幾年,農民投工這一塊已經大大下降,現在已降到50億個工日,今后還會繼續下降。逐步取消“兩工”后,如何保證農田水利建設有穩定的資金渠道,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今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對于農民直接受益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在切實加強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的前提下,可以允許投工投勞。全國有60多萬個村莊,在短期內把農村各種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都納入公共財政的支持范圍是不現實的。引導農民自覺自愿投工投勞,參與各種小型基礎設施建設,是不能回避的一個重要政策課題。在實踐中如何把握好有關政策界限,需要嚴格控制標準、嚴格規范,防止重新加重農民負擔。對于受益對象范圍較大的農村公共工程,必須納入各級財政的支持范圍,不能再重新恢復農村義務工制度,對參與工程建設的農民必須給予合理的報酬。要大幅度增加中央財政用于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的投資,主要用于支持糧食主產省份改善生產條件。
4、建立對糧食主產區的補償機制。目前的糧食風險基金是中央給一塊,地方政府掏一塊。糧食調出省將糧食調往糧食主銷區時,實際上將糧食風險基金的一部分補給了糧食調入省份,這樣就形成了“窮省”補貼“富省”的現象。在過去糧食多時,糧食主產區感到吃虧。這種反常的補貼嚴重打擊了糧食主產地區的生產積極性。糧食安全不僅僅是糧食主產區的事,更是糧食調入省份的事,不能讓經濟相對落后的糧食主產區來承擔這個責任。今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要建立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之間的利益協調機制,具體設想是:適當降低主產區糧食風險基金中地方財政的自籌比例;從經濟發達省份根據其糧食調入量或占用的耕地數量,收取補償金給中央財政,形成糧食安全基金;將土地出讓金的一部分歸集到中央作為糧食安全基金的來源,中央財政根據糧食調出省份糧食調出的數量給予適當補貼。
5、協調好糧食進出口政策與國內糧食政策,防止出現“逆向調節”,并弱化我國進口糧食的“大國效應”。從以往經驗看,出現過國內糧食供給相對平衡的時候卻大量進口,國內糧食減產供應緊張的時候又大量出口的現象。要統一協調糧食內外貿政策,提高糧食進出口的運作效率,防止糧食的進出口方向與國內的供需實際嚴重脫節,減少“逆向調節”。2005年玉米出口可適當擴大。限制玉米出口的政策會打壓國內玉米價格,有可能造成“賣糧難”。2004年進口的小麥全部用于補充國家小麥庫存,在小麥豐收后,2005年仍然要控制好小麥進口的數量和節奏。過去的經驗表明,一旦出口國形成中國缺糧的預期,我國進口糧食時,將會刺激國際市場糧價上漲。中國進口糧食確實產生了“大國效應”。要進一步改革糧食進口體制,掌握好進口時機,弱化“大國效應”。
二、2005年農產品價格已經沒有繼續大幅上漲的空間,糧食增產幅度也不可能像去年那么大。因此,農民增收的壓力會很大。要更加重視“節本增收”、“優化農業結構增收”和“改善農民就業增收”。
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936元,實際增長6.8%,是1997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值得注意的是,去年農業增收比重超過非農業,糧食主產區增收速度超過非主產區,種糧農民收入增速超過非種糧農民。2004年中央財政支農力度之大是多年來不曾有過的,但從總體上來看,財政政策對農民增收的貢獻遠比不上糧食漲價和外出打工。2004年農民主要是靠“漲價增收”和“增產增收”。當前,農村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仍然是農民增收困難。必須進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力爭實現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
(一)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和農村消費品價格的上漲。
2004年肥料價格約上漲了20%。各項財政政策性因素的直接增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抵消掉了。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控制農業生資價格的過快上漲是2005年一個重要政策課題。2004年對化肥生產和進口廠家的財政補貼(7億元)基本沒有起到預期的作用,2005年政策要有所調整,這筆資金用來直接補貼農民效果會更好。2005年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3.9%,其中,城市上漲3.3%,農村上漲4.8%。農民購買力低,但農村物價上漲卻高于城市,是不正常的。農村無論是生產資料,還是日用消費品,不合格率高、假冒偽劣問題較為嚴重,銷售渠道混亂,嚴重危害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一些地方行政管理亂收費的現象,加重交易雙方負擔。連鎖、超市、配送經營等現代物流方式在農村發展還非常落后。要規范農業生產資料市場管理,凈化市場環境,建立有效的農業生產資料質量安全管理體系。農村日用工業消費品市場要以擴大連鎖經營、重點加強便民設施建設為主,建立適合農村特點的商品消費品分銷渠道,發展銷售制等營銷方式,方便農村居民消費,提高農村市場的運作效率。
(二)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基礎上,繼續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糧食供給不能指望過度依靠國際市場,尤其是口糧,糧食自給率要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在我國,確保糧食安全應包括三項具體目標:一是保護和穩定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確保糧食基本自給水平;二是通過進出口調劑、庫存吞吐,最大限度地保證糧食市場供求平衡;三是保障特殊群體的食品安全。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與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結合起來,推動農業的集約化、規模化和專業化生產,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仍是今后我國農業發展的主線。根據我國農業資源利用和農產品供求的現狀,應在繼續發展種植業的同時,加快林業和畜牧水產業的發展,提高其在大農業中的比重。加快推進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大力優化農業區域布局,推動優勢農產品和特色農產品向優勢產區集中,形成優勢農產品產業帶。加大對初級農產品的加工轉化,積極發展農產品的現代流通方式,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將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實施一體化經營。按照“發揮比較優勢,促進技術創新,實現市場多元化”的戰略思路,擴大我國優勢農產品的出口,力爭成為世界農產品貿易強國之一。
李碩,男,漢族,河南省南陽市,鄭州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2010級本科生,研究方向:水利水電工程
摘要:通過分析鄭州市農村環境污染的現狀,針對農村面源污染、農村水環境惡化、生活垃圾肆意堆放,以及鄉鎮企業、礦產資源不合理開發等問題,深入剖析其原因,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相應的保護和防治對策。
關鍵詞:農村環境;面源污染;防治
中圖分類號:F32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1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社會改革不斷深入,相應的工業化、城鎮化以及農業開發等進程都給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帶來了諸多直接或潛在的負面影響。農村環境污染保護與防治是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核心內容,加強農村環境污染防治研究,對解決我國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具有積極的理論和現實指導意義。該文就鄭州市農村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原因以及防治對策進行了剖析。
1.鄭州市農村環境問題
1.1農村面源污染范圍大,生態環境惡化
1.1.1化肥、農藥和地膜的不合理使用帶來土壤污染。從2005年到2009年,鄭州市農業化肥施用量分別是162269噸、158817噸、161472噸、164203噸、162551噸,逐漸趨于穩定,但施用量仍比較大,其影響不可小覷。同時,鄭州市農村平均化肥施用量達296kg/hm2。高于發達國家設置的225kg/hm2的警戒線。
土壤污染帶來的后果比較嚴重。據統計,我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達l 200萬噸,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20世紀90年代以來,因農藥殘留和重金屬含量超標,導致我國農產品出口被外方退貨、索賠和終止合同的事件時有發生,部分傳統大宗農產品也被迫退出國際市場,嚴重降低了我國農業產品貿易的國際競爭力。
1.1.2畜禽養殖廢棄物隨意排放帶來水體污染。為了保護城市環境,鄭州市規定要求養殖業實行規模化,并且規模化養殖場必須在城市外環以外發展。但并沒有具體規定這些養殖場所要達到的治污指標,一些養殖場為了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完全沒有處理畜禽糞便的撅念,致使養殖嚴重污染物肆意排放。
2009年鄭州市農村全年生豬出欄248.77萬頭,家禽出籠4763.04萬只。肉用牛出欄6.66萬頭,肉用羊出欄6.13萬只。根據《全國規模化畜禽養殖業污染情況調查及防治對策》中提供的“畜禽糞便排泄指數”計算方法計算,可得鄭州市2009年出欄畜禽糞便的產生量分別為:豬糞尿排放量為197.86萬噸,家禽糞尿排放量為28.59萬噸,牛糞尿排放量為99.27萬噸,羊糞排放量為1.69萬噸(表1)。這些糞便嚴重污染了納污水體及農村環境,直接導致污染水體BOD含量、N、P含量和糞大腸菌群激增,并且由于滲透作用使地下水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表12009年鄭州市農村出欄畜禽養殖及糞便產生量
畜禽出欄萬頭數(只)糞排放系數(kg/d)尿排放系數(kg/d)糞尿排放總量(萬t/a)
豬248.723.3197.86
家畜4763.040.1-28.56
牛6.66201099.27
羊6.130.61.11.69
1.2礦產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破壞生態環境
因礦業在重要水源流域內新建、改擴建造成生態環境污染,破壞水源的事件常有發生。在鄭州市農村地區仍然存在如亂挖亂采、開山炸石等破壞生態環境的現象,造成了當地的生態失衡和生態功能退化,與此同時也給當地農村人民的生產、生活和周邊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危害。截至2009年,鄭州市因礦山企業和已閉坑礦區不合理利用。造成2363.29hm2的土地遭破壞,其中采礦場、固體廢料場、尾礦庫分別占用破壞土地2 291.49、36.07、35.73hm2,占用破壞土地類型中耕地24.5lhm2、林地679.48hm2、草地6.47hm2、其他類型土地l 652.83hm2。
2.鄭州市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對策及建議
2.1防治農業面源污染的對策
2.1.1化肥、農藥和地膜的污染防治。在施肥方面。應采用測土平衡施肥的方式減少化肥的施用,并且大力發展生物肥料、有機復合肥料、控釋肥料等新型肥料,提高肥料利用率。例如借鑒歐荑等發達國家的經驗,積極限制化肥單位施用量的同時限制其使用時間,從而達到控制化肥超標施用的目的。在農藥污染防治方面,應主要采用殺蟲燈、黃板誘殺、藥劑熏蒸等綜合防治病蟲害的方式,減少農藥的施用,與此同時建立農藥安全性指標體系、評價方法、使用技術規范等,以便于農藥的篩選,合理使用農藥。
2.1.2利用生態農業物能循環防治畜禽養殖污染。生態農業物能循環利用實質是生態經濟系統,其核心是物質能量多層分級利用。它包括對農業秸稈和畜禽糞便的多級利用,以及對沼氣、沼渣、沼液等分別利用。在畜禽養殖基地建設沼氣池,即在充分吸收傳統農業精華的同時利用現代農業技術,開辟了畜禽糞便資源化的新路子,綜合發展生態農業,其中“豬一沼一果”模式就是運用食物鏈原理及物質循環再生原理的典型例子。
除此之外,畜禽糞便也是土壤肥力的重要來源,應堅持畜禽糞便與化肥并重的原則。通過畜禽糞便的多級利用和畜禽糞便還田的措施,達到發展生產和減少污染的目的。
2.2利用先進技術和管理合理開發礦產資源
積極推進科學辦礦,通過技術創新,優化工藝流程。采用邊采邊填的循環作業方式,實現采、選、冶過程的小擾動、無毒害和少污染,控制棄渣和尾礦大量堆存;同時在開發的過程中應根據當地的地質條件謹防地質災害的發生。相關部門要加強監督管理,嚴格查處無證開采、濫采亂挖、污染或破壞生態環境采礦等違法行為;通過籌措生態恢復資金和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實現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
2.5完善法律體系,加強管理
由于我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多針對的是城市,對廣大的農村地區還缺乏有效的監管。結合鄭州市農村當前污染的嚴重情況,建議有關部門加強武漢市農村的立法工作,構建一個適應農村環境保護的法律體系。同時建議鄭州市政府在加強環境監管的同時大力發展民間環保組織,制定農村環境保護的合理措施,填補當前鄭州市農村環境因管理不當造成的缺失。
2.6樹立農民環保意識
加強農村環境教育加強環保宣傳工作,將提高農民環境意識作為今后環保宣傳工作重點,面向鄉鎮和農村,運用電腦、廣播、報紙、黑板報等形式,使廣大農民樹立文明生產、生活方式和健康綠色環保的消費理念。加強農村環境教育工作,大力普及環境科學知識和引用新技術,發展生態農業、循環經濟,充分利用農村廢棄物,使農民充分體會到現代農業帶來的實用價值,同時逐步樹立科學環保觀念。
參考文獻:
[1]楊春和,喬啟成,顧衛兵等.新形勢下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對策研究――以江蘇省南通市為例[J].江蘇農業科學,2012,40(11):365-367.
從體制和法律上建立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的長效機制
我國目前正處在從農業為主導的經濟向工業和服務業經濟轉化的過程中。伴隨這一進程,城市住房和非農業用地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大量的農業土地轉化為城市用地。我國是通過國家強行征用的方式而非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將土地從農民手中征用過來,然后把土地轉讓給新的用地者,用于城市用途。而且這種轉化通常是被壟斷的,這種做法在世界各國是非常鮮見的。國家強制性地將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征為國家所有,農民在得到一定補償后,便永久喪失了土地的所有權。伴隨著中國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大批農民變成了失地農民。據估計,目前中國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可能高達4000萬—5000萬人。國家強制性大量征地造成的農民生活水平下降、就業無著落等問題日益嚴重,因征地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不斷加劇。
從根本上解決失地農民問題,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證國家建設用地,又要給農民以公平的補償,給失地農民以妥善的安置。必須完善有關法律,保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動用征地權。為了切實保護農民利益,征地補償必須以土地的市場價值為依據,實行公平補償,不能以侵害農民利益為代價降低建設成本。必須完善征地程序,保證在征用農民土地過程中土地權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必須允許農村集體非農建設用地直接進入市場流轉。根據現行法規,農村集體非農建設用地不能出租、轉讓和抵押等。目前法律的規定已大大滯后于經濟發展的現實。要修改相應的法律法規,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規劃,只要在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應該通過市場開發商和土地所有者進行平等的談判,而且不一定涉及土地所有權的轉移。要改變一次性貨幣安置為主的做法。農民入股也可以,合營也可以。為失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障是保障失地農民權益的根本途徑。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工業反哺農業的新機制
目前中國已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后,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由農業轉變為非農產業,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于非農產業。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以后,工農關系的基本特征是,農業不再替工業發展提供積累,農業成為接受“補助”的部門,而不是受“擠壓”的部門。根據國際經驗,此階段不同國家從各自國情出發,都采取相應措施,以工業反哺農業。盡管現在農村人口還占多數,還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通過大量補貼來解決農民收入偏低問題,但就我們國家的財力來講,我國在總體上已具備了反哺農業的實力。與國家財力增長相適應,必須增加政府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總量,形成支農資金的穩定投入渠道。財政支農支出的增長幅度要繼續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政府新增財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三農”傾斜。
為此應該切實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過去我國農業財政建設性資金中,用于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較大,而與農民生產和生活直接相關的農村小型基礎設施的投入嚴重不足。在取消農業稅以后,要將農村小型基礎設施建設納入各級政府基本建設投資的范疇。
切實打破城鄉隔閡,形成城市對農村發展的帶動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改善城鄉關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但農業和農村經濟在資源配置和國民收入分配中仍處于不利地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在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由于長期受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在處理農村與城市關系問題上,仍自覺或不自覺地存在“重城輕鄉”的觀念,甚至以犧牲農民利益來換取城市和工業的發展。
城市的發展,城市很多問題的解決,離不開農業和農村的支持;農村的發展,農業和農村很多問題的解決,更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帶動和反哺。與同等工業化程度國家相比,我國城鎮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目前,發展中國家城鎮化平均水平已達40%,發達國家城鎮化平均水平則在70%以上。根據城鎮化的一般規律,城鎮化水平在30%—70%時期是城鎮化加快發展的時期,一個國家的城鎮化水平達到70%左右才能基本穩定。可以預見,未來20年,我國將處于城鎮化加快發展時期。比較樂觀的預測是,按照1995年以來城鎮化率平均每年增長1.4個百分點的速度,2010年我國城鎮化水平為50.6%,2020年達到65%;較為保守的預測是,按照上世紀80年代以來城鎮化率平均每年增長0.9個百分點的速度,2010年我國城鎮化水平為46.3%,2020年達到55.2%。從就業結構看,隨著經濟發展速度加快,按每年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下降1個百分點計算(1981—2001年的20年間,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的份額年平均下降1.3個百分點),到2020年,農業就業比重將由50%下降到35%左右,產業與就業結構偏差將進一步調整。未來20年,如果發展戰略和政策選擇得當,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將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提供難得的機遇。
推進城鎮化一定要與解決“三農”問題緊密結合,妥善處理城鄉關系,切實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市對農村發展的帶動機制。為農民進城就業創造更多的機會,為農民進得來、留得住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是城市帶動農村的最重要的體現。要對現行的一些政策措施進行清理,清除農民進城的障礙,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疏通農民進城的渠道。要高度重視依法保護進城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重視提高農民的就業能力。要調整城市建設的思路,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條件。城市的財政支出和各種公共服務不能僅考慮城市戶籍人口的需要,應該有效服務于全社會。城市政府應把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進城農民視同常住人口對待,應把外來人口對住房、就學、醫療等設施的需求納入城市建設規劃。要進一步放寬農民進入大中城市就業和定居的條件。在大中城市的農民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應給予辦理城鎮常住戶口,逐步實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職業為戶口準入條件。農村居民在城鎮落戶后,在子女就學、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應享受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應的義務。讓外來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有利于城市各種服務業的發展,也有利于城市社會的和諧。
賦予農民平等的發展機會和國民待遇,讓公共服務更多地深入農村、惠及農民
目前,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明顯滯后,城鄉居民享受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已經成為我國現階段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也會落空。版權所有
加快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現在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頭,即使這樣,也應該清楚地看到,這種投入還是低水平的,遠不能滿足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的要求。實行“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主要是把過去鄉鎮用于發放教師工資的資金上收到縣財政,由縣財政統一發放,這種做法對保障教師工資發放有明顯的效果,但這項政策從總體上看仍囿于現行體制框架之內,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義務教育體制的城鄉分割問題。實行“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后,學校公用經費依然嚴重不足,預算內補助虛列現象普遍,危房改造資金仍然存在較大的缺口。教育債務負擔沉重,償還難。要真正落實中央提出的把農村教育作為整個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真正實現政府辦農村義務教育,必須按照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要求,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
改善農村醫療條件,提高農民醫療保障水平。農村衛生事業雖然有所改善,但是醫療價格不斷攀升,農民醫療負擔重,有病看不起,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很普遍。從調查看,醫療支出已經成為農村居民一項沉重的經濟負擔。在全部調查農戶中,醫療支出占消費性支出的8.5%,大病戶家庭則占了30%左右。目前90%以上的農民屬于自費醫療群體。新型合作醫療的保障水平還很低,平均補償比例僅為30%,即使農民參加了新型合作醫療,還遠遠不能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從總體來看,政府農村衛生投入嚴重不足。1998年—2002年,政府農村衛生資金投入總量由110.34億元增長為151.16億元。同期,政府對農村衛生機構投入占財政支出比重由1.02%下降為0.69%。國務院已經提出,到2010年,要在全國農村基本建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民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衛生服務水平進一步提高,主要健康指標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先進水平。實現這一目標,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進一步增加對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投入。當前,特別需要認真研究如何完善新型合作醫療的相關政策。
完善對農村困難群體的救助體系,逐步提高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對這些喪失勞動能力的特困人口,要實行社會救濟。要進一步加大各級政府對醫療救助的支持力度。要完善農村“五保戶”和重病重殘人群的供養、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養、救助標準,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備條件的地區,要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有條件的地區,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發揮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形成農業和農村經濟自身良性發展機制
全面繁榮農村經濟不能僅僅依賴城市的帶動和工業的支持。農民占我國人口的大多數,即使城市化能夠順利推進,能夠緩解農村發展面臨的困難,2020年農村至少還會有5億以上的人口,2030年至少還會有4億以上的人口,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仍然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在理順城鄉關系的基礎上,農村最終要通過深化改革,發揮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進程,加快農村二、三產業和小城鎮的發展步伐,逐步縮小與城市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