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樣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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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樣性的基礎范文第1篇

摘要：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如何更好地保護生物多樣性，實現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環境和諧發展已成為當今社會面臨的重大議題。本文論述了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環境善治是生物多樣性破壞區域恢復和保護的有效模式，并進一步指出，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創制、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經濟學(TEEB)主流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技術創新和以多元文化為基礎的傳統生態自然觀是環境善治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 ：環境善治；生物多樣性保護；TEEB；傳統生態自然觀

生物多樣性是地球生態系統不斷演化的結果，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它不僅給人類提供了豐富的食物、藥物資源，而且在保持土壤、調節氣候、維持自然平衡等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生存支持系統。近年來，隨著人類活動的不斷增強，地表環境的破壞越來越嚴重，很多動物、植物賴以生存的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導致大量物種滅絕，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刻不容緩。我國生物多樣性現狀

生物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Biodiversity)是生物及其與環境形成的生態復合體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生態過程的總和，包括數以百萬計的動物、植物、微生物和它們所擁有的基因以及它們與其生存環境形成的復雜的生態系統，是生命系統的基本特征。生物多樣性是一個總的概念，具體包括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有的學者也將景觀多樣性作為生物多樣性的一部分。中國是生物多樣性特別豐富的國家之一。據統計，中國的生物多樣性居世界第八位，北半球第一位。同時，中國又是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中國的原始森林長期受到亂砍濫伐、毀林開荒等人為活動的影響，其面積以每年5000平方千米的速度減少；草原由于超載過牧、毀草開荒的影響，退化面積達870000平方千米。生態系統的大面積破壞和退化，不僅表現在總面積的減少，更為嚴重的是其結構和功能的降低或喪失使生存其中的許多物種已變成瀕危種和受威脅種。高等植物中有4000～5000種受到威脅，占總種數的15%～20%。在《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列出的640個世界性瀕危物種中，中國就占156種，約為總數的1/4，形勢十分嚴峻。生物多樣性中最為重要的是物種多樣性，它使每個物種在系統中不至于滅絕，是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的重點，每個生物都處于一條生物鏈的某一層次，每一種物種的絕跡，都預示著很多物種即將面臨消亡。

我國傳統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方法就是“堡壘式”保護，即在生態環境脆弱地帶建立自然保護區，由政府劃定保護范圍，在保護區內完全禁止人類活動。后來對于保護區的劃定有所發展，劃定了核心區、緩沖區和實驗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將保護區對人類開放，但是普通民眾仍然沒有參與到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中來。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注入，以及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等開始關注我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問題，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社區發展方面開始了諸多的嘗試，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之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規劃在城市建設中顯得尤為重要，生物多樣性規劃也被提上日程，作為城市規劃的一部分，包括省、市、縣3級保護規劃。同時，景觀生態學被引人生物多樣性的范疇之內，從基質、斑塊、廊道等景觀生態學的觀點出發，提出生物多樣性保護還應考慮它所在的生態系統及有關生態過程，應著眼于區域、大陸尺度的生態網絡，生態網絡的建立將非常有利于物種多樣性的保護，尤其是較為脆弱的物種。

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存在的問題主要可以歸為四個方面：管理體制方面、經濟學方面、生物多樣性保護技術路徑方面和傳統環保文化方面。

管理體制層面：一是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存在．“多龍治水”的問題，“多部門”管理，“多法律”規定，保護行政管理部門與資源經營部門重疊，這種多樣的“雙重”身份造成了行政主權的混亂與錯位，增加了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難度。二是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的政策不完善。我國的法律體系采用的是稀缺價值論與生物資源的可再生論，忽略了生態因素的交互作用，存在由于對外部經濟認識不足導致的價值實現方式的設計缺陷。因此，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制度設計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和細化。三是生計與生態割裂也是造成生物多樣性保護困難的一個主要原因，很多保護區的破壞主要是由于當地社區居民的偷獵、過度使用資源造成的，而當地居民的這種行為最原始的驅動力就是貧困，貧困往往是生物多樣性遭受破壞的外部驅動力，導致“貧困生物多樣性破壞一災害頻發”的惡性循環的加劇。而我國環保部門、扶貧部門及災害管理部門“各司其職”，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很多資源不能整合，使生計改善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割裂。自然保護與生計沖突是生物多樣性保護中較為突出的問題。傳統的建立自然保護區的方法，很少考慮當地社區居民的利益和發展要求，社區居民利益的受損將居民和保護區推到了對立面上，導致矛盾激化，其結果往往是保護代價高，而保護的收效甚微。

經濟學層面：主要缺乏對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價值的科學評估、獨立評估，缺乏系統的評估體系和評估指標，導致決策層、管理部門、企業、媒體和公眾等利益相關群體對生物多樣性的經濟價值缺乏科學認識，進而不能科學分析自然資本、生物多樣性的效益與經濟部門之間的關系，導致生物多樣保護的投資力度與當地經濟發展不協調。

生物多樣性保護技術層面：我國關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研究仍十分欠缺，研究體系單一，其研究的主體仍然是保護區管理部門的技術人員、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研究部門，缺乏社區、企業、NGO的合作與參與，國際合作的領域有限，導致理論研究較強，可操作、可示范的模式少。而一些環境NGO和國際機構通過長期的實踐取得的富有成效的保護技術，因缺乏與政府的協調溝通而得不到生物多樣性保護部門的采納推廣。

傳統環保文化層面：我國是一個多元化、多民族的國家，絕大部分民族都具有豐富的環保文化。南方少數民族的自然崇拜、北方少數民族對自然的敬畏、穆斯林民族的傳統生態自然觀對保護自然生態和生物多樣性均發揮了非常積極，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傳統環保文化無疑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隨著主流化的進程和傳統環保文化傳承面臨的挑戰，生物多樣性保護受到了日益嚴峻的威脅。

綜上所述，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面臨四個層面的挑戰，而要應對這些挑戰，環境善治理念的采納和普及應用是最佳選擇之一。以環境“善治”理念為基礎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途徑

環境善治（Good Environment Governance）的提出是建立在對市場和政府角色重新認識的新的治理理念基礎上的。“善治”的本質是政府與公民間積極而有成效的互動與合作。環境善治包括環境制度創新、市場機制運用、科技進步、能力建設、政府與NGO、社區和企業的合作以及全球環境治理各個方面。

要解決我國生物多樣性破壞區域的修復及保護面臨的上述問題需采取如下措施。

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創制

政策支持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根本保證，聯合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約》之后，中國成為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約》簽約國以來，制定通過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報告》、《全國生態環境建設規劃》、《全國生態功能區規劃》和《全國生態脆弱區保護規劃綱要》等相關政策文件，并把《生物多樣性與優化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研究》列為《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但這些國家層面的政策在省及省級以下行政區域缺乏對政策的細化，許多政策的執行缺乏財政部門的財力支撐。例如，野生動物破壞莊稼的賠償制度在絕大部分保護區得不到執行。這種缺乏跨部門合作的政策急需創制革新，需要打破管理部門之間的壁壘，統籌管理權限至權威部門，廢除“九龍治水”，提高環保部及其直屬系統的執法權威和財務運作能力。除了國家重大的法律支撐外，生物多樣性保護還應出臺具體制度：如自然資源產權制度，自然資源價格制度，生態環境稅收制度，公眾參與制度，生態補償制度，跨部門合作制度，傳承少數民族傳統環保文化制度，政府官員的環境績效考核制度，政府與社區、環境NGO和企業的合作機制，政府購買環境NGO服務機制，生態移民政策，“生態民”政策，以及符合當地社會經濟條件的磋商機制等。這些重大制度的確立及執行需要跨部門合作、利益楣關群體參與，并要避免“精英決策”或領導決策模式，而要充分發揮公眾參與的理性決策模式。否則，缺乏操作性的政策其執行力將大大減弱。如盡管生態補償政策的討論已經持續了20年左右，但到目前還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執行。這說明生物多樣性保護機制的確立和有效執行面臨的挑戰和風險是巨大的，迫切需要政策創制來應對挑戰、預防風險。

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經濟學(TEEB)主流化

TEEB是一項由八國集團聯盟(G8)和五大發展中經濟體發起的全球性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生物多樣性的全球經濟效益、失去生物多樣性與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的代價以及有效保護的成本”。TEEB對于決策者、企業都有莫大的影響。TEEB的首要任務是深刻認識生態系統的經濟價值，其次，TEEB提出，要妥善衡量，以管理我們的自然資本。而妥善衡量的方法就是完備的指標體系，自然環境為人類社會提供的大部分服務都沒有被GDP或其他傳統經濟指標捕獲，現有觀念沒有將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看作是經濟發展的一部分，生態系統服務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因此，政府決策部門應實施國家評估，對生物多樣性的自然資本進行估值，這種評估將會對分析自然資本、其效益與經濟部門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也會對決策者的決策產生很大的影響。最后，TEEB提出改善成本效益分配。這是基于環境損害的社會影響的代償原則，即“使污染者付款”和“全成本恢復原則”。這種機制出于使負責人看到和感受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受損的經濟成本，并可改變影響他們的行為動機，當然，這是基于設計穩健的制度和市場框架的基礎上的。

TEEB能夠使人們正確認識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從而促使人們做出正確的決策，在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下，更好地利用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因此，只有當頂層設計部門和決策部門深刻認識到TEEB的重要性，并將其納入規劃、決策和考核的范疇，才能夠從制度層面推動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技術創新

政策創制和TEEB是從機制層面應對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的諸多問題，但保護需要技術創新的支撐。在技術創新方面，社區共管、替代性生計、耦合模式、PPP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關系)是值得借鑒的一些技術或模式。

推行社區共管。隨著人口的增長及人口對資源需要的不斷增長，社區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存在著對當地資源的過度利用和生態環境破壞，如何能在不破壞或少破壞資源和環境的前提下，幫助當地社區發展社會經濟，使生物多樣性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已成為困擾各界的一道難題。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國家和組織開始從不同角度將這種保護與發展相協調的思想付諸于實踐。我國生物多樣性與社區可持續發展存在的矛盾較多，但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長期利益與當地農民的生存和發展的短期利益之間的沖突，同時，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還受到生物多樣性豐富地區的所有權、國家生物多樣性管理水平、自然資源開發政策及其他相關政策、法律和社會因素等諸多方面的影響。因此，基于照顧雙方利益的社區發展的生物多樣性保護(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CBC)策略應運而生。CBC注重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讓社區居民參與到生物多樣性保護中來，主張“自下而上”的保護模式，打破傳統的“堡壘式”、“強制式”保護模式；同時，該模式注重在社區發展的基礎上進行保護，通過直接的經濟補助，或者提供技術支持和政策優惠，引導社區居民主動參與瀕危物種保護工作，逐漸改變原來以消耗資源為代價來換取經濟增長的生產方式。之后，YUEP模式對CBC模式進行了深化，主張先利用小額貸款改善村民的生產基礎，改善其生計，其次建立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通過村民自助推舉實現資源共管、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物多樣性監測，同時通過對小額貸款利潤的運作使項目具有可持續性。

發展替代性生計。替代性生計是指改變生態環境脆弱區民眾的生產方式，使其原來粗狂的、以掠奪資源為主的生產方式發生轉變。很多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是由于當地民眾的貧困所致，貧困驅使他們砍伐樹木，開墾林地或草地。因此，保護生物多樣性必須首先改善當地人的生計，轉變當地人的生產方式。蘭州大學與Oxfam及白水江自然保護區曾經成功實施過一個替代性生計項目，即通過“小額信貸”的模式，為林緣區農戶創造更多的可供選擇性就業機會或創收機遇，極大地減緩了社區與保護區管理局之間的沖突，農戶通過小額信貸解決了增收和生計問題，保護區的偷盜砍伐得到遏止，生物多樣性得到有效保護。位于內蒙古高原東部的渾善達克沙地在1959年到1999年間，陽坡植被覆蓋率下降了20%～30%，陰坡下降了30%～40%，這是由于當地人口的增多，導致牧民的數量急劇上升，牲畜的數量也急劇上升，過度放牧導致了渾善達克沙地的荒漠化。因此，學者們提出了“以地養地”的模式，即在當地建立人工高產飼料基地，將傳統的放牧改為圈養，而騰出大量的退化土地進行恢復，并進一步發展成保護區。同時，調整畜牧結構，減少山羊的數量，增加牛的數量，并引進液體奶生產線、生態旅游等適合當地發展的企業，這些措施，使民眾由原來單純的放牧發展為多元化的生產方式。這些案例說明，替代性生計滿足了生態脆弱區居民的發展需求，使他們由生態的破壞者變成生態的保護者。

生計改善一生態恢復一災害管理耦合模式。蘭州大學丁文廣教授經過10多年的農村社區綜合發展項目的實施，在我國首次提出了“生計改善一生態恢復一災害管理耦合模式”。該模式首次在甘肅省平涼市崆峒區康莊鄉的清水嶺村實施。清水嶺村是一個典型的貧困村，缺乏能源，農民因能源需求破壞了大面積森林和草地，造成水土流失嚴重，形成了“貧困一生態退化一災害（旱災）頻發”的惡性循環。為了應對這一問題，丁文廣帶領項目團隊，應用“農村參與式評估”方法，到項目村進行需求評估和項目設計，組建包括村委會成員在內的項目實施小組，通過村民大會公開選舉項目分批受益戶名單，制定項目管理制度。在完成需求評估之后，依據項目管理制度，組織項目實施。具體思路是，將貧困村中的貧困戶按照特困戶、貧困戶和較好戶分組，先對特困戶無償提供良種繁育母牛，生產的（母）牛犢依次滾動到貧困戶和較好戶。這種滾動發展模式，既保證了讓最貧困的人群先受益，又照顧了條件相對好的農戶，最后達到整村受益的目標。作為獲得項目資助的必要條件之一，項目受益戶必須每戶種植至少2畝苜蓿和2畝薪炭林。項目資助方對完成項目指標的農戶獎勵清潔能源設施（太陽灶、沼氣池、節能爐等），進一步阻止了農戶對生態的破壞。為了規避旱災風險，項目設計了壓縮夏糧、擴大秋糧面積，以充分利用雨水的時空分布規律，同時，牛糞、沼液的使用減少了化肥使用量，改善了土壤結構，增強了作物的抗旱性。該模式推動了清水嶺村實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目標，并在甘肅省多個貧困社區推廣示范。從該模式中提煉的主要理論為：“人類與自然耦合系統”中災害風險、生態環境退化與經濟貧困三者之間具有負向耦合關系，其中，經濟貧困是“災害頻發一生態退化一貧困加劇”惡性循環的外部驅動力，環境退化和災害頻發只是經濟貧困的外在表現和結果。要打破生態退化、災害頻發及貧困加劇的惡性循環，需要決策部門在生態治理、災害風險管理及扶貧領域推行“災害風險管理一生態恢復一生計改善耦合模式”，打破部門壁壘，設計跨領域橫向合作項目，推動可持續發展。

PPP（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關系）模式。PPP模式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一個有效機制，特別是在人口眾多、貧困人口比例高、人與自然生態環境交錯分布的區域，應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就不能缺少PPP模式。所以，我國政府、企業與環境NGO之間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互動合作模式。環境NGO在反映公眾利益訴求、推動公眾主動參與和組織協調方面有其獨特的優勢，它是政府行為的重要補充者和合作者；企業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要回饋自然和社會，體現企業的社會責任，承擔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義務：而政府在資金、政策、協調等方面具有很強的優勢，是資源的主要控制者和分配者，政府的參與對PPP模式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眾多的社區是與自然環境直接接觸的群體，他們既是環境資源的索取者，又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體，沒有社區的參與和合作，就無法實現保護目標；國際環保機構有許多成功的保護案例和實踐，與它們開展合作，會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可見，PPP模式能夠整合生物多樣性利益相關群體的優勢和資源，無疑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理想途徑。

這里只列舉了4種技術，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技術創新會隨著政府和公眾對自然的認知程度不斷深化而豐富。

以多元文化為基礎的傳統生態自然觀

文化價值觀是人類文化的核心，包括原住民對生物的認知、利用和保護的價值觀、倫理觀、人與自然和諧觀等。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文化呈現多樣性。歸類起來，可以分為兩種生態自然觀：一是原始崇拜，人們往往將一些與自己生活關系密切的動植物作為崇拜的對象并加以保護，這些原始崇拜在歷史上都起到了保護動植物物種及其生境的作用。二是以各大宗教為基礎的宗教生態自然觀。佛教的生態自然觀以尊重一切生物為佛家的根本觀念。道教中的生態自然觀最大的特點便是表現在對生命的關懷上，強調要以仁愛之心來善待生命，所有的生物都處在一個相互平等的過程。伊斯蘭教中的生態自然觀認為要正確處理好自然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之間的關系，不能過分索取，否則會遭到大自然的懲罰。無論是宗教生態自然觀還是原始崇拜，都強調保護生態系統，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但是隨著現代商業理念和商業活動的侵入及全球化和主流化的負面影響，我國各民族的傳統生態自然觀逐漸衰弱，甚至消失。因此將民族傳統文化納入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范疇，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的共同需求。中國少數民族生存的地區面臨著類似的環境問題、相同的社區結構及文化基礎，應用傳統的少數民族生態自然觀推動環保無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對于推動人口只占中國人口8. 5%、但國土面積占比高達46%的少數民族區域的環保意義重大。當環保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的時候，環保將無需外部力量的推動。正如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所說的那樣，行為是由制度決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約束與非正式約束共同構成，其中，正式約束是國家的憲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約束是指一個國家的宗教、文化、傳統、習俗等方面。盡管正式約束非常重要，但決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約束。可見，在全球化的時代，傳統文化及宗教文化在解決生態危機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強大生命力。

主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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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樣性的基礎范文第2篇

在黨的十報告中，提出了統一戰線工作的新思想和新要求，主要體現在“五個第一次”，其中一個為：第一次提出正確處理一致性和多樣性的關系。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利益關系深刻調整，一致性基礎上的多樣性更加復雜，在思想、文化、利益等多元多樣多變的情況下，要求人們什么都思想一律、觀念一致，既不應該、更不可能。統一戰線的主題是大團結、大聯合，統一戰線工作是團結人的工作，但統一戰線的團結是一致性主導、包容多樣性的團結。因此統一戰線要實現廣泛的團結，必須適應社會多樣化發展趨勢，在始終堅持并不斷增進共識的基礎上，以博大的胸懷對待不同黨派、民族、階層、以及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廣大成員，實現和而不同基礎上的團結。

一、增強并發揮一致性的主導作用

統一戰線的一致性，說到底就是基于共同利益，為實現共同理想和奮斗目標的實踐過程，就是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和具有不同信仰與價值追求的人們共同利益的集中體現，他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現實的。隨著中國社會發展，新階層的出現，一國兩制的實施，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繁榮，人們的價值取向、思想觀念和利益訴求呈現多樣化，但是，借助社會多樣化的發展促進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政治昌明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全社會在多樣性之上還應當有一致的理想目標、民族情感、行為規范和價值準則的自覺認同，否則的話，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公眾素質有待提高的中國，面臨的可能是社會無序、經濟衰退、政局動蕩，所以必須發揮一致性的主導地位。從宏觀上說：那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十精神，核心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不動搖，凝心聚力共同致力于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通過實踐增強廣大統戰成員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從我校的實際工作上說，增強并發揮統一戰線的一致性，就是在增強統戰成員的政治共識之外，動員各統戰成員完成黨委和學校教育教學的中心任務，堅持“開放辦學、內涵發展、服務地方、彰顯特色”的辦學思路，鞏固評估整改成果，深化學科專業建設，推動管理體制創新，為全面實現我校“十二五”規劃的目標而奮斗。只有學校發展得更好，才能發展各統戰成員的共同利益，保障各統戰成員的具體利益，實現統一戰線一致性的主導作用。

二、包容多樣性，實現和而不同的團結

統一戰線就是因多樣性的存在而建立起來的，沒有多樣性就沒有必要建立統一戰線。統戰成員包括各派、各民族、各種宗教的信仰者、各階層代表人士、各利益主體，各成員之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尤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社會正處于全面轉型的特定時期，統一戰線多樣性的時代特征更加鮮明。具體到我校的統戰工作中，各派人數迅速增加，大批的黨外碩士、博士和海外歸國人員逐步成為學校知識分子中的重要力量，他們視野開闊、自主意識和參政意識很強，改革開放帶來了勃勃生機，也帶來了寬松的學術氛圍和言論環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學校黨外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行為準則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就要求我校的統戰工作者以寬廣的胸懷和長遠的戰略思維，在確保一致性的主導作用發揮的前提下，包容多樣性；在具體工作中，充分理解差異的存在，只要無損大局，要尊重和包容各方訴求，幫助他們實現各自合理的利益，使復雜的問題得以解決，這樣才能把更多的力量團結在黨的周圍。

中國有這樣一個古老的成語故事，水清無魚：相傳西漢時期，西漢政府在西域成立了管理機構不久，一位新任命的官員即將赴任，在臨行前，他拜見自己的前任，希望得到一些指教，那位前任說：水清無魚。在情況復雜的少數民族地區，作為中央的代表，不宜太苛刻，而應該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有耐心，有肚量，抓大放小。可惜那位新上任的官員并沒有聽進去這個忠告，事事求全責備，導致民怨沸騰，最后被迫辭職返鄉。這個故事反映了中國古老的政治智慧，統戰工作就是要講團結，講團結就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這樣才能為了共同的理想而并肩奮斗。

文化多樣性的基礎范文第3篇

1英語全球化

被稱為“世界語言”“全球語言”“一種永不褪色”的英語，其全球化地位源自于“它的角色地位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公認”。這暗示著英語可以從三個途徑來獲取全球化地位。首先，英語在當前世界中是多個國家本族語，比如英美等發達國家。其次，英語作為某些國家的官方語言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公認，因而它可以廣泛地使用到政府、工業、媒體以及教育等關鍵性領域當中。在某些時候，英語又被稱之為“二語”，作為某些國家母語或一語的補充，如同當今所產生的新加坡英語、印度英語等。最后，英語作為外語教學中最具優勢的外語。在眾多國家的外語教學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因此隨著外語人數的增多，英語在眾多國家當中得到了廣泛傳播。如此一來，如同Crystal所言“英語已經完全達到了全球化的地位”在當今世界上，英語作為60多個國家的官方或半官方語言，其中在20多個國家中占據著主要地位。在這一背景下，英語全球化所承載的語言霸權對整個全球語言生態所帶來的危害不容忽視，在這一背景下，英語正將其他民族語言逐漸邊緣化，破壞其語言多樣性，導致世界語言生態失衡，加劇語言單一性的產生。

2英語對其他語言生態的影響

“語言生態”是語言生態學中所提出的一個基本概念，是人種語言學、人類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這些領域中對語言和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主要指某一特定語言在其所在的族群、社會、文化以及地理環境中與其他社會文化背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態發展狀況。其中語言的多樣性是一個完整的語言生態環境所具備的基本特征。然而隨著英語霸權地位的產生，世界民族語言多樣性開始受到了嚴重的挑戰，英語霸權地位對整個語言生態產生了重大影響，破壞了語言多樣性，給弱勢民族語言帶來了嚴重的生存危機。據統計，目前世界上現存的6000多種語言中，40%以上的語言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劃定為“瀕危”語言，每兩周的時間內就會有一種語言消失，這一消失速度是哺乳動物消亡速度的兩倍，是鳥類消亡速度的四倍。造成這一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相關學者認定為某種語言在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處于一種較為強勢的地位從而導致其他國家語言被迫出現轉型等現象，致使這一國家語言逐漸被人們所遺忘。而隨著英語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其他小眾國家的民主語言逐漸被排擠出語言生態一大環境，從而導致語言消亡速度的加快。其中母庸質疑的是世界語言生態隨著英語全球的快速發展正處于一個急劇惡化的環境當中。語言的多樣性問題、保護瀕危語言、“弱語言”問題、英語全球化問題是21世紀中維護語言生態的三大熱點問題。縱觀歷史，世紀語言生態的變化總是遵循著一定的發展規律，強勢語言的出現必將伴隨著弱勢語言文化消亡，雖然語言消亡還涉及到自然災害、戰爭以及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但強勢語言文化的產生與發展是相關弱勢語言文化的主要原因。雖然英語作為當今世界“強勢語言”的扮演者，并非當前語言生態危機的唯一因素，但對世界語言生態環境的惡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其他弱勢語言的瀕危及消亡，破壞了語言多樣，給世界語言生態平衡造成了嚴重損害。

3維護英語語言生態的重要性

維護語言生態平衡是保護語言多樣性，也是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必然要求。語言是人類文明不斷發展過程中的產物，是需要全人類共同維護的重要文化遺產。根據聯合國《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文化多樣性體現為“各群體和社會借以表現其文化的多種不同形式，這些表現形式在他們內部及其間傳承”。其中，語言作為各個國家民族文化最基本的內容表現形式，維護語言多樣性是維護語言生態平衡的必然要求。每一個國家民族的語言都記載著本民族歷史文化的興衰，是民族歷史文化得以傳承延續的重要載體。世界文化多樣性必然包含著世界語言多樣性，語言多樣性是保證語言生態平衡的重要關鍵。英語作為當前世界的主流語言，需要在全球化發展的同時，避免取代其他民族主流語言。語言多養性是保證不同語言群體接受教育、獲取資源以及表達自由的關鍵，是確保世界語言生態平衡的必然要求。其次，語言多樣性是維持世界語言生態活力的基礎，也是促進人類生態文化延續的重要前提。在當今知識經濟的時代，每個人以及每個國家都需要對世界通用語言進行一定的掌握，在掌握的同時也要避免被其所同化，喪失自身的民族語言。維護語言生態平衡，保護世界語言多樣性，加強不同文化、語言之間的交流借鑒，是推動不同文化之間平衡交流、文化共進的主要形式，是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推動力。母語作為每個人語言文化的根基，記載著這個民族的興衰，每個人都有著利用自身母語來表達自身愿望的自由，從某種意義層面來說，維護語言多樣想也就是保障每個人權利實現的重要基礎，是每個人依法享有權利的重要保障。就如同《岳麓宣言》中所強調的“保護和促進語言多樣性有助于促進人類發展，保護語言多樣性就是要保障各語言使用者在教育及其他基本的公共服務、就業、健康、社會融入、參與社會決策等方面機會均等”英語不可能站在世界各個國家民族語言上發展，尊重語言多樣性，可以更好地避免語言歧視、文化歧視以及文化霸權等不公平現象的產生，更好地保障人權，促進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

4語言多樣性的維護措施

維護語言多樣性不僅僅是維持人類語言生態平衡的基礎，還是世界各國文化生態延續的關鍵。語言的消亡意味著某一文化的消亡，其后果不可預估，語言多樣性的維持，意味著人類生態文化得以延續發展。民族語言的消亡意味著民族風土人情、歷史文化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意味著可供學習借鑒的文化財富在逐漸消失。隨著英語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英語開始作為強勢語言對世界各國的語言多樣性造成了嚴重威脅。就如同戴維·克里斯托所說：“人們生就可接觸到英語,并且它仍為多元化語言之成員,那將是件大幸事；倘若屆時英語成為地球上僅存的語言,那必將成為我們星球有史以來最大的文化災難。”為了更好地避免弱勢語言邊緣化，拯救其他的瀕危語言更好地維護語言多樣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了多項規定，成立了相關部門小組。各國開始極力倡導語言多樣性，制定相關的語言保護政策。一個國家所奉行的語言教育以及語言政策對于語言多樣性的維護來說顯得尤為重要，在當今世界由于英語所處于的霸權地位所帶來的影響伴隨著是世界語言生態的瀕危與消失，因此，維護語言生態平衡，控制英語的無限制傳播與削弱英語的霸權地位，加強各民族語言的母語教育，維持保護本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對維持世界語言的生態平衡具有重大意義。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展開語言多樣性的維護，減弱英語對民族語言的影響已刻不容緩。（1）我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其所具備的語言也是多種多樣的，而所面臨瀕危的語言也相對較多，所以在進行保護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強化自身的民族意識。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外經濟的騰飛，越來越多的開始借助國門走出世界，同時帶動的也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加入到英語的學習當中，而在這種狀況下，為避免漢語學習遭受到來自英語的沖擊，我們需加強民族意識，上至政府下至平民，維護自身語言多樣性的重任需要每一個人參與其中，加強對瀕危語言的關注，減弱英語所帶來的文化沖擊,鼓勵發展各民族語言,深入發掘語言價值,重視瀕危語言所面臨的語言生態危機將各民族參與到民族語言搶救保護行動當中來。（2）語言不僅僅是各民族交流的工具還是各民族文化的外殼與載體，伴隨著英語全球化的進行與發展呢，其所帶來的的不僅僅是語言的普及，還是英語語言文化的滲透于占領，英語所承載的英語文化可潛移默化的影響眾多學習者的文化價值取向。所以在保護語言多樣性的同時，需要從自身語言政策入手，實現自身民族語言的多樣性與可持續發展。從政策上確立本民族語言在各級體系中的主體地位與作用，確保少數民族語言在各民族地區的主體地位，確保相關民族語言得到傳承與發展。（3）客觀看待英語全球化。一方面，英語作為當今世界政治、經濟、貿易等方面的通用語言，我們需正視英語所帶來的關鍵性作用，不能完全將其摒棄與排除，應當以一種英語為我所用的態度，將其看待成一種與世界建立交流的工具，利用英語來獲取讓自身進步的技術信息，借助它向外傳播我國先進思想與優秀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在進行學習的同時還需要對英語所承載的英文文化以及語言霸權保持警惕，堅決反對語言霸權主義以及帝國主義利用語言所帶來的的文化滲透，維護我國語言文化的純潔性，避免英語語言文化對我國民族語言文化的侵蝕，加強民族語言文化的學習、保護與傳承工作，盡力維護我國語言文化的多樣性與我國語言生態的平衡與發展。

5結語

文化多樣性的基礎范文第4篇

基金項目:（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建設項目，《反饋尋求視角下的陜西紡織服裝企業文化特質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14JZ019）

摘要：反饋尋求行為對個體和組織的積極影響已有共識。已有研究重視個體層面的分析，忽視組織層面的深入探究。本文以組織構成多樣性為視角，提出組織構成多樣性顯著影響個體反饋認知，進而決定反饋尋求行為的策略和頻數這一觀點。本文嘗試建構組織的功能多樣性顯著影響價值認知，社會分類和價值觀多樣性顯著影響成本認知，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形成復雜認知，再到反饋尋求行為的多渠道影響模型。最后，文章簡述了模型的創新和未來研究意義。

關鍵詞 ：組織構成多樣性 價值認知 成本認知 反饋尋求行為

反饋尋求行為對提高個體組織適應能力、技能及完成角色期望等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Stobbeleir等（2011）的最新研究表明反饋尋求與創新績效直接相關。學者們對反饋尋求行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對反饋尋求前因變量的探討常見的是對個體成本-收益理性認知的研究，最為典型的是價值和成本認知，另外較多關注的是成就目標導向、自尊及自我效能等。但是個體總是生存在一個人員構成復雜的組織環境中，反饋尋求需要通過向上級或者同事詢問，或者通過對周圍情景變化的監測等方式實現。如果僅關注反饋尋求者的個體特質及對信息價值的理性認知，而忽視信息貢獻者和持有者構成特征和反饋意愿，那就好比Johson（2003）所言“我們僅僅看到生活在水中的魚兒，卻忽視了魚兒賴以生存的水”。Ashford(2003)也提出，在過去的20年里甚少討論涉及反饋尋求的組織背景，這也代表了未來研究機遇和方向。所以在研究反饋尋求行為時，不僅要關注反饋尋求者對擬尋求信息的價值認知，還要認識到尋求對象的群體特質對反饋認知的影響。組織構成多樣性能較好的反映尋求對象的整體特征，也是目前研究較多、較具爭議的話題。有學者從積極角度論述了組織構成多樣性利于信息加工和利用，與績效提高顯著正相關；而消極角度則認為多樣性會帶來情感沖突、刻板印象或者對組織身份唯一性的維護，不利于績效提高。本文認為相比組織構成多樣性對績效的影響，其更為直接的影響是個體的反饋尋求行為，反饋尋求作為一種自我調節方式，是提高和改進績效的策略之一。因此本文以從組織構成多樣性的視角入手對尋求對象的群體特質進行分類，在對已有研究進行綜述的基礎上，分別從組織構成多樣性對個體反饋尋求行為的價值認知和成本認知兩方面的影響入手，建構一個較為完整的組織構成多樣性對個體反饋尋求行為的多渠道影響模型。

一、反饋尋求研究綜述以及局限性

1.反饋尋求的概念

Ashford（1983）首次提出了“尋求反饋”的概念以來，學者們在不同領域對反饋尋求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將反饋尋求概念進一步明確為個體直接向上級、同事詢問或者通過間接監測的方式獲得反饋信息進而改善組織適應性、完成角色定位和提高績效的頻率。Ashford（2003）的綜述研究認為學者們對反饋尋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①反饋尋求的動機研究，工具性動機、自我強化動機和自我保護動機；②反饋尋求的目標，獲得準確數據、獲得工具性目標以及追求自我強化。③反饋尋求的頻率、方法(直接詢問和間接監測)和時間的研究。④反饋尋求認知的研究，即價值和成本認知。其中對反饋認知的研究得到了較為廣泛的共識，是眾多后續研究的理論基礎，也是本文研究的立足點。

2.已有研究局限

本文認為以往研究本質上暗含了“自由人”的假設前提，但是反饋尋求畢竟發生在二者或者更多人之間，需將“組織人”作為假設前提，如果進一步考慮尋求對象群體特征對個體感知的影響，如群體資歷、經驗、態度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對個體認知的潛在影響，會提高個體認知對反饋尋求的解釋力。雖然有些學者在反饋尋求的研究過程中，也有提及對象群體特征與反饋尋求之間的關系，如Tsui和Ashford (1991)提及了人口多樣性，Vancouver和Morrison也提及了反饋源的專家性，Williams等(1999)亦提及了良好的同事關系等對反饋認知和尋求會產生影響，Ashford等也在實證研究中驗證了組織中人員工作任期和組織任期等對反饋尋求頻率和價值認知的負向影響。這些研究都從一定側面反映了組織構成對反饋尋求影響的重要意義，但是這些研究并沒有把組織構成多樣性作為研究重點，更缺乏該方面的系統梳理。

也有學者在信息搜尋的研究中提出信息源特征是影響信息獲取的重要前因，但是這些研究似有差異。例如Morrison等學者普遍認為信息源的可得和易得是影響任務相關的信息搜尋的影響變量，也就是用最少努力原則去解釋個體的反饋尋求；但是Yunjie等人 (2005)認為質量驅動而非成本驅動是影響信息搜尋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前者在一種典型的交換背景中進行，尋求主導動機是工具性動機；而后者則是在人際復雜和存在社會風險的組織中進行的，群體特征而導致的個體間情感沖突顯著，自我保護或者印象管理動機作用明顯。反饋尋求的對象群體是人，人際風險、情感沖突普遍存在，因此對反饋尋求行為的研究更應綜合思辨尋求對象整體特征對尋求者價值和成本認知的影響。

二、組織構成多樣性與反饋尋求關系的理論研究

1.組織構成多樣性定義和類別

對組織構成多樣性的定義較普遍的是組織中不同類型的人或者一些人們用于區別自己與別人的不同之處的要素稱為多樣性。更準確的定義要源于多樣性的分類，并且對多樣性劃分口徑不一，會導致對績效的影響不同。總體來說學者們用兩種范式來區分多樣性，第一種是以要素為基礎的分類方式，例如二元劃分，可預見與不可預見多樣性，以及多因素多樣性。另外一種則是以比例為基礎，例如少數人和多數人。但是在目前多數研究中運用比較多的是因素研究范式，主要有：Jacksonet 等人（1995）提出的關系導向型和任務導向型 ；Harrison等人（2002）論述的表面多樣性和深層多樣性；以及McGrath (1995)等人創立的更為詳盡的五種類型的多樣性。后來Mannix和Neale（2005）將這些分類進行了匯總，分別總結為社會分類差異、知識和技能差異、價值觀和信仰差異、人格特點差異、組織或者社會身份差異以及社會聯系差異。劃分方式的不同導致與績效的關系亦不同。Knippenberg等 (2004)認為顯性多樣性是社會分類差異，會導致群際間偏見和情感沖突；而隱形多樣性中的功能差異與情感的關聯度較低，但是隱形多樣性分類中的價值觀和態度差異卻與情感沖突等密切相關，所以原有的二元劃分的形式并不能更加清楚的說明多樣性與結果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在基于以往顯性（淺層次）和隱形（深層）多樣性研究的基礎上，參照Knippenberg等（2004）對多樣性的劃分方式，將組織構成多樣性劃分為三種類型來研究個體對多樣性的感知以及對反饋認知的影響，即功能多樣性、社會分類多樣性以及價值觀多樣性。

2.組織多樣性對反饋尋求影響的相關理論

學者們對多樣性對績效的影響機理進行了一些研究，例如Jackson等（2003）提出了組織多樣性的影響機制，即組織多樣性與情感反映、團隊行為之間的聯系以及互動機制，在這個研究中比較明確的提出了多樣性對個體交流會產生影響。Knippenberg 等(2004)提出了一個綜合的多樣性與績效關系的模型，該模型認為多樣性本身并不能引起績效的變化，而對多樣性化信息的運用和加工過程可以帶來績效的提高，該研究也提出了多樣性與信息加工過程之間的關系。這些研究結論都為探索多樣性與反饋尋求之間的關聯研究奠定了基礎，對二者關系的理解，主要源于三個基本的理論：認知信息加工、社會分類和相似-吸引理論 。

三、組織多樣性對反饋尋求影響的多渠道影響模型建構

本文認為組織構成多樣性本身并不能顯著影響反饋尋求行為，多樣性對個體反饋尋求影響主要有三個渠道：價值認知、成本認知以及復雜認知；價值認知是對需求信息有用性的判斷，對員工的工具性動機產生影響；而成本認知是由于二者或者群際間的情感沖突所致，自我強化和自我保護占主導。復雜認知是組織構成多樣性影響下的價值和成本認知的交互作用決定的。

1.功能多樣性感知與價值認知

功能多樣性是指知識與技能差異，主要表現在受教育程度、知識、技能、專業性、經歷以及能力等方面，這些特征也可以把它們理解為隱性多樣性或者深層多樣性Vancouver 和 Morrison的研究認為反饋源的專家性和信息易得性，是人們信息選擇的重要影響前因，所以在功能多樣性豐富的組織中，由于人們的受教育程度、知識、經驗和技能等資源較充沛，個體獲取技能完善、績效評價、角色期望等方面的信息源豐富、質量更高，獲取信息亦更加容易，故對尋求過程起積極作用。同時，Pelled等 (1999)的研究也表明，功能多樣性與工作相關性較強，與情感關聯度很少，也就是說個體反饋尋求受到較少的非目標因素的干擾，例如社會風險和人際困惑等，進一步說明功能多樣性與個體對目標信息的價值認知密切相關。另外一些研究也彰顯了功能多樣性與價值認知之間的邏輯關系。如Winquist和Larson（1998）認為教育、背景以及專業性的多樣性都體現了多樣性的有益之處，這種深層次的多樣性為進一步的信息加工提供了便利條件，直接影響個體認知。Mannix等（2004)認為雖然與相似性強的個體交流更加容易，但是與具有不同背景、技能和專業的人交流，也會促進任務合作和問題的解決。這些實證研究均說明了功能多樣性利于任務相關的信息選擇、交流和利用，為信息加工理論提供了佐證，也說明在功能多樣性豐富的組織背景為個體工具性動機形成創造了條件，利于價值認知。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斷，組織功能性多樣性與個體反饋尋求的價值認知顯著正相關。也有研究認為當競爭作為調節變量時，功能多樣性與組織產出負相關。不過Tanya和Menon（2006）認為由于組織內部的競爭關系，人們更愿意從組織外部獲取信息，內部競爭越多，越不愿意從內部獲取知識。本文認為功能多樣性不僅體現為類型（橫向）的多樣性，也體現為相同類型下的水平（縱向）多樣性。競爭大多存在于相同類型、相似水平的個體之間，而在功能多樣性豐富的組織中，水平相似的競爭并不一定影響個體的反饋尋求動機，因為他們可以向組織內部的非相似水平群體尋求反饋，例如個體更傾向于向更高學歷、經驗豐富和知識淵博的個體尋求反饋，從而提高技能或者改善適應性等，較少影響個體對尋求信息的價值判斷。

命題1 組織功能多樣性顯著正向影響個體對反饋尋求的價值認知。

2.社會分類多樣性感知與成本認知

社會分類多樣性指種族、性別、年齡、職位等方面的多樣性，這些特征可以被視為是顯著特征或者表面特征，與情感反應密切關聯。社會分類讓人們總是對自己有一個明確的自我定位，將自己置于某一群體內并區分清楚群體內和群體外成員，從而導致群際偏見。例如Williams 和O’Reilly（1998)認為，年齡、任期、以及種族的多樣性對社會融合和交流起消極作用。Milliken和Martins（1996)認為顯著的多樣性更容易激起個體的刻板印象和偏見。大多數學者均認為社會分類多樣性會導致較差的社會融合和凝聚，導致負面績效。Pelled等人在研究有關多樣性與沖突的關系時發現，與工作無關的種族多樣性會增加情感沖突，Roberson等（2003）的實證研究表明亞裔美國經理人身份的唯一性預示著刻板印象，刻板印象與間接反饋尋求和尋求打折顯著正相關。故種族多樣性較易引起融合困難和情感沖突，其自我保護或者印象管理的動機阻礙個體初始的工具性動機，成本認知顯著。Ashford以及VandeWalle等學者研究認為職位和任期多樣性亦對反饋尋求價值認知產生負向影響。誠如上文分析所述，社會分類的一個結果就是產生群際偏見，以及個體的組織身份唯一性，個體對組織身份威脅的感知源于人們對身份、職位以及群體歧視的微妙競爭，所以這些情感沖突讓個體在反饋尋求時，擔心自己身份、地位以及面子問題，因此依然體現為在反饋尋求時，成本認知主導。但是對年齡和性別的研究還存在一些爭議，有些研究證明性別、年齡多樣性對績效發揮產生積極作用，但也存在不同呼聲。本文認為從尋求反饋的角度看，性別的差異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詢問，因為相似-吸引理論表明相同特質個體之間的交流和互動更加容易，所以同性之間的詢問相比與異性容易；在向與自己年齡差距較大的人（尤其是比自己年輕的人）請教時，也會由于刻板印象或者偏見而終止詢問。綜上所述社會分類多樣性易引起刻板印象、組織身份威脅或群際偏見等情感沖突，進而導致反饋尋求的對承擔社會風險的擔憂，成本認知顯著。

命題2 個體對組織社會分類多樣性的感知顯著正向影響個體反饋尋求的成本認知。

3.價值觀多樣性感知與成本認知

價值觀多樣性表現為個體的目標、使命差異以及對群體中自己任務和使命的區分。價值觀是一個隱性的多樣性，不易被察覺，也可以說是社會分類多樣性的“”。我們在現實的工作中，可以通過一個人對事物的態度以及具體的社會分類去進行區分一個人的價值觀。McGrath等 (1995)認為相似吸引不僅體現為表面水平，更體現為態度、價值和信仰等，正因如此，相異的價值觀和態度之間便會產生排斥。Earley（2000）認為當組織內文化異質性達到一定程度時, 就會發生與社會同一性和自我歸類理論相關的心理認知過程, 使得文化價值觀相似的組織成員聚集在一起，文化異質性較高的組織往往會形成多種亞文化, 并容易引發各種沖突, 阻礙組織內部的相互交流與合作；Townsend和Scott (2001)認為人們更愿意與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尤其是信仰、價值和態度相似的個體或者群體。可見當反饋尋求者所處組織內部成員價值觀念差異較大時，刻板印象、偏見或者知覺到的態度差異，讓反饋尋求者產生自我保護意識，阻礙個體對反饋尋求本身的價值關注，從而轉向成本導向。尋求對象也很可能由于知覺到價值觀的差異，不愿意反饋或者有所保留，增加了互動交流本身的困難。因此當個體態度和價值觀與知覺到的對象不一致時，人們便會排斥或者自然把他們劃分為群體外成員等，表現出情感沖突，對這個本身很有價值的“信息源”不愿意靠近，表現為成本主導的認知模式。

命題3 價值觀多樣性顯著正向影響個體成本認知。

4.反饋認知與反饋尋求

上文曾提及Asford(1986)提出了價值認知和成本認知在反饋尋求行為中的重要意義，后來的研究也都證明了價值和成本認知在這一機制中的中介作用，價值認知正向影響反饋尋求頻數或者努力程度，反之成本認知。個體尋求反饋的初始意圖大多是希望在與同事的交流或者向上級的詢問中獲得技能改善、提高組織適應性或者完成角色期望等信息，這是一種自我調節的積極策略。當個體知覺到周圍同事或者上級知識、經驗、能力或者閱歷豐富，并不存在情感沖突時，個體認為反饋尋求可信度或易得性更高，價值認知顯著，進而促進個體的反饋尋求行為；當個體知覺到組織構成多樣性讓個體知覺到較多身份威脅、社會風險等情感沖突時，反饋尋求時的成本認知占據主導地位，進而抑制個體的反饋尋求頻數、努力程度或者改變反饋尋求策略。

假設4 反饋認知（價值和成本認知）在組織構成多樣性與反饋尋求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5.成本認知的調節作用

上述分析中已討論了組織功能多樣性促進個體的工具性動機，表現為對尋求信息的價值認知，這種價值認知會促進反饋尋求；但是個體總是生活在一個身份、地位 或者觀念不同的群體中，個體感知的社會分類多樣性和價值觀多樣性會強化組織中的情感沖突，令印象管理或者自我強化動機占據主導地位，進而體現為對尋求成本關注，成本認知很可能抑制直接尋求的頻率和努力程度，轉向間接尋求或者終止尋求。本文認為反饋尋求的策略、頻數是由組織構成多樣性所影響的價值認知和成本認知的交互，即復雜認知作用決定。

價值、成本認知與直接尋求：如Ⅳ象限中，功能多樣性所致的價值認知增強，而社會分類或者價值觀所致的成本認知減弱時，直接尋求的頻數和努力程度增強，例如當個體感受到較強的組織支持時，可以通過直接詢問的方式獲取反饋信息而達到自身目標，并且這種負面影響越小，直接尋求的頻數或者努力程度越強；同時在Ⅰ象限的區域2中，雖然成本認知也在增強，但是價值認知大于成本認知，故依然更表現為直接尋求的方式，但直接尋求的頻數或者努力程度會因受到成本認知的影響而減弱。

價值、成本認知與間接尋求：在Ⅰ象限區域1中，當價值認知增強時，成本認知也同時增強，此時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由于對尋求價值的認可，但又顧慮到各種尋求成本，只有改變反饋尋求的策略獲得信息，即通過間接尋求的方式減少組織構成多樣性所帶來的情感沖突或者風險；例如通過觀察周圍人反映或者對情景的監測等形式獲取需要的信息調節自己行為。另外一種可能性便是中止反饋尋求，例如雖然明知尋求信息的重要性，但是覺得成本太大，故而放棄。不過，Stobbeleir等人研究表明間接監測相比與直接尋求的策略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并不顯著，這個研究也體現了直接尋求的重要意義。在Ⅱ、Ⅲ象限中，由于功能多樣性所致的價值認知減弱且為負，故反饋尋求的動機較弱，尤其是Ⅱ象限，價值認知減弱的同時，成本認知增強，反饋尋求的動機幾乎為零；Ⅲ象限中，雖然成本認知減少，但是由于對尋求行為的價值認知減少且為負，故而尋求動機依然弱。命題5 成本認知在價值認知與反饋尋求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四、模型意義

本文基于組織構成多樣性的視角建構了反饋尋求的概念模型，認為尋求對象的構成多樣性不僅對個體價值認知產生影響，亦對成本認知產生影響，并從二者交互的角度作出新的解釋。基于組織構成多樣性對反饋尋求的多渠道影響理論模型的建立，符合反饋尋求研究的發展趨勢，在整理總結現有反饋尋求與組織構成多樣性研究基礎上，回答了“什么樣的組織構成可以為反饋尋求提供優秀的土壤”？“組織構成多樣性對反饋尋求的價值認知和成本認知影響的主要來源是什么，易受哪些因素干擾？”“價值和成本認知怎樣影響反饋尋求行為？”這些探索將反饋尋求領域內組織構成多樣性對其的影響研究引向深入。

總體來說，新時期組織構成多樣化是時代的趨勢，這勢必對個體感知產生影響。在多樣性化的組織中積極、合理、及時的反饋尋求是企業提高效率和追求創新的基礎。組織構成多樣性對反饋尋求的多渠道影響模型讓我們對反饋尋求有了更加全面而新穎的認識，我們對該問題的識別有助我們發現和明確組織人員構成模式對個體反饋尋求的影響，利于企業的戰略革新、人員重組和提高組織效率；有助于企業任務分配時建構合理的人員結構，從而強化個體的交流和合作，促進企業創新。表1說明了該模型對反饋尋求的解釋力。

五、未來研究建議

該概念模型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和實證檢驗，特別是對組織構成多樣性分類時變量的概念和界定，以及中介變量和結果變量的選擇，需借鑒組織行為學、社會心理學以及信息搜尋等研究中更富解釋力的新成果。模型假設有待于大量的、來自不同典型企業或者團隊的數據檢驗，以便得出更具實踐意義的建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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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樣性的基礎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反壟斷法；適用

中圖分類號：DF414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3-7217（2016）02-0134-05

一、研究背景與緣起

轉售價格維持是指處于同一產業不同環節交易者間關于價格的約定協議，在供給商品轉售與第三方時，或第三方再轉售時，各方都必須遵守先前約定的價格，反之則可對違約方采取罰違約金、停止供貨等經濟制裁手段。“轉售價格維持”在出版行業已存在相當長的歷史，并與自由定價機制一起成為國內外出版行業的兩大定價機制[1]。對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國外由來已久，相關法律也較為完善。英國出版行業早在19世紀80年代就已采用轉售價格維持，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由麥克米蘭公司出版發行）這一著作就是在固定轉售價格機制下發售的。隨后丹麥、瑞典、日本等國家的出版行業也都開始廣泛推廣“轉售價格維持”[2]，到20世紀初，美國出版行業也在普遍采用轉售價格維持機制，一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出現了一大批在轉售價格維持機制內進行發售且極具影響力的經典出版物。然而，隨著信奉自由競爭的國家和地區反壟斷法的頒布和實施，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這一系統便開始遇到了非常多的現實問題，甚至被一些國家和地區明文禁止，其理由是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反壟斷法可確保市場的開放與活力，出版行業也不能例外。

由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存有爭議，目前有一些國家對出版物零售定價同時存在自由定價和轉售價格維持兩大機制。這些國家采取的辦法是通過明確獲得反壟斷法豁免的條件，對出版物轉售價格進行有區別的對待。可以肯定的是轉售價格維持限制競爭，其存在一直都頗具爭議。不同國家對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的基本理念和認識也存在差異，不同國家對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行為的認定也存在很多不同，如丹麥、挪威、匈牙利、德國等歐盟國家認為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行為必須是基于商業合同且買賣雙方自愿實施的一種價格約定協議；而美國、英國等國家和地區自由定價和轉售價格維持同時存在于出版物零售定價中，且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也適用于該國的反壟斷法。

在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頒布反壟斷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確保整個市場的開放與活力，并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而出版行業轉售價格維持機制的存在可能導致出版物零售價格偏高于市場價格，最終損害消費者的權益。關于這一命題，有學者以日本五家全國性報紙實施轉售價格維持為例進行了考察，研究發現，當這五家全國性報紙零售價統一定為3925日元/月，其它地區性報紙售價會稍低一些，而全國性報紙發售通過轉售價格維持機制會使報紙零售定價提升約500日元/月，雖然報社利用報紙轉售價格的統一定價能夠為自身增加利潤，但給整個日本社會卻造成了更大的經濟損失，社會整體福利損失程度非常顯著。近年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即使是主張出版物發售須遵循“轉售價格維持”的專家，也普遍承認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行為可能會使整個出版行業產生限制競爭效果，降低整個行業的效率，但他們認為通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可以促進出版業出版物的多樣性，進而促成整個社會的文化多樣性。基于這一視角，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應當被反壟斷法豁免。在實踐中，大多數歐盟成員國支持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其理由正是由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可一定程度地促成出版物的多樣性。在現實中，這一觀點也得到了歐洲很多出版商的認可，所以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在這些國家可以獲得當地反壟斷法的豁免。

自我國反壟斷法頒布以來，如何厘清和正確認識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和出版物多樣性保護間的內在關系？如何制定關于轉售價格維持反壟斷法豁免條件？是我國反壟斷法必須面對和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關于出版物的出版發行，我國出版業在2010年的《圖書公平交易規則》中有明確規定：新發售的出版物在銷售的第一年，須按圖書標定的固定價格銷售[3]，且對于一年后的優惠銷售折扣也有明確規定，該規定為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取得我國反壟斷法豁免權提供了條文支撐，但這些規定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一直遭人詬病，以至于國家發改委兩年后對《圖書公平交易規則》中的一些飽受詬病的規定進行了重新修訂，如對新版圖書銷售價格、圖書優惠銷售最低價格、統一供貨折扣等內容進行了調整與說明，但該次修訂實際上僅是對涉及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的部分內容的有限“松綁”，這次“松綁”對整個國內出版業生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然而，這次修訂也并未完全放開出版物市場，更不是我國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的適用法律。

二、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反壟斷法豁免的邏輯思辨

贊成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的學者認為，該機制的內在邏輯是通過縱向價格限制，激勵出版商、零售賣場出版、銷售一些有文化價值，但利潤較低的小眾出版物，以促進社會文化的多樣性發展。那么，在這個出版市場不斷完善與相關理論研究不斷深入的時代，在將競爭作為基本市場規則的常態下，出版物多樣性保護能否成為轉售價格維持行為取得反壟斷法豁免的充分理由？二者之間的關聯性到底如何？是值得法律界、出版界共同思考的現實問題。筆者認為，將出版物多樣性保護作為轉售價格維持行為取得反壟斷法豁免的理由不充分，其邏輯至少有三點值得商榷：

1.必要條件被忽略。目前爭議較多的是取得反壟斷法豁免的前提：轉售價格維持行為是依賴出版物多樣性保護。一方面，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被一些專家賦予了很多文化的意義；另一方面，多樣性問題在反壟斷法中缺乏直接的分析范式[4]。我們知道，除個別行業之外在實施反壟斷法的國家和地區普遍適用反壟斷法，可見競爭作為市場的必要屬性，其基本價值和作用也是肯定的。若要對某一限制競爭的行業或行為給予豁免，則需要充足的豁免理由。不少支持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觀點的學者認為，確保出版物多樣性是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豁免反壟斷法的充足理由。所謂出版物的多樣性是指不同出版物之間存在不可替代的差異，可以呈現出不同的思想觀念、不同的文化類型。出版物的文化傳播效應是毋庸置疑，不同的出版物承載著不同觀念、傳遞不同文化，而且不同的出版物對言論自由的價值，也無需多言。然而，這一視角仍存在一個顯明的問題：因為即使能夠證明通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機制可以促進出版物多樣性，但也沒有任何實證結論可以斷定達到出版物多樣性目的只能通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這一機制來實現，如果還存在其它方式來提升出版物的多樣性，那么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機制的存在意義便可大打折扣。如果有實證結論表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是確保出版物多樣性的唯一方式，那么這一理由足以使其取得反壟斷法豁免的條件，但實際上并沒有實證依據來證明轉售價格維持是實現出版物多樣性的必要條件。在所有將競爭作為市場經濟準則的國家和地區，反壟斷法已被普遍適用于各個行業，而且反壟斷法在維護公平競爭、保證市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保障公正的競爭能力、競爭機會意義重大。因此，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這種限制競爭行為想要獲取反壟斷法的豁免，必須要有非常充足、合理、科學的理由。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出版物多樣性保護尚不足以作為出版物豁免轉售價格維持的理由。

2.充分條件不充分[5]。實現出版物多樣性的目標主要手段是依靠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機制來影響出版商和普通零售商的行為，但這一視角同樣存在重大缺失，因為出版物的生產、銷售涉及的中間環節非常多，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對最終出版物的多樣性產生影響，如作者出版方式的變化、銷售形式的革新等，所以轉售價格維持不是實現出版物多樣性保護的充分條件。雖然出版商的出版能力、審查標準可以影響最終產品的多樣性，但是整個出版行業的真正核心是撰寫、創作出版物的作者，出版商和普通銷售商都只是將作者的創作成果有效地傳遞到讀者面前。因此，作者創作出不同作品是實現出版物多樣性目標的基本前提。如果出版市場上存在一種簡單、便捷、價格低廉的出版物發售運作模式來幫助作者出版、發行作品，那完全可以不用通過轉售價格維持來保護出版物的多樣性發展。隨著數字圖書、博客、微信朋友圈等自助出版的出現，一種通過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的新興出版模式正被大家所接受。這一新興出版模式大大降低了出版的準入門檻，簡化了出版物的發售流程，縮短了出版物的發售周期，對增加出版物多樣性具有顯著的意義。由此可見，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不是出版物多樣性發展之充分條件，因為影響出版物多樣性的因素很多，并非只有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這一種因素。

3.有悖“競爭”原則[6]。不可否認，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出版商和普通零售商為出版物多樣性進行努力，但“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的存在，同時也可能會影響整個出版產業鏈條上的其他環節。比較顯著的有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影響出版物的定價，目前的做法是通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提升暢銷書的零售價格，將發行不怎么賺錢的出版物造成的虧空，依靠發行暢銷書獲得的利潤來填平，確保出版物的多樣性，為讀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二是通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讓出版商和普通銷售商相互間避免降價競爭，進而不暢銷的出版物也能夠獲得相應的收益，這樣出版商和普通銷售商可以不用將暢銷書的利潤來補貼那些小眾出版物。這兩種做法雖然存在些許差異，但其內核是完全一致的，即通過限制競爭讓出版商與零售商都能在小眾出版物上收獲利潤，以支撐該類出版物的出版發行，實現出版物多樣化[7]。然而，出版物出版發行是一項市場經濟活動，需要計算成本并追求利潤，在現實中如果某一出版物獲利預期沒有達到出版商和普通零售商的預期，那么出版商和普通零售商根本不會有動力完成出版發行。對整個出版產業鏈而言，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是通過影響出版商和普通銷售商兩個環節來達到實現出版物多樣性目標的。但從現階段出版業實際市場結構角度來看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出版業在出版商和普通銷售商這兩個環節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為充分，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對這兩個環節的作用相對有限。目前整個出版業具有明顯市場集中的其實是出版物的批發環節，這個環節呈現出了較高的壟斷狀態[8]，如在日本出版行業中，每年超過70%的出版物都是由兩家大型批發商來完成銷售的；美國的英格納姆公司則占據著整個美國出版市場50%的份額，這些超大型出版批發商的存在，使得他們可能會利用自身在出版市場的巨大影響力，通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產生更為突出的限制競爭效果，進而嚴重影響最終出版物的多樣性。當然，從出版行業整體市場競爭的理論效果上來講，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機制的存在不僅容易被大型批發商利用，同時增強出版批發環節的壟斷力量和介于出版產業鏈中普通零售商和出版商兩個環節的市場力量，初使出版業形成一種多方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抗衡效應（即“卡拉布雷西假說”抗衡效應），這一抗衡效應只有假設產品同質化的條件下才能出現，如果脫離這一假設條件，則根本不可能出現[9]。而若這一假設成立，必然有悖于產品多樣化的要求。此外，出版物多樣性保護的主要目的是為讀者提供更加多樣化的閱讀選擇，滿足其涉獵多樣文化知識的需求，進而影響整個社會文化的多樣化。但是出版商和普通銷售商關于出版物多樣性更多的是從出版物供給的這一角度來理解，這一出版商和普通銷售商眼中的出版物多樣化與讀者所認可的多樣化是否一致仍值得深入研究。筆者認為出版物多樣性保護應充分考慮出版商、普通銷售商和讀者等多方的實際需求，且應當是以讀者為核心的。如果以讀者需求為中心，那么出版物多樣性的直接目標應該是為廣大讀者提供多樣化、多元化的出版物選擇，讓各種思想、文化都能得以充分表達。那么，出版商和普通銷售商等供給者就要爭奪需求和滿足需求，讓供給者為了滿足消費者閱讀需求而進行全方位的競爭。然而，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機制的存在，會限制出版商、普通銷售商這些供給者之間的競爭行為，這樣就違背了保護出版物多樣性的初衷，也實現不了保護出版物多樣性的目的。

基于前述，保護出版物多樣性難以作為出版物豁免反壟斷法的理由，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也不是確保出版物多樣性的必要條件。筆者認為，利用競爭促進出版物多樣性仍然是一個基本原則，從長遠來看，競爭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三、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的反壟斷法適用

在以競爭為核心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如果有限制競爭的特例，則必須存在非常堅實的理由和基礎，顯然，將出版物多樣性保護作為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豁免反壟斷法還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那么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就應該受反壟斷法的規制，當然，具體如何適用？仍有待深入研究與分析。

從國際視野看，在已經實施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的歐盟成員國中，大多數國家也都僅對于本國國內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行為予以豁免，很少對涉及成員國之間的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行為給予認定，因為相關當事方自身還沒有明確的理論依據來說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是促進文化多樣性所必需的[10，11]。在十分注重市場自由度的美國，早期對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行為的認定注重行為的形式，但隨著反壟斷法理論和實踐的不斷發展，逐漸開始注重分析行為本身的影響，并根據實際市場效果來評估決定適用何種原則，且已在相關判決結果中明確指出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對市場競爭具有雙重性的影響[12]，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既可能損害競爭，也具有促進市場競爭的效果。因為出版物存在區域性特征，極容易形成一個地區性極強的封閉市場，這樣如果出于產業保護的目的，對出版業實施限制競爭，會對整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充分利用競爭來促進出版物多樣性仍然是出版行業的一個基本原則，特別是對于大眾圖書、專業圖書以及中學以上的各類教育用書，由于這類出版物對競爭限制性的影響非常明顯，因此，我國相關的法律部門應該對這類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堅決予以反壟斷法規制。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某些限制競爭行為具有兩面性，我國反壟斷法也允許對一些滿足特定條件的限制競爭行為予以豁免[13]。關于轉售價格維持的認定，我國反壟斷法規定，只要經營者與其具有縱向關系的經營者訂立了維持轉售價格的協議就可能會因違反反壟斷法而受到規制，但在實踐中這種認定方法較為籠統。雖然這有助于簡化操作過程與節省司法成本，但對具有雙重性的“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缺乏科學、清晰、準確的認識。因為關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行為是否違反反壟斷法的規則，除了需要深入分析行為本身的實際情況，還應當進一步考察相關市場，并根據經濟分析來綜合評判該行為對市場競爭和消費者產生的影響。所以對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還應予以具體分析，即如果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滿足如下三個條件，可以根據反壟斷法的豁免條款予以豁免。其一，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能夠產生效率；其二，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不會嚴重限制相關市場的競爭；其三，消費者能夠分享由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所產生的利益。這一條款豁免模式正是基于我國反壟斷法的豁免條款，并借鑒歐盟關于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豁免認定的原則而提出來的。如我國中小學教科書轉售的縱向壟斷協議，因其涉及我國基礎教育這一社會公共利益而應予以豁免。

總之，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可能帶來雙重性影響，我國立法、司法、執法部門應該深入研究，我國反壟斷法應制定明確、清晰的認定要求和條件，確保法律在執行過程中，可以簡單、便捷地辨別出哪些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行為應給予豁免，哪些行為需要進行法律規制。

四、結語

出版物多樣性是否必須依靠轉售價格維持？答案顯然不是。從市場規律的視角來分析，利用競爭促進出版物多樣性仍然是一個基本原則，從長遠來看，競爭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但不能否認，出版物轉售價格維持存在客觀的雙重性。因而，出版物價格及出版行業的競爭問題是我國反壟斷法正面對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在國外，有些國家采用維持轉售價格的凈價制度，有些國家反壟斷法對出版物維持轉售價格行為予以豁免，或是由行業協會擔當制定或實施圖書價格規制法律的角色。我國出版業屬于應當自由競爭的行業，所以從總體上講出版物轉售價格應受我國反壟斷法的規制，但在具體規則適用上則應區別對待。對于構成反壟斷法中縱向限制競爭的行為，若涉及到國家基礎政策且存在公共利益可根據豁免條款予以豁免，否則應堅決予以規制。唯有如此，才能有效規制出版物市場中的轉售價格維持行為，推動出版物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促成出版物的多樣性發展，維護出版物的文化功能和消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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