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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和恩格斯構想的計劃經濟是用代替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一種社會經濟形式。這個經濟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直接的社會勞動、直接的社會產品、有計劃的產品生產、有計劃的產品分配。馬克思和恩格斯構想的計劃經濟,就其完整形式而言,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是不存在的。然而,不完整的、變了形的計劃經濟,卻存在著,它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成立之時起就著手建立的一套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體制,二是通過編制和執行各種形式的計劃來分配資源、安排比例,調節各部門的關系。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就是我們在傳統體制下所看到的計劃經濟。很顯然,傳統的計劃經濟是排斥商品經濟的。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的確立,引發出了兩者關系的大討論,問題的關鍵在于兩者誰是本體,它不僅直接影響到我國計劃管理體制的現實操作,而且關系到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對于這一重大問題,作者不是僅從概念出發,而是立足于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實際,認為“建立我國商品經濟計劃新體制的目標模式,必須站在發展商品經濟的高度,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主體,逐步進行計劃經濟的商品貨幣取向的改革”。這一改革的歷史起點,“是非現代商品經濟型的實物經濟運動結構,這種運動結構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行政力量控制的產品經濟和夾縫中生存的初級商品經濟三者組合而由成的經濟體系。”“因此很顯然,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的主體目標選擇應是三重混合經濟形態共同向現代商品經濟的轉化,”,’b磚么在這一基本框架內所進行的計劃經濟體系的改革,就必然是商品經濟取向,即計劃經濟體系的商品貨幣取向,或者稱為計劃經濟改革的市場取向。”(見該書第14頁)商品型計劃管理體制的基本框架是:(1)計劃主體多元化。以社會、政府、企業為乒重計劃主體,進行計劃系統微觀基礎和宏觀管理再造,(2)計劃對象間接化。計劃管理的直接對象不是個量的企業活動,而是企業間的市場關系,不是實物性的使用價值流程,而是貨幣性的價值流程;(3)計劃管理系統中的市場運行競爭化。以此實現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基礎上計劃與市場調節的主體結合。
二、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資源有效配皿出發,探討計劃與市場結合的運行機制
如何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的計劃運行機制,作者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作了一系列探索,一是在計劃決策權的配置上,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三大層次的經濟主體中的分布結構狀態;二是重構宏觀計劃管理中的信息基礎。作者認為,實物計劃體制中的政府計劃者集中處理信息的能力與現代經濟信息膨脹及信息傳輸方式之間有極大的矛盾,解決計劃者能力不平衡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改變控制模式和重塑信息通道,這就是不斷改革價格體系,完善市場體系,建立橫向自動協調的信息通道,三是選擇商品經濟計劃管理形式要堅持多樣化原則。從現階段看,要根據不同性質和不同規模的企業、不同的社會生產環節和領域、不同的經濟層次、不同的產業與產品、不同的管理層次、不同的信息掌握程度、不同的時間空間等,采取不同的結合形式來實現,逐步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發展。從發展趨勢看,計劃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實現形式,最終將采取可調節的競爭性市場、政策性計劃為主、極少量的直接計劃為輔的模式,四是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計劃工作水平,建立合理的商品經濟計劃管理的組織結構和動力結構。作者認為,要實現計劃機制運行合理化,必須構建合理的體制基礎。這個體制基礎主要由宏觀調控、企業機制和市場體系三個方面組成。宏觀調控體制是實現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關鍵環節,起著導向作用,企業機制是實現這種結合的客觀基礎,對經濟活動的細胞起著規范作用,市場體系則是實現這種結合所必須的客觀環境,起著中介和橋梁的作用。三者的有機結合才能使計劃與市場相結合成為現實。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適應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一客觀形勢的需要,加快對這三個方面的同步改革,解決目前存在的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弱,企業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機制不健全,市場體系發育程度低等問題。
1.監督管理與鼓勵競爭的關系
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就會有競爭.因此,在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運行中,必須創造有效競爭的環境,以便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實現優勝劣汰,促進企業不斷改進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開拓進取,爭取打入國際市場,不僅在國內,而且要在國際竟爭中獲得勝利,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競爭也會出現一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如套購國家計劃商品,倒賣重要生產資料,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等。為了維護正常的競爭,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反對不正常競爭,打擊違法行為,使所有的商品生產經營者都能奉公守法,通過誠實勞動開展社會主義競爭。
2.監督管理與搞活的關系
“活”是指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和市場交易活動在政策、法規允許的范圍內正常進行,達到市場縈榮活躍,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亂”是破壞了國家政策、法規,制造和販賣偽劣商品,投機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販私,造成了生產經營運行的紊亂。有亂就要管,管就是治亂。搞活與治亂兩者雖然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是辯證的統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與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方針相悖。沒有整個市場的繁榮和活躍,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最終會導致經濟活動的停滯不前,阻礙社會進步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規范參與商品經濟活動的行動主體—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導致經濟活動的混亂無序。經濟越繁榮活躍,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高,越需要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越離不開監督管理,這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既有促進經濟搞活的任務,又有監督管理的責任,使經濟搞活與監督管理互相結合,相互促進,在搞活中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又通過維護秩序,搞活經濟。長期以來,工商管理工作在管理與搞活的關系上,考慮行政干預、監督管理多,研究疏導服務、促進搞活少,不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在企業登記方面,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放寬政策,允許企業擴大經營范圍;允許在國家政策范圍內一業為主兼營他業;允許工業系統門市部兼營省內外同行業自銷產品;允許個別企業使用兩個牌子;縮小特種行業的管理范圍;簡化申請審批手續,一般登記不超過半個月.在市場管理方面,支持鼓勵販運,撤銷農副產品檢查關卡,對計劃產品在完成國家計劃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許邊出售、邊上市、邊販運。對計劃外產品,稱重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允許多渠道經營,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場建設上按照“政府決策,統一規劃,多方興建,工商統一管理”的辦法,走多渠道籌集資金、多元化建設市場的路子,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鄉市場建設。
3.監督管理與搞好服務的關系
工商行政管理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要為經濟基礎服務,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服務。它不僅要監督管理,而且要通過搞好服務來正確引導和影響工商企業經營人員,促進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此,必須堅持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把加強管理與搞好服務結合起來。基于這種認識,改變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預的觀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傳教育、疏導服務、經濟監督、促進發展、增強活力這樣一個綜合的、完整的、系統的過程。實行“疏導—服務—搞活”的管理方式,糾正單純“管理—查扣—處罰”的管理方法,實現“活—管—活”的目標,通過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納入國家政策的軌道上健康發展。幾年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認真做好為企業服務的工作。例如:協助工商企業經營人員搞好市場調查、預測和引導他們堅持社會主義經營方向,改善經營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4.監督管理與正確引導的關系
一、監仔管理與搞活的關系
“活”是指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和市場交易活動在政策、法規允許的范圍內正常進行,達到市場縈榮活躍,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亂”是破壞了國家政策、法規,制造和販賣偽劣商品,投機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販私,造成了生產經營運行的紊亂。有亂就要管,管就是治亂。搞活與治亂兩者雖然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是辯證的統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與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方針相悖。沒有整個市場的繁榮和活躍,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最終會導致經濟活動的停滯不前,阻礙社會進步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規范參與商品經濟活動的行動主體—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導致經濟活動的混亂無序。經濟越繁榮活躍,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高,越需要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越離不開監督管理,這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既有促進經濟搞活的任務,又有監督管理的責任,使經濟搞活與監督管理互相結合,相互促進,在搞活中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又通過維護秩序,搞活經濟。
長期以來,工商管理工作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活”、“亂”界線分不清,在管理與搞活的關系上,考慮行政干預、監督管理多,研究疏導服務、促進搞活少,不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形勢。1984年以來,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指引下明確了必須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衡量各項工作好壞最主要的標準,把有利于改革、開放、搞活、管好作為工商行政各項管理工作的出發點,把宣傳、教育、疏導、服務融化在監督管理之中,從而使我們的工作服從和服務于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企業登記方面,我們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放寬了政策,允許企業擴大經營范圍;允許在國家政策范圍內一業為主兼營他業;允許工業系統門市部兼營省內外同行業自銷產品;允許個別企業使用兩個牌子;縮小特種行業的管理范圍;簡化申請審批手續,一般登記不超過半個月.在市場管理方面,我們支持鼓勵販運,撤銷農副產品檢查關卡,對計劃產品在完成國家計劃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許邊出售、邊上市、邊販運。對計劃外產品,稱重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允許多渠道經營,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場建設上按照“政府決策,統一規劃,多方興建,工商統一管理”的辦法,走多渠道籌集資金、多元化建設市場的路子,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鄉市場建設。由于我們較好地處理監督管理與開放搞活的關系,使我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沿著既搞活又治亂的目標邁進。
二、監,管理與鼓勵競爭的關系
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就會有競爭.因此,在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運行中,必須創造有效競爭的環境,以便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實現優勝劣汰,促進企業不斷改進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開拓進取,爭取打入國際市場,不僅在國內,而且要在國際竟爭中獲得勝利,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競爭也會出現一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如套購國家計劃商品,倒賣重要生產資料,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等。為了維護正常的競爭,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反對不正常競爭,打擊違法行為,使所有的商品生產經營者都能奉公守法,通過誠實勞動開展社會主義競爭。在工作中,我們從福建的實際情況出發,重點打擊走私卷煙、家電,倒賣黃金和進口汽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違法活動,認真處理商標侵權、虛假廣告案件。這些監督管理工作創造了有利于商品生產經營者開展有效競爭的外部環境,推動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有序運行和健康發展。
三、監督管理與搞好服務的關系
工商行政管理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要為經濟基礎服務,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服務。它不僅要監督管理,而且要通過搞好服務來正確引導和影響工商企業經營人員,促進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此,必須堅持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把加強管理與搞好服務結合起來。基于這種認識,我們改變了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預的觀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傳教育、疏導服務、經濟監督、促進發展、增強活力這樣一個綜合的、完整的、系統的過程。實行“疏導—服務—搞活”的管理方式,糾正單純“管理—查扣—處罰”的管理方法,實現“活—管—活”的目標,通過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納入國家政策的軌道上健康發展。幾年來,我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認真做好為企業服務的工作。例如:協助工商企業經營人員搞好市場調查、預測和引導他們堅持社會主義經營方向,改善經營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又如:在幫助國營大中型企業發展的前提下,正確支持城鄉集體、個體工商業戶發展,鼓勵他們為發展生產和流通、溝通城鄉物資交流、活躍城鄉市場而開展正當經營。再如:增加市場服務設施,為商品交換提供方便等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工商行政管理要提供的服務范圍更廣,項目更多,服務職能必須進一步加強。當前,為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我們做了如下幾項服務工作:
首先,轉變作風,增強服務意識,深入到國營重點和地方骨干企業調查研究,現場辦公,為企業排憂解難。
其次,支持企業轉換經營機制,轉產適銷對路產品或拓寬經營渠道,增強企業活力.[
第三,運用經濟合同管理職能為企業服務,為企業清理“三角債”。去年全省工商行政管理機構共辦理以拖欠合同款為主的經濟案件12.5萬件,企業追回拖欠款1.32億元.第四,認真抓好本系統的治理“三亂”工作,在全系統范圍內清理了各項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糾正了6項未經批準或超標準的收費項目,撤銷了未經批準設立的檢查站卡15個。
四、監,管理與正確引導的關系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之間、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之間、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之間.,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著矛盾。一方面,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生產經營者所從事的商品經濟活動受著國家方針、政策、計劃、法規的制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必須對經濟主體所從事的商品經濟活動進行監督管理,使商品生產經營者服從國家計劃、方針、政策、法規,而不能把眼前的、局部的、集體的、個人的利益置于長遠的、整體的、國家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商品生產經營者是獨立的經濟實體,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為了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有時也不顧國家計劃、政策、法規。
市場是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經濟學家都這樣定義:契約是平等主體之間基于合意而達成的權利義務協議-法學家都這樣解釋。
近四十年的經濟建設和法律建設中,我們是否感覺到了市場與契約之間的聯接紐帶?毫無疑問,規范而有效的商品交換,就法律意義上的條件,依賴于下列諸項:經濟主體必須能夠在市場中自由讓渡自己的商品,保證對方取得商品的所有權而不被迫索,交易必須是基于雙方的自愿協商,不能有強迫、欺詐、顯失公平等因素,等價、有償應該成為交易的核心原則,誠實、信用則是市場行為的道德法碼……而所有這些,又都憑籍于一種超然的神圣力量才能得以實現與維護。這種力量便是契約法律制度。
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與自由契約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結果。毋庸置疑,商品交換中的主體平等性與意思自治性是人類思想觀念的一次歷史性進步。當著資本主義的市場發達到相應程度的時候,必然滋生出與之相適應的市場運行規則,即契約法律制度。而契約自由,便成為西方民商法中的基本理論支柱之一。
商品交換的經濟表現是市場,法律表現是契約。這就如同社會財富的分配關系在經濟制度上表現為所有制而在法律制度上表現為所有權一樣。商品交換產生市場,市場運行需要規則,規則的最高表現就是契約制度。簡而言之,契約就是市場的法律表現形式。故而,市場的發育與契約的演進是同步的,只有充分發育了的市場才能孕育出發達、完善的契約理論與契約制度,反之,科學、先進的契約理論與契約制度又必然對市場的發育與完善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
市場與契約的結合,經濟學與法學的聯袂,這是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一條可行之道。
一、市場發育與契約演進過程中經濟摩擦的不可避免性
七十年代未揭開序幕的聲勢浩大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以創建新型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為目標的,從舊的產品經濟體制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轉軌,創新經濟秩序的實質意義就是經濟關系的契約化。市場的發育和契約的演進無可置疑地成為改革和發展的主旋律。然而,歷史的因素與現實的條件將為這一進程設置諸多路障,不可避免的經濟摩擦構成了創立新經濟秩序的艱巨性和長期性。
首先,在一個已具有相對穩定的經濟運行體系的社會,實行歷史性的制度創新與體制更替本身就充滿著矛盾與風險。一方面,新的經濟秩序力圖擺脫舊體制的約束脫穎而出,而舊體制卻以其強大的慣性沖擊著市場運行;另一方面,逐步開始形成的新的體制與秩序由于自身的不成熟、不協調,難以同步更新和發展,其效應的積極方面也深受影響。因此,經濟關系中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矛盾和摩擦便會不斷更迭,舊的剛剛消失,新的又會產生。
其次,在新經濟秩序的初創階段,有利于市場健康、正常發育的經濟環境尚未形成,新舊經濟秩序中各種決定經濟環境的因素相互重疊、脫節和沖突,導致現存經濟環境過多的不可預測性和不確定性,經濟行為存在過多的盲目性、冒險性和投機性,由此又必然導致市場交易行為中的“一次化”和短期化。經濟主體,尤其是企業法人,還沒有從理性上把市場當做生存場所,把契約當作連接自己與市場的紐帶,市場交易目前仍以小批量、現貨、短期交
易為主要形式,這與新經濟秩序中將要創設的交易大宗化、期貨化和票據化相距甚遠。
第三,改革帶來的經濟利益關系的重構和責任關系的明確,不僅引起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矛盾,而且這種矛盾己深入到資產關系和財產制度,但最終會綜合反映在市場行為中。舊體制下對個人利益、局部利益、當前利益的漠視和壓抑,導致了經濟主體追求經濟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的虛化。而新體制下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則要求承認這些利益因素的存在,于是,利益對抗與利益排斥現象不可避免,并將伴隨著市場的漸進過程而長期存在,成為經濟摩擦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四,市場行為的約束機制本身的摩擦,是導致廣泛經濟摩擦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產品經濟體制下,市場行為和經濟秩序的約束力來源于以行政權力為保障的超經濟力量。這種行政約束帶著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和獨斷性,同時由于它凌駕干經濟主體的意愿之上,體現若國家干預經濟的行政隨意性,因而國民經濟的低效與停滯被表面上的穩定所掩蓋。新經濟秩序的創建以及由此產生的新型的約束機制-契約法律約束的萌芽,必然要求與舊的約束機制“分庭抗禮”,而這種對抗又衍生出大量的新的摩擦。
第五,長期以來形成的法律虛無主義遺害至今。有關市場秩序與市場培育的民事立法和經濟行政立法,無論從立法宗旨、立法內容,還是立法技巧,都與新經濟秩序的創立難以適應,使得新秩序的脫胎因缺乏有效的法律導向與法律保障而困難重重。立法的滯后與不嚴密、執法的隨意與不嚴肅,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摩擦的深度,強化了契約化進程的難度。近幾年頒布的一些重要的關于商品經濟與市場的立法,如《民法通則》、《經濟合同法》、《企業法》等,就是例證,這些立法盡管對于我國的改革開放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可謂功不可沒,但其立法宗旨、立法內容之弊端與缺陷也是非常明顯的。而很多有關市場秩序和市場培育的立法目前還是空白,如民法中的物權法、擔保法等,商法中的公司法、信托法、合伙法等,經濟行政法中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
二、經濟摩擦與契約難題的主要表現形態
市場發育過程中的摩擦也就是契約演進過程中的難題。這種摩擦與難題以多層次、多形式表現出來,互相交疊,錯綜復雜,從一個極為重要的角度揭示了我國目前市場與契約制度的總體輪廓。現擇其要者列舉如下:
1.對契約行為的非法律干預,致使大量已訂立的合同無法履行。契約神圣的觀念尚未扎根于經濟管理者和經營者的頭腦,契約成為行政權力的附屬物,使得已簽訂的合同往往處于法律效力的不確定狀態,威脅著正常的市場交易關系。
2.市場發育的低水平給交易伙伴帶來的高成本,是摩擦的重要體現。由于舊的流通體制仍在起著相當大的影響,新的市場體系尚顯稚嫩,交易對象的廣自由選擇和交易伙伴的自由組合因受制于單調、狹窄的市場渠道而十分困難。
3.對市場價格波動的不適應,給發展契約關系也帶來難題。舊體制下的產品價格對于企業來說是無足輕重的。長期的計劃價格制度使得不少企業時至今日仍對市場價格缺乏應有的敏感與準確判斷,不適應突然出現在經濟關系中的市場價格波動與變化,更難形成根據市價變動而及時調整經營計劃的能力。現在許多合同糾紛就是由于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根本來考慮價格因素,因而一旦發生價格變化,便往往以違約作為對市場價格波動的反應而產生的。
4.因大量違約造成的嚴重拖欠貨款現象,引起市場交易中的連鎖反應,造成新秩序的不穩定。拖欠貨款的原因,有確因資金缺乏而無力支付的,也有故意拖欠、無理拒付的。追不回貨款的企業,只得“另辟蹊徑”,靠對別的企業再違約而緩和自己的困境。于是,錯綜復雜的連鎖違約和三角債現象便廣泛地涌現了。
5.大中型企業的壟斷與自由契約的沖突已見萌芽。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生產力結構,使得有些領域形成了人為的行業壟斷。不少大中型企業對某些行業的生產、經營存在著實際上的封鎖、壟斷,支配著其他企業的生產與經營。壟斷的結果必然是對自由競爭的限制,這與正在創建中的自由交易與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6.企業預算的軟約束狀態,減弱了企業的索賠動機,同時為企業嫁禍于人找到了借口。若遇他方違約,企業寧愿向上級機關要求突破預算追加資金,而主管機關則有權任意壓縮預算,減少投資。此時企業就難免發生履約困難,而最容易采取的彌補措施就是通過對他方違約,轉移損失,以平衡自己的利益。
7.司法機關追究違約責任的過大偏差,尤其是模糊責任界限的大量調解,淡化了權益觀念,助長了違約意識,從而影響了契約化進程。合同仲裁委員會和法院在處理契約糾紛時,普遍存在兩種傾向:一是在計算違約金與賠償金時忽視間接損失,違約方只承擔有限的直接損失責任:二是過份強調調解結案,而大量的調解是以和稀泥式的折衷調和為特點,其后果不僅是使一方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更嚴重的是使違約人的違約心理得不到應有的警醒,進而產生敢于進一步違約的潛在僥幸心理,這無疑給正常的市場交易埋下了隱患。
8.訴訟成本的高昂與合同訴訟對審判機關的要求之間存在嚴峻的矛盾。企業為解決一個合同糾紛往往需要付出過高的代價,這首先體現在訴訟時間的拖延上,一個案件有的耗時達二、三年,雙方當事人都被拖得精疲力盡;其次,審理結果每每難盡公平合理,當事人期待已久卻大失所望;再次,即便是公平合理的判決書、調解書,其實際執行也是多費周折,極不容易。這些因素使得糾紛當事人在是否訴諸法律時往往猶豫不決,不少企業權衡再三后,干脆放棄訴訟的選擇,最終不了了之。
9.立法與實踐的嚴重脫節,以及立法本身的不協調、不科學,既是產生摩擦的一個重要誘因,也是摩擦的一個主要表現形態,這主要體現在:1)立法滯后,改革措施與改革成果得不到法律及時有效的保障,缺乏超前立法的意識;2)立法內容不嚴密、不科學,伸縮性大大,造成理解上的混亂和執法上的隨意性;3)法律監督的立法不配套,造成因缺乏法律監督而形成的執法不力甚至事實上的無法可依;4)法律、法規之間前后沖突、相互沖突的現象頗多,造成執法、守法上的無所適從,降低了法律尊嚴的,5)不少重要的法律、法規以試行、暫行的形式頒布,影響了法律的嚴肅性與權威性。
三、減少摩擦、加速創建市場運行新秩序的法律對策
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商品經濟新秩序必須建立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上,只有運用法律確立和保護商品經濟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使商品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表現為規則、制度,新經濟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實質上就是一種法律秩序。商品經濟運行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要求各經濟關系主體間公平競爭,平等交易,排斥對市場行為的非經濟的權力滲透和干預,而只遵循價值規律和法制原則。因此,必須首先確立法律的絕對權威和尊嚴,打破官本位和權力過分集中的桂桔,在全社會樹立法律至上、法律神圣的觀念。
其次,就治理、整頓本身而言,必須是依法進行的治理、整頓,而不是長官意志的任性的治理、整頓。治理、整頓是必要的,而且不能手軟,應從嚴整治。但所謂嚴,要從法律上嚴,要依照法律采取各項整治措施,不能超越法律,損害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事實上,治理、整頓如果不依法進行,就不可能達至預期的效應,只能是嚴一陣又松一陣,有的嚴有的不嚴,隨意性太大,風險也就增大,最終回到“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統”的老路上去。所以,既要防止治理、整頓走過場,又要避免治理、整頓走過頭,就必須將“治理整頓”置于理性的、嚴格的法律規則和程序之下進行。
這里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立法指導思想與立法技巧問題。過去,我們以政策導向改革,每一次重大改革方案的出臺都是以政策形式,當政策指導下的改革發展得較為成熟時,再追加立法。這種做法過分強調立法條件的成熟性,忽視立法的超前性和對經濟發展導向作用;而且,由于政策相對于法律而言,無論是嚴肅性、穩定性、連續性、權威性,都遠不及法律并容易為長官意志和行政干預找到借口。因此應從以政策推進改革盡快過渡到以政策-法律并重推進改革,并最終走向以法律推動改革。
第三,強化市場發育和契約化進程中的法律約束機制。就市場交易和契約行為而言,其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就是合同法,它對于市場運行狀況起著直接的作用,是法律約束機制的精髓,因此,強化契約的法律約束機制就意味著一部條款齊備、內容翔實、邏牲嚴謹的合同法的頒布與施行。然而,目前調整我國契約關系的基本法即《經濟合同法》,頒布于1981年,由于這部法律是在農村改革初起而城市改革尚未正式拉開序幕的背景下制定的,其所規定的內容、原則以及立法技巧等已與現在深刻變化了的經濟條件脫節甚大,無法適應。因此對現有《經濟合同法》作大的修改實為刻不容緩。我認為,修改該法的基本思路應當是: 1)從性質上把合同法規定為商品經濟和市場運行的基本法律制度;2)確認廣泛的契約主體,賦予所有經濟主體以參與契約法律關系的主體資格;3)擴大契約對經濟生活的覆蓋面,將改革中出現的大量新型合同如承包合同、租賃合同、合伙合同、聯營合同、居間合同、委托合同、融資租賃合同等納入合同法的調整范圍;4)合同法的原則和內容應當能夠促進市場的發育與成長,便于各種市場交易活動的有效進行,保障市場運行的有序狀態,鼓勵人們的交易行為,降低交易成本;5)突出契約自由和尊重企業法人自由意志的原則;6)嚴格違約責任及追償制度。
第四,加快流通體制改革,加緊完善市場規則。如前所述,商品經濟祈秩序首先體現在市場秩序上,現階段各種磨擦與漏洞大都產生于流通領域,治理、整頓的焦點也集中于流通領域。流通領域混亂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商品交換和競爭的市場規則。由于多年的改革僅僅側重于主體方面的簡政放權,僅僅熱衷干推行橫向聯合、承包祖賃等,忽視了市場法則的創建與運用,忽視了市場外部環境的治理,使原本設想的平等、繁榮、穩定、健康的市場景象遲遲未現。因此,必須盡快建立一套包括使用國家和集體財產的責任、政府在市場競爭的超脫地位、合同的權威、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的限制等在內的市場法律制度,制訂市場管理法、競爭法、價格法、保護消費者權益法等法規。同時,通過增加交易渠道、發展貿易組織、促進市場信息傳播,改進商品推銷形式等途徑,加快流通領域的改革。
第五、加速政企分離和廉潔政府行為。龐大的官僚機構,強烈的官本位意識,官權的繁衍與擴張,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腐敗現象,從來就是改革的主要障礙和威脅,其危害遠比價格、工資等改革難題的風險大得多。就政企關系而言,企業至今仍保持著依賴政府的制度慣性和心理慣性,其獨立法律人格尚未徹底形成,這是嚴重違背市場運行和契約發展方向的。
因此,必須一方面提倡政府廉潔清正,減少經濟行為中的低效與腐敗現象,另一方面加快政企分離,創新和完善企業制度。對于國有企業來說,通過承包和租賃以及資產經營責任制的推行,逐步形成關于國有資產關系和國營企業經營機制的契約制度,將企業制度的改革置于法制契約他的基礎之上。
第六,進一步改革金融體制,建立金融調節系統,擴大資金市場。資金市場是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資金市場的形成與完善本身就是契約演進的重要標志。目前,除鞏固已經開始發展的資金同行拆借、社會集資、民間借貸、外匯調劑等措施外,還應準備創建證券交易所,鼓勵企業發行債券,推行商業信用票據化,同時加緊制訂《票據法》、《銀行法》、《證券交易條例》等金融立法,保證資金市場的順利發育。
第七、加強和改善對指令性計劃合同的管理。我國目前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的執行是通過合同的形式實現的,因而計劃合同的履行情況是反映我國市場運行狀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對計劃合同的管理,提高其履約率,首先要求企業和國家主管機關在認識上有正確的著眼點,要強調計劃合同的法律屬性,并協助和監督企業優先執行好計劃合同。
第八,改進立法技術,提高立法質量。既然商品經濟新秩序實質上就是法律秩序,那么完善、科學的立法便成為決定性的因素。這方面的改進措施包括:1)重視立法的可行性研究,盡量縮小法律與現實的距離;2)加強立法預測性,重視超前立法;3)搞好各層次、各類別立法之間的平衡協調,減少和避免立法上的沖突與摩擦;4)注重借鑒和吸收國際上成功的立法經驗,尤其是西方國家民事、經濟方面的先進經驗;5)把立法重點放在與治理、整頓和經濟改革最密切相關的市場和流通領域,健全一整套的契約法律制度。
關鍵詞:社會經濟體制;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166(2010)029(C)-0034-01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經濟誕生在西方發達國家,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西方經濟學作為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建設的指導理論在我國大學的經濟學、管理學等專業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大學課程設的地位卻有所下降。大家似乎已不再區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一個回顧和總結。
一、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我國的政治經濟學一般也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部分組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走的是一條不同于前人的道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能在實踐中不斷地成熟和完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思想的指導下,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并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加入了WTO,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的對接,我們的生產關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之后,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我們先后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并最終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的進步和認識的深化大大解放了生產力。與此相應的是,我們在生產關系上也做了許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導地位應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這一時期,作為研究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做了許多修訂,從哲學上說這也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從相對真理走向絕對真理的過程。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理論上的爭論,理論層面的爭論主要還是和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處于探索階段有關,也正是這些爭論推動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斷前進。今天回過頭去看我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可以說我們已經在理論上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論上的突破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導。可以相信,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會不斷趨向成熟和完善。
二、關于西方經濟學
當前,國內有許多學者將西方經濟學改稱現代經濟學或干脆稱其為經濟學。這種稱呼的改變與我國當前的改革實踐有著密切的關系,現在我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許多方面,正在走西方發達國家曾走過的道路。我們現在所學習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來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亞當•斯密,每一個學習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亞當•斯密于的名著《國富論》其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及經濟人假設奠定了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石。在后來的經濟學發展中,特別是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家們拋棄了“道德人”,而將經濟人作為惟一的分析出發點,而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的的廣泛應用。隨后,新古典經濟學就走上了一條公理化、標準化、機械化的道路。這種數理化的分析方式賦予了經濟學家共同的分析語言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經濟分析中的爭議和不確定性,但是,這種機械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對現實的大量問題也失去了解釋力。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對社會經濟現象做出解釋,片面追求經濟學的形式化,事實上是與經濟學解釋現實、指導社會實踐的使命背道而馳的,這是西方經濟學當前所受到的諸多批評之一。當前,盡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已經較為成熟和完善,但是對于實際經濟生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影響卻非常有限,這也表明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局限性。
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
我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源配置。二者的研究對象不同,那么為什么還會有沖突呢?根據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土地、勞動、資本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幾種基本資源或者,按照西方經濟學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種資源根據各自的邊際生產力獲得報酬或者說是利潤,那么利潤從哪里來的呢?這必然又會涉及生產關系,涉及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這種邊際分析方法最終還是回到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疇之中,這也說明我們無法擺脫對生產關系的研究而單獨研究資源配置問題。今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還應是生產關系,我們要堅持與時俱進的態度,認真研究現實問題,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對資源配置這樣微觀層次的問題,我們應更多地運用西方經濟理論進行處理和解決。總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二者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貢獻。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作者簡介:樊艷麗,籍貫陜西榆林,西安交大經濟與金融學院08級本科生,專業:財政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