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集聚的好處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服務業集聚的好處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服務業集聚的好處范文第1篇

【關鍵詞】企業；總部經濟；集聚；“Dixit-Stiglitz”模型

一、總部集聚原因

企業總部逐漸與生產部門分離，并聚集于大都市。首先，大都市有充足、多樣的商務服務供應商，總部需要法律、廣告、管理、市場及金融等專業的生產業支撐，要獲取這些信息和服務需要買賣雙方不斷反復地面對面交流和盡可能高的空間臨近性。因此，生產業和總部都會傾向集聚在大都市區，從而企業總部從原來的工業城市遷往商務服務豐富且多樣的大都市，而將生產部門留在原地或遷往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更小的城鎮，總部因多樣的服務供應商、知識溢出和區位條件而受益，生產部門則因成本降低而利潤上升；其次，總部集聚使得總部之間的信息交換更加頻繁和便捷，更易獲得整個市場的信息，這些信息的獲取有助于總部對生產、投入和技術的選擇或決策。因此，總部集聚的形成原因可歸結為兩種規模經濟，即多樣性中間投入服務業集聚和總部自身集聚的規模外部性。這些解釋暗示了如何模型化總部集聚經濟。在“Dixit-Stiglitz”模型框架下，Henderson（2004）構建了一個總部集聚模型，將有助于量化總部經濟并提升我們對總部集聚于大都市的理解。

二、總部經濟模型

A（·）是總部經濟活動的技術水平，是當地總部規模經濟的函數，假設可以用該企業總部附近其他總部機構的數量來表示本地的知識溢出來源，用以反映本地的總部規模外部性。L1是總部的勞動力，w是工資水平。下標j表示（m-1）個獨立的服務業。一個總部機構從服務業j的公司i中購買中間服務Xji，nj是服務業j中的公司數量。αj是彈性系數。qji是服務業j中i公司所收取的費用。參數ρj表示本地服務供應商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對于總部機構生產率的好處，其中0

由于每一種服務均是有差異的，nj表示本地服務業j對總部所提供的服務業的多樣性程度。多樣性將提升買方（總部）和賣方（差異化的服務供應商）之間的匹配程度，提升總部的生產效率。當其他條件不變，總部更偏好多樣性的中間服務產品供應（njαj/ρj，αj

根據式（1）和（2），可得總部的利潤函數π=pY-C。p是不可觀測的價格或者說是總部經濟活動對于整個企業的單位價值。利用服務業π=pY-C，可以得出總部利潤為pY（1-α1-Σjαj）。因此要使總部經濟存在利潤，需滿足（1-α1-Σjαj）>0。我們可以定義α為總部“所有將式（4）、（5）帶入式（1），得到Y然后得出利潤π的表達式（假設總部控制著整個企業的運營，且總部作為成本控制中心，其自身成本最小化的動機來源于整個企業的利潤最大化。當考慮到本地外部性（作為一種中性?？怂罐D移，即保持生產要素的邊際替代率不變三、總部區位選擇

假設可以根據利潤最大化條件在任意區域設立總部機構，那么企業將根據利潤函數式（8）決定是否遷移總部，如果遷出總部到另一城市會使得利潤增加，那么企業將作出遷移決策。當然，總部的遷入和遷出過程并不是相對應的，由于企業總部的遷出大部分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因素最終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但是，還有一些情況是一個輔助機構變成了一個總部，或不再執行總部的職能。因此，一般主要關注新遷入或新設立了總部的區域。一種方法是考察資產或資產凈變化的位置，資產大反映了總部的遷移成本會比較高，同時企業總部在一個地方也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資產的凈變化量涵蓋了總部在一個地方的遷出和在另一個地方的遷入。隨著區域經濟發展的變化，總部的區域分布也隨之改變。這些經濟環境的轉變大部分對于企業總部而言是外生的，由于本地突發的經濟沖擊影響了本地的服務部門，基礎設施等因素，或者當地的勞動力市場也隨之受到其他經濟部門的影響，不同城市區域對于總部機構的比較優勢發生了變化?？疾靺^域經濟情況的轉變對總部機構設立的影響，使得總部經濟成為經濟環境好壞的風向標，能夠吸引總部的城市在城市體系中的地位也越高。當前，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具備吸引總部的優勢，企業總部大多是遷入這類在城市等級體系中處于頂端的城市。

參 考 文 獻

[1]Henderson J V，Davis J.The agglomeration of headquarters[R].2004

[2]史忠良，沈紅兵.中國總部經濟的形成及其發展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5（5）

服務業集聚的好處范文第2篇

最近，強調中小城鎮發展又成為社會上時髦的說法。在2009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當中，未來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放在中小城市。在這篇文章里，筆者要明確地提出，未來中國的城市化道路不應該是重點發展中小城鎮，即使是要發展中小城鎮，也仍然要以發揮大城市的集聚效應為前提。

發展大城市有何好處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在城市規劃學界和地理學界有爭論，到底應該發展大城市，還是應該發展中小城市?這場爭論最后是以發展大城市的一派占據了上風。在地理、規劃學界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共識，發展大城市是更加有利于節約用地的，道理很簡單，因為大城市的容積率比較高，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人多地少的國家，發展大城市對節約用地的作用更加明顯。

發展大城市具有比較明顯的規模經濟效應。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具有規模經濟，人均的提供成本更低。教育、醫療等事業也是有規模經濟效應的。舉個簡單例子，在發展學校的時候，如果要是班級的規模有20個人，需要―個老師，而一個班級需要40個學生，也是需要一個老師。此外，大城市的消費品多樣性比較明顯，可以更加滿足消費者對多種多樣的消費品的需求。在大城市里，人們還可以借助市場大規模需求而專業化于某一種特定的經濟活動或者職業，從而提高自己的技能，勞動力的專業化水平比較高，由此勞動者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在我們的實證研究中，的確發現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們平均快樂感更高，所以，我們不應該阻止人們通過發展大城市來生活得更好。

服務業的發展更加依賴于城市的規模。很多人認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將以服務業為主，而服務業主要是依賴內需，這樣的話，沿海地區的城市，特別是沿海地區的大城市的發展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這樣的看法不對。服務業的發展規律是，必須要經過制造業的發展使得勞動生產率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服務業發展才獲得它的動力。從這個意義講，服務業的發展是跟著制造業走的。最近我們研究也發現，一個城市的地理位置，也影響服務業的發展，越是靠近大港口的地方，越是靠近大城市的地方，它的服務業發展也越快，服務業發展水平也越高。

最近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等城市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創造就業的能力更強，所以，應該發展中等城市。這是不對的。全世界的普遍規律是勞動生產率通常是在大城市更高，勞動生產率的簡單度量就是勞均的GDP產出，這個指標越高，反過來說就是經濟發展對于就業的創造能力低，但是，從就業增長的角度來講，一個城市的就業增長量既取決于經濟發展的速度，又取決于同樣的經濟發展可以創造多少就業。應該看到一個城市的對于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大城市的勞動生產率比較高，單位GDP增長所帶來的就業就是比較低，但只要經濟增長速度快，就可以在總量上創造更多的就業。

中小城鎮能否脫離大城市而發展

中小城鎮和大城市的發展是不能相互脫離的，不同規模的城市實際上是有比較合理的分工的。在一個比較合理的城市體系中，大城市的功能主要是發展現代的服務業，特別是知識密集程度比較高的行業，比如設計、教育等。中小城市的功能其實主要是和大城市進行相互的配套。

比如說，當大城市從事設計行業的時候，中小城市可能從事的是相關的制造業。在服裝行業中，服裝的設計、是在大城市完成的，與之相配套的服裝制造可能是中小城市完成的。

再比如，當大城市出現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的問題的時候，周邊的中小城市卻可能提供休閑活動。大城市的很多從業人員也可能是住在大城市周圍的中小城市的。再比如，世界上的任何大城市都對農產品有相應的需求，中小城市也具有連接大城市和農村的功能，于是在中小城市可以發展起來和農業相關的服務業，比如育種、加工、包裝、銷售，等等。

在一個都市圈里，基礎設施和交通網絡的發展，可能會對一個城市體系的形態產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礎設施的完善可以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根據國際經驗來看，在基礎設施趨向完善的階段里，一開始往往是使得經濟活動和人口更進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只有當交通基礎設施發展到特別完善的階段，才會出現大城市的人口逐漸向周圍中小城市擴散的過程。截止到目前，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出現了大城市人口向中小城市的擴散趨勢。

“城市病”不是停止大城市發展的理由

現在有很多人主張要優先發展中小城市，似乎大城市已經面臨著很多所謂的“城市病”，他們認為，發展大城市會出現很多所謂的“城市病”，比如說，擁擠、污染、日益上升的犯罪率，但是，這都不是停止發展大城市的理由。恰恰相反，這些問題都應該在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通過適當的經濟政策來解決，而解決這些問題本身就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過程。更加需要指出的是，恰恰是因為大城市具有的規模經濟，有時反而有利于解決擁擠、污染的問題。

比如說，只有在大城市的人口增長到一定規模的時候，發展地鐵才是經濟上比較有效率的，當大規模的地鐵網絡建成以后，人們的出行就會減少開車的數量，而增加公共交通的使用量，這個時候生活上的排污就會減少，城市(特別是城市中心)的擁擠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再從污染方面來看，越大的城市，其產業結構越是以服務業為主，當產業結構中服務業的比重上升時，由工業發展造成的排污也會相應減少。所以，從擁擠和污染兩個方面來講，都是通過人口的集聚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這方面的問題。真正在大城市發展當中比較難解決的問題是犯罪率的上升，而這一點，卻需要通過和諧城市發展的公共政策來解決，而不是簡單通過限制城市規模來緩解。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當下中國，制造業的污染往往不是發生在大城市，也不是發生在東部沿海的相對比較發達的城市。今天在中國污染比較嚴重的地方很多是內地欠發達的地區。由于中國的人口沒有充分向大城市和沿海地區集聚，對于欠發達地區，他們也需要發展一些制造業提高人的收入水平和政府的財政稅收，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內地不具備發展制造業的區位優勢，在招商引資的時候，往往更加傾向于吸引那些污染程度比較高的產業，而這些又是東部已經在淘汰的企業。所以，人口不集聚，可能反而在總體上使污染變得更嚴重，而不是得以緩解。

有很多人認為，城市變得更大以后，就會吸引更多的外來勞動力，就會加劇就業競爭，對原來城市里的居民不利。這個認識也是非常片面的。流動人口與原有居民之間的就業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更重要的是，流動人口和原有居民從事的職業是不同的，互補大于競爭。此外還必須看到，在規模經濟主導的城市發展路徑中，經濟集聚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收入水平。在就業競爭和規模經濟兩者之間，是后者占有了主導地位，而不是前者。我們不妨試想一種情況，如果我們把現在在大城市里的外來人口全部清除出去，對原有居民來講是增加收入的機會更多，還是更少?顯然是更少。

還有人認為，現在東部地區，已經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地價上漲，所以大城市的發展也走到了盡頭。這種看法又錯!在東部地價上漲背后有非常復雜的原因，其中人們往往忽視了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那就是，東部地區受到了更為嚴格的建設用地指標的控制。如果土地的供給被控制住了，而東部土地的需求更加旺盛，當然地價會上升更快，這種因素造成的地價上漲并不是真正的擁擠效應。

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應放在東部

從上述的一些原因來看，中國目前城鎮發展的路徑應該是進一步發展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來提高經濟和人口的集聚程度，而不是優先發展中小城鎮。只有在這條路上，才能做到以下兩個效應的雙贏：第一，在經濟的集聚過程中為經濟的持續發展創造新的動力。第二，使得中國的城市和城市之間的規模差距趨于合理，因為有充分的經驗研究證明，中國城市間的規模差距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

服務業集聚的好處范文第3篇

一、產業集群的基本特征和形成機制

“集群”源于生態學，原意是指以“共生”關系生活在同一棲所中的不同族群，把它應用到產業系統中，即指在一個集群中的不同企業組織因“共生”關系而聚集。產業集群就是在一個適當大的區域范圍內，生產某種產品的若干個同類企業和為這些企業配套的上下游企業以及相關的服務業，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這種產業發展的形態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1．在產業集聚區內生產和銷售的規模很大，在全國乃至全球同類產品中占有較大份額。比如，浙江產業集群以傳統產業為主，包括領帶、襪子、鞋、帽、羊毛衫、打火機、五金制品等。據統計，截至 1999年，浙江已經形成產值超過億元的產業集群300多個。在浙江省，產業集群叫做“塊狀經濟”，浙江 52個塊狀經濟的產品在國內市場的占有率達到30％以上，在全國532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浙江有56種以塊狀經濟方式形成的產品居全國第一。浙江諸暨大唐鎮的襪業市場，年交易量達60億雙；嵊州縣的領帶市場，年交易量達到2 5億條；紹興的一個新建織布廠，年產量上億米布。浙江的經濟增長主要依托這一增長模式，全省的GDP、人均 GDP都從1978年的全國第12位，上升到1999年的第4位。在珠江三角洲，彩電、計算機等產品的產量也占全國的較大份額，例如，深圳的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集中了330家，產值1,57343億元，產值在各大中城市中名列首位。目前全國最大的四家彩電企業的生產基地，最大的幾家計算機企業的生產基地都設在珠江三角洲。產業集群已成為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區重要的經濟支柱，是適應市場經濟最有活力的經濟組織形式和提高地區競爭力的源泉。

2．在產業集聚區內，生產環節分布在不同的企業之間，每個企業只做一個部件甚至一個部件的某個環節，從而使專業化分工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比如，彩電、復印機的生產，幾個主機廠(總裝廠)在同一區域，為其配套的零部件供應商也有若干家。這樣，一個零部件廠可以同時給多個主機廠配套，容易達到規模經濟要求，從而降低成本；而對主機廠來說，有多個供貨商可以選擇，通過供貨商的競爭改進質量，降低成本。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在100公里左右的范圍內，90％以上的計算機零部件、80％以上的手機部件，將近100％的彩電部件都可以采購得到。在高度專業化分工的基礎上形成的配套體系，是產業集聚區最重要的優勢，其生產和交易的成本大大降低。

促進產業集群發展的主要原因，從理論上說，在于規模經濟和

外部經濟效應。根據微觀經濟學原理，在產業集群過程中，促進企業在地理上集中的動力是行業規模擴大給單個企業帶來的好處，即企業外部經濟效應，具體表現在：在產業集群區，企業容易獲得各種技能的勞動力和原材料、 中間產品等；產業集群提高了生產地點的知名度也使集群內每個企業都能受益。產業集群也有利于技術、管理知識的交流和人力資源的培養和利用。比如，一家企業采用了新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其他企業易于就近模仿。專業人才和熟練工人的就地流動也比較方便。并且，當一個地方形成某種產業集聚后，政府部門也積累了許多管理相關產業的專業知識。另外，產業集群區企業之間處于不完全競爭狀態，各企業生產的產品存在著花色、品種、外觀等方面的差別，不能進行完全替代，因此，生產差別產品的企業的聚集可以擴大產品差異化的程度，增強滿足不同消費者偏好的能力，從而引致大規模的需求聚集，這樣，產業集群使每個企業都能獲得行業產品多樣化帶來的外部范圍經濟。產業集群有利于專業性外部服務業和配套設施的發展，因為產業集群所形成的規模經濟使相應的服務業和配套設施具備經濟上的合理性。企業間的專業化分工必然產生“地理鎖定”， 因為只有當企業位于產業集群區內時才能夠享受到功能齊全的配套服務，包括交通運輸業、技術服務業、專業銷售公司、展覽業、信息咨詢業等。這些配套服務業形成了完善的專業服務市場，促進了產業集群。同時，不同產業間配套生產，即一個產業為另一個產業提供配件、輔助材料或包裝等，使配套產業之間具有同向促進作用。在產業集群地區，產業細分和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化，并由此形成新的產業集聚平臺。

二、產業集群是提高產業競爭力和城市競爭力從而促進城市化的重要途徑

1．產業集群與產業競爭力

根據《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NO．10提供的資料，產業集群對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表現在：擴大產業規模(增加產業的有效需求和供給)，促進新企業的衍生，降低產業的進入壁壘，構建有競爭力的價值鏈環節，保證產業的持續創新，克服產業衰退，從而提升產業競爭力。

產業集群通過兩個方面提高產業的專業化水平，一是整個集群專注于一個產業，有利于把這個產業做出品牌，達到較高的質量和較低的價格；二是集群內企業間出于分工協作的需要而對生產鏈進行細分。在專業化分工協作的基礎上，產業集群有利于提高效率。在由不同企業組成的產業集群中，市場交易關系取代了內部管理關系，使得生產線上的各個環節都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因而每一個環節的生產和經營都是在根據效率和經濟原則而非其他關系進行廣泛的分工協作，從而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而且，集群內的交易比大公司內部的垂直融合更有效率。

集群內部企業間的互動還有利于創新，因為在產業群中，新工藝、新技術能夠迅速傳播，新思想、新觀念易于被接受，這就為創新營造出適宜的外部環境，并降低創新的成本。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認為，企業創新能力與企業規模正相關，因而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處于劣勢。而大量事實證明， 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低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其規模小，而是因為他們孤立和分散所致。中小企業通過空間集群，可以獲得單個企業無法實現的技術創新的好處。因為集群內企業之間、企業與相關機構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以及各種方式的交流、溝通和接觸，都有利于新思想的形成、新技術的使用和傳播。因此， 中小企業之間的合作網絡，產生了一種內生創新力。同種產業或相關產業在一個地區集聚，通過不斷創新而贏得競爭優勢。例如，美國的硅谷和1 28公路的電子業群、明尼阿波利斯的醫學設備業群、西密歇根的辦公家具業群；德國的圖特林根的外科器械業群、紐倫堡的制筆業群。在我國珠江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的產業集群，比如，建陶產業主要集聚在佛山市，IT產業主要集中在東莞市、家電產業主要集中在順德市等。實踐證明，集群發展是提升

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

世界競爭力理論大師、美國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波特通過對十個工業化國家的考察，得出結論：一個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集中體現在這個國家內以集群形態出現的產業上。成功的產業集群區需要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形成穩固的競爭優勢。波特提出的“鉆石模型”從國家層級上揭示了由產業競爭力決定的國家競爭力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取決于四個關鍵要素：生產要素、需求條件、關聯與支持性產業以及企業競爭與戰略。這四個要素互動構成了鉆石架構，影響企業在某個地理環境下能否獲得持續創新、不斷發展的能力。在基礎科技迅速擴散、交通和傳播成本降低的情況下，單單；降生產活動遷移到廉價地區已經不能保持長期的競爭優勢。企業維持競爭優勢的唯一方式就是創新。波特指出，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政府應起的作用中，重要的一項就是協助產業在某個地區發展集群，并刺激集群升級。

2．產業集群有利于提升城市競爭力、推動城市化進程

相關研究結果表明，產業集群有利于提升城市競爭力，主要表現在：通過產業集群形成地方產業分工，以應對經濟全球化的背景，形成有利于創新的文化環境、創造更好的內生增長機制，打造區位品牌、吸引更多的資金和技術，基于本地資源基礎、走區域特色發展道路，形成生產和工發的基礎結構，從而提高城市競爭力。比如，我國產業集群比較顯著的幾個代表性城市，其競爭力在全國排名都較靠前，下表是浙江省和珠江三角洲的幾個城市1999年的情況。并且，1999年以來，這幾個城市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較高，因而其競爭力進一步提升。 城市競爭力的提高過程也是城市化的推進過程。一方面，城市發展是城市化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城市競爭力的提高必將帶動城市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是城市化的基礎；城市經濟增長必然增強城市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因此，從總體上來看，產業集群是我國目前城市化的重要途徑。

3．產業集群對城市化進程中區域結構的影響

服務業集聚的好處范文第4篇

關鍵詞：產業結構演進；城鎮化；互動發展；路徑

作者簡介：樊千（1960-），女，黑龍江哈爾濱人，哈爾濱學院教授，副校長，研究方向：會計學；

邱暉（1981-），男，江蘇灌云人，哈爾濱學院經濟管理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西方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29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61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11-131-02

產業結構的演進與城鎮化的發展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產業結構的演進能夠促進城鎮化的發展，城鎮化的發展又能夠有效支撐產業結構的進一步演進。因此，它們之間是一種互動發展的關系。事實上，將二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要素的流動與集聚。產業結構演進導致了要素的流動并直接推進了城鎮化的進程，而城鎮化則通過要素的集聚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有力地支撐了產業結構的演進。產業結構演進的基本表征是不同產業之間結構比例的變化，由此導致了要素不斷地由農村向城鎮流動，再加上產業結構的演進增強了城鎮的功能，這個過程自然而然地推進了城鎮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城鎮化發展的過程是一個需求不斷擴大的過程，伴隨著城鎮化的發展，為產業結構的演進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產業結構的演進和城鎮化的發展這兩者之間需要有一個適度的協調，如果其中一方過于超前或過于滯后，反而會出現相互制約的局面。因此，保持產業結構演進和城鎮化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是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問題是，究竟如何才能實現這二者之間的良好互動，或者說，實現二者良好互動的路徑是什么？這正是本文要回答的問題。

一、產業結構演進通過影響要素流動進而影響城鎮化的發展

（一）產業結構演進推動要素的流動

產業結構的演進必然會帶來要素的流動。產業結構演進對要素流動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產業結構的演進推動要素在不同的產業部門之間進行流動。產業結構的演進往往伴隨著技術的進步，技術的進步改變了不同產業之間的結構，使整個社會的生產結構發生了變化。夕陽產業逐步釋放出勞動力，而朝陽產業則逐步成為吸納勞動力的主要力量。生產要素是生產過程的一種投入，必須要與生產的結構和生產過程相匹配。當生產的結構因為產業結構的演進發生了改變，就意味著生產要素需要隨之而進行重新配置。擁有更高生產率的產業能夠提供更高的工資水平，吸引著更優秀的生產要素向這些產業集中，帶動了生產要素在不同部門之間的流動。第二，產業結構演進推動要素在不同的區域間進行流動。由于企業試圖獲得外在經濟的好處，因此，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布局往往相對第一產業更加集中。而由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能夠提供比第一產業更高的工資，就吸引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實行地域上的遷移，引發人口的集聚并進而推進了城鎮化的建設。因此，產業結構的演進既推動要素在不同產業間流動，也推動要素在不同區域間流轉，而這二者往往統一在城市這個載體之上。城鎮化的發展既需要有一定的人口規模來形成其人口基礎，也需要一定的產業來構筑其經濟基礎，正是由于產業結構的演進，為城鎮化的發展提供了人口和產業的基礎。

（二）要素的流動與城鎮化發展

根據波特的理論，要素自身分為不同的層次。在產業結構演進的不同階段，不同層次的要素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在經濟社會從農業社會邁入輕工業占主導的社會經濟結構之后，由于輕工業對低層次的勞動有很強的吸納力，所以輕工業化的過程往往伴隨著人口的大規模遷移和城鎮化的飛速擴張。而重工業則不同，由于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其對勞動的吸納力有限。也就是說，隨著重工業的發展，城鎮集聚人口的能力會有所減弱。但是，事實上，產業結構的演進往往體現出這樣的特征，伴隨著重工業化的來臨，第三產業也得到了飛速發展。而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遠遠超過重工業。伴隨著第三產業尤其是信息產業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高級生產要素開始集聚，成為推動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力量。

二、產業結構演進通過促進城市功能轉型進而影響城鎮化的發展

（一）產業結構演進推動城市功能的轉型

伴隨著產業結構的演進，城市的功能也處于不斷的完善和更替之中。產業結構不斷向高級化演進的過程也是城市功能由低級向高級不斷演變的過程。城市的功能雖然多樣，但只有一個或數個主導性的功能。而城市的主導功能事實上取決于其主導產業。這是因為主導產業的性質決定了城市應該具有什么樣的主導功能以期與之相適應，一個城市必然會體現出由主導產業所決定的主導功能的性質。而且，城市的主導產業也影響著城市功能的服務范圍。伴隨著產業結構的演進，城市的產業部門會發生改變并進而由此推進城市功能的演變。

從西方國家發展的歷史來看，在農業社會，城市的經濟功能并不顯著。隨著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城市的經濟功能就逐漸演變為主導功能。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城市規模急速擴張、人口急劇增加，城市的功能逐漸多樣化和復雜化。而隨著工業經濟逐步向服務經濟轉變，城市的功能逐步轉向服務化，其在組織管理上功能日益凸顯。上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去工業化的趨勢。傳統的制造業中心開始衰落，而服務業的比重則不斷提高，甚至出現了白領階層比藍領階層以更快速度向大城市集聚的現象。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社會經濟的主要特征表現為信息化，城市成為信息網絡的重要節點，信息中心功能成為城市的一個主要功能。

（二）城市功能轉型與城鎮化的發展

城市功能的轉變與優化推動了城市向更高水平的發展，在內涵意義上促進了城鎮化的發展。產業結構演進所帶來的城市功能的轉變，使得城市獲得了發展，規模擴大，而服務業的發展則使城市突破了工業增長的瓶頸和極限，知識經濟的到來擴大了資本的內涵，突破了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限制，城市的發展實現了根本性的變革，可以說，城市功能的轉變使城鎮化進入到了新的階段。

三、城鎮化發展通過集聚效應促進產業結構的演進

（一）城鎮化發展與集聚效應

前文中介紹了產業結構的演進是如何促進了城鎮化的發展，但二者之間是互為因果，互動發展的。城鎮化的發展同樣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演進，這是通過集聚效應來完成的。當然，前文已經指出，經濟集聚是由于產業結構的演進帶來的。集聚效應的發生使得經濟增長會出現非均衡的狀態。城市本身就是空間上不均衡的表現。人口在空間上的非均勻分布就是集聚效應的結果。由于集聚效應的存在，能夠給企業帶來外在經濟，從而使得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往往都會選擇在城市，從而吸納了勞動力，進一步推動了城鎮化的進程。與此同時，城鎮化的發展有助于增強集聚經濟。適度的人口規模、精細的產業分工、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等都會對于集聚效應產生正面的影響。

（二）集聚效應與產業結構的演進

城鎮化的發展通過集聚效應促進產業結構的演進主要是通過兩個渠道：第一，城鎮化的發展增強了投入品的共享，拓展了當地市場，使得城市在要素供給、市場需求方面具有特殊的優勢，從而能夠為產業結構的演進提供有力的支撐。也就是說，城鎮化通過增強投入品的共享，為產業結構演進提供了要素支撐。同時，城鎮化拓展了當時市場的規模，為產業結構的演進提供了需求支撐，同時又通過收入效應促進了需求結構的升級，進而帶動了產業結構的演進。第二，城鎮化的發展推動了分工的深化，營造出了促進知識外溢的環境，進而有利于技術創新的開展，使得城市成為了技術創新的孵化器，從而為產業結構的演進提供了動力的源泉。也就是說，城鎮化的發展有利于技術創新的開展并進而增進了產業結構的演進。具體地講，城鎮化的發展帶來的地理上的鄰近，產生了集聚效應，從而有助于知識外溢，促進了知識的傳播和擴散。另外，城鎮化的發展加強了分工的深化，而分工的專業化則加速了知識的積累。

綜上所述，產業結構演進和城鎮化之間存在著互動發展的關系，產業結構演進與城鎮化互動發展的路徑主要有三條：第一條，產業結構演進通過促進要素的流動并進而促進城鎮化的發展；第二條，產業結構演進通過促進城市功能的轉變并進而促進了城鎮化的發展；第三條，城鎮化的發展通過集聚效應促進了產業結構的演進。

參考文獻：

[1] 尚娟.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2] 簡新華、何志揚、黃錕.中國城鎮化與特色城鎮化道路[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

[3] 李鐵.城鎮化是一次全面深刻的社會變革[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3.

服務業集聚的好處范文第5篇

’

關鍵詞:服務外包；基地城市；技術溢出；軟件行業

中圖分類號:F752.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11)05-0003-07

一、題的提出

經濟全球化及IT技術的高速發展，為全球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孕育了巨大的機會。在以服務業轉移為標志的新一輪全球產業轉移浪潮中，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認識到服務外包產業巨大的潛在市場規模并競相進入該領域。國際服務外包業務中，軟件外包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中國承接國際軟件外包在2002年以后呈現快速發展態勢。截至2007年12月我國已認定的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在內共14個，各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在市場開拓、人才培養、公共服務平臺運營、品牌塑造等方面獲得了相當的進展。在全球新國際貿易與分工背景下，發展中國家企業通過承接來自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外包工作參與到全球性的出口市場，使得發展中國家企業接觸到先進的生產制造、技術研發與管理方式，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能力與經濟增長。各國依據自身優勢參與不同環節的國際產業分工，承接相應的外包項目，可以獲得就業、收入和技術方面的收益(WorldBank，1997)。中國作為承接國能否從承接國際軟件外包中獲得技術外溢的好處？如果這種技術外溢效應的確存在，那么其溢出的渠道有哪些？這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問題。我們以北京、上海、廣州、大連、南京、西安、武漢、長沙、濟南、合肥、深圳、杭州、成都、天津等14個分別處于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服務外包基地城市的軟件行業為樣本，利用2006～2008年的相關數據，實證研究服務外包基地城市的軟件行業承接國際外包的技術溢出效應。

二、文秫回顧

技術外溢通常被解釋為跨國公司的技術、研發、管理經驗、人力資本等無形資產通過技術提供、設立子公司等途徑向東道國進行非自愿的擴散，從而促進了東道國的技術進步及經濟增長，但跨國公司卻無法獲得任何回報或全部收益的行為(Dougall，1960)。早期關于制造業FDI的技術溢出效應的經驗研究結果顯示，技術溢出效應存在國別差異。對國際外包技術外溢效應的關注，源于中間產品貿易在國際技術擴散中的重要作用。理論上而言，國際外包將在短期和長期內對技術進步產生積極的影響。短期內，企業通過跨國外包，進口價格更低且質量更高的中間投入品，導致生產力的膨脹從而使企業的生產函數外移；長期內，國際外包將通過改變最終產品的投入要素比例關系進而影響生產力(Gorgeta1.，2004)。已有研究對中國承接國際外包的技術溢出效應有兩種代表性觀點。第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在承接國際外包過程中，中國企業可以獲取低成本學習途徑，可以獲取來自發包方的“技術溢出效應”，更為重要的是，可以使承接國際外包的企業逐步積累起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組織能力。Asish Arora和Alfonso Gamhardella(2004)在研究全球軟件服務外包中發現，在印度、愛爾蘭等國軟件業開始時，跨國公司投資發揮著積極的首創作用?？鐕咎峁┑能浖a品對行業發展和技術升級起著主要作用。高磊(2009)指出，IT月艮務外包可以通過示范和競爭效應、需求拉動效應、發包方的拉動效應產生知識溢出。黃燁菁(2009)認為基于外包合同技術要求和流程管理的知識系統內部轉化是接包方獲得技術效應的源泉，并受到接包方自有技術能力和學習機制影響的知識管理戰略的影響。其中，對制造外包而言，價值鏈“模塊化”以及產業網絡形態的動態趨勢是影響技術擴散的主要因素。而對服務外包而言，用戶導向的屬性則決定了接包方在技術獲取和自主創新空間中具備更加主動的地位。在經驗研究方面，王曉紅(2008)對中國設計行業的實證研究，劉紹堅(2008)、闞澄宇、鄭繼忠(2010)對我國軟件行業的實證分析的結論都支持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技術外溢效應的論斷。

第二種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低層次的國際外包不利于技術的外溢與創新能力的提高，相反，國際外包將有長期處于“低水平陷阱”的可能。在國際外包過程中，發展中國家作為承包方常常承擔低附加值的活動，這將對國內的技術創新產生明顯的阻礙作用。雖然加入跨國公司生產體系符合當代國際分工發展的趨勢，但如果單純被動接受跨國公司的產業轉移，而缺乏設計、延展全球要素分工的能力和主動性，未來中國制造業國際分工地位的變化也只能局限于“量”的累積，而不是“質”的改善(楊丹輝，2005；王俊，2008)。

在國際外包實踐中，一些國家已通過承接國際外包實現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而另一些國家(地區)如果在國際外包中不能有效“吸收”技術外溢實現技術升級，將使長期所獲得的國際分工利益受損。所以，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是否能獲得技術溢出的好處，需要實證研究予以回答。本文以14個服務外包基地城市的軟件外包行業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其在承接國際外包過程中的技術外溢效應及其溢出渠道。

三、模型設定

為研究國際服務外包的接包能力、技術外溢渠道及技術外溢效應間的相互關系，我們分4個步驟設定相應的實證模型:

步驟一:首先檢驗軟件行業承接服務外包是否存在技術外溢效應。我們以軟件行業人均銷售額為因變量，以行業承接外包產值為自變量進行回歸:

lnpropc=a0+a1lnout+ε　(1)

其中，propc:軟件行業人均銷售額，即軟件行業總銷售額與年末行業就業人數之比，代表軟件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單位:萬元人民幣；out:軟件行業的外包及軟件出口額，以當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平均匯率換算為本國貨幣值，單位:萬元人民幣。如果承接外包的回歸系數大于0，則表明承接國際外包能夠提升軟件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即承接國際外包具有技術外溢效應。

步驟二:檢驗不同技術溢出渠道對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為此我們以軟件行業的人均銷售額為因變量，以“示范效應”、“人力資本效應”和“產業集聚效應”為自變量，構建回歸方程:

lnpropc=Y0+Y1lnM+Y2lnHc+Y33lnC+μ　(2)

其中，M為“示范效應”以入駐世界500強外資廠商數目表示；H。為“人力資本效應”，以軟件行業就業人數表示；同時，我們分別以樣本城市居民接受過大專以上教育人數占總人口比重、在校大學生人數來衡量樣本城市的人力資本水平，分別進行回歸，檢驗哪種

指標衡量的人力資本水平更具有顯著性；C為“產業集聚效應”以樣本城市軟件企業家數占全國軟件企業家數的比例(％)。

步驟三:檢驗影響技術外溢因素的門檻效應。具體而言，如果存在一個門檻水平t，使得對于Xi>t與Xi≤t時，承接軟件外包的技術外溢效應會出現顯著的差異。設虛擬變量D滿足:

該模型實際上相當于一個針對承接國際外包技術外溢系數e的分段函數模型。當xi≤t時，承接國際外包通過xi渠道的技術外溢系數為θ2，而當Xi>t時i承接國際外包通過xi渠道的技術外溢系數則為θ1。

步驟四:檢驗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對各技術外溢渠道的影響。為此，以影響技術外溢的3個基本渠道――“示范效應”、“人力資本效應”和“產業集聚效應”為因變量，以承接國際服務外包能力為自變量分別進行回歸:

其中，變量M，Hc，C及out分別表示“示范效應”、“人力資本效應”、“產業集聚效應”和“外包能力”；νi(i=1，2，3)為誤差項。

四、實證分祈本文實證研究所用數據主要來自《中國軟件自主創新報告》、《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期。(一)承接外包能力對軟件行業勞動生產率影響的回歸結果

承接外包能力的回歸系數為正(0.24)，且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即承接外包能力的提升對國內軟件行業勞動生產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具體來講，軟件行業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成立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行業勞動生產率將提升0.24個百分點。同時，回歸方程的F值為12.099，整體回歸方程顯著(P值為0.004)，調整后R平方值為0.46?；貧w結果表明服務外包基地城市軟件行業承接國際外包對本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即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具有顯著的技術溢出效應。

(二)軟件行業承接國際外包的技術溢出渠道回歸方程的回歸結果

我們以不同指標衡量人力資本水平的指標中只有軟件行業就業人員數具有顯著性，而樣本城市接受大專以上教育人數占總人口數的比重、在校大學生人數這兩個指標都不具有顯著性。因此，我們選擇軟件行業就業人數作為人力資本水平的指標。軟件行業承接國際外包的技術溢出渠道回歸結果如下(表1):

回歸結果顯示，服務外包的技術溢出渠道的3個渠道中“跨國公司示范效應”、“人力資本效應”回歸系數為正，且分別通過了1％和5％顯著性水平檢驗，具有顯著性?！爱a業集聚效應”的回歸系數為負，且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說明“產業集聚效應”并未在服務外包中促進技術外溢，且“產業集聚”反而限制了技術的外溢。因此，現階段還難以證明中國承接國際軟件外包可以通過產業集聚效應實現技術外溢。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軟件外包在國內發展時間還比較短，企業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盡管軟件企業在空間上開始集聚，企業間的分工也逐漸細化，但是產業集聚度與先進軟件外包國家相比(如印度平均在70％以上)還比較低。因此，難以實現產業集聚所帶來的技術外溢的好處。同時，許多企業承接的大都是低技術水平外包項目，難以從中獲得比較先進的技術知識來為本土軟件應用客戶提供高水平的服務并實現技術在行業內的外溢、擴散。

(三)影響軟件行業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技術溢出各因素的門檻效應回歸結果

我們通過上述方法判斷影響承接國際外包技術外溢的“示范效應”、“產業集聚效應”和“人力資本效應”是否存在一個明顯的門檻值。通過這一方法的處理，我們發現，

“示范效應”和“產業集聚”不存在一個明顯的門檻值，而“人力資本”明顯存在門檻值。因此，我們利用門檻效應方法對(4)式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下(表2):

由表2的回歸結果可知，當樣本城市以軟件行業從業人員數衡量的人力資本水平達到1.26萬人時，通過人力資本渠道的技術溢出效應系數為0.36，且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當樣本城市軟件行業人力資本水平低于門檻值時，通過人力資本渠道的技術溢出效應系數為0.17，且不具有顯著性。Wald檢驗顯示，模型中θ1與θ2存在顯著的差異，即樣本城市的人力資本水平對承接國際軟件外包的技術外溢效應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應。

(四)承接外包能力對技術溢出渠道的影響回歸方程回歸結果:

回歸方程的F值為13.76，整體回歸方程顯著(p值為0.002)，調整R平方為0.50。承接服務外包能力的回歸系數為0.51，且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具體而言，承接服務外包能力每提升一個百分點，技術溢出渠道“示范效應”的技術溢出能力將提升0.51個百分點。但承接外包能力對人力資本、產業集聚度的回歸結果顯示，承接國際外包對人力資本、產業集聚度均具有正向的影響，但回歸系數及回歸方程整體均不具有顯著性。即承接國際外包對本土軟件行業的人力資本積累、產業集聚度的提升均未顯示出積極的影響。

五、結語與政策含義

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1)樣本城市的軟件行業通過承接國際軟件外包已經產生了顯著的技術外溢效應；(2)在技術外溢的各種途徑中，人力資本效應和跨國公司示范效應顯著。人力資本的積累對軟件行業承接國際外包的技術溢出效應具有積極影響，這主要得益于行業從業人員的流動、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流等形式促進了技術的擴散；同時，本土軟件企業在與跨國公司的合作、競爭中很容易獲取國際上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提升自身的勞動生產率。理論上而言，技術外溢還可以通過產業集聚效應實現，但產業集聚效應的作用目前還不明顯，原因可能是中國承接國際軟件外包的發展歷程還比較短，產業集聚的程度還不夠高，產業發展環境還有待改善；(3)以行業就業人員數衡量的人力資本水平具有明顯的門檻效應，當樣本城市軟件行業人力資本水平越過門檻值后，通過人力資本效應渠道的技術外溢效應顯著；(4)承接外包能力的提升對跨國公司示范效應具有顯著的影響，即承接外包能力的提升可以間接地對我國軟件行業承接國際外包的技術溢出效應產生正向的影響，但其對人力資本效應和產業集聚效應的影響并不顯著。

本文的政策含義在于，首先，應當堅持軟件產業的對外開放，引進并創造條件促進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技術含量高的分支機構，并促使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與企業之間加強交流合作，充分發揮跨國公司的示范效應，對我國軟件行業技術水平的提升具有積極的意義。其次，加大軟件行業從業人員的培養力度，加速軟件行業人力資本積累速度，能夠促進軟件行業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技術溢出效應；第三，積極推進服務外包基地城市軟件園區建設，促進產業集聚，使產業集聚效應得以加強，更大程度地促進國際服務外包過程中的技術外溢效應，提高我國軟件行業的勞動生產率。

參考文獻:

[1]黃燁菁.國際外包對承接方的技術效應――基于微觀機制的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09，(9).

[2]闞澄字，鄭繼忠.服務外包的技術外溢效應研究――基于大連市軟件外包行業的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10，(6).

[3]高磊.承接IT服務外包的知識溢出效應分析[J].商業經濟，2009，(7).

[4]劉紹堅.承接國際軟件外包的技術外溢效應研究[J].經濟研究，2008，(5).

[5]王俊.跨國外包生產體系下技術后進國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困境及對策[J].管理現代化，2008，(5).

[6]王曉紅?中國承按國際設計服務外包的技術外溢效應研究――基于中N80家設計公司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實證分析[J].財貿經濟,2008，(8).

[7]楊丹輝.跨國公司對華技術轉移的現狀及動向[J].中國經貿導刊，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