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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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第1篇
前的兩三千年里，炎黃子孫在神州大陸建立了統一強盛的封建帝國，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在這漫長的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有不同的關系及其亞種并存，也可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尋見各種經濟關系消長的軌跡。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國封建始終是建筑在綜合經濟基礎之上的。
正如馬克思所說，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在封建社會中起這種作用的生產是農業，它的關系則是地主制生產關系。地主通過出租占有的土地收取地租剝削佃農，是這種經濟關系運動的軸心。在這種關系中，地主和佃農矛盾對立，相互依賴，各自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主經濟、佃農經濟以及與之并存的自耕農經濟和各種小生產經濟的總和，構成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經濟體制，我稱之為“地主制經濟”。
地主制經濟是人類歷史上多種封建經濟類型之一。這種類型的封建經濟是否也象領主制經濟那樣，其本質屬性是經濟的，或者說它也是以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為基礎的，并可由此進而認為，凡封建社會必然是以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為基礎呢？這個既不應該教條式地肯定，也不可根據一些表面現象簡單回答，最好考察它的基本經濟單位——地主經濟、佃農經濟和自耕農經濟——的運轉過程，它的帶有普遍典型意義的經營方式，以導找適當的答案。
先看地主經濟。所謂地主經濟是指地主自身的經濟，它是地主制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它制約著并存的其他經濟，影響它們的。地主經濟的主要特征是非生產者——地主占有土地經營農業，其經營形式大體分為兩大類，即地主經營制和地主租佃制。
所謂地主經營制是地主在自己擁有的地產上進行農業經營；一般以使用雇傭勞動為主，有的使用奴婢勞動或僮仆勞動；產品往往是出售的，當其種植經濟作物時尤其如此。所以地主經營大多不是自然經濟。實行地主經營制的地主是經營地主，這類地主到明清才逐漸增多；但即使這時，他們在地主中也是少數。因此本文在對地主經濟進行質的剖析時以租佃制地主為主要對象。因為租佃制地主才是地主經濟成熟了的形態。就讓我們用解剖人體去理解猿體那樣，通過對租佃地主的分析去認識地主經濟一般吧。
地主租佃制就是地主將占有的土地分散出租給佃戶經營；自己坐收地租。中國封建社會中絕大多數地主采取租佃制方式進行剝削。除一般民田外，族田、學田乃至王府莊田、官田屯田等等土地占有形式的經營方式的實質也都是地主租佃制，盡管它們的形式或有小異。所以說，租佃制是中國經濟中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土地經營制度，中國封建社會的地主制經濟主要是租佃制的地主經濟及與之相適應的、相伴隨的農業經營制度。
租佃地主占有土地的面積大小不等。絕大多數地主占有土地量不是很大，而且往往沒有草地、牧場、森林等多種類型的地產。有較少的地主土地占有量相當之大，特別是皇室、王府及縉紳。不論土地占有多少，他們把全部土地分割成小塊招佃出租。有的地主留下部分土地自營。自營地的耕作不是采取令租佃土地的佃戶提供勞役耕種，而是依靠僮奴、奴仆或雇傭長工和短工耕作。是為租佃地主兼經營地主。地主出租土地的目的是收取地租。有的地主要求佃農勞役，如為之看家護院，家庭服役等，但這是次要的；地主主要是從佃農那里收取實物地租。實物地租的是谷物。通常的地租量是佃地產量的百分之五十；或于年節之際索些雞鴨之貢，不占主要地位。地主一般不干預佃農的種植耕耘。當其為佃農提供耕牛、農具或種籽時，或對佃農生產施加某種程序的干預。這是因為提供生產資料帶有租憑、借貸性質，干預生產以便于秋后獲得滿意數量的谷物，并非監督種植計劃以滿足地主的多方面需要。大地主設總管或管家，其主要任務是催租，是單純的索取，不是去干涉佃農的生產活動?？梢?，沒有自營 地的地主的經濟活動內容不包括農業生產環節。這樣的地主是不少的。
再看佃農經濟。租地佃農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另一種基層經濟實體。他與租佃地主相依，無此無彼。這種經濟實體主要以夫妻子女（有時包括雙親）組成的小家庭為單位，依靠佃入土地，自備其它生產資料，依靠家庭勞動力主要從事農業勞動。佃入土地的數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家中勞動力數量的制約。他們從確定種植品種直到收獲的全部生產活動都獨立進行。收獲時把租地上收獲的農產品的二分之一左右無償地繳給地主作為地租。其余二分之一自留，用作籽種、農具等經濟條件的補償、擴大再生產的追加和全家生活消費。有的佃家家庭兼營副業、手作為補充。租種同一地主的各家佃戶自行決定所從事的副業、手工業的種類和規模，地主不作統一安排。出賣勞動力，充當短工，往往也是佃農收入來源之一；再不敷時，借貸則是不可避免的了。佃農自負盈虧，跟地主只發生佃地償租、借債還錢的關系，其經濟條件的補償和再生產不在地主考慮之內。另有一部分佃農自己占有少量土地，同時租入部分土地，都由自家耕種，是為半佃農，其經營方式接近自耕農，屬于自有的那塊土地上的收獲物與地主無涉。
還有自耕農經濟。與地主、佃農時存在的相當大量的自耕農，也是由小家庭組成的經濟實體。他們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堵陽自有的。土地占有量大體是家中勞動力所能耕種的，或者雇傭少數短工協助即可耕種的。一般地說，自耕農的經濟比佃農優越，家中的勞動力也比佃農較多、較強。他們兼營副業、手工業的規?？赡鼙鹊柁r的大。自耕農自負盈虧，在分配方面不與地主發生直接關系；但需向國家繳納賦稅，承擔差徭。與自耕農經濟地位相仿的是小手工業者、小手工業作坊主，也可包括在自耕農經濟這個范疇之內，不另敘。
在講座自然經濟的條件問題時，我們曾經提到，嚴格的人身依附關系往往既是強制本經濟單位內生產者為土地所有者提供勞役地租的有力保證，也是使勞動者按照土地所有者的需要進行分工的保證。這在領主制經濟中表現得相當明顯。中國封建社會中佃宵和地主的關系是因土地租佃關系才形成的。封建王朝也曾給予地主階級某些特權，使之擁有對佃戶的超經濟強制力。例如，為保證社會治安穩定而將佃戶的戶籍編入地主戶籍，為維護等級秩序而將佃戶的地位置于地主之下，在人口稀少地區制止佃客離開租地他往，以保證勞動人手不致外流，規定佃戶不交租應受刑法懲治，等等。這種超經濟強制力使主佃關系帶有等級特征。不過，由于我國封建政權歷來實行中央集權制，朝廷賦予地主的權力，最大也沒有達到準許地主擁有獨立的司法權的程度。在生產方面，地主一般并不利用這些特權強制佃永按照他的意志進行分工。又由于土地買賣和其他原因，地主與佃戶的關系并不長期固定，因此同一地主的各個佃戶難以形成固定的內部分工。地主索來的地租只是清一色的谷物。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租佃地主家庭是不進行生產活動的全寄考消費經濟單位。他們的需求卻是復雜多樣的。谷物地租的價值量足夠支付地主一世所需物品的價格而有余，但從使用價值來看，單純的谷物只能直接供給食物中的主食所需，遠不能代其他食品、衣著、住房、車馬以及精神方面的各種必需物品，也不能用以繳納須以貨幣繳納的賦稅。實物收入的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的矛盾靠地主經濟單位自身無法解決。唯有和其他經濟單位彼此發生商品貨幣關系，問題方能迎刃而解。他們只要出售租谷，就可得到貨幣，也可以得到一切。他們完全有條件做到這一點，因而沒有必要強制佃戶按照他們的需要分工生產各種實物。單一的實物地租絲毫不妨礙地主經濟的發展，所以這種地租形態得以久存。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單一實物地租形態不具備自然經濟平衡律的實現條件，租佃地主經濟單位不能以自然經濟為基礎。有一種論點認為，對地主制經濟而言，實物地租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的地租形式，或者說，實物地租長期占統治地位反過來又鞏固了自然經濟。這種看法是值的商榷的，因為這里忽略了單一實物地租和多種實物地租產生的后果是不一樣的。
租佃制使佃農相對獨立于地主經濟之外，佃農既不被強制提供勞役地租，又不按統一要求提供多種實物地租，地主經濟要想實現使用價值形態自給是不可能的；那么，地主占有土地和擁有其他資源的數量多少，對于是否自然經濟已經沒有意義了。盡管中國封建社會中有的地主集中占有的土地量很大，在資源方面為實現自然經濟提供了可能，租佃制下佃農分散獨立經營和繳納單一的實物地租，使這種可能性再也不能變為現實。
佃農和自耕農有許多共同之外，其基本點是：兩者都是以小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都是小農經濟。他們耕種的土地面積大小，一般都與家庭勞動力（或加少量雇工）的負擔能力相適應；他們的收獲物都以農產品為主。作為一個生產型的經濟單位，需要是多方面的。除去食鹽、陶瓷器皿等生活資料外，要有鍬、鎬、鋤、鐮、犁等金屬農具，磨、碾、碌碡等石器，乃至車、船等運輸工具和耕牛、挽馬等大牲畜；有些手工業更需另外一些工具，如織機等。這些都不是小農經濟個體能夠自給的。
地主和小宵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各自都有使用價值形態的收入單一（少樣）性和需求多樣性的矛盾，并且這個矛盾都不能在本經濟單位內自行解決。地主制經濟總產品中相當的一部分須經過如下的轉化：使用價值形態（谷物及副業、手工業產品）賣 價值形態（貨幣）買 使用價值形態（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經過這形態的轉化，生產循環必將發生危機?？梢?，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地主制經濟不具備實現自然經濟的五個基本條件，不能滿足自然經濟平衡律的要求。商品買賣活動對于地主制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環節，而是由地主制經濟各個經濟單位的經營方式所決定的。所以說，地主制經濟的發展是以商品交換關系為條件的，商品經濟在地主制經濟的運轉中不是附加的，不是外在的。地主制經濟和商品經濟有著本質的聯系。
在分析中，人們有時認為，為了換了 本經濟單位使用價值的需要而生產部分產品出售，這不是商品生產，不屬商品經濟范疇。這個提法可以商榷。說為買而生產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當然是對的，但說它不屬于商品經濟范疇，值得重新。因為這實際是，為了論證某種經濟單位的非資本主義性質，而簡單地根據是否以使用價值為目的來確定經濟單位的經濟類型。
經濟單位生產活動的目的性可有三種不同情況，即（1）為了獲得直接消費需要的使用價值，簡稱為“為用生產”，（2）為了換得本單位需要而又不能生產的使用價值，簡稱為“為買生產”和（3）為了價值增殖，簡稱為“為利潤生產”或“為賣生產”。經濟單位的生產目的性跟它的生產關系性質、經濟類型的關系可表示如下：
生產關系性質 生產目的 經濟類型
非資本主義生產 （1）為用生產 自然經濟
（2）為買生產 商品經濟
資本主義生產 （3）為賣生產
從表中可以看出，（1）為用生產和（2）為買生產的經濟單位，它們的經濟類型不同但生產關系性質相同；（2）為買生產和（3）（為賣生產的經濟單位。它們的生產關系性質不同但經濟類型相同。（2）為買生產的經濟單位雖是非資本主義性質，經濟類型卻是商品經濟。經濟單位的生產關系性質和它的經濟類型，概括的不是同一層次的問題，兩者雖有密切聯系，但無必然的統一關系。這是因為商品經濟并不專門存在于某種性質的生產關系之中，非資本主義經濟并不必然是自然經濟。因此，分辨生產關系性質時，考慮其生產目的是為了使用價值還是為了價值，分辨經濟類型時考慮的卻是達到目的的方式，即是否通過外部的貨幣交換關系。不要因為（2）為買生產是非資本主義經濟就認定它不屬于商品經濟類型；也不必因為它是商品經濟類型而認定它必是資本主義經濟。人們為了說明（2）為買生產的非資本主義性質而只看到其生產的目的和（1）一樣都是為了使用價值，就認為（2）也是自然經濟。這種看法忽視了使用價值的獲得是否通過貨幣交換；而通過貨幣交換與否，卻代表著看不同的經濟類型。把（20為買生產看成自然經濟，在上是把商品交換納入到自然經濟范疇之中；而商品交換恰恰是自然經濟范疇所要排斥的主要內容，否定為買生產是屬商品經濟范疇，實質也就否定了小商品生產的存在。
我們還應注意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買賣問題。地主兼并土地成為大地主，或破產而出售土地，自耕農出賣土地淪為佃農，或買進土地變為地主，佃農購入土地成為自耕農乃至上升為小地主等等現象，在中國地主制經濟發展的全過程中是經常發生的?！扒晏锇税僦鳌钡闹V語，生動地反映土地易手之頻率。既然土地是商品，土地買賣當然是商品貨幣關系。在正常情況下，想買土地就得先積攢貨幣，出賣土地得到的也是貨幣。小農是存在購進土地的可能性的。經濟上升的欲望總在刺激他們擴大土地占有面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盡量擴大（2）為買生產，以便得到多一點貨幣。由此他們與商品經濟的聯系更多了，而不是保持或發展自然經濟。
如前所述，有與農業相結合和與之并存的多種手工業是自然經濟的重要條件。地主制經濟中的佃農和自耕農確有不少是經營家庭手工業的。為了增加產品、擴大收入，他們有必要這樣做；在農業收入不足維持生計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他們也有可能這樣做，因為家庭是由男女老幼不同的勞動力搭配組成的，便于內部協調分工；還因為農業生產有明顯的季節性，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在一年內有許多閑暇，佃農和自耕農都可以自由支配勞動時間，一個小農個體同時從事的手工業項目畢竟是很少的，不可能經營多種手工業。他們選擇哪種手工業，要考慮勞動力數量，原料來源、技術傳統，更需考慮的是產品能否賣出支。通常的做法是致力于自家能夠進行的手工業，盡可能多生產一些拿到市場出售。這也就談不上家庭手工業是為了自給自足了。為了家用而制造一些手工制品，比如為掃地而自做兩把掃帚，與其稱之為家庭手工業，倒不如把這算做家務勞動更為貼切。自然經濟必須有家庭手工業，但有家庭手工業不一定是自然經濟。不能把有關家庭手工業的史料不加分析地統統用來證明自然經濟，其中很多只是反映價值形態的自給自足而已。
許多著作認為男耕女織的耕織結合是自然經濟的典型表現。乍看起來，小農自種糧食以果腹，自織布匹而暖身，衣食具備，無復有求于他人，也就與商品經濟無涉了。其實未必。如前所述，自然經濟是有特定含義的，首要的是經濟條件的自足。很顯然，衣食兩項是很重要的，但遠非全部經濟條件。單一的家庭手工紡織，并不能使經濟單位得到使用價值形態的全部自足。不可否認，家庭手工織品中會有一部分是自給性生產，但不能僅僅看到這一部分因而否定出售部分的商品性。再者，如果說“織”是自給，就意味著該戶農民自己植棉，自己紡紗，自已織布，最后自己縫制給夠全家所需的衣服?？墒?，種、紡、織、縫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可能是自家不愿解決或根本解決不了的；如果進而想到這一系列勞動所需工具的來源，就更復雜了。其實耕種這類經濟作物以及從事一系列手工業生產的農戶的產品，大都遠遠超過自己家庭的需要量。一般地說，桑、麻、棉等經濟作物總是作為商品作物種植的。農村中出售棉花、紗線、布匹，以及買棉紡紗，買紗織布成衣的，從來大有人在。麻亦類似，絲織尤其明顯。在這里，買賣雙方盡管都是為了滿足本經濟單位所需的經濟條件，但都是通過貨幣運動進行的，商人活動其間尚暫不論?！澳懈绾巍鞭r戶的產品從價值形態說可能收支相符，但這不意味著滿足了自然經濟平衡律的要求。產品的使用價值形態對本經濟單位來說，不論是自給不足還是自給有余，都將與商品經濟發生聯系；前者買進，后者賣出。可見，為了獲得再生產必需的全部經濟條件，耕織結合的小農也得藉助于商品交換。事實上，我國直到明清時期植棉織布的農戶也從未達到總農戶的一半以上，面織麻，織綢的更少，在考慮到大量農戶的穿衣問題并不能依靠家庭自產解決時，可以設想其間普遍存在的商品貨幣關系。何況小農之家機杼之聲達旦，無非是為了明晨拿到市場上的布匹稍多一些。這種耕織結合越發展，市場上的商品量就越大，是不說自明的。男耕女織現象只能反映地主制經濟下男婦勞動力的充分作用，說明小農經濟的經營方式，而不能證明農戶個體或更大的范圍內必然是自然經濟。
總之，對于地主制經濟來說，與農業相結合的單一的家庭手工業除去可能滿足本經濟單位某一種物質需求面外，它的重要意義在于補充家庭經濟收入，而不在于因之實現自然經濟；它不象在領主制經濟單位中的多種手工業那樣，是多品種實物地租的前提。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是自然經濟的必要條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條件。在考察地主制經濟時，不要看到哪里有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就認定那里必然是自然經濟；事情可能相反，恰恰那種結合正是商品經濟的表現，它跟商品經濟的發展成正比，甚至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商品量的主要依據之一就是小農一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
說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有本質聯系，并不排除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可能存在自然經濟的經濟單位。如前所述，凡具備平衡律實現條件的經濟單位都可是自然經濟的。魏、晉、南北朝、隋、唐都有大型的莊田，它們包括大片地產，擁有相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足夠的人身隸屬于主人的勞動力，具備自然經濟平衡律要求的條件。如果這類莊田是統計表的經濟單位，很可能就是自然經濟的個體。不過迄今對它們的組織、經營情況不甚了了，其中主人和勞動者間是否租傭關系，內部如何分工，所屬店鋪、店舍是什么狀況，如此等等，史料語焉不詳。我們姑且把它們看作是類似歐洲領主莊園那樣的自然經濟單位。不過這類莊田是中國封建農村經濟的組織形式之一，一般來說，是不用它做中國地主制經濟的典型代表的。
說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也有很大差異。自北而南沿海堵省，黃河中下游，長江流域及長江、珠江兩個三角洲等地，經濟水平提高，那里的區域間以及經濟單位間的商品經濟都比較發達。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很明顯的。南方是北方、沿海和內地、中部和邊疆、平原和山區、漢族和少數民族、近郊和遠效、經濟作物區和大田作物區，經濟水平差別很大。有的地區生產水平極低，特別是地理條件決定的困難地區，與外界的經濟聯系極少，呈相對閉鎖狀態。那里有的農民家庭自己生產所需的幾乎一切物品，從而不依賴于市場和它以外那部分社會的生產運動和歷史運動，雖然那里也是地主制經濟。即使在一般地區，地主制經濟各類經濟單位產品的商品率也大不相同，他們之中有的絕大多數產品留自用或大部分自用。
是否可以由此認為自然經濟是地主制經濟的必然呢？不能。經濟單位把部分產品留作自用，這和經濟條件的自我滿足是兩碼事，前者只是部分生產具有自給性，不能稱之為自然經濟。自給程度較高的現象并不是地主制經濟運動方式內在決定的，而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結果。與商品經濟聯系很少的農民家庭往往是由于缺乏足夠的勞動力，不掌握較高的生產技能，缺乏原料，因循守舊，或者還有其他原因，他們只得以最壞的經濟條件從事最供銷水平的生產。他們的產品僅夠維持起碼的生存條件，沒有多少產品能向市場提供，從而也極少右能從市場上獲得較多的經濟條件。這種經濟單位再生產的經濟條件低得和勞動力的生存條件極差而外，交通條件惡劣，運輸工具落后，這是農民突破相對隔絕狀態的重要障礙。這些都是生產力水平決定的。誠然，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生產力一般地說是較低的，因而地主制經濟的經濟單位往往帶有不同程度的自給性。但應注意的是，這種現象基至可能在比封建主義先進得多的生產方式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若就地主制經濟的各種經濟單位的經營方式看，它不但不排斥商品經濟，而且以商品經濟為自身繁榮的條件。在一定條件下呈基本自給狀態的地主制經濟的經濟單位，一量生產條件改善，產品有所嗇加，商品經嚌運動就會展開。生產力水平越高，商品經濟就越發達，地主制經濟也越繁榮。商品經濟的發展不但沒有破壞地主制經濟，沒有改變它的本質，反而使之繁榮；相反，地主制經濟并不以生產的自給性為條件。誰也不會認為，地主制經濟越發展，生產的自給性定然起高?？梢姡袊饨ㄉ鐣杏行┙洕鷨挝怀首越o現象，并非由于它是地主制經濟。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說以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是以莊園制為主要內容的西歐中世紀早期領主制經濟的主要特點，是可以的；稱它是以地主制經濟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封建經濟制度的主要特點，是不妥當的。
再有，所謂基礎是指事物發展的根本。A是B的基礎，意味著B離開A就不復存在，或者改變本質。自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全然不是A與B的關系。即使佃戶完全進行商品性生產，只要和佃關系不變，它仍然屬于封建的地主制經濟范疇。既然地主制經濟是中中國這樣的大國中躡在了兩、三千年的封建經濟制度，那么在研究整個人類社會封建歷史階段特征時，當然不能無視它的存在。不加區別地統稱封建社會經濟制度以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為基礎的提法，也是不妥當的。
三
現在討論一些有關的
先談地方小市場的性質問題，我以為，地主制，也要把商品流通放在封建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整個經濟運動過程之中考察。不能只看上農的商品率較低，便斷言商品經濟僅僅是地主制經濟與之略有聯系的身外之物。而應注意到商品流通是地主制經濟的交換形式，沒有它，分配所得與消費（包括生產消費）所需對不上號，經濟運動難以繼續。地主制經濟依賴商品經濟的根本原則，是私有制下小生產形成的產品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的矛盾不能在本經濟單位內自行解決，這個矛盾是由地主制經濟的經營方式決定的。
地主制經濟的三類經濟實體，地主經濟、佃農經濟和自耕農經濟（含小手者經濟）是我國封建經濟的基本細胞。出于細胞生存的需要產生了地方小市場，在地方小市場的基礎上形成了區域性市場，區域間經濟聯系以及域鎮商業（這里暫時舍象對外貿易）。這種情況，在以經濟為基本經濟單位特征的社會，例如歐洲中世紀早期建立在領土莊制基礎上的封建社會里，是看不到的。
有同志認為，在地方小市場上進行的品種調劑，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產的交換是使用價值的交換，乃是勞動的直接交換，雖然往往也經過商人，但應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這個看法似可商榷。
市場是屬于商品經濟范疇的概念。自從人類社會出現商業以來，市場也和商人，商人資本、貸幣、價值、價格等一系列關系一樣，早已存在。價值也是十分古老的規律，在一切通過貨幣進行的交換關系中，不同程度地發生作用。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市場為不同的生產關系服務，它的范圍和性質隨生產關系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如果商品生產的目的是 通過購買勞動力進行價值增殖，那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這種生產關系占統治地位時，商業資本從屬于產業資本，市場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其規模擴展到空前的程度，勞動力普遍成為商品。這標志著商品經濟的高度，進入新的階段。不過，不能認為僅只這種市場才屬于商品經濟范疇。
封建社會的國內商品流通曾經相當發達。城鎮中的商品經濟固不必說，地方的、區域性的乃至區域間的商品商場都早已存在。各類市場各有其主要的功能。其中地方集市墟場是整個商品流通的基層環節，它起著為大范圍市場集中商品的作用，更重要提，通過它才解決了基本經濟單位固有的產品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的矛盾。生產循環得以順利繼續。
市場，總是反映個人之間、經濟單位之間的商品貨幣關系的概念；大小市場都是一樣的。地方小市場的貿易有許多是商人的活動。也有許多是生產者出售自己的勞動產品。生產者主要是小農和小手工業者，他們的產品有一部分留作自己消費，蓁部分進入市場出售，就成為商品。不是為了出售的，即不是作為商品生產的物品，是不會作為商品進入漢通的。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物品生產出來不僅是為了供生產者使用，而且也是為了交換的目的。自發的社會分工使得產品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換，即買和賣，就使個體生產者有可能滿足各式各樣的需要，既不應以小農產品中出售部分的性質決定自用部分的性質，否定這部分生產是自給生產。也不該以自用部分的性質決定出售部分的性質，否定這種生產是商品生產。盡管在一些情況下，個體小農的產品中進入市場的部分可能不是主要的，但在市場上，他仍以小商品生產者的身份出現。在生產過程中，小農根本無法分清哪一件是為了自消費，哪一件是為了出售而勞動。中交換中，生產關系性質、生產目的性以及購買者目的性都不問題的性質，都被商品這一共性掩蓋了。
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時說，產業資本是和各種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錯在一起的，只要這些生產方式同是是商品生產，不論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生產的產品，還是中國農民的，印度農奴的、荷隸東印度的公社的、俄羅斯農奴制國家的或者半開化的狩獵民族的產品，它們總是作為商品和貨幣同表現產業資本的體貨幣和商品相對立，作為它們來源的生產過程的性質如何是沒有關系的。我們在分析封建社會市場進可以運用同樣的。自耕農的產品也罷，佃農交租后自用有余的產品也罷 ，封建主利用奴婢勞動生產的產品也罷，地主收來的地租也罷。當它們作為商品出現時，共同構成市場客體，與貨幣相對立。地方小市場也不例外。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地方小市場上，確有許多生產者之間的交易是以物易物的。但不能把這看作是使用價值的直接交換、勞動力的直接交換。從所周知，我國很早就有貨幣，至少到秦朝已經統一了貨幣單位，通行啟蒙 及城鄉了。我國封建社會中包括地方小市場在內的各級的以物易物只中表象，它不是直接的勞動交換，而是以貨幣價格為背景的。使用價值交換是不能離開交換價值。這里已不是一般等價物出現以前的以物易物，而是省略了貨幣轉換過程的商品交換。這就意味著交換的產品不但有使用價值，而且也是交換價值的相當者，就是說，它是商品。
總之，中國封建社會中產品交換過程表現為商品流通過程，前者與后者相一致。地方小市場也和更大范圍的市場一樣，是流通的場所，不屬于自然經濟范疇。小市場不但和更大范圍的商品流通市場是在同一體系之中，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礎，不應把它們從性質上分開對待。
再談談經濟單位的劃分問題。所謂自然經濟，是指一個經濟單位的經濟條件通過內部的再生產補償，而不通過與其他經濟單位進行商品交換。因此，與地方小市場是否屬于自然經濟范疇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怎樣確定經濟單位范圍。
有同志認為，在中國地主制經濟中，單一的經濟單位個當于一個鄉或邑縣，包括這一地區的地主、農民、各種工匠、手藝人，還有小商人，一家一戶，包括手藝人戶，只是一個“生產單位”而不是“經濟單位”，他們聯合起來才成為一個經濟單位。邊個意見也可商榷。“經濟單位”范圍的確定，可因研究的目的面異。例如：研究國際經濟時可以國家或跨國公司算做經濟單位；研究區域經濟時可以經濟區或行政區為經濟單位?，F在我們研究的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問題，經濟單位劃分的原則宜以是否能夠發生商品交換行為為據。所以，所謂經濟單位，應指經濟活動中最基本的自負盈虧的獨立體，也是最基本的經濟組織。本文有時也稱之為經濟實體。它有經常性的比較固定的收入來源，能夠自行決定本單位范圍內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和規模，在交換中是買賣的一方。其內，有決定全部經濟活動的實際上的權威；這個權威是生產資料所有者，或者是主要勞動力，在封建家長制下，往往就是家長本人。其收入如果是來源于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等生產活動，它就表現為一個生產單位；如果是經營商業，則表現為一個商業店鋪；如果是出租土地或放高利貸，則表現為一個地主或高利貸者家庭。經濟單位可以是一個消費單位，不一定是一個生產單位，而生產單位總是一個經濟單位。所以，經濁單位實際只表現它在經濟上的獨立性而不反映其性質如何。中世紀早期西歐領主莊園中領主的自營地靠農媽的勞役地租經營，靠農奴繳納多種實物地租滿足經濟條件。農奴雖有相對獨立經濟，他的生產卻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于領主的需求，農奴之間有勞動交換而不形成商品貨幣關系。領主和他的農奴們共同成為一個不可分的經濟實體。他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和地主佃農的經嚌關系相比全然不同。因此，領主莊園作為一個整體是經濟條件自我補償和再生產的經濟單位。中國地主制經濟中的小農家庭（包括佃農、自耕農以及小手工業家庭）和地主家庭，則分別是獨立的社會經濟組織。一個地主即使占有大量土地，也是分租給許多佃戶。佃戶們用承擔繳納地租的義務換取土地使用權。地主如有自營地，并不靠佃戶勞役耕種。佃戶所繳實物地租是地主的經濟來源，但不是再生產的物質條件。地主對佃農經濟的盈虧不承擔義務。佃戶和自耕農一樣自行決定生產內容，他們的經濟條件補償和再生產過程并不包括地主的活動。地主既不是自己的佃戶們的生產計劃者、組織者，更不是一個村、邑縣的經濟級織者。因此，地主和他的佃戶們只相互依存，而不是統一為一個經濟單位；村、縣就更加不成其為統一的經濟單位了，如果把許多自負盈虧的獨立個體，臂如說一個縣范圍內所有的地主、農民、各種工匠、手藝人和商人等都放在一起稱之為一個經濟單位，無異于把肌體說成是細胞。那當然會認為地方小商場是經濟單位內部的事，那些經過商人的貨幣交換活動，也都被劃為自然經濟范疇了，把商品流通活動歸納在排斥商品流通的自然經濟概念之中，這在理論上是費解的。
最后談談地主制經濟下商品經濟的特征及其它。資本主義關系的產生是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條件的。我認為，地主制經濟的發展也是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條件的。中國商品經濟很早就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一直未能促進資本主義關系產生、發展，就是因為這里的商品經濟與地主制經濟相適應。
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是以生資料私有制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生產。勞動力成為商品；資本家使用雇傭勞動進行價值增殖。為了價值和剩余價值得以實現，的產品必須全部出售，經過轉化為貨幣這樣一個產品運動階段，否則，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都不得補償，再生產循環中止，利潤也不能實現。機器、原材料等不變資本也是貨幣資本通過流通五一節實現的。因此，商品流通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轉中的必要環節。流通從屬于生產；商業資本從屬于產業資本。
地主制經濟也以商品經濟為條件，同樣是在一定水平基礎上的再生產過程的要求。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各經濟單位的生產循環過程，使生產進一步發展。不過，這里的商品經濟是建立在小商品生產即簡單商品生產基礎之上的。佃農、自耕農、小手工業者等都是小商品生產者。他們是依靠家庭個體勞動的小規模個體所有者經濟。商人資本獨立于生產過程之外。所以小商品生產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W-G-W1）顯然不是資本主義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
G-W …P…W′－G′）；以小商品生產為特征的地主制經濟，也完全不同于以雇傭勞動為特征的資本主義大經濟。盡管地主制經濟以商品經濟為條件，但商品生產總是停留在簡單商品生產階段，商品流通也總是人屬于地主制經濟，為地主制經濟服務。這樣的商品經濟，其發展程度無法和資本主義的相比，其結果也只能是促進地主制經濟繁榮。
小商品經濟是十字路口的經濟，它時刻在向兩極分化。它本身沒有導向性，其上升的方向明顯地受當時主導經濟形態的制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主要上升為資本主義企業，是謂小商品經濟第時每刻產生資本主義。在封建地主制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中，小商品經濟雖然有的也向剝削雇傭勞動式轉化，從而產生具有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單位，但它難以壯大為新的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其中絕大多數走向購買土地進行地租剝削的道路，向地主經嚌蛻化。所以當小商品經濟處于地主制經濟的寬容度范圍以內的時候，它的發展起不了瓦解地主制經濟的作用。而地主制經濟對商品經濟的寬容度之大，可能大大超出了過去的理論設想的程度。因為實際上地主制度經濟對商品經濟的發展不是寬容的問題，而是自身繁榮的必要條件。
在地主制經濟中，土地自由買賣和諸子均分繼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經濟單位往往會分為小的，又或瓦解地主制經濟的作用。而地主制經濟對商品經濟的寬容度之在，可能大大超出了過去的理論設想的程度。因為實際上地主制經濟對商品經濟的發展不時寬容的問題，而是自身繁榮的必要條件。
在地主制經濟中，土地自由買賣和諸子均分繼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經濟單位往往會分為小的，又或瓦解為自耕農或佃農。但地主經濟卻同時有不斷再生的能力。由于遺留或力量強制形成的帶奴隸主義性質的經濟單位，最終也被地主經濟“同化”。如下圖(按，圖略)所示，
地主制經濟就是在這樣的循環中發展的。如果這個示意圖是三維的、全息的，就可以是看出圖中的大圈隨歷史前進越來越大，其中諸半徑形成的夾角在不同時期是有變化的，但它的結構將基本不變。圖中的雙線箭頭（）表示的道路不被堵死，地主制經濟的這個圈圈就難有重大的突破，建立其上的封建社會就當然地屹立不動。
由此而順便談及，解決中國封建社會何以特長的問題，我以為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地主制為什么能長存，而這一問題的契機，則在于找到地主經濟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原因。地主經濟受到上層建筑全力保護和意識形態的全面支持，出租土地坐食地租成為合理、合法、省心、安全的剝削方式。購買土地的欲望成為這個社會的主導投資意識，它對以各種方式積累起來的財富的投向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地主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太陽，整個封建經濟在圍繞著它旋轉。對解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來說，這里就是“羅陀斯”。
小商品經濟和地主制經濟的協調統一是因為，一則小商品經濟和小規模經營相適應，二則小商品經濟和適合分散操作的技術及低效能的工具相適應。小農、小手工業者都是依靠歸個人所有的、只供個人使用的、小的、簡陋的和數量有限的勞動資料進行個體生產。在那些小農能夠買得起并且能使用的高效能機器工具和相應的技術出現、從而突破分散的小經營形式以前，小商品經濟只能是小商品經濟。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證明這一點。歸根結底，是生產力狀況決定了生產關系形式及整個社會經濟結構。至于生產力之所以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有其經濟的、上層建設的意識形態的多方面原因，不能企望用任何單一的因素解釋清楚，而這超出了本文討論的范圍。
在看到商品經濟發展促進地主制經濟繁榮的同時，還應看到它對小農的另一面的影響。地主得到的實物地租，一部分直接消費掉，一部分進行糧食投機，其余部分將投放市場換成貨幣，用于其化消費、繳納捐稅、購買土地、從事商業、開張典當，放高利貸以及入柜窖藏。商人和高利貸者用一部分資金購買土地兼行地租剝削，更多的部分用于通過商業渠道或放債、抵押、典當等活動剝削廣大農民。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地租的轉化形態，也是地租的派生形態。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彼此相通，形成三位一體的結合。
小農生產的糧食自留部分中，除去一部分為了生產需要必須投入市場出售外，留作食用的部分，有時為了以細換粗品種調劑，也要通過市場。一些貧困農民則往往陷入如下的惡性循環：春耕時借貸，秋收后賣谷還債，春荒再次借錢買糧度日；自有糧食全得通過市場環節。這就出現了谷賤傷農、谷貴也傷的怪現象。農民明知兩頭吃虧，還不得不投入這種買賣關系之中；他們被卷入商品經濟的程度不但很深，而且無力自拔。
由此可見，我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一方面是地主制經濟生產循環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層層剝削活動的前提；而三結合的剝削反過來又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從這個角度看，我國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某些方面的發展，并不一定意味著生產水平有所提高，不一定反映農民經濟十分興旺發達，也不預示生產關系方面將有什么重大變化或突破。但我們卻可以商品經濟的發展中看到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結合的依據。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地租的轉化形態，同有商品經濟也就沒有這種轉化。正是從這個特定的意義上說，在中國的封建經濟中，商品經濟是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聯合對方大農業勞動者進行剝削活動的工具。不同范圍的市場網與三結合剝削網基本上是協調一致的，或者說，前者是后者的表現。上面只是糧食為例說明這個問題，其他所有經濟作物和手工業品的生產又何嘗不是大同小異。如果認為小農純屬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基本無關，實際上也就是把他們排除于商人和高利貸者剝削對象名單之外了，那么，三位一體的剝削又從何談起呢。
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商品經濟是為整個地主制經濟服務的，它和租佃制度一樣，是封建經濟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地主、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將其根系盤曲交錯、密密麻麻地深扎在封建經濟這塊沃土之中，通過租佃關系、商品關系和債務關系三條管道，盡情地吮吸一切養分以自肥自壯，資本主義之芽要在此地萌生成長，難矣哉！
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第2篇
隨著唐代前期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水陸交通狀況的改善，大量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進入流通領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業日趨繁盛。《唐國史補》卷下載：“凡貨賄之物奢于用者，不可勝記，絲布為衣，麻布為裹，氈帽為蓋，革皮為帶，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大量的商品進入了尋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業與市場的聯系日益緊密，南北間的物資交流愈加普遍。經濟發展有賴于便利的交通，進而會促進交通的發展。武則天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艦，千舳萬艦，交貿往來，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發達、商業的繁榮可見一斑。對唐代商業的盛況，杜佑有很生動的描述，“東至宋汴，西至歧州，夾路列店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諸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眾多是盛唐商業繁盛的一個側影。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沖擊著相對凝固的中古田制社會，自然經濟條件下相對封閉的狀態有所松動。唐代前期實行的是承繼北魏以來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認為，“均田制在較長時間內維持，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國家對人口的嚴密控制，二是地權流轉速率的相對遲緩；”[7]商品經濟的發展亦搖撼著均田制的兩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權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頻頻轉移，均田小農因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增多地離開土地。商品經濟發展充當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劑，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經濟發展加快了地權流轉速率
（一）商品經濟發展使土地經營利潤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糧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農桑營贍，力漸豐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載麥，溯流州市”唐資糧食加工業的除富商大賈外，還有貴族、官僚、權宦等，他們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場對糧食加工和商品糧的需求增加。磨房的發展也是糧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糧食生產的發展為經濟作物的種植經營奠定了基礎，茶葉生產異軍突起，成為唐農業商品性生產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時，張守圭“仙君山有茶園，每歲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傭功雜處園中”[12]，可見，當時已開始以一定規模種植經濟作物。這種規模經營的動力源于茶葉生產的可觀利潤，“蜀、楚、閩、粵，依山之民，畦種（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農桑之所獲矣”[13]，很顯然，種茶葉比種糧食更有利可圖。不僅如此，茶葉販賣亦開始走上經營日程，“天寶中，有劉真清者，與其徒二十人于壽州作茶，人致一馱為貨”[14]，茶商已成為商人隊伍的成分之一。種植茶葉等經濟作物獲利不菲，同樣增加了土地經營的誘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價倍增，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賃店干利詔》稱：“南北衛百官等，如聞昭應縣兩市及近場處廣造店鋪，出賃與人，干利商賈，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賃店鋪，每間月估不得過五百余文，其清資官準法不可置者，容其出賣，如有違犯，具名錄奏。”[15]唐政府對官吏經商是持否定態度的，而一些清資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斷，他們是受到了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社會上類似的現象應不在少數。雖然不可排除不付地價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數情況下，土地應該是有償轉讓的。唐貞觀中，“有裴明禮者，……于金光門外，市不毛地，舍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況一般的土地呢？這種城郊或交通要道等處占區位優勢的土地往往會隨著商品經濟發展而不斷增值，比用于農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綜上所述，商品經濟的發展使糧食商品率提高，經濟作物種植發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斷增值，土地成為有較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因此，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對土地兼并起了推動作用。
（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為土地兼并的生力軍之一
在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兼并通常有兩種形式，“富者有資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壞之前，前者占主導地位[18]。盡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時富商鄒鳳熾“邸店園宅，遍滿海內”[19]，既經營工商業，又廣占良田。玄宗時的詔書中有“貧人失業，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詞句，反映了當時工商之家以資買田已相當普遍。代宗寶應元年（762）四月詔書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這些殷富之家應包括商人。由于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長期延續，中國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財 ，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經商獲利之后往往轉而買田置地，從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雙重身份。“良田兼百頃，兄弟猶工商”[22]，就是當時這類人的寫照。
（三）商品經濟的發展將越來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領域
隨著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封閉狀態逐漸被流動狀態所取代，許多產品和生產要素進入流通領域，不斷增值的土地作為財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難免。這一點從政府關于土地買賣的規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規定，“諸桑田皆為世業”，“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在這些日漸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業田、口分田、賜田在進行買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大量土地被用來建造住宅、邸店、碾硙等，流通中的土地數量和類別不斷增多，經濟發展將越來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領域。
土地經營利潤率提高是權流通的內在動力，土地作為生產要素不斷突破政府的禁令而進入流通領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則長了土地兼并的氣焰，各類兼并勢力一起瘋狂吞并土地，玄宗時已是“田畝轉移，非舊時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29]。因而杜佑說“開元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并兼之弊，有愈于漢成哀之間”[30]。隨著經濟的發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國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來越少，均田制的基礎被動搖。
二、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強了均田小農的流動性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流動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經濟的發展使魏晉以來社會的凝固狀態逐漸松動，流動機會日益增多。隨著經濟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的日趨活躍，均田小農內部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貧富分化，涌現了出了少數據“高戶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農則不堪重荷，剔屋賣田，背井離鄉，武則天時“天下戶口，逃亡過半”[32]。安史之亂以后逃亡更甚，到肅宗乾元三年（760）編戶總數僅193萬戶，只占天寶十三載962萬的20%[33]。其中絕大部分應是以“不課戶”、“逃移戶”形式而存在的脫籍農戶，商業的繁盛則為這些脫籍的破產小農提供了新的謀生渠道。
（一）部分脫籍農戶以傭作自資，以出賣勞動力為生
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破產小農大量進入工商業等非農領域謀生。他們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樓、酒肆、車行等處，或服務于來往舟船，求得一線生路。在經濟發達的地方曾出現過集中的勞動力市場。“有茅山陳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蘇鎮江），到傭作坊，求人負擔藥物。”[34]勞動力市場的出現，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備勞動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說明城市對傭工的需求增多。隨著經濟發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軍隊、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許多富賈亦聚居城市，《開元天寶遺事》中有“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的記載。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會增加對家庭服務的需求。“唐蕭穎士，開元十九年擢進士第，……常使一傭仆杜亮”[35]，區區一進士尚使仆，何況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對唐代商業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線，邸店、酒肆很多，這些場所無疑能夠容納大量的服務人員。另外唐代有專門租賃車或驢的場所，這里也需要一定的勞動力。“扶風馬震，居長安平康坊。正晝，聞扣門，往看，見一賃驢小兒……”[36]當時，人們賃驢，往往由一小兒隨往，返回時順便牽驢，取回雇值。隨著水路的暢通，富商階層，特別是南方的大賈皆以船為交通工具?！短茋费a》卷下載：代宗、德宗年間，江淮名賈俞大娘僅操駕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時商船也需要搬運工為之服務，唐天寶中就有以搬運為業的“傭力負運者”[37]。這些行業都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機會。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農從事個體手工業、服務業，或為公私手工業所吸納
唐代史籍中此類事例所在多有。“則天時，僧儀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紅自給”，這種大規模的私營手 工業一定需要相當多的人手。在官營手工業中也使用愿意從業的流民，唐肅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鹽鐵使，“創立鹽法……其舊業戶并浮人愿為業免其雜徭，隸鹽鐵使。”[43]除了出賣勞動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長，或獨立經營，為城居民創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隨商品經濟發展而興起的手工業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門路。
（三）在城鎮做小商小販也是許多離開家園、流入城市農民的選擇
唐代棄農經商之風頗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詔稱：“趣末者眾，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聞游手墮業，此類極多。”[45]中宗神龍初，宋務光認為，當時“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眾”[46]；睿宗時，“正朔所及，封疆無外，雖戶口且增，租賦不益。莫不輕去鄉邑，共為浮墮”[47]。民戶拋卻田園，以商賈為業的現象在全國各地都不在少數，安史之亂以后，經商小農隊伍自然更為龐大。大歷中，蘇州常熟縣元陽觀的單尊師“常往嘉興，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販之徒”[48]?？梢姡r民改作小商小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這種投資少、回報快的經營方式是小農在異地求生的重要門徑之一。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性的增強，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樓肆，還有富賈之家處對服務性行業的需要增多，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也創造了一定的就業機會。那些流落城市的小農或出賣勞動力，或獨立經營手工業、服務業，或當小商小販流落江湖?？梢?，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就業途徑，同時也為農民提供了衣食之資。部分流民從事游惰之業，不復歸田野，從一定程度上講，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動性，使部分勞動者掙脫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縛。隨著人戶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對逃戶的流動性予以承認。這表現在對逃戶的政策上，強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趨減弱，勞動者的自由度增大。楊際平先生對此作過研究，“開元以前，勒令逃戶回原籍；開元九年宇文融括戶起，比較靈活：原則上應回原籍，但也允許就地附籍；安史之亂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農大量脫籍外出謀生，政府不得不對起其附籍權予以承認。
綜上所述，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人們的土地兼并欲，將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領域，使商人地主成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時，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增強了社會的流動性，提供了更多的謀生手段，許多破產小農不必回歸田野照樣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轉速率，另一方面加強了均田小農的流動性，動搖了均田制賴以存在的兩個基本條件。因此，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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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冊府元龜》卷495《邦計部·田制》，p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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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文獻通考》卷2《田賦二》，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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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轉引自田昌五、漆俠主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二），p371.濟南：齊魯書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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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韓昌黎.《昌黎全集》卷12 p190.北京：中國書店，1991.
[40]《太平廣記》卷42《裴老》，p265.
[41]《太平廣記》卷382《河南府史》，p3407.
[42]《太平廣記》卷243《何明遠》，p1825.
[43]《舊唐書》卷123《第五琦》，p3517.
[44]《四庫全書》426《唐大詔令集》卷108《關內諸州斷屠酤詔》，p756.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本（下同）.
[45]《舊唐書》卷5《高宗本紀下》，p107.
[46]《冊府元龜》卷544《諫諍部》，p6531.
[47]《四庫全書》426《唐大詔令集》卷110《誡勵風俗敕》（之四），p729.
[48]《太平廣記》卷29《李衛公》，p190.
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第3篇
關鍵詞 近現代 報刊廣告 社會功能
中圖分類號 0206 文獻標識碼 A
在風云變幻的近現代中國，近現代報刊廣告作為通俗文化的一個細流并不引人關注，然而正是這不起眼的細流，卻道盡了老中國社會變遷的方方面面，從日益普及的西學、近代教育的普及到民族實業的發展，無一不有近現代報刊廣告的鼎立相助。
一、近代報刊廣告的興起
之前，中國的自然經濟體制尚未遭到西方列強的破壞，市場中只有叫賣、幌子、招牌等原始的廣告形式，并不具備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廣告功能，更談不上是行業。中國廣告由原始到近現代的轉型是在整個中國近現代的貿易、市場的畸形繁榮、新興媒體的日漸普及和新式消費觀念的形成密切相關的。
1.貿易和市場的畸形繁榮催生了近現代廣告
以前，中國以小農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模式有力的排斥了外國商品的“入侵”。戰后，當時的清政府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開放了五個對外通商口岸，還喪失了關稅自治權，所有這一切使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日漸瓦解，外國廉價的商品源源不斷地涌人中國，從此中國日益成為外國列強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在屈辱的實體外卻包裹著一層進出口畸形繁榮的虛假外衣。在市場中，這種畸形繁榮首先體現在進口商品數量和種類的急遽上升。統計資料顯示，1842年僅英國一國輸入中國的商品總值就達到96.9萬英鎊，第二年增加了55％，第三年又增加了58％。輸入的商品有棉紡織品、煙草、西藥、火柴、煤油、食品，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為了快速銷售這些泊來品，外商還帶來了一件東西即真正近現代意義上的廣告。中國最早的近代廣告就是出現在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刊上。1853年，英國人在香港創辦了第一份中文報刊《遐邇貫珍》，增出附刊“布告篇”，專門登載船期、商情和廣告并開始收費，這是我國最早的收費廣告。1861年，英商在上海創辦了當時唯一的一家中文報紙《上海新報》。發刊詞云：“大凡商賈貿易，貴乎信息流通，本館印此新報，所有一切國政軍情，世俗利弊，生意價值，船貨往來，無所不載。”一份報紙將商業貿易信息置于國政軍情之前，可見其商業氣息了?！渡虾Ｐ聢蟆访恐艹隹黄?，主要就是廣告欄目，有土地房產的買賣租賃，商品的運輸和拍賣，洋行的設置和經營，船期表和銀洋鴉片比值表，也有為洋場淑女尋找寵物之類的廣告。
2.報刊的日益普及為近現代廣告的出覡、發展提供了新的平臺
早在以前，就有外籍人士創辦中文報紙，后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創辦的中文報刊數量急劇增加。此后，中國人也開始創辦報刊。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在國內創辦的報刊就達到247種之多，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漢口這樣一些大城市。這些報刊大多都刊登廣告，可以毫不夸張的說中國近代廣告形成于這些報刊之中。報刊廣告也成為了近現代最具特色的廣告形式。
3.新式消費觀念的形成促進了廣告的繁榮
新式消費觀念很大程度上是伴隨著近代城市的出現而形成的。近代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始于之后。戰后，中國出現城鄉分離的趨勢，表現在隨著口岸的開放、租借的劃定、工商業的發展、人口的增加，近代城市從行為到觀念都呈現出了與鄉村迥異的局面。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在國內外因素合力作用之下，中國出現了若干近代化程度較高的中心城市如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天津。伴隨城市化進程產生的一個巨大群體就是市民階層，他們有著與舊式截然不同的消費觀念。廣告一方面迎合了人們的這種新式消費觀念，及時提供多樣的消費信息，諸如何處新開了歌舞廳，哪里的咖啡館價廉物美，電影院新近放映的是什么片子，百貨公司里又到了什么新貨等等；另一方面廣告中琳瑯滿目的消費信息又刺激了人們的消費欲望，從而刺激了經濟的運行。
二、中國近現代報刊廣告的社會功能
1.搭建西學東漸的橋梁
19世紀中后期東西方文化的接觸是呈對立的姿態，在一系列與西方列強恥辱的敗仗之后，國人產生了最直接的判斷即東西方文化之間不僅有差異，更為致命的是兩種文化之間有差距。于是向西方學習、尋求救國路徑成為國人的當務之急。對“西學”的引進是循著從技術到到科學，從日常習慣到文化，從批判舊有制度到公民意識覺醒的順序進行的。這一過程中，報刊廣告作為信息的特殊形式也在歷史的當口戲劇性的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它的功能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廣而告知西方科學技術。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機器廣告了。機器的運用及發展程度是中國建立實業走向現代化的關鍵所在。王儒年博士曾對《申報》刊發的廣告做過細致的研究，王儒年博士的統計結果表明機器廣告是早期《申報》廣告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實除了《申報》，當時上海的其它中文報紙如《上海新報》也刊登了大量的外國機器廣告。這些機器使用范圍很廣從日常使用的灶機、縫紉機、滅火水龍到工業運用的織布機、挖泥機、汽機等，涉及了當時的所有實業部門。
其次，傳播西式審美觀念、生活習慣。隨著文化落后觀念的日漸穩固，已有的審美取向和生活習慣也開始被批判。從此，日常衣食住行的每個細節都開始了西化之旅。而這趟旅程的列車行啟就有部分來自廣告的推動。如中國傳統的對于男性審美就遭到了來自西化的挑戰，文質彬彬的書生形象已不再走俏，此時的男子應像報刊廣告中所描繪的那般健碩、陽剛，否則“疾病纏身、精神疲弱、虛弱無力，雖有高尚的學問不能求，以至于失業；雖有偉大的事業不能興，以至于失敗；雖有發財的機會不能就，以至于失利”。此外，近代中國衛生習慣的倡導也有廣告的功勞。眾多有關衛生用品的報刊廣告莊重的向國人傳達了一種觀念：在現今時代，人人應注重衛生，需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此事不僅關乎個人形象。更關乎國家形象。廣告時刻警醒人們“講究衛生。時時潔齒，中外人士，天天如此”，不能“亂發蓬松，皮屑紛紛”、要“不生痰不吐痰”。
第三，批判舊有社會制度。無論是北方重鎮天津的《大公報》還是南方重要商埠上海的《申報》都刊登過大量的社會廣告。這些社會廣告從內容來看，應歸屬于時下報刊所常見的“熱點話題”、“社會廣角鏡”之類欄目。如《大公報》刊登一則名位“有冤難伸”的廣告，具體內容如下：“滄州南鄉有馮幼泉者身實微賤，然稍通洋文，與余相識有年。去冬伊父因毆斃鄰莊崔姓被控，洲主將其杖責，罰錢百串。伊弟倩余作?；丶掖肟?，至期未交。余為洲主所比，將錢代伊墊出，延至今春。伊弟給余送一騾以抵此帳。孰料馮幼泉人面獸心，恩將仇報，見洲主自稱系督署委員，控稱余誆伊騾頭，洲主被其蒙混，遂將余傳案，一言未容分訴，輒摘去頂帽，杖責數百余。因冤極訴府道各憲亦未蒙伸理……”。從字字血淚的控訴中可以看到，廣告主控訴的已不僅僅是與此案相關的官員而
是將控訴指向了整個官僚體系的腐敗。這種批判性很強的社會廣告在《申報》中也屢見不鮮。報刊中的社會廣告作為新興事物實際上給中國老百姓提供了一個呼吁、控訴舊制度的平臺，在控訴中老百姓的公民意識也在不斷覺醒。
2.輔助近代教育的普及
中國的近代教育始于。本身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傳統的教育培養模式根本不適應對新式人才的需求，于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陸續開辦了一批學習“洋文”和“西藝”的新式學堂。在傳統社會里，不少知識分子居住鄉村，因此整個社會的知識資源和教育資源在城鄉的分布是均勻的。學生毋須離開鄉村接受教育，學堂也毋須廣而告知開學信息。但新式教育則另立了一套以城鎮為中心的學校管理體制和知識傳授體制，沒有有效的信息傳播，生源就岌岌可危。于是新式學堂的招生廣告開始出現在一些有影響力的報刊上，新式教育必須配備新式教材，不久介紹教材的廣告也隨之出現。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我國新式學堂實行的是自主招生制度，考試的時間、內容由各校自行安排，沒有統一規定，如果沒有廣告將招生和考試信息傳達至考生處，招生工作即難以完成，從這個角度來看教育廣告還彌補了我國近代教育管理體制的缺陷。
教育廣告在傳播招生信息的同時也宣傳了新式的教育觀念。一則名日《黃氏女子學社招生》的廣告中說：“近世女子教育專務虛化不切實用，頑固者視為畏途，喜新者日趨浮泛，有心女子教育者每引以為深憂，倩儀等出自歐美歸來。有鑒于此，奚發本學社，用最新式之教育法灌輸，能切實用之學術而于女子人格及立身行性尤為注意，庶幾學成之后，在社會能有立身之學術，在家庭不失為賢母良妻?！薄@一則廣告先指出了當時眾多女子教育的弊病所在，其后話語一轉宣傳既注重實用又關切素質的新式教育觀念。
3.助推近代民族實業的發展
后，洋貨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瓦解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另一方面也推動了我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近代報刊廣告在民族工商業與外國資本的市場競爭中起到重大的作用。
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第4篇
關于依附性佃農的發生和發展
主張漢代是封建制社會的學者與主張漢代是奴隸制社會的學者的分歧，看來主要巳不在于奴隸在勞動者當中是否占大多數，而在于大多數勞動者是自由民還是具有依附性的身份。他們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學者把東漢末年以后依附性租佃農的出現作為封建化的主要標志，對租佃關系和依附性佃農產生的時間估計較晚。例如唐長孺先生認為，秦漢是亞洲型的奴隸社會，奴隸被用于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但在生產領域并不占主要地位，自耕農在全部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漢武帝以后從自耕農中分化出部分佃農，但他們的身份是自由的，直到東漢末年才出現依附性的佃農。東漢以來“客”的卑微化和普遍化的過程，到西晉最后完成，這也就是大量自耕農和自由佃農封建化的過程。 [1]何茲全先生認為古代社會的漢代有自由民（編戶齊民）五千萬，奴隸則只有六七百萬；他們通過奴隸的解放（主要發生在王莽改奴婢為“私屬”以后）和自由民的投靠（主要發生在東漢末年戰亂時期）的途徑，到魏晉南北朝，大部分轉化為豪族、寺院的依附民。 [2]在這里我覺得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出來討論：一是中國租佃關系是什么時候產生的？二是依附性佃農又是什么時候產生的？
一、租佃關系的產生
《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云：
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顏注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保?/p>
按照董仲舒的說法，租佃制是戰國時商鞅變法廢除井田制以后，在土地私有、貧富分化的條件下，由庶民地主（所謂“豪民”）首先采用的一種封建性的剝削方式。
但不少學者對這一記載抱懷疑或否定的態度，認為這是一條孤證；戰國時仍然實行國家授田制，不可能產生租佃制，董仲舒只不過是在托古說今（漢武帝時代）而已。其實，不但是董仲舒，漢代許多政論家（如荀悅、仲長統等）都把以實行實物分成租為重要特點的豪強地主經濟的發展，溯源于戰國時期井田制的瓦解；董仲舒的說法是被當時的人們所普遍認可的。戰國時代國家授田制似乎仍然在維持，實際上已經殘破，貧富分化嚴重，農民土地不足或喪失土地已經成為普遍性的問題。這些問題甚至在商鞅變法以前即已存在。例如，與商鞅同時代的孟子，曾痛陳“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商鞅也指出三晉不少農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并為此制定了“徠民”政策（《商君書徠民》）。在秦本土的農民中，也有“豪杰”和“要靡”的分化。《管子》談到“貧富不訾”（《揆度》），“民有相百倍之生（產業）”（《國蓄》），不但有“無食”“無種”“無本”（《揆度》）的貧苦農民，而且有全無土地家財，因而不屬納稅對象（“無賦”）的老百姓（《禁藏》）。當時人們用“無立錐之地”來形容這一赤貧的階層。 [3] “民”中的另一極是豪富，即庶民地主?！案徽咛镞B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正是對這種貧富分化中最有典型意義的現象的一種概括，這并非董仲舒的杜撰。新興的庶民地主沒有原來貴族領主那種直接統治農民的權力，他們可能而且實際采取的經營方式是使用奴隸、雇工直接經營和把土地出租給農民而收取地租，這也是貧困破產的農民幾條主要出路。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方式，就是所謂“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我們知道，戰國時代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已經達到“一夫百畝”、畝產二石的水平，這樣，一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他自己和他所負擔的家庭人口食用一半就大致夠了，還有一半可以作為剩余產品提供出來，這就是《管子》所說的“民食什五之谷”。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實行“見稅什五”的租佃制。而這一基礎，戰國時代確實已經具備。 [4]由此亦可見董仲舒所說決非虛言。出身農民的蘇秦曾向往當一個擁有“洛陽負郭田二頃”的小地主，這二百畝田可視為當時取得地主資格的最低土地限額，而它是按照“見稅什五”的標準計算的。因為至少擁有二百畝地，以“見稅什五”的租率出租，才能獲得相當于或超過一個“一夫百畝”的自耕農全年的糧食收入，過上不勞而獲的地主生活。 [5]這也表明當時確實存在“見稅什五”的租率和實行“見稅什五”租佃制的庶民地主。
在庶民地主可能采取的三種土地經營方式中，租佃制是比較適合當時社會經濟條件及其發展的?！秴问洗呵飳彿帧酚涊d一個庶民地主 [6]比較了“眾地”（雇工集體耕作）和“分地”優劣，得出“分地則速”的結論。所謂“分地”，即把土地分給農民包干，這是租佃制的先聲，或者竟是掩蓋在雇傭或伇屬關系之下的一種租佃制。 [7]后世的租佃制或稱為“分田”，如王莽所說的“分田劫假” [8]，荀悅所說的“分田無限”，東漢黃香傳所載魏郡公田的“與人分種”，曹魏屯田實行的“分田之術”，都是指租佃制，它們與《呂氏春秋審分》所說的“分地”，顯然是一脈相承的。歷史發展充分證明了《呂氏春秋審分》所作分析的正確性，在地主制經濟的諸種經營方式中，租佃制表現了最強大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起作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關鍵的一條是，春秋戰國以來中國形成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體系，而這種技術體系對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奴隸缺乏生產積極性，難以精耕細作；雇工成本高、也難以監督；唯有分租最便于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秦漢時代，私人和公家租賃土地還有一個名稱——“假”。《漢書食貨志》：“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鳖亷煿抛ⅲ骸凹?，亦謂貧人賃富人田也?！蔽鳚h在京畿地區設“稻田使者”，又稱“假稻田使者”，負責把政府掌管的稻田“假與民收其稅入” [9]。李賢注《后漢書孝和孝殤帝紀》說：“假，租賃也。”這種“假田”，也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我以前讀《睡虎地秦簡》，看到其中有官府向百姓“假”鐵器的記載，如“叚（假）鐵器，銷敝不勝而毀者，為用書，受勿責?！薄鞍傩諈伲┕骷坝胸煟▊┪促p（償）者……”[10] 曾想，既然鐵器可以“假”，土地是不是也可以“假”呢？后來在《龍崗秦簡》果然發現有“假田”的記載：
諸以錢財物假田
黔首錢假田已 [11]
龍崗秦簡的時代在秦統一前后，它所反映的國有土地租賃的情況應不晚于戰國末年。這說明，在庶民地主中首先實行的租佃制，很快就推廣到國有土地上去了。反觀《睡虎地秦簡》的有關記載，那些鐵器很可能就是向租種國有土地的農民出借的，由于已經收取了地租，鐵器損壞后就不必賠償，其中包含了保證國有土地生產正常進行的意義。秦代假田似乎還推廣到了邊郡?！妒酚浶倥袀鳌份d秦始皇派蒙恬出擊匈奴，收復河南地后，“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裴骃《集解》云：“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睋?，“北假”是由于秦在這里實行“假田”而得名的，后來成了地名，漢代仍然一直在這里設置田官，負責“假田”的事務。
總之，租佃關系在戰國時代已經出現，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關于租佃制的早期的直接記載確實不多，這大概是由于它往往隱藏在雇傭或役屬關系之下，到漢代才逐漸顯山露水。王莽篡漢后，在對漢朝政府的指責中指出：
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蕓，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余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
荀悅《前漢紀》評論漢文帝三十稅一詔時也指出：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強也。
這兩條史料都是被人們征引得爛熟的。我之所以再次迻錄于上，是因為他們是以權威者的身份（一個是長期執掌政權的最高統治者，一個是當代的歷史學家）講述當代（漢代）的普遍情況，這是任何個案的例舉所無法取代的。他們都指出了漢代豪強勢力的膨脹和豪強地主普遍實行收取實物地租的租佃制剝削方式。與漢代其他文獻相參證，不難看出，至遲漢武帝時代，庶民地主中的豪強勢力已經坐大，租佃制已經成為地主制經濟的主導經營方式。漢武帝時代，決不是部分佃農開始從自耕農中分化出來的時代。 注釋
[1]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
[2] 何茲全：《自然經濟和依附關系——使中國中古社會和前后社會區別的兩大特征》，中國中古時代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2000年8月，天津。
[3] 《呂氏春秋離俗覽為欲》：“無立錐之地，至貧也?！薄妒酚洝肪?26《滑稽列傳》載曾經作過楚相的孫叔敖，“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陳勝、吳廣這類雇農，就屬于“無立錐之地”的范疇（《史記》卷118《淮南衡山列傳》），當然不是秦末突然冒出來的。
[4] 參見拙著：《從銀雀山竹書“田法”的戰國的畝產量和生產率》，《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
[5] 參見拙著《春秋戰國農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經濟的形成》，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增刊。
[6] 《呂氏春秋審分》的作者是用“以眾地”為例，來論證“分”的重要性。文中提到“臣主同地”，即主人與臣仆一同耕地，當然主要是為了監督，但也說明文中講的不是國有土地和貴族土地的經營，看不出耕作者對土地所有者有政治上的隸屬關系，也看不到主人對耕作者施加強制的手段；土地的主人應是一位庶民地主。
[7] 參見拙著《春秋戰國農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經濟的形成》，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增刊。
[8] 《漢書食貨志王莽王田令》：“……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p>
[9] 《漢書》卷7及如淳注。
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第5篇
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進程已沒有后推的余地
在未來的中長期戰略發展過程中，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難題仍屬就業。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就業崗位的供不應求是一個長期現象。在建國以后的歷史發展過 程中，我們都曾多次面臨過相當嚴重的就業壓力。9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就業形勢再次驟然 嚴峻。在國有企業職工大量、普遍離開勞動崗位的“下崗”問題之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 鎮和非農產業轉移的問題構成了就業形勢的新特征。
“十五”發展過程將是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大規模轉移的過程。按照已經寫入“ 十五”計劃的數字，在此期間將有400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城鎮和非農產業就業。這4000 萬農村剩余勞動力相當于 “十五”初期我國城鎮從業人數和職工人數的18.87％和35.71％ 。
事實上，從農村的發展需要和提高農業生產率的要求看，5年轉出4000萬剩余勞動力還 是遠遠不充分的。從城鄉平衡發展的要求看，我們需要在未來5到10年左右的周期內，每年 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出1500萬到200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也就是說，在10年左右的周期內農 村剩余勞動力轉出的總規模需要達到1.5億到兩億人才行。實現這樣一個轉出規模，我們才 能保證留在土地上的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跟上國民經濟擴張的速度、跟上城鎮居民收入的增 長速度，才能保證城鄉之間的利益矛盾不至激化。
上述估計是否太過夸張了呢？一個事實是，我國的可耕地只占世界耕地面積的7％。按 照世界平均的農業生產率大致推算，我國的種植業最多只需要4000萬到5000萬人就夠了。而 2000年末我國鄉村就業人數為4.99億人！
我們能否推遲這樣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出的歷史進程呢？不能。在“九五”末期以來 的研究中，人們已經得出一個高度共識的結論：可持續地提高農民收入的辦法只能是減少農 民。從時間上說，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已經沒有了后推的歷史余地。不作好這件 事，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改革就沒有希望，工業化、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城鄉勞動力對就業崗位的競爭趨于激化
在“九五”發展過程中，盡管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規模和速度已經在不斷增加 ，但那時城鄉勞動力所面臨的就業市場基本上是處于分割狀態的。因而前期城鄉勞動力對勞 動崗位的直接競爭并不十分普遍。
“十五”期間，這種就業市場的分割狀態將明顯趨于瓦解。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市場 導向下的競爭就業已經成為“十五”期間就業崗位配置的基本原則，城鄉戶口壁壘已經明顯 松動，歧視性的地方就業政策正在被加快清理。另外一個明顯趨勢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 方面城市勞動力正在不斷降低選擇就業崗位的條件，而另一方面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正在通過 種種就業技能的學習途徑努力提高自己對就業崗位的競爭能力。城鄉勞動力對有限就業崗位 的直接競爭已經不可避免。而更為值得擔心的是，這兩部分勞動力群體中最先相互“碰撞” 的，很可能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中年輕力壯、流動性強、具有一定文化基礎的相對強勢群體和 城市勞動力中年齡偏大、勞動技能單一、文化素質較差的“下崗”職工等弱勢群體?？梢钥?定的是，未來社會對勞動力市場的政策訴求中，要求“公平”和要求“保護”將成為最明顯 的呼聲。如何協調城鄉勞動力對就業崗位的競爭，避免城鄉兩大勞動者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 矛盾激化，將成為對我國正在發育的勞動力市場和正在不斷規范的就業政策的嚴峻考驗。
加快城市化步伐是根本出路
“九五”末期，在對重大戰略難題的研究中人們已經認識到，中國前期的經濟發展存在 一個明顯缺陷，這就是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人們共識，應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出的歷 史任務、緩解日益尖銳的就業矛盾、調整城鄉之間經濟關系、縮小東西部發展差距以致實現 資源節約、轉換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步伐、調整人類經濟 系統與自然界之間關系并實現可持續發展等的共同解決辦法就是發展城市。
但“十五”計劃所強調的城市發展重點是小城鎮和中小城市。為突出這一意圖，“十五 ”還特別強調，要“防止盲目擴大城市規?！?。
現在看，我們的城市化戰略需要重新回答一個問題：究竟是“孩子長多大就得作多大衣 服”還是“衣服能作多大就讓孩子長多大”？
中國迫切需要更多的就業崗位。而在工業化進程中，新增就業崗位主要是由城市經濟創 造出來的。城市經濟對就業崗位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重新優化組合城市經濟資 源，開拓新的產業領域。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人的需求范圍是非常有限的。在社 會化大生產和城市社區的環境中，新產業發展的需求基礎才能被不斷創造出來。二是深化社 會分工，推動社會服務業不斷發展。在現代經濟中，就業崗位的增量部分主要來源于社會服 務業的發展。三是城市建設本身也會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業的 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投入。
事實上，我國過去兩年來的實踐的發展并未按照“十五”的設想展開。2000年以來，各 地普遍啟動并呈現出極大活力的并非是小城鎮，而恰恰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規模擴張以及與此 相應的城市建設加速和城市經濟活躍。
大中型中心城市先于小城鎮、小城市而出現加速擴張是一個符合客觀規律的必然結果。 中國的小城鎮、小城市應當發展。但必須明確的一個基本認識是，小城鎮、小城市發展的前 提是社會化分工的廣泛發展。在現代社會經濟系統中，沒有大中城市的分工組織作用，人們 主觀想象中的“城鎮化”根本就不可能出現。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在經濟全球化和 中國“入世”的推動下，各地都需要有自己的能夠直接與國際社會接軌的現代化“窗口”城 市。而且大中型中心城市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源配置重心，結構調整和存量資源 優化重組的要求要遠比農村社區的城鎮化改造更為迫切?！熬盼濉敝泻笃谝詠?，我國地級以 上的230余座城市始終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是，如果不是過去兩年大 、中城市的加速發展為新轉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我們今天面臨的就 業形勢會比現在嚴峻得多?？梢灶A見，在今后一些年中，大中型城市的發展不僅仍將是國民 經濟保持較快增長速度的最重要支持力量之一，而且也仍將是新增就業崗位的主要來源。
通過制造業發展把更多就業崗位轉移到中國來
現在看，制造業仍是提供就業崗位的最多產業之一。從現實出發，中國應當加快制造業 的發展步伐。事實上進入新世紀后，我國制造業已經成為擴張最快的產業領域。當前，中國 彩電、洗衣機、冰箱、空調、微波爐、摩托車等產品的產量規模已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 2001年，日本通產省發表的白皮書第一次提到，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的工廠”。
在以家電、手機等產品為代表的制造業出現新一輪擴張的同時，作為工業化階段制造業 典型代表的轎車工業也開始萌動。2001年以來，中國轎車市場的最大特點是新品牌、新型號 層出不窮。其中不僅有一汽、二汽、上汽以及天汽等老牌轎車生產基地的新產品，而且很多 省區新廠家的產品也在“家庭車”概念上盡奪風頭。2002年前半年，我國轎車的產量和銷售 量的同比增長速度均在30％以上。
發展制造業的最大意義就在于我們要積極參與對有限就業崗位的國際化競爭，爭取把更 多就業崗位轉移到中國來。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一個基本趨勢是，在世界范圍內就業崗位的增加速度遠遠 趕不上經濟本身的增長速度、擴張速度，就業崗位正在成為最稀缺的資源。另一個趨勢是， 發達國家在爭取占據更有利分工領域、從高科技產業中獲取更多國際比較利益的同時正在喪 失對就業崗位的競爭能力。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中包括制造業，向后起的工業化國家轉移已 成明顯趨勢。
從現實情況看，未來一段時期內就業崗位的國際化競爭已經不可避免。從我國的切身利 益出發，我們需要高度重視這一態勢。要積極參與而不是回避這一競爭。在世界經濟增長放 緩的形勢下，我們的產業政策調整、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等各項戰略措施，應當 有利于參與這一競爭。爭取把全球有限的就業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國來，這應當成為我們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一個新的戰略目標。
“就業優先”應當成為最重要的戰略取向
從理論層次上看。工業化階段的經濟發展歷來有兩條基本思路。一條是物的擴大再生產 優先，另一條是解決人的問題優先。但是，在我國的中長期戰略發展過程中，我們更需要正 視的是特殊性。
我國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占我國勞動人口主要比重的農民還遠未完成從自然經濟下的 小生產者蛻變為按照市場方式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勞動者的過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 業轉移的正在開始。這個特殊性決定，緩解社會利益矛盾以及實現經濟發展目標在很大 程度上依賴于就業狀況的改善。這就需要我們把“就業優先”作為最重要的戰略取向。
就業優先的基本含義是勞動者基本生活保障優先。就戰略思路看，就業優先原則應當重 點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勞動力市場發育要優先于其他要素的市場發育。當前，在勞動力市場發育上有三 個需要澄清之處：首先，鼓勵勞動者成為小商品經營者、股份合作制下的合伙人不是勞動力 市場發育的主要方向。強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之間內在經濟聯系是自然經濟、小商品經濟條 件下調動積極性的有效方式；而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要求的恰恰是弱化勞動者與 生產資料之間的內在經濟聯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受雇于資本的勞動者是大多數，他們才 是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其次，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采取歧視性政策不利于勞動力市場的 良性發展。我國的發展戰略應當是逐步建立起符合農村工業化、城市化方向的非歧視性勞動 力市場 ，消除城鄉、工農利益矛盾趨于激化的潛在威脅。三是無規則的自發狀態不是合理 的市場競爭狀態。由于不同勞動力群體自身的再生產費用不同，對社會經濟矛盾的影響程度 不同，勞動力的市場參與規則不但要協調競爭秩序，而且要協調不同群體之間對有限崗位的 競爭矛盾。
第二，勞動者利益要適度優先于資本利益。市場經濟下勞動者利益的基本體現是通過就 業獲取收益。集中化與規模經濟、減人增效等都是提高資本收益的措施。促進中小企業、勞 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政策都是有利于就業和勞動者利益的政策。國企改革、結構轉換、企業 規模結構調整以及技術手段改進等方面政策需要與就業崗位的增加密切結合起來。
第三，降低失業率的調控政策要優先于結構升級政策。從長遠過程看，在我國的經濟調 控政策中，對增長速度、信貸規模、貨幣發行、財政與外匯平衡、總量平衡等方面的控制應 當適度服從于降低失業率的要求。其別值得注意的是，產業升級政策不應以不適度地犧 牲社會就業水平為代價。
第四，有利于促進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優先于其他財政支出給予 安排。城鎮扶困、完善社會基本保障制度、國有企業職工體制身份轉換、社會培訓成本、下 崗職工再就業工資補貼以及向衰退區域導入新產業等方面的政策成本應當在中央與地方政府 的財政支出中給以優先保證。對就業矛盾格外突出的局部區域還應采取特殊對策，要盡快制 定和出臺衰退區域經濟振興扶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