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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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基于信息發展環境下，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過程中逐漸將新聞學、傳播學等內容納入到教育范圍內，且利用新聞學與傳播學間的共性引導學生在對該學科進行學習的過程中可為重大新聞事件及世界趣聞要點展開深入的分析，達到高效率學科知識學習狀態。此外，經過大量的實踐研究表明，新聞學的發展早于傳播學，即傳播學學科是基于新聞學的基礎上不斷進步，且就此完善自身屬性、特質。但由于新聞學、傳播學在本質層面上呈現出差異性特征，因而二者存在著相互促進、相互互補的關系，為此，當代信息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應著重深化對此特性的認知[1]。
2 傳播學與新聞學的定位
基于傳播學、新聞學定位的研究中可看出，新聞學、傳播學在發展過程中為了穩固自身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實現了報學新聞學大眾傳播學傳播學的發展趨勢，但從新聞學、傳播學概念即可看出，二者間存在著相互吸取的關系，因而基于傳播學、新聞學定位的基礎上不能對其進行相互取代。此外，基于教育的角度可看出，新聞學、傳播學間存在著一定的界限。例如英國在相關領域教學過程中即將制作過程作為新聞學教學重點，而傳播學教學中更為注重對學生研究能力的培養，因此，實現了對新聞學、傳播學的有效定位。但是，美國在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時常將新聞學、傳播學規劃為同一領域。繼而在此基礎上，我國相關專家學者在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的過程中應注重對其展開精準的價值定位，避免科學知識交叉問題的凸顯。
3 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異質性、關聯性表現
3.1 研究方法
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方法的異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傳播學者在對學科內容進行研究過程中主要崇尚對辯證邏輯方法的應用，即與傳播學形成同中求異的研究形式，同時在研究過程中逐步突破了主流傳播學思想的限制。2）歸納、演繹邏輯方法被廣泛應用于新聞學研究領域中，即其要求研究學者在學科研究過程中應充分發揮自身邏輯思維對新聞學領域知識進行探討，且通過實驗等形式對知識體系進行實證驗證，形成透徹的研究效果。3）新聞學與傳播學在研究方法的相同之處主要體現在二者在學科體系研究過程中均涉及到了文獻研究、階級分析等研究方法的應用，且在研究活動開展過程中從采、寫、編、評等途徑入手深化研究成果，并借助新聞媒介達到最佳的研究狀態。
3.2 學術立場
基于主流傳播學與傳播學批判學派產生的背景下引發新聞學、傳播學在學術立場層面上呈現出相應的差異性。即新聞學在發展過程中其旨在培養富有公共服務意識的媒體人，且在學術研究過程中將職業技能培訓、專業倫理培訓、人文精神灌輸等視為主要研究目的，繼而由此凸顯出學術立場的鮮明性。此外，主流傳播學學術立場在設定過程中強調了對政治、軍事、企業等綜合因素的考慮。例如，美國主流傳播學在學科探究過程中即將媒體企業商業廣告效果及政治競選信息的傳播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繼而與新聞學研究立場呈現出相應的差異性特征。另外，傳播學在立場表達過程中強調了對商業語言的套用，繼而形成了鮮明的學術立場設定，但二者在人文取向等領域研究過程中仍然存在著某些相同之處。
3.3 研究層面
新聞學與傳播學在研究層面的異同首先體現在新聞學領域在研究活動開展過程中將業務研究視為自身研究重點，即其傾向于對術的研究，因而要求當代學者在對新聞學內涵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應基于新聞、廣電、廣告不同形態的基礎上以新聞傳播規律的探究形式來達到深入的研究目的，且將公關活動規律、廣告活動規律等內容納入到研究范圍內，形成最佳的學科研究狀態。而傳播學在知識領域研究過程中旨在探討新聞、廣電、廣告等的學理層面，即二者基于探討內容相同的基礎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視角，繼而就此呈現出相應的差異性特征。同時，傳播學與新聞學相比，其凸顯出概括性、指導性、抽象性的特點。因此，學者在學科知識研究過程中應注重結合其研究特性[2]。
3.4 研究對象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新聞學、傳播學在研究對象層面的異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基于媒介范圍選擇的背景下，新聞學在知識領域研究過程中強調了對新聞媒介的運用，即將廣播、電視、互聯網、報紙等作為自身信息傳播的主要途徑，且就此為受眾搭建良好的信息平臺，便于其及時了解到全世界重大新聞事件。而傳播學在發展過程中將大眾傳播媒介作為自身媒介范圍，即借助電影、書籍等達到信息傳播目的。2）在研究內容層面上新聞學在學科研究過程中將寫作、采訪、編輯等視為研究重點，而傳播學更為注重對言論、文藝等知識的灌輸，繼而導致二者在研究對象層面呈現出異同的特性[3]。
4 新聞學與傳播學互動方法分析
在新聞學、傳播學發展過程中為了實現二者間的良好互動，加快探索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如1994年著述《新聞傳播學》、1995年《新聞傳播學原理與研究》、1997年《新聞傳播導論》等的出版均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新聞學與傳播學間異同的研究，且在研究過程中明晰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生活地進步。同時新聞傳播學概念的引進也逐步實現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有效互動。此外，在新聞學、傳播學研究過程中為了達成二者的互補，在新聞傳播學概念界定過程中基于新視角、新審視路徑的基礎上達到了新聞傳播過程發展目的，且通過對英文表述方法JournalismCommunication的運用開拓了學者研究視角，最終就此推動了信息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此外，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新聞學》《傳播學》課程也被逐步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繼而就此實現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良好互動[4]。
5 新聞學與傳播學未來發展方向
基于新聞學與傳播學發展的背景下，其要求相關專業學者在對二者學科理論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應倡導學科間的交互學習，且利用二者優勢達到互補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新聞學、傳播學未來發展過程中二者將結合自身重點研究內容建構全面的發展系統，并在系統優化過程中保持自身屬性、特點，最終避免同化作用影響到自身發展成效。另外，在信息社會背景下，要求學者應結合新聞學、傳播學各自優勢對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重大事件展開報道及傳播行為，繼而便于受眾在信息獲取過程中可及時掌控到第一手社會新聞資訊，并對其展開傳播行為。除此之外，基于新聞學與傳播學發展過程中保障信息傳播過程中的真實性是非常必要的，因而應提高對其的重視程度[5]。
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施拉姆 傳播學 四大奠基人
一、對“四大奠基人”的異議
拉斯維爾、拉扎斯菲爾德、霍夫蘭、盧因被施拉姆確定為傳播學四大奠基人,在學界已經是一個常識。國內的傳播學教科書稱,“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學者的研究和學術活動對傳播學的建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被稱為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他們是拉斯韋爾、盧因、霍夫蘭和拉扎斯菲爾德”1。李彬的《傳播學引論》、張國良的《傳播學原理》等書中也都有引用。
羅杰斯在其《傳播學史》中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個學術“神話”。雖然他們“的確在開創傳播學領域方面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但是還有許多其他的創始人,其中有幾個人就構成傳播學來說,具有與這4個人相等同或更加大的影響”。羅杰斯列舉了施拉姆、帕克、阿多諾、香農、維納和默頓等人,而且認為法蘭克福學派、芝加哥學派和帕羅阿爾托學派等促成傳播學方面重要進步的學術團體“都是被有關四個奠基人的神話所忽略的理論團體”,這“是對傳播學史的一種嚴重的簡單化的做法。”2
而黃旦認為羅杰斯在他的《傳播技術:社會中的新媒介》一書中,清楚地勾勒出了美國傳播研究從來源到制度化的發展圖,但惟一的美中不足的是“上面沒有李普曼”,他希望將李普曼“置于芝加哥學派和四個先驅者之間,構成芝加哥學派、李普曼到拉斯維爾等的歷史鏈條”3,“芝加哥學派或者霍克海默們也未必就辱沒了門庭”,至少芝加哥學派無論如何是夠格的。4
學者胡翼青則認為,施拉姆之所以對芝加哥學派的奠基作用熟視無睹,與其說是施拉姆與芝加哥學派“一種理論上的分歧,不如說是一種強烈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因為“施拉姆與四大奠基人都參與到二戰為美軍宣傳服務的研究中來,成為美國政府的‘御用’學者”,代替了“以社會傳播為主導”芝加哥學派成為研究主流。5
二、傳播學誕生的時代背景
羅杰斯在批評施拉姆的同時也指出:“施拉姆很少提到已經身處傳播學領域的那些傳播學者,他更愿意通過聲稱現存社會科學或行為科學中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實際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徑,來賦予傳播學以合法性。在政治上,這是一個聰明的策略。因此,人們能夠理解施拉姆為什么會構建出四個奠基人的神話:它與傳播學出身名門的想法是相一致的。”6
也就是說,施拉姆想通過“掛靠”當時流行的學科并與其著名人物“攀親”的方式來使傳播學獲得純正的血統,為傳播學在美國的生存打下基礎。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策略,不光是施拉姆和傳播學,對一些晚近形成的社會學科的創建人來說,要想使這門學科生存下來,都是要苦心積慮想點策略的。
1、“老爸”布萊爾與新聞學的創立
“老爸”布萊爾被認為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新聞學教育的開拓者,他以威斯康辛大學為基地,使新聞學最終在美國大學被廣泛接受。
布萊爾的策略核心是強調新聞學的學術性,他通過對研究的日益強調“來改造新聞學院的途徑,幫助新聞學院生存下來”。“在將新聞學推進為一個合法的大學學科方面”,他堅持“將新聞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而不是一種職業教育來教授。”7
而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就是將新聞學與其它現存成熟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結合,因此布萊爾的新聞學觀的第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一個4年期的大學生課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聞課程、四分之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課程組成。”8而新聞學方面的博士學位同樣要求學生在學習歷史、經濟、政府和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科學和文學的同時兼修新聞學才能授予。“布萊爾和他的弟子們相信,新聞學為了要在研究性的大學里生存下去,需要社會科學的基礎。”9
2、施拉姆與傳播學的創立
“所有創建一個新的科學領域的個人都必須對這個領域持有某種觀念。施拉姆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華盛頓形成了他的觀念。他返回衣阿華大學新聞學院著手開創他的傳播學觀。”10而這個開端基本上采用了布萊爾在開創新聞學教育上的策略。
羅杰斯用“層復一層的聚集物”的隱喻“來理解從布萊爾到施拉姆的學術聯系”。從“一個新聞學教育的奠基人”到“一個傳播學的奠基人”的主要紐帶是布萊爾的弟子們,主要有R?納夫奇格、R?凱西、F?賽博特和C?布什。其中納夫奇格和凱西是施拉姆在統計局和戰時新聞局的同事(1942),賽博特是其在伊利諾伊的同事(1947―1955),而布什是其在斯坦福的同事 (1955―1961)。
“他1942年為衣阿華新聞學院設計的藍圖提出一種本科生的新聞課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聞技能課程與四分之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課程組成,這正是‘老爸’布萊爾曾經提倡過的比例,盡管施拉姆沒有將布萊爾引為這一比例的出處。”11
施拉姆的具體做法是:
(1)強調傳播學與其他學科的聯系。“施拉姆有寬闊的眼界,能夠向上看到處于高位的大師。他與這些著名的學者打成一片,并鼓勵他的學生也這么做。他在衣阿華、伊利諾伊和斯坦福的傳播學博士課程都與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有著牢固的跨學科聯系。它們起先都是在大學的研究生院的領導下組織起來的,并要求博士生注冊學習由著名心理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所開設的課程。”12
(2)使傳播學與現存的學科結構相適應。施拉姆在衣阿華設立的第一個傳播學博士課程就是在新聞學院,“至少在最初年代,傳播學往往影響現存的新聞學院,而不是被貫徹到新創建的傳播系中”。“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幾百個大學傳播學系在美國已經被創建起來。大部分都是從現存的言語學系、新聞學系、圖書館學系和其他強調某種專業的或人文的傳播研究的大學單位中崛起,其他的則是新創建的。”13“截止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約有1500所傳播學院或傳播系。”14
很明顯,施拉姆采取的是一種低調的迎合策略,而不是直接而激進地自立門戶。結合美國大學的特性,他這么做實在是識時務的明智之舉。
“最有名望的美國大學往往是私立的、古老的、抵制激進的教育創新思想,包括開創一個新的學術領域”,“這些排在首位的大學的一般態度似乎是:不愿冒新的學術風險――像傳播學、種族研究、環境研究和女權主義研究,或更早時代的社會學新領域――而危及它們已有的名望”。“除斯坦福大學外,那些名牌大學沒有一所大學接受傳播學。”15
三、“四大奠基人”的合理性
對于施拉姆來說,“總結像人類傳播這樣一個領域的困難在于:它沒有只屬于自己的土地。傳播是基本的社會過程”,在流派紛呈的研究中,施拉姆抓住了當時位于研究舞臺中心的“拉斯維爾們”,當然這與傳播學領域在他頭腦中留下的印象有關,即便是個人主觀的,也是無可厚非的。
施拉姆是1942年在統計局和戰時新聞局工作時形成了其傳播學觀的。“戰爭努力要求一種跨學科的方法,它往往是以傳播問題為中心。”16這些問題即包括“應該向美國公眾傳播什么樣的信息,以鼓舞國內的士氣,并決定統計局能夠使用什么樣的傳播渠道來影響其意圖中的受眾。他們試圖通過調查來評估他們的傳播行為對于公眾的效果”。17
而當時的“拉斯維爾們”所做的工作,黃旦老師曾總結如下:18
很明顯,施拉姆選擇他們四個的原因不僅是因為個人聲望和學科經歷,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視野、方法和內容都非常相似:用調查、實驗的方法測定效果。
“他有強烈的想象力,能夠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已經積累起來的大眾傳播和說服研究的零散物中看到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施拉姆的傳播學觀有意識利用了美國一流大學的著名社會科學家的工作,以便使他努力創建的新的研究領域具有可信度”20,并且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效果研究。
胡翼青認為,“它的這種取向便對傳播學研究產生了誤導。作為傳播學的開創者介入傳播思想史領域的研究,施拉姆出于自己的偏好,無端地從一開始就片面勾畫傳播學許多可能的發展方向”,“束縛了傳播學的全面發展”,“也正因為如此,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學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學科危機。”連施拉姆也曾坦言,“直到20世紀80年代,‘傳播學仍舊沒有發展出一個系統的中心理論,讓傳播學研究者可以圍繞這個中心來思考,來組織,來建立一門成熟完備的學問’”,而這個責任,施拉姆本人“難辭其咎”,“因為他創造的四大奠基人的神話關閉了傳播學發展的多元通道。”21
筆者認為,這一觀點脫離了當時的時代環境,“一個命題的起源在一切情況下都與其真理性無關。而和其產生的社會、歷史結構相關”22。上世紀80年代傳播學研究陷入迷茫,傳播學研究領域亟待拓寬,這是一個發展的自然過程。畢竟傳播學誕生僅半個多世紀,一方面因為傳播學自身的發展壯大,一方面因為新媒介的發展,帶來托馬斯?庫恩所謂“范式的轉換”。同時,社會科學領域向來是沒有中心的,理論的興衰,研究的重點、范式的確定都隨時代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新的問題不斷被提出,舊的問題不斷被擱置。正如卡爾?曼海姆所言,“當代的知識界不再是一個統一體,而是呈現為相互敵對的派別和相互沖突的學說的戰場”。23
涂爾干說過,“當一門科學在初創的時候,為了使它能夠成立,就必須參照僅有的已有模式,即參照已經形成的科學”,“但是,一門科學只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個性,才能讓人視為達到了最后的獨立”。24■
參考文獻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P260―261
2、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E?M?羅杰斯,殷曉蓉 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4、黃旦,《美國早期的傳播思想及其流變――從芝加哥學派到大眾傳播研究的確立》,《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年第1期
5、21、胡翼青,《傳播學四大奠基人神話的背后》,《國際新聞界》,2007年4月
22、23、卡爾?曼海姆,黎鳴、李書崇 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商務印書館,2000年9月版
24、涂爾干,狄玉明譯:《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商務印書館 2006年版,P156
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關鍵詞：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結束語
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源遠流長，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社會科學特征明顯、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特點，抓住了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精髓，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關鍵詞：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