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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創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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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創新的意義

      理論創新的意義范文第1篇

      推動著預防醫學理論的研究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無病就是健康”,這一概念在20世紀30年代被否定,代之以健康意味著“結實的體格和完善的功能,并充分地發揮其作用”.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HealthOrganization,簡稱WHO)成立,提出了“使所有的人都盡可能地達到最高的健康水平”的目標,這就更新了醫學的目的,即醫學不僅是治療和預防疾病,還有保護健康和促進健康的功能.聯合國衛生組織(WHO)對健康是這樣定義的:健康乃是一種身體上、精神上的完滿狀態以及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而不僅僅是沒有疾病和不虛弱.這一健康觀的提出,標志著醫學模式從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其中包含著社會心理因素對健康的影響,對預防醫學理論的發展和創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社會進步推動著預防醫學理論研究朝著社會化方向發展

      2.1預防醫學向社會預防為主的方向發展.隨著醫學模式從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變,預防醫學的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人們認識到預防疾病,促進健康在更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危險因素和高危人群的研究對預防醫學探索病因和制定預防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要實現“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必須使醫學更加社會化.深入地進行健康教育,引導群眾合理消費,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預防醫學社會化的一項重要任務.

      2.2預防醫學朝著防病與保健相結合,向促進健康、提高生命質量和人口素質的方向發展.預防醫學的研究己不局限于疾病的預防,而是更加重視促進健康、提高生命質量和延長壽命,為此,營養學、食品衛生學和運動醫學的研究在預防醫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工業迅速發展,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城市綜合性污染可導致總死亡率、惡性腫瘤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提高,先天性畸形發生率上升,因此,必須將保健作為預防醫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

      2.3環境與健康問題成為預防醫學的熱點.21世紀人類面臨四大問題:人炸、環境污染、能源匱乏、疾病控制.環境污染問題已引起全球的關注,預防醫學應積極參與解決環境與健康問題,特別是對環境中有害因素的允許量和消除方法,環境中微量有害因素長期危害性的研究尤為迫切.

      2.4重視心理、精神和行為因素對健康的影響成為預防醫學發展的一個新趨勢.現代工業化社會的特點是:節奏快,競爭激烈,經濟和生活壓力加重,精神壓力大,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心理、情緒問題增多.家庭破裂造成兒童心理障礙;社會變革下的就業環境、人際關系的心理適應能力;家庭、婚姻、性觀念和現實的應付能力;還有吸毒、酒癮、賭博等社會惡習帶來的心理、精神問題,都需要心理衛生教育、社會的關心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我國是世界上自殺發生率較高的國家,而我國社區精神衛生服務網絡建設還遠遠不能適應社會、群體的需求.

      3新技術為預防醫學理論創新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3.1計算機信息技術和發展促進了預防醫學的發展.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以Internet為代表的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的廣泛應用,已經極大地改變了科學研究和人們的生活、工作方式.醫學信息網的建立,使個人與國際上相關的研究機構進行快速聯接成為現實,為世界范圍的疫情通報查詢、文獻檢索與信息交流及遠程會診和專題討論等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預防醫學的發展.同時先進計算機技術的廣泛應用,在探索疾病的發生原因和疾病進程的多因素研究中幫助研究者更清楚地了解到客觀事實.

      3.2隨著分子生物學和免疫學等學科的發展以及基因工程技術的廣泛應用,各種疾病的病因更加明了,各種預防措施更加科學有效.采用分子生物學技術研究出多種高效疫苗,為控制和消滅一些傳染病提供了強有力的武器.在分子生物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下,將會有更多的傳染病從控制走向消滅,一些危害人類健康的慢性病也會得到全面的控制.一些常用的基因研究技術如DNA重組、基因克隆技術、DNA測序、核酸雜交等開始應用于預防醫學實踐中,開辟了疾病控制的新途徑.

      3.3應用現代社會學的觀察方法,擴大了人們的視野,導致了對健康認識的觀念轉變.認識到健康與疾病問題,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而且還涉及到整個社會,如疾病的預防,健康的促進所采取的任何策略和措施的實際運行,都必須要得到廣大居民的共識和全社會的參與.

      3.4高精度分析技術的不斷引入,大大提高了預防醫學對疾病的監測水平、預防效果,使得更多的危害可以被揭示和確認.

      4新問題的出現

      對預防醫學理論創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4.12003年的SARS疫情在全球的暴發流行以及近年來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一系列重大突發事件使世界各國的公共衛生體系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也對預防醫學的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2相當一部分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威脅仍然存在,直接威脅著人類的身體健康.解決這些傳統的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并應對新型疾病的威脅仍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表的危害人群健康最嚴重的48種疾病中,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占40種,占病人總數的85%.全世界每年死于傳染病1700萬人,傳染病在我國仍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因素,近年來,一些已被控制的傳染病又呈死灰復燃之勢,霍亂、肺鼠疫、結核病等都發生了傳染幾十萬人以上的流行.新的傳染病不斷出現,近20年來,新增加了30多種新傳染病,如艾滋病、軍團菌病、萊姆病(Lyme)、埃博拉出血熱(Ebola)、拉沙熱(Lassa)等.

      4.3非傳染性慢性病對人民健康的危害加劇.心腦血管病、糖尿病、腫瘤等慢性病的死亡率占全世界所有死亡原因的1/4以上,是各種殘廢原因中比例最高的.據統計,我國高血壓、腦卒中、冠心病、腫瘤、糖尿病等非傳染性疾病所造成的死亡,目前已占全部死亡的70%以上.

      4.4地方病和職業病將長期存在.我國是世界上地方病病種最多、分布最廣、危害嚴重的國家.目前我國有5.1億人口生活在缺碘地區,缺碘不僅引起地甲病和克汀病,而且缺碘還會導致兒童智力低下.我國現有1000多萬智力殘疾人中80%由缺碘所致.由于水、煤含氟量過高所引起的地方性氟中毒,全國約有3000萬氟斑牙患者和260萬氟骨癥病人.我國有5個省區的部分地區屬貧硒地帶,缺硒可引起克山病、大骨節病和心腦血管病.隨著工業的發展,特別是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我國職業病迅速上升.塵肺病人、慢性職業中毒、急性職業中毒、急性農藥中毒等每年都大量發生.

      4.5精神衛生和心理健康問題日益突出.隨著社會的變革,工業化、都市化進程加快,家庭、社會結構的變化,精神疾病患者有上升趨勢.美國資料表明,門診病人中半數屬于心身病,我國大城市約占1/3.心身病是指由于精神緊張、情緒壓抑等原因引起的器質性疾病,如高血壓、神經衰弱、抑郁癥等.此外,酒精和其他藥物依賴也在急劇上升.心身疾病和精神疾病不僅危害個人健康,而且影響家庭和社會安定.

      4.6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日趨嚴重.人口老齡化是全球性問題,我國已進入標準型老年社會,60歲以上老人占人口總數已超過10%.老年人的健康問題比任何年齡段的人都多,而且解決難度也大.據抽樣調查,全國近30%的老人健康狀態較差或很差;上海市對5000名老人進行的隨機抽樣調查,老年癡呆癥在65歲組發病率為4.86%,75歲組為12%;老年人70%患有多種慢性病.預防老年病和提高老年人群的無殘疾預期壽命,是預防醫學面臨的新課題.

      5采取有力措施,加強預防醫學理論創新研究

      5.1大力開展應用型預防醫學科學研究.開展預防醫學工作必須依靠科學.預防醫學科學也只有與公共衛生和疾病控制工作相結合,才能更具有生命力.當前公共衛生和疾病控制中的許多問題,需要開展科學研究,需要盡快給出答案.同時,對可能在未來出現的問題,如病毒對抗生素的抗藥性、生態系統的破壞、食品和藥品安全、公共衛生的國際合作等應該進行前瞻性、多學科的研究,提供有關的預案措施.

      5.2努力實現多學科的綜合研究.當今科學發展中綜合的趨勢更為突出.現代生態學在更大的時間和空間上實現了多學科的綜合,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連接起來,人類社會可納入到整個地球生態系統中,預防醫學的研究也日益重視多學科綜合研究和對復雜過程的總體研究.人體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開放性系統,在復雜多變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中,健康受到多層次多因素的影響,至今很多疾病的病因尚未弄清,預防疾病、促進健康不能保留在割裂的單科研究和籠統的語言描述上,宏觀的綜合研究和分析至關重要.

      5.3研究方法上宏觀與微觀并重.首先從宏觀上對疾病分布規律和流行環節以及對健康的因素進行研究仍將是預防醫學研究的重要方法.然而僅從宏觀上研究,沒有微觀研究不能最終闡明原因和確定具體的流行過程.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技術的成就為預防醫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建立在分子生物學基礎上的微觀研究已在疫苗的研制、早期的診斷、發病機制和環境生物學監測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因此,預防醫學的基礎研究必須采取微觀和宏觀并重的方法.

      5.4認真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預防為主”始終是我國衛生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針.必須在政府層面上加大工作力度,通過制定規劃,明確完成規劃目標的相關政策及保障措施,加大監督檢查力度,使“預防為主”方針得以落實.在資金的投入上,要能夠保證“三級預防”的策略貫徹落實.樹立“大衛生”觀念,相關部門密切協調、配合,共同完成重點疾病防控目標以及政府的疾病控制政策.重點突出、淺顯易懂、廣泛深入地宣傳預防醫學知識,讓群眾自覺與不健康、不衛生的生活習慣和行為作斗爭.

      理論創新的意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國際貿易新理論 競爭優勢 創新

      在如何開展對外貿易上,發展中國家大都是按照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強調勞動力和資源優勢,這樣雖然使發展中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得到了一些貿易利益,但是也因此強化了低水平的產業結構,使一國的長期發展缺乏后勁,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在我國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的今天,要想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必須重視國際上20世紀70年代以后興起的國際貿易新理論,實施創新的對外貿易戰略,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

      一、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新進展

      二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國際貿易的規模越來越大,國際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地區分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比重相對擴大,產業內貿易迅速發展。面對這些新情況,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比較優勢理論和資源稟賦說已難以作出有力的解釋,經濟學家們在“里昂惕夫之迷”的推動下,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不斷探索,先后出現的國際貿易新理論中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幾種:

      1、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背景之下。該理論認為:工業品的國際市場不是完全競爭的,產品的差異性使得各國企業都有可能在某些工業品上有一定的壟斷或壟斷性力量占領部分市場,取得利潤,許多工業品的生產具有規模經濟,生產越多,產品的單位成本越低,因而,一國政府可以憑借出口補貼,稅收優惠,以及采用各種支持和保護國內市場的貿易政策手段,使本國戰略性產業迅速成長并獲取規模經濟效益,從而奪取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加拿大經濟學家布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斯潘塞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首創者。

      2、產業內貿易理論

      20世紀70年代格魯貝爾和勞埃德等人開創了產業內貿易理論研究,到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進一步推動了這一理論的發展。該理論不同于側重論述產業間貿易的傳統貿易理論,它側重研究貿易雙方在同一產業中既出口又進口同類異質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在不完全競爭產業中,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是產業內貿易形成的決定因素。即使各國具有同等技術水平和資源條件,規模經濟利益的存在仍能使大規模生產的國家在產品成本方面擁有競爭優勢,而且這種優勢將隨著生產的擴展而滾雪球般地增大,因而有可能達到專業化生產,向同類產品生產規模較少的國家出口。同時,各國產品在質量、性能、品種、規格上的種種差異有可能滿足不同層次、不同偏好的消費者需要,從而引發差異產品的產業內貿易。

      3、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由美國銷售學家弗農于1966年首先提出,經威爾斯、赫希哲等人不斷完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由于技術創新和擴散,制成品和生物一樣具有生命周期。產品生命周期包括五個階段:(1)新生期:這一階段技術起關鍵作用。創新國由于技術優勢生產出創新的產品,主要供應本國市場;(2)成長期:國外也開始有了對新產品的需求,刺激創新國向國外出口產品,創新國由于技術優勢暫時壟斷了國內和國際市場;(3)成熟期:這一階段資本起關鍵作用。由于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已基本定型,產品日益標準化,進入大規模生產階段,所以某些資本豐富的外國企業開始模仿生產;(4)銷售下降期:在這一階段廉價勞動力起關鍵作用。由于產品已高度標準化,國外具有廉價勞動力優勢的生產者可以大批量生產,達到規模經濟效應,降低產品生產成本,從而使創新國漸漸失去競爭的優勢,出口不斷下降;(5)讓與期:模仿國生產持續擴大,不僅“侵占”了創新國原來的海外地盤,而且“反攻”到創新國本土,創新國國內停止生產,轉而向國外直接投資。技術擴散、生產標準化和海外更低的成本優勢最終使這種產品的生命周期走到了盡頭,一個產業就這樣從創新國轉移到模仿國。而此時,創新國又把注意力投向更新產品的研究與開發,以掀起一輪新的產品生命周期循環,在不斷更新產品的過程中獲取高額壟斷利潤。

      4、競爭優勢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波特提出并完善了競爭優勢理論。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學說中指出,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興旺發達,其根本原因在于該國的國際競爭優勢,這種競爭優勢源于一個相互增強的“鉆石”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有四個關鍵因素影響一國在國際市場上建立和保持競爭優勢的能力,這四個因素是:(1)生產要素。波特把要素區分為自然資源、氣候、地理位置、非熟練半熟練勞動力、債務資本等基礎要素和通訊設施、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研究設施等高級要素。波特認為高級要素對競爭優勢的獲得是最重要的;(2)國內需求。波特認為,高層次的國內需求有利于本國的需求走在世界需求的前列,從而建立起自己“一招先,步步先”的競爭優勢;另外,擴大國內需求也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提高產品質量、檔次和服務水平,使之在世界市場具有很強的競爭力;(3)相關的支持產業。相關的支持產業是指企業所有相關產業及供應商的競爭能力。任何行業要在國際市場上領先,必須要求其供貨商和其它相關產業也是世界一流的,與之相對應,很多國家的優勢產業往往表現為優勢產業群,這樣會產生范圍經濟效應;(4)企業戰略、結構和競爭。波特認為,不同國家有差異程度不同的企業戰略和結構,這些戰略和結構對于形成競爭優勢也是很重要的。同時國內競爭對培養競爭優勢具有特殊作用,因為劇烈的國內競爭最終迫使國內企業放眼全球,尤其當有規模經濟時,國內競爭者競相尋找外國市場以獲得更大效率和更高收益。

      波特指出,上述四個方面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一個動態的激勵創新的競爭環境,繼而產生一些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明星產業。

      二、國際貿易新理論對我國對外貿易戰略選擇的啟示

      戰后國際貿易新理論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為國際貿易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內容。這些理論兼容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正確結論并超越了傳統理論,擁有嶄新的內涵,符合當今世界對外貿易的實際情況。尤其是波特指出的鼓勵創新、倡導競爭、發展科技的競爭優勢理論,更符合當今以科技推動經濟增長的時代要求,對于我國制定對外貿易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更具現實意義。

      1、一個國家只有將所擁有的資源稟賦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才能在國際市場上形成競爭力

      比較優勢是由一國資源稟賦和交易條件所決定的靜態優勢,是獲取競爭優勢的條件。競爭優勢則是一種將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的綜合能力的作用結果。比較優勢作為一種潛在優勢,只有最終轉化為競爭優勢,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競爭力。根據生產要素稟賦,我國一直以來具有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但是,在當今國際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并不一定具有國際競爭優勢。這主要是因為:(1)在國際競爭中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往往是具有壟斷優勢的產品,而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競爭中并不具有壟斷優勢;(2)我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加工程度低,技術含量和產品質量不高,這種中低檔次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制成品與發達國家高技術工業制成品交換的貿易條件越來越惡化;(3)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歧視性的貿易政策使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受到諸多壁壘的阻礙,在國際市場上發展的空間越來越有限。因此,我國要確立把比較優勢轉換為競爭優勢的外貿戰略。

      2、不斷進行創新,保持技術領先地位是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獲得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徑

      由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可以推知:創新國是國際貿易利益的最大獲益者。這是因為:在產品的新生期和成長期,創新國以其技術優勢壟斷了國內和國際市場,因而可以獲得大量超額壟斷利潤;在產品的成熟期進入所謂的“大規模生產”階段,創新國可以獲得巨額規模經濟效益;在產品的銷售下降期和讓與期,創新國在國外投資建廠,輸出其知識產權和品牌,延長其產品的生命周期,在國際市場上繼續賺取利潤。因此,走在創新前列,率先發動產業革命的國家會異軍突起,成為新一輪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目前,我國工業制成品技術多是引進,自主創新較少,造成我國制成品特別是高技術產品對跨國公司的技術依賴,這是我國對外貿易產品質量提高和結構升級的障礙。所以,實施創新戰略,強化本國技術創新,將是形成我國競爭優勢的當務之急。

      3、發展高層次的產業內貿易,是提高對外貿易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隨著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產業內貿易在給各貿易國帶來貿易利益的同時,還加快了科學技術管理經驗、企業家精神在不同國家同一行業內的傳播和擴散,給同類產品生產上檔次提供信息,并通過規模經濟,實現不同國家在產品層次上的分工,實現產品生產的國際化,從而促進一國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的發展,進而推動一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由此可見,提高產業內貿易水平,是提高對外貿易競爭力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國的貿易格局基本上還是建立在以比較利益為基礎的產業間貿易,而產業內貿易則較不發達,這種貿易格局阻礙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影響了我國的競爭力。因此,加快發展高科技產業,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同水平差異產品之間的貿易,是形成對外貿易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

      4、政府在增強國際貿易競爭優勢中起著重要作用

      根據戰略性貿易理論,對于高科技產業在關稅和其他方面政府給予適度保護,將有利于頂住外國進口產品的強大沖擊,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提高,有利于培育產業競爭優勢和國家競爭優勢。國家的戰略性貿易性政策,還能促使企業具有規模經濟,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并帶來外部經濟。

      三、中國對外貿易的新戰略:創新競爭優勢戰略

      在國際貿易理論創新不斷,知識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的條件下,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我國對外貿易戰略也必須適時創新。筆者認為,我國對外貿易的新戰略應選擇創新競爭優勢戰略。所謂創新競爭優勢戰略,就是以競爭優勢為導向,以創新為動力,以發展高科技產業為手段,以追求可持續發展為目的的貿易戰略。

      1、積極促進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和經營策略創新,形成我國的競爭優勢

      國際貿易新理論認為:一國興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而競爭優勢的形成又在于一國是否具有創新能力和促進創新的機制。因此,中國要想提高國際競爭力,獲得更多的貿易利益,必須對制度、科技和經營管理等進行全面創新。

      (1)在制度創新方面:就涉外經濟管理制度而言,應由行政管理型向服務管理型轉變。為此,要完善進出口商品管理體制,使配額和許可證招標制度等符合統一、科學、公開和規范化規則;同時,建立與完善反傾銷、反補貼、反不正當競爭和反壟斷法規,創造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就企業制度創新而言,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大膽創新用人機制、分配機制和激勵機制。制度的合理與完善會使分工優勢更加明顯,增強一國的競爭優勢。

      (2)在科技創新方面:要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發揮風險投資的作用,形成促進科技創新和創業的資本運作和人才匯集機制;要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推進關鍵技術創新和系統集成,不斷增加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不斷實現產品的更新換代,積極研制和開發新產品,形成高技術投入高附加值產品出口高收入高積累高增長高技術投入的良性循環,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防止出現由于大規模出口導致“不幸的增長”。

      (3)在經營策略創新方面:要實施經營高效策略。所謂經營高效策略是指一國通過低成本高效率地向國際市場提品或服務而營造優勢的一種策略,與傳統的成本領先策略不同,經營高效策略不僅要求一國想方設法降低出口成本,而且特別強調對國際市場需求的變動作出反應,營造速度領先和成本領先的雙重優勢。

      2、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形成高技術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提高產業內貿易指數

      競爭優勢理論認為:競爭優勢來源于有競爭力的產業結構,國家競爭優勢的基礎是產業的競爭優勢,要在對外貿易中獲得更大的比較利益,必須致力于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全球競爭突出表現為高科技水平的競爭,由此帶來世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表現為世界貿易格局上就顯現出各國出口商品結構的知識、技術密集化。因此,在未來競爭中,最具競爭力的產業就是高科技產業,誰能在高科技產業占有一席之地,誰就能成為佼佼者。另外依據產業內貿易理論,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能促進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同種類差異產品之間的貿易,是提高對外貿易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國要想由一個貿易大國成為一個貿易強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一個關鍵。

      發展高技術產業要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有選擇、有重點地加快電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和航空航天等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要綜合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扶植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要全方位改革現行教育體制,實現教育與經濟的有機結合,通過加強素質教育和提倡終身教育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質;要建立高效的人才激勵機制,為高科技產業發展提供智力支持。由此創造出適合高技術產品發展的宏觀環境,以產業的發展帶動高技術產品的出口。

      3、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由貿易大國邁向貿易強國

      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全球貿易自由化步伐進一步加快的世界經濟大環境中,我國的對外貿易也應按照發展開放型經濟的思路加以考慮。首先,要依據國際競爭優勢理論,堅持以質取勝的戰略,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務的競爭力;其次,要以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為指導,一方面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另一方面鼓勵和支持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對外投資,實施“走出去”戰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再次,要重視產業內貿易理論,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開拓新興市場,努力擴大出口,只有這樣,才能使一個追趕型的中國盡快成為貿易強國。

      4、實行政府適度保護政策。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缺乏國際競爭優勢,客觀上要求實行適度貿易保護,這與傳統的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是相吻合的。另外根據戰略性貿易理論,應該對高科技產業給予適度保護和扶持,因為高科技產業具有較強的正外部性,該產業的發展會推動一國技術水平的整體提高,增強一國的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1] 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2002年。

      [2] 謝娟:“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對比研究”,《國際經貿探索》2001年第4期。

      理論創新的意義范文第3篇

      1.1醫院規模不斷擴張,管理難度日益增加

      目前,我國醫療衛生事業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各級醫院機構都在建造現代化的病房大樓、購買高端的醫療設備、增加員工的數量,醫院的發展經歷著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規模擴充階段。隨著醫院規模的擴充,很多醫院在管理上出現過分追求數量指標,導致醫療質量下降、成本增加、忽視學科和人才隊伍建設等諸多問題。

      1.2醫療過程矛盾增加,患者滿意度降低

      傳統的醫療行為是以疾病為中心,忽視患者本身的主觀感受和需求,致使診療過程機械化、失人性化,傳統的醫療管理也是終末式的管理,滯后于醫療過程本身。近年來“看病難、看病貴、看不好病、患者滿意度低、醫患者矛盾增加”的問題并沒有隨著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而改善,反而有日趨加重的跡象。

      1.3粗放式行政化管理、績效管理水平偏低

      很多醫院仍然存在決策的個人化、隨意化、醫療資源浪費、資源調配不合理、用人不當等粗放的管理方式,致使醫院整體管理水平不高,績效管理水平偏低。

      1.4忽視信息化建設,管理思想落后

      很多醫院在信息化建設方面資金和人員投入不足,缺少系統性的整體信息化規劃,系統重復建設,信息零散碎片化,冗余數據多,信息查詢統計不便,低水平的信息化建設,使之無法為醫院管理提供有效的輔助支持。為解決以上問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將信息技術與醫院管理相結合,是未來醫院管理發展變革的重要措施。2012年9月,衛生部發表《望以支付方式改革促公立醫院三個轉變》;2012年10月8日,國務院又《衛生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衛生事業發展堅持統籌兼顧、堅持科學發展、堅持政府主導,全社會參與、堅持強化能力建設幾項基本原則,并將推進醫藥衛生信息化建設作為“十二五”規劃的重點工作之一。醫院信息化不但應用于醫療過程,還是醫院管理的重要輔助工具。

      2信息化在醫院管理中的作用

      信息化建設對醫院的醫療業務、運行管理、發展模式和管理決策都有著巨大的影響,而科學的醫院管理體現為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等幾個方面。信息化建設本身是管理模式的載體,它具有雙重核心思想,即管理思想和信息技術。信息系統應用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全面的規范人的行為的過程,也是醫院管理的改進和創新的過程。

      2.1促進醫院管理規范化,保證診療數據完整準確

      信息化建設是從管理的工作流程入手,在管理建立完善的系統模式,采用科學的管理理念,參與到整個系統的功能流轉中,達到提高工作效率和醫療服務質量的目的。以門診患者就診為例,完備的醫院信息化建設,將社保卡或者自費卡(關聯身份證信息)作為患者唯一標識,做到一人一卡一套就診記錄,從患者掛號開始,到診室就診、醫技檢查、化驗、住院、手術記錄等各個就醫環節產生的醫療信息匯聚到中心服務器,做到信息完整、準確、唯一。對于復診患者,醫生可以快速查詢既往就診信息;對于慢性病患者,醫生可以了解患者疾病進展變化情況,并做出適合的治療計劃。

      2.2以患者為中心,提供針對性醫療服務,實現診療過程管理

      傳統的醫療行為是以疾病為中心,通過醫院信息化建設,采取信息化的管理方式,采集患者整個診療過程的中產生的大量原始數據,在分析、總結和完善的基礎上形成有針對性的管理指標,一方面可以讓患者在就醫過程中即時了解診療進展、檢查結果、注意事項等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實現醫療管理環節控制、減少差錯、保證醫療質量,將終末式管理變為過程管理,并進一步提升醫院整體管理水平。

      2.3提高診療工作效率,提升醫務人員診療水平

      患者在掛號登記時錄入基本信息,在以后的就醫診療過程中,醫囑處方由醫生操作計算機下達完成,各種檢查報告、化驗結果都在計算機中輸入或者生成,各類信息系統間信息共享、相互調閱,減少了患者往返各診室取報告次數,也減少了醫務人員二次錄入和手工抄寫的時間,可以與患者多交流,增加患者滿意度。同時,醫院信息化建設不是將傳統的工作流程簡單電子化,而是要重組、優化工作流程,去除多余的步驟,加快信息流程,提高信息的利用率。如醫院PACS(影像歸檔和通信系統)上線運行以后,門診、住院醫生工作站可以即時調閱患者的放射檢查影像,既減少了患者等待影像報告的時間,又減少了臨床醫生借片、送片的時間。醫務人員還可以通過高度整合的醫療信息系統全面了解患者的診療經過,積累經驗提升業務水平。

      2.4實現全面成本核算,加強醫院經濟管理

      應用信息管理系統為醫院動態地進行成本控制、量化醫院的管理,實現收入、支出的全成本核算。通過對醫療服務過程中的各項耗費進行準確的分類、記錄、歸集和分析,做到動態地控制成本、量化醫院的管理,并為醫院管理層進行管理決策時提供及時有效的財務數據。如醫用材料的耗費、藥品庫存、設備采購、大型設備利用率、醫技科室工作效率、行政工勤工作效率等諸多內容。醫院成本信息化管理一方面可以遏制“跑、冒、滴、漏”現象,減少醫用材料和藥品的損耗,強化各科室員工的自我管理意識,激勵職工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還可以精確計劃采購,實現零庫存,減少不必要的現金儲備和占用,降低財務費用,并讓管理層做出合理的設備采購計劃和醫技科室調整計劃,使得醫技部門與臨床科室密切配合,提高診療速度和診療質量,并最終加強醫院經濟管理。

      2.5實現有效績效管理,激發員工工作熱情

      績效管理也是信息化建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準確、有效的個人績效管理可以促進組織整體績效的提高。通過醫院信息系統對全院各科室和員工工作量數據的采集、歸類、對比和分析,讓醫院管理層和科室管理層能掌握員工真實的工作情況,通過績效評估,對既往工作進行總結,分析績效問題原因,制定相應的管理對策,進而提升醫院整體績效水平。同時,信息化環境下有效的績效評估結果可以作為員工的福利分配、職務晉升、培訓發展等活動的重要參考依據,并進一步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和潛力。

      3醫院管理模式的發展變革展望

      隨著信息化建設的發展,醫院的發展和管理方式也將發生轉變,2012年9月衛生部《望以支付方式改革促公立醫院三個轉變》中提到的,轉變發展方式,從規模擴張型轉向質量效益型;轉變管理模式,從粗放的行政化管理轉向精細的信息化管理;轉變投資方向,公立醫院支出從投資醫院發展建設轉向擴大分配、提高醫務人員收入水平。

      3.1醫院發展從單純的規模擴充型向注重內涵型轉變

      隨著發展規模的不斷擴充,各級醫院往往過分追求數量指標,忽視醫療質量、學科和人才隊伍建設。與此同時,看病難、看病貴、看不好病、患者滿意度低、醫患者矛盾增加等問題并沒有隨著醫院規模的發展而改善,反而有日趨加重的跡象。保持醫院發展過程中各要素間的平衡,走注重醫院內涵型發展道路,是新形式下醫院發展改革的必然之路。首先,強化學科特色,理順學科結構。通過醫院信息化建設,一方面規范醫療業務數據,對患者診療信息做長期采集、跟蹤和反饋,針對學科特色和疾病特點對患者進行有針對性的個性化診療、隨訪服務,提高患者就診滿意度;另一方面,建設具有學科特色的數字化臨床病例數據庫、教學數據庫和科研數據庫,將臨床診療與科學科研工具緊密結合,相互促進,加強學科人才隊伍的建設,提升學科內在的品質。

      其次,強化醫療、護理質量。現階段醫療資源不足,分配不均,使很多醫院患者飽和,醫務人員數量不足,門診出現“三多一少”的現象,病區醫生和護士的分管患者過多,醫療糾紛、醫療缺陷、醫患矛盾不斷增加。而通過規范合理的信息化建設,可以讓門診患者遠程預約、提醒患者就診時間、提醒醫生和患者檢驗檢查結果、遠程診斷、健康提醒等,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同時應用醫療信息系統,可以減少手工抄寫、二次錄入,節約時間,減少差錯,醫囑審核還有質量審核的功能,最大程度避免醫療差錯。通過一系列的合理有效的信息化保障措施,使臨床減輕工作強度、減少工作失誤、提高診療水平、提升服務品位和醫療質量。

      3.2醫院管理從粗放的行政化管理向精細的信息化管理轉變

      很多醫院存在決策的個人化、隨意化、醫療資源浪費、資源調配不合理、用人不當等粗放的管理方式。為了實現人、財、物和信息的集中有效調控,節約各類資源、取得最佳綜合效益,需要將過程粗放式的管理轉變為精細的集約化管理方式。首先,完善制度建設和流程管理。建立并完善各項規章制度,將醫療工作、業務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制度化,再通過信息化技術手段,將這些制度和流程轉化為各種醫療信息系統流程,如臨床醫生管理系統、檢查化驗管理系統、護理管理系統、手術麻醉管理系統、辦公室自動化(OA)系統等,將手工信息傳遞變為數字化傳遞,提高效率、減少差錯,最大程度地避免人為差錯。其次,強化過程管理。傳統的醫院管理大多是在工作活動結束以后,再看效果、看數字,這是一種“靜態”的事后管理方式,出現問題以后,并不能及時解決,導致結果往往與計劃出現較大偏差。如果將醫院的管理活動與信息化技術相結合,通過管理信息系統收集工作活動每一個環節的有效數據,及時反饋效果、監測執行質量、提醒危機數據等一系列活動,把醫療管理活動、行政管理活動變為“動態”的過程管理,在過程中及早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優化各類資源提高綜合管理效益。

      3.3醫院的支出從單純的硬件投資向提升素質,激勵員工的軟件投資轉變

      員工是醫院發展最寶貴的資產,員工的整體素質和工作熱情決定了醫院的管理水平和發展能力,堅持以人為本,提升員工專業素養,激勵員工工作熱情,確保醫院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醫院信息化建設,一方面可以規范醫療業務流程,收集完整醫療業務數據,建立臨床典型病例庫、教學數據庫、科研數據庫。醫務人員可以通過各種病例庫和教學數據庫進行自主學習,豐富自身的臨床知識,提高專業水平,并促進完善人才培訓機制和措施;通過科研數據庫,醫務人員可以方便快捷查詢種類臨床數據信息,整理科研資料,促進臨床科研發展。另一方面,信息化系統包括了所有的業務工作流程,醫務人員使用自己的賬號登錄操作,系統真實記錄每個人的工作量,再將工作量與服務質量相結合就形成了有效的員工績效考核管理。以績效考核為標準,作為員工獎罰、晉升的依據,進而激勵員工工作熱情,發掘工作潛力,以個人推進整體,促進醫院全面發展。

      4總結

      理論創新的意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利益一致;一般理論;標準體制;案例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現行標準體制中的標準類型主要有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由于企業標準反映的是單一企業的內部利益,影響范圍有限,故不納入本文的討論范圍。除企業標準之外,我國的各類標準,無論是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或地方標準,還是強制性標準或自愿性標準,均由政府組織制定、實施和監督。這種政府主導的標準體制,存在兩大問題:標準制定多,有效執行少;標準滯后于行業和技術的變化需求。為此,我國采取了多種措施,如加強標準化工作規劃、建立以龍頭企業為主的全國專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TC)及分技術委員會(SC)、考核TC、SC的標準制定質量等;但這兩個主要問題,依然困擾著我國的標準體制。因此,必須從新的視角研究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并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在國外,標準大多由市場和社會自愿協商產生,且實施率非常高。世界上最大的國際標準制定機構――國際標準化組織(簡稱ISO),本身即為非政府機構,且制定的標準大多為自愿性標準,由市場和社會主體自愿采用。因根植于各方的利益需要,由參與者協商一致而制定,ISO所制定的標準在全球被廣泛認可和采用,如ISO的質量管理體系標準ISO 9001,截至2012年,已被184個國家和地區的1101272個組織所采用 。多數發達國家已建立政府標準大量采用、援引社會自愿性標準的體制,如美國標準體制主要由自愿性標準構成,由非政府性質的標準化組織在自愿協商基礎上制定標準(OMB,1998),目前已有超過600個標準化組織制定了約5萬項自愿性標準(Breitenberg,2009),標準化組織之間彼此競爭,其中20家標準化組織制定了全美90%的標準 。歐盟標準體制也是如此,除了政府的技術法規和指令外,大量的是由社會組織所制定的自愿性標準,即使政府的技術法規也不設詳細的要求,而是由社會組織制定自愿性標準作為補充(European Commission,1999)。國外的標準體制實際上是由兩大類型的標準共同構成,一類是滿足公共利益需要的政府標準,另一類是主要滿足市場利益需要的社會標準。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涌現了一種現行標準體制之外的新標準類型,即聯盟標準。聯盟標準是指由某一行業或某一產業內成員自愿形成的組織,為了本行業或產業的共同利益,經協商一致而共同制定并執行的標準。總體而言,聯盟標準并不在政府的現行標準體制內,也沒有行政強制力的執行機制,但卻受到了全國諸多地區和行業中的企業普遍歡迎,還得到了地方政府及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的大力支持。為什么一種存在于國家標準體系之外的聯盟標準能夠快速發展,這對我國現行標準體制意味著什么?本文將基于這一案例的分析,研究聯盟標準對我國標準體制創新的意義。

      本文提出:我國現行標準體制存在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定者與使用者缺乏內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要解決標準制定多,有效執行少,以及標準滯后于行業和技術發展的難題,就必須從體制上使標準制定者與使用者實現內在利益的一致。

      在本部分提出研究的問題后,論文的結構作如下的安排:第二部分是對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聯盟標準的案例研究;接下來,在第三部分,基于我國聯盟標準的發展,提煉出標準體制內在利益一致性的一般性理論框架;第四部分,具體分析我國現行標準體制存在的利益矛盾;最后,從利益一致性的角度,提出我國標準體制改革與創新的政策建議。

      二、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聯盟標準的誕生

      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以下簡稱“沙灣鎮”)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是一個有著800多年歷史文化的嶺南古鎮。沙灣鎮是我國目前生產規模最大的工業洗水機制造基地,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行業歷經了初創、規模化、危機和創新崛起等四個發展階段。標準這條主線貫穿發展各個階段的始終,尤其是聯盟標準的制定和應用,更是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行業由衰轉盛的主要原因。雖然沙灣鎮的工業洗水機聯盟標準只是我國眾多聯盟標準中的一個,但卻以其突出的成效,成為我國聯盟標準的典型案例。

      (一)無明確標準依據的洗水機行業的初創和發展

      沙灣鎮地理位置十分優越,西與佛山市順德區隔河相望,南接廣州市南沙區,東與番禺區石鎮毗鄰,距廣州城區27公里,順德區21公里,到香港和澳門均為64海里,處于穗港澳交通的重要樞紐地帶資料來源:廣州市規劃局,2004:《廣州市番禺區沙灣鎮總體規劃(2003-2020)》。。

      沙灣鎮是我國洗水機最早的生產地,廣州市番禺同心機器廠(前身為1969年成立的社辦企業)在1978年引進國外技術后,生產了中國第一臺工業洗衣機。工業洗衣機,是對日常人工洗滌的機械化,通過進水、洗衣、排水、脫水等程序,達到織物干凈、柔軟的目的,尤其適用于賓館、酒店、醫院、洗衣房的各類紡織品洗滌。工業洗水機,是對紡織品進行特殊洗滌的工業機械,在工業洗衣機的基礎之上,增加了多元化成衣處理功能,包括在洗滌中加以石頭、酵素、強堿、高錳酸鉀等物料,以達到做舊、褪色、破損和增加雪花點的效果,這種“破壞”性的處理功能,對于牛仔服裝生產尤為需要。由于工業洗水機是由工業洗衣機發展而來,一直沿襲的是針對工業洗衣機的輕工行業標準,即QB/T2323-1997《工業洗衣機》,后在2005年修改為QB/T2323-2004《工業洗衣機》。

      自上世紀80年代以后,沙灣鎮周邊的廣州市增城區、中山市大涌鎮、佛山市順德區均安鎮等地區 ,牛仔服裝產業已形成產業集群,對生產上游的工業洗水機設備產生了大量的需求。由于沙灣鎮在工業洗水機行業的先發優勢,從同心機器廠分離出來大量工業洗水機領域的管理、經營和技術人員,在沙灣鎮創立了大小不等的40多家工業洗水機企業。再加之沙灣鎮獨特的交通區位,特別是廣東當時對外開放的特殊政策優勢,使得沙灣鎮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占有了國內工業洗水機設備制造行業70%以上的市場份額,擁有了全國同類企業80%的數量,產品還遠銷美洲、歐洲和東南亞等30個國家和地區。

      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行業的興盛和發展,除了廣東特殊的政策和獨特的牛仔服裝生產的區域需求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工業洗水機行業當時處在幾乎完全自由競爭的狀態,政府根本來不及,也沒有能力去制訂這一行業的相關政策和標準,而只能要企業參照當時已有的工業洗衣機標準。正是標準的模糊性,給企業以創新的空間,使創業者能夠更多地按照市場的需要來驅動行業的發展。

      (二)標準滯后所導致的惡性競爭危機

      隨著工業洗水機行業進入者越來越多,一方面促進了行業規模的擴大,另一方面帶來了更為激烈的競爭。然而,競爭并沒有朝著有序的方向發展,相反很多企業利用沒有標準的空間,在材料、工藝和性能等方面,采用更能滿足低價格競爭的制造方式,在一段時間內,因為較低的價格反而更有競爭力,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企業不得不制造價格更低的產品。當時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行業的混亂,是由于在規模化的市場交易中,沒有基礎性標準的規范所導致。

      工業洗水機相較于工業洗衣機而言,由于在洗滌目的上存在根本的差別,因而在程序上工業洗水機沒有工業洗衣機標準所要求的脫水程序,也無法實現洗滌后潔凈率的要求;由于要耐石磨和抗強酸強堿,工業洗水機需要更為堅固的材料;而且工業洗水機要進行持續批量的生產,對環保、節水減耗方面產生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當時洗水機所參照的工業洗衣機行業標準,只規范了織物含水率、振動性能、液位控制、排水時間、加溫時間、潔凈率、機械損傷等主要性能指標,不能滿足工業洗水機的特殊要求。由于缺乏適用于工業洗水機的參數標準,無法判斷產品是否合格,由此產生了交易中低價格產品的空間。在行業發展早期,沒有標準能促進行業的發展,是因為標準的缺失,能為填補空白需求的產品,創造發展的空間。然而,在行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就需要與產品更為匹配的標準,對市場秩序加以規范。在規模化階段,如果缺乏標準規范,必然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甚至更多的“劣幣”會導致任何“良幣”失去存在的空間,行業發展的危機隨之而來。當時,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行業面臨的狀況正是如此,大量的低質產品充斥市場,導致買家對沙灣鎮出品的工業洗水機產生了普遍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已經嚴重危及到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行業的生死存亡。

      (三)標準規范行業競爭的迫切需求

      2006至2007年,沙灣鎮工業洗水機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到達了頂峰,其中最大的幾家龍頭企業所受的打擊最大。同心機器廠、駿業宏達洗染機械公司等幾家大企業,深感這樣的無序競爭,會導致整個行業的崩潰,為此,集體請求當地政府來幫助治理無序的市場秩序。然而,政府也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由于所面對的市場并沒有規范的標準,根本就沒有依據來判定什么是低質產品,反過來只能要求行業加強自律。作為行業內的企業因為惡性競爭,早已是劍拔弩張,也沒有有效的手段進行自律管理。同樣,就在距沙灣鎮不遠的中山市大涌鎮,作為紅木家具產業聚集區,在1998年就由紅木家具生產廠商聯合制訂了意在規范紅木家具的標準,這些廠商因為在國家標準體系中,都找不到同類型的標準,只好將其稱為企業聯盟標準 ;與沙灣鎮僅一河之隔的佛山市順德區,于2005年也由兩家燃氣具制造企業廣東萬和集團有限公司與廣東萬家樂燃氣具有限公司自己達成一致,制定了冷凝式家用燃氣快速熱水器聯盟標準,結束了這兩家企業之間長達10年的惡性競爭。紅木家具、熱水器行業所面臨的情況,與當時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行業有著驚人的相似,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都是依靠企業自發建立聯盟,制訂約束共同行為的標準。在這種經驗的啟示之下,看似無路可走的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行業,提出模仿紅木家具、熱水器行業制定聯盟標準的方法,規范本行業的競爭。這一提議迅速得到了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行業大部分企業的贊成,更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2007年4月19日,“番禺洗染機械標準聯盟” 正式成立,由沙灣駿業宏達洗染機械公司、同心機器廠、樂金洗染設備公司、昶達機械制造有限公司、晟業機械工程有限公司、強業機械有限公司、藝煌洗染設備制造有限公司7家龍頭企業組成,并確立了由這7家聯盟企業專家所組成的“番禺洗染機械聯盟標準起草專家組”。聯盟成立6天后就赴順德學習,并于當晚在順德順峰山莊召開會議,通過了《番禺洗染機械聯盟章程》,明確了聯盟成員的相關責任與義務。隨即,聯盟在ISO 10472-1-1997《工業洗衣機安全要求》、美國UL 1206-2003《工業洗衣機安全要求》等標準的基礎上,制定了沙灣鎮半數工業洗水機企業當時技術水平能達到的聯盟標準。聯盟標準擴大了工業洗衣機標準的涵蓋范圍,將織物普洗、洗染、漂染、石磨洗染機械統一稱為工業洗水機,并解決了生產中工業洗水機與工業洗衣機標準之間的矛盾,在該項聯盟標準中將工業洗水機定義為“不帶脫水功能的工業洗染機械”。在材質上,為了適應工業洗水機特殊洗滌的要求,規定了滾筒內外均采用不銹鋼材質。此外,為了規范工業洗水機生產,規定了載荷率、滾筒長徑、滾筒長度、電機功率、采用軸承型號、重量等各類關鍵參數。這份聯盟標準在6月份基本形成,并于7月征求各相關方和專家的意見,進一步規范了標準的內容表達和格式要求。聯盟的參與單位高票通過后,于8月8日DBL440100/T 1-2007《工業洗水機》,成為廣州市第一個聯盟標準。

      從成立標準聯盟,到正式聯盟標準,前后不到4個月時間,這樣的速度是因為該項標準由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行業中的專業企業來制訂,標準中的技術問題,以及標準的高低,都是這些企業的行業常識。可見,聯盟標準的快速制定,并不等于不專業或粗糙,也決不會被少部分龍頭或落后企業所“綁架”,而是在行業多年專業經驗常識的基礎上,滿足了大部分企業的共性需求。

      (四)標準實施促進行業的再度崛起

      聯盟制訂標準是為了應用,因而規定凡是符合聯盟標準的產品,統一貼上“聯盟標準防偽標簽”,由此保證標準的實施。7家主要參與標準制訂的企業,在標準通過后立即按照要求調整模具,修改產品說明書,使產品在安全、性能、材質、結構、能耗等各項指標,都符合聯盟標準的要求。各家企業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主動向聯盟舉報那些不遵守聯盟標準的廠商,使得聯盟標準的執行達到100%。聯盟標準還使工業洗水機交易有了透明、可操作性的依據:在聯盟標準制定前,因為沒有依據證明自身的產品質量水平,番禺晟業機械工程有限公司一直說服不了斯里蘭卡的客戶購買其產品,在客戶了解了聯盟標準,特別是晟業機械達到聯盟標準的信息后,客戶很快就與其簽訂了采購合同。客戶依據聯盟標準選擇產品,使得近一半未能達到聯盟標準的原有沙灣鎮工業洗水機企業被淘汰。聯盟標準也為政府的監督抽查提供了規范的依據:2007年聯盟標準制定前,沙灣鎮工業洗水機監督抽查檢驗合格率僅為15.8%,2009年大幅度上升到90.6%,2010年后達到了100%。

      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聯盟標準制訂和實施后,不僅聯盟內的7家企業大幅度提高了產品質量水平,而且有力地帶動了其他企業紛紛加盟,目前成員數量已擴展到22家。聯盟標準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也十分顯著,2012年的行業產值,較之2007年增加了一倍以上,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行業從此踏上復興之路。

      三、聯盟標準利益一致性的理論分析

      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聯盟標準是全國聯盟標準發展的縮影。截止到2011年9月,浙江省已經在73個塊狀經濟產業制定并推廣實施了120項聯盟標準 ;截止到2012年5月,廣東省已制定實施各類聯盟標準283項 ;在電子信息、新能源、半導體照明等新興行業,聯盟標準更是發展迅速。聯盟標準作為一種行業成員自主參與制定并執行的標準,在現行標準體制之外得到有力的成長,其根本原因在于反映了這些成員的自我利益,標準的制定者和使用者在內在利益上達成了一致。

      (一)聯盟標準充分反映了參與者規范市場競爭秩序的內在利益需求

      無論是技術標準,還是管理標準或工作標準,最大的作用都在于對秩序的規范。市場經濟是一種規則經濟,其中,由市場自然生發的“看不見的手”,能基于價格的自由競爭進行調節,構成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秩序。由于這種秩序是市場自生自發,能自動調節不良行為,因此可以稱為“自然秩序”。然而,僅靠市場經濟的自然秩序,無法解決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市場失靈問題,尤其是產權保護,需要政府運用強有力的法律手段進行秩序維護,確保交易公平,這就產生了市場經濟的另一種秩序――“法治秩序”。自然秩序與法治秩序,占據市場經濟秩序的兩端,在這兩端之間的中間地帶,還有大量不能被這兩種秩序所規范的空白領域,如一個行業共同的產品驗收標準,某一新興領域職業資格的確認等,這些領域既不能靠本身有利益沖突的企業自發地規范,也難以依靠沒有足夠資源和反應速度的政府通過制定法律進行規范。居于自生自發和人為組織之間的范疇,是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Hayek,1973)。于是,在自生自發的自然秩序和人為組織的法治秩序之間,產生了政府強制程度與市場自生程度都處于居中水平的“標準秩序”。標準秩序,是一種基于市場和社會主體的自愿選擇所形成的秩序規范,由于這種自愿選擇反映了參與者的一致意愿和共同利益,所以看似自由,實際上卻有強烈的內在約束力。標準能夠使所有參與者利益皆得到增強,而那些不愿意執行標準的成員,要么是有超越這一共同標準的更高標準,要么就會被標準所規范的這一領域所淘汰。因此,標準實際上作為一種市場秩序的制度規范,彌補了自然秩序和法治秩序的不足,能夠在兩者都治理不到的領域實現社會成員的一致性秩序。自然秩序、標準秩序和法治秩序,共同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制度規范,可以表達為以下的市場經濟秩序圖(見圖1):

      觀察一個國家和地區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可以從如上三種秩序加以衡量。進一步的分析是:自然秩序是內生于市場本身的,幾乎是一種市場的自發性選擇;而法治秩序,可以依賴移植和模仿加以初步建立。轉型國家的市場經濟,在自然秩序和法治秩序上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為何遲遲不能向更成熟的市場經濟演進?原因就在于,標準秩序沒有得到建立,只是在市場經濟的兩端建立了秩序,而大量的中間空白領域,因為沒有標準秩序的發育而得不到有效治理,只能在絕對的自由競爭和過度的政府強制之間進行波動,不能通過標準秩序的彌補,建立起比較平衡的市場經濟秩序。

      聯盟標準之所以在我國得到快速的發展,主要因為其反映了市場經濟內在的秩序要求,即逐步形成規模的市場主體,開始在自然秩序和法治秩序之間,尋求一種能夠反映市場主體自我利益的新秩序,這種新秩序的主要實現方式就是聯盟標準。運用聯盟標準進行治理的領域,要么是一些新興產業由于快速變化,導致政府根本來不及進行秩序供給,要么是一些過度競爭的產業由于惡性的自由競爭,使得整個行業缺乏最基本的自律。這些行業要得到正常的發展,行業內的企業只能自行組織,制定規范自我行為的各類標準。實際上,聯盟標準是基于企業和行業生存發展的基本利益需求而產生,沙灣鎮工業洗水機聯盟標準的制定就是如此。中山市大涌鎮紅木家具聯盟標準也是在同樣的背景下產生,南方生產的紅木家具運往北京等北方地區后,由于氣候干燥易導致家具開裂,在上世紀90年代北京消費者協會的一次產品評價中,來自大涌鎮的紅木家具就因此被判定為全部不合格。面對這一影響大涌鎮紅木家具行業生死存亡的市場危機,大涌鎮紅木家具企業只能聯合起來,共同制定解決這一問題的聯盟標準。

      聯盟標準是為滿足企業和行業生存發展的利益需求,由市場主體自主制定,進行自我規范的秩序選擇。因為標準秩序的缺失,導致企業在混亂的市場競爭中無法生存,行業也亟需建立規范以得到持續的發展,于是企業主動發起成立聯盟,自主制定聯盟標準,從而實現對市場經濟制度規范的補充。同時,由于制定標準的市場主體本身也是標準的使用者,因此所制定的聯盟標準能較好地滿足參與者的利益需求,所建立的基礎性制度裝置,可以實現對企業生存與行業發展的促進。這種市場主體自主規范市場秩序,保障企業生存與行業發展的標準產生方式,就是聯盟標準的制定機制(如圖2所示)。

      (二)聯盟標準具有參與者自愿執行的內在動力

      一項標準能否被執行,并不取決于執行的本身,再多的強制力也不可能保證所有的標準都能得到良好執行。標準能否被有效執行的關鍵,取決于標準的制定,只有當標準的制定反映了使用者內在利益時,這項標準才能被真正執行。就標準本質含義而言,“是為了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經協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認機構批準,共同使用和重復使用的一種規范性文件”(ISO/IEC,1996),標準是有共同利益需求成員的自愿選擇,參與者制定標準的唯一目的即執行標準,通過執行標準實現成員的共同利益。標準能否被執行,跟標準制定的科學性、程序性、規范性并沒有太大關聯,與之關聯最為緊密的是利益,否則標準僅徒具外在形態,而缺乏提高標準使用者利益的核心需求。全國首個溫泉聯盟標準,就是廣東省珠海御溫泉度假村與貴州、重慶、江蘇、安徽、浙江等5省同行,為改變溫泉行業重硬件、輕服務的現狀,共同提出并制定的標準。該項標準滿足了這些企業的共同利益需求,一經制定即得到參與者的共同執行,而且全國其他地區的50多家同行企業,主動接受珠海御溫泉關于該項聯盟標準的培訓,共同執行溫泉聯盟標準。實際上,為行為者提供保障其最佳利益機會的、精心構造的合適的制度安排,能產生有利于全體最佳利益的結果(Ostrom,1993)。聯盟標準由于保障了參與者的內在利益,因此有助于標準的執行,從而提升聯盟的共同利益。

      聯盟標準具有成員自我約束的執行機制。標準若得不到執行,損害的將是所有聯盟成員的共同利益,所以大部分成員有強烈的動力執行標準,并對聯盟內其他參與者的執行狀況進行約束。執行機制包括對標準執行的認證以及標識應用等,實現對不執行企業利益的威懾。如百度、騰訊和金山網絡組成的安全聯盟,通過制定的互聯網安全標準,對申請認證的網站進行“安全聯盟認證”,不符合認證的將被禁止使用認證標識;對于已獲得認證資格的網站,一旦違反聯盟標準的要求,也會被撤銷認證標識,這樣的約束機制使參與的企業不得不嚴格執行聯盟標準 。

      聯盟標準之所以能得到較好的執行,除了有效的執行約束之外,更重要的還在于執行成本低廉。規則設計需要考慮可見的服從成本,包括檢查違規的安排和制定懲罰的費用等(North,1981)。聯盟標準這一規則的服從成本,包括監督檢查成本、懲罰成本等,這種標準的執行成本對于聯盟成員而言極低。這是由于聯盟成員都來自同一個行業,成員彼此間的信息相對透明,判斷一個企業是否執行聯盟標準,其他成員并不需要太多的成本,而是基于經驗就可以得知該企業執行的狀況。一旦有成員被發現不執行聯盟標準,不僅會失去聯盟成員的身份,而且可能會被市場所淘汰,因此蒙受損失最大的是那些沒有執行標準的成員。聯盟標準不僅以其利益的一致性保障了標準的執行,更重要的是通過有限成員的組成,使得執行的不確定性和執行的監督成本都大大降低。規模較小的集體,成員間具有相互間討價還價的激勵因素(Olson,1965)。因此規模較小的聯盟,可以避免由于成員過多而導致的“搭便車”,其成員能更好地執行標準,以更加有效地實現秩序供給,這就是上面所分析的燃氣熱水器、工業洗水機等聯盟的成員規模,一般都在30家左右的原因所在。

      聯盟標準滿足了使用者的核心利益,能實現成員有效的自我約束,同時執行成本較低,因此具有參與者自愿執行的內在動力。一方面,在滿足使用者利益的驅動下,聯盟成員有較強的自我約束,從而不需要投入過多的執行成本即可實現執行目標,能進一步強化使用者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為了更好地滿足使用者利益,將聯盟控制在執行成本較低的規模,從而更容易實現有力的執行約束,從而提升標準使用者的核心利益。在滿足核心利益、實現自我約束和較低執行成本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自愿執行的聯盟標準執行機制(見圖3)。

      (三)聯盟標準構建了適應行業和技術變化的自適應利益機制

      生物的演進在于能夠自動地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和挑戰,“適者生存”所指的生物對外部環境的適應能力,是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衡量標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視乎一項標準能否自動地適應行業和技術的變化。要達到這一要求,不能靠外在力量的推動,只能來自標準所規范行業成員的自我改變和自我適應。因為,隨著行業和技術的發展,尤其在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日新月異的背景下,新的功能、技術和需求不斷涌現,這就對標準提出自我適應的更高要求。由于聯盟成員都是來自于行業內的專業企業,這些成員對行業的變化有著最為專業的掌握,對未來技術趨勢也有較為準確的把握,所以能夠對標準提出層出不窮的創新設計,并且能讓標準不斷地適應行業新的變化需求。如全球領先的電信解決方案供應商華為公司,僅在世界電信聯盟組織的一次標準會議上,就可以和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成員一起,提出11項新的標準建議草案 。聯盟成員的專業技術能力是聯盟標準能快速、靈活反映行業和技術變化的原因,基于成員對標準滿足利益一致性的專業判斷,能夠快速地創造新的標準,貼近這一行業成員的共同利益需求。

      一項標準是否適用,實際上是不斷“試錯”的結果,反映創新需求的標準更是如此。聯盟標準是成員基于共同利益的自愿選擇,這種自愿是指成員可以自由選擇同一領域中任何一項聯盟標準,通過不同聯盟標準相互競爭的結果得出是否適用的判斷。聯盟標準的非強制性,就在于不強迫與該項標準有關的企業執行,標準的執行只依靠對使用者的利益驅動來實現。衡量聯盟標準是否有效,也不在于是否由某個聯盟來制定,或該聯盟標準是否有程序性的一致通過,最重要的是這項標準能被多少家企業執行。即使是某個機構和企業,乃至個人制定的標準,只要能夠被更多的行業成員執行,那么這項聯盟標準才是真正適應了行業和技術變化的標準。聯盟標準的競爭性,使得行業組織的成員能夠通過比較,選擇更適合的標準。為了爭取更多的成員使用該項聯盟標準,制定者才有足夠的動力不斷修正標準,使標準能被廣泛采用。聯盟標準的自愿性和競爭性,使更能適應行業和技術變化的標準才能生存和發展下去,從而在實踐中實現了不斷適應行業和技術變化的需求。實際上,并不是只有中山市大涌鎮有紅木家具聯盟標準,在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浙江省東陽市也有本地的紅木家具聯盟標準,不同地區的聯盟標準在競爭中實現了對行業和技術變化的更好適應。

      聯盟標準之所以能夠適應,甚至引領行業和技術的變化,還源于其利益所得的驅動。聯盟標準的利益并不單純地體現在成員一致執行所帶來的行業秩序的改善,還在于一項好的聯盟標準可以帶來顯性的經濟收益。因為一項先進的聯盟標準,凝聚了大量的前期技術投入和行業經驗的積累,如果聯盟標準只能被其他社會成員無償采用,那么作為聯盟標準的制定者,就沒有動力不斷完善和提高標準水平,只有當聯盟標準的收益大于成本時,才能更好地適應快速變化的行業和技術需求。如中國特種設備檢測研究院,作為一家長期從事石油化工行業裝置設備檢測服務的專業機構 ,基于自己的經驗積累和科技攻關,已經研發出一套先進的石油化工檢驗檢測認證標準。正是由于這項標準受到了中國石油、中國石化等大型用戶的歡迎,并且還有許多其他特種設備檢測機構也會是這項標準的潛在使用者,才激勵中國特種設備檢測研究院愿意為這項標準不斷地進行研發投入,并明確地將“標準的供應者”作為自己機構未來的戰略定位,之所以這樣定位,無非是制定標準能為中國特種設備檢測研究院帶來持續的經濟利益回報。聯盟標準要適應并要引領行業和技術的創新,最大的激勵就是來自于聯盟標準的制定者可以從中獲得直接的收益,為了使收益更具可持續性,聯盟標準的制定者才會主動開發引領行業和技術創新的新的標準。

      因此,聯盟標準實際上是企業基于專業判斷而制定,通過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給予優秀標準的制定者以豐厚的經濟回報,從而實現對行業和技術變化的自我適應。聯盟標準的這種自我適應主要表現為,聯盟企業在自身的技術與經驗優勢上,通過將最新的創新成果反映在標準中,從而擁有在競爭中的更大優勢,使標準制定者獲得更多經濟收益,促使其進一步提升專業能力。同時,聯盟企業適應行業與技術變化所制定的標準,在追逐持續經濟收益的背景下,同一領域的標準相互競爭更為激烈,使成員不得不繼續提升其技術能力,以制定更符合市場需要的標準。正是在專業能力支撐、同類競爭擇優和經濟收益驅動三者的作用下,聯盟標準不斷自我適應行業與技術變化的利益需求,形成了聯盟標準的自我適應機制(如圖4所示)。

      綜上所述,聯盟標準無論是制定機制,還是執行機制和自適應機制,推動其運轉的動力都源自利益需求,實現了標準制定者與使用者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因而,標準的利益一致性,是由本身就是標準使用者的市場和社會主體,自主制定符合使用者利益的標準,實現成員自愿執行標準的目標,并以成員自我適應為核心,滿足行業和技術變化的需求,從而在最高水平上實現標準制定者與使用者的利益。具體而言,標準是在自我適應機制的刺激下,制定機制立即反應,并通過更多成員的自愿執行機制,促進了標準制定者制定更多符合使用者利益的標準。此外,標準使用者在自愿執行的過程中,發現利益不符的問題,可以立即通過自適應機制進行反饋與調節,在新一輪的標準制定中得以體現。由此,在自主制定、自愿執行、自我適應的相互作用下,實現了標準內在利益的一致性,可以擴展為利益一致性的標準理論框架(如圖5所示)。

      四、我國現行標準體制的利益矛盾

      我國現行標準體制,實質上就是由政府對大部分的標準進行組織管理,無論是強制性標準和自愿性標準,還是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除企業標準之外的所有標準都由政府組織管理,即使是企業標準(主要指企業的產品標準),按照有關規定,也須報當地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和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這就意味著政府的標準管理,既要承擔標準的各項功能,又要滿足標準各相關利益者的要求,然而政府并不能實現如此復雜的利益需求。實際上,這種政府主導的標準管理體制,既難以體現政府在標準上的強制性利益需求,又抑制了社會其他各方對標準利益的多元化需求。依據聯盟標準的一般性理論框架,以下將主要展開對我國標準體制的利益矛盾研究。

      (一)強制與自愿的利益矛盾

      政府作為社會整體的正式代表,具有社會公認的強制性公權力,因而所制定的標準需要限定在強制性范圍之內,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時,明確承諾“將我國強制性標準等同于技術性法規” 。與政府公權力的強制性相一致,政府所制定的具有法規性質的標準,需要強制執行。然而,在實際標準制定中,帶有公權力的政府不僅要制定強制性標準,同時還要制定自愿性標準 ,這使得政府這一制定主體,以及標準的使用主體,陷入到兩難之中。同時還會導致政府對自身標準制定責任的不確定,引發社會對政府的詬病:一方面,將一些新出現的行業和技術還未形成相應標準規范的領域,歸咎于政府沒有及時地制定強制性標準;另一方面,又責備政府插手干預了本該由市場和社會進行標準治理的領域。我國標準體制的很多問題,都是產生于這種政府定位的泛化,看起來政府對標準似乎無所不管,實際上政府既沒有管好應該聚焦的強制性標準,又抑制了社會對自愿性標準的供給。

      所謂強制性標準意味著必須執行,而自愿性標準則意指自由選擇是否執行,因此這兩種標準定位的領域實際上完全不一樣。對社會而言,需要加以強制的是安全、健康、環保等公共性、基礎性和通用性領域。通過在上述領域制定強制性標準,可以保證市場和社會的基本秩序,減少社會交易成本,因此發達國家都有類似我國強制性標準的技術性法規。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政府可強制的范圍之外,有大量領域由于還處于創新的探索和實踐之中,政府沒有精力和能力進行標準治理,因而可以通過多個自愿性標準的競爭,選擇出更優的標準。實際上,政府標準作為一種向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也可以通過政府采購的方式,交由市場提供,利用市場競爭的優勢,降低服務成本,從而提高服務質量(羅英,2012)。與之相反,政府主導自愿性標準的制定,實際上在這些本該由市場和社會發揮作用的領域,形成了政府對標準制定的壟斷。自愿性標準之所以能被稱為自愿,并不是不需要執行,而是因為在自愿的領域,基于市場和社會多樣化的需要,可以同時存在多個并行標準,這些標準的優劣以及適合與否,并沒有形成唯一的判斷,還需要通過探索,才能產生出更具一般性的標準。政府對自愿性標準的管理,不僅無助于標準的執行,反而阻礙了標準的創新。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政府的權力在標準領域過于寬泛,部分的社會主體會推動政府制定更利于自身利益的標準,從而利用政府的權力遏制競爭對手,導致在標準領域的不正當競爭。這使得政府所制定的標準偏離其本義,成為企業之間利益博弈的產物(李酣,2013)。

      (二)穩定與變動的利益矛盾

      標準的目的是要在一定的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尤其是政府所制定的標準,是在全社會范圍內需要共同執行的秩序規則。因此要實現全社會范圍的最佳秩序,需要投入比小范圍標準秩序更多的資源和運行成本,出于這方面考慮,政府標準需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以盡可能實現政府對公共領域的有效規范。此外,政府所制定的標準,基于長期經驗積累而形成,是能夠為社會大多數主體所接受的通用性規則。由于標準內容本身業已成熟,且已被社會廣泛接受,因而具有較好的穩定性,能夠為市場和社會提供更好的預期,使得每一個被政府標準約束的主體,都能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中,采取自己的行動和選擇。

      在政府標準所規范的社會穩定秩序之外,還有大量領域需要建立具有變動性的秩序。由于這些領域中,新的行業需求和技術變化是市場和社會主體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因而在標準制定上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靈活性和變動性。正是因為這些領域還未形成被廣泛接受的秩序,抑或是已有的秩序已不能反映行業成員新的利益需求,所以需要不同的市場和社會主體,探索制定競爭性的標準。通過標準的不斷“試錯”和優化,最終形成更為人們所接受和合意的規則(廖麗,2013)。實際上,這種通過靈活變動而形成的標準,往往會成為政府標準的來源,如美國根據1993年的管理與預算辦公室A-119通告以及1996年的“國家技術轉讓與推動法案”中對聯邦政府監管和采購“依靠自愿性標準”的要求,從1998年到2012年,已有3579項自愿性標準替代了政府特有標準 (Donaldson& Rioux,2012),2012年財年,美國聯邦機構就新采用了423項自愿性標準,相較于2011年增長了一倍(Rioux,2013)。

      相比而言,我國現有標準在穩定與變動上存在激烈的利益沖突,最為常見的是對所謂“標齡”的判斷上。標齡是指政府所制定的標準未被修改的年限,我國標準常被詬病的問題就是政府所制定的標準標齡過長,尤其是在“十一五”初期,國家標準的平均標齡長達10.2年,平均制修訂周期為4.5年。雖然,現在國家標準平均標齡已縮短至5年,平均制修訂周期縮短至3年 ,但仍被社會認為標準更新速度慢、制定周期長,無法適應迅速變化的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實際上這種批評混淆了政府標準與社會標準的區別,政府標準是經過社會公認的穩定秩序的表達,其內在的穩定性要求標齡會更長,標齡過短只能證明該項政府標準制定的不成熟或修改的隨意性。政府標準之所以受到上述批評,其根本原因來自于我國標準體制,將政府所制定的標準與應由社會制定的標準混為一談,既要滿足政府標準穩定性的需求,又要求政府標準通過快速變動來適應市場和社會的利益需求。標準的穩定性與變動性實際上是相互對立的,標準不穩定就不能形成社會一般性的秩序,標準不變動則不能滿足某些領域對新秩序的需求。這一對矛盾的利益需求,根本不可能由政府這一個利益主體同時滿足,政府標準基本要求就是穩定,而標準的變動性需求,只能由市場和社會主體實現。

      (三)制定和執行的利益矛盾

      標準的制定是為了執行,然而我國現行標準體制中,政府在標準制定方面的無所不包,影響了標準執行目標的實現。在我國的標準制定中,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分別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以及地方(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三類不同政府主體組織制定,往往容易出現同一領域中不同類型標準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隨著行業相互的滲透和技術的交融,行業彼此之間的界限已越來越難以確定,更加劇了涉及多行業的標準出現大量交叉與矛盾的現象。此外,無論是國家標準,還是行業標準,或者是地方標準,均是對某一個行業統一秩序的規范,由于三類不同政府主體所代表的不同利益,導致政府標準出現重復、交叉與矛盾,使得標準無法得到有效執行。

      標準制定多而執行少的矛盾,實際上也是政府標準化管理部門,基于利益最大化而主動選擇的結果。對政府標準化管理部門而言,會對其工作進行“成本―收益”計算,按照政績評價的要求,在標準化管理過程中選擇最能顯示其部門成績的重點工作。標準的執行有更多繁雜的環節,而且很大程度上需要其他部門的配合,以及投入更多的“扯皮”成本。同時,標準執行的成效也不能簡單地用數據來證明,從而很難在上級面前顯示部門的政績。標準的制定則不然,一般說來,標準制定的權力大多為標準化管理部門所掌握,在很多情況下,其他部門以及企業,會來請求標準化管理部門予以幫助,這樣使得標準化管理部門更容易得到權力的滿足感。同時,標準制定相對于執行而言,成本也相對較低,而產出則是用標準制定的數量加以衡量,其政績在上級面前無疑更能得到數字化的顯示。尤其在標準的制定作為政績考核指標的背景下,標準化管理部門有更大的利益驅動來制定更多的標準,即使明知這些標準不會被很好地執行,也會有較大的動力去“生產”更多的標準。

      五、政策建議

      要創新我國的標準體制,使之更能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就需要從制定者與使用者內在利益一致性的邏輯出發,科學地界定政府在標準體制中的職能和定位,充分發揮市場和社會主體在標準制定和執行中的基礎性作用。

      (一)政府標準制定主體與社會標準制定主體的共建

      政府標準制定主體與社會標準制定主體,在標準領域都有各自的空間和定位,前者代表的是政府標準的利益,后者代表的是社會標準的利益,只有通過二者的共建,才能建立起滿足全社會需要的標準體系。政府主體代表的是公共利益,這種公共利益主要體現為安全、健康、環保等基礎通用性標準要求。由于政府的標準具有強制性,因而只能限定于需要社會統一執行的領域范圍內。政府主體運用標準,除了通用性和規范性要求外,主要是將其作為一種重要的公共治理工具,該工具既帶有強制性,相對于法律又比較靈活,能夠滿足政府宏觀調控和社會管理的需要。社會主體代表的是團體利益,這種團體既包括行業協會、產業聯盟,也包括部分第三方社會組織,甚至某些服務于行業的獨立機構,因為可以從服務某個行業的標準中獲利,因此會有動力制定供行業使用的標準。以上團體,包括行業協會、產業聯盟、科研機構和企業,所制定的是主要供某行業多個成員共同使用的標準,稱之為團體標準。團體標準,代表的是某一個團體的利益,因此會在同一個領域中出現多個團體標準。需要進一步分析的是,放開社會標準制定主體的限制,實際上是通過標準體制的創新,吸引了更多的標準供應者。通過不同標準主體的充分競爭,生產出更能滿足社會多元利益需要的各類標準。多個社會標準主體的參與,也符合標準創新的不確定性特征,在各個主體的試錯和探索過程中,能產生更為高水平的標準。我國標準體制的改革,就是要通過政府標準制定主體與社會標準制定主體的共建,使得標準既能滿足政府的公共利益需求,又能滿足市場和社會的多樣化利益需求。

      (二)政府標準與團體標準的共治

      標準作為一種治理的手段,所需要規范的領域無處不在,因而要實現有效的標準治理,需要政府標準與團體標準的共治。這種共治實質上是指政府標準主要治理公共領域的秩序,團體標準主要治理私人領域的秩序。公共秩序即需要政府去強制規范的領域,私人秩序則是市場和社會中的成員,為了各自行業的利益,而自愿選擇的規則。政府標準是在安全、健康、環保等公共領域,對社會所有成員利益的增進,實際上是一種公共制度供給。政府標準不僅能使市場和社會擁有基本秩序,而且能大大減少市場交易的不規范,并為市場和社會主體提供明確的預期。政府基于自己資源和專業能力的限制,不可能在一些新出現的行業或變化很快的技術領域,制定滿足多樣化需求的標準。這些領域的標準需求,只能由更具多元化的團體標準來供給,來幫助治理公共領域之外的秩序,即社會一般秩序基礎上的次級秩序。在社會一般秩序的基礎上,人們對標準實際上有著各自不同的需求,這些多元化的需求形成了不同的次級秩序,分別滿足了不同行業的利益需求。次級秩序彼此間的競爭,既能夠促進各自秩序的完善,又能滿足不同秩序的需求。多元化的次級秩序需求,是多個不同團體標準存在的理由。市場和社會的成熟,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一般秩序和多個次級秩序的共存。一般秩序是由政府標準加以規范,主要側重于治理社會的公共領域;次級秩序則是由團體標準進行規范,主要治理私人領域。政府標準與團體標準的共治,使得社會在一般秩序的基礎上,又能形成多個不同類型的次級秩序,將政府監管與社會自治有機地結合,從而實現整個市場和社會的有效治理。因而,應將政府標準與團體標準,作為我國最重要的兩類標準。

      (三)標準的基礎與創新的共享

      標準最為基礎的功能,是要滿足全社會的一般性需要,在總結行業發展成熟經驗的基礎上,對涉及公共利益的基礎底線進行規范。在關系社會日常運轉的通用性領域,標準同樣需要發揮基礎,為社會提供統一、兼容的規范。由于標準的基礎規范的是社會基本秩序,因而具有長期的穩定性,能為市場和社會主體提供穩定的預期。標準既是對已有秩序的一種規范,同時又可以引領新秩序的形成。這種新秩序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能夠為提出者帶來更多的利益,所以標準還具有創新。政府標準無論在哪一個領域內,其作用都只能是基礎性的,即滿足基本和通用要求,而不可能滿足創新要求。創新從本質上講,是市場和社會中的精英,通過自己所掌握的獨特能力,而在某些領域實現的突破。創新是風險偏好者自我投入和探索的結果,因此沒有義務將其創新性成果免費地讓渡給政府成為標準。反之,創新往往也伴隨著風險,政府也不可能通過自己的標準,將可能存在風險的創新成果進行公共性固化。因此,標準創新的主體并不是政府,而是市場和社會。在自由交易中,市場主體將自己的技術或管理模式的創新形成標準,通過認證和許可的方式讓其他主體使用,并從標準使用授權中獲得創新收益。當社會有越來越多的成員愿意使用該項具有創新的標準后,政府可以“搭市場的便車”,在不涉及標準制定主體知識產權和利益的前提下,將該項具有創新的標準進行援引,使之成為新的具有基礎的政府標準。這實際上是政府在公共服務提供中的“政府掌舵”(Osborne& Plastrik,1998)。政府標準為團體標準提供了基礎,使得團體標準能夠在一般秩序的基礎上,實現具有創新標準的應用;另一方面,團體標準的創新,又為政府標準的基礎添加了新的可能性,使得政府標準的基礎得到不斷地進步與提高,兩者實際上是一種共享關系。

      我國標準體制創新的關鍵,就是要遵循標準利益一致性的理論邏輯,確立不同利益的標準制定主體,使標準制定者與使用者在利益上達成一致。由于標準利益的多元化需求,就需要形成政府標準制定主體和社會標準制定主體,由兩個不同主體分別制定政府標準和團體標準。政府標準和團體標準,應該成為我國標準的兩個主要類型,分別代表政府的公共利益,以及市場與社會主體的團體利益,這樣既能實現一般秩序的建立,又能提供多個滿足市場和社會自治的次級秩序的建立。政府標準制定主體和社會標準制定主體由于具有了內在利益的一致性,就能提高各自標準的可執行性,同時又能更好地適應行業變化和技術創新的需要,在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中,發揮標準治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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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創新的意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 社會主義分配理論 要素貢獻論 創新

      十六大報告指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這種分配理論的提出,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分配理論,深化了對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認識,是對過去“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創新,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分配理論。

      一、提出了“四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

      多年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只強調勞動這一生產要素,把勞動置于特殊的地位,并且把勞動和生產資料所有制聯結在一起,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采用不同的分配方式,公有制經濟范圍內實行按勞分配,個體經濟則按個體勞動者運用自己的生產資料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所取得的勞動成果進行分配,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經濟成份,則采取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大小進行分配,這樣很難體現機會均等和社會公平。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勞動之外的其他生產要素的作用是極其重要的。基于此,十六大報告提出“四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把勞動與資本、技術、管理并列,都作為生產要素之一,各自以提供者和所有者的身份同時參與分配。也就是說,勞動不再處于特殊的地位,同資本、技術、管理一樣只是生產要素之一。

      資本在財富創造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那么,承認資本創造財富作用的同時,當然就要承認資本在財富分配上的地位。但是,傳統的社會主義分配理論恰恰是忽視或者說否定了資本的作用,認為只有勞動者最為重要,資本不僅不創造財富,而且還具有剝削性質,甚至成為壓榨人民的勞動工具。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們要充分發揮生產要素的作用,要讓勞動、技術、知識、管理及資本,都充滿活力,充分發揮它們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承認和尊重資本的作用,是十六大報告的重要創新,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分配理論對資本的認識,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分配理論。

      過去我們過份強調勞動,把勞動作為特殊生產要素置于特殊的地位,與我們對于勞動的不正確認識有深刻聯系。我們往往把非體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對立起來,把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對立起來,在歧視腦力勞動和復雜勞動的時候,必然將把從事管理、技術、經營者的勞動當作具有剝削性質的勞動。雖然技術和管理的所有者--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在參與生產的過程中,既有資本的投入,又有勞動的投入,他們參與分配所依據的貢獻大小既取決于勞動的復雜程度,又取決于人力資本投資多少,但將其與資本和勞動區分,并列為“四種生產要素”,其積極意義是十分明顯的。這樣,不僅能夠在充分肯定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所投入的勞動和資本價值基礎上,進一步調動他們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且有利于推動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對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更新換代以及經濟效益穩步提高,都有積極的作用。在工業化和信息化為特征的現代化過程中,腦力勞動和復雜勞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技術和管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腦力勞動和復雜勞動,在經濟生活中恢復它的原有地位。

      二、提出了各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參與分配的“要素貢獻論”

      十六大報告中,不但提出了“四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還明確了各要素按貢獻大小參與分配的“要素貢獻論”。

      在傳統分配體制中,雖然提出了按勞動分配和生產要素參與分配,但對分配的標準,對如何評判“按勞分配”中的“勞”,沒有明確的規定。“按勞分配”中雖提出了“勞動尺度”問題,但并沒有作出明確的具體規定。這種分配理論,著重于以勞動為基點評價收入,因而往往把勞動收入當作社會主義性質的,把非勞動收入當作非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在一定歷史時期的特殊歷史背景造成了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分配體制,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十六大報告調整了評價收入的基點,不再僅僅把勞動收入作為分配評議基點,而是強調各種要素的貢獻,按貢獻大小分配收入,以要素貢獻作為基點評價收入,即“要素貢獻論”,充分體現了分配理論上的重大創新。

      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參與分配,各要素的貢獻又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由于經濟活動對各生產要素利用的要求不同,使某些要素具有更大的稀缺性,對經濟增長具有更高的貢獻率。例如在農業經濟時代,勞動是主要生產要素,發揮著核心作用,其貢獻率是相對較高的;但到了工業經濟時代,資本成為最稀缺的資源,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迅速提高;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如技術、管理)的作用和地位明顯上升,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日益提高。同時,不同的生產要素其貢獻率是不同的。貢獻的大小取決于勞動者按照所提供勞動的數量和質量,投資者按所提供資本數額多少和資本的類別,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則按照勞動復雜程度和人力資本投資的多少,這就必須通過勞動市場、資本市場、技術市場及其它市場的運轉來實現對“四種生產要素”的分配。這樣就在分配制度上首次引進了市場機制,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是對過去多年來所實行的分配制度的一種創新和發展。

      三、確定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則

      在收入分配調節中,過去雖然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但說法比較含糊。效率和公平之間如何兼顧,如何優先,沒有明確的規定,在實際操作中難以把握,必須重新尋找效率與公平之間的新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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