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一商品經濟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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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商品經濟的含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勞動生產率；商品價值量；勞動價值論；反比

中圖分類號：F01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2)02－045－06

馬克思關于勞動生產力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成反比關系的理論，是多年來從事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的學者所公認的。然而，近些年來，在面對運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來解釋市場經濟的價格現象時，有人卻提出了所謂的“勞動價值論悖論”，即“生產力日益提高與以GDP為代表的價值總量不斷增加”相矛盾，進而批判馬克思的勞動生產力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的“反比說”，提出形形的所謂勞動生產力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成“正比”的學說。甚至有人在“正比”說的基礎上，將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對立關系解釋成二者之間的“正和”關系。這些學者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所謂發展已經涉及到了經濟學大是大非的問題。為了更好地堅持和發展，本文試圖就如何正確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主張勞動生產力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正比”的同志進行商榷。

一、勞動生產力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反比”的理論基礎

關于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給出的最經典的論述如下：“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一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馬克思的這一論述在方法論上最具特征的地方在于，馬克思緊緊抓住了勞動二重性學說。馬克思在另一個地方則明確指出“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于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因此，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么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正是因為有不同生產力條件下，兩個相同勞動量提供的總價值量相同，所以才會有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反比。因此，理解馬克思勞動生產力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反比，關鍵在于正確理解勞動二重性學說。

正確理解馬克思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反比理論，另一個關鍵點就在于要正確理解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價值問題的方法論。事實上，馬克思對勞動生產率和商品價值量之間關系的研究，是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進行的。這也就決定了，勞動生產率指的是生產這一商品的勞動生產率，而不是指后來人們所說的“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和“社會勞動生產率”。

在簡單商品經濟為背景所闡述的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的關系是本質關系，而在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這一本質關系進一步轉化為其各種現象形態。在《揭開勞動生產力與商品價值量之間關系之謎》一文中，丁堡駿教授利用轉形理論對馬克思的反比原理進行了解析，他認為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之間的關系是本質關系，而伴隨著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階段，資本主義的競爭關系在部門內部產生，并進而擴展到不同部門之間時，商品價值表現形式也由商品的個別價值形式轉化為市場價值、生產價格形式；勞動生產率與市場價值或生產價格之間的關系則只是現象形態的關系。他以優、中、劣三個生產條件遞減的同部門企業為例(見表1)，說明不同勞動生產力條件下，當商品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形式后，勞動生產力與商品價值量之間的本質關系也將體現為不同的現象形態：

通過上表可知，在競爭條件下，同部門企業在勞動生產率遞減的情況下，相應生產出的商品個別價值量為6小時、8小時和10小時，成遞增的趨勢排列，個別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個別價值量成反比。由于生產這一商品的個別勞動生產率條件下生產出的商品個別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是商品總量的總價值分攤到單位商品上的價值量，因此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反比關系在這里就表現為個別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個別價值量的反比關系。與此同時，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卻并沒有帶來商品價值的變化，各類生產條件下每一小時的勞動仍創造一小時的價值，如優等條件下6小時的勞動創造6小時的價值，或15倍的6小時勞動共創造90小時的價值，換算回來即1小時創造1小時的價值；中等和劣等生產條件下亦然。因此，同一勞動在同一時間內創造的價值量總是相等的，與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沒有關系。

當商品價值的表現形式轉化為市場價值時，同一勞動時間內提供的市場價值也就是社會價值會隨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如表1所示，優等條件的生產企業利用6個小時的勞動創造了8個小時的市場價值，即每一小時勞動可以創造4／3的市場價值；中等生產條件1小時勞動可創造1小時的價值；劣等條件的企業10小時勞動創造了8小時的市場價值，即1小時勞動僅創造4／5小時的市場價值；可見，所謂的“同一勞動在勞動生產率高的條件下提供更多價值”的說法中所指的價值，其實是價值(個別價值)在市場價值范疇上的價值實現；勞動生產率越高，能夠提供的市場價值就越多，反之亦然，可見市場價值與勞動生產率是成正比的。

馬克思說：“因為在競爭的條件下一切事情都以虛假的、顛倒的形式表現出，所以單個資本家會以為：(1)由于單位商品價格降低，他從單位商品賺到的利潤降低了，但是由于商品量增加，他才賺到較大的利潤……(2)他確定單位商品的價格，并通過乘法確定產品的總價值，可是，本來的過程卻是除法，然后才是乘法，乘法以除法作為自己的前提。庸俗經濟學家實際上只不過把陷入競爭中的資本家們的奇怪想法翻譯成一種表面上比較理論化的語言，并企圖借此來說明這些想法正確而已。”資本家觀察單位商品價值量隨著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而變化這一事實時。先計算“乘法”，再計算“除法”，即他們首先看到的是單位商品價格降低了，但生產出的商品數量增加，相乘后才得利潤增加的結論；在價值決定的問題上，再通過價值總量除以增加后的商品數量確定單位商品價格。而馬克思則認為，這種算法是荒謬的，正確的推演方式應該是先算“除法”，后算“乘法”。以表中的優等生產條件的企業為例，馬克思主張在價值決定上應先算“除法”，即首先要用全部商品的勞動時間90小時除以商品數量15件產品，從而得出商品的個別價值為6小時。丁堡駿教授認為，這一推演過程也恰恰是馬克思對“成正比論”批判的精髓。

隨著競爭在不同部門之間充分展開，等量資本要求等量利潤，市場價值進一步轉化為生產價格。生產價

格和市場價值一樣，同為商品價值在不同條件下的表現形式，分析其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的方法也相同，在此不加贅述。

總之，“價值、市場價值和生產價格是抽象層次不同的三個范疇：價值是本質，市場價值和生產價格則是它的邏輯發展的不同階段的轉化形式。”無論在何種勞動生產力條件下，無論商品價值量的表現形式如何，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現象關系如何變化，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之間的本質關系是不變的。

二、“成正比”說的主要觀點與理論邏輯

國內學術界對馬克思的反比原理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的學者，雖然其理論依據與論證邏輯不盡相同，但理論主張卻是基本一致的：單位商品價值量與生產這一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正比。這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是以谷書堂、柳欣為代表的“正比說”觀點。谷書堂和柳欣兩位教授是國內較早對“反比論”提出質疑的學者。兩位學者在《新勞動價值論一元論》一文中提出，如果單位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那么就會出現無論生產力怎樣提高，全社會的價值總量都不會增加，因此就不會有人愿意提高勞動生產率。為解釋這一所謂的“難題”，兩位學者把勞動生產力引入到價值決定中來，把勞動定義為由其生產的一定量的使用價值所體現或支出的勞動，即勞動=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將較高勞動生產力水平下的勞動可以提供更多價值的原因，歸于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并由此推出了價值量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的結論。

二是以錢伯海為代表的“正比說”觀點。廈門大學錢伯海教授在《關于深化勞動價值認識的理論思考》一文中，提出了勞動者的勞動和生產資料中物化勞動共同創造商品價值的觀點。他認為，馬克思創立的勞動生產力和商品價值成反比的理論和現實的經濟實踐是相矛盾的，因為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地提高，現實中的社會價值量不僅沒有減少，而且是不斷增加的。因此錢伯海教授明確地提出，如果既要堅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又要解決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條件下商品價值量不斷增加這一理論上的難題，就只能用活勞動和物化勞動共同創造價值的理論來解釋這一類現象，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資料在生產中創造的價值量還將越大。由此，錢伯海教授得出了勞動生產力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正比的結論。

三是以程恩富、馬燕為代表的“正比說”觀點。程恩富、馬艷兩位學者在《馬克思“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變動規律”新探》一文中指出，馬克思關于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反向運動規律暗含一個重要假定前提，即撇開了勞動主觀條件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而只考慮勞動客觀因素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在這樣前提條件下，馬克思才能將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具體勞動聯系在一起，將價值與抽象勞動聯系在一起，進而確定勞動生產率取決于具體勞動的效率，使用價值的變動是具體勞動生產率作用的結果，兩者按同方向變動。兩位學者以傳統權威教科書案例為例，得出馬克思在考察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時，完全沒有考慮勞動生產率與勞動主觀因素復雜化之間的變量關系的結論。由此兩位學者認為，馬克思提出的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變動規律在理論在邏輯上和實踐上都存在著缺憾，這一缺憾不僅引起了經濟理論界關于勞動價值論的長期的爭論，也與勞動生產率日益提高和社會財富的價值總量日漸增加的經濟現實相悖。因此，在引入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主觀因素勞動復雜性之后，兩位學者得出了單位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的結論。

四是以孟捷為代表的“正比說”觀點。孟捷在《技術創新與超額利潤的來源――基于給予勞動價值論的各種解釋》中也提到“正比論”不僅適用于同部門企業的比較，還可以擴展到不同部門的層次，并引入了馬克思列舉的紡紗工和珠寶細工的例子，在這個例子中珠寶細工的復雜勞動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創造出更多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并假設珠寶行業是不存在勞動生產率差異的，因此也就不存在超額剩余價值，這里同一時間內創造出來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差異是由勞動復雜程度帶來的。他認為這一觀點之所以飽受“反比論”的詬病，原因在于其與馬克思上述的論斷相矛盾。孟教授認為馬克思所說的“同一勞動”可以解讀為兩種含義，一種是生產同種使用價值的勞動，也可以解釋為勞動的復雜程度不受技術變革的影響，仍然和先前的勞動復雜性上保持同一。

三、對“成正比”說的幾點商榷

1、揭開“總量之謎”

(1)破解谷書堂、錢伯海等的“總量之謎”

谷書堂、錢伯海兩位學者所面臨的問題是，“勞動生產力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反比”同商品絕對價值降低的矛盾。面對這一矛盾，他們斷言資本家會失去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動力。因而，以此為借口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進行所謂的發展。我們發現馬克思也面臨著同樣的一個謎，“為什么只關心生產交換價值的資本家，總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換價值”。事實上這個謎，既不是谷書堂、錢伯海時代才存在的，也不是馬克思那個時代才有的，而是在重農學派魁奈時代就已經存在了的。魁奈說：“你們認為，在工業產品的生產中，只要不損害生產，越能節省費用或昂貴的勞動，這種節省就越有利，因為這會降低產品的價格。盡管如此，你們又認為，由工人勞動創造的財富的生產，在于增大他們產品的交換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0章中，已經在勞動價值論的框架內，運用個別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差別，及競爭中商品按社會價值出售揭開了這個謎。

(2)破解馬艷、孟捷等所謂的“總量之謎”

科學技術的進步促進了勞動生產力的不斷提高，根據馬克思的反比原理，單位商品價值會隨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不斷降低。馬艷和孟捷等學者觀察到現實經濟生活中以GDP為主的社會價值總量指標體系不降反增，由此他們提出這一現象是與馬克思的反比原理相違背的，是該原理無法解釋的，被這部分學者稱為“總量之謎”。破解馬艷、孟捷等人的所謂“總量之謎”應從以下角度入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勞動越來越多地卷入商品生產，因而GDP總量必然增加。

要解決這個所謂的“總量之謎”，我們要從GDP等社會價值總量的構成入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認為，商品的價值量w是由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c、加上工人的工資v、再加上工人勞動的增值部分(剩余價值)m構成的，即W=c+v+m。根據馬克思商品價值量公式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可以揭示出社會價值總量增加的路徑和真正源泉，從而輕易破解所謂的“總量之謎”：

(1)生產過程中工人活勞動投入的不斷增加，是社會價值總量增加的根本原因，工人的活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堅持正比說的學者往往忽視了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條件下，活勞動的投入的變化。這種變化包括“質”和“量”兩方面，從“質”的方面來說，為了更好地操作先進的機器設備、適應科技的發展速度，人們在教育、培訓等人力資本投資上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大提高了勞動力價值；就“量”方面而言，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適齡勞動人口高峰期的來臨，我國就業人口總量也持續大幅增加。活勞動的質和量的增進，直接導致工人活勞動的增加，從而增大了社會價值總量。

(2)勞動生產率提高條件下，活勞動投入的增加必然帶來剩余價值量的增加，從而增大了社會價值總

量。在剩余價值率不變的條件下，活勞動的增加會使剩余價值量的增加；更何況，在科技的促進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往往會帶來剩余價值率的提高，活勞動較之以往可以創造更多的剩余價值。

(3)生產資料的投入量增加，也會使社會價值總量增大，但物化勞動不會發生價值增殖。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物質、文化和服務的需求要來越多，為了滿足日益增加的需求，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作為生產的物質基礎，其投入量不斷增加，增大了社會價值總量。但需要注意的是，轉移生產資料舊價值的物化勞動不創造價值，實際上考慮到折舊和損耗的因素，生產資料的價值還會出現一定的貶損。

綜合分析以上三條價值總量增長路徑，我們不難看出社會價值總量增加的真正源泉是由活勞動投入增加帶來的。以上提到的主張勞動生產力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成正比說的學者，閉口不談勞動量增加的事實，而片面地將GDP增長看作是勞動生產率提高這個單一因素作用的結果，這是十分錯誤的。

2、用“物化勞動創造價值論”不能科學地解釋價值總量之謎

谷書堂、錢伯海等學者認為，要解決所謂的價值總量之謎，就只能用勞動和物化勞動生產資料共同創造價值的理論來解決這一現實社會的經濟難題，并且是科學技術越先進，生產資料在生產中創造的價值量就越大。用物化勞動創造價值來解釋價值總量之謎，不過是傳統庸俗經濟學的錯誤觀點的翻版，即用形而上學的方法為收入找尋最直接的來源。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薩伊在斯密教條的基礎上認為，生產中的資本、土地和勞動這三個要素是創造價值的源泉，每一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都能得到相應的收入。馬克思將其稱為“三位一體公式”。薩伊的生產要素創造價值的分配理論，對以后庸俗經濟學家和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理論影響極大，他們在分析各個階級的收入時，都是以薩伊的這個理論為依據的。對這一錯誤思想，馬克思早已經批評過了。因此，用物化勞動創造價值不能解決總量之謎問題。馬克思則在勞動生產力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反比的基礎上，運用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的轉形理論，通過對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分析，科學地解決了這一謎題。資本家對超額剩余價值的追逐，總是試圖使自己商品的個別價值低于市場價值(社會價值)。從而使自己獲得一個超額的價值，而這是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實現的。所以，馬克思說：“商品的絕對價值本身，是生產商品的資本家所不關心的。他關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時實現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的實現本身就包含著預付價值的補償。因為相對剩余價值的增加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成正比，而商品價值的降低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成反比，也就是說，因為同一過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價值提高，所以就揭示了一個謎：為什么只是關心生產交換價值的資本家，總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換價值。”正是資本家對超額剩余價值的追求，不斷使勞動的生產率得到提高。當個別資本家的這一行為成為所有資本家的普遍行為時，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就得到了普遍提高，超額剩余價值生產也就轉化為相對剩余價值生產。這樣，馬克思就辯證地解決了為什么價值總量不變而資本家仍然樂此不疲地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謎題。

3、用“勞動復雜程度高的勞動創造更多價值”為成正比說辯護徒勞無益

馬克思在分析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之間的關系時，有這樣一個理論前提：“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于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因此，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么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馬艷和程恩富兩位學者認為，這個假定前提只考慮勞動客觀因素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忽視了勞動復雜程度和勞動強度等勞動主觀因素的影響。他們引用《資本論》的原文，試圖說明馬克思在個別企業分析層面上、甚至整個世界范圍內承認，受到勞動復雜程度和勞動強度的影響，“勞動生產率高的勞動提供更多的商品價值”這一觀點。對此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孟捷，他在論述“正比說”不僅適用于同部門企業的比較，還可以擴展到不同部門的層次時，引入了馬克思列舉的紡紗工和珠寶細工的例子，試圖說明在即使不同的部門之間，在同一勞動生產率條件下，同一時間內復雜勞動可以創造更多的價值(及剩余價值)。

馬艷和孟捷的觀點實際上都是將勞動的復雜程度和勞動強度作為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主觀因素，試圖證明生產率高的勞動天然就是復雜勞動；生產率低的勞動天然就是簡單勞動；反之，復雜勞動一定是生產率高的勞動，簡單勞動一定是生產率低的勞動。如按照他們的邏輯，生產率高的勞動就是多量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創造更多的價值；生產率少的勞動是少量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創造較少的價值，那么在研究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關系時，勞動量得不到統一，就無從考量勞動生產率的高低了。“正比說”所主張的“勞動復雜程度高的勞動創造更多價值”的觀點實際上是將勞動生產率層面的比較，錯誤地理解為不同勞動量的比較。造成以上謬誤的根本原因在于“正比說”研究方法論上的錯誤。馬克思在研究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時并不是“忽視了主觀因素”，而是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作為物的因素就是客觀的，人的勞動是主觀因素，所以，不應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因素分為主觀和客觀因素，勞動生產率本身就是生產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的效率。

在“勞動復雜程度高的勞動創造更多價值”的觀點基礎上，馬艷、程恩富兩位學者對馬克思的上述經典論斷中的“同一勞動”、“同一時間”，做出如下解讀：“同一勞動是指同一企業的勞動，同樣的時間則是指這一部門生產某種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孟捷也認為馬克思所說的“同一勞動”可以解讀為兩種含義，一種是“生產同種使用價值的勞動”，一種是“勞動的復雜程度不受技術變革的影響，仍然和先前的勞動復雜性上保持同一”。這無疑是曲解了馬克思的“同一勞動在同一時間創造等量價值”這一著名論述。馬克思運用辯證法將勞動進行高度地抽象和概括為“同一勞動”，這是對勞動的質的規定，“同一時間”是勞動的量的規定，不能將其割裂；“同一勞動”其實是千千萬萬勞動的一個“標本”，只有“質”和“量”的同時規定才能真正體現其標準性。所以，正比說的學者口中作為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主觀因素，在分析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關系的假定前提中就已經既定，即已經舍象掉了勞動的具體形式，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之間及勞動強度的換算也已經在其背后完成了，這里的勞動已經是同質的、無差別的抽象勞動。在此前提下，分析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的關系時，才有可能將“同一勞動”放在不同的勞動生產率條件下進行比較：同一勞動在不同的勞動生產率條件下創造等量的價值，但生產的使用價值不同；從而得出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反比，與使用價值量成正比的結論。反過來說，主張“正比說”的學者在分析勞動生產率不同條件下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的關系時，以“馬克思未對生產過程的主觀要素沒有界定”為由，用勞動的差異否定勞動生產率的差別，來否定討論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對單位商品價值量的影響是在“同一勞動”的基礎上進行的這一前提，從而破壞了研究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關系的基本前提。

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