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世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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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世界經濟范文第1篇

關鍵詞：結構調整、城市化、資本形成、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盡管受到非典沖擊，但GDP 高速增長的趨勢依然沒有改變，今年將一舉突破七上八下的格局，預示著整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增長的景氣周期。

1998年以來，國家通過積極財政政策及相配套的銀行貸款大規模投入到基礎設施，使經濟增長穩定在七上八下格局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一枝獨秀。5年來的發展，中國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調整，基礎設施的投入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礎，工業化在消費和出口的拉動下在逐步升級。2003年，人均GDP 達到1000美元，中國經濟進入了世界上比較公認的一個“增長加速”[2]的時期。增長的加速器表現在兩大引擎上，即工業化和城市化，同時配合著資金流程和資本形成的改變，經濟增長加速，經濟結構和資金配置結構調整的累積效應產生了明顯的效果。

中國2003年強勁增長的第一動力仍是“投資推動”，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加速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但理論上的解釋和提出的政策卻是差異很大的。從理論上看：（1）中國經濟增長“不具備持續的動態改進的力量”（張軍2002《經濟研究》6期），以TFP 衡量的持續改進在1992年后就不顯著了，中國存在著通過投入推動的“過度工業化”，這與克魯格曼對東南亞經濟發展的評價“東亞無奇跡”即主要是靠投入支撐是相一致的。（2）以經濟所宏觀課題組的系列文章為代表的觀點認為，高增長依然是合理的，但由于制度障礙導致了兩大問題：一是制度性的投資饑渴使“經濟過熱”導致波動；二是更多地集中討論了轉軌時期的體制對經濟發展政策執行的障礙，如體系性緊縮就是對貨幣政策和傳導機制的一種總結；（3）中國高速經濟增長中存在著巨大的結構性變革和技術改進，代表作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強調了“高儲蓄和高投資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同時指出了結構配置優化，“資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對增長有重要貢獻”，分析了資本形成和形成效率對增長的貢獻（王小魯、樊綱2000），《大調整：一個共同的主題和必然的選擇》（經濟所宏觀課題組1998）、《中國經濟走勢分析》（劉樹成等）、世界銀行《2020年中國經濟》，也都強調了結構變革的貢獻和結構變革的方向。從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淵源來看，資本形成一直是經濟增長核心，發展經濟學早期中的“大推動”、“低水平陷阱”、“非均衡增長”、“結構化變革”等，也包括金融深化等的研究的都是通過一切手段提高資本形成推動經濟發展。

傳統發展經濟學強調了資本對經濟發展的啟動作用，而后的發展經濟理論強調了公平、社會進步、市場機制和制度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針對發達國家提出了內生增長的“持續”理論，缺少對中國這樣一個已經啟動起來、要繼續前行的大國發展的理論表述。從全球發展的歷程看，結構變革，特別是伴隨著非農就業增加的變革始終是發展的主線，資本形成是引擎，資本的配置效率是關鍵。

中國經濟在高資本形成的推動下不斷增長，其能持續的原因是經濟結構的變革和市場化的推進，提高了資本形成的效率。本課題從結構調整的累積效果入手，分析資本形成的持續性和效率性，特別分析其形成方式和配置方式中的制度障礙，試圖再探討中國經濟的結構變革、可持續增長與宏觀政策的選擇基準。

一、結構調整的累積效應：低價工業化和高價城市化雙引擎

自1998年以來，政府大規模投資對經濟結構調整產生了累積效應，最明顯的標志是由工業化這一經濟增長的單引擎發展到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雙引擎。2003年中國經濟出現了自主增長。

1.低價工業化

工業化始終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一條主線。隨著改革開放，特別是中國鄉鎮企業的崛起，開創了一條全新的農村工業化道路。上億農民以低成本的方式進入工業部門，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相關研究表明，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導致勞動力配置對GDP 增長的貢獻平均在1.5個百分點，這還不包括其對產業結構調整效益的貢獻（林青松2000、王小魯2000、世界銀行2000）。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如果說80年代基本靠“老農”（即鄉鎮企業的發展以及大量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那么90年代基本靠“老外”（即大量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的發展以及沿海地區外向型產業模式的基本形成）。

低成本是工業化的核心競爭力，這包括勞動力成本低、土地價格低以及實際稅收低。“離土不離鄉”政策大大推動了低價工業化。農民工成本僅僅按“剩余勞動力”定價，并且不需要住房、社會保障等所有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工資外成本，農民工的這一切都可以在鄉村土地上得到解決。鄉鎮土地征用是“無償”或低價的。沒有了城市社會保障、城市土地與基建開發、基礎設施的營運，與城市相匹配的高稅收在地方上很多是減免的。在這里通過農村的“廉價”土地和剩余勞動力把工業化的成本給節約下來，不僅在早期的“離土不離鄉”的鄉鎮工業上造就了低成本，而后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則使中國產業繼續保持了這一低成本優勢，吸引全球的產業轉移和采購，中國正逐步成為世界的“大工廠”。

工業化進程產生了兩個結果：其一是推動了非農就業，把農村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先是“離土不離鄉”的鄉鎮工業，而后是勞動力流動，到發達的地區去就業。其二是長期工業化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的產能和資金。在人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升級的情況下，因工業結構本身的調整尚未完成而出現的結構性產能過剩、工業增長速度放慢就是必然的了。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尋找新的增長引擎。城市化可以說正是上述工業化發展和累積的一個結果。

2.高價城市化

中國1992年進行了土地要素和資金要素的體制改革，特別是土地要素從無價變為有價，開啟了城市化進程。由于“要素價格雙軌制”（即土地和資金利率價格雙軌制）以及微觀主體的“軟預算約束”，剛開啟的城市化導致了“房地產熱”、“開發區熱”等經濟泡沫，形成巨額不良資產，國家開始調控、軟著路。同時土地要素的價格改革得以初步完成，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家通過積極財政政策，發行國債，投資于基礎設施啟動內需，城市化進程因此有了基本架構。1998年以來，國家一方面大規模地投資于基礎設施以推動城市化進程，另一方面啟動住房消費信貸，將消費者與城市化進程對接，作為城市化最重要標志的房地產業成為支撐經濟的重要因素。

2001年，中國人均GDP 約為1000美元，城市人均估計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為37%，也就是說，有近5億人口處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飛點上。城市居民的消費結構升級和城市化引致的投資，特別是住房、汽車、電子類耐用消費品、娛樂、金融、交通通訊等服務的升級將決定未來中國的發展。從2002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城市化高速發展的階段。2003年城市化的主導將逐步從中央積極財政的推動轉向地方政府推動。中央政府積極推進了基礎設施的建設，形成了城市化的基本構架。隨著中央財政赤字的加大和財政支出逐步轉向再分配，城市化的基礎設施將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動。地方四級政府，省、地市、縣、鎮全面在政府履新年里積極“土地批租”融資，實施基礎設施政府擔保貸款等，加大城市化的投資活動，城市化引致的投資仍然是今年投資啟動的重要部分。

與工業化相比，城市化是高成本的，這包括：（1）基礎設施的高投入。如水電、燃氣、公路和綠地都是高投入，需要政府的推動；（2）社會保障的高投入。一旦農民變為市民，社會保障就是必需的。大量的公共支出如教育、環保和城市運營等都需要政府財政支持，因此城市化的另一個特征就是為公共支出而征稅??－較高稅收不可避免。高價的城市化直接表現在：高的土地價格、高的勞動力成本（增加社會保障）和高的稅收。城市化的第一階段是基礎設施投資；第二階段，隨著城市化過程，大量的農民變市民，核心支出就是社會保障。目前中國總體上的城市化處在第一階段，但也開始遇到第二階段的問題了。社會保障現在支出比較低，農民土地征用費用也較低，城市化的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非常低。但從國際經驗看，社會保障支出是城市化后的最大支出。

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得益于自9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的累積效應，政府推動的城市化和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兩大主推動力。雙引擎的含義不僅是投資配置，更重要的是非農就業的雙重配置，即工業化過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過程中的服務就業。當前的非農就業中服務業就業比重遠要高于工業就業，因此，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雙重非農就業是邁向現代化的關鍵。

二、資金流程變化與資本形成

結構調整的成功源于資源配置的變革。與上述“從工業化到城市化”的結構變化相對應，中國的資源配置（主要是資金流程以及資本形成）方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1、銀行資金流程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銀行（此前主要是財政）。1990年代后，隨著產品市場競爭的加劇，企業開始破產，銀行壞賬問題凸現出來；加上1992、93年形成的房地產泡沫，銀行壞賬問題非常嚴重。1997年后國家四大商業銀行開始了嚴格的貸款管理，出現“惜貸”現象。資金向國家集中，商業銀行把存款放到央行和購買國債，貨幣政策盡管通過連降利率來擴張，但實質上是緊縮的，即政策上擴張和體制上收縮（宏觀課題組，1999），貨幣放不出去。

1998年國家加大了對經濟的刺激，銀行放款有了新的渠道。而這些新渠道都與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關。一方面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央發行國債，銀行則提供國債配套資金投向基礎設施領域；另一方面是與城市化消費相關的個人消費信貸的發展。這樣調整的結果是，銀行中長期貸款逐步從工商企業轉向與城市化相關的個人消費信貸與基礎設施貸款。

我國商業銀行開辦個人住房貸款業務始于1980年代中期，但當時消費信貸發展緩慢，到1997年底，全國消費信貸規模僅為172億元。1998年以來，消費信貸步入了快速增長軌道，特別是個人住房信貸成為消費信貸發展的重點，個人住房貸款占個人消費貸款的比重高達80－97%.1998－2001年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分別為426.16億元、1357.71億元、3376.92億元、5597.95億元。2001年與1997年相比，增加了5425.95億元，增長了32.55倍（見表1）。2002年，住房信貸增加的同時，汽車貸款增加迅速，新增超過了住房，個人消費信貸隨著居民消費的升級，還會有一個較大的增長。對比1992年的房地產熱，這次是居民真實的消費需求帶動的，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市化水平非常高（鄧宇鵬1999）。更為中性和科學的分析認為，按照國際經驗分類，中國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相當。工業化和城市化呈現明顯的兩階段，第一階段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第二階段，工業化穩定或下降，城市化率的提高完全是由經濟服務化導致非農就業的比重上升所帶動，未來發展的關鍵仍然是非農就業（郭克莎，2003及表3）。

行業務完成了第一次轉型，從生產型貸款逐步轉向個人貸款、基礎設施貸款和企業貸款，但過于集中在個人和基礎設施貸款，導致風險集中，需要銀行業務的再次轉型，積極開展中間業務，形成新的收入來源，再次降低壞賬比例。但這一轉型取決于證券市場的發展。特別是在國家逐步淡出積極財政政策的時候，留下來的融資缺口需要新的融資彌補。加大企業的直接融資安排，提高結構效率十分重要，但從當前證券市場的發展狀況看實現這一目標有很大挑戰。

從中國居民儲蓄增長、金融資產分配和意愿上看，基本的事實是：（1）高速增長的儲蓄總量，2003年第一季度儲蓄為10.86億，每年增長20%；（2）金融資產分配有極大差異，2001年最高的20%的城市居民家庭占金融資產的66.4%，而最低的20%則只占1.3%，，富裕家庭對資產選擇多樣化的要求非常強烈（國家統計局2002年9月）；（3）居民金融資產希望獲得中長期的保障和收益。在中國產能過剩，大量資金從產業部門析出，同時資金供應多，并逐步開放外國資金渠道條件下，如果不能更廣泛地開拓資金運用渠道，在“限制下供應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必然夠快增長（這既包括股票價格的上漲也包括房地產價格的上漲），這就是日本的教訓（見劉霞輝2002）。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還需要大量資金搞建設，拓寬資源配置渠道和居民選擇渠道才能合理分流現有的銀行儲蓄。

中國資金受到渠道配給限制，不能按資源-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去配置，導致了資本-價值創造能力的下降，資金價格不能真實地反映需求，特別是政府過度參與配置資源，扭曲了資源的需求和價格，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挑戰。

四、保證持續增長的政策選擇

城市化的推進以及與之相應的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將中國經濟帶入了新一輪的景氣周期，但高價城市化以及資本形成過程中政府過度參與所導致的種種問題（價格扭曲、結構、效率等問題）也給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挑戰。此外，從增長必須伴隨結構調整、而貫穿結構調整的主旨是“非農就業”看，如何有效地擴大“非農就業”將是未來的更大挑戰。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即高價城市化、資本形成及非農就業的挑戰，它們之間實際上是相互關聯的），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中長期的政策選擇應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國土規劃和地方政府改革，尋求降低城市化高成本的道路。

當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是多層次的政府體制，導致土地、基礎設施和福利制度的不規模運營。尋求降低成本的城市化政策已經時不我待，重要的一條就是土地規劃和地方政府改革，配合實現的手段就是集中，撤并鄉鎮，進而消減鄉鎮一級地方政府，形成中央、省和市三級，不但對于城市化有利，對地方、農村的財政改革也都具有戰略意義。

地方政府改革，特別是縣以下地方政府的全面改革將是城市化進程中的重要一步。傳統體制下設立的公社，和后來形成的鄉鎮一級政府，主要是與統購統銷聯系在一起的，現在職能基本上已經消失，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鄉鎮政府的歷史功能應該結束，這樣有利于節約土地和創造有規模經濟的城市；另一方面也能解決好農民負擔問題、基層人滿為患和財政破產問題。事實上，不撤銷鄉鎮一級政府，農民問題、土地較大范圍規劃問題和基層財政破產問題是難于解決的。中國正面臨著城市化發展的期，解決好與城市化相適應的政府體制是十分重要的。

（2）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擴大非農就業。

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不斷轉移的過程。這一過程伴隨著非農就業是良性的，否則會出現“人口漂移”，即人口從農村漂移到城市，形成城市中的農村和“貧民窟”。非農就業不僅要依靠工業化的發展，更要依靠城市化進程中服務業的發展。國際經驗表明，城市發展的規律是獨立于工業發展的，城市發展的道路是服務，只有通過深化服務才能提高城市的整體競爭力，否則隨著地價上升，企業的營運本上升，產業轉移是必然的。中國當前很多發達的中心城市仍然拼命地通過補貼發展“工業園區”，對提升服務業品質投入不足，這是需要扭轉的偏向。

國家這幾年放松了第三產業的管制，大量非公企業的投資熱潮，極大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這是非常正確的。服務業要向高附加值的深化發展與人力資本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教育是服務業深化發展的關鍵。城市發展應加大城市發展規律的探索，而不應重復“同構的工業化”。

（3）完善金融體系，通過間接杠桿調整貨幣政策。

配合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金融體系需要進一步改革和發展，因為正如前述分析，金融體系是提高資本形成規模和效率的關鍵元素。

金融體系的完善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發展資本市場，將其居于企業和地方政府投融資的最主要渠道，這包括股權和債券融資以及資金配置。在證券市場中，債券市場是發展的重要部分，特別是企業和地方政府債是發展的核心。二是體制改革，推進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所有權多元化的改革，將壞賬逐步剝離后上市，改變銀行體制，同時加大利率市場化的改革；而股票市場的問題是“國有股”的體制改革，增量改革是比較可取的方法。三是建立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不僅僅是銀行體制，證券市場也應該建立起多層次的服務體系。只有金融體制的改革和結構的調整才能提高資本形成的效率，資金的價格才能合理地反映出其稀缺程度，否則要素價格的扭曲，會導致資源的誤配置（misallocation ）。

在貨幣操作上注意運用間接手段，目前運用間接杠桿的條件基本成熟。1998年后中長期貸款均開始抵押，如個人抵押貸款、房地產開發的抵押貸款和基礎設施的收費權抵押貸款，這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非常成功的方面，形成了貸款抵押比例調節的手段，其調整是非常迅速和有效的。另一個就是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和公開市場操作的改革。通過這些市場方式調控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將比較平穩。

（4）實行稅制改革，促進資本形成與產業升級。

出口退稅制一直是中國刺激出口、擴大外需的一個成功手段。不過，出口退稅也帶來一定的財政負擔。今年出口退稅的欠款已達到2500億左右，負擔過重。去年以來美元貶值，提高了中國出口競爭力，應該是逐步減少出口退稅的好時機。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長進入以城市化為帶動的景氣周期，給以消費帶動的產業升級提供了機會，特別是機械裝備工業的升級。從現階段發展看，重振中國內需，特別是裝備工業產業升級需要稅收上的激勵；另外，現階段出口主要是制成品的出口，加工工業的升級也需要增值稅的改革。

因此，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應逐步從“出口退稅”激勵，轉向“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的減稅方案。當前的生產型增值稅，投資品不能抵稅，而采用消費型增值稅，就只對增值部分征稅，所有購進價值（包括投資品）都可以抵稅。這種由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化，將直接刺激國內企業的更新改造，擴大投資，從而促進資本形成，帶動工業產業的全面發展（經濟所宏觀課題組，2000）。從財政改革看，由于所得稅的不斷提高，創造了流轉稅的改革時機。從生產型增值稅轉到消費型增值稅盡管每年會減少國家稅收500-600億，但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從長遠看，這樣的稅制改革，可以促進資本形成與產業結構升級，從而為結構變革與長期增長提供了可能。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處在一個增長周期中，城市化和工業化是其發展的兩大引擎，資金流程的變化是有利于增長的，通過進一步政府、金融體系和財稅改革必將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和非農就業的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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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當前的世界經濟范文第2篇

一、發達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出現分化

美國經濟發展在2010年上半年連續兩個季度放緩后，三季度出現反彈。但是，2010年美國新增就業112.4萬人，與奧巴馬政府經濟刺激計劃新增300萬個就業崗位的目標相去甚遠，2008~2009年兩年美國共失去836.3萬個就業崗位，2010年12月失業率仍然高達9.4%。產能利用率處于較低水平，私人消費對經濟的支撐作用有限，三季度消費信貸仍在收縮，外貿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連續兩個季度為負。2010年11月，美聯儲又推出總額為6000億美元的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

歐盟經濟受部分國家債務危機影響，經濟復蘇力度弱于美國和日本。二季度在德國經濟帶動下，歐元區季度增速環比達到1.0%，但三季度明顯回落。為了應對希臘、愛爾蘭等經濟體出現的債務危機，歐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先后出臺了附帶條件的金融救助計劃。在歐央行維持寬松貨幣政策的情況下，債務風險較大的希臘、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和法國等國家被迫緊縮財政赤字。歐洲就業狀況仍在惡化，2010年11月份歐元區失業率仍然維持在10.1%；其中，西班牙和愛爾蘭失業率分別高達20.6%和13.9%，部分國家勞工退休制度改革導致頻繁的罷工。

2010年,日本受益于亞洲經濟快速增長，二季度減速后，三季度明顯回升，前三季度經濟總體表現好于美國和歐元區。由于通貨緊縮、內需疲軟和日元升值，二季度經濟減速，失業率上升；8月份公布了新一輪經濟刺激計劃，9月中旬日本央行直接干預匯市，10月初將政策利率進一步下調到0~0.1%，繼續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三季度經濟回升，就業狀況有所好轉，四季度通貨緊縮出現好轉跡象。

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減速，通脹壓力增大

2010年上半年，新興市場國家印度和巴西保持了強勁增長，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大，但三季度以來工業生產開始明顯減速。印度前三季度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三季度經濟增長速度達到8.9%；經濟快速增長使得今年1月份通貨膨脹率高達16.2%，印度央行自去年3月份以來6次加息，將基準利率由3.25%上調到11月份的5.25%。通脹率11月下降到9.7%，但工業生產增速回落到2.7%，為2009年6月以來的低點。

巴西2010年二季度經濟開始減速，三季度增速下降到6.7%，通脹壓力增大。4月份通脹率達到5.3%，4月以來3次加息，將政策利率由8.75%上調到10.75%。但9月份開始，物價又開始上漲，12月通脹率達到5.9%，為2009年12月以來的高點。2010年4月以來，工業生產不斷減速，7月份下降到10%以下，10月份下降到2.1%，11月份也僅有5.3%。

俄羅斯2010年上半年開始復蘇，但三季度明顯放緩，增速回落到2.7%。8月以來通脹率開始上升，12月份通脹率達到8.8%。相對于俄羅斯過去兩年的通脹，目前仍處于溫和水平。6月以來俄羅斯工業生產明顯減速，增速降到7%以下，11月僅有6.7%。

三、全球流動性泛濫增加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

美國、歐元區和日本推出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全球貨幣供應量大大超出實體經濟的需求，導致流動性泛濫，國際大宗商品和資產價格上升，股市虛假復蘇和波動，風險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

美聯儲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促使美元貶值，美元指數再創歷史新低。金融危機前，由于美元長期持續貶值，2008年4月美元月度指數下降到84.0081的歷史低點。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經濟收縮幅度小于歐洲和日本，美元指數曾于2009年3月份回升到96.6990。此后美聯儲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美元指數走低。2010年上半年，歐洲部分國家債務危機爆發，美元指數再次走強。盡管三季度美國經濟明顯好轉，但隨著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美元指數再次走弱，11月份創出到83.9754的歷史新低，12月美元指數仍處于84.6904的低位。

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在波動中上升。2010年1~4月，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全球經濟快速復蘇，石油、金屬和糧食價格指數分別上漲9.2%、14.0%和3.1%，鐵礦石季度價格指數更是上漲65.3%。此后，歐洲部分國家債務風險擴散，市場信心受到影響，加之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美元走強，能源資源產品價格下挫，6月份，石油、金屬和糧食價格回落到年初水平。三季度以來，隨著美元貶值，石油、金屬和糧食再次開始上漲，12月石油、金屬和糧食分別比年初上升16.7%、25.2%和27.5%，鐵礦石季度價盡管四季度有所回落，仍比年初上漲80.2%。

市場不確定性風險增加，全球股市出現分化。2010年，美國股市在波動中上漲，截至12月16日，道瓊斯工業指數、標準普爾500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分別上漲9.6%、11.3%和16.5%，美國主要股指的變動與美元貶值也呈現一定的相關關系。歐洲德國和英國股指與美國類似，同期分別上漲17.5%和8.6%；而受債務風險困擾的國家股指大幅下行，希臘、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和葡萄牙的跌幅分別為在31.8%、19%、12%、5%和3.7%。同期，秘魯、阿根廷、泰國和印尼股指上漲超過40%，俄羅斯和韓國也超過20%，印度超過13%。其他主要經濟體日本、法國和巴西股指則略有收縮。

全球經濟不平衡復蘇使得各國財政貨幣政策明顯分化，短期資本流動不確定性增大，抵消了各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效應。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緩慢，失業率高居不下，市場缺乏信心，仍然需要寬松財政貨幣政策支撐。而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經濟保持了較快增長，通脹壓力增大，很多國家需要緊縮貨幣政策。主要經濟體經濟和貨幣政策分化，導致資本更多地流向增長較快和通脹壓力較大的新興經濟體。一方面，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對美國國內經濟的刺激作用減弱，新增的貨幣供應大約有80%流向國外；另一方面，全球流動性向增長較快的發展中國家集聚，增加了這些國家管理通脹的難度。

四、貿易、經濟和貨幣摩擦相互交織

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社會積極協調、共同努力，使得大規模的貿易摩擦并未爆發，但貿易摩擦也未有效減少。世界貿易組織（WTO）2010年11月份《全球貿易回顧》年度報告顯示，2008年10月~2009年10月，WTO成員國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案例增長低于預期，涉案金額占全球進口總額的1.01%，產品集中在農產品、金屬及制品、機械設備等領域。2009年11月~2010年10月中旬，WTO成員國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案件數量盡管有所下降，但涉案金額占全球進口總額的比重上升到1.20%，產品集中在金屬及制品、機械設備、礦產品和交通設備。

各類貿易救濟調查數量均有下降，發展中國家成為貿易救濟調查的主要發起者。2010年1~10月，WTO成員國共發起反傾銷調查120起，同比減少63起。其中，印度和巴西分別發起32和24起，歐盟發起13起。同期，WTO成員國共發起反補貼調查7起，同比減少19起；發達國家是主要發起者，美國和歐盟分別發起3和2起。這一時期，WTO成員國發起保障措施共18起，同比減少5起。其中，印度尼西亞和烏克蘭分別發起7和3起。

衛生檢疫和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增多，發展中國家使用頻率上升。2009年11月~2010年10月，WTO成員國共使用衛生和動植物檢疫一般措施990次，同比增長381次；緊急措施77次，同比僅減少3次。其中，發展中國家使用衛生和動植物檢疫措施比重達69%，同比上升7個百分點。2009年11月～2010年9月，WTO秘書處共收到1329起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通知，同比增加58起。其中，80%來自發展中國家。

美元持續貶值和世界經濟不平衡復蘇，使得部分國家被迫直接干預匯市，導致匯率摩擦加劇。2010年下半年，美元進一步貶值，給很多國家帶來了壓力。9月份，美國眾議院更是以壓倒多數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旨在對來自匯率低估國家商品加征特別關稅，為美元貶值提供借口。為了減緩美元貶值導致日元不斷升值對日本經濟的不利影響，日本政府9月15日通過其海外商業銀行實施6年多來的首次外匯干預。巴西、南非、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等國財政部或央行也已表示，會采取措施避免本國貨幣大幅升值。

當前的世界經濟范文第3篇

【正文】

增長減速

為了說明發達資本主義的增長出現了什么情況，我們來看看美國在整個“二戰”后時期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最初的20年，美國全部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平均增長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間的增長率與1950-1970年間的增長率相比，明顯放慢。減慢的意義可以從這樣的事實看出來：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長率不持續地減退，那么美國經濟在2000年將比其實際水平高出大約20%。

這種顯著的放慢也是伴隨著技術的重大飛躍（所謂“新經濟”）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剝削的全球化的擴大而發生的。像計算機、因特網等信息技術的進步，即使考慮它們對辦公室工作和庫存管理等的所有影響，也仍未提供資本主義維持較高增長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未接近主導了20世紀大部分經濟史的以汽車為中心的地面交通體系的發展所帶來的長時間的刺激效果。

盡管有停滯趨勢，但核心國家的資本確實從近幾十年的全球化趨勢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這可以從以下三點看出：(1)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般工業國的增長率普遍下降；(2)富裕國家對初級產品需求的快速增長對于剛經歷非殖民化的窮國的較大增長作出了貢獻；(3)然而，不平等交換和欠發展的進一步惡化等狀況很快抓住了這些貧窮國家。它們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勵的戰略：增加制造業出口（由尋求低工資勞動力的多國公司所促進，并由尋找新的貸款市場的外國銀行融資）。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剩余作為利潤和債務利息流向富裕國家。不利的貿易條件、相同市場上日益增加的競爭和核心經濟體的增長放緩，共同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和增長率的決定性下降，同時很多貧窮國家出現負增長。

因而第三世界國家除少數例外在增長率上遭受了20年的嚴重下降，而且很多國家降到零以下。現在，隨著一個新時期的全球增長減慢，它們的狀況已從嚴重發展到嚴峻了，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經濟危機和最大的外債拖欠為證。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2000年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寫到，使金融不穩特別是威脅欠發達國家的潛在問題還沒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亞洲的金融／外債危機很可能是三幕劇的前兩幕。2001-2002年圍繞阿根廷比索的災難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開始，——但是該劇的剩下部分如何展開，我們仍不得而知。

資本過剩的趨勢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經濟學家指出，商業周期已成為過去的事物。“信息時代”的“新經濟”如此有效，以致資本家在對當前和未來狀況有更確定的了解的情況下，將作出更理性的決定。然而，卡爾·馬克思的洞見，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障礙是資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經濟增長減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資率趨向于超過最后需求的增長。在經濟上升期中，為了滿足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增加市場份額所需要的產出的快速增長導致創造出過剩的生產能力（閑置的工廠和設備）。當需求的增長不能達到設計規劃時，公司會出現大量未使用的生產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貨。于是進一步的投資被抑止了，因為面對相當多的過剩生產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資——這有時被稱為“資本過剩”。

應當清楚的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問題沒有真正的解決辦法，因為資本不斷地面對這一事實：投資的主要障礙是投資本身。盡管投資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產品市場的最終飽和所限制。每一個大公司在競爭的持續推動下為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而斗爭，最終使投資的有用貢獻轉化成為其反面。在這樣的環境下，過剩資本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任何一次經濟減速中都發揮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尋求保護它們利潤空間的大企業往往通過減少其生產能力的使用而不是減價（主流經濟理論引導人們如此期望）來保護它們的利潤空間。

制造業生產能力的使用最高點在1964-1975年的10年間，而最低點在1975-1984年間。初步的數據顯示，自1983年以來，2001年是生產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過剩資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極不愿意在面對相當數量的過剩生產能力和存貨時投資，增長減速是自我強化的。這種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別是在電信領域特別明顯。

生產力萬應靈丹

面對增長減速，經濟學家經常轉向以提高生產力作為萬應靈丹。生產一般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動機，因為它被期待著能作為內在機制運行以推動這一體系的自我擴張。它被設想成這樣運行：(1)技術的提升和／或勞動密集程度的提高產生不斷增長的勞動生產率；(2)相應的資本剩余的增加被用來降低價格和／或提高工資；(3)其中任一種方式將導致需求增長；(4)需求的增長又成為資本擴大生產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間真實發生的事情和這種教條根本不同。從1980年開始價格沒有下降，也沒有出現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義增長的工資增長。植根于實際工資停滯的每小時產出和每小時實際工資之間的鴻溝意味著，從1980年開始從生產力增長中獲得的幾乎全部好處被資本作為剩余價值剝奪了。制造業部門既沒有降低價格，也沒有提高工資，以跟上每個工人產出的增長。這（和新的工廠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為產出的增長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業持續地在服務部門擴大，而服務業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資極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債務

債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通常的、必然的組成部分。它在這些方面發揮作用：推進對外貿易，為季節性產業提供運行資金，補充對私人企業的投資，而且當然也通過國債的方式幫助在稅收和支出之間達到平衡。債務也能刺激經濟。例如，大多數人沒有足夠的積蓄購買新房、汽車或居室家具。當以信用卡購買時，沒有房產抵押、信用卡貸款就不能發生的經濟活動發生了。當資本家貸款建立一座新廠或一個零售店，或一家醫院貸款建設一棟新病房樓時，經濟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崗位的創造所刺激，后來由新機構中的人員充實和供給所刺激。

債務作用的重大變化發生在1980-2000年間，正是在這一時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決定性地減速了。從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償還債務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當穩定。主要和“二戰”開支聯系的政府債務下降，但相應的別的債務，如公司的、消費者的和金融機構的債務卻增長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經濟相對較快的增長越來越大地依賴私人債務的作用。這種債務刺激消費者購買并推動建立生產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償還的私人債務的增長以更快的速度飆升。也就是說，它成為保持經濟增長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償還私人債務總額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債務（私人加上政府）達到GDP的3倍。生產性經濟現在全部地依賴于如山的債務，這種依靠債務而維持的經濟生命需要越來越多的債務。

而且金融部門持有總債務的越來越大部分。這里我們又一次將1980年看作經濟變化的一個關鍵點。從1945年到1980年，金融債務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單單金融部門的未償還債務總額現在幾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償還債務總額的35%。

到衰退階段消費部門債務仍在增長，這是這次衰退迄今為止表現得相對溫和的主要原因。盡管十多年來實際工資沒有增長、失業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圖維持開銷。然而要這種情況持續很長時間而不被突然打斷是不可能的。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家庭債務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賭博資本主義

如上所述，服務部門是投資和就業的重大領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機，實際上，這只是賭博的另一個說法。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部門不再局限于生產、雇傭和投資的需要的范圍之內。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它已變成一個不斷增長的自主掙錢形式，這在衍生市場尤其明顯。一種金融衍生工具從另一種金融工具衍生出價值。例如，一種金融期貨就是在未來某一時刻購買某種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債券的協定。衍生工具傾向于放大收益和損失。如果一種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價上升了，通過衍生工具獲取的利益將飆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資產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價值可能驟然跌落。金融價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個體參與者的風險，同時也增加了整個金融部門和整個經濟的風險。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產凸顯出衍生市場已變得多么大。圣地亞哥法學院教授弗蘭克·帕特諾伊(Frank.Partnoy)說：“不規范的場外交易衍生市場，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現在卻構成了總衍生市場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險……安然在1985年創立時僅僅是一個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為一個脹破肚子的場外衍生交易企業。僅在2000年，它的與場外衍生工具有關的資產和負債上升了5倍多。”

美國公司包括金融機構債務的大規模擴大顯然是和這種廣泛而日益增長的投機活動相關聯的。安然只是這種情形的一個放大的例子。結果是，如果作為基礎的經濟變衰，或推遲結算日子到來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沒有經常地引進，那么金融結構就越來越搖搖欲墜，越來越易于釀成災難。

無人知曉這將導向哪種結果。最好的情形是，債務堆積和債務結構日益增加的不穩定性將限制經濟從周期性的下滑中擺脫出來。最壞的情形是，一個嚴重的金融崩潰可能進一步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生產能力過剩和金融不穩定在一個越來越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幾乎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經濟學家》雜志2001年8月25日載文說，“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個世紀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這次衰退面更廣。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國經濟下降，但是日本、德國和新興的東亞繼續繁榮，從而緩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這次衰退還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多國家同步發生的衰退。這中間有很大的風險。近些年，通過貿易和投資，經濟越來越連為一體……由于美國和日本投資崩潰，這些國家大幅削減從東亞的進口。但是東亞國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導致它們相應地削減不僅從美日而且從歐洲的進口。一個更長時期的美國（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處于體系邊緣的窮國在世界經濟的普遍危機中受到的傷害將最嚴重。如前所示，不發達國家在過去20多年中人均經濟增長率停滯了（除極少幾個例外），這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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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世界經濟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公路；經濟效益；影響因素；對策

中圖分類號：F5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4-0-01

一、公路經濟效益受到制約的主要因素分析

公路系統受到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等方面的主要因素制約，但是其中最為突出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員工在思想認識上略有欠缺。目前，整體公路管理體制的條條框框都受到了傳統計劃經濟模式的影響，因此導致公路相關部門的員工思想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夠徹底地擺脫舊時期的傳統觀念，無法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從而沒能夠樹立出正確的市場經濟觀念，在公路有關部門中，很多員工都存在靠、要、等的落后思想。這也使得公路相關的部門難以發揮出其主觀能動性，也導致員工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也受到了“傳統”的壓迫。

（二）沒能將公路系統的管理體制理順。從目前我國公路系統的體制來看，依然采用的是半下放的管理形式，公路的建設與養護中所花費的資金撥付都是通過省廳實現。省廳對公路行業管理進行直接的管理，地方僅僅是對于人事、行政和黨群做出相應的管理。如此，能夠將地方以及公路行業的積極性充分的調動起來，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點：這一種體制對公路系統的建設以及養護無法滿足省里的計劃要求，也無法滿足其地方經濟發展所要求的公路建設以及養護的標準。

（三）在公路建設以及養護方面的資金投入不足。由于每一年計劃中所投人的費用不足，再加上相應材料價格大幅度的上漲（養護公路所需），也大大增加了公路養護成本，逐漸形成了公路部門的掛賬資金，因此，也只能夠通過負債的形式來支持公路的建設以及養護的運行。

（四）公路部門人員超編現象嚴重。隨著最近幾年來公路系統當中各個部門的人員在快速的增長，從而導致過剩的情況逐漸地顯露出來，甚至出現了“人吃路”等情況。另外，相對較差的市場競爭力也成為公路經濟效益增長受到制約的因素。

二、提高公路經濟效益的相關對策

在當前的公路系統中，“兩科效益”也會對經濟產生一定的制約作用。所以想要扭轉現狀，就需要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充分的發揮出內部經濟效益以及社會經濟效益。

（一）提升思想認識。作為公路系統部門的有關人員，不能夠一進部門就感覺到有了穩定工作，沒必要學習了。應該不斷地增加專業方面的學習，將自己的思想認識水平提高到新的臺階，用新型的市場經濟觀念代替以往舊的觀念、舊思想，從而通過有效的措施讓公路的建設、管理與養護等能夠有序、協調的發展下去。

（二）增強運營效率，健全管理制度。就目前的公路工程的運營管理來說，需要考慮到：其一，在內部設置健全的管理機構和健全的組織；其二，根據不同的特征，從而制定與公路運營相互匹配的管理制度。只有如此操作，才能夠確保公路工程組織機構能夠具備權威性、科學性。作為運營管理來說，如果能夠創新管理制度，那么就能夠讓整理管理系統充滿無限地活力，并且相應的工作也能夠按照制度順利的進行下去，如此，才能夠保證公路工程最大化的經濟效益。

（三）科學管理，挖掘潛力為了促進公路社會經濟效益的不斷提高，就需要科學的管理公路系統，強化公路的建設與養護工作，此外，還需要公路系統的好路率滿足指標規定中的要求。此外，公路內部存在無限的潛力，我們也要對其進行深人的挖掘，在養護公路時，需要做好資金、人員、設備等各個方面的準備，才能夠確保順利的進行公路養護。此外，在建設與養護上，也需要做到有設計與規劃，在均衡合理、科學編制的原則之下，利用有限的資金來獲取最大的投資效益。

（四）多種經營方式的發展。在公路經濟活動得以發展的同時，我們還需要考慮到進行中的公路經濟活動是否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以及發展規律，并且也需要適當的調整公路系統內部結構，轉換經營機制，讓非養護單位也能夠獲得更好、更快的發展，從而有利于形成與發展新型的公路經濟增長點。

（五）降低運營管理成本。在我國，由于公路工程投資主體多元化，導致運營工作缺乏統一的、有效的行業管理，造成機構重復設置，設備重復購置，人員崗位設置隨意，導致人員、設備利用率偏低，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影響效益的發揮。為實現統一的、有效的公路工程運營管理，可以探討在省內組建一個公路工程運營管理機構，對省內公路工程運營項目進行統一的行業管理。首先把一些能合并的機構進行合并，切實把崗位、人員壓減下來。其次把養護、工程等專項工程推向市場化，引入競爭、激勵機制。通過多種措施盤活固定資產，提高設備的使用率，降低負債經營率，降低運營管理成本的投入，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六）盡快實現全省聯網收費，提高公路工程通行效率。隨著公路工程的不斷發展，聯網收費將成必然。它將最大限度地減少路橋收費站數量，規范收費行為，杜絕收費人員貪污作弊的漏洞，降低運營管理成本，提高物流、人流效率，方便人民群眾，具有很好的提高公路工程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功能。

三、結語

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交通運愉業是基礎性的產業，也是現代化經濟的重要支撐載體和標志，在交通基礎中，公路是最為關鍵的組成部分。但是，隨著公路財政投入的不斷加大， 那么相應的經濟效益的回報是否能夠與財政投入相對應呢？在經濟騰飛的時代，公路運營條件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群眾的關注。在這一背景下，如何才能夠抓好公路經濟效益，就成為公路有關部門的首要解決問題。實現公路經濟效益最大化，才能夠促進行業的快速發展，才能夠在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才能夠進一步的發展下去。

參考文獻：

[1]陳玉紅.公路經濟的制約因素與解決措施淺析[J].現代營銷（學苑版），2012（05）.

當前的世界經濟范文第5篇

包裝設計在一定意義來說也屬于工業產品設計的一個重要部分，所謂包裝之前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商品的磨損，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商品市場競爭的加劇，人們對于商品的個性化需求也與日俱增，于是產品的包裝設計也越來越明顯。在當前商品利益的驅使之下，好的包裝設計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更好的體現商品的價值，最大程度上提高消費者的購買欲望，于是商品的包裝設計功能就成為刺激欲望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在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之中，不僅工業產品的設計功能受到廣大消費者的重視，工業產品的包裝功能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因此，這就迫使工業企業在提升自身的產品素質之外也要提升產品的包裝質量。

2工業產品設計與包裝在促進工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2.1工業設計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源頭。

回顧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我們不難發現，現代工業技術的發展為世界經濟的發展進步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工業設計的發展也為經濟的發展進步提供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推動作用。工業設計的進步也使得相當多的國家和地區正式踏入到發達國家的行列。工業產品的設計具有極大的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于是當前的世界經濟已經展現出由物資投資轉向智力投資的勢頭。當前的企業家都在加強設計部門的投資，將產品的設計視為為了企業發展的生命所在。未來的工業設計也在引導著人們消費趨勢的轉化。消費也在最大程度上促進了生產的巨大發展。產品包裝也在跟當前的消費者發生著越來越緊密的聯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民經濟獲得巨大的發展，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產品也逐步走向了世界市場，參與到市場競爭當中來。

2.2工業設計與工業包裝是提高產品附加值的重要途徑。

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使得大量的工業產品進入到了千家萬戶中，近年來，伴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人們在要求產品質量過硬的基礎之上也對商品的可觀賞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賞心悅目的商品即刻價值倍增，越來越受到廣大消費者的喜愛，包裝精美的商品進入到消費者的手中，經濟利益大大提高。這不但提高了商品的附加值，極大地提高了自身的藝術魅力。

2.3工業設計與產品包裝是應對當前市場競爭的重要對策。

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的經濟在發展中面臨著各種新型的挑戰，隨著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接軌，我國降低進口關稅，我國的工業企業面臨著更大的挑戰。因此，面對技術實力并不是相當雄厚的輕工業集團，就需要我們不斷地提高我們的商品層次來面對外面市場的競爭壓力。

3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