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眾心理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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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心理壞處范文第1篇
這次調查問卷共制400份，回收392份，其中有效卷共計374份，包括男174份，女200份。調查對象為在校本科生。其中大一93份，大二136份，大三44份，大四101份。
本問卷的題目可分為三個部分，從第一題到第五題是第一部分的，可以反映出對愛情的看法。而第二部分是第六題，主要是選擇對象的標準。最后一部分為第七題，是針對具體情況作出分析，分成有或有過戀愛經歷和尚無戀愛經歷兩大方面，分別有對應的兩組小題。均采用選擇題形式，有單選題，多選題和排序題。
一、從總體來看。
1、在第一部分中:
⑴對于“如何看待大學生戀愛”這個問題，多數人持無所謂態度（66.5%），既不表示支持，亦不表示反對。這表明當代大學生在對待戀愛方面，具有一定的理智性。支持的比例也不小，占30.5%，反對者僅10票。這其中的原因有如下幾點：①整個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逐漸從保守走向開放。②大學生絕大部分年齡超過18歲，他們渴望證明自己成熟，而戀愛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③大學生課余時間多，并且經歷了十二年寒窗苦讀，希望通過戀愛放松一下。④大學生全部住校，離開父母家人，約束較少。
⑵“戀愛最大好處”這道題的票數相對分散，并不能用單一選項反映出來，則列出前三項來比較。故票數排前三位的是：戀愛可以豐富生活，可以促進學習，共同進步，可以在難受無助之時有人依靠。同樣，“戀愛最大壞處”這道題和“戀愛最大的好處”一樣較分散，有28.8%的人認為戀愛“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壞處”，而有28%的人認為戀愛最大的壞處就是“容易受傷”。
⑶約有1/3的人堅信人世間有永恒不變的真愛，1/3的人只是有時相信，有時不信，搖擺不定。不相信的人也占了約1/5。大概有9.8%的人曾經是相信，而現在已經不再相信，也有極少數人由曾經的不信，轉化成為現在的相信。
⑷有一個古老的難題，同時處于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之間，請問該作何選擇？近一半的人都選擇了愛我的人，1/3的人選擇了我愛的人，還有17.1%的人逃避了這個選擇，他們兩種人都不選擇。
從以上的數據不難看出，大多數當代大學生對待戀愛，應該算是理智的。他們能清醒地分辨愛情的好處與壞處，既不盲目反對，也不一味支持。在大學生中，既有對愛情充滿了憧憬的，也反反復復，搖擺不定的，當然也有害怕受傷，自我保護的，或是正在熱戀之中，你儂我儂的。當然也不乏曾被情所傷，不愿再愛的。但從總體上看，多數人對待愛情都持有冷靜而執著的態度的。從這些分散的數據中也可以窺見當代大學生自由獨立的思想，他們進入大學后，感覺到大學學習方式與中學學習方式的巨大差異，而很多不甘落后，想繼續保持向上學習心態的意志力不是很強的，學生希望通過戀愛相互鼓勵，這一想法不難理解。對于“愛我的人還是我愛的人”這個問題，近一半學生選擇愛我的人則與中國人的性格有關。至于對戀愛壞處的看法可以看出有些大學生的心理承受力還不是很強的，他們還是擔心自己會受到傷害。
2、進入第二部分：
選擇戀愛對象，每個人心中都會有自己的一個度尺。那么，大學生心中選擇戀愛對象的標準是什么呢？我們還要求了排序，結果發現第一，第二的分別是：
⑴內涵修養大半數大學生都會將該項放在自己的首選標準的位置上
⑵興趣性格也有過半選票
從以上兩個選項中可以看出，大學生已經開始重“內”而輕“外”。身材相貌的選票遠遠低于以上兩項，且幾乎都是在排序中的老末。當代大學生的審美情趣不僅僅停留在外表相貌等外在的“硬件”，而是內涵修養等內在的品質。雖然“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它已不再是影響大學生戀愛的主導因素了，而人品和興趣性格已經成為大學生選擇戀愛對象的主要標準了。這與當代大學生隨著知識經驗的增加不無關系。
3、最后，我們來看看第三部分。
⑴在調查中，已經有過戀愛經歷的或目前正在戀愛的人數占總人數的45.4%，而從未有過戀愛經歷的占54.6%。當然，這個數據只是華師內部的，而且年級之間的樣本數控制的不是很好，可能對數據有一定的影響。
⑵在有或曾有過戀愛經歷的人中，對于“為什么戀愛”這個問題，3/4以上的人都選擇了“因為愛所以愛”。當時設計這一選項時，是考慮到有時愛其實也并不需要一個特點的理由，大概感覺對了，也就愛了，大有“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意味。結果大家幾乎都是這個表態，認為戀愛的理由是無法用言語表達清楚，更不可能用隨隨便便的幾個字說出來，所以選了這個含含糊糊的答案。不過仍有13%的人選擇了其它。
⑶約有一半以上的有或有過戀愛經歷的人認為戀愛是不會影響友誼的。看來大學生并不會一頭扎進愛里，而忘了與周圍人的聯系。也有34.2%的人大概是在同伴口中被稱為“重色輕友”的那類同學了，他們還是處理不好愛情與友情的矛盾，選擇了戀愛會影響友誼。
⑷67.9%的有或有過戀愛經歷的人會為了對方而改變自己。由此可見當代大學生的戀愛并不幼稚，他們多數具有單純的貢獻精神，他們會為了維護這一段愛情而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和犧牲。
⑸有73.8%的有或有過戀愛經歷的人會把戀愛和婚姻聯系在一起，這反映出了大學生戀愛并不是盲目的，而已經有了成熟的體現。他們表現出了已經具有的責任感，而且十分認真，不再是孩子了。
⑹而在尚未有過戀愛經歷的人中，有71.6%的人表示自己可能會在大學期間戀愛，可能性隨緣分而定。有12.4%的人表示不會在大學期間戀愛。這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大部分人的理智性，不強求，也不會一味拒絕，時刻對戀愛保持平和的心態，正是當代大學生的一個較為普遍的特點。而不排除認為大學戀愛過早而表示不會在大學期間戀愛的同學。也有8.8%的人認為在大學時期人們都比較單純，容易得到純真的感情而表示會在大學期間戀愛。極少數人沒有考慮過這方面的問題。
⑺而在表示“會”和“隨緣”態度的人中，問及“為什么會戀愛”時，有80.3%的人也同樣選擇了“因為愛所以愛”。尚有7%的人表示自己是“隨大眾”。看來，從眾心理在大學生戀愛中雖然不是起至關緊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于一些人身上，而表現出一定的盲目性，“有我亦有”。不過這種心理比例甚輕，造成這方面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校園戀愛比率上升，很多同學看到別人都有了，所以自己也希望能戀愛。
⑻有過半數尚未有過戀愛經歷的人對自己現在的狀況并不滿意，想要改變自己現在的狀況。而最想改變的首先是學習，依次是人際、工作和戀愛，，不排除他們尚未戀愛與自己學習、人際、工作等方面有關的可能性。正因為將學習等放于心目中的第一位，故戀愛對于他們來說并非必不可少。由此可見當代大學生總體上并不像有些小說里所說的那樣只追求風花雪月其實在多數大學生的心目中學習遠比戀愛重要，他們不會過分去追求愛情，而通常報以“有則好，無也行”的態度，冷靜而又認真；成熟而又單純。
二、而在性別差異上，男生和女生的選擇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1、在看待大學生戀愛的態度的問題上，男生持支持態度的明顯多于女生，而女生持無所謂態度的相對多些。男生有一半的人堅信人世間有永恒不變的真愛，而女生僅27.86%堅信，男生不相信的人數也多于女生。男生在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的選擇中，選我愛的人的票數近似于是女生的兩倍。從以上可以看出，男生比女生更直爽，更坦率，更主動，敢于追求自己所愛。而女生則傾向于模棱兩可，怕受傷害。這方面的差異，是由于男女本身的性格差異有關。根據spss程序的相關分析，看待大學生戀愛的態度與性別的相關系數是0.255，是否堅信真愛與性別的相關系數是0.209，選擇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與性別的相關系數是-0.209。
2、女生多數認為戀愛最大的壞處是容易受傷，而男生則認為是花費太多。從這可以看出男女生在戀愛時的特點，大概是因為戀愛時多由男生掏錢，故男生認為最大的壞處是花費太多，而女生總擔心對方變心，而女生又天生敏感，比較脆弱，故認為最大壞處在于容易受傷。并且中國傳統中，女性都處于一種接受愛情的地位，而自己主動追求愛情在以前相當一段時間內是不受歡迎的。雖然現在這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還是對中國女性有所影響。
3、愛情選擇標準排序，女生的前三位是：內涵修養、興趣性格、處事能力。而男生的前三位是：內涵修養、興趣性格、身材相貌。故可見在第三位的選擇上，女生注重男生的能力，而男生注重女生的長相。根據spss程序的相關分析，愛情選擇標準第三位與性別的相關系數為0.206。
三、在這次調查中，考慮到我們的有些問題的選項不能完全地反映出同學們地觀點在個別選項處設計了“其它“選項，并請選”其它“項的人將自己的觀點寫于后置橫線上。統計結果分析：
1、有12%的人在“戀愛最大好處”上選“其它”，其中大多數人認為戀愛可以“滿足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也有人認為戀愛最大好處是有一個“精神支柱”，有人認為戀愛是“必然趨勢”“該來的，躲也躲不了”。有人希望愛情能“讓自己成熟”。由此可見，隨著身心各方面的成熟，大學生對戀愛的定義早已超出了一般友誼的局限。多數會想到“性”，尤其是男生。多數人的戀愛思想已經成熟了，已頗有成人化的感覺了，但過于強調這方面，對大學生來說，是否顯得太早了點呢？
從眾心理壞處范文第2篇
高職畢業生的一般心理問題
1、就業焦慮心理。就業焦慮是指畢業生在落實工作單位之前表現出來的焦慮不安。個體對多種生活環境的擔憂或對現實危險性的錯誤認識直接導致了焦慮。美國心理學家貝克的研究表明：焦慮水平與對結果的不現實期望和幻想有關，所期望和幻想的結果越嚴重，焦慮水平就越高。高職畢業生若自我定位不當，面對就業挫折，精神就會處于一種焦慮狀態；有的畢業生認為社會是復雜多變的，進入社會后無論從事何種職業都必須面對復雜的人際關系，而這些人際關系是他們在大學生活中少有接觸的，他們沒有勇氣去面對所謂深不可測、復雜多變的社會。高職畢業生的這種過度或持久的焦慮體驗，形成就業焦慮心理，嚴重影響了其正常的生活和就業。
2、自卑、保守型心理。自卑是一個人對自己的不滿、鄙視等否定的情感，是對個體的得失、榮辱過于強烈的一種心理體驗。當這種自卑心理嚴重時就可能發展為自暴自棄，甚至失去生活樂趣。高職大學生剛進大學時都比較自信，然而在日后的比較中發現自己無論在能力、成績以及特長、素質等方面都很一般，甚至不少方面遠遠落后于本科學生時，強烈的自卑感就會嚴重地困擾著他們。在就業時對用人單位提出的各種苛刻條件和問題，不是以積極的態度去爭取，而是悲觀地認為自不如人，以消極的態度面對，在求職擇業過程中缺少必要的主動性，往往與許多適當的機會失之交臂。
3、抑郁、壓抑型心理。抑郁是指在長期持續的精神刺激因素作用下產生的一種以情緒低沉、憂郁、沮喪、自責、壓抑為主要表現的精神狀態。由于學歷偏低、就業困難及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較大等因素的長期困擾而產生抑郁、壓抑心理，同時由于抑郁的心理又阻礙了其正常的就業，由此產生的挫敗感又將加深抑郁。這類高職畢業生頻頻向其向往的單位投遞求職材料，但往往很少接到回音，在漫長的等待回音中，在希望與失落之間，他們的情緒很低落，有的甚至對求職失去信心。此類心理問題更增加了他們就業的難度。
4、浮躁、盲目型心理。在求職擇業過程中，高職畢業生面對求職擇業過程中千頭萬緒的事情，心情浮躁不安，是升本科還是就業，是暫時找個單位上班以后再調整還是找不到合適單位就不就業，是選擇專業對口單位還是挑選單位的地理位置等等問題使他們難以應付。這類畢業生沒有主見，盲目從眾，心態浮躁，最終不會順利升學或就業。
高職畢業生就業心理的自我調適
就業本身就是畢業生認識和適應社會的一個過程，在求職過程中遇到困難，甚至經過幾次挫折才最后成功是正常的。在就業過程中遇到許多心理沖突、困惑，產生一些不良情緒也是正常的。高職畢業生在遇到就業問題時應及時調整心態，從容、冷靜地面對就業這一人生重大課題并做出正確、理智的選擇。
1、適當調整就業期望值。就業市場化、自主擇業給大學生帶來了機遇與實惠，高職畢業生必須面對現實，、接受現實，不能怨天尤人。同時高職畢業生要適當調整就業期望值，要有從最壞處著想，向最好處努力的思想準備。在擇業時要看的長遠一些，學會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在當前高職畢業生學歷、素質還有待于提高的前提下，獲得一個十分理想職業的時機還不成熟，應采取“先就業，后擇業，再創業”的辦法。先選擇一個職業，在工作中不斷提高自己的社會生存能力，增加實際經驗，然后再憑借自己的努力，通過正當的職業流動，逐步實現自我價值。
2、建立合理的職業價值觀。高職畢業生在擇業時不能只考慮工作的經濟收入、工作條件、地點等因素，更要考慮職業對一生發展的影Ⅱ向與作用，應看重職業能否幫助實現自我價值。因此要在考察社會需要的基礎上，樹立看重自我職業發展、才能能夠發揮、事業成功的職業價值觀。對于那些雖然現在工作條件較差，但發展空間大、能充分發揮作用的單位要優先考慮；對于那些現在經濟發展水平不太高，但發展潛力大、創業機會多的工作地點也要重視。高職畢業生要建立適合自己發展需要的、合理的職業價值觀，實現正確擇業。
3、正確認識社會，正確認識自我，主動尋找機遇。高職畢業生擇業要知己知彼。知彼就是要了解擇業的社會環境和工作單位，正確認識面臨的就業形勢，了解用人單位的需要。知己就是實事求是地評價自己，對自己有正確的認識。要客觀、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優點和長處，缺點和短處，自己的性格、興趣、特長，要明確自己想做什么，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方向，揚長避短，用發展的觀點來看待自己，要知道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點并不可怕，可以先就業然后在工作崗位上不斷克服缺點，發展和完善自己。
從眾心理壞處范文第3篇
關鍵詞：智能手機;課堂手機使用;教學秩序
一、前言
智能手機作為網絡信息時代的產物，具有移動性、隱秘性、和實用性等特點，其功能相當于一個小型電腦，在課堂上使用方便且不易發現，所以近年來越發受到廣大大學生的追捧。而與此同時，大學生課堂上玩手機也漸漸成為一種屢見不鮮的行為，使得教師授課效果大打折扣，學生課堂投入度日益降低，這令廣大教師頭疼不已，但目前我國各高校仍然沒有有效的調整和應對措施，很多學生以大學課堂無聊、對課程不感興趣、不想聽課作為課堂玩手機的種種借口，在某些課堂甚至連教師也是用手機通信。由此可見，課堂手機依賴已經成為一種日漸普遍的社會現象，迫切的需要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
二、調查問卷結果分析
本次調查問卷以湖南城市學院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學生為對象，共發出調查問卷240份，回收有效問卷230份，回收率約為 90%。同時派發問卷時控制了男女比例和年級比例，為獲得較為全面信息的信息打下良好基礎，下面是調查結果匯總。
課堂“手機依賴”情況調查結果分析 通過與一些個人問題的交叉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到：不同年級、不同專業、不同性別的學生課堂玩手機的情況也存在差異。年級越低，上課玩手機的人也越多，大一學生的上課玩手機的現象更為普遍，其次是大二、大四。而大三學生由于專業課程開設的相對較多，所以接觸手機的時間較短，且通常男生使用手機的頻率比女生要高。另外，一般在專業課上，課堂玩手機的情況比較少，至少有一半的學生都會選擇認真聽課，而玩手機的是少數。但如果是一些選修課及公共通識課，玩手機的現象就會層出不窮。
課堂使用手機情況調查 根據調查問卷發現，我校大學生課堂上使用手機現象普遍，高達97.83%的學生都表示在課堂上使用過手機，其中有 10.87%的學生表示幾乎每節課都會使用手機，此外在45 分鐘的課堂上，使用手機10-20分鐘和20-30分鐘的學生分別為28.26%和6.52%，另有2.17%的大學生在課堂使用手機超過40分鐘，而絕大多數大學生在課堂使用手機都是在從事一些與學習無關的事情，僅有34.78%的學生是用于輔助學習。
課堂使用手機的原因調查 有65.22%的學生表示是因為教師講課的內容單調無趣，有21.74%的學生表示是受從眾心理影響，一貫表現為看見別人在玩，自己也情不自禁的掏出手機了，也有39.13%的學生表示是為了看小說或者和別人聊天，總是感覺手機響，時不時要拿手機出來。 大多數學生都表示老師課堂所講的內容、老師授課的方法、以及老師對自己的關注度，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了自己上課玩手機的頻率。76.09%的學生表示自己上課的專注度主要在于自己對在課堂的興趣度。
無手機課堂可行性調查 6.52 %的學生表示如果沒有手機，自己也不一定能認真聽課，反而會做一些其他事來代替沒有手機的課堂，只有 17.39%的學生表示如果沒有手機自己就會認真聽課。有73.91%的學生表示會因為課堂使用手機而沒認真聽老師的講課而感到很愧疚，71.73%的學生表示有意愿拜托課堂依賴的劣習，有34.78%的學生表示，老師在課堂上的勸解對于自己擺脫手機是有作用的，67.39%的學生表示如果教師多互動，多關注自己，自己就會認真聽課。 較多的學生也認識到課堂使用手機是對學習時間和學習成本的浪費，54.35%的學生認為課堂使用手機會影響課堂學習，也有意愿加以改正，但對于學校禁止學生帶手機進入課堂的措施，分別有 34.78%和13.04%的學生持反對和強烈反對態度。
三、訪談結果分析
1.學生篇 針對本校大學生課堂手機的使用量與使用范疇，圍繞著“本校大學生在課堂上玩手機的成因”這一主題，為更加深入推行課堂無手機活動，我們對幾位學生進行了訪談，了解了他們對于課堂無手機活動的看法。總體來說，以學生為代表的課堂手機黨對于課堂玩手機行為具有以下共同的認知：
（1）對手機太過依賴：由于人際交往日益頻繁，信息更新流通速度加快，手機也在無形中占據學生的內心世界，這些原因使得手機成為學生學習和生活的重心，一旦手機不在身邊或者手機沒電，學生就會出現情緒波動，比如焦慮、煩躁、抑郁等癥狀，仿佛有了手機才會有一種安全感。
（2）認知誤區：在訪談中，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而又嚴肅的問題： 就是大部分學生都認為課堂玩手機與課程學習及考試并無多大影響，大學的課程去不去上課和最后考試成績關系不大，所以認真上了課和沒認真上課的人成績無多大區別。有學生坦言，在大學里一般只有第一周的試聽課和最后一周的復習課這兩堂課最重要。通過試聽課，學生能初步判定大學老師的給分情況、上課點名情況及老師上課管理的嚴格度等，從而間接調整自己對課堂的參與度。復習課就是磨著老師劃分考試重點，確定考試難易，然后幾個人合作整理重點，死記硬背就行。不少大學生經過相互交流，都會總結“得分保過攻略”，除了眾所周知的幾個講課特別精彩的老師以外，大家聽課的標準基本上就是“課堂嚴不嚴、好不好過、點不點名、劃不劃重點”幾項。這種現象在大學生中很普遍，所以一些公選課大家都不怎么認真，自然課堂手機族層出不窮，因為最后突擊就可以了。
（3）對所學課程學習缺乏興趣 ：在此次訪談中有部分大學生指出上課玩手機是因為任課老師授課方式較為枯燥乏味，難以調動自己聽課積極性。此外，普遍認為基礎課無用也是學生上課玩手機的一大因素。尤其是在選修課，公共課通識課等等中，一個教室在座上百號人，教師在上課的時候不可能時時去關注學生“玩手機”情況而打斷自己的教學過程，而另一方面，由于學生過多，老師也無法在課堂的時候一下子照顧所有的學生，又由于學生的學習領悟能力、接受能力和思維轉換能力等諸多方面的差異。一方面，很多學習能力較低的學生跟不上講課老師的思維進度，進而覺得枯燥無味。另一方面，學習能力較好的學生卻覺得老師的授課內容過于淺顯，也產生了無聊的情緒，從而毅然拿出手機上網、玩游戲或聽音樂等來打發時間，打發無聊時間。最后，當我們問及如何給學校提意見這方面，大多數學生都在抱怨老師不風趣幽默，上課方式老套，還有些同學表示要把沒用的基礎課和選修課刪掉，這類學生占據了20%。由此可以看出，多數大學生都把自己上課玩手機歸因為外部因素，也有少部分人對手機形成依賴。
（4）從眾心理：我們采訪的大多數學生都認為上課玩手機互不影響，也不會影響老師講課，且對教師課堂的管理持懷疑態度，更有部分學生認為教師普遍缺乏公信力。由于現在大學課堂自由度比較高，課堂上手機鈴聲振動不斷打斷老師講課，大學生上課期間出去接電話的現象也屢見不鮮，所以大家對課堂手機行為已經視而不見，也并不覺得他人課堂使用手機是影響自己的行為。另外由于自控能力不夠強。有的學生也明白自己的學習任務，但在學習的過程卻經受不夠手機的誘惑，上課時總是想去看看手機有沒有電話，有沒有短信;或是看見別的同學在玩手機，也想去看看自己的手機。課堂玩手機現象越發成為一種時尚，大多數學生都抱有看著別人在玩，自己也難以控制的想法。
2.教師篇 在課堂上，教學過程中，學生卻在下面睡覺，玩手機或者自娛自樂，這本身就是對在講臺上的老師的不尊重。但是作為課堂手機族的見證者，老師們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當我們把課堂滿意情況調查結果反饋給授課教師后，也引來老師的反思。
（1）受到采訪的部分老師認為，學生上課有不良現象，主要是教師的授課內容和形式提不起學生興趣，應該加以改進。也有20%的教師認為，學生成了‘手機控’，和自己的教學質量固然有關系，但更多的是大學生自身的原因。如果要從根本上改觀學生玩手機的現象，不是通過強行制止等方式，而是應當通過適時恰當的引導、溝通，讓學生自己扔掉手中的手機，戒掉上課玩手機的毛病，這才是最好的應對措施。
（2）對于課堂上玩手機或睡覺的學生，只要不大聲講話或對課堂作出干擾，多數老師表現得很“寬容”，很少有老師當場制止學生做與課堂無關的事，更少有人明令禁止使用手機。大多數老師表示大學生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的思想意識很正常，這點道理其實他們都懂，作為老師也不好去沒收學生的手機，所以只能實行“破罐子破摔”的態度。
（3）當問及教學方法的問題，大多數老師都持無奈的態度。更有部分老師坦言，由于講課在整個大學教育里是最被忽視的一塊。教師的職稱只和論文課題掛鉤，教學方面只要上夠課時就可以，因而自己的大部分精力必須花在研究上，所以備課時間明顯壓縮，教學質量當然難免縮水。
（4）作為課堂玩手機行為的重災區，對于課堂手機黨，公選課老師更是苦不堪言，眾多老師表示，由于課堂學生數量過多，自己無法關注到每個學生，而學生大多選擇后排座位，學習氛圍更是難以調動。
四、大學生課堂“手機依賴”現象的綜合分析
我校大學生大學生玩手機現象嚴重的原因是多方面，不能一概而論，但總的來說以下原因值得關注：
學生自身原因：由于本身的自制力差，大多數學生已經產生了手機依賴，而近年來，隨著智能手機的技術革新，手機又新增了看新聞、看小說、上網之類的功能，手機娛樂的工具性的愈發突出，其作用已相當于微型電腦，極易讓學生產生依賴。另外沒有端正學習態度、對課程內容不感興趣、覺得課程太無聊、不想聽課、覺得聽不聽沒關系、瀏覽網頁打發課堂無聊時間，這些也都是大學生上課使用手機的原因。而其中的少數學生更是對老師缺乏尊重，認為上課玩手機與老師授課互不影響，因而行為更加放縱。
學校原因：當前學校部分課程結構、體系、內容遠遠跟不上形勢的需要，比如，在一些公共選修課程的設置和選擇方面，就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一方面大部分學生無法根據自己意愿選修課程，另一方面，同一課程學生數量過多，學生缺乏關注度，極易產生忽視感，這固然使得學生學習興趣大大折扣。另外，部分教材古板陳舊，內容選擇不夠新穎，無法吸引學生眼球，同時教學方法沒適時調整，課堂與考試脫軌，死記硬背的考試模式，不認真聽課高分卻照得不誤也是學生課堂玩手機的主要因素之一。
教師原因：教師的教學質量，包括教學態度、教學方法、教學內容以及教師與學生的關系對于大學生是否愿意上課也有直接的聯系。某些教師過分追求學術研究，忽視教學方法，通用照本宣科，有口無心講課方式，使得學生學習興趣大打折扣，也就是說，教師的個人魅力對于學生課堂的投入度尤為主要。
社會原因：近年來，大學生專業方向和工作不對口已經成為就業求職當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因此，不少學生開始質疑課堂的作用與意義。此外，大學生生活整體比較松懈，玩手機逐漸成為一種時尚。多數學生都有隨大流的從眾心理，可以說上課玩手機已經成為一種連鎖反應，甚至連任課教師也在上課使用手機，而大學生則更加容易受外界干擾。此外，手機功能越發全面，手機上網資費也很便宜，且相對于電腦更易于攜帶隱藏。另外，現在大學生由于受到自我、家庭、學校、社會等多重壓力的驅使，壓力往往大于從前，同時面對現在的社會壓力以及更多元的選擇，大多數大學生在自我調節方面出現一定的困惑，沒有明確的學習目標，所以學習動機也大為減弱，更加容易產生厭學情緒。
五、針對調查結果的建議
大學生課堂“手機依賴”的現象相當普遍，大學生的學習和身心健康已嚴重受到影響。但是造成大學課堂學生大面積玩手機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論，其中既有學生思想意識的因素，也有學校教學和管理方面的因素。所以治理大學生課堂玩手機的現象，必須從兩方面入手，從學生方面來說，必須進行心理矯正，提高自律能力;必須關注現實生活，注重面對面的交流;從學校方面來說，要轉變管理方式，營造良好校園環境;創新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積極加強心理疏導;提高課堂質量，增強課堂吸引力;重視實踐教育，引導大學生積極參與實踐活動。總之，通過學校與學生的共同努力，大學課堂手機族、手機控現象就一定能得到控制。
1.對于學校的建議
（1）規范大學生課堂上使用手機行為：學校為實現教學秩序的有序性、教學效果的成效性，可制定相關規章制度。加大管理力度，規范大學生課堂上手機的使用，盡可能避免大學生在課堂上使用手機影響教學質量。管理部門可采取強制要求與倡議相結合的原則，要求任課老師對學生在課堂上使用手機的不良現象予以制止與教育，在教室、食堂等人員宜集中的海報欄開展“課堂無手機”、“我們需要安靜的學習環境”等倡議活動。以凈化課堂教學風氣，提高教學質量。
（2）正確引導大學生上課使用手機行為：對手機這一現代通信工具在大學生課堂上的運用，必須作出正確認識，才能有利于大學生的健康成長。高校僅采取嚴令沒收、禁用、問責等方式來處理，顯得過于簡單，且不能達到預期成效。其實，高等學習課堂教育“宜疏不宜堵”，若想徹底擺脫手機對教學的負面影響，關鍵還是要整體提升學校的德育水平，讓廣大在校大學生具備自律意識，以健康、文明的心態運用手機。
（3）積極提倡教師改變原有教學觀念與態度：授課老師應該增加其上課的趣味性與互動性，改變原有教學觀念與態度，而不是照本宣科地上課，這樣可以提高學生上課的積極性與興趣度，從而達到活躍課堂氣氛的目的。此外，老師還應對自己課堂上存在的使用手機的情況進行勸阻，要有一定的懲罰措施，以減少學生課上使用手機的現象。
（4）豐富大學生課堂上的內容及課余文化生活： 課堂上教師授課應該注重技巧，追求內容精彩豐富，形式多變而不單調，從而及時的吸引學生注意力，使得課堂氣氛活躍，學生聽課質量的提升，關鍵是要引導學生把注意力從手機上轉移到正確的方向。此外，學校還可以結合大學生的個性特點，開展一些針對性強的活動，舒緩學生學習生活壓力，用文明倡導的方式使學生自覺形成無手機意識。例如，設立校園無手機日、倡導文明使用手機論壇，課堂手機使用優劣辯論賽等活動。總之，要讓大學生在積極參與活動中接受教育，投入到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生活中，以減少對手機的依賴，并養成理性使用手機的好習慣，進而保證在課堂上減少玩手機情況。
2.對于學生的建議
（1）除了日常學習、工作及生活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使用外，對于手機及網絡，學生應該盡量減少一些不必要的使用;此外，學生應適當參加有益的身心活動，加強與人之間的直接交流，增強自己的自信心;其他的一些聯系方式，如交流聚會和直接見面也是讓自己逐步脫離“手機依賴”的好方法。
（2）對已出現“手機依賴心理”的學生，可以適時調整心態，豐富學習生活，加強與周圍人員情感交流，緩解由手機帶來的焦慮、煩躁、缺乏安全感等癥狀;定期嘗試無手機生活，當癥狀嚴重時，有需要的學生可以到高校的心理咨詢中心去咨詢，通過學校心理醫生幫助治療，以免情況惡化。
（3）對于已經形成手機依賴的學生，則應自覺對手機依賴的壞處以及如何正確使用手機作出明確認知，逐步減少非必要的手機使用時間，轉移注意力，排解生活壓力，盡量使自己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從而達到減輕癥狀，擺脫依賴手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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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心理壞處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媒體批評是大眾傳媒和文學批評相結合的產物。作為一種新型的文學批評形態，媒體批評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們必須加強對媒體批評的建設，以促使它在今后更健康地發展。
媒體批評指發表在大眾傳媒上的，并且從大眾的角度考察文藝現象，以當下的作家作品為主要批評對象的文學批評。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大眾傳媒的繁榮發展，中國媒體批評蓬勃興起。在傳媒與大眾的共同策劃下，中國的文學批評進入了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潮，一個個專業化或非專業化的批評話題進入大眾視野，評論文章層出不窮，爭鳴之聲此伏彼起。如今，不少報刊都開設有媒體批評的欄目，如《文學報》的“新閱讀”、“新書坊”，《南方周末》的“每月新作觀止”，《中國青年報》的“新書報道”、“新作快說”等等。而互聯網更像巴赫金所說的“狂歡廣場”，其開放性和民主性使大眾有了充分的“話語權”。在網絡上，我們就經常看到網民對當下的各種文學現象展開熱烈的交流。媒體批評借助大眾傳媒的廣泛性、時效性和現代時尚的觀念迅速向受眾傳播，對受眾影響極大，幾乎占據了文學批評的主流地位，成為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
媒體批評是大眾傳媒和文學批評相結合的產物，只要有大眾傳媒存在，就會有媒體批評的存在空間和存在意義。而且隨著大眾傳媒的日益興盛，媒體批評還有不斷拓展的可能。正如本雅明所說的：“隨著新聞出版業的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讀者——起初只是偶然為之——加入了寫作者的行列……這樣，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區別就變得模糊不清了……讀者隨時都可能成為作者……從事文學的基礎不再是專業化的培訓，而是綜合技術的培訓，這樣，文學就成了公共財富。”對文學批評來說，同樣也是如此。所以，媒體批評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媒體批評還不夠成熟，存在不少缺點和不足，如批評話題的錯位、批評方式的二元對立、批評的短期性和短視性、批評的媚俗化傾向等等。我們必須加強對媒體批評的建設，以促使它在今后更健康地發展。具體說來，我們應在以下三個方面努力：
一、媒體批評自身應加強規范意識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給媒體批評的興盛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我們也應看到，現在我們的市場經濟還不夠完善，還存在不健全的地方，這給文學批評轉型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因此，媒體批評要有序、合理地發展，就必須加強自身的規范意識。
第一，媒體批評應規范批評的權利范圍。大眾傳播是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它的內容極為龐雜，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大眾傳播的內容定位使它在面對作家作品時，往往沒有傳統文學批評的“規范意識”，而是“很自然”地溢出文學批評的正常軌道。如今，“媒體批評是個筐。什么都往里面裝”，這造成了批評的無序，這種現狀必須改變。我們應明確，作為一種新型的批評形態，媒體批評盡管在批評主體、批評對象和批評接受等方面都與傳統批評有很大的差別，但其本質上還是文學批評，因此應遵循文學批評的基本原則。阿伯拉姆在《簡明外國文學詞典》中將文學批評界定為是給文學作品下定義、分類并對其進行分析和評價的一門學科。由此可見，真正的文學批評，其批評對象應該是文學，批評話題的選擇應有文學意義，應以探求文學自身的規律和文學價值為主要動機和目的。也就是說，文學批評的基本權利是在文學領域的范圍內對各種文學現象進行評價，而不是對文學以外的人和事品頭論足。當然，在文學研究中，也強調“知人論世”，因此對作家的人格討論是有必要的，但必須為研究作家的作品服務，以有益于文學的發展為目的。總之，媒體批評是關于文學的批評，它不僅要將文學視為批評對象，而且要將文學視為批評的根本。
第二，媒體批評應規范批評的話語方式。大眾傳媒的寬松氛圍以及商業利益的驅使，導致媒體批評常常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表現出二極對立的批評方式。對其中的“酷評”，曾有學者戲言“十年寒窗無人問，一席狂言天下聞”。這對作家的發展和文學的發展都極為不利。哈貝馬斯在研究溝通理論時曾提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三條原則：(1)真實性，陳述的內容必須是真實的；(2)真誠性，說話者不想有意欺騙聽眾；(3)正當性，話語必須適合特定語境定的規范。媒體批評作為一種關于文學的話語行為，實際上也是一種信息交流，因此也應當遵循這三條基本的原則。真正的文學批評應做到公正無私，“好處說好，壞處說壞”，而不應以“文學論爭”的幌子來掩蓋其主觀隨意性，以致“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蒂博代曾指出：“‘爭論是文學的靈魂’，‘沒有批評的批評，批評本身就會死亡’。當然，爭論可以率真、尖銳、激烈，但不能淪為惡意的誣蔑和恣肆的攻擊，而是服從理性原則和批評規范的內在制約。真正的批評之所以爭論，是因為它有明確的目標感，相信真理是存在的；它為真理而爭論。而不是為了爭論而爭論。”需要指出的是，媒體批評有大量直感式、印象式的批評文字，但這不能成為主觀隨意性的理由。在我國古代的文學批評中，不少文論、詩文、詞話都是批評家對作家作品的直感和印象之談，但它們往往能一語中的，抓住文學現象的要害所在。因此，媒體批評的“直感式”“印象式”的背后也應該有客觀性和真實性在支撐。
第三，媒體批評應增強批評意識和發揮監督功能。在現代信息時代，對信息的把握和追尋，成為大眾傳媒在激烈競爭中立足的基礎。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信息資源。很自然地也被納入了大眾傳媒的運行軌道。這使媒體批評具有較強的新聞性，它以“緊跟創作潮流”的姿態對當下的作家作品進行評介，具有捕捉現實的敏銳性和針對性，并側重于對文學的功效性和傳播性的推動，成為文學生產和消費進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少媒體批評具有一定的商品性。但“商品性”不等于“商品化”，批評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失卻自身的品格而淪為商業的附庸。魯迅曾說過：“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并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的也算作色)，而凡顏色并非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套用魯迅的話，我們也可以說，批評之所以是批評，就因為它有批評自身的獨立性和規律性，而不是純粹的商品廣告。我們必須認識到，文學不僅僅是大眾傳媒的信息資源。更是文化領域中的藝術，對它的批評應注重挖掘其內在的審美性和藝術性。另外，在大眾傳媒語境下，媒體批評應注意發揮監督功能。拉斯韋爾將人類社會比喻為一個生物有機體，認為必須時刻監視周圍的環境才能確保生存的需要。在現代信息社會，大眾傳媒具有敏銳性和及時性，這使它義不容辭地承擔了監視環境的任務。以大眾傳媒為載體的媒體批評，也應起到“社會雷達”的作用。因此，批評者必須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捍衛文學的獨立性和純潔性。也就是說，媒體批評應增強批評意識和批評精神，以人文性、批判性、超越性對當下的文學現象做出科學的評價。媒體批評作為先進文化構成應自覺對文化市場進行監督、批判和匡正，正確引導文藝的生產和消費，為文化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二、媒體批評應與大眾傳媒實現良性互動
媒體批評是大眾傳媒與文學批評的聯姻，兩者應有機融合，相互促進，共同提高。
一方面，大眾傳媒要加強對媒體批評的管理引導。媒體批評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具有狂歡化的色彩。巴赫金曾說過，狂歡化打造的是一種“廣場文化”——廣場不像哥特式建筑那樣尖頂直逼云霄，氣勢咄咄逼人，也不像中國古代廟堂那樣層次分明，等級森嚴；相反，廣場廣闊平坦，有很強的親和力，不管男女老少、尊卑貴賤都可以在這里休憩、聊天、狂歡。但自由、寬松并不意味著絕對的無限制，大眾傳媒在給大眾自由的同時，也有責任對大眾的行為進行必要的限制，不能任一些低級庸俗的東西大行其道。大眾傳媒貼近大眾，但不等于“媚俗”。馬克思說：“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具有審美能力的大眾”。真正的藝術，應對欣賞者具有認識、教育和審美作用，使欣賞者在欣賞藝術的過程中，自我素質得到提高。大眾傳媒在強調經濟效益的時候，也應考慮社會職責、社會效果、社會價值等問題，更多地發表一些有藝術價值的媒體批評，引導大眾向健康的方向發展。同時，大眾傳媒應有計劃地推出優秀的媒體批評專集，這既是對作者創造性勞動的肯定，也能使這些批評發揮“榜樣”的積極作用，可謂是一舉兩得。另外，大眾傳媒應加強媒體批評欄目的策劃。現在，不少大眾傳媒都有媒體批評的專欄，有的已形成一定的特色，如《羊城晚報》的“花地論壇”等。但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媒體批評欄目的形式和內容相似，缺乏鮮明的個性。大眾傳媒應在市場調研和結合自身優勢的基礎上精心策劃，爭取形成“品牌欄目”，以擴大媒體批評的影響力。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加強媒體批評的選題策劃。所謂選題策劃，也就是傳播學里的議程設置或議題設置，即事先由編輯人員精心挑選若干問題，邀約專家學者或權威人士研究論證、發表意見；或事先由編輯部在刊物上拋出具有典型意義的議題，呼吁讀者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展開爭論。《讀者文摘》的編輯部在選題時會認真思考如下問題：“它可以被引述嗎?是讀者會記得、思索和討論的東西嗎?它實用嗎?是大多數人的興趣和談話的題目嗎?它有永恒的趣味嗎?”這可以成為我們媒體批評選題策劃的參考。需要注意的是，現在不少媒體批評的選題還處于“嘩眾取寵”的層次，缺乏對文學的真正關注。今后大眾傳媒應對媒體批評的選題進行嚴格把關，嚴格論證，以使選題具有真正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從而更好地發揮媒體批評的社會效應，為當下的文學發展服務。 轉貼于
另一方面，媒體批評應充分利用大眾傳媒的傳播效力擴大批評的傳播和影響。湯普森說過，大眾傳播的技術媒介的發展，進一步加強社會互動的空間和時間構成的結果；大眾傳播媒介擴展了符號形式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有效性，但它是以一種特定的方式來實現的，即它容許生產者和接受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特別的中介性互動。在大眾傳媒時代，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文化傳播的方式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大眾傳媒作為影響力最大的傳播媒介，已居于社會生活的中心，成為了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因此，媒體批評應正確運用大眾傳媒的運作理念，充分發揮大眾傳媒的傳播效力，以擴大批評的傳播和影響，使文學批評更順暢地“飛入尋常百姓家”。另外，在現代信息時代，大眾傳媒不僅延伸了人們的各種感官，而且還控制著社會的話語權，具有強大的社會輿論導向功能。如今，人們幾乎無法不受大眾傳媒的影響，由此出現了傳播學中所說的“從眾效應”。所謂從眾效應，是指作為受眾群體中的個體在接受信息時所采取的與大多數人相一致的心理和行為的對策傾向。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不是我不明白，是這世界變化得太快”成為人們的共同感受。內心的孤獨和焦慮使人們急切地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以跟上時代的發展和得到他人的認可。于是，我們看到，人們就像一個個容器一樣，忙于接收大眾傳媒的信息。過去的悠閑自在不見了，代之以對層出不窮的信息的追尋。表面上，大眾社會的個人非常有個性，但是作為集合體來說，他們是同質化的大眾，非常容易受大眾傳媒的感染。也就是說，在大眾傳媒時代，個體往往因為害怕被孤立而被迫或潛移默化地服從多數意見，與群體達成一致。因此，大眾傳媒的價值取向和文化品位會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文化品位。提升大眾傳媒的品位，也就意味著引領大眾向高品位發展。在這種情形下，媒體批評作為文化領域中的活躍分子，應義不容辭地以思想性和文化性提升大眾傳媒的文化品位，以使其制造出高品位的“時尚潮流”，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正確的方向。
三、媒體批評作為應用批評應與理論批評實現優勢互補
文學批評一般分為理論批評和應用批評兩大類型。傳統的文學批評主要是理論批評，它屬于精英文化的范疇，具有“陽春白雪”的特性；而媒體批評則主要是應用批評，不強調理論的建構，它具有“下里巴人”的親和力，屬于大眾文化的范疇。兩者的截然不同使人們往往把它們看成是二元對立、“水火不容”的東西。但實際上，它們都以文學為研究對象，都屬文學批評的范疇，因此它們具有先天的同質性，應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首先，理論批評的創作主體——專業批評家應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積極參與撰寫媒體批評。如今，撰寫媒體批評的主要是一般的大眾和報刊的記者編輯，由于缺乏專業的文學知識，或受傳媒的經濟利益所驅使，他們寫的媒體批評往往存在一些不足。當然，有的專業批評家也積極進入媒體批評領域，但更多的批評家，由于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媒體批評是“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他們一方面不屑參與媒體批評，另一方面又對其進行猛烈的抨擊。現在媒體批評對讀者大眾的影響遠遠大于傳統的理論批評，正視這一點，或許對很多學者來說是痛苦的。這種痛苦，一是源于傳統批評“中心地位”喪失，二是因為媒體批評中存在的“惡俗”。但我們前面說過，在大眾傳媒興盛的時代，媒體批評的存在和繁榮是必然的。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中指出，機械復制時代由于藝術韻味的凋零，相應地在藝術的功能上，就由展示價值代替了膜拜價值。本雅明分析了“靈韻”藝術衰落和后“靈韻”藝術興起的社會基礎：群眾在當代社會中的影響增大。他對大眾藝術持肯定態度。把以現代機械復制技術為前提的現代大眾藝術的出現與發展視為社會進步的表現。所以，對媒體批評，我們明智的做法應是積極面對，而不是消極逃避。一味地橫加指責也于事無補。魯迅說過：“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斗。”“毀滅終究不是出路。”媒體批評存在不足，但這不應成為批評家對其進行“封殺”的理由，相反，正因為它的稚嫩和不成熟，它才更需要批評家的關注和參與。批評家應積極參與撰寫媒體批評，作大眾的“良師益友”，使他們樹立正確的文學價值觀。
其次，媒體批評應從理論批評中汲取營養，增強精英意識和人文意識。薩特說過，知識分子有兩種功能，一是介入社會，在情感上和大眾達成互補關系，做公眾知識分子；二是守護靈魂，從個人體驗的獨特性出發，為大眾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式。就文學批評來說，批評的類型不同，它們各自的功能也會有所不同。現在的理論批評主要是起到“守護靈魂”的作用，而媒體批評則屬于“介入社會”的類型。但這兩者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實際上，媒體批評很需要理論批評的幫扶。在大眾傳媒語境下，媒體批評往往有媚俗化的傾向，正如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大眾傳播媒介的美學意識到必須討人高興和贏得最大多數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成為媚俗的美學。隨著大眾傳播媒介對我們整個生活的包圍與滲入，媚俗成為我們的日常生活的美學觀與道德。”媒體批評作為大眾文化，以通俗性、生動性和形象性贏得了大眾的青睞，但通俗不等于庸俗，生動和形象也不應流于膚淺。我們應提倡媒體批評在保持自身優勢的同時，從精英形態的理論批評中吸收營養，使其具有精英意識和高雅品位，以人文理想作為終極價值。只有這樣，才能使媒體批評走出媚俗的誤區，自覺地承擔起提升大眾審美品位的責任，使大眾在媒體批評中既得到娛樂，也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而要做到這一點，同樣需要專業批評家的積極引導。
再次，媒體批評需要專業批評家加強理論研究。媒體批評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就迅速崛起，但學術界對它的研究起步較晚。2000年3月18日，《文匯報》登載了艾春的《傳媒批評，一種新的批評話語》和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體批評》，這是學術界首次使用“傳媒批評”、“媒體批評”的概念，它標志著社會開始了對媒體批評的關注。洪兵認為，要建立健全的媒體批評，必須要有一種審視媒體的目光，而對于公眾而言，他們可能并不具備這樣的判斷基礎。艾春則更明確地指出。傳媒批評作為大眾文化的一翼，有著自身的運動方式與運動規律，而如何正面發揮它的社會批判能量，取決于知識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其中的工作。此后，陸陸續續有學者、專家對媒體批評發表評論，一些報刊雜志及研究機構也舉辦了相關的研討會。如2001年北京文聯研究部舉辦“網絡批評、媒體批評與主流批評”研討會；2002年《南方文壇》雜志社召開“今日批評家”研討會，《文藝報》召集中德批評家共同討論媒體批評等等。但總的來說，目前學術界對媒體批評的研究是不夠的，專門研究媒體批評的理論性文章很少。理論來源于實踐又反過來指導實踐，媒體批評需要專業批評家加強理論研究，為它的健康發展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導，促使它由“自發”狀態進入“自覺”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