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對經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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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經濟的作用范文第1篇
保險業增長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已有研究主要圍繞保險業增長與經濟增長孰因孰果的問題來展開的。所以此類研究文獻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文獻致力于探討一國的經濟增長是不是促進了該國的保險需求，從而引起保險業的增長。學術界對“經濟增長是影響保險需求的主要因素”這一點已經達成共識。第二大類文獻主要探討了保險業增長是否促進經濟增長的問題（Outreville，1990；Webb et al.，2002；Arena，2006；Ward & Zurbruegg，2000；Kugler & Ofoghi，2005；Adams et al.，2005）。正如世界貿易與發展組織在1964年的第一次會議上指出：“一國的保險與再保險市場的發展是其經濟增長的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一樣，幾乎所有的教科書和文獻中都肯定了保險業增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然而，實證研究的結果卻并非驗證了以上說法。有些研究（Webb et al.，2002；Marco Arena，2006；周海珍，2008；任燕燕、徐曉艷，2008；黃斌，2008；趙尚梅、李勇、龐玉鋒，2009；龐楷，2009；吳洪、趙桂芹，2010）的實證結果顯示，保險業增長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另外一些研究（Adams et al.，2005）；饒曉輝、鐘正生，2005；胡宏兵，2007）的實證結果卻顯示保險增長對經濟增長沒有影響。還有一些研究沒有得到明確的結論?？傊?，這第二大類研究至今未取得一致的結論，即對于保險業的增長到底能否促進一國的經濟增長還沒有定論。
本文主要評述第二大類文獻，此類研究其結果的不一致性表明保險業增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問題其實相當復雜，在以往研究中所發現的總體關系背后很可能還隱藏著迄今尚未被發現的問題。因此，本研究通過系統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把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推進到一個更深層次和更高的水平。
二、 保險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渠道
保險業的增長能否促進經濟增長？這是保險理論界一直以來爭論的議題。按照對這一議題的研究視角的不同，可以把已有研究歸為兩類：
1. 從保險業對經濟增長具有直接作用的視角進行的研究。所構造的保險業增長模型主要有線性模型和非線性模型。
在運用線性模型的文獻中，大部分學者以實際GDP（或者人均GDP）作為被解釋變量，以保費收入、保險深度或保險密度作為解釋變量來建立了一元線性模型或多元線性模型，考察了保險業增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Ward & Zurbruegg（2000）使用VAR―誤差修正法對9個領先的OECD國家逐國進行了檢驗，發現其中5個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經濟增長與保險市場活動存在長期關系。Adams et al.，（2005）實證檢驗了瑞典銀行、保險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的歷史關系，對1830年~1998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使用了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法。Kugler & Ofoghi（2005）使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估計了英國1966年~2003年間的保險市場規模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關系和格蘭杰因果關系。Marco Arena（2006）就保險市場活動對經濟增長的因果效應提供了一個系統的評估。他對56個國家在1976年~2004年間的數據，使用了適合于面板數據的估計方法，即GMM模型方法。任燕燕和徐曉艷（2008）利用中國各個省市的人均GDP的對數序列對保險密度的對數序列進行回歸，通過保險密度對數的回歸系數的估計值量化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對于線性模型而言，其隱含的假設為保費收入與GDP之間存在成比例變化關系，這種假設與現實并不相符。在理論研究的推動下，近年來的研究逐漸開始質疑保險業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線性關系的假設前提，試圖從非線性角度重新審視保險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在許多有代表性的理論文獻中，保險業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并非只呈現單一線性關系。例如，Beenstock，Dickinson & Khajuria（1988）通過對1970年~1981年間12個國家的截面數據進行分析，驗證了人均財產與責任保險保費與人均GDP呈非線性關系這一假說。Webb et al.，（2002）在修正的Solow-Swan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框架下，考察了銀行、壽險和非壽險活動對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周海珍（2008）建立了考察保險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分析了保險通過提高儲蓄向資本的轉換效率而推動經濟更加有效增長的作用。趙尚梅、李勇、龐玉鋒（2009）運用總生產函數和兩部門模型，揭示了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微觀機制。吳洪、趙桂芹（2010）利用動態面板廣義矩估計方法，實證考察了保險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2. 從保險業對經濟增長具有間接作用的視角進行的研究。相關研究中，考慮保險業對經濟增長具有間接作用的文獻并不多見。周海珍（2008）認為保險通過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來促進經濟增長，并分別從企業和個人的角度分析了這一作用。一方面，保險使企業在進行投資決策時消除后顧之憂，將留利盡可能轉化為投資資金，提高了企業自身的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另一方面，個人可以選擇因安全和謹慎考慮而持有的貨幣中的一部分來購買保險，以消除未來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得一部分儲蓄從銀行轉移到保險公司，保險公司通過多樣化的投資渠道，提高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更有利于促進經濟的增長。Lemond（1994）認為，保險投資對宏觀經濟的促進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規模，另一方面是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進而促進金融深化，最終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Peter Haiss & Kjell Sümegi（2006）從以下幾個方面詳細分析了保險業增長影響經濟增長的渠道：轉移風險（承保其他經濟主體的風險從而使得他們的收入流更加穩定，抑制波動和增強經濟活動），替代儲蓄（擴大投資范圍，從而有助于經濟增長），投資（如提高投資總量和深化資本市場），制度的影響范圍（如銀行保險）和可能的傳染源與對經濟的影響。Skipper（1997）全面總結了保險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渠道：推動商業貿易發展，管理和轉移風險，增強財務的穩定性，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減輕社會成本，優化資本配置等等。Harold（1998）分析了保險業在提高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部分替代政府的社會保障職能，促進貿易與商業的發展，提高儲蓄的流動性，更有效地管理風險，降低或對沖經濟損失，提高資本的配置效率等渠道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原理。趙尚梅等（2009）認為保險通過促進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促進要素在生產率的提高中的作用而影響經濟增長。并對促進要素在生產率的提高中的作用的分析從兩個角度進行了分析：（1）保險業通過促進技術進步在生產率提高方面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2）保險業通過促進資源再配置和規模節約在生產率提高方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她們在文中總結出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渠道主要有兩個：（1） 保險業對實際部門的溢出效應；（2）保險業的生產力的提高。
三、 根本問題：保險業發展程度的衡量指標的確定
迄今為止，國際上對一國保險業增長水平的科學衡量指標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甚至可以說，對這一指標的研究仍處于匱乏狀態。有關保險業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文獻中，研究者們對衡量保險業增長的指標選取并不一致，使用的衡量方法主要有保費收入法、保險密度法和保險深度法。鄭偉、劉永東和鄧一婷（2010）對這三種方法的優缺點進行了總結。保費收入法反映了各國（地區）保險市場的總體規模，但它未考慮人均水平，未能真實地反映各國保險市場發展的實際水平。保險密度法在保費收入法的基礎上增加了對人口因素的分析，考慮了人均水平，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各國保險市場發展的實際水平，但它只是單純地考慮保險業增長，而未同時考慮經濟發展，未考慮“保險與經濟的關系”。保險深度法在保險密度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了對經濟因素的考慮，但它盡管考慮了“保險與經濟的關系”，卻仍未能考慮“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具有不同保險深度”這一重要現象。
應該說早期研究保險增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文獻中，大部分學者（饒曉輝、鐘正生，2005；趙尚梅、李勇、龐玉鋒，2009；胡宏兵，2007；Kugler & Ofoghi，2005；Marco Ar-ena，2006；Ward & Zurbruegg，2000）使用保費收入衡量了保險活動。而較近期的研究中，學者們開始考慮用保險深度或保險密度來衡量保險業的增長情況。如吳洪、趙桂芹（2010）；龐楷（2009）；Webb， Ian， Martin F. Grace & Har-old D. Skipper（2002）使用保險深度衡量了保險活動。任燕燕、徐曉艷（2008）和黃斌（2008）使用保險密度衡量了保險業的增長情況。在衡量保險業增長指標的選取上，學者們沒有說明其選取保費收入、保險深度或保險密度的理由。只有黃斌（2008）通過繪制保險深度的對數與人均GDP的對數和保險密度的對數與人均GDP的對數的散點圖，得出選擇保險密度的對數作為自變量來解釋經濟增長更為合適的結論。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分類與比較，我們發現，饒曉輝和鐘正生（2005）；胡宏兵（2007）使用保費收入衡量中國保險業增長情況， 他們都得到了保險業增長對經濟增長沒有促進作用的結果。而采用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來衡量保險業增長的文獻，其結果都證明保險業的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影響。如任燕燕和徐曉艷（2008）使用保險密度衡量保險業增長情況，得到的結論是：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存在的，預期隨著保險業的不斷壯大發展這種作用會不斷增大。黃 斌（2008）使用保險密度衡量保險業的增長情況，其實證檢驗的結果是：代表保險功能的保險密度變量對經濟增長這一因變量具有顯著影響。吳洪和趙桂芹（2010）；龐楷（2009）；Webb， Ian， Martin F. Grace & H-arold D. Skipper（2002）使用保險深度衡量保險活動后，都得到了保險業的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的結論。
對保險業增長水平的衡量指標一直以來并沒有引起保險理論界的關注，直到鄭偉和劉永東（2007）開創性地提出了一種保險業國際比較的新方法――“基準深度比”法。該方法的核心指標是“基準深度比”，它反映一國保險業的相對增長水平。我們認為，大部分的相關研究對保險業增長的衡量指標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保險業作為一國金融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增長不會無限超越經濟增長，所以討論保險業的增長時必須基于一國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之上。大部分研究簡單以保費收入作為衡量指標，還有少數研究用保險密度和保險深度作為衡量指標。本文認為，基準深度比這一指標綜合地考慮了人口因素、經濟因素和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具有不同保險深度等多因素，是進行保險業國際比較的較為合理的衡量指標。但是作為一個平均意義上的經驗性指標,基準深度比似乎仍然無法有效地解決,對于具有特殊文化與制度背景的單個經濟體而言何為最優的保險發展這個問題（黃斌，2008）。
四、 未來研究方向
與金融研究領域的蓬勃發展相比，保險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顯得非常薄弱。造成這一結果的一個關鍵原因是圄于保險數據的可得性，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保險業相對于銀行業和證券業而言還處于弱勢地位。隨著保險部門在金融領域中所占份額的增加，上述情況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保險―增長之間關系的重要性也變得越來越突出。我們不得不產生這樣的疑問：保險市場的發展是否會刺激經濟增長？近十幾年來，圍繞這一問題展開的研究也逐漸豐富起來。但是，絕大部分已有研究都停留在實證分析層面，且至今未得到一致的結論。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們可以從以下幾點多思考一下：
1. 有必要對傳統保險發展觀進行審視。傳統的保險發展觀往往都是從總量上考察一國保險市場的發展程度，或用保費收入，或用保險密度，或用保險深度量衡量之。這種衡量的直接結果是，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或“無發展的增長”，具體表現為：（1）保險公司保費增長了，但實際上保險產品和與之相關的保險服務質量低劣，誤導保險消費者，無理由或不合理拒賠，或者保險產品本身雖有一定質量，但缺乏保險市場需求，不容易為保險客戶所接受，從而無法實現其價值；（2）保險在某些方面的增長，從圍觀、局部、短期來看，似有一定、甚至是相當大的經濟收益，但從宏觀、全面、長期來看，卻可能帶來惡劣社會觀感，甚至導致違法行為；（3）保費收入增長雖快，但保險市場結構并無改進；（4）總體保費收入雖然增長很快，但城鄉保險市場、區域保險市場發展程度懸殊，大量保費和保險公司收益流往海外等等（黃斌，2008）。
只有在重新審視傳統保險發展觀的基礎上，才會認識到，其實保險業的總量和結構都會影響到一國經濟的增長乃至發展。
2. 找到保險業增長作用于經濟增長的途徑和機制。既然無論是通過線性方法還是非線性方法都無法給出保險業增長和經濟增長總量意義上的顯著關系,而理論上保險業增長對于經濟增長影響的存在性又無可爭議,那么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從保險業增長作用于經濟增長的途徑和機制入手,對兩者的關聯性進行更加深入和細致的分析。因此，關于保險業增長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問題值得研究者們繼續探討。
保險對經濟的作用范文第2篇
關鍵詞：癲癇持續狀態；吡那地爾；Bcl-2；Caspase-3
中圖分類號：R742.1R259 文獻標識碼：A
癲癇持續狀態（status epilepticus，SE）為神經科常見急癥之一，指癲癇連續發作間意識未完全恢復又頻繁發作，或發作時間持續30 min以上不能自行停止。反復癲癇發作或SE會造成腦損傷[1，2]，凋亡在這種腦損傷中起重要作用[3，4]。近年來，ATP敏感性鉀通道（ATP sensitive K+ channels，KATP）開放劑對癲癇的腦保護作用成為研究熱點。本實驗通過吡那地爾（pinacidil）及格列吡嗪（glipizide）干預SE大鼠，觀察TUNEL陽性細胞、Bcl-2及Caspase-3指標，探討pinacidil對SE大鼠海馬神經元保護作用，為臨床治療癲癇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及方法
1.1 材料 雄性健康Wistar大鼠96只（體重190 g～250 g、鼠齡3個月～4個月）由山西醫科大學實驗動物中心提供；氯化鋰（LiCl）由中國醫藥集團公司提供；匹羅卡品（PILO）、吡那地爾、格列吡嗪由美國Sigma公司提供；TUNEL、SABC試劑盒、Bcl-2及Caspase-3抗體、DAB顯色劑由武漢博士德試劑公司提供；余試劑均為市售分析純品。
1.2 動物造模及分組 隨機將96只大鼠分成對照組（N組）、癲癇組（SE組）、吡那地爾組（Pin組）、格列吡嗪組（Gli組），每組按SE后12 h、24 h、72 h、5 d分為4個亞組，每組6只大鼠。所有大鼠腹腔注射LiCl 125 mg/kg，SE組大鼠20 h后腹腔注射PILO 30 mg/kg；Pin組于注射PILO前30 min腹腔注射吡那地爾（10 nmol/5 μL）10 μL；Gli組于注射PILO前50 min腹腔注射格列吡嗪（1 μmol/5 μL）10 μL，隔20 min后予吡那地爾（10 nmol/5 μL）10 μL腹腔注射；N組、SE組、Pin組于相應時間點腹腔注射等量生理鹽水。觀察大鼠行為變化，依據Racine評分標準判定癲癇發作級別，達Ⅳ級～Ⅴ級發作歸于實驗組，不符合模型或死亡者應剔除并補充相應數目大鼠保證樣本量。癲癇發作持續30 min以上者為SE發作，SE達1 h后腹腔注射地西泮10 mg/kg終止發作。
1.3 標本處理 實驗組大鼠用10%水合氯醛（100 mg/kg）深度麻醉，斷頭取出腦組織置于4%多聚甲醛液中固定，經脫水、透明、浸蠟及包埋后，在視交叉后海馬區連續冠狀切片（厚約5 μm），隔15張連續取4張片，做4套分別行HE染色及三項指標檢測。
1.4 凋亡細胞檢測 按TUNEL試劑盒說明書操作，觀察到凋亡細胞的胞核中含棕黃色顆粒物。
1.5 Bcl-2、Caspase-3檢測 按試劑盒操作，用SABC法（鏈酶親和素-生物素過氧化酶連接法）、DAB染色，胞漿或者核膜著色呈現棕黃色為Bcl-2陽性細胞；胞漿或胞核內含有棕黃色沉淀物為Caspase-3陽性細胞。
1.6 結果處理 平均每張切片取5個視野，算出每個視野的Bcl-2、Caspase-3、TUNEL陽性細胞數并計算其平均數。
1.7 統計學處理 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 表示，用SPSS21.0統計軟件行析因方差分析，P
2 結 果
2.1 SE大鼠行為學觀察 除N組無癲癇發作外，其他實驗組大鼠在腹腔注射PILO 15 min～30 min后均出現咀嚼、流涎、節律點頭等動作，之后出現單側前肢抽搐、陣攣、直立到雙側前肢抽搐、陣攣、身體立起，最后出現強直-陣攣全面發作，后跌倒，SE發作程度達Ⅳ級～Ⅴ級，Pin組較SE組發作程度輕，多在Ⅲ級～Ⅳ級，Gli組與SE組程度基本一致。
2.2 HE染色結果 N組神經元基本緊密排列，胞核為卵圓形、圓形，染色質分布均勻、胞漿透明，核仁清晰；SE組、Gli組細胞排列紊亂，胞漿紅染、嗜酸性，胞體縮小，核固縮；Pin組細胞尚排列整齊，形態尚正常，偶有嗜酸性染色細胞。
2.3 TUNEL陽性細胞檢測 觀察大鼠海馬CA1及CA3區，N組少量TUNEL陽性細胞，SE組、Pin組、Gli組均在12 h出現TUNEL陽性細胞，24 h逐漸增多，72 h達峰值，持續至5 d。同時間點比較，SE組、Pin組、Gli組較N組明顯增多（P
2.4 Bcl-2檢測 SE組大鼠海馬CA1及CA3區Bcl-2表達較N組有明顯升高（P
2.5 Caspase-3陽性細胞檢測 觀察大鼠海馬CA1及CA3區，N組Caspase-3少量表達；SE組、Pin組、Gli組均在12 h可見Caspase-3表達，24 h達高峰，72 h逐漸下降持續至5 d。同時間點比較，SE組、Pin組、Gli組較N組均明顯增多（P
3 討 論
研究發現，持續癲癇發作或SE可引起腦損傷，凋亡在這種腦損傷及神經元丟失中起重要作用[3，4]，它使神經元內多種與凋亡有關的基因或蛋白酶激活。
其中，凋亡抑制基因Bcl-2屬于Bcl-2基因家族，Jerry 等[5]發現Bcl-2可抑制線粒體膜電位降低、細胞色素C（Cyt-C）和凋亡誘導因子的釋放及Caspase的激活，最終阻止細胞凋亡。
另外，Caspase（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家族是一類直接引起凋亡細胞解體的蛋白酶系統，其活化是凋亡執行階段的重要環節。該家族成員Caspase-3是哺乳動物細胞凋亡的關鍵蛋白酶，處于凋亡級聯反應的核心位置[6]。KATP是一個異源八聚體蛋白復合物（SUR/Kir6.X）4，由4個內向整流K+通道（Kir）亞基和4個磺脲類受體（SUR）蛋白調節亞基構成[7]。根據分布位置差異，分線粒體KATP（mitochondria KATP，mitoKATP）和細胞膜KATP（surface KATP，sKATP）。目前發現KATP廣泛分布于腦內，在黑質、海馬、大腦皮質及紋狀體最多，其次是小腦、下丘腦。
KATP既能被KATP開放劑激活，又能被磺酰脲復合物抑制。近年來認為KATP開放劑是一類新型腦保護藥物，而本實驗的吡那地爾是sKATP開放劑，格列吡嗪是磺酰脲類藥物，為KATP拮抗劑。研究發現吡那地爾對心肌及大鼠大腦的缺血-再灌注損傷具有保護作用，它對癲癇引起腦損傷的保護作用，多數認為其機制是特異性激活突觸前、后膜KATP，使胞內K+外流，前膜超極化，對抗電壓依賴性Ca2+通道引起胞外Ca2+內流，阻止谷氨酸等興奮性氨基酸釋放[8]；使突觸后對谷氨酸敏感的神經元發生超極化，抑制谷氨酸釋放過度而阻斷突觸后興奮[9]。另有發現，還可阻止c-fos、熱休克蛋白等跟凋亡有關基因的表達，減少神經元凋亡[10]。
本實驗結果顯示，與SE組、Gli組比較，Pin組使有抑制凋亡的Bcl-2明顯增高，使升高的TUNEL、Caspase-3明顯降低，表明吡那地爾對SE所致神經元損傷有一定保護作用，吡那地爾此作用可被格列吡嗪阻斷，以上結果為臨床診治癲癇提供了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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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經濟的作用范文第3篇
【關鍵詞】協整；誤差修正模型；平穩性
一、引言
廣州市作為中國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保險業自1980年恢復以來得到迅速發展，保費收入自1980年的197萬元增加到1996年的1783696萬元，年均增長40.69%，遠高于廣州GDP同期18.83%的年均增長率，是廣州市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截止到2011年底廣州市擁有保險中介機構90家，其中保險公司55家，保險經紀公司13家，保險公估公司22家。全年保費收入178.36億元，增長10.6%。其中，財產險保費收入52.75億元，增長26.0%；人身險保費收入122.71億元，增長5.1%。保險業日益成為廣州經濟高速發展的有效增長動力。
本文首先從理論上分析經濟發展和保險發展之間的關系，然后以廣州的保險業發展和國民經濟增長為現實背景，實證研究保險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并提出促進保險業發展的相關對策和建議。
二、經濟增長與保險增長的關系
一方面，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保險的發展。保險業的發展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上的產物，良好的經濟環境是保險業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從保需求上看，保險需求并不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基本的需求滿足后才會產生對風險規避和安全的需求。即經濟發展了，家庭收入和財富會增加，儲蓄率就會提高，儲蓄的首選渠道一般是銀行存款和其它流動性較強的投資工具。隨后儲蓄會流向能滿足特別需求的一些產品，如保險產品。也就是說，保險產品的需求與收入成正相關，保險的迅速發展必須以經濟的高速增長為前提條件。
另一方面，保險的發展對經濟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保險的發展可以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保障，通過轉移風險、均攤損失、實施補償、抵押貸款和投資收益等作用，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保險保障，促進經濟的發展。
三、實證分析
（一）數據與變量樣本的選取
本文主用地區內生產總值（GDP）衡量廣州經濟增長的主要指標，用廣州市保費收入（BF）作為保險發展的主要指標。本文所使用的數據為1980—2011年廣州市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廣州市統計信息網）。為了消除非平穩時間序列的異方差性并能夠反映變量之間的彈性系數，我們對GDP和BF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分別用LNGDP和LNBF表示取自然對數以后的GDP和保費收入。
（二）樣本的單位根檢驗
根據時間序列的相關理論，如果經濟變量的自相關函數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就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而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再進行計量分析時就會產生偽回歸問題，所以要消除由于時間序列存在偽回歸問題而導致的模型擬合的誤差，就必須對數據進行平穩化處理，以消除偽回歸現象。
對于時間序列變量的平穩性檢驗應用最廣泛的是單位根檢驗（unit root test）中的ADF檢驗，本文首先對數據進行單位根的檢驗，看時間序列之間是否存在單位根。采用Eviews軟件，對樣本數據的單位根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單位根檢驗結果
變量 ADF統計值 1%臨界值 5%臨界值 10%臨界值 結論
LNGDP -1.865917 -4.374307 -3.603202 -3.238054 非平穩
ΔLNGDP -3.737853 -3.097604 -2.991878 -2.635542 平穩
LNBF -2.218454 -4.356068 -3.595026 -3.233456 非平穩
ΔLNBF -4.863307 -3.724070 -2.986225 -2.632604 平穩
注：Δ表示一階差分
從表1的檢驗結果來看，LNGDP、LNGF原序列的ADF統計量均超過了10%的臨界值，未能通過ADF檢驗，兩個變量的原序列均為不平穩序列。但是這兩個非平穩序列在取一階差分后均在不同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ADF檢驗，為平穩序列。也就是可以認為廣州市取對數后的地區內國民生產總值（LNGDP）與取對數后的保費收入（LNBF）均為一階單整變量。根據協整理論，如果兩個非平穩變量經過一階差分之后變得平穩了，那么這兩個變量的某種線性組合就可能會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即存在著協整的關系。
（三）協整關系分析
協整概念是20世紀80年代由恩格爾（Engle）和格蘭杰（Granger）提出的。協整的基本思想認為，盡管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變量中每個都是非平穩的，但它們的線性組合有可能相互抵消趨勢項的影響，使該組合成為一個平穩的變量。協整理論為兩個或兩個以上非平穩變量之間尋找均衡關系，以及用存在的協整關系的變量建立動態模型奠定了理論基礎。對于變量之間協整關系的檢驗，通常有兩種方法，一種是Engle-Granger（1987）提出的基于協整回歸殘差的兩部檢驗法，二是Johansen-Juelius（1990）提出的基于VAR的協整系統檢驗，本文采用前者來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對樣本數據進行E-G兩步法進行協整分析。首先，對兩個取自然對數的變量進行最小二乘法估計，模型估計結果如下所示：
（1）
t：（-14.3874）（24.4424）
可以看出模型的擬合效果比較好。然后對估計模型的殘差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殘差是否是平穩性時間序列。殘差序列的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殘差序列檢驗結果
變量 檢驗形式 ADF值 顯著性 臨界值 AIC 結果
（N，N，1） -4.5718 1% -4.3561 -0.4181 I（0）
5% -3.5950
10% -3.2335
根據表中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殘差序列的ADF檢驗統計量都小于其在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故而，可以認定估計殘差為平穩序列。這表明LNBF與LNGDP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而且當GDP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促進保費收入增加1.75個百分點。
（四）誤差修正模型分析（ECM）
根據Granger定理，一組具有協整關系的變量具有誤差修正模型的表達形式。
誤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d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如果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則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的關系.而這種長期均衡的關系是在短期波動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實現的。也就是說，大多數經濟時間序列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是因為有一種調節機制（即誤差修正機制）在起作用，防止了長期均衡關系出現較大的誤差。因此，在協整檢驗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建立包括誤差修正項在內的誤差修正模型，以此來研究模型的短期動態和長期調整特征。由協整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廣州市地區內生產總值與保費收入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但是，短期之間的波動關系是否存在需要進一步驗證。所以在協整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修正誤差模型：
（2）
式（2）各項系數顯著通過檢驗，誤差項系數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但模型（2）的修正偏小，這說明模型的標準誤差較大，說明還有一些因素如利率等影響到保險的發展水平。誤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地區內生產總值對保險收入的短期影響，從模型中可以看出，保險的增長可以分解為短期增長與長期增長。在短期內，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會帶動保險收入增長1.59個百分點。
（五）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前述協整檢驗表明廣州市保險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意味著兩者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還需進一步檢驗。為此我們作Granger因果檢驗，檢驗LnGDP和LnBF之間的因果關系。如果LnBF是LnGDP的原因，則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LnBF應該有助于預測LnGDP，即在LnGDP關于其自身（下轉第117頁）（上接第97頁）的滯后值的回歸中，添加LnBF的滯后值作為解釋變量，應當顯著地提高回歸方程的解釋能力；二是LnGDP不應當有助于預測LnBF，因為如果LnSP應該有助于預測LnGDP，同時LnGDP也有助于預測LnSP，那么就可能存在其他變量，既是引起LnSP變化的原因，也是引起LnGDP變化的原因。Eviews的運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原假設 滯后階數 F統計量 P值 輸出結果
LNGDP不是BF的Granger因子 1 8.79001 0.00694 拒絕原假設
LNBF不是GDP的Granger因子 1 2.35348 0.13865 接受原假設
由表3可以看出，Granger因果檢驗顯示在10%的顯著水平下，存在LNGDP到LNBF的單向因果關系，說明經濟增長是廣州保險發展的Granger原因。但“LNBF不是LNGDP增長的因子”這個原假設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設，因此保險的發展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因，保險的發展不必然導致經濟的增長，說明廣州市保險業發展對經濟的貢獻率還不高，應加大保險發展力度。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前面的實證分析，結合廣州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和建議：
（一）采取各項措施促進廣州市經濟的發展，推動保險業的迅速發展。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廣州的保險業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由經濟增長到保險業的單項因果關系，依據格蘭杰因果關系的涵義，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可以帶動并影響保險業的發展。因此，促進上海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的發展，有利于推動保險業的發展。
（二）建立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相協調、相適應的保險業發展水平。世界保險業發展的歷史表明，保險業的發展與國民經濟的發展是相協調和相適應的。保險業的成長與壯大必須有經濟快速發展提供的物質條件和客觀基礎。經濟的健康發展更離不開充分發育的保險業的支持。
（三）大膽創新，勇于實踐，不斷增強保險業持續發展的動力。在新的歷史階段，保險業更要加大創新的力度，形成組織創新、管理創新、業務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創新、服務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并舉的局面。勇于實踐，積極探索金融綜合經營的新途徑、新模式，推進保險業與銀行業、證券業在更廣領域和更深層次上的合作，形成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和保險市場聯動發展的局面，不斷增強保險業持續發展的動力。
（四）統一思想，加強宣傳，努力形成學保險、懂保險、用保險的社會氛圍，營造保險業健康發展的社會環境。保險業改革發展在廣州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們要統一思想，加強宣傳，增強國民的保險意識，努力形成學保險、懂保險、用保險的社會氛圍，強化保險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時完善政策環境、服務環境、法律環境、誠信環境、輿論宣傳環境，為保險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總之，廣州的保險業正處在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要抓住機遇，完善保險服務，建立成熟的保險市場，擴大保險服務經濟社會的深度和廣度，把廣州建設成為全國保險業的“經營管理先行區、風險防范示范區和產品創新試驗區”，真正發揮保險業服務經濟、服務社會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周騰，楊煜.江蘇省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華東經濟管理，2007（10）.
[2]于俊年編著.計量經濟學軟件—Eviews的使用[M].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
保險對經濟的作用范文第4篇
一、社會保險的涵義
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的經濟形式和結構也在悄然的發生著變化。但是社會經濟的產生離不開人力，社會的發展業離不開人力，因此對于一些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失業者，比如因為年老、生病或是生育等工作者，在這一階段或以后的時間段里，因此而減少收入的，為了維持這些人的基本生活，國家推出了社會保險政策。
社會保險政策，是國家立法，通過多渠道籌集資金，對失去工作能力或是短時間不能工作的人進行的一種經濟補償。但是社會保險的資金籌集來源主要是個人和用人單位。在勞動者符合社會保險發放條件之后，政府對這筆資金進行安排，對失去能力的勞動者發放資金。但是，享有這筆資金的人必須是履行了繳費義務。
二、社會保險意義和發展
社會保險在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已經存在了很多年，其制度也十分的完善。而且社會保險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社會保險從眼前看，只是為了保障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最基本的生活，從長遠來看，以及社會保障實施的這一段時間看，社會保障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穩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國發展經濟，就是為了提高國家的實力，只要穩定住失業者，保障失業者的基本生活，對社會的穩定也有巨大的作用。同時，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也在隨著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經濟格局的改變而發展。
三、社會保險目前存在的問題
1.我國社會保險存在低水平、不能全覆蓋的問題
我國經濟發展十分迅猛，國民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但是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主要原因是人口基數大，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都徘徊在小康標準，還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水準在社會最低生存標準險上下，只有一少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是極高的。因此，社會需要幫助的人太多，很多人在繳納社會保險金的標準也是不同的，很多人繳納的金額很多，但是領取的金額卻很少，而且有的地區，尤其是農村的社會保險制度還不健全。
2.社會保險制度有效性不高
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宗旨是好的，利國利民。但是國外的社會保障制度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推行這項政策的時候，需要摸索前進。因此，有些時候，社會保險制度就會出現效率不高的問題。因此要改變這種現象，才能讓社會保險在社會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四、社會保險在經濟中的作用
1.社會保險有利于擴大內需，刺激經濟發展
社會保險需要籌集資金，籌集資金的渠道和來源主要是個人繳納費用和用人單位繳納費用。這樣就涉及到了政府引進資金的問題，想要順利引進資金，就要擴大內需，只有更多的企業和個人繳納社會保險費用，就需要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社會保險的構成是由五方面保險構成的，分別是醫療、養老、生育、失業和工傷保險。社會保險的出現，有效的控制了醫療費用過高，居民看不起病的情況。同時生育險也保護了婦女的權益，保障婦女在生育過程中，仍然有經濟收入，能夠保障基本的生活條件。尤其是其中的工傷險，為很多因為工作而受傷的工作人員提供了經濟保障。所以，社會保險可以激勵勞動者繼續工作，提高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這樣不僅為自己帶來了更多的經濟收入，還為社會創造了更多的價值和經濟收益。從而可以維持經濟市場穩定有序健康的發展。
2.社會保險有利于行政事業單位機構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
社會保險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而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和政府有觀點行政的單位以及國企有著必然的聯系。社會保險解決的民生問題，簡單來說就是保障工作勞動者在失去了工作能力的時候，能夠繼續生活下去。尤其是養老保險和工傷險以及失業險的出現?？梢宰寗趧诱呃嫌兴B，傷有所養，老有所醫。想要完全達到這種情況，就涉及到行政事業和國企的改革，而社會保險就有利于行政單位與國企的改革。行政部門與國企的改革的重點以及能否改革成功，重點在于社會保險能否推行成功，能否落實到實處。職工的社會保險在隨職工離職或是休息時，資產的變現要能夠銜接上，才能讓職工安心的工作，才能為社會的經濟發展繼續做貢獻。如果社會保險不能順利實施，就會影響經濟建設發展，造成不穩定的社會狀況出現。
3.社會保險有利于留住人才，促進人才合理流動，促進經濟發展
企業只要按照國家政策給予員工社會保險，讓員工能夠安心在崗位工作，就會產生一定的經濟收益。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人才的支撐，沒有人才，沒有技術，經濟發展就很困難。因此，如何留住人才，成為了發展經濟的關鍵。社會保險的實施，為這些腦力勞動者帶來了一定的安全感。社會保險的出現，讓職員在工作的時候，可以全心全意，不用擔心自己出現疾病、不能勞動力、因為工作受傷或是孕育后代的時候，會失去經濟收入，能夠保證職工正常的生活。而只有這樣才能留住這些人才，人才之間的交流，可以改變現在的經濟發展狀況，可以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的發展。因此，社會保險在經濟發展中，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4.社會保險有利于企業平等竟爭，促進企業共同發展
企業的發展，是需要經濟成本來維持的，而社會經濟的發展，則需要企業產生效益。如果企業本身的負擔較重，可能在與其它企業進行競爭的時候，經濟實力不足，導致競爭失敗。而員工的退休人員越多，企業需要承擔的費用也越多，這就會導致很多企業不愿意承擔退休人員的退休金。但是在國家推出社會保險之后，企業對在職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在達到一定的時間段或是時間點的時候，員工仍然就可以領取相應的資金，尤其是對于看病費用高的問題，能夠有效的緩解員工的看病壓力。這樣就會減少企業的經濟壓力，讓企業把這一部分的資產進行投資，促進企業的在一起發展。同時也對企業的競爭有極大的好處。
5.杜會保險體系有利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社會保險體系，經過時間的驗證，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極大的作用，尤其是會促進企業建立更完善的制度。現在企業建立更完善的制度，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和生存。社會保險對于企業發展過程中，在出現的病，傷，殘以及生育等需要企業負擔經濟費用的時候，直接就可以通過社會保險解決，減少了企業的經濟負擔。因此，社會保險對企業的影響是極大的。所以，完善的社會保險體系，可以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幫助企業更好的發展，獲取更大的經濟收益，同時增加也促進了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的穩定增長。
保險對經濟的作用范文第5篇
一、農業保險的重要作用
農業保險是商品 經濟 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現代 農業承受著 自然 風險、社會風險、經濟風險的威脅，這嚴重影響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我國農業風險機制的脆弱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這種狀況客觀需要創建一種轉移分散風險、分攤經濟損失的風險管理機制，由此現代農業保險應運而生。農業保險的發展，對保障農業再生產的順利進行，推動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深遠的現實意義。
1.農業保險對農民個人的影響。農業保險可以使投保農戶在遭受保險責任范圍內的災害后及時得到經濟補償，農業保險可以通過轉移和分散風險，以賠償支付的方式保障農民生活的穩定。
2.農業保險對 農村 經濟的影響。農業保險有助于保障農業生產過程的持續穩定。它可以使大額的不定的農業風險損失，轉化為小額的固定的農業保險費的繳納。
3.農業保險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在我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其波動是引發國民經濟周期波動的重要因素。因而農業保險在直接促進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健康穩定發展的同時，也間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
同時，農業保險的介入是農業生產能夠正常進行，會使農產品的供求狀況平衡，進而影響社會其他階層人們的正常生活。
二、當前我國農業保險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
1.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和供給不足。農業生產和經營風險的客觀存在，必然形成對農業保險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國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不足。
2.資金來源渠道單一。目前，農業保險基金主要來自于保戶繳納的保險費，而農業保險費率相對于保戶的農業收入而言是很高的。而投保農業險會導致農戶收入出現持續走低的趨勢，在農戶收入減少的同時，農村公共品供應的弱化將使農戶隱性負擔逐步增長。這種單一的、不穩定的來源渠道也是農業保險實踐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3.農業保險的發展面臨資金短缺、人才匱乏、技術薄弱的矛盾。農業保險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扶持，特別是在資金方面的資助，但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農業保險將面臨資金不足的矛盾。與此同時，我國目前農業保險在理論研究上也相對滯后，在實踐中發展緩慢。更重要的是，我國保險業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一直處于保險人才奇缺的現狀。
4.我國農業保險的再保險機制尚未成熟。我國以往的農業保險由于缺乏適當的再保險安排，使得風險過于集中在保險經營主體自身。而國外農業保險經營普遍有再保險機制的支持，特別是避免特大自然災害對農業和農民的影響。
三、我國農業保險 發展 對策
1.加快農業保險經營體制的改革。農業保險應當建立多層保險與風險分擔、政府與市場共同參與的農業保險和風險防范機制。目前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癥結在于保險公司的商業化經營同農業保險的政策性扶持性之間的矛盾。應及時把農業保險業務從商業保險公司中分離出來，成立政策性的農業保險公司
2.加快農業保險的相關立法。農業保險法是開展農業保險業務的保證和依據。而我國目前尚無一套完整的 法律 法規對農業保險予以扶持，因此，國家應加強農業保險立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確農業保險的地位、作用和性質。這對規范我國的保險市場，對不同性質的保險活動加以區別管理，逐步建立農業保險補償體制，加強對農業的支持，加強 農村 市場 經濟 的基礎建設，進而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都將有重要的意義。
3.加大國家政策支持與財政扶持。作為對農民遭受天災的補償，農業保險一定要由國家財政來扶持，但在具體實施中要量力而行。根據我國國情，借鑒國際經驗，我國應盡快建立財政支持型農業保險體系，包括利用財政、稅收、 金融 、再保險等經濟手段以及其他技術支持來發展農業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