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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糧食安全;評價分級;虛擬土地戰略;對策建議;廣西縣域
[作者簡介]顏章雄,廣西師范學院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2005級碩士研究生;嚴志強,廣西師范學院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副教授,廣西南寧530001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6)08―0036―05
土地資源和糧食安全問題是當前多學科研究的重要領域,土地資源短缺以及由此引起的糧食安全問題也是21世紀廣西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困難之一。桂西北地區由于土地資源匱乏,給農業生產和糧食安全造成了不利影響,嚴重制約了這些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本文在對廣西縣域糧食安全進行評價分級的基礎上,提出通過實施虛擬土地戰略,進行虛擬土地交易,以達到平衡縣域土地資源、實現糧食安全、緩解生態壓力的目標,促進區域土地資源的科學利用和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
一、廣西縣域糧食安全態勢
(一)概況
廣西位于北緯20°54′~26°23′,東經104°29~112°04′,背靠云貴高原東南邊緣,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四周多山,呈不完整盆地狀。廣西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水熱條件好,尤其適合農業生產耕作,其糧食作物以水稻為主。受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廣西各縣的糧食生產能力和糧食安全狀況差異較大,糧食產區主要分布在東部、南部和中部部分地區,西北部由于受喀斯特石漠化影響,糧食生產受到很大限制。
(二)縣域糧食安全評價與分級
1.評價指標
這里采用糧食安全系數評價法對廣西75個縣(含縣和縣級市,不包括地級市的市轄區)的糧食安全狀況進行評價。根據廣西社會經濟、自然條件的實際情況,選擇了5個易于獲取、操作性強,并且最能客觀反映各地糧食安全現狀的指標,即糧食自給率、人均糧食占有量、糧食單產水平、人均耕地、糧食生產波動系數,采用特爾斐法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
(1)糧食自給率Z。該指標反映區域內的糧食生產量滿足其消費總量的程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區域糧食的對外依存度,其計算公式為:Z=糧食生產量/糧食消費量,指標值越大則糧食安全度越高,指標權重值取0.3。
(2)人均糧食占有量L。該指標反映各縣人均占有的糧食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區域糧食安全水平,該指標值越大糧食安全度越高,指標權重值取0.25。
(3)糧食單產水平D。該指標綜合反映了區域土地資源質量稟賦、投入水平高低、生產條件好壞,是衡量土地生產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在土地資源數量有限的情況下,糧食產量的提高主要依靠單產水平的提高,它與糧食安全度成正相關,指標權重值取0.2。
(4)人均耕地G。該指標反映了土地資源數量對糧食生產的制約作用。一般情況下,人均耕地越多則糧食安全度越高,指標權重值取0.15。
(5)糧食生產波動系數B。反映糧食產量的年度波動幅度,其計算公式為:
B=(Yt-Y1t)/Y1t
式中Yt為t年的糧食實際生產量;Y1t為糧食產量的平均值,采取5年移動平均法進行求取。糧食生產波動系數越小糧食安全度越高,指標權重值取0.1。
2.評價分值的計算
糧食自給率z、人均糧食占有量L、糧食單產水平D、人均耕地G、糧食生產波動系數B所對應的取值分別為z1、L1、D1、G1、B1,則糧食安全系數的分值F為:
F=0.3×Z1+0.25×L1+0.2×D1+0.15×G1+0.1×B1
在構建各指標的安全系數分值時,參照朱澤等人的取值標準,同時考慮了廣西各縣的實際情況,確定各項指標的系數分值,如表1。
3.糧食安全分級結果
根據上述五項指標,以2000~2004年廣西統計年鑒的統計數據為基礎,對區內75個縣2004年末的糧食安全狀況進行評價。根據計算結果,將糧食安全區間分為四級,每級的取值區間為:I級,安全級,系數分值為0.70分上;Ⅱ級,基本安全級,系數分值為0.6~0.70分之間;Ⅲ級,臨界安全級,系數分值為0.5~0.6分之間;Ⅳ級,不安全級,系數分值為0.5分以下。廣西總體情況屬于基本安全級,參評各縣市的分級結果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廣西的縣域糧食安全分區具有明顯的地帶性,分區結果與實際情況基本吻合。處于安全級別的有31個縣,占總數的41%,這些縣絕大部分位于桂東及桂東南的平原、盆地、河流三角洲處,耕地資源豐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糧食單產水平高,糧食產量供大于求,完全能夠實現自給。處于基本安全級別的縣有22個,占總數的29%,主要集中分布在桂中、桂南以及桂東和桂西的部分地區,耕地資源較多,耕作環境和水熱條件較好,糧食供需基本平衡;該級區的大新、天等、天峨、樂業、環江等縣位于、桂林西南桂西北山區,自然地理環境較為惡劣,糧食單產水平較低,但由于人口稀少,糧食消費需求量不大,糧食自給率大于95%,故糧食安全度較高。處于臨界安全級別的有11個縣,占總數的15%,集中分布在桂西及桂西北,糧食生產受氣候、自然環境影響較大,糧食產量不穩定,單產水平較低,糧食需求大于供給。需要指出的是,該級區的賓陽縣位于桂南,水熱條件好,耕地擁有量和糧食總產量可觀,但由于近幾年受政策、市場等因素影響,糧食播種面積下降較快,造成糧食產量大幅下滑,波動率達11%,從而使得糧食安全系數偏低。處于不安全級別的縣有11個,占總數的15%,集中分布在桂西北喀斯特石漠化山區,耕地資源稀缺,自然環境惡劣,糧食難以自給。
二、影響廣西縣域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總量持續增長,糧食缺口逐步擴大
目前,廣西各地的人口年自然增長率平均為0.66%左右。據測算,若按照人均占有糧食400kg的通用標準,2010年廣西全區的糧食需求量將達到2200萬噸,如果2010年廣西全區的糧食總產量仍維持在目前的水平,到時糧食缺口將達727萬噸。而廣西的糧食總產量自1999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后,每年一直按3%左右的速度遞減,與此同時全區各地人口數量仍在持續增加,因此糧食需求缺口將會逐步擴大。在糧食生產能力較強的地區,糧食安全問題尚不突出,而糧食生產能力較弱
的地區,糧食安全問題將會更加嚴重。
(二)耕地資源短缺,制約糧食生產的發展
糧食作物特別是谷物,屬于土地密集型產品,因此耕地資源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糧食生產的規模。隨著各地人口的增長、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耕地被非農建設用地占用,整個廣西的耕地數量每年以1%左右的速度遞減。2004年廣西有32個縣的人均耕地已經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0.053hm2的警戒線,這些地區主要分布在桂西北。而在桂東南地區耕地總量基數大,生產力水平也較高,糧食安全受到的威脅尚不大。當前整個廣西的后備耕地不足100000 hm2,各地保持耕地總量的動態平衡面臨著較大困難,建設用地占用的大多是優質水田,而新增耕地大多是中低產的旱地,耕地資源總體質量呈下降趨勢。
(三)區域條件差異大,糧食生產水平不平衡
由于廣西區內各地自然地理環境、社會經濟條件差異較大,使得糧食生產的布局和生產能力很不均衡。廣西主要的商品糧產區大都分布在桂東及桂東南灌溉條件好、水田比重大的平原或盆地,加之這些地區經濟較發達,農業投入大,因此糧食生產的能力很高;在桂西北山區,由于環境惡劣、耕地稀缺、土壤貧瘠,加上經濟比較落后,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嚴重制約了糧食生產的發展。
(四)糧食生產環境惡化,威脅糧食安全
廣西各地受地理、氣候和人為因素的影響,以旱澇為主的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一些經濟落后、農業基礎脆弱的地區,抗災能力弱,糧食生產受自然災害影響很大。據農業部門統計,目前廣西年均農作物受災面積達1800萬畝,占總面積的22%,其中,旱災主要發生在桂西及桂西北石山區,洪災主要發生在桂東及桂東南河流密集地帶,旱澇災害大大加劇了土地退化和水土流失。另外,不少地區的糧食生產受工業“三廢”的嚴重污染,加上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糧食作物中的有害殘留物含量增加,嚴重影響到糧食安全問題。
三、虛擬土地戰略與廣西縣域糧食安全保障
(一)虛擬土地和虛擬土地戰略的內涵
虛擬土地的概念源于“虛擬水”和“虛擬土”概念。虛擬水最初由國外學者Tony Allan于1993年提出,是指生產商品和服務過程中消費的所有水資源,該概念的提出使人們對水資源和水安全問題有了重新的認識。2004年國內學者羅貞禮借鑒虛擬水的概念,首次提出了“虛擬土”及“虛擬土戰略”的概念。隨著對虛擬土認識的加深,人們意識到在土地資源短缺的地區,糧食安全可以通過經濟一體化過程得到解決。這里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虛擬土地及虛擬土地戰略的概念,“虛擬土地”比“虛擬土”更能準確表達和涵蓋土地資源的科學含義,因為“土”顯然不能等同于“土地”,“土”是“土地”的一個要素。類似于“虛擬土”的概念,虛擬土地是指在商品和服務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土地資源數量,它以虛擬的形式隱含于產品中,而并非真實意義上的土地。任何農產品生產都需要占用土地資源,需要土地提供的各種有效功能。一個國家或地區出口土地資源密集型產品給其他國家或地區,實際上就是以虛擬的形式出口了土地資源。
類似于“虛擬土戰略”的概念,虛擬土地戰略,就是指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或地區通過貿易的方式從土地富足的國家或地區購買土地資源密集型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等大宗土地密集型產品)來獲得土地和糧食安全的策略。它是從系統的角度出發,通過尋找與糧食安全問題相關的影響因素,在問題發生的范圍之外尋找的一種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應對策略。在解決區域糧食安全問題的傳統做法中,主要是依靠提高耕地單位面積產量和擴大耕地面積來提高糧食產量。但提高耕地單位面積產量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且會受到土地報酬遞減規律的制約;靠開墾擴大耕地面積,會受到土地資源有限性的制約,如果過度開墾還會導致生態退化。因此,在土地資源匱乏地區靠這兩種傳統方式來確保糧食安全是難以行得通的,而運用虛擬土地戰略,可以為解決區域糧食安全問題提供新的思路。
(二)基于虛擬土地戰略的縣域糧食安全保障
國內有關土地資源管理的研究分析認為,土地資源管理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供給管理階段、效率管理階段、內部結構性優化階段和社會化管理階段,管理階段越往后管理層次越高,四個階段是交叉出現和綜合運用的。土地資源社會化管理階段充分認識到土地資源具有社會屬性,其管理的目標就是從區域的實體土地資源存量出發,通過充分運用其所掌握的社會資源來提高土地資源配置的綜合效益。該階段對土地資源管理問題的著眼點,已從土地資源稀缺本身轉向需要克服土地資源稀缺的社會資源本身。社會資源是相對于自然資源而言的,它是指社會經濟制度、產業結構政策、各種經濟發展戰略等。能否調動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克服自然資源短缺,成為土地資源短缺問題能否有效解決的關鍵。
虛擬土地戰略實質上是土地資源社會化管理的一種制度創新,基于虛擬土地戰略的區域糧食(虛擬土地)貿易是提高土地資源利用效率、實現區域土地資源和糧食安全的有力工具。區域糧食生產能力由區域可利用的耕地資源數量和耕地的單位生產能力共同決定,由于受自然氣候環境、耕地資源數量、糧食生產效率的制約,很難完全實現每個區域的糧食自給。廣西西北部喀斯特山區自然環境惡劣,耕地資源十分有限,如果在這些地區片面追求糧食自給,進行土地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不僅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且還會威脅這些地區脆弱的生態環境。而廣西東部和東南部地勢平緩、水源充足、耕地資源豐富,糧食生產不僅能夠實現自給,而且還有富余。如果立足于全區的土地資源分布狀況,通過發揮區域土地資源的比較優勢,由土地資源欠缺、糧食不能自給的桂西北地區以虛擬土地貿易方式,從區內其他土地資源豐富的地區進口糧食(虛擬土地),這不僅可以從宏觀上平衡土地資源赤字,實現縣域間糧食的供需平衡,而且在確保社會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方面更具有可行性。
(三)實施虛擬土地戰略的對策建議
1.調整區域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區域土地資源配置
在運用虛擬土地戰略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審視區域內的農業生產政策,做到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桂西北喀斯特山區應當積極調整其農業產業結構,發展與該地區土地特性相適宜的農產品,糧食安全可以通過虛擬土地貿易來解決;對于不適宜進行農業耕作、對生態平衡會產生嚴重影響的山區則要實行退耕還林,將土地資源用于生態恢復和生態建設上。而在耕地資源豐富、糧食生產條件優越的桂東南地區,應當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加快商品糧基地建設,做好“噸糧田”的試點和推廣工作,充分發揮區域內土地資源的優勢,使之成為全區糧食安全的堅強后盾。
2.政府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實行虛擬土地戰略后,在區域農業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與轉型中,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區域農業生產和農民收益波動,尤其是在桂西北喀斯特石漠化山區,由于調減糧食種植面積可能引起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和農民收益下滑,這就需要政府對這些地區加大財政支持力度,設立專項基金對農業結構調整、糧食調運以及農民收益下滑進行補貼。而對實施虛擬土地戰略后可能引發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問題,則需建立相應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3.改革和完善現行糧食流通體系
虛擬土地貿易的有效進行需要一個完善的糧食流通體系來支撐。首先,要改革糧食流通體制,降低市場進入門檻,實現糧食流通經營主體的多元化,大力支持和培育糧食企業,發展糧食深加工,促進糧食的產業化經營,實現糧食產、供、加、銷一體化。其次,要大力發展糧食市場體系的基礎建設,促進糧食現貨市場和期貨市場的發展,支持糧食企業參與保值交易、增加盈利。再次,要嚴格糧食市場的管理和規范,嚴格審查糧食經營業主的資格,強化對糧食市場的監管。最后,進一步搞好與糧食主產區的購銷合作。
4.建立完備的糧食安全信息系統
虛擬土地戰略的正確實施離不開糧食安全信息的有效支持。糧食安全涉及生產、流通、儲存、消費等各方情況,要作出正確的生產與貿易決策,就必須及時、準確、充分地掌握相關信息,如糧食需求量、糧食自給率、糧食庫存量以多少為宜,國內外糧食生產的現狀如何,糧食價格的變化趨勢等等,這些信息的采集、管理分屬不同的部門,需要進行整合和核實。因此,有必要將農、林、水、糧食、財政、統計等部門提供的相關信息加以分析整理,建立一個科學而完備的糧食安全信息系統,為虛擬土地貿易提供信息支持。
一
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是指能夠識別(如采用統計檢驗)的氣候狀態的變化,即平均值變化和/或各種特性的變率,并持續較長的時間,一般可達幾十年或更長時間[1]。全球氣候變化已經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只是氣候系統和氣候要素變化的原因、幅度和區域分布迥異,且未來氣候變化預測還存在太多的不確定性。氣候變化影響了糧食的安全。所謂糧食安全,是指“保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夠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糧食”。(聯合國糧農組織)中國的一些學者結合中國國情,根據FAO的定義,對糧食安全概念作了進一步闡釋。例如,郭書田認為:“中國糧食安全應該包括五方面內容,即糧食自給率、糧食庫存率、農民收入、生態環境、食物安全等。”[2]翟虎渠認為:“現代糧食安全的概念應包括數量安全、質量安全和生態安全。”[3]從以上對糧食安全的定義可以看出,無論國際或者中國學者怎樣定義糧食安全,其中有一點是相通的,那就是都要確保有足夠的糧食。充足的糧食儲存量是國家安全的先決條件,離開這個條件談國家安全,那國家安全就好比是空中樓閣。
二
“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民以食為天的觀念如此源遠流長,反映了中國幾千年文明史和農業關系至為密切。糧食是國民經濟基礎中的基礎,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戰略物資。目前,全球氣候的變化對中國的糧食安全有如下的影響:
第一,氣候變化影響中國糧食的充足供應。糧食的充足供應,指在數量上和市場上有糧可食,包括糧食生產、糧食儲備以及外來糧食援助等。全球氣候體系的異常導致中國在降水、氣溫、自然災害爆發頻率和分布、水資源利用、病蟲害發生機制等方面出現反常,最終沖擊中國糧食的生產和供應。
溫度對糧食單產的影響。在中國,升溫對東北農業區來說是有利的,因為升溫可以延長作物生長季節,而且減少低溫冷害的威脅,是其有利的方面;另一方面,氣候變暖會導致積溫增加,從而使作物的生長期延長。但增溫也有不利的一面,氣候變暖,特別是冬季溫度升高,將有利于害蟲和病原體安全越冬,使來年的蟲病源基數增大,加重危害程度。
氣溫升高對水分有效性也將產生影響。氣溫升高使蒸發量增加,導致了作物灌溉用水量大幅度增加。即使是良好的灌溉條件,也只能一定程度地緩和蒸發量增大引起的干旱,并不能完全補償增溫帶來的減產效應。另一方面,土壤水分條件通過影響土壤的透氣性而影響土壤固有有機碳的礦化分解和外源有機碳的降解,進而影響土壤有機碳含量。若土壤水分充足,那么土壤空隙度就大,就促進了有機碳的礦化分解[4],增加土壤肥力。但蒸發量變大會使得土壤水分不足,影響有機碳的礦化分解從而影響糧食單產量。
而在氣溫升高而降水量不增加的情況下,又將會出現中國農牧交錯帶向南擴展。首先,東北與內蒙古接壤地區農牧交錯帶的界限將南移70千米左右。其次,華北北部農牧交錯帶的界限將南移150千米左右。再次,西北部農牧交錯帶界限將南移20千米左右[5]。農牧交錯帶的南移使得草原面積有所增加,但同時也加大了荒漠化的可能,導致中國糧食安全問題進一步加重。
第二,氣候變化影響中國糧食市場價格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氣候變暖后,土壤有機質的微生物分解將加快,這需要施用更多的肥料以滿足作物生長的需要,而施肥量的增加意味著生產成本的增加。同時,氣候變暖可能會加劇病蟲害的流行和雜草蔓延,因此不得不增加農藥和除草劑的施用量,而這將增大農業生產成本。糧食市場價格波動,實際上是通過生產投入要素變動來實現的。所以當生產成本發生變化時,市場對之進行反應的可能途徑就是調整價格和增加市場供求量。而農民生產積極性受挫以及氣候變化引起的自然災害加重導致的糧食減產,使得糧食市場供不應求,糧價就會上漲。糧價上漲一方面對糧食增產起到刺激和促進作用[6];另一方面糧價上漲又會影響中國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引起通貨膨脹,往往會發生經濟社會的震動,1993 年和 2003 年就是兩次典型案例。
三
氣候變化已經對中國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造成巨大挑戰,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積極開展氣候變化應對策略的研究,進行遠期的規劃和防御,發揮優勢避免劣勢,保障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和糧食安全。
第一,應對氣候變化的糧食安全科研政策對策。綜合運用氣候學、農學、遺傳育種學、災害學、生產經濟學等多門學科理論方法,以氣候變化與糧食安全之間的相互作用為切入點,以農業主產區為重點研究區域,研究并揭示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系統的影響機理與適應機制,為農業應對氣候變化理清科學思緒[7]。
第二,應對氣候變化的糧食安全技術選擇。采取有效得當的農業技術應對氣候變化(如優質農作物品種選育及產業化技術、轉基因生物技術、重大病蟲草害預測預報及防御技術、高效低毒新型化學農藥及生物農藥的創制技術、高效低污染新型化肥農膜技術的研究與開發),不僅可以有效降低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所帶來的破壞程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有效利用氣候變暖所帶來的有利農業生產條件。
土地是民生之本,耕地資源作為農業生產中的重要資源,要實現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認真貫徹“珍惜并合理利用土地,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要求。糧食安全一詞,在我國最早出現于1973年,當時,它是針對“世界糧食危機”提出的一項政策目標[1]。1974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世界糧食大會上提出了關于糧食安全的概念,糧食安全是人類目前的一種基本生活權利,即“保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夠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品”。1983年4月,糧農組織又對糧食安全的概念進行了修改,提出糧食安全的目標為“確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時候既能買得到又能買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三十多年以來,這個概念一直處于演變之中[2]。耕地資源是農業生產最根本的物質條件,是農業生產最基本的保證,在一定時期和一定區域內,耕地數量的變化必將導致糧食播種面積的變化,從而引起糧食生產的波動,影響到糧食的供給安全。而糧食作為一種具有戰略意義的特殊商品,是國家安全戰略的組成部分,也是社會穩定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因此,陜西省許多專家也在耕地面積與糧食安全方面做了許多研究[10-11],在保證全省經濟建設需要的同時也要保護稀缺的耕地資源,以實現糧食安全。 1 研究區概況 寶雞古稱陳倉,地處東經106°18'-108°03',北緯33°35'-35°06',位于陜西省關中西部,東與咸陽和西安相連,南與漢中接壤,西北與甘肅省天水、平涼地區毗鄰。既是炎帝生息之地,又是周、秦王朝發祥之基,有豐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觀。是西部大開發承東啟西的重要支點,是陜、甘、川、寧四省(區)毗鄰地區的商貿和物流中心。本區屬于暖溫帶半濕潤氣候,全年氣候變化受東亞季風(包括高原季風)控制,冬季干旱多西北風,夏季炎熱多東南風。平均氣溫以渭河平原谷地為最高12-14℃,年平均降水量590-900mm,是關中降水量最多的地區,號稱“關中水龍頭”。該區地質構造復雜,東、西、南、北、中的地貌差異大,具有南、西、北三面環山,以渭河為中軸向東拓展,呈尖角開口槽形的地形特點。山、川、塬兼備,以山地、丘陵為主,山地占總面積56%,丘陵占總面積26.5%,川塬占總面積17.5%,呈現“六山一水三分田”的格局,糧食生產的變化受氣候影響十分顯著,屬“靠天吃飯”地區。全市土地總面積18 172km2,其中耕地總面積37.87萬hm2,有效灌溉面積18.6萬hm2,占總耕地面積的53%,種植業面積較大,占66.4%,林業占4.4%,牧業占14.4%,副業占14.7%,漁業僅占0.1%,是我國西部重要的商品糧基地。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研究方法。采用北京大學蔡運龍教授提出并定義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積與耕地壓力指數模型[3-4],對寶雞市近年耕地面積、糧食產量、人口數量、最小人均耕地面積和耕地壓力指數等數據進行分析。最小人均耕地面積是在一定區域范圍內,一定食物自給水平和耕地生產力條件下,為了滿足人口正常生活的食物消費所需的耕地面積。最小人均耕地面積是食物自給率、食物消費水平、耕地生產力水平等因子的函數,公式為:Smin=βGpqk
式中:Smin為最小人均耕地面積(hm2/人);β為食物自給率(%);G為人均食物需求量(kg/人);p為食物單產(kg/hm2),q為食物播種面積占總播種面積糧食比(%);k為復種指數(%),它是一年中各個季節的實際總播種面積除以耕地面積求得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積給出是為了保障一定區域糧食安全,而需保護的耕地數量底線。耕地壓力指數可以衡量一個地區耕地資源的稀缺和沖突程度,給出了耕地保護的閾值,可作為耕地保護的調控指標,也是測度糧食安全程度的指標,是最小人均耕地面積與實際人均耕地面積之比,公式為: 式中:K為耕地壓力指數;Sa為實際人均耕地面積(hm2/人),是區域可耕地總面積與人口數量的函數。當K=1時,表示實際耕地面積等于最小人均耕地面積,即耕地壓力平衡,此時糧食供需平衡。當K>1時,實際人均耕地面積小于最小人均耕地面積,表明耕地承受巨大的壓力,糧食供給小于需求,糧食處于不安全狀態。當K<1時,實際人均耕地面積大于最小人均耕地面積,耕地壓力較輕,糧食處于安全狀態。根據K值的的大小選擇不同的對策措施,以調節耕地資源所承受的壓力,實現耕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2)數據來源于寶雞市統計局編《寶雞市統計年鑒》(2001-2010)。 3 寶雞市糧食安全狀態分析 3.1 耕地面積與糧食產量變化及原因分析 3.1.1 耕地面積,人均耕地面積變化分析 根據陜西省與寶雞市2001-2010年統計年鑒[5-6],統計分析了寶雞市耕地面積變化情況及人均耕地面積變化,寶雞市總耕地面積與人均耕地面積變化曲線趨勢基本一致,總體呈現先減后平穩直到2010年突然大幅度增長,總耕地面積從2001年48.55hm2一直落到2004年的44.06hm2之后一直平穩在46.0hm2到2010年猛增到55.63hm2,十年間的耕地面積變化差異不超過12.0hm2。而在這十年間寶雞市人口數量的變化呈現平穩增長狀態,由2001年的326.86萬人增長到2010年的376.97萬人,平均每年增加5.01萬人。在人口極具增長和耕地面積溫中有增的條件下,勢必導致人均耕地面積穩中有減的趨勢,2001年至2009年的年的人耕地面積由0.149hm2減到0.123hm2。由(圖1)可以看出總耕地面積與人均耕地面積變化曲線大致分為三個階段:2001-2003年,耕地面積以每年4.9的速度減少;2004-2009年耕地面積呈現整體平穩增長狀態,平均耕地面積均高于45.7;2010年則猛增到55.6。同時人均耕地面積則有所下降,其中2002-2003的耕地面積減少是因為寶雞市這兩年大力開發旅游業,政府加大了城市園地建設。而2010年的猛增則是由于寶雞市政府看到了寶雞市將面臨嚴重的糧食問題,而改變政策,加大了耕地面積的恢復和回收。#p#分頁標題#e# 3.1.2 糧食產量變化,人均糧食變化分析 寶雞市人口數量呈上升狀態,由2001年的326.86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376.97萬人,平均每年增加5.01萬人。根據陜西省與寶雞市2001-2010年統計年鑒[5-6],統計分析了寶雞市糧食產量變化,單產及人均糧食變化。寶雞市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變化趨勢基本一致,但總體呈上升趨勢。糧食總產量由2001年的130.40萬t增加到2010年的171.47萬t,增加了41.07萬t,平均每年增加4.11萬t。其中全市人均糧食在2001-2004年均低于400kg/人,按國家標準400-600kg/人為小康水平[7],均未達到小康水平。而除2007年外2005年之后的年份人均糧食均超過400kg/人,說明隨著國家政策的不斷轉變,政府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加大,人們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而主要原因也是耕地面積的不斷加大,大量化肥的使用使得人均糧食產量不斷增高。 3.2 Smin、Sa、值的分析 根據寶雞市統計年鑒[6]資料,運用耕地壓力指數模型,規定糧食自給率為100%,并規定人均糧食消費糧食量為400kg/人,同時寶雞市地理位置條件,位于秦嶺以北,且緊接秦嶺,屬于暖溫帶半濕潤氣候,可種植一年兩熟或一年一熟的農作物,復種指數是指耕地上全年內農作物的總播種面積與耕地面積之比,用百分數表示。根據全國各類地區復種指數大致為:五嶺以南約200%左右;五嶺以北,長江以南地區約180%-200%;長江以北,黃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為150%-180%;黃河、秦嶺、白龍江以北,長城以南地區約120%-150%;長城以北地區,除部分旗、縣外,大部在100%以下。因此寶雞市復種指數取值為150%[8]。因此計算出2001-2010年寶雞市實際人均耕地面積、最小人均耕地面積、耕地壓力指數(表1)。從表1看出,寶雞市最小人均耕地面積呈現上升趨勢,2010年猛增是由于耕地面積的快速增長,表明在農業科技不斷發展的作用下,耕地生產力水平在不斷提高;實際人均耕地面積整體狀態處于穩定,這表明在不變的人均糧食消費水平條件下,耕地面積和人口數量決定人均耕地面積的變化。在最小耕地面積和實際耕地面積隨時間起落變化的條件下,耕地壓力指數K值呈現了波浪式的變化(如圖2)。
“民以食為天”,“國以糧為安”。糧食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糧食安全是一個國家和地區整個安全體系的基礎[9]。通過對寶雞市2001-2010年近十年來耕地數量變化的分析,運用蔡運龍教授的耕地壓力指數模型對寶雞市糧食安全進行評估,結果顯示,該模型簡便、科學、合理,而且易于操作,更符合糧食安全的實際。耕地壓力指數模型還反映了糧食安全與確保糧食安全的耕地之間的關系。由圖2可知:寶雞市2001-2010年的K值有所波動,最小值為2003年的0.83,最大值為2001年的1.29,平均值為0.98。 總體變化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1)2001-2002年,K值在都在1之上。(2)2003-2007年,K值呈上升趨勢,但一直持續在1之下,因為這一時期耕地面積減小迅速,同時人口在不斷增加,人均耕地面積在減少,所以K值直線上升。(3)2007-2010年,K值有所增長,但2010年K值在1之下。研究發現,K值與耕地面積有很大的正相關性。Smin,Sa值均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Smin值由2001年的1.15到2010年的1.38主要是由于糧食單產的提高,但是由于區域內耕地的復種指數較低,所以Smin值并未大幅上升,最小值依然為1.01。因此,耕地壓力指數一直處于臨界值1左右,寶雞市耕地壓力依然存在,糧食問題處于不安全狀態,應該引起人們的重視。以上分析顯示,利用耕地壓力指數模型對寶雞市2001-2010年的糧食安全狀況進行評估,比較簡便、科學、合理,可操作性強,評估結果與現實中出現的糧食安全狀況基本一致。
關鍵詞:糧食進出口;演變趨勢;體制困境;政策措施
1前言
1.1糧食進出口問題的提出
1.1.1我國糧食進出口與糧食安全的關系。糧食是1種關系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自立的特殊產品,任何國家都10分重視糧食的穩定供給。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于70年代提出了糧食安全的概念,即“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品”。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始終是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問題,在發揮國內農產品比較優勢,開展國際貿易的同時,必須考慮好國內糧食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問題。要擴大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糧食產品的生產,建立糧食生產基地,相應減少沒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的糧食產品的生產。通過適當進口、有進有出的辦法來調節國內糧食的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1]
關鍵詞:耕地保護;稅收公平;耕地占用稅;制度變遷
中圖分類號:D922.220.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3)07-0101-04
稅法的作用,是指稅法的實施對社會關系所產生的影響,可以從稅法的規范作用和經濟作用來評價。[1]在耕地占用稅法領域,主要是通過稅收杠桿使納稅人的耕地占用行為得到合理控制,在耕地保護的過程中實現國家對宏觀經濟的有效調控。如果耕地占用稅制度長期存在耕地保護功能失靈及稅負不公,那么就會消減耕地占用稅法經濟手段協同土地管理法等行政手段保護耕地的法理基礎及正當性。根據制度變遷的一般原理,制度實施效率的提升是促進耕地占用稅向農用地占用稅制度變遷的原動力。由于現行耕地占用稅制度本身存在制約效率和公平的缺陷,“完善耕地占用稅勢在必行”。[2]
一、持續有效的耕地保護是我國糧食安全的基石
截至2012年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為135404萬人,比上年末增加669萬人,其中城鎮人口為71182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52.6%”,[3]我國人口數量仍然在遞增,一般情況下,世界人口大國的狀況在未來相當長時期難以發生根本性改變。吃飯是人的最基本需求。歷史證明,如果人的最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那么社會秩序可能發生動蕩、社會倫理將受到空前挑戰甚至倒退。為此,保障糧食安全是各國政府及法律制度孜孜以求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目標。“1942”饑餓與恐懼的慘痛史實告誡我們,人口數量遞增背景下的世界人口大國現狀表征,我國糧食安全保障的任務及重要性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
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的關系,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糧食生產不像石油生產那樣具有壟斷性,在國際糧食市場長期供大于求且糧食市場供給基本穩定的情況下,個人糧食安全可以通過國內糧食市場予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可以通過國際糧食市場來保障。耕地保護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農業用地的非農化,阻礙了負擔耕地保護的農民享受城鎮化和工業化給農業用地非農化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因而強調保障糧食市場,認為“保護耕地所付出的代價遠遠高于進口糧食的代價”,[4]通過控制耕地數量來保障糧食安全在經濟上效率低下或欠缺效率。另一種觀點認為,“現代糧食安全的概念應該包括糧食數量安全、質量安全、社會安全和生態安全四層內涵”。[5]糧食供給主要取決于耕地面積和質量,耕地保護直接關切到糧食安全。以上觀點均有一定的合理性及局限性,為我們研究提供了一種新視角。筆者認為,糧食安全,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或稱為糧食安全的經濟性與政治性。前者從經濟效率角度認為市場就能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保護耕地在某種程度上導致經濟上低效。實際上,中國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70億人的19.34%,如果中國發生糧食安全問題,國際糧食市場供給的數量和價格將發生大的波動或震蕩,直接會打破國際糧食市場的基本平衡,可能發生市場失靈。
370多年前,美國殖民政府開始努力去保護土地和農業。并且日漸達成共識,認為有效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在實現農業可持續,保護資源和保持農業經濟活力的同時亦可保護環境。在1978年和1983年之間,美國大多數州制定了農場權利法令,目前所有五十個州都有若干適當的農場權利法案,其目的是防止房地產開發的威脅從城市向傳統的農村地區轉移。耕地保護不僅僅是對昔日農業美國的留戀,因為一旦耕地非農化,每個農民生產的產品養活多達120多人是極為困難的事情。由此可見,美國早就深刻認識到耕地保護與糧食安全的關系。[6]市場配置資源不是萬能的。市場存在失靈,需要政府干預,耕地占用稅法成為政府運用稅收杠桿實施耕地保護的基本形式。
二、消解耕地占用“實化”與耕地保護“虛化”之間張力的法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