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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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影響范文第1篇
“現在該是我們系統總結歷史經驗，前瞻而后顧未來走勢的時候了。”高培勇教授如是說。
“二元”制度下的“非公共性”
《新理財》：1978 年開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并與之同步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已步入而立之年。作為國內財稅研究方面的資深學者，您如何評價過去30 年的改革？
高培勇：這顯然是一個既意義重大，又頗不輕松的命題。因為，一方面，在過去的30 年間，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所面臨的問題之復雜，所走過的道路之曲折，所承載的使命之沉重，所發生的變化之深刻，所取得的成果之顯著，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特例；另一方面，對于有了30 年改革歷史并積累了豐富經驗的中國而言，舉凡涉及類如財稅體制改革回顧與展望方面的話題，已經不能停留于史實的追溯和再現層面。
可以說，財稅體制改革不過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30 年來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市場化，發生于財稅領域的改革事項，不僅數不勝數，而且犬牙交錯。回顧以往的改革軌跡，總結以往的改革經驗，必須放在改革規律的揭示上。過去30 年所取得的財稅體制改革成果，固然顯著而豐盛，但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完善的中國財稅體制目標相比，只能算是階段性的。通向未來的財稅體制改革道路，依然漫長。
《新理財》：在您看來，財稅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說經濟體制的改革的起點是計劃經濟。那么，財稅體制改革是從哪里開始的？
高培勇：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是由傳統經濟體制下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起步的。對于那一時期的財稅運行格局，盡管可從不同的角度加以歸結，但本著收入――“錢從哪里來”、支出――“錢向何處去”以及政策――“收支安排所體現的目的”這三個有關財稅活動運行層面的基本線索，可以將其概括如下：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于國有部門；財政支出主要投向于國有部門；財政政策傾向于在國有和非國有部門之間搞“區別對待”。以1978 年的情形為例，全國財政收入的86.8% 來自于國有部門的繳款，全國財政支出的85.6%用之于國有部門。這樣一種“取自家之財”、“辦自家之事”的財政收支格局，所折射出的，無非是財政政策的鮮明取向――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削弱以至鏟除私有制經濟。
換言之，這種“二元”制度下的財稅體制機制所覆蓋的范圍，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選擇的。“二元”的財稅體制機制所提供的財稅待遇，不是一視同仁的，而是有薄有厚的。財政支出的投向，不是著眼于整個公共服務領域的，而是專注于生產建設的。于是，便形成了同屬一國國民、身處同一國土之上并受同一政府管轄，但因財稅覆蓋程度不同而須面對不同財稅待遇的不同的區域、不同的企業和不同的居民。
這即是說，這種“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背后的體制機制，是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起點。也可以說，正是這種“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同財稅本質屬性以及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相適應性，把中國財稅體制推上了改革之路。
一枚硬幣兩個面
《新理財》：您前面說到，“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背后的體制機制，造成了財政實行不同所有制分治和城鄉分治，在這種“二元”的經濟社會制度環境下的財稅運行格局是怎樣的？
高培勇：一是以所有制性質分界，財政收支活動主要在國有部門系統內部完成的國有制財政，非國有部門則或是游離于財政的覆蓋范圍之外，或是位于財政覆蓋范圍的邊緣地帶；二是以城鄉分界，財政收支活動主要在城市區域內部完成的城市財政，廣大農村區域則或是游離于財政的覆蓋范圍之外，或是位于財政覆蓋范圍的邊緣地帶；三是以財政支出的性質分界，財政支出活動主要圍繞著生產建設領域而進行的生產建設財政，非生產性或非建設性的支出項目――其中主要是以改善民生為代表的公共服務性的支出項目，則往往被置于從屬地位或位于邊緣地帶。
有選擇而非全面的財稅覆蓋范圍，有厚有簿而非一視同仁的財稅待遇，專注于生產建設而非整個的公共服務領域，如此的財稅體制機制以及作為其結果的財稅運行格局，顯然不能說是“公共性”的，至少其“公共性”是被打了折扣的。事實上，“國有制財政＋城市財政＋生產建設財政”所集中凸現的，正在于傳統體制下的“二元”財稅體制機制的“非公共性”特征。
《新理財》：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廣為流行的表述是“市場化改革”。如果說整體改革是沿著一條頗具規律性且朝著市場化方向邁進的道路走過來的，那么，財稅體制改革應該有怎樣的改革路徑？
高培勇：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大特點，就是它始終作為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始終與整體改革捆綁在一起并服從、服務于整體改革的需要。
就總體而言，經濟的市場化進程首先帶來的是GDP 所有制構成的多元化。這一影響傳遞到中國財稅運行格局上，就是財政收入來源的公共化――由“取自家之財”到“取眾人之財”。到2007年，全國稅收收入來源于國有部門的比例，已經退居到19.2%。而且，仍在繼續下降。而財政收入來源的公共化，自然會推動并決定著財政支出投向的公共化――由“辦自家之事”到“辦眾人之事”。到2006 年，在全國財政支出中，包括基本建設、增撥企業流動資金、挖潛改造資金和科技三項費用等專門以國有經濟單位為主要投向的支出占比，已經由1978 年的52.7% 大幅下降至15.87%。與此同時，面向全社會的諸如養老保險基金補貼、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補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補助、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等社會保障支出以及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支出和政策性補貼支出等所占的份額，分別上升至11.25%、18.69% 和3.58%。而且， 其中不少項目，還是從無到有的。
財政收支的公共化，又進一步催生了財政政策取向的公共化――由在“自家”與“他家”之間搞“區別對待”到在全社會范圍內實行“國民待遇”。也就是說，經濟的市場化已經帶來了中國財稅運行格局的公共化。
呈現在財稅運行格局上的這些變化，當然是在財稅體制機制的變革過程中發生的。沒有以公共化為取向的財稅體制機制的變革，不可能有財稅運行格局的公共化。
這即是說，經濟的市場化和財稅的公共化，是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經濟的市場化，必然帶來財稅的公共化。由“非公共性”逐步向“公共性”靠攏和逼近的所謂“財稅公共化”過程，是過去30年間中國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所經受的最可稱道的重大挑戰。
“一條主線＋一個取向”
《新理財》：我們常說中國經濟體制的
改革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那么，我們的財稅體制改革是否也是一樣？
高培勇：正如整體改革是一個由目標不那么明晰、靠“摸著石頭過河”，到目標愈益明確、以自覺的行動朝著既定目標前進的過程，財稅體制改革也有著類似或相同的經歷。
當改革必須調整航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棋盤上謀劃全新的財稅改革方案的時候，雖然并未清晰地意識到經濟市場化與財稅公共化的高度相關性，但那時所操用的幾乎每一個棋子或推出的幾乎每一個舉措，也都是基于財稅運行格局已經變化且不可逆轉的現實而選擇的。而且，在那樣一種情勢之下，能夠作為改革參照系的財稅體制機制，自然是典型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稅收制度。能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接的財稅體制機制安排以及相關的原則界定，也自然離不開經濟的市場化這個基礎。來自于諸多方面的同市場經濟血脈相連的因素、理念、規則、制度等疊加在一起，不僅催生了公共財政的概念以及相關的實踐。而且，改革的著眼點也越來越向公共化的方向聚集。
到后來，當局部性的改革隨著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向全局延伸，以至于必須對財稅體制改革目標有個總體定位的時候，也許是水到渠成的功效所致，“構建公共財政基本框架”便被作為一種當然的選擇，進入人們的視野。并且，從那以后，包括收入、支出、管理和體制在內的幾乎所有的財稅改革線索和幾乎所有的財稅改革事項，都被歸結于這條改革的主線索，都被覆蓋于這一改革的總目標。也正是從那以后，關于中國財稅改革與發展目標或財稅體制改革目標，從學術界到實踐層，都越來越集中于“構建公共財政體制”或“建立公共財政制度”的概括或表述。
可以并不夸張地說，經過了30 年“摸著石頭過河”般的艱難探索，在我國，全力和全面建設公共財政，已經演化為一種圍繞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有意識、有目標的自覺行動。也可以說，我們已經進入全力和全面建設公共財政的時代。
這即是說，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于公共財政。由“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起步，沿著“財稅公共化”的路徑，一步步逼近“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方向，并貫穿未來的中國漸進式財稅體制改革始終。
《新理財》：在您看來，30 年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是否存在著一條上下貫通的主線？也就是說，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究竟有無一個一以貫之的改革取向？
高培勇：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的這條主線，說到底，就是由“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不斷向“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靠攏和逼近。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事實上也有著一個一以貫之的基本取向。這個基本取向，說到底，就是構建并實行既與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又與財政的本質屬性相貫通的公共財政制度體系。
以如此的角度并站在宏觀層面上“俯視”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全景，可以清晰地看到，過去的30 年間，我們正是瞄準“一個取向”、沿著這“一條主線”奔跑過來的。未來的若干年間，我們仍要瞄準“一個取向”、沿著這“一條主線”繼續奔跑下去。“一條主線＋一個取向”，正是我們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和前瞻未來走勢的基礎上，對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歷史規律做出的高度概括。
《新理財》：在您看來，當我們對以往的改革軌跡、改革經驗和改革規律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之后，應該如何勾勒未來的財稅體制改革“路線圖”？
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影響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失業 界定 特征 成因
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失業現象已經成為當前困擾我們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今后我們還將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面臨著失業所形成的壓力，為此，探討和研究我國的失業現狀和成因，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我國失業現狀的分析和認識
關于失業的理論界定和統計標準
對失業及其范圍作規范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由此而統計出的失業數量和失業率以及所反映出的就業狀況是政府宏觀決策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失業衡量體系和統計方法有利于我們進行國際間的橫向比較和研究，從而也有利于借鑒和學習世界發達國家在解決失業問題方面的經驗和方法。
世界上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大多從失業者的角度對失業狀態進行界定。失業者在統計時被確定為“有勞動能力，愿意工作而沒有工作，并正在尋找工作的人”，在這里，“有勞動能力”和“正在尋找工作”是一個彈性的概念，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具體的情況不同，對這兩個問題的界定也各有差異，從而導致被認定的失業范圍和失業率也就不同。以美國為例，規定16-65歲為勞動年齡，凡在這個年齡范圍內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在下列情況下被認定為失業：新加入勞動隊伍第一次尋找工作，或者重新加入勞動隊伍正在尋找工作達4周以上的人。為了尋找工作而離職，在找工作期間作為失業者登記注冊的人。被暫時辭退并等待重返工作崗位而連續7天未得到工資的人。被企業解雇而且無法回到原工作崗位的人，即非自愿失業者。國際勞工組織將失業人員定義為：在一定年齡以上，在調查統計的一定時間范圍內沒有工作，目前可以工作而且正在尋找工作的人。我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規定，失業人員是指在勞動年齡內有勞動能力，目前無工作（非農業戶口），并以某種方式正在尋找工作的人員，包括就業前失去工作的人員和新生勞動力中未實現就業人員。
分析和對照上述關于失業的定義，從中不難看出，中國對失業的界定與國際通行的方法以及國際勞動組織的定義有明顯的差異，表現在中國對失業人口的統計口徑偏小，沒有將下面兩類人員列入失業范疇：一類是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因為中國對失業人員的統計僅限定在持有城鎮戶口的人口中，從而將目前存在而且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排除在失業隊伍之外；另一類是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形成的中國所特有的下崗人員。雖然這兩部分人員是否屬于失業，是否應該統計在失業人口之中，在理論上還存在著不同的解釋和爭論，但這些人口絕大部分沒有就業、沒有工作的事實卻是不容置疑的。
由于統計的標準和方法上的問題，對失業人口統計的結果也與人們一般的理解和感受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也不能真實地反映中國失業的實際情況。所以，我認為中國應該借鑒和采納世界通行的失業統計方法，客觀、真實、準確地反映我們的失業狀況，才能夠有利于我們的正確決策。否則，不能反映實際情況的統計數字是毫無意義的。
中國目前的失業狀況
國家統計局2002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到2001年末，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681萬人，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6%。如果僅從上述數字來看，目前中國的失業問題并不算嚴重。600多萬的失業人員對中國這樣一個擁有近9億勞動年齡人口的大國來說并不算多，3.6%的失業率從世界范圍來看也是相當低的。但考慮到我們上面所講的統計標準和方法上的偏差，實際存在的失業問題比數字所顯示出來的情況要嚴重的多。
鑒于中國目前的特別情況，在政府公開的失業統計之外，分析、研究失業狀況還必須注意到如下的因素：
中國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 隨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農業中科技投入量的增加，可耕地面積的減少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外國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數量龐大而且還在不斷增加。
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平均每個勞動力擁有的耕地面積為4.2畝，但在現有的生產力水平條件下，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可耕種土地約有8畝，這就意味著中國農村中約有1.5億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這一數字和由國家計委主持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人口、就業和社會保障重點專項規劃》中指出的1.5億農業剩余勞動力相吻合，而且隨著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十五”期間我國農村中估計每年還要新增500-600萬人的剩余勞動力。
下崗職工 下崗職工，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所特有的現象，特指那些在企業無工作崗位3個月以上，但尚未與原企業解除勞動關系，繼續從原企業領取低于工資的生活費、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等福利，且未在社會上有其職業的人員。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問卷調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勞動科學研究所的一項研究推測，目前下崗職工中，約有75%需要就業，這部分下崗職工實際上處于失業狀態。依此計算，中國目前的1300多萬下崗職工中，約有1000萬左右屬于失業人員。
沒有正式登記的失業人員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失業統計僅限于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正式登記的失業人員，而沒有正式登記的就不算在失業之列。由于中國人的市場經濟意識普遍淡乏和傳統觀念的影響，有相當一部分已經失去工作的人員，并沒有進行失業登記，這就造成實際的失業人數和登記的失業人數之間有一定的差額。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顯示，1996年、1997年調查的失業人數與登記的失業人數之差分別為262.2萬人和410萬人，由此造成的可能的登記遺漏占登記失業率的比重分別為47.4%和71.9%。依此，1996年、1997年中國城鎮公開登記的失業率則分別由3%和3.1%擴大到4.40%和5.33%。由此看來，由于中國國情，沒有登記的失業人員數量相當可觀。
隱蔽性失業 隱蔽性失業是指表面上雖然有工作，但實際上對生產并沒有作出貢獻的勞動者，即有“職”無“工”的人，當經濟中減少就業人員而產量并沒有下降時，就可以認為經濟中存在著隱蔽性失業。隱蔽性失業更多地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中，通常與較低的經濟效率聯系在一起。據測算，我國社會存在的隱蔽性失業超過2000萬人。
綜合上述因素，中國社會目前實際的失業狀況比官方公布的數字要嚴重的多，應該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高度重視。經濟理論界應該加強對中國失業問題的全面研究，政府在制定經濟發展計劃和宏觀經濟政策時，應將降低失業率放在重要位置。
中國當前的失業特征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不斷深入，經濟增長方式由傳統的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化經營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還將進一步加快，就業中的深層次矛盾日漸突現。
中國目前的失業問題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特別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相比較，既有共同的特征和原因，又有由于中國國情所形成的一些特殊性因素，分析中國失業的特征有利于我們對當前失業問題的正確判斷和理性把握。
我認為當前中國的失業問題具有以下特點：
城鎮中的隱蔽性失業進一步公開化
在我國，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廣泛就業”的指導思想，在國有企業、政府機關和各類事業單位形成了大量的隱蔽性失業人員。一方面，這部分失業人員的存在是由于中國不合理的體制性因素所造成的。另一方面，龐大的隱蔽性失業隊伍的存在，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損失，勞動效率低下，組織中紀律渙散、人浮于事，大量的人力資源嚴重浪費，社會成員間不良情緒互相感染，產生了諸多不良的消極影響。
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化的推進過程中，由于市場經濟的效率原則的作用，這部分隱蔽性的失業將不斷公開化，沉積在內部的大量冗員進一步釋放出來。
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數量龐大而且還將會繼續增加，急需轉移
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內，中國社會經濟仍然是以農業為主體，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將會是漫長的。目前農業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85%左右，隨著農業現代化，農村中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這些人急需轉移，但目前社會上適應這部分勞動力的工作卻非常有限，形成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游蕩于社會之中，這些人迫于生計多從事一些季節性、臨時性或者那些較高素質的人所不愿意從事的工作，具有相當的不穩定性，對社會經濟的秩序形成了巨大的潛在性威脅。加之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城鄉差別的客觀存在，這部分失業人員不公平的社會地位增加了他們的不滿情緒，據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農村中20歲以下的人對這種現實的接受程度要遠小于他們的兄長和父輩。
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中形成了大量的下崗人員，生活困難、再就業難度大
據統計，1993年，全國下崗職工人數僅300萬，1996年上升到891萬，1992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分流及下崗職工總計1274萬人，占當年國有企業職工總數的17%。1996年底，全國下崗人員的再就業比例下降到僅為26%，領取社會保障救濟金的僅1.8%，職工人均年生活費為925元。平均每月領取生活費77元，其中國有企業90元，城鎮集體經濟單位47元。全國共有22個地區人均生活費低于100元。
失業人群中普遍素質較低
失業人群大多缺乏專業技能，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就業觀念落后，“等、靠、要”的隋性思想嚴重，再就業難度大。
結構性失業特征明顯
結構性失業是由于勞動力的結構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變動所引起的失業。我國當前正處于一個變革的時代，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部門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經濟結構的快速變化，使勞動力市場在短期內一時難以改變其技術結構、地區結構和性別結構，從而出現“失業”與“空位”并存，即一方面存在著有工作而無人作的“空位”，另一方面又存在著有人無工作的“失業”，這種現象在短期內難以克服。
我國失業的成因分析
經濟學理論對失業的成因有系統的分析和論證，我認為，中國目前的失業問題既有市場經濟體制運行過程中所形成的經濟性因素的失業，也有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所遺留下來的歷史性因素的失業，還有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過渡性因素的失業。既有歷史原因所形成的失業，又有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新形成的失業，但總來說，體制性因素是中國目前失業的主要原因。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歷史性遺留原因所形成的失業
錯誤的人口政策形成了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 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實施了鼓勵生肓的人口政策，使中國人口在短期內急劇增加。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為88793萬人，占人口總數的70%。養活大量的新增人口消耗了大量的國民收入，限制了中國經濟的增長。雖然后來糾正了錯誤的人口政策，但就業壓力在短期內難以緩解。
“全面就業”的就業政策造成了企事業單位的大量冗員 我國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對勞動力資源配置和使用實行統一招收、統一調配、統一使用和統一管理的制度，大部分的勞動力通過行政干預和統配的方式實現就業。計劃型的就業政策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取高的就業率，形成了“一個人的活三個人干”、“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現象。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和市場化的取向，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必然會使大量的業已存在的冗員釋放出來，形成新的失業。
“重工業優先”的產業政策限制了就業數量 我國在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在產業政策上重視重工業、重視生產資料的生產，忽視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走的是“先生產后生活”的產生結構重型化的道路。
重工業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生，資本有機構成高，吸納勞動力能力差，等量資本投資于重工業所能吸納的勞動力數量要遠小于投資輕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所能吸納的勞動力數量。
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堵塞了勞動力的就業門路 在所有制結構上片面追求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限制、排斥甚至是禁止其它經濟成份的發展，從而使勞動力就業渠道極為單一，造成“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局面。同時人為地制造不同所有制之間的高低貴賤之分，更加劇了就業渠道的單一和阻塞。
單純的中央集權制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和我們在經濟發展中指導思想上的錯誤，由此帶來的虛假就業及經濟中的深層次問題都必然在改革的過程中反映出來。歷史的失誤造成我們今天發展的代價和改革的成本。
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新形成的失業
體制性冗員在改革中釋放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在打破傳統舊體制和新體制的形成過程中，舊體制下形成的冗員必須在新體制的建立過程中釋放出來。
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不斷推進，客觀上要求企業和政府在內的市場主體行為符合并適應市場化原則。廣大企業，特別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占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將會按照利潤最大化的市場化原則自主選擇、獨立決策，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競爭主體。
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推廣，一方面使許多缺乏競爭力的企業破產或瀕臨于破產，這些企業的裁員以及按照勞動合同正常的解聘的職工加入了失業者的行列；另一方面，由于企業用工自的落實，使企業中長期以來通過行政手段安置的大量的富裕人員受到排擠和向社會的釋放。特別是對國有企業“鼓勵兼并、規范破產、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的改革政策的推廣，優化企業的資本結構，培育資本市場，鼓勵資本運作，促進生產要素的優化重組，一些不適宜的生產要素將不斷地從原有的統包統配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勞動用工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之間的矛盾更趨尖銳。冗員、債務和企業承擔大量的社會性職能成為企業深化改革的最主要的體制性因素，減員增效成為國有企業擺脫困境的必然選擇。
上述分析說明我國當前的失業和下崗職工之所以不斷增加，從根本上來說是長期以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突現，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當中，勞動者與企業之間關系的重新調整，企業內部隱性失業顯性化、公開化和社會化的必然結果。
經濟體制的改革必然要求政治體制的相應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政府管理職能的調整。“精減、高效”是納稅人對政府職能管理體制的要求，“小政府、大社會”是政府職能管理改革的方向。在這個轉變和調整過程中，也將會產生相當一部分的富裕人員，需要分流。
經濟結構的調整產生了大量的結構性失業。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市場環境的變化，經濟結構必然會不斷調整和優化，特別是我國在經濟體制的轉軌和變型過程中，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還會加快，我國當前有相當部分的失業人員，與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直接的關系。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國民經濟開始由短缺經濟進入買方市場，大部分的產業領域生產能力過剩，產業縮減和產業的優化升級成為新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一些傳統的落后產業不斷萎縮，甚至被淘汰，新興的產業不斷涌現，結構性失業人數還將不斷增加。
中國的失業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穩定持續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只有對中國現階段的失業問題在理論上進行系統研究，把握其特征，找到產生的成因，才能夠采取有效的措施和解決的辦法。
參考資料：
1.斯蒂格利茨著，《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薩繆爾森著，《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第12版
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影響范文第3篇
“路徑依賴”是制度經濟學中關于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變遷中，由于存在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強化，即在制度選擇過程中，初始選擇對制度變遷的軌跡具有相當強的影響力和制約力，人們一旦確定了一種選擇，就會對這種選擇產生依賴性，這種選擇本身也具有發展的慣性，具有自我積累放大效應，從而不斷強化這種初始選澤。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這一基本理論出發，來探討我國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的慣性特征。
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分析
地方稅制是在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框架中明確提出的。財政管理體制作為劃分各級政府之間財權和財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國家治理結構的制約。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一般來說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級政府構成的，由于國情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治理結構呈現出多樣性。在中國國家治理結構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國家的主導，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盡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逐步相應的擴大，利益的獨立性獲得提高，但這一格局并未獲得實質性的改變。作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約束，這種約束體現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體性安排的約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財政管理體制的約束；第二，地方政府籌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選擇集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無權制定新的制度規則。在這些既定的約束下，地方稅制改革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路徑依賴特征：
（一）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特征對地方稅制改革的決定性影響。選擇財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這是由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內在決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種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標是什么，對于治國者來說，可能是不確定的。為了維護改革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治國者選擇“試錯法”，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在實踐中摸索出未來制度框架。因而，就決定了治國者從它最為熟悉的地方開始，這就是治國者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積累的調動微觀經濟主體積極性的經驗——通過權力下放來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這一改革構成了中國20年財政體制改革的主導。從財政管理體制來看，主要表現為通過不斷調整地方的收入基數和上繳的比例來調動地方政府理財的積極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決定權。無論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為核心的“分灶吃飯”體制，還是1994年的分稅制框架，都體現出中央政府對收支的決定權和調整權。這種決定權和調整權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過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稅種的調整而獲得在財政收入分配份額中的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在于不確定性、技術因素等作用下，當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額下降的時候，它可以通過調整而重新獲得這種優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作為改革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在整個杜會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完成之前，通過對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數或增收的上繳比例的調整，保障中央政府對收入的整體控制，是實現經濟體制改革的平穩順利推道和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要求的根本保證。從改革后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來看，自從放權讓利的改革推行以來，中央本級組織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中央收入嚴重依賴于地方上解，而財政承包制所體現出的累退性，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提高中央政府的財力，通過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獲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從1996年起地方組織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經出現地方財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財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勢頭發展下去，中央本級的財力下降，而影響到改革的進一步推行時，新一輪的調整就勢在必行，這種調整包括對地方稅種的調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數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調整。因此，在經濟轉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集權和分權，沒有隨著經濟形式的發展而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決定權將會加強和強化。由于地方稅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籌集地方財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稅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這種路徑依賴特征，從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動機的地方政府，就有著隱瞞收入的真實水平，并傾向于將財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強烈動機。
（二）地方稅制改革作為中國財政制度改革的一個內在環節，它也表現出中國財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徑依賴持征。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大上來。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特征，決定了國家投資所創造出來的效益和財政收入不斷萎縮，從而使得財政收入的增長不能滿足曰益擴大的財政支出要求。財政收支之間的缺口，有著曰益擴大的趨勢，當國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會契約所賦予的職能時，其義理性水平就會下降。為了提高或者維持其義理性水平，就迫使國家對既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做出自我調整，因而，財政壓力是中國經濟體制的直接原因(張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計劃和財政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這種調整主要是表現在逐步放松對資源的管制，以及國家不斷退出原有的特權領域，概括的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對產權規則的調整而達到國民收入增長的新的制度安排過程。在這一改革過程中，由于社會經濟制度發生了變遷，必然要求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做出相應的變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是通過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夠直接控制著社會剩余，那么，在放松對社會資源的管制后，社會資源配置將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觀主體來完成的，國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會資源的配置，這就意味著，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作為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一方面，財政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通過對財政制度的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另一方面則又是通過對國家籌措歲入制度的重構而構成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由于財政支出的剛性，另一方面對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會財富，由于歲入籌措機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時籌集足額的收入以滿足國家的需要，財政壓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緩解，同時，國家一旦推行改革，維護改革的穩定性和合法性則是國家義理性支持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改革的過程是一個利益相互沖突的過程，為了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而不至于反對改革或阻撓改革，國家就會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這又進一步增加了財政支出的壓力。盡管從長期來看，通過改革會形成經濟和財政之間的良性循環，但是，在改革的過渡期內，財政壓力則表現得更直接、更明顯。現實的財政壓力也迫使國家倚重于強調收入的稅制。因而，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將會選擇那些能籌集收入最大化的稅收制度安排，而如果某一種稅制安排能為國家帶來收入的最大化，那么，在隨后的改革中，這種制度安排就會得到強化。地方稅制作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籌措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在國家強調收入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因而它內含有強調收入功能的慣性特征。
（三）在放權讓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機制也有著強化的趨勢。從地方稅制來看，它僅僅是獲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稅種的使用權、管理權、征收權，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稅種的確立、稅收制度的決定權在中央政府，當地方政府面對發展的需要而籌集一定的收入的時候，面對“菜單”選擇卻沒有“菜”可選。由于不能創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對于地方政府而已，則將既定的和舊體制內所創立的規則在特殊情形下多樣化，并且拓展這些規則的邊界。這個舊體制內的規則就是預算外的收費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種收費、集資、攤派等多種形式的地方收入機制。對于地方政府的這種行徑，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財力拮據而不能完全滿足地方政府的財力要求，而只給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資源和制度知識信息資源(只給政策、不出錢)，允許地方政府或者基層組織在制度創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動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賴于地方政府來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杜會的穩定發展，從而將改革的風險分散化，來達到風險最小化的目標。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間內，既維護體制改革的穩定和順利進行，同時地方經濟又取得相當的發展，中央政府就會容忍和默認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制度創新活動。
然而，收費制度一經在地方政府的運用，并經過上級政府的默認，它就有一種自我強化的傾向，這種自我強化的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地方政府作為人，其目標函數與作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國者所控制的，其目標函數是維持其治理國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而由地方官員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標函數是地方官員的晉級、名譽、聲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這樣，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員通過發展地方經濟而獲得上級的提拔，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發展地方經濟就要求有強大的收入來支持；地方官員通過預算支出追求個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貼、住房、豪華的辦公用品等，這是不一致的地方。無論是一致，還是不一致，都有著追求收入的動機。
此外，隨著中央政府將財權和相應的事權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而地方政府的職能并未獲得實質性的調整，這樣地方政府實質上就相當于一個范圍縮小的權力中心，它在職能和職責上與中央政府是重構的。由于收費制度比較簡便和運作成本低，能及時為地方政府籌集發展某些項目的經費需要，最為根本的在于收費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繳收入的約束，從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個地方政府或一個部門使用了收費制度，它就會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門迅速學習和模仿，而很快推演開來。同時，收費制度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官員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就會逐步成為他們“尋租”的最為合法化的渠道。這也會推動收費制度的進一步強化。
上述分析的路徑依賴特征，給地方稅制改革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影響。1．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資源而獲得社會剩余的方式，轉向通過國家政治權力向微觀經濟主體征收稅負，即通過稅收制度來重構國家歲入的轉型過程中，強調收入的功能是其內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現實的財政壓力使得一旦走上強調收入的制度路徑，就有著強化的趨勢，從而使得稅收制度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社會公平、以及國家對社會經濟運行的間接調控缺乏應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對稅種和收入的決定權的強化，一方面，忽視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重構中的內在作用。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中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對制度創新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創造出新的有效的稅收制度；另一方面，則導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為，首先，在稅制存續的有效期內，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將某一稅種推至極端，而不顧該稅種對地方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其次，當地方政府預期到中央政府的調整時，可能會通過收取過頭稅等形式虛增收入來擴大收入的基數；最后，將財源和財力轉移至非稅收部門，從而為非規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溫床。3．在既定的體制約束下，對收費制度的路徑依賴，使得地方政府也就越來越依重收費制度，以至于發展到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的境地，這反過來，則嚴重擾亂了國家歲入制度重構的進程。同時，各種形式的收費又加重了微觀經濟主體的負擔，擾亂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加劇了社會不公平因素，從而也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
對地方稅制改革路徑依賴的思考
上還分析表明，以放權讓利為基本特征的第一階段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適應性效率已經遞減，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所決定的。因此，新一輪的制度創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為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財政稅收制度的制度創新工作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實現的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問題。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構建公共財政框架之際，為中國財政稅收制度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在新一輪的制度創新過程中，要強調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要賦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創造新的制度規則的自。因為，首先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新歲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參與者、支持者、協調者、聯結者，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創新作用(楊瑞龍，1998；張杰，1998；黃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級微觀主體之間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因而有著更廣泛的制度創新信息，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訂的收入制度規則有著直接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從中國制度創新活動的主體來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因而，地方政府對國家歲入制度的創新活動同樣應該構成中國制度創新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而予以確認。
當然，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創新自，必須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確定地方政府的事權范圍為前提。更進一步，是要根據各級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在此基礎上來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權，并將各級政府的這種基本關系通過法律框架規范起來，這樣，一方面，形成對各級政府的外在約束，而不至于產生單純追求收入而不顧經濟發展的效率等問題，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各種權責關系，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強化調整與反調整的路徑依賴關系，從而也有利于各級政府發揮各自的職能。不僅如此，通過對各級政府事權的范圍來確定財權，同樣也有利于打破現行各級政府因職能不分而產生的對收入制度的路徑依賴，從而使得在國家歲入的重構過程中，發揮出稅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調節社會公平、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等功能。
主要參考文獻：
1．盛洪張宇燕主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2．楊瑞龍《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論》我《經濟研究》1998年第1期
3．黃少安《制度變遷主體角色轉換假說及其對中國制度變革的解釋》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1期
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影響范文第4篇
關鍵詞：社會保障 社會問題 政治體制 改革
一、社會保障需要宏觀制度環境的改善
在當代，經過幾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也造成了很多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分化問題、腐敗問題、通貨膨脹問題等等。為解決這些問題，有人呼吁進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有人認為非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可，長期爭執不下。到底該怎么辦？需要對社會問題性質與社會保障和政治體制的關系作具體的分析。
社會保障是一項系統的工程，涉及到的是整個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與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效果也必然受它們的影響，特別是政治制度的影響。社會保障的功能發揮通常并不取決于社會保障制度本身，而是取決于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者和執行者。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即使社會保障設計理念和目標相同，但是由于執行差別太大，結果可能大相徑庭。從實踐來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是伴隨著民主制度的成長而發展起來的，凡是社會保障制度比較發達的國家，往往都是民主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因為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不僅是對工業化社會帶來各種風險的一種技術性修復，更是公民意志表達的結果，因此深深地植根于民主制度之中。而當代中國諸多問題，最終莫不與政治體制相關。因此僅進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而忽視政治體制建設，被許多人認為并非治本良方。
二、當代中國幾大社會問題對社會保障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雙重要求
當前中國社會問題繁多，但就其成因來說可以分為有兩種性質類型：一種是制度性問題，是制度弊端引起，這種問題非制度改革所不能解決，比如改革開放前中國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經濟制度都存在問題。通過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廢除計劃經濟體制，并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經濟制度的問題基本解決，但是政治制度的問題還在，并通過市場化造成社會不公，激化了社會矛盾。政治體制改革于是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另一種是技術性問題，是在社會基本制度沒有大的問題的情況下或社會結構比較合理的情況下的局部性或暫時性問題，只需要在制度的框架內進行技術性的調整就能修復。這類問題多半是由于“市場失靈”造成的，不需要改變基本制度，只是通過技術性的調整就可以很好地解決，比如當代大學生的就業問題，通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可以解決。是否建立民主制度屬于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社會保障問題雖然被許多國家納入制度建設的范疇，但是相對于更大政治制度建設而言，社會保障制度只不過是一種技術性的手段而已。
在當代中國的社會問題中有兩個焦點問題不得不提：一是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二是腐敗問題。而像住房問題、內需不足問題、教育保障問題、養老保障問題等都與這兩個問題有關。而要深刻認識這些問題的根源需從改革開放說起。中國是在經歷了之后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的。十年的內亂使得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都遭遇困境，雖經撥亂反正使政局基本穩定了下來，政治領域的爭端依然十分強烈，但長期的貧窮更凸顯了經濟落后緊迫性，加上民心思定，最終社會各方在發展經濟上達成了共識，經濟體制改革從農村開始，很快推進到全國各地，政治體制改革就被暫時擱置了起來。到上世紀80年代后期，經濟發展開始放緩，政治體制的弊端就開始顯現出來，但是那時侯政府官員還受傳統過去政治思維的影響，經濟也沒有完全放開，權力找不到太多的尋租渠道，政治領域的負面影響還不太大。經過89政治風波之后，中國啟動了第二輪改革，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方向，為了穩定政局確保改革的順利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再次被擱置了起來。但是這一次情況大不一樣，由于民主和法治的不完善，市場機制建立后，通過市場，權力很快遭到了尋租的場所和機會，腐敗開始蔓延，并且當權力進入市場后，干預資源配置，左右財富分配，社會迅速出現貧富懸殊，兩級分化。因此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縮小收入差距便成了許多人心中的治病良藥。但從西方的實踐來看，當一個社會的貧富懸殊達到很高的程度而社會的基本制度又存在巨大問題的時候，貧富懸殊反過來有可能成為社會保障本身持續發展的重大障礙。因為當社會財富大部分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時候，社會總量財富中用于進行社會保障的比例一定很低，社會保障水平必然很難提高。
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影響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房地產 體制改革 經濟結構 利益群體
一、我國房地產體制的概念及構成
房地產體制是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體現形式。一般而言，房地產體制是指聯系房地產社會有機體三大子系統――房地產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結合點，是三者之間發生聯系作用的橋梁和紐帶。房地產體制主要由房地產體制子系統有機構建而成，這些子系統相互關聯相互影響，構成房地產體制的有機整體。
1、房地產宏觀調控體制。目前我國經濟體制已經由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是各種要素與資源在市場中按供求關系完成配置。但是，市場配置中“看不見的手”也會出現失靈的情況。為保障社會經濟持續、平穩、健康運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中也要進行以政府為主體的宏觀調控，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主要有法規政策、財政手段、金融手段等，由此，房地產宏觀調控體制主要包括房地產政策法規體制、房地產財政稅費體制、房地產金融保障體制、房地產政府監管體制等。
2、土地制度。土地是進行房地產開發生產必不可少的基本生產要素，沒有土地就沒有房地產，土地是房地產體制的基礎與前提。
3、房地產市場體制。市場經濟體制中商品的交換與配置是通過市場完成的，市場包括租賃市場和買賣市場。商品最終如何完成配置和交換是圍繞著供求關系，由交易雙方通過對資源與要素的控制與掌握進行市場博弈完成的。
4、住宅保障體制。房地產業尤其是其中的住宅業除了具有商品屬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其具有產品的社會保障屬性，住宅社會保障屬性發揮得有沒有效率，不僅對整個房地產業是否能夠健康發展至關重要，更是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礎。沒有科學合理的住宅保障體制就沒有經濟的健康高效發展。
5、房地產中介體制。房地產中介是市場經濟體制中促成交易雙方完成產品交換和配置必不可少的環節，尤其是房地產商品所具有固定性、差異性等特點，使房地產中介在房地產體制中具有其必要性。房地產中介是為房地產投資、開發和交易提供各種媒介活動的總稱，包括房地產咨詢、房地產價格評估、房地產經紀等活動。房地產中介體制科學與否會較大地影響房地產商品交換與配置的效率與效果，進而影響房地產體制的運行。
二、我國房地產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雖然房地產業目前在我國經濟領域中是基礎性、支柱性、先導性產業，但是，由于我國房地產業市場化改革時間較短，再加上房地產業在我國經濟中的重要性，是公民的最基本生活需求之一，涉及面非常廣。而且由于房地產具有價值大等特點，涉及到各種利益關系，導致我國房地產體制建設直到目前為止還處于初始構建階段，漏洞、困難和相互矛盾之處很多。如果繼續沿用現行的房地產體制指導房地產業的發展，會給我國經濟和社會持續、健康、科學發展帶來較大的阻礙和負面影響。改革現行房地產體制，盡快建立適合我國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房地產體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現行房地產體制給房地產業發展帶來的弊病和困難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房地產價格泡沫巨大，住宅價格上漲趨于失控狀態。自2004年開始，我國大中型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住宅價格一直處于超速上漲的階段，至目前止，大中型城市商住房價格已經嚴重高于普通居民的購買力，按照國際標準，房地產價格一般在居民家庭收入的3－6倍比較合理。但是目前我國一線城市的房地產價格往往是居民家庭收入的10多倍甚至幾十倍，另一個判斷房地產泡沫化的指標是房地產的租售價格比，合理的租售價格比一般為200―300。但是目前我們租售價格比普遍超過400甚至更高，由此導致的房地產投資收益率往往只有2%～3%左右，低于銀行的實際利率。這些都表明現階段房地產價格嚴重偏離實際價值，房地產價格泡沫化嚴重。而且，在目前的房地產體制條件下，住宅價格的上漲實際上已經處于某種程度的失控狀態，嚴重影響普通居民實現其基本的居住需求，不利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要求。
2、房地產市場投機行為嚴重。自2004年起，由于房地產價格一直處于超速上漲階段，國內外的房地產投機炒房情況嚴重，導致許多調控政策失效。其證明就是目前在限房限貸限購等眾多房地產調控政策陸續出臺的情況下，在房地產租賃市場狀況交易量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房地產買賣市場交易量快速萎縮，說明在此之前的房地產買賣交投活躍的情況中實際上大部分均是投機炒房。而真實的房地產居住需求實際上早在2007年左右由于房價的超速上漲已經無力購買了。按照投資理論，輕微的投機實際上對產業是有正面效應的，但是嚴重的投機行為會對經濟產生嚴重的負面效應，控制得不好，極易引起經濟的大起大落。
3、房地產企業暴利嚴重，導致其他產業資金大量流入房地產業，嚴重影響我國實體企業的發展和創新。由于現行房地產體制的不合理，導致房地產泡沫化嚴重，房地產企業可以獲取相當的暴利。按照市場經濟理論，一個行業如果其投資利潤率遠遠高于其他行業的平均利潤率時，大量的投資資金就會迅速流入該行業，由此導致大量熱錢流入房地產業。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經濟發展逐漸趨緩的情況下，全球的大量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源源不斷的流入我國房地產領域，嚴重推高房地產價格上漲預期；另外，從國內來看，目前由于我國的比較優勢還是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大量實體企業的投資利潤率均遠遠低于投資房地產，因此導致國內的許多資金也迅速流入房地產領域，嚴重影響了我國實體企業的發展和創新的動力。而且，由于熱錢所具有的特性，巨量的熱錢極易引起經濟的大幅波動。
4、地方財政嚴重依賴房地產業，隱含潛在財政赤字和壞賬風險。自房地產市場化及采用分稅制以來，地方財政越來越嚴重依賴房地產業，土地及房地產業在地方財政中的重要性是其他行業所不能比擬的，由此也導致地方政府對于國家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執行主動性嚴重不足，反而是對于土地及房地產價格的屢創新高樂觀其成。但是，一旦房地產破滅，則會使地方財政將出現大量赤字和壞賬。
5、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與執行情況不理想，導致政府調控職能錯位。現行房地產體制對于住宅的社會保障屬性認識嚴重不足，在住宅保障制度建設原則與規劃上嚴重滯后，進而由于不科學的住宅保障體制又導致其執行情況不理想。這本應是政府份內之事反而由于原則、思路、規劃的不科學致使執行效果極度不理想，甚至在國家三令五申、嚴格監督下其執行仍然出現許多困難。另外，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本應由市場解決的問題由于對市場認識不足，反而頻頻出臺許多治標不治本的政策，容易授人以柄。
6、現行土地制度存在較大漏洞，容易激化各種社會矛盾。現行房地產體制下我國土地所有制是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而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同地不同權，尤其在集體土地的征收征用方面存在許多問題和弊端，導致農村老百姓的利益得不到合法保護，容易激化城市與農村的社會矛盾以及政府基層干部與普通老百姓之間的矛盾，不利于社會穩定。
7、房地產政策和財稅政策的實施與監控存在較多問題和弊病。現行房地產制度容易導致各執行部門之間有利益時相互爭奪沒有利益時相互推諉，出現管不好、管不到等問題。在房地產財稅政策方面，方方面面將房地產看著“唐僧肉”，在房地產開放建設中各種稅負繁多。在應該收稅的房地產保有環節，由于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擾，在保有環節基本上沒有稅收調控，其結果就是在房地產銷售環節由于各種稅負過重而導致房價居高不下；而保有環節由于沒有稅負調控，導致投機及腐敗泛濫。
8、房地產業體制上的不健全容易使我國房地產業成為外部力量攻擊的突破口。現行房地產體制的不科學和不健全，使其極易成為外部勢力對我國發動經濟侵略的天然突破口。實際上，目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長期對我國人民幣匯率施壓，除了國家貿易的不平衡因素以外，更重要的理由是通過推高人民幣，促進全球熱錢流入我國，推高我國房地產泡沫化，將泡沫推高到頂點時，通過各種合法與非法渠道快速撤出熱錢，如果我們不能很好應對，極易重蹈東南亞經濟危機的悲劇。
三、房地產體制改革應明確和解決的問題
房地產業的問題其實有相當比重不是由房地產業本身引起的，而是由目前經濟體制改革與行政體制改革等滯后引起的，是一個系統問題。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其經濟體制主要是借鑒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住宅與房地產并沒有被看成商品，而是作為產品，是不進行流通的。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房地產的商品屬性得到確認。另外，由于房地產具有不可移動性、差異性等特點，尤其是房地產商品具有價值巨大等特點，在目前的房地產體制下，房地產業擔負了太多在市場經濟體制不應該也不能夠擔負的責任和使命。無論是政府、開發商及關聯方、投資投機群體、普通老百姓都對房地產寄予太多的期望，政府希望通過發展房地產業促進國家經濟快速健康發展，開發商及關聯方期望通過房地產業獲取超額利潤甚至暴利，投機群體希望通過鉆房地產政策及市場機制的漏洞炒作房地產，普通老百姓將住宅作為生活的必需品及對自己財產保值增值的載體。這就導致房地產業在現有體制下的作用和認識出現混亂和不科學。致使我國房地產業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地位和作用與同樣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發達國家完全不同。
也就是說，我國房地產業既承擔了市場經濟體制下應發揮的效應，同時也需要承擔許多非市場經濟體制下發揮的效應。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房地產體制建設發生扭曲，由于需要兼顧許多在市場經濟體制中不需要兼顧的因素，最終導致體制建設中應該或者必須完善的完善不了。另外，基于上述原因及我國其他體制改革滯后等因素，清楚的說明現有房地產體制中的問題有相當比重是由房地產以外的其他問題引起的，要進行科學的房地產體制改革，必須清楚認識到這一點并正視和處理好相關問題。
1、在現有房地產體制下獲取大量利益的群體對房地產體制改革的阻擾。由于我國的房地產業市場化改革較晚，在此過程中初步建立起來的房地產體制具有許多不足和不完善之處。由此使房地產業發展中存在許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通過房地產業獲得超額利益和利潤，主要包括房地產開發商及其關聯方，另外還包括依靠土地財政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于開發商而言，在我國房地產業短短的市場化過程中，可以說賺取了大量利潤，從我國的福布斯排行榜可以清楚的看到這一點。如果對現有房地產體制進行改革，必然會影響開發商及關聯方利益，雖然他們從人數上來講不多，但是他們對于政策的影響力是比較強的。另外，目前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性較強，改革現有房地產體制對于地方財政也會產生影響。再有，由于房地產商品具有價值巨大等特點，對于極少數腐敗分子而言，是獲取財富及洗錢的最佳工具。基于以上原因，改革現有房地產體制會受到利益方的阻擾。
2、社會其他配套改革的不完善與滯后會影響房地產體制改革。由于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深化與行政體制改革即將起步階段，許多體制改革都還需要深化或推進，體制的不完善也會影響房地產體制改革的進程。如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目前還處于初步階段，由于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各類企業單位的社會保障及管理制度等目前還存在極大的區別，效益好的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單位等可以通過職工福利或者集資房等方式解決職工的基本住房福利。而作為國家經濟領域非常重要、職工數量最多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及福利不好的行政、事業單位就沒有辦法按福利方式為職工解決住房問題，這就導致在房地產體制中部分采用市場化解決住房問題，部分采用非市場化解決住房問題，導致房地產體制復雜化和扭曲配置，嚴重阻礙了房地產體制改革。
3、公民的誠信問題及政策法規的不完善導致住宅配置出現較嚴重問題。目前政府對住宅業產品屬性的認識有了較大提高，意識到住宅分配的保障性比商品性更重要。各地不同程度上開發建設了一些限價房、經濟適用房等，但是由于公民誠信體系及相關配套管理辦法存在嚴重漏洞，導致往往是真正符合條件的公民無法購買這些價格遠低于商品房的限價房、經濟適用房，反而是許多有一定權力或者關系的高收入群體獲取本不屬于他們的保障房購買資格。另外，相關的資格監控政策及違規處罰力度均遠遠達不到應有的水平。
4、經濟結構升級問題影響房地產體制改革。我國目前經濟結構轉型還存在許多困難，勞動密集型產業處于衰退階段，出口受到嚴重制約，內需由于福利制度等因素影響也發展不理想，使得政府及各種主體均將目光寄托在房地產業上。另外，由于我國投資機會過于單調，導致投資與投機資金大量聚集在房地產領域，撐出了目前具有中國特色的房地產泡沫，而且在這種泡沫難以縮小的同時，反而導致各種實體逐漸萎縮，由此也制約了房地產體制改革。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