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現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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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的現實依據范文第1篇
關鍵詞： 過度自信；商業信用；市場競爭；所有者性質
中圖分類號：F27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3）03-0088-05
一、引言
自從Meltzer（1960）開創性的研究了商業信用對貨幣政策的削弱效應以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從不同角度解釋商業信用產生的動機[1]。已有理論對商業信用使用的動機做了大量有深度的研究，對理論和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
但是，隨著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發現一些與商業信用理論不一致的異常現象。無論是從經營上總結還是從融資方面歸納商業信用使用的動機，關于商業信用的理論均隱含地假設管理者的決策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和符合貝葉斯法則的理性人，所做的決策是理性的。而實際上，人們在現實中所作的經濟決策并不一定是理性的，會出現過度自信等心理特征，許多經濟學和心理學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規律[2]。過度自信是心理學中用來衡量心理偏差的，是指自身低估失敗而高估成功的可能性，許多研究表明企業的高級管理者比普通大眾的過度自信程度更高[3]。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表明，管理者的過度自信會影響投資、融資、股利分配等財務決策。但是，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商業信用決策的研究還很少涉及。那么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對商業信用會產生何種影響呢？
關于商業信用的研究大多數是基于發達國家的樣本，中國作為一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在文化、制度、法制方面與發達國家有著非常明顯的區別，研究結論也可能產生差異。比如，信貸配給理論認為，獲得信貸資金越多的企業越有可能提供商業信用[4]，但是，中國學者徐曉萍等（2009）的研究顯示，難以獲得金融機構信貸的中小規模企業，在競爭的生態環境下處于弱勢地位，為了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商業信用，支持了競爭動機理論[5]。余明桂等（2010）的研究進一步支持了以上觀點，即中國企業普遍存在因為競爭動機而提供商業信用的現象[6]。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一）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商業信用
Lewellen等（1980）提出的理論認為，在完美的金融市場條件下，由買賣雙方所接受的任何信用形式的現值是相等的，商業信用不能增加企業的價值，從而認為商業信用沒有存在的必要[7]。但商業信用的使用歷史如此悠久，這顯然與事實不符。之后一些學者開始研究商業信用存在的動機。但是，這些理論無法很好的解釋為什么即使商業信用成本很高，企業依然要提供。同時，按照理性經濟人和完美市場假設，提供商業信用的買賣雙方的信息更充分，那么商業信用的價格應該低于銀行信用的價格，然而，大量的實證結果卻發現，商業信用的價格要遠遠高于銀行信用[8]。
以上現象，傳統的理論都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行為金融的興起，為我們從新的視角思考商業信用存在的動機提供了依據。心理學和經濟學的研究表明，人們普遍存在著過度自信的行為偏差。
Larwood 等（1977）對樣本進行的研究發現，公司高管對公司經營成功抱有不切實際的預期，對公司未來銷售的增長和成本的降低普遍具有比較樂觀的預期[9]。Russo 等（1992）的研究發現，絕大部分的管理者都高估了企業的盈利能力，并存在對自己的經營能力的過分自信[10]。Hackbarth（2008）認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高估公司的收益，并低估融資成本，從而低估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的風險，在權衡了相關的成本和收益之后，會選擇較為激進的財務政策[11]。
概而言之，雖然沒有直接的研究表明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多的提供了商業信用，但是，可以預期，過度自信的管理者為了提高企業的銷售業績，會提供更多商業信用給客戶。一方面，雖然商業信用的成本較高，而且面臨著無法回收的損失風險，但是，管理者會高估自身的經營能力和企業的盈利能力，從而高估商業信用使用給企業帶來的現實收益；另一方面，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低估商業信用所帶來的風險成本，從而低估商業信用損失給企業造成財務困境的風險。因此，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在進行權衡后，即便面臨激烈的行業競爭和融資約束，也會提高商業信用的使用力度。為此提出假設1：
假設1：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提供的商業信用比管理者非過度自信的企業更多。
（二）市場競爭、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商業信用
Stiglitz等（1981）認為，由于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中小企業很難獲得金融機構的信貸，而商業信貸相對于金融機構具有信息優勢，因此，容易獲得信貸的企業會傾向于較多的提供商業信用給難以獲得信貸的企業[12]。然而，Fabbri等（2001）的證據則表明，難以獲得信貸的企業成了商業信用的凈提供者，這顯然對經典文獻形成了挑戰[13]。對此，Fisman等（2004）以及Van（2005）提出了商業信用的競爭動機理論[14-15]，該理論認為，當企業所處的行業競爭比較激烈時，客戶很容易找到替代的供應商，為了不失去客戶，擴大銷售，增加利潤，商業信用作為一種競爭手段，企業即使難以獲得信貸，也要提供。競爭動機理論，很好地分析了為什么受融資約束的企業，在市場競爭很激烈的情況下也會向客戶提供商業信用。
影響市場競爭的有：市場原因、策略原因和管制原因三種，但是在中國，政府管制是影響市場競爭的主要原因[16]。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中國在法律法規、政策制定上一直對一部分行業實行行業管制[16]，這也是造成處在管制和壟斷行業的企業比開放競爭行業的企業所面臨競爭壓力小。第二，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享有更多的制度上和政策上的優惠和扶持[17]，許多國有企業處于政策性管制和壟斷的行業，面臨的市場壓力普遍較小，而民營企業則處于多方面的歧視，面臨的市場競爭比較激烈。Camerer 等（1999）認為，管理者存在對自身能力優于競爭對手的過度自信傾向，這種心理偏差會導致管理者陷入市場競爭的泥潭[18]。中國傳統的君臣文化使得企業高管高高在上，極易產生過度自信的心理偏差。這些企業高管沒有意識到企業成長過程中的成功因素不光只是因為自身的經營能力，還有許多客觀因素決定，因此，管理者容易高估自身的經營管理能力。對過度自信的管理者來說，他們的決策往往是在不考慮自身及市場實際情況下盲目決定的。即使是受到市場激烈競爭的約束，他們也會傾向于采用更加激進的商業信用策略，過度自信的心理會造成管理者過于重視商業信用所帶來的好處（如市場份額的擴張和銷售業績的增長），而低估商業信用使用可能帶來的風險（如壞賬損失擴大和融資成本增加）。而在市場競爭不激烈的情景下，市場份額是較為穩定的，此時企業提供商業信用對企業的業績增長沒有什么影響。
然而，中國存在壟斷管制行業和競爭開放行業，以及國有、民營兩種不同股權類型的企業，他們之間的市場競爭狀態是不同的。因此，在區分不同條件的市場競爭樣本后，在開放競爭行業的企業，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對經營成功報有不切實際的預期，為了在市場競爭中勝出，會比管制行業的企業提供更多的商業信用進行商業競爭。在民營企業，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低估風險，高估自身的經營能力和企業的盈利能力，為了在市場競爭中勝出，會比國有企業更多的利用商業信用作為市場競爭的手段。為此，提出假設2：
假設2：當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處于市場競爭狀況時，提供的商業信用比非競爭狀況的更多。
三、樣本與變量的界定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數據主要來源于銳思數據庫（RESSET）與國泰安數據庫（CSMAR），數據期間為2007～2011年，選取在滬、深兩市A股上市并在第三季報中披露業績預告的公司為研究對象。在剔除了ST公司、金融保險類和數據殘缺的公司后，經過手工收集整理，得到2360個樣本觀察值。業績預告數據來自銳思數據庫并經過手工整理得出。
（二）模型設定與變量定義
在控制了公司特征變量后，首先用模型分析行業競爭狀況下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商業信用的影響。其次，在穩健性分析中，分析了不同所有者性質下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商業信用的影響。
（三）描述性統計分析表3給出了中國上市公司提供商業信用的描述性統計。過度自信樣本中應收賬款占營業收入的比值（TC）的均值為18.3%，高于管理者非過度自信的樣本（18.0%）。這初步表明，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提供了更多的商業信用。（四）相關性分析
表4對各變量進行了相關分析。從中可以看出，無論是Spearman檢驗還是Pearson檢驗，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商業信用在5%的水平上正相關。這一結論與假設1的預期相符。同時，各變量之間相關系數不高，這也意味著變量在回歸分析時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管理者過度自信、行業競爭與商業信用
（二）穩健性檢驗（管理者過度自信、所有者性質與商業信用）
為了結果的穩健性，以所有者性質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作為不同市場競爭程度的指標，檢驗不同所有制下，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提供商業信用的動機影響。
五、結論
以上選取2007～2011年進行過年度盈利預告的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在拋棄了管理者理性的假設下，研究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商業信用的影響關系以及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提供商業信用對市場競爭的敏感性。研究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提供了更多的商業信用。在競爭開放的行業，相比處于管制行業的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壓力更大，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高估自身的經營能力和企業的盈利情況，低估商業信用的違約可能性，為了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相比管制行業，提供了更多的商業信用。研究結果進一步指出，在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提供了更多的商業信用；而在國有企業，因為享有不平等的競爭優勢，即使是管理者過度自信，也不會把商業信用作為市場競爭的手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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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的現實依據范文第2篇
一、過度自信的特征及其在企業管理者中的表現
過度自信是心理學的一個專業術語，是指人們傾向于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而低估失敗的概率的心理偏差(Wolosin，etal，1973；Langer，1975)。過度自信這一心理特征是心理學家們首先發現的。大量的心理學研究結果表明，人們普遍存在著過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例如，Weinstein(1980)的實驗研究發現，受試者們普遍認為自己在將來擁有屬于自己的房子、能活過80歲等積極的方面的可能性要超過別人，而很少有人認為自己在將來會經歷離婚、得癌癥等不好的事情。Sevenson(1981)在以學生為研究對象的一份研究中發現，82％的受試者認為他們的汽車駕駛水平在前30％以內。這種“優于平均水平”(better-than-average)的心理特征被其他許多研究證實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Alicke，1985；Taylor，etal，1988)。
在管理學領域，許多研究發現，企業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普遍要高于一般大眾。Cooper等(1988)對美國企業家的調查顯示，創業企業家們認為別人的企業成功的概率只有59％，而自己成功的概率則高達81％。其中，只有11％的人認為別人成功的概率為100％，而相信自己成功的概率為100％的高達33％。這說明創業企業家們普遍存在著過度自信心理。但后續研究卻發現，這些被調查企業中有66％以失敗告終。Landier等(2009)對法國企業家的調查得出同樣的研究結論。在成熟企業，這種過度自信特征也很普遍。Merrow等(1981)考察了美國能源行業設備投資情況，他們發現，企業管理者們往往非常樂觀地低估設備投資成本，而實際成本往往是他們所預計成本的兩倍以上。Statman等(1985)調查了其他一些行業，發現管理者們在成本和銷售預測方面普遍存在過度樂觀。
心理學和管理學領域的這些研究發現為本文所要回顧的研究主題奠定了理論基礎。正是以此為基礎，研究者們才有可能考察管理者過度自信這一心理特征對企業投資及其他財務問題的影響。
二、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投資異化：理論研究
從國內外現有文獻來看，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投資異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企業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二是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企業并購行為。這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從理論研究開始的，早在1986年，Roll在他開創性的論文里就首次提出了管理者“自以為是”(Hubris)假說①，分析了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對企業并購行為的影響，但在隨后的十幾年內，該研究并未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直到最近幾年，人們在逐步開始認識到該文的重要性。
Roll(1986)認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會高估并購收益，而且相信并購能帶來協同效應，從而會使得本身不具有價值的并購活動得以發生。他進而根據該理論作出了一些預測：(1)當一個未預期的并購被宣布時，目標企業的股價將上漲；如果并購最終未能成功，股價又會跌回原來的水平。(2)如果并購是未預期的，而且未包含并購方的任何額外的信息，當并購被宣布時，并購方的股價會下跌；如果并購最終未能成功，并購方的股價又會上漲；如果并購最終實現，股價又會下跌。(3)并購完成時，被并購企業價值的增加額會被并購企業價值的減少額所抵消，即并購并不會帶來財富的增加，并購所發生的費用構成最終的凈損失。Roll沒有直接去驗證他的理論，而是通過回顧其他人所得到的實證研究結果間接地證明這些預測是正確的。
Heaton(2002)是繼Roll之后的第二篇經典性論文，該文提出了一個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投資異化模型，該模型將管理者過度自信、自由現金流變量結合起來，推導出在不同的自由現金流下，管理者過度自信會分別導致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具體結論如下：(1)一方面，樂觀心理會使得管理者認為有效的市場低估了企業的風險證券，因而他們會偏愛企業內部資金。當企業依賴于外部資金時，管理者有時寧愿放棄一些凈現值為正的項目，也不愿意從外部融資，因為他們認為外部融資成本過高，這樣會導致企業投資不足。在這種情況下，自由現金流能充當“拯救者”的角色，糾正這種投資不足。(2)另一方面，樂觀的管理者會高估投資所產生的現金流，從而高估投資項目的價值，一些凈現值為負的投資項目可能會被他們誤認為具有正的凈現值。在自由現金流匱乏的情況下，樂觀的管理者會放棄一些凈現值為負的投資項目
Gervais等(2003)發展了一個資本預算模型，研究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投資政策的影響以及股票期權計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們的結論如下：(1)理性的管理者是風險規避型的，在沒有獲得關于一個投資項目確切、完備的信息之前，他們不會實施該項目，即使這些項目會為股東帶來最大化的價值，從而造成股東的價值損失。在這種情況下，股票期權能緩解這一問題。(2)管理者適度自信對股東來說是好事，因為一方面他們是忠誠于股東的，不存在問題，從而不需要額外的激勵；另一方面，他們是一定程度的風險偏好者，能投資那些具有正的NPV的項目，為股東創造價值。(3)對于過度自信的管理者來說，股票期權計劃不僅不能緩解因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導致的過度投資問題，反而會使問題惡化。
Xia等(2006)基于實物期權框架，提出了一個管理者過度自信條件下的動態并購模型。他們通過該模型證明：(1)如果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不是特別嚴重，并購所帶來的市場回報通常是正的；(2)如果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很嚴重，并購企業的市場回報是負的；(3)如果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或產品競爭程度較低，并購企業的市場回報狀況依賴于該企業的規模；(4)競爭會降低并購企業的回報，但會增加目標企業的市場回報。
從這些理論模型來看，它們的結論簡單明了，便于進行驗證。事實上，這些結論基本上都被后來的實證研究所證明，這一點可以從下文的分析中看出。
三、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投資異化：實證研究
自Roll(1986)正式開創管理者過度自信條件下的企業投資研究以后，一直沒有直接的實證研究對其進行驗證，其原因可能是該理論在當時未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但難以找到合適的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變量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首先回顧相關研究中所提出的用以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變量。在此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這類研究中一般將管理者定義為CEO，但也有個別研究將其定義為CFO。
(一)管理者過度自信變量的構建
1CEO持股狀況。這類變量首先由Malmendier等(2005，2008)提出，具體又分為三個變量：(1)當CEO持有一份5年期的期權時，如果在這5年內至少有兩次機會通過轉讓可以獲得67％以上的收益。但CEO未轉讓，則認為他是過度自信的；(2)如果CEO將期權持有到期而不轉讓，則認為他是過度自信的；(3)如果在樣本期間內CEO所持有的本企業的股票數凈增加，則也認為他是過度自信的。郝穎等(2005)、王霞等(2007)的研究都采用了上述三種變量中的第三種。
2相關的主流媒體對CEO的評價。這種方法可能是目前在西方的相關研究中應用最廣的方法之一。該方法首先由Hayward等(1997)提出，他們搜集了《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對樣本公司的CEO的各種評價，然后將這些評價分為六類，依次是：完全正面的、主要是正面的但有一點負面的、中性的、主要是負面的但有一點正面的、完全負面的、沒有評價。他們分別賦予上述六類評價3、2、1、－1、－2、0的分值，然后將每個CEO的所有分值相加得到最后的分值，并以此作為過度自信的替代變量，分值越高說明越過度自信。Malmendier等(2008)對這一方法進行了修正，他們將主流媒體的評價分為五類：(a)自信；(b)樂觀；(c)不自信；(d)不樂觀；(e)可靠、穩健、務實。然后以此為基礎設置了一個啞變量，如果a+b>c+d+e，則取值為l，說明管理者是過度自信的，否則為O。Brown等(2007)則采取比例的形式來衡量，他們將主流媒體的評價分為三類：(a)自信；(b)樂觀；(c)可靠、穩健、務實、不自信。然后用(a+b)／c來衡量CEO的過度自信，比例越大，說明越自信。Hribar等(2006)、Jin等(2005)等研究中都采用了這種衡量方法。
3企業盈利預測偏差。該方法首先由Lin等(2005)提出，他們認為，過度自信的CEO在做盈利預測時一般會有偏高的傾向，因此可以用盈利預測是否偏高來衡量過度自信。具體做法是：如果“預測值一實際值”大于0，則說明預測值偏高，反之則說明偏低，如果在樣本期內偏高次數多于偏低的次數，則說明CEO是過度自信的。余明桂等(2006)、王霞等(2007)的研究借鑒了這一方法。
4CEO實施并購的頻率。該方法由Doukas等(2007)提出，他們認為，CEO越自信，他發起的并購次數就越多，有些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Malmendier，etal，2008)。因此，他們將樣本期內發起的并購次數多于5起的CEO確定為是過度自信的。
5CEO的相對報酬。該方法由Hayward等(1997)提出，他們認為，CEO相對于公司內其他管理者的報酬越高，說明CEO的地位越重要，也越易過度自信。他們用CEO的現金報酬除以現金報酬居第二位的管理者的報酬來表示。
6并購企業的當前業績。該方法也由Hayward等(1997)提出，用“(并購前12個月內股票價格的增加值+股利)／期初股票價格”表示。這一方法根源于一個研究結論：企業的歷史業績越好，管理者越容易過度自信(Cooper，etal，1988)。
7企業景氣指數。該方法由余明桂等(2006)提出，他們以國家統計局定期公布的企業景氣指數為基礎，如果景氣指數大于100，則說明企業家是過度自信的，景氣指數小于100，則說明企業家是悲觀的。他們以4個季度的行業景氣指數的平均數作為過度自信的替代變量。
從上述幾種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的方法可以看出，這些衡量方法的主觀性較強，噪音較大，其可靠性和有效性是值得懷疑的。在以中國證券市場為基礎進行研究時，找到合適的替代變量難度更大。以第1種方法為例，國內的股票期權激勵機制才剛剛起步，不具備研究所需要的條件，雖然其中第(3)個變量在國內勉強可以應用，但《公司法》規定，上市公司高管人員所持股票只能在離職或退休六個月后才能出售，這顯然會影響該變量的有效性。相對而言，第3種方法可能比較可行，因為中國證券市場也有盈利預測制度，會存在相應的盈利誤差。
(二)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
前已述及，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投資異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企業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二是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企業并購行為。為了研究的方便，本部分將這兩個方面分開進行分析。
1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企業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
Malmendier等(2005)對Heaton(2002)的理論進行了實證檢驗。他們首先開創性地用前述第1類變量來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并進行了實證檢驗，他們發現：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越大，投資和現金流之間的敏感性越高，說明在現金流充足的情況下，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心理會造成過度投資；而在現金流缺乏的情況下，又會造成投資不足。此外，他們還發現，對于權益依賴型企業來說，管理者過度自信對投資現金流之間敏感性的影響程度更大。
Lin等(2005)采用類似的方法用臺灣的數據進行了檢驗。他們用前述第3類變量來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發現：(1)在內部資金充足的情況下，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比非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投資更多；(2)當融資約束程度更大的時候，上述兩者的投資差距更大。
在本文所回顧的文獻中，幾乎所有實證研究都將管理者定義為CEO，而Ben等(2007)則是例外，他們將管理者定義為CFO，考察他們的過度自信所帶來的財務政策的變化。他們通過問卷調查的形式來確定CFO是否過度自信，發現過度自信的CFO會進行大量的投資，并且大量通過負債融資的方式籌措投資所需的資金，同時，為了保留更多的內部現金流用于投資，他們也很少支付股利。
中國也有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郝穎等(2005)用第1類變量來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發現內部人控制因素對投資與經營現金流的敏感性的影響程度超過了過度自信因素。
王霞等(2007)則采用第1和第3類變量來衡量管理者(董事長)過度自信，他們發現，管理者越過度自信，過度投資程度越大，但管理者過度自信并不影響投資和自由現金流之間的敏感性，而是影響投資和融資現金流之間的敏感性，過度自信程度越大，敏感程度越大。姜付秀等(2009)采用第3和第5類變量來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發現管理者越過度自信，越偏好內部投資，而且越容易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
2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并購的影響
1997年，有兩篇論文試圖用實證的方法對Roll(1986)的“自以為是”假說進行檢驗，但因為方法上的問題影響了論文的質量，幾乎沒有形成什么影響。
其一是Boehmer等(1997)。他們沒有直接用變量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而是采取了間接的辦法，研究企業并購和內部交易(InsideTrading)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那些沒有成為并購目標或最終成為善意并購目標的公司的管理人員在內部交易中能獲得顯著的非正常收益，而那些最終成為敵意并購目標的公司的管理人員則基本上沒有獲得收益。據此，他們推斷：管理人員之所以會拒絕并購要求是因為他們很自信，認為公司在自己手里要比在別人手里更有發展前景。顯然，他們的這一推斷有些武斷。
其二是Hayward等(1997)。這一研究要強于前者，他們直接檢驗了并購和管理者過度自信之間的關系。他們用第2、5、6類變量以及根據這三類變量通過因子分析得到的新變量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發現管理者越過度自信，他們所實施的并購的溢價程度就越大。并購會為股東帶來財富的損失，管理者過度自信和并購溢價之間的關系越強，這種損失程度也越大。這一研究立意很好，但總的來說做得比較粗糙，這也許是它未產生什么影響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這一領域具有較大影響的是Malmendier等(2008)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和企業并購的實證研究。在該研究中，他們采用第1和第2類變量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發現：(1)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易發起并購，而且絕大多數是多元化并購；(2)對于權益依賴程度越低的企業，過度自信的程度與并購發生的可能性之間的相關性越顯著，也即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偏好通過現金或債務融資的方式發起并購，而很少用股票的方式，除非他們企業的價值被市場高估；(3)相對于理性的管理者而言，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所發起的并購會引起市場更強烈的負反應。這些結論表明，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確實會影響企業的并購行為，造成大量損毀價值(value-destroying)的并購行為發生，為企業帶來損失(Malmendier，etal，2008)。Ben等(2007)也得到了類似結論，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發起的并購會帶來負的市場回報。
Doukas等(2007)采用第4類變量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發現：(1)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實施的并購會為股東帶來正的市場回報，但程度要低于非過度自信管理者實施的并購，從長期業績來看，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實施的并購表現很糟糕，這一結論不同于其他類似的研究；(2)高頻率的并購比低頻率的并購業績要差，說明管理者傾向于將以前的成功歸功于自身的能力，從而造成過度自信，進而在過度自信心理的支配下發起更高頻率的并購。
Brown等(2007)則提出，不僅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心理會影響企業的并購行為，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dominanceorpower)也能對企業的并購行為產生影響。所謂管理者的控制力，是指管理者將他們的計劃或想法付諸實施的能力。在該項研究中，他們用第2類變量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同時用管理者的報酬額除以企業總資產的對數來衡量管理者的控制力。他們用澳大利亞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管理者的上述兩種特征程度越大，并購的可能性越大，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越強，越易實施多元化并購。
四、評價與展望
通過上述回顧，我們可以將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投資異化問題的特點大致歸納為如下幾點：
(1)基于完全理性假設的理論認為投資異化源于管理者或股東等參與者的自利心理，但許多研究發現人們在現實中往往會表現出“利他”等傾向。對于企業管理者而言，他們往往會認為自己是忠于股東并積極為股東創造價值的，換言之，他們和股東的目標是一致的。這樣，傳統的激勵機制就不能解決這種投資異化問題，相反，按傳統的激勵機制可能會加重這種異化行為。例如，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高估收益而低估損失，他們所選擇的投資項目很多是損毀價值的。如果我們根據傳統的激勵理論提高管理者的薪酬(貨幣性質或期權性質)，他們會更積極地為股東尋找更多的投資機會，從而造成企業投資于更多的損毀價值的項目，加重投資異化的程度。因此，這方面的研究為改進激勵機制提供了依據。
(2)從現有文獻來看，雖然這一主題才剛剛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不多，但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研究結論幾乎是一致的，這在財務學研究領域還是不多見的。幾乎所有的研究結論都顯示，一般情況下，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特征都會帶來不好的影響，包括過度投資、投資不足、過度并購、通過并購造成股東財富的損失等。這說明管理者過度自信不僅普遍存在，而且確實會給企業帶來負面影響，從理論和實踐來看，這都是很有意義的。但換一種角度來看，結論大一致也不利于理論的發展，只有更多的爭辯才能開拓更廣闊的空間。我們不能排除這類研究中有些受到了“思維定勢”的影響，人云亦云，這需要在將來的研究中逐步加以改進。
(3)國內的相關研究還較少，而且大多是關于國外相關理論的介紹與歸納，缺乏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特點進行的研究，特別是用中國的數據所做的經驗研究。這一方面是因為這一領域才剛剛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證券市場還不完善，與國外發達的證券市場存在較大差距，使得相關的數據難以獲得。例如，在這一研究領域，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度量是一個關鍵的問題，但從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些度量方法來看，在中國難以得到很好的應用。這就需要我們去尋找更適合中國國情的度量指標。
最后，關于未來的研究方向，我們認為有如下一些問題值得關注：
(1)將這一研究拓展到更廣的領域。從現有文獻來看，主要集中在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投資的影響方面，實際上，企業不同的財務問題之間是息息相關的，例如，現有研究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過度投資，這必然會影響企業的融資方式和策略以及企業的分配政策等問題。Ben等(2007)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嘗試，值得我們借鑒。近年來出現了幾篇有價值的文獻，如Hribar等(2006)研究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盈利預測的影響以及由此進行的盈余管理行為；Jin等(2005)研究了過度自信和稅負對管理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影響；余明桂等(2006)考察了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企業激進負債問題。這些都具有很好的借鑒價值。
(2)從中國企業高層管理者特有的行為或心理特征的角度進行研究。西方已經發現的企業管理者普遍存在的過度自信、過度悲觀等心理特征可能也存在于中國企業管理者中，但目前尚沒有研究證實，因此，研究中國企業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并研究其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是一個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因為文化與制度各方面的差異，中國管理者的心理可能會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發，現了這些特征就等于找到了解決中國企業投資異化問題的鑰匙。
文化自信的現實依據范文第3篇
卡通形象裝置，綜合起來說，是以卡通形象為題材的商業與藝術裝置。這里的商業與藝術，是狹義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指商業空間中目的在于吸引客流的卡通裝置，后者指的是公共空間中提升城市文化品味，或者美術館展覽中藝術家提出社會問題的卡通裝置。
卡通形象裝置，是一個較新的命題，在波普文化發展的今天，大眾需要一種通俗易懂的立體視覺語言來傳達信息，傳統的紀念碑式雕塑已經不能滿足觀眾的審美需求，快節奏的生活，信息傳媒的流行化，要求一些流行文化題材的視覺形象，用裝置的形式，具象的展示在公共空間。
卡通文化由于其流行特征，具有傳統與現代融合的多重審美特征。中國人受傳統道家，佛家影響，對寧靜致遠的視覺形象有獨到的深刻品味，受西方流行文化的影響，也對凝練明快的形象有特殊感觸，能接受時尚創意性的視覺沖擊，也能理解現實主義的內涵韻味。所以，卡通形象裝置，建構在這樣的大眾審美基礎上，大體上有了如下幾類審美意趣。
1.卡通形象裝置的恬靜怡然之美。這一類的卡通裝置，有恬淡的色彩，模糊曖昧的信息傳達基調，用元素，色彩，光影之間的微妙差異，營造淡雅清新的感受。如2014年香港德福廣場與插畫師幾米的《地下鐵》的合作裝置，用水彩的淡雅色調，創造出簡單寧靜的卡通車廂與角色，展現了孤獨，淡雅，唯美的意趣。
2.卡通形象裝置的驚訝夸張之美。西方文化的“驚訝”視覺訴求，源于人本主義思想，歷經百老匯舞臺表演，持續至今，一直對視覺的“第一眼”觀感有較高要求。所以，驚訝夸張之美的卡通裝置，主要作品來自于西方國家。如迪斯尼樂園，移步換景的方式，一處裝置一處驚喜，不斷的吸引觀眾深入園內。再如大黃鴨之父弗洛倫泰因霍夫曼，他的作品一貫都是以奇想的構思，視覺的沖擊力吸引觀眾，多是以卡通為題材，如他的成名作大黃兔，以一只由瑞典當地建材做成的仿佛天外來客的巨大兔子，頭下腳上倒立放在廣場中間，讓人們禁不住驚訝喜悅之情。
3.卡通形象裝置的可愛甜蜜之美。流行文化中常常夸大“可愛”的視覺感染力，現代流行詞匯“萌”能充分說明可愛文化對于流行文化的影響，在這樣的環境下，特別是商業卡通裝置，為了吸引年輕人群，創建潮流文化圈，常常會引入可愛風的卡通裝置作為展示。如Kitty貓，奈良美智的夢游娃娃，都曾以卡通裝置的方式出現在商業環境中，充分體現了人們對于可愛美好景象的偏好。
4.卡通形象裝置的時尚潮流之美。潮流文化，時尚文化，同為流行文化的組成部分。時尚和潮流的審美，能體現一個時期的流行文化特征，反應一個階段社會審美取向。時尚潮流審美的卡通裝置藝術，多用艷麗明快的色彩造型特征，和可愛審美不同，多是酷炫個性的特點，展現了現代人的強烈自我認同，自信的自我主張。如村上隆和梅西百貨合作的感恩節卡通裝置巡游，巨大的KAIKAI，kiki氣球卡通娃娃浮游在城市街道上方，簡潔利落的外形，明快亮麗的色彩，具有親和力的日式卡通面容，充滿信心的東方漫畫風格，結合西方城市的現代主義街景，為整個城市增添了一道潮流文化的風光。
5.卡通形象裝置的現實主義之美。這一類作品，更多的不是表現卡通形象本身的美感，而是利用一些知名卡通形象，隱喻現代生活之美。如著名波普藝術大師杰夫昆斯的作品，將快速簡陋的大眾商品，用極其精致的藝術手法表現出來，引發人們對日常生活的與眾不同的審美感受。他的作品氣球狗系列，通過一個簡潔的外形，表現現代快餐文化的特點；他的裝置作品粉紅豹，其中一位金發美女擁抱著卡通形象粉紅豹，觸發了人們對于現代社會的奇特感想。
6.卡通形象裝置的想象力之美。雖然說藝術作品都能引發人的想象力，可是卡通形象裝置在其多材料，三維空間的特性上，可以說是在空間上更直觀的引發人們對于所處環境的審美聯想，這種聯想是多角度的，可以是具象生存壞境的思考，也可以是抽象本質的生存態度思索，可以是奇怪的材料在卡通裝置上碰撞的反差造成的“從另一個角度”看流行文化的思考，也可以是平淡無奇的卡通形象換一種呈現方式的作品，帶來的嚴肅思考。如日本藝術家青島千穗的裝置作品，以童話世界一般的唯美裝置，讓人們聯想到現代城市的燈火輝煌的美麗；草間彌生的花朵和南瓜裝置作品，都是以圓點為基本元素，密布作品之上，讓人聯想感悟到細胞，生命，宇宙的本源。
當然，卡通形象的裝置作品紛繁涌現，也無法一一盡數，更多的是一件作品之上綜合多種審美態度，引發觀眾多維思考。流行文化作為藝術作品，在安迪沃霍爾以來，觀點評注非常之多，對每一件作品的品評也是依據空間性質，作品材料，創作角度，藝術家經歷，見仁見智，在此僅以審美角度粗分幾類，以資參考。流行文化在每個歷史階段都會存在，而卡通文化也會向前發展，去向何方，依據當時社會心理，時勢特征，會有更繁多的風格樣式，審美類別。
文化自信的現實依據范文第4篇
一
從總體上看，近幾年的電視劇藝術創作成果卓著、社會反響良好，作品的數量和質量呈現出較為均衡的發展態勢，不同題材類型電視劇作品也呈現出各有特色的審美追求。從人物形象塑造、題材選擇、形式創新等方面來看，一批具有文化自覺意識的主創者也在進行著執著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然而，洶涌襲來的大眾文化思潮和無孔不入的商業意識，具體到以收視率作為藝術成敗準繩的尷尬現狀，使得中國電視劇的創作生態和批評生態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繁榮、光鮮的一面背后隱含著諸多值得深思和警惕的問題。
首先，應警惕“偽現實主義”和“皮相現實主義”。在當下的一些電視劇作品中，對人性的展現與價值評判，尤其是對于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人性挖掘與深度刻畫，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價值偏差，使其“好人不好，壞人不壞”。在歌頌理想、贊美崇高時遮遮掩掩，對一些真實的重要歷史人物，在塑造其藝術形象時總要搞一點“人性深度”，在主人公的高貴圣潔的人格上潑點臟水。與此相反，對卑劣人性的描寫存在著過度寬容，甚至是有意縱容的傾向，藝術化地展現反面人物所謂的“人性善良”，抹平了正義與邪惡之間原本鮮明的價值鴻溝，讓觀眾通過對反面人物的“同情”、“理解”顛覆了以往固有的價值體系。一些評論者不僅忘記了“引領社會，教育人民，推動發展”的文藝擔當意識，甚至給一些創作者“出招”，嘲笑思想性和價值判斷為“行政性”，將一些背離人之常情的怪異行為稱為“還原人間煙火”。
一些電視劇作品在刻畫人物性格方面，醉心于恩格斯當年批評的那種“惡劣的個性化”、畸形的細節描摹，把個人的偶然際遇當作歷史的必然歸宿。從藝術流派和美學淵源來看，這種“偽現實主義”的創作傾向與歷史上出現過的自然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思潮一脈相承，既非真正的“現實主義”，更不能被看成是“現實主義的重生”。還有一些電視劇作品打著現實主義旗號的同時停留在社會現實的表層，雖然揭示了現實生活中的無奈現狀，但對劇中人物扭曲地追求個人物質利益的人生選擇，注入了同情理解的色彩，沒有起到用先進文化和審美理想引領觀眾的作用。因此，這些作品只有“皮”——社會現象，而沒有“骨”——價值導向。這種“皮相現實主義”創作僅僅揭示了表層社會現象，但這些“局部”的皮相，讓觀眾尤其是缺乏生活經驗和正處于價值觀形成期的青少年觀眾，誤認為“皮相”就是真實的生活，甚至津津樂道，反之對倡導潔身自好、清貧樂道的主流價值觀體系產生了質疑。
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收視率等經濟利益因素的推波助瀾，這兩種創作態勢日益變為創作“時尚”。相反，對于近代史上很多大學者、大科學家在艱苦的環境中成就了一番偉大事業這些更具有深刻教育意義的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創作界卻缺乏足夠的熱情和關注。從這個意義上看，當下的現實主義題材創作值得深刻反思。缺乏價值立場和倫理底線的“偽現實主義”，缺乏獨立批判意識和反思力度的“皮相現實主義”，本質上都反映了一部分創作者和評論者在物欲橫流和西方思潮的雙重沖擊下，本應堅守的文化自覺意識的匱缺。這些“偽現實主義”和“皮相現實主義”作品，甚至淪落為謳歌利益關系、媚俗迎合、花眼亂心進而誤人子弟的熒幕亂相。
其次，應警惕以個人小悲歡代替宏觀歷史把握的不良傾向。珍視創作者的個體情感體驗是必須的，但是，要真正深刻、準確地再現歷史，就離不開唯物史觀的指引。話劇藝術大家于是之就反對單純的“從自我出發”的表演理論。中國傳統文論也主張從“小我”進入“大我”乃至“無我”。藝術創作既然承擔了表現歷史的責任，如果沒有對歷史的宏觀把握和深切認識，沉溺于個人的情感體驗，就會在歷史真實轉化為藝術真實的審美創造過程中失去方向。在表現歷史的深刻度和準確度上，現在的一些電視劇作品很有可商榷之處。例如，劇中主要人物在特定時期和歷史背景下的所言所行，雖然今天的年輕人聽起來很有個性、很過癮，但卻失真，不是那個時代的人能說出來、做出來的。再如，一些電視劇作品為了表現特定歷史時期中、特殊社會環境下的人性的變異過程，將主要人物性格的異化表現得過于突兀，缺乏對復雜的轉變過程的符合人物性格邏輯、情感邏輯和行為邏輯的合理到位的描繪，缺乏對人物性格轉變復雜性的充分呈現，因而在人格的統一性上發生了分裂，使得觀眾在欣賞過程中產生了審美接受心理的“阻隔感”，從而感到對人物性格的變異難以接受。寫好大時代背景下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不僅僅限于主創者個人的“自我體驗”，或者說，將這種“個人化的情感生活體驗”訴諸于更為宏大厚重的歷史時代背景，將個人的藝術體悟根植于準確到位的歷史把握，才能完整呈現特定時代的風貌。
再次，應警惕利用以徒有其表的形式遮蓋空虛乏力的思想、以娛樂化思維代替審美思維的不良傾向。我們反對將歷史過度道德化，反對將藝術創作附庸于政治或道德范疇，但在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文藝創作與批評又被迫屈從于經濟利益，由以往從屬于政治道德附庸的極端跑到以利潤思維取代審美思維的另一極端，片面追求收視率，墜入過度娛樂化的泥潭。具體就表現為，以炫目迷亂的視聽奇觀、虛幻的歷史背景等徒有其表的藝術形式刺激觀眾的視聽，進而誤把視聽感官生理上的當成藝術本應追求的精神美感；將空洞貧乏的內容、乖張乖戾的人物個性、偏失的價值觀，掩蓋在“娛樂至上”的假象、亂相之中。
從人類藝術史的發展歷程來看，究竟何為藝術之本？何為藝術之末？我們現在需要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如果倒置了本末，藝術作品就不亞于精神鴉片，會使得觀眾沉淪于視聽奇觀的幻覺，而逐步喪失了審美思辨能力。人類有別于其他物種的最根本之點，在于人類具有獨特的精神世界，以審美的方式認識世界、把握世界。如果藝術創作者將藝術作品淪為了藝術產品流水線上的純工業化、純經濟訴求的產品，將觀眾僅僅視為藝術產品的消費者，將自己的藝術創作過程視為工業化流水線的機械操作，將自己的社會責任定位為經濟利益鏈條中的一環，實際上就已經放棄了人類靈魂構建者的神圣職責，而淪為了“消費”鏈條的奴隸。
最后，應警惕借改編經典之名解構經典的不良傾向。我們不反對以當代人的視角，對經典作品進行新的詮釋解讀；但如果借改編經典之名，行經典“化錢”之實，就走向了一條改編的歧途。一些改編作品以挖掘經典的“邊角料”、“奇聞軼事”和人物的三角關系，來刻意營造“賣點”迎合媚俗的欣賞趣味，或生吞活剝西方思潮的一些只言片語來任意曲解經典，或以沒有倫理底線的所謂“人性解放”的謬論瓦解經典作品的道德底線。這些改編其實都不是真正以嚴肅嚴謹、對歷史負責的態度來進行改編，而是將“經典”作為化錢求名的工具。經典是經過歷史與人民檢驗的承載著民族優秀價值取向、倫理道德和審美情趣的精品力作。敬畏經典，是文化自覺與自信的表現。改編經典，應堅持順勢方向地豐富、深化、發展，反對逆勢方向地解構與顛覆。對經典名著的改編應該立足于當代生活實際，挖掘整理文學資源，淡化、剔除其腐朽的不符合時代精神的因素。簡單的顛覆和一味的戲說都會誤導觀眾，使觀眾接受那些不真實的歷史和文化信息，貽害無窮。每個民族都應堅守自己正確的歷史觀、文學觀，顛覆和篡改名著只會讓我們的歷史觀和文學觀統統走向混亂。
二
上述值得警惕的“表象”性問題，其背后所蘊含的緣由固然復雜，但從創作思維層面深究，根子是在哲學上出了毛病。因此，從哲學思維出發根除這些亂相，方為治本。究其哲學根源，“亂”的最根本的病根在于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單向思維。過去，我們曾一度習慣于簡單地將文藝從屬于政治，走以政治思維取代審美思維的極端；如今，面對市場經濟，又誤將文藝籠統地從屬于經濟，跑到以利潤思維取代審美思維的另一極端，片面地以收視率的經濟指標作為評價電視劇作品的重要乃至唯一指標，墮入了文藝商品化、過度娛樂化的泥潭。
哲學根源上的偏差，就會導致在實際創作過程中的諸多謬誤。筆者曾反復著力批判片面認識觀賞性、盲目追求觀賞性，即是最為典型的一例。注重觀賞性，本是唯物史觀和接受美學的題中之義。但觀賞性與屬于創作美學范疇的思想性、藝術性不同，乃屬接受美學范疇。思想性與藝術性這一對概念抽象的邏輯起點是作品本身；而觀賞性概念抽象的邏輯起點卻是觀眾的接受效應。語言學與邏輯學規定：只有在同一邏輯起點上抽象的概念，才能在同一范疇里推理，從而保障推理的科學性。思想性、藝術性是作品自身的歷史品格和美學品格，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恒量；而觀賞性卻是觀眾的一種接受效應，是因人而異、因時而變、因地而遷的一種變量，主要是決定于觀賞者的人生閱歷、文化修養、審美情趣，以及與作品發生關系時的時空條件的一種綜合效應。從辯證法和范疇學看，什么范疇的矛盾應主要在什么范疇里解決，并關注到與之相關的范疇里的相關矛盾。那么，觀賞性就應主要在接受美學范疇里解決，一是下功夫凈化觀賞環境，營造科學健康、具有獨立批判意識的文藝評論氛圍；二是著力提高觀眾的鑒賞修養，以藝術性、思想性兼備的優秀作品來陶冶、提升觀眾的鑒賞能力。歌德有一句名言：鑒賞力不是靠觀賞中等作品而要靠觀賞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成的。現在卻把觀賞性推給創作美學范疇里的創作者去解決。于是，創作者面對不健康的創作環境與素養不高的觀眾群體，其選擇的唯一出路，便是為了追求收視率而迎合觀眾。
哲學根源上的偏差，除了導致批判標準的偏差，亦表現為如下種種筆走偏鋒的極端現象：從過去忽視觀眾娛樂、乃至說教化的極端，跑到以視聽感官的娛樂刺激沖淡、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極端；從過去曾把人性、人道主義視為的極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惡的深度”和“窺人隱私”為能事的極端；從過去對傳統經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極端，跑到專門逆向拆卸、解構、顛覆傳統經典以吸引眼球尋求“娛樂”的極端；從過去普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浪漫主義形象塑造的極端，跑到“好人不好、壞人不壞”的“無是無非”的“非英雄化”傾向的極端；從過去一度忽視審美化、藝術化程度的極端，跑到大制作、大投入的“營造視聽奇觀”的形式唯美主義的極端，等等。凡此種種，其結果都導致“過度娛樂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質和塑造高尚人格”的藝術宗旨。
這讓筆者不禁想起了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的那句名言：“沒有一個時代，人們對藝術談論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時下娛樂成風，娛樂過度，要么止于營造“視聽奇觀”，以感官沖淡乃至取消藝術本應追求的精神美感，要么顛倒了術與道的關系，醉心于術而忘了道，失卻了思想和靈魂。須知，一個民族過度的視聽感覺生理上的刺激感被強化之時，常常是這個民族精神靈魂上的美感和反思能力被弱化之日，我們決不能樂此不疲、麻木不仁。
三
哲學根源找到了，就容易對癥下藥了。筆者認為，從根本上修正上述哲學思維層面的謬誤，必須從哲學的深度進行審視，而不要拘泥于細枝末節和零打碎敲。
首先，應自覺堅守全面辯證和諧的藝術發展觀。毫無疑問，發展文化已成共識。從上個世紀末至新世紀以來的十余年，反觀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戰略之間的關系，已從“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演進為“經濟支撐，文化引領”；從單純由政府資金投入，演進為允許各種社會資本進入到藝術創作中來，進一步激活藝術創作的生產力；政府的職能從對藝術創作的單一管理，演進為給藝術創作提供全方位服務，充分發揚藝術民主和學術民主，藝術創作環境更為寬松和諧。只有堅守全面辯證和諧的藝術發展觀，才能有效提升電視劇作品的歷史品位和美學品位，在人物形象塑造、題材開拓、形式創新乃至作品歷史意蘊和人文品格提升等諸多方面，體現出較高的藝術水平和深刻的思想內涵。
其次，應自覺堅守美學的、歷史的文藝評價標準。“美學的”標準考量作品的藝術審美價值，而“歷史的標準”則考量作品的思想價值和歷史內涵。兩者相輔相成、交融統一，既可以防止在歷史層面和價值層面失去宏觀的總體駕馭，而津津樂道于技術和形式層面的細枝末節，又可以防止離開對藝術本體實實在在的審美體悟，做出空泛的、歷史的、道德的評價。筆者多年來不斷重申貫徹這一辯證統一的文藝評價標準，在此不再冗述這條標準的基本內容，只是再次強調：美學的、歷史的評價標準是當代面對亂相叢生的文藝思潮和文藝現象時，最為有力的、科學的、辯證的評價標準，美學的、歷史的文藝評價標準統領著文藝評論的總體方向。
相較于西方繁雜紛亂的文藝批評理論派系，歷經時間和實踐的洗禮，美學的、歷史的文藝評價標準更顯示出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性光芒。我們強調科學的文藝批評標準，不是機械地照搬經典理論，將經典理論作為束縛文藝創作的框架或是拿來作為意識形態批判的附庸，而是要強化評論者堅守文藝創作應宣揚社會正面力量、社會核心價值及優秀民族精神傳統的歷史責任；我們強調科學的文藝批評標準，不是要一竿子把其他各類批評標準都統統批駁倒，而是要提倡評論者在復雜紛繁的文藝批評環境中，仍然堅守文化自覺意識，堅守自身獨立的學術操守和自由的精神理想，不要在追逐名利的過程中迷失掉自己的精神家園。
再次，應自覺堅守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立場。文化自覺、文化自信關涉到以什么樣的視角認識文化、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文化、以什么樣的思路發展文化的重要課題。要真正做到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就要自覺認清文化的獨特功能，自覺把握文化建設的獨特規律，并自覺踐行文化的時代擔當。這就要有對自身優秀的文化傳統和革命文化傳統的充分肯定，要有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要善于辨別自身文化和外來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要有對外來先進文化進行科學合理的、博采眾長的兼容吸收。缺乏文化自覺的堅定信念，就會在經濟利益的誘惑和西方思潮的侵襲面前，輕易放下自己應該擔當的歷史責任和時代使命，就會在人云亦云的思想潮流面前，亦步亦趨，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喪失知識分子獨立自主的批判精神。
我們要堅持引導，反對迎合；堅持教育，反對媚俗。這樣才能堅持文化自覺，才能建立文化自信，也才能健康、可持續地通向文化自強，才能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一些具有文化自覺意識的創作者，已經通過自己的作品為我們樹立了典范。他們自覺認清電視劇藝術在提高全民族精神素質中的獨特功能和地位，鍥而不舍，辛勤創作，如癡如醉地從歷史文化的富礦中采掘，自覺踐行人民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和歷史擔當；他們自覺堅持與時俱進的中國化的的指導作用，自覺把握并遵從電視劇藝術獨特的審美規律，善于吸收歷史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并融匯到自己審美創作思維的全過程中去，做到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和諧統一。
四
在電視劇創作與批評的實踐中，還要努力處理好以下兩對辯證關系。
首先，處理好創作與批評之間的辯證關系。創作為批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研究素材，批評為創作建構起外部環境和發展平臺。“陰陽各有時中處，不可相無似兩輪”，創作與批評的關系亦是如此。而現實情況是，面對創作界出現的數量龐大、題材重復、創作趨于模式化的現狀，批評界處于一種“失語”的臨界狀態。長此以往，創作與批評都將會嚴重偏離和諧發展的正常軌道。批評界“失語”的根源，就在于上述所說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意識的匱乏，因而在市場經濟無形之手的驅動下，“唯收視率”、“觀賞性第一”等偏頗的評價標準大行其道。電視劇批評薄弱，就會導致創作上的價值追求與審美追求旨趣的偏差，出現前文所述的一系列值得警惕的問題。廣大觀眾有了自主的收視選擇權力，但這并不意味著評論者就可以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亦步亦趨地跟隨所謂“時尚”的腳步，而放棄自己理應承擔的引領風尚的時代責任。相較于其他門類的藝術作品而言，電視劇作品的大眾娛樂性更為明顯，但并不能因此而抹殺其理應具有的美學品格和社會價值。一部優秀電視劇作品的含金量，不能依據暫時的收視率，而是有賴于那些有文化自覺意識的批評家以美學的、歷史的文藝批評標準，對作品做出全面辯證、統一兼容的科學評價，以兼具感性、理性的豐富飽滿的藝術意象思維來引領和升華人們的審美體悟。這樣的評價才具有時空穿透力，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現在阻礙中國電視劇藝術進一步發展的因素之一，是缺乏既精通藝術人文、又通曉哲學歷史的批評通家。因為這不僅僅是坐井觀天式的所謂“專業化的批評”所能承擔的責任，它需要激活全民族的藝術思維。
其次，處理好“引領”與“普及”之間的辯證關系。縱觀歷史，“花雅之爭”自古有之，“普及與提高”更是時代命題。當下在文藝批評界流行這樣一種觀點：“文藝不迎合觀眾迎合誰？”但這種觀點的本質卻是以“為人民服務”之名，行“為人民幣服務”之實。一字之差，體現了大眾傳媒時代的藝術因商業利益的驅使所產生的媚俗迎合趨勢。這種迎合論，直接導致了文藝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惡性循環：一些作品消極適應大眾文化中的低級趣味和淺層次的生理，而這種消極適應又反過來刺激創作者生產文化品位和審美情緒更為低下的精神產品，進而敗壞了觀眾的審美情趣，惡化了文藝生態環境。客觀地看，觀眾的審美品味存在著差異性，眾口難調，但文藝創作應當防止“尾巴主義”和“遷就”傾向，不能以降低審美品位和犧牲美學價值來迎合、縱容，乃至誤導廣大觀眾有待提升的鑒賞品位。
魯迅先生說得好：“若文藝設法俯就，就很容易流為迎合大眾，媚悅大眾。迎合和媚悅，是不會于大眾有益的。”批評家應該以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雙慧眼，辨析出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作品來引導人、塑造人、鼓舞人，這才是文藝批評“為人民立言”的正確選擇。古今中外的經驗反復證明：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都是既反映人民精神生活、又引領人民精神世界的。當前的電視劇創作應立足于“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和“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以這樣的辯證思維來引領創作和批評。堅持引領還是放棄引領，是評價民族文化自覺與自信的重要標志。文化是流淌在一個民族肌體內無處不在的軟實力，需要長期積累，水到渠成，不能急功近利地違背規律讓文化直接去化錢。文化“化”錢，以犧牲人的素質為代價，將來低素質、低境界的人不僅會把積累起來的物質財富吃光、花光、消費光，還會從根本上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的“敗家子”。這是完全背離科學發展觀的。
面對良莠不齊、喜憂參半的電視劇創作現實，以及紛繁雜蕪、亟待整合的電視劇批評現狀，唯有倡導走一條辯證整合、兼容和諧的文藝創作、研究之路，才是有利于中國電視劇長遠和諧發展的“人間正道”。兼容和諧、辯證整合，理應成為當今文藝審美思維所遵循的原則。21世紀剛度過了十幾個年頭，電視劇藝術創作者和評論者們肩負著時代和歷史的雙重責任和考驗，藝術家和理論家們應既堅持民族的審美個性，又反對食古不化；既堅持學習外來文化，又反對生吞活剝；既堅持“見好就拿”、“拿來就化”，又反對固步自封。讓每個個體呈現出自己最美的東西，創造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民族審美個性，即“各美其美”；也充分認識到世界文化多元多樣、各有所長，以開放的眼光學習和借鑒其他民族、國家、地區的文化及其表達，即“美人之美”。在此基礎上善于把這兩種美交融、整合、創新，“美美與共”，創造出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富有時代特色的先進文化，構建和諧的“天下大同”。
文化自信的現實依據范文第5篇
練口才的方法：演講口才訓練方法第一，要馬上確定你針對講題想要采取什么樣的立場并依據你對聽眾背景和需求的了解，想要為著何種發言目的而表達什么主旨。你可以從信息性、說服性、鼓舞性、娛樂性和社交性等選項中擇定你的發言目的。同時據此急速敲定你打算呈現的基本立場和核心題旨。通常這種演講都僅有幾分鐘長，所以你必須在這很短的時間內把焦點集中在一兩點，或頂多兩三點與講題有關的論點上。即使你一時有很多話可說，你也不宜貪多，必須加以取舍剪裁，只挑具有實質意義的重點來說。
第二，要看現場需要，在時間許可范圍內處理演講內容的布局事宜，亦即依照開場白、主體和結語三段組織來把所欲表達的內容有系統地架構起來。
第三，要善于利用現場各種可用的資源，包括描述現場某些布置所帶給你的某些聯想，或評述其他剛講完話的演講者的某些與你講題發生巧合關聯性的話語。這樣做，很容易激發聽眾的高度興趣和認同，而且你的機智表現也能有效增強你的感召力和說服力。
第四，要養成站著思考的習慣，增進邊說邊想的才能。倘若來得及的話，可以將上臺前緊急腦力激蕩所獲得的主要論點，用幾個關鍵詞寫在小紙條上，如果時間不允許這么做也沒關系，只要心中記牢重點并依序妥為申述就行了。在邊想邊說的過程中，可以盡量運用聯想法、發問法、歸納法、演繹法、對照法、引述法、比喻法和舉例法等思維方法，以便擴展站著思考的空間，并靈活打通有助于連結講題的思路。只要講題不致太過于生澀艱難，大概就能侃侃而談，乃至出口成章了。
第五，要在平時依照經常強調的多讀書、多思考、多練習、多觀摩、多演練的演講方法，盡力多下功夫，假以時日，應該就能培養足夠的信心和能力，來迎接即席演講的挑戰了。這方面的信心與能力確實要靠長期積累的學養、膽識、眼光和經驗才能逐步培育成功。因此，我們可以說，即席演講是可以而且需要事先準備有賴一輩子持續不斷準備的一門才藝。
練口才的方法：心理素養成功演講的首要條件乃至于內容既新鮮又豐富同時表達既生動又自然，所以通過上述臨場構思的步驟之后，尚須實踐熱誠發言、大方表演法則，將一流的內容透過一流的技巧發揮出來。
作為一個演講者，豐富的知識不僅是傳道、授業、解惑的需要，而且也是任何一場演講獲得成功的需要。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演講者無一例外都學識淵博。演講者除了需要具備社會歷史知識、科學文化知識、文藝美學知識、和社交禮儀知識外還應該具備這樣的知識能力：
①要有敏銳的認知和辯證的思維，只有這樣才能夠深入淺出的分析問題。
②綜合歸納材料的能力，在很短的時間里把符合主題的材料組合、匯聚在一起，然后有理有條的表達出來。
③觀察力，想象力、聯想力、應變力。即興演講，臨場發揮特別重要。應注意觀察現場和觀眾。攝取那些與演講主題有關的人或景物，因地設喻，即景生情，然后借題發揮，馳騁想象。
心理準備，心理素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