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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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含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三農研究；范式危機；范式依賴；范式轉換
三農問題指涉的事實在不斷變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實之為事實又并非那么類同而簡單的事情，加之三農研究涉及的是一個多維復雜多變的系統，在當前三農研究成為所謂的顯學狀態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達的權利，如何把握三農之真實的互動確實涉及到了三農研究的范式問題，本文將從范式的方法論上提供一些思考。
一、三農研究的范式危機
范式是托馬斯．庫恩科學哲學的重要概念，與范式密切相關的科學共同體和不可通約性也是庫恩理解科學本質和科學進步的重要命題。庫恩將凡是具備兩個特征的成就稱之為“范式”：它們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同時，這些成就又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1]
庫恩的范式源自對自然科學史的研究，但是這一概念同樣適用于社會科學，而且庫恩在解釋解讀科學文本的不可通約性時也認為，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科學活動是“一種人文事業”，它本身就是不斷生成和變化的理解文本。狄爾泰認為社會科學指涉的人類生活具有一種時間的結構，韋伯在《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一文中指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定包含價值和意義兩種基本要素。[2]庫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對本質主義的，它既指科學共同體的共有信念，同時它也是富含實踐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純粹經驗的一種方法論，它將范式置于優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學從對實在的關懷到對實在知識的關懷，再從對知識的關懷到對尋求實在知識的正確方法關懷的轉向，它將科學研究截持在本體與主體間性關系既非深層又非淺表的時空上，所以，無論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共性，還從社會科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特點看，庫恩范式更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本質和發展規律。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還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義，與此相對應，三農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部分，其應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農研究人員對三農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論、基本觀點和基本技術方法的一種互動體系。庫恩范式對三農研究仍具體理論和實踐意義，但按照庫恩范式的標準來衡量，當前中國三農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機的。
三農問題難以解說的現狀是三農研究范式危機的總體表現，面對問題的競爭性意見，人們甚至開始反思，三農研究的某種方式是否是科學的，或者說三農研究的科學意義是什么？這些問題似乎超過了三農研究的范圍，在庫恩范式的范疇下分析，三農研究的范式危機具體表現在多方面和多重意義上。
學科的范式危機。三農研究不象一個完整的學科，是一個多科學，甚至是一個邊緣的研究，三農研究的對象和領域幾乎隨處可得，三農研究也只是因為當前三農問題的升溫而熱了起來，三農研究本身缺乏一個完整的學理規范，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管理學等等都可以問事于三農。對三農中某一具體的現象研究時，也沒有單一的范式。有時甚至出現眾說紛紜的亂象。
方法的范式危機。實證的方法、規范的方法、各種經驗技術性方法都可用在三農研究上，面對活躍變化的三農，在一個寬泛的時間段內反觀，諸多方法都有令人質疑的地方。有些所謂計量或調查的方法應用于三農研究，還很難說是方法論的創新，只能說是一種新式工具的應用。對這些具體方法掌握不透時，會出現明顯虛假的實證，還很難從范式的視角上去把握三農實證研究的真諦。
理解的范式危機。這是三農范式危機的主要方面，以上兩個方面都是三農范式危機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機更符合庫恩范式的概念。三農研究只是緣引多學科范式成就進行的，對同一問題和現象的解說存在不同的范式競爭，甚至出現各說各話的現象，使得經驗資料獨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為一個永恒的問題，這也是范式自身悖論的一種表現。
三農研究的范式危機還表現在，三農研究不像自然科學，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會學科那樣具有自明的實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種共同體，這種學術共同體的研究擴展到真實世界中去也存在問題，而難以做到理論范式與事實范式的融合，比如當我們研究三農問題時，我們自以為如此，但我們所研究的三農對象的行為果真如此嗎？而且，三農研究還沒有象自然科學范式的有效解釋和應用那樣，讓世界在范式下動起來，范式理論的反映與真實世界范式還難以一致激活。三農研究還未能達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農研究沒有一個較有影響的共同體，即便有一些共同體，這些共同體的規模也不是很大，很難形成廣泛成就性影響。
存在三農研究范式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三農研究屬于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的特點和范式的內涵決定了三農研究不成熟階段的范式危機。其次，三農研究的涉及面太廣，面對寬泛的對象研究，一時間要想有一個統一的范式顯然不可能。研究人員會從農民、農業和農村的不同維度來看待三農問題，有人會從農民收入問題進行分析，有人會把三農看著是農民權益問題；有人會從演進的方式分析三農問題，有人則會從建構的角度進行分析；有人從國家視角解讀三農問題，有人則從公民社會的發育不足來進行詮釋；即便從國家視角進行分析，有人會特別強調國家功能，有人則注重國家型態的變化和結構的合理轉換。第三，現實社會的快速變化，急切地催逼對舊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現，而新范式又遲遲不來，這是由社會事件類比和重復性問題引起的困境。第四，還有意識形態的干擾，即是一些規則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擾，三農研究多是前置性問題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匱乏的情況下，潛意識規則就會大肆侵入。比如農村治理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話題，但一些研究者徹頭徹尾地用政府計劃管制的思維來研究；又如關于農民組織的問題，一些學者只從所謂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勢的農民需要組織，甚至會出現“組織農民農民怕，農民組織政府怕”的境況。等等問題不一而足。第五，盡管一些三農研究是以某種范式作支撐的，但是這種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顯。
當前三農研究并非是完全處于前范式階段，而是同時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農范式危機的狀況總的來說，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機可以說是一個非壟斷性學術氛圍的結果，有利于學術觀點的競爭，但是如果所指同一問題的競爭觀點久久不能歸一，那么每一個競爭性的東西都難以說是成熟的科學，培根也說過，真理從錯誤中比從混亂中更容易獲得。另外三農研究的范式危機也多少是在中國社會具備一定程度的后現代性的情況下發生的，這與不存在單一范式的社會分化發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樣性的情況下，尋求挑戰性的新范式的沖動仍然很強烈，追求三農共識性研究仍然讓人激動不已。
二、三農研究的范式依賴
科學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進行，同時也使研究囿于共同體內，有利于解謎活動的進一步完備。無論研究是處于常規科學階段還是需要進行科學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進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強把大自然塞進由專業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訓練而成的。庫恩認為科學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學家，他們可以拒斥舊范式，但又必須同時接受一個新的范式，因此對于科學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員來說，依賴范式是必須的。
從廣義來講，尋找一種觀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賴，這種觀念依賴已經內化為人類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實如果沒有范式的指引，我們根本不會把一些事實當作問題，另外我們能夠發現事實和問題，也是因為有范式的潛在影響的。
當前三農研究并非是完全處于前范式階段，而是同時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這主要是因為三農研究仍然是依賴了某種小范圍的范式。
三農研究范式依賴的意義：使三農研究成為一個富有成就的常規科學，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釋問題，并應用于三農研究的社會活動之中。并以此為基礎通過范式轉換的科學革命來實現三農研究向另一階段常規科學的過渡。
盡管作為專門的三農研究人員來說，不必過多地思考方法論上的問題，向其追問三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圍，但是不管怎樣，任何研究人員要想進入三農研究方面，就得進入某種范式狀況，要想進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為基礎。
具體研究三農問題時的范式依賴形式有：一、單一范式的借用。盡管三農研究還存在某種程度的范式危機，但是我們還是有可供選擇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單一范式的。這是一種對既存范式的類比依賴，或者說是范式在三農研究中的解謎應用，而這種解謎應用是不知足的。二、對不同范式的比較依賴。因為三農研究并非處于完全的前范式狀況，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應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農研究，而這種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顯明的前范式特點，必須進行比較應用。三、不同范式的組合依賴。范式的組合依賴適合三農問題多樣化分析，這種依賴有利于既關注個體又關注整體的研究。
范式依賴對三農研究也存在一個悖論性影響。一方面因為范式是一種前理解，范式依賴使得事件有意義，它對研究有一種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體詮釋時的原初事件的顯明而來的，范式的作用表現為事件突現----形成思維系統（前理解）----多事實映證（常規科學）----反常事實的激發的循環過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賴也會讓人有戴著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覺，防礙人們獲得較為中性的觀察，使得搜索事實的“無污染知覺”不大可能，事實上任何的觀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張白紙上去畫畫，如果真是一張白紙，可能就等同于，他會對一切事實無知。這樣就要學會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同時在范式的依賴下，給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間也是很重要的，當然仍然要讓范式優先，這樣才具有科學性，這也是范式依賴時應當注意處理的關系。
總之，我們在依賴范式進行三農研究時，一定要面向對象，面向真實的場景，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經驗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應干擾經驗的再生。特別是在快速變化的社會，我們對所依賴的歷史范式應該持過多的懷疑。比如我們在對三農問題進行個案研究或區域比較時，我們就應該得出三農問題的異質性與同質性，而不應該迂腐地將三農研究局限在自認為的范式上。
三、三農研究的范式轉換
范式危機、范式依賴和范式轉換是從范式作用的不同階段分析范式形態的特征，三者之間其實是相互聯系和互為因果的，范式依賴是范式轉換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種范式，何以進行科學革命的范式轉換，有范式依賴的基礎，也容易實現范式的團體性轉換。
依賴范式是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會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從認識的發展來看，任何一種范式都會淪為被拋棄的地步。范式轉換因人因事因時而變，在需要轉換時而不知轉換，就會要么不知著落，要么陷入讀書陷阱和知識的負擔之中不能自拔。庫恩范式不僅強調不可通約性的范式，而且庫恩后期還強調語言的不可通約性。庫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對主義觀，庫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轉換是人與物互通的結果。
因為三農研究存在明顯的范式危機，又因為三農研究范式依賴的非常規科學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轉換和新范式的確立是三農研究應當突出關注的問題。
當今三農研究存在前范式類的紛爭，我們所說的需要三農研究范式的轉換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難以解釋范式的不可通約性，更難以體現科學革命的徹底性，即便與老范式存在概念語言等形式上的類同，新的范式在觀念視角方面則發生了不可通約性的變化，這是范式轉換的本質特點。競爭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實與理論的深入同化，范式轉換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拋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體現在轉換之中，而決不是新范式對舊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圖。庫恩范式革命的意義在于鼓勵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終將范式超越的無限層次包裹在一起，實現范式思維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
由于處處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農研究的范式危機，所以需要范式轉換而在某些方面達致統一，即便三農研究處于成熟的常規科學階段，也會有反常的出現，而需要實現從舊范式向新范式的轉換。
范式既是一種共有信念，也是一種科學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轉換既是觀念的轉換，同時也是方法的轉換。三農研究范式的轉換也是指兩者合二為一的同步轉換。方法是依賴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設計的，通過方法獲取觀察事實是一個事情顯現的閉合過程，在此過程中，反常會觸發新的元理解和對應的新方法，使得范式進入另一有效的輪回之中。
本文并不指定三農研究范式轉換的具體方向，因為一旦這種方向已經明了，何來范式危機的持存和始終保持危機意識的覺醒呢？本文只是特別提示三農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現，需要特別的個人在非連續非累積的情況下“悟出”一個新的系統來，并且需要符合理論與事實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規律，形成能夠解說和應用的三農研究范式，并將此范式與共同體一起做大做強。
參考文獻：
三農問題的含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服務三農面向三農財稅政策
一、農行股改“面向三農”面臨的主要矛盾
農行股改按照“面向三農，整體改制，商業運作，擇機上市”的方針進行，這意味著農行將定位于“三農”，按照完全的商業化模式經營運作。農行商業化經營的本質屬性與面向“三農”這一弱質產業的政策要求要完全統一起來，存在許多矛盾需要財稅政策化解。
矛盾之一：縣域農行運作困難，內部矛盾重重。首先是商業運作追求高效與業務辦理效率低下的矛盾。例如，在上級行授信額度內辦理還舊借新業務，中行、工行、建行一般1-2天就可以辦完，而農行常常需要3-4周甚至超過1個月的時間。其次是農行中小企業信貸準入門檻較高與涉農客戶小額信貸需求的矛盾。再次是農行員工的整體知識、年齡結構與業務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最后是現代商業銀行規模大、科技構成高與農行縣域支行、營業網點營業條件差的矛盾，嚴重制約縣域行的業務發展。
矛盾之二：縣域金融生態環境較差，競爭不公平的矛盾。一是部分地區農戶和中小農村企業信用意識較差，甚至利用假破產、資產重組等形式惡意逃廢銀行債務，直接影響了農行的經營效益；二是農村金融市場中目前還沒有建立誠信與擔保體系，涉農金融機構之間信息閉塞，不能對惡意違約行為進行有效鉗制；三是部分地區農行的網點被撤，營運體系不健全、作用有限，不能滿足資金需求小、信息風險大的農戶、中小企業發展的資金需求；四是銀政合作仍需加強。一方面，財稅支農資金沒有發揮應有作用，資金多頭管理，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另一方面財稅與農行之間缺乏有效的對接方式，農行為政府項目的資金配套受到諸多約束，人為限制了農行的發展速度。
矛盾之三:面向“三農”與“商業運作”兩個目標、兩種責任、兩套考核體系的矛盾。“面向三農，整體改制，商業運作，擇機上市”是一個完整體系。一方面，農行要面向“三農”，服務縣域；另一方面，作為商業銀行，農行還必須商業化運作，實現價值最大化、風險最小化。這兩個目標、兩種責任、兩套考核體系如何兼顧，農行在實際工作中很難把握。沒有嚴格的財稅支持指標考核體系和監督，二者很難兼顧，容易形成新的巨額不良資產。
矛盾之四：地方政府對“三農”貸款投入期望值高與現有信貸準入要求嚴的矛盾。雖然農行基層機構是一級法人體系下的商業金融授權機構，但是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經濟發展需求，會利用各種手段對農行經營施加影響。這一情況過去曾普遍存在，今后也不可避免，特別是在農行服務“三農”的定位明確后，各級政府對農行增加“三農”貸款投入的期望值會更高。而農行作為商業銀行，貸款的準入條件在股份制改革之后將更嚴格、更精細，出現不良貸款之后對責任人的追究將更嚴厲。在嚴格的市場準入標準、評級授信要求和責任追究機制下，服務“三農”的職能很難充分發揮。
矛盾之五：股東價值回報最大化與服務“三農”整體收益偏低的矛盾。農行股改到位后，股東結構將多元化，無論是國家投資者、戰略投資者，還是廣大股民都要求回報最大化。但“三農”產業和縣域經濟客戶存在投入大、生產周期長、資金回報率低、風險系數高的基本特征，與純粹的商業銀行經營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將給農行經營業績和市場形象帶來很大壓力。
矛盾之六：監管標準的一致性與服務對象風險系數差異性的矛盾。農行市場定位于面向“三農”，但在現階段，“三農”畢竟還是弱質產業，縣域經濟的客戶群體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在這個市場環境中做業務，面臨的風險相對會大一些。但是，目前監管部門對農行的監管標準與其他商業銀行是一樣的，這個矛盾很難處理。
矛盾之七：服務三農與歷史包袱沉重、持續發展后勁相對不足的矛盾。近年來，隨著政府加大企業重組力度和加速產業結構調整，農行2000年以前支持的一批農村企業陸續走向衰亡，帶來了沉重的經營負擔。農行2007年末不良貸款余額8065.1億元，需要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高達6539.95億元，即使將資本金轉為撥備，缺口仍將達5186億元。（參見表1，表2）。
資料來源：根據2007年《中國農業銀行調研報告》整理以上這些矛盾，即使農行股改完成仍將長期存在，需要持續的財稅政策支持。
二、財稅政策支持農行股改“面向三農”的理論依據
依據之一：糾正因農村金融主體陷入博弈困境造成的市場功能扭曲
農業由于內在的弱質性和高風險性導致農村信貸的風險高于一般工商業貸款，農行的風險自然也高于其他金融機構。農村信貸的高分散性、信息不對稱性等特點也增加了農行的經營成本。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指出：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機制將導致帕累托最優狀態，但是當市場的不完備、信息的不對稱性以及非充分競爭等經濟特征普遍存在時,市場機制將不能自行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這就是著名的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GreenwaldandStiglitz，1986)。特別是由于加重成本、路徑依賴、資產專用性等因素的存在，微觀經濟易于陷入博弈的困境。如果用外部邊際收益（marginalexternalbenefit，MEB）來表示因為增加一個單位的農村資金投入而給社會所帶來的額外收益，則它可以用以解釋前述正向外部效應如何導致了社會信貸資金資源在農村信貸域中的扭曲配置。
正外部效應與資源配置效率如圖1所示，橫軸表示所提供的帶有正的外部效應的農村資金投入數量，縱軸表示有關的交易價格、效益和成本。S和D曲線分別表示該投資的市場供給曲線和市場需求曲線。MSB曲線表示社會邊際收益，它包括了融資者所獲得的私人邊際收益MPB和外部邊際收益MEB。S和D曲線相交于U點，相應的市場交易價格為P1，均衡數量為Q1。這時，融資者所獲得的私人邊際收益就等于其所愿支付的交易價格P1。但是由于外部邊際收益的存在，此時的社會邊際收益MSB處于P2的水平。根據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只要社會邊際收益和私人邊際收益不一致，依據私人邊際收益做出的投資決策肯定不是具有效率的。
這樣，從效率的角度看，MSB曲線與S曲線的交點所決定的農村資金投資數量和交易價格才是最具有效率的。此時農村資金投資的供給數量為Q2，社會邊際收益為P3。顯然，Q2大于Q1。也就是說，當存在正的外部效應時，社會上的農村資金投資供給將會處于不足的狀態。例如,在農業產業領域,許多項目需要高額的投入,完成之后卻易產生“外逃”現象，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產業就會傾向選擇等待接受農業企業的“技術外溢”策略，而不是發展農業產業，當所有的銀行都選擇了這種“最優”的等待策略時,農村資金就可能陷入停滯狀態。這也正是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因此，在通過市場機制實現資源最優化配置的功能被扭曲時，當農村資金外溢時，當農行面向三農時，財政稅收作為“第三方”加以支持和調整就具有了必要性和重要性。
依據之二:財政支持農行“面向三農”即是支持三農，是農村公共財政職能的實現
農行不論是歷史與現狀都姓農，其本質是與三農緊密聯系的。農行建立之初衷就是為農業發展、鄉村發展和農民生活的改善服務的，農行自建立那天起從未脫離三農領域，盡管近年來商業運作有弱化三農的趨勢，但其在農業的資金投入仍然高于任何一家商業銀行。根據農行年報，農行60%的網點、51%的員工分布在縣域，截至2006年末，農行縣域貸款和城市行管理的涉農貸款共計1.7萬億元，占全部貸款的55%。農行金融結算網絡不但為客戶提供服務，還為其他商業性金融機構和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給算等服務，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屬性和公共服務職能。這里，我們對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決定因素作簡單的模型分析，樣本數據取1999年至2005年，以農戶家庭的人均純收入（y）為被解釋變量，以農產品價格（P）、對農村的信貸投入（I，采取人均信貸來衡量，即包含農業的貸款投資，也包括對鄉鎮企業的信貸投資）、農村從業人員的就業結構（L，用農村中從事非農人員數與從事農林牧漁的人數比值反映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化）、財政支農資金（F）作為解釋變量，運用OLS法對其對數形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并還原，得到如下的模型結果（各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
Y=2.739750L0.677054F0.140460I0.207506P0.188964
從模型結果可知，各變量均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的統計量檢驗。并且模型結果不存在自相關問題。同時方程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99%的F檢驗。另外調整后的R-squared高達0.997269，說明模型具有較大的擬合度。因此，從回歸結果看，我們可知對農村的信貸投資，對農戶家庭收入具有正向的影響，即信貸投資每增長1%，農戶人均純收入可增長0.21%。因此，在當前的客觀條件下，農行1.7萬億的涉農貸款對于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深遠意義，另外也意味著當前農村對金融的需求遠未達到飽和狀態，存在供給缺口，需要通過進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完善農村金融體系來完成。
依據之三：金融協調政策與財政支農政策的整合理論
愛德華·S·肖說過，金融體制缺乏效率的問題，不可能只由金融機構和金融政策的改善而得到解決。金融體制的改革應與其他非金融政策的改革配套進行。在改革金融制度時如不同時采取正確的國內稅收刺激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僅僅改革金融制度是沒有什么意義的。推進農行改革，財稅政策的配合至關重要，財政的無償投入與商業性銀行的有償投入相結合，二者能夠達到共同的政策目標。財政支農政策與農行“面向三農”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的著眼點，都是針對農村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三農”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的歸宿，都是力求“三農”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涉農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實施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因此，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農村財稅政策與農行改革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農村金融產業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三農”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三、建立與完善支持農行股改“面向三農”的財稅體系
（一）清晰界定農行“面向三農”的含義，是建立支持農行股改財稅體系的前提
“面向三農”的股改方針既是一種改制方向性的要求，又是一種農行市場定位，體現在具體操作上的要求很高。農行怎樣運作，才算是符合“面向三農”的定位，政府與農行之間必須達成制度共識。只有這樣，對農行而言，才不至于無所適從；對政府而言，才可能對農行有著量化、一致、穩定、規范的系統考核。從目前看，對“面向三農”的含義界定仍不清晰。我們認為建立支持農行股改財稅體系，“面向三農”必須由權威部門加以明確，并在政府與農行之間形成高度共識，以便于雙方在實際工作中有所遵循。
（二）農行面向三農的財政支持體系
1.財政投入政策體系。財政投入是政府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資金來源，增強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能力需要通過加大財政投資規模來實現。（1）農村社會保障、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部門具有提供準公共產品的功能，需要政府直接、持續的資金投入與資金扶持。（2）農行歷史上曾經承擔了巨大的政策性信貸任務，形成的大量不良資產理應由財政予以消化（建立支農風險金），其核心資本嚴重不足，可由財政部分的注資或入股。
2.財政補貼政策。財政補貼是由財政安排專項資金進行的一種補貼，是直接或間接向農行提供的一種無償的轉移支付。與財政直接投入相比，財政補貼具有規模小、靈活性強等特點，是政府鼓勵與支持農村金融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對于農行而言，更適用于財政補貼的運用。如國家對三農信貸的利息補貼，對設施農業的補貼，對農村貧困學生的助學貸款貼息等等。
（三）農行面向三農的稅收支持體系
1.農行涉農業務流轉稅制的改革。農行縣域業務營業稅改革可分為兩步進行：第一步保留現行營業稅制，降低稅負、擴大范圍。我國目前尚不具備廢除農行縣域業務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條件。第二步是改征增值稅。應當按照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將我國現行的增值稅征稅范圍先行擴大到農行縣域業務，對大部分業務實行基本免稅法征收增值稅，對手續費、咨詢費等征收增值稅。同時,取消農行縣域業務征收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
2.農行縣域業務所得稅制的改革與完善。（1）降低所得稅稅率,減輕農行縣域業務的稅收負擔；（2）修改稅前扣除規定，規范和統一稅基。取消計稅工資限額，與農行縣域業務經營有關的支出和費用應當允許在稅前據實扣除；放寬涉農業務壞賬核銷標準，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在稅前計提專項貸款準備金；統一和提高固定資產的折舊比例；將預提稅改按應計提項目的實際匯款額征收；（3）按照涉農金融業務的不同和所屬區域不同來制定優惠政策，對貧困縣金融業務可規定較低的稅率，給予較多的稅前扣除，對國定貧困縣的涉農業務免征所得稅；對中西部、東北和海南的縣（縣級市），以及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省定貧困縣經營所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或先征后返專項用于增加風險準備以提高風險覆蓋能力；（4）取消縣域農村銀行機構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5）降低縣域存款準備金比率；（6）提高稅前損失準備金計提比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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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漢章，李上炸．略論農村金融發展的財政政策支持.現代財經，2008，（6）.
[4]鄭良芳.對搞好農行股改等工作的一些思考與建議.深圳金融，2007，（10）.
三農問題的含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公共治理 新農村建設 公共服務
十六屆五中全會指出：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完善公共服務型政府管理，政府應“轉換職能角色”、“一是‘管什么’的轉換，即從管理私人領域、競爭性領域、微觀領域轉換到管理公共領域、非競爭性領域、宏觀經濟領域；二是‘怎么管’的轉變，即從直接的、行政的、參與式的管理轉到間接的、民主的、以經濟手段為主的管理”¨J，使政府從無所不能中解放出來。
因此，治理既不是統治，也不是行政和管理，而是指政府掌舵而不劃槳，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務，只介于負責統治的政治和負責具體事務的管理之間。好的治理的核心含義就是政府的職能應該從“劃船”到“掌舵”的轉變；而公共治理，是以政府為主體，多種公私機構并存的新型公共事務管理模式。公共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政府、公共機構，也可以是私人機構，還可以是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公共治理的本質是打破政府的行政壟斷，把原來由政府獨自承擔的公共服務轉移給各種私人部門和公共團體共同承擔，政府與私人機構的界限不那么明顯了，在公私部門之問建立了伙伴關系；公共治理引入了市場競爭的管理方式，蔓張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樣性。
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應當實行好政府公共治理。政府公共治理具體而言主要表現為：一是樹立高效管理的理念。信息社會的政府治理必須是高效的，它對政府效能的要求比傳統工業經濟時代更高。二是樹立公平治理的政府理念。隨著社會發展和知識普及，公眾對公平的要求越來越強烈。三是樹立知識管理的政府治理理念。信息社會是以知識為資本的，社會也是一個知識社會，對經濟的管理無疑離不開法制，但主要管理方式是知識管理。四是樹立“人本主義”的政府治理思想。傳統的政府治理注重以“物”或“任務”為中心。領導者要求下屬成為標準的“行政人”，以便實行規范的標準化管理，但這種使人異化為物的治理方式，不利于人的創造性。
一、政府掌舵、公眾劃槳，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性任務，并確定“十一五“時期解決三農問題的方向，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實行政府的公共服務型管理，采取政府掌舵，公眾劃槳的方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和諧社會是國家權力與公共權力都能良性運轉的社會，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與公民的自主管理相統一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們在強調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的同時，也絕不能忽視社會的自我管理功能。“社會治理能力不只是政府單方面的事”，社會的治理過程應該是政府和社會的互動過程。“有些事是政府應該做的，有些則不是”。
政府的職能應該是“掌舵而非劃槳”，政府的職能是制定政策(掌舵)，而政策的具體執行(劃槳)則是通過社會的自治來完成。首先，政府的公共權力來源于社會的共眾權力，而社會公眾“當初把統治權交給一個人，只是為了公眾的福利和安全”J，而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電同時要求政府還權民，加速自身轉型，即“從全能政府轉變為有限政府，從管制政府轉變為服務政府”。這種權力讓渡和模式轉型必然螫求政府和社會共同承擔社會的管理職能；其次，我們還應該認識到，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存在著缺乏彈性手段、環節錯綜復雜等問題，而社會的自我管理又存在著動員能力薄弱、缺乏剛性手段等缺陷。這就要求我們建立一個政府主導與社會自治適度平衡的關系結構，即在進一步提高政府管理社會效能的同時，善于通過村民自治．社區自治組織．社會團體、行業組織、中介組織以及工、青、婦等群眾組織和英群眾代表會議等，形成社會管理的整體合力。最后，由于經濟形式的多樣性、文化背景的差異性、民主的進一步深入也使得社會的管理形式呈現多元兼容的格局，要建設和諧社會，單獨依靠政府或社會都不能很好地完成社會管理的終極目標。
因此，在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發揮各種形式的組織作用，凝聚各種力量，消除和突破二元結構的束縛，實現各種組織、各種力量的良性互動，在有效程度上的極大努力，使全面推進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按照巾央的要求落到實處。
二、政府為主、公私并存。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政府應實行公共治理。公共治理是對整個公共管理部門格局的重新認識，是實現公共部門有效管理中不同的實施主體各自的定位、分¨1二和各自適當的角色，而不僅僅是政府行政管理和政府統治。換言之，參與管理的主體已經不只是政府部門，而是包括全球層商、國家層面和地方性的各種非政府非營利組織、政府闖和1E政府間團際組織、各種社會團體甚至私人部門在內的多元主體舒層治理。在多元主體為特征的公共治理范式中，有限政府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政府的作范圍縮小，政府不再是無所包的“全能型政府”。在整個社會體系中，按照國家與社會的分離、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劃分、公域與私域界限的調整不同治理主體對應著不同的治理對象和客體，發揮著各自的作用。
南昌大學(MPA教育中心主任、行政管理碩士點首席導師)陶學榮教授在《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中指出：在公共治理模式中“政府不應在具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國有資產經營功能，應該承擔公共事物管理和公共物品提供的功能，充當公平保障者、社會服務者角色”。。政府組織與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合作、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合作是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數量和質量的有效途徑。在公共治理范式中．管理主體是多元的，非政府組織甚至私人組織也被認為是重要的治理主體之一。在現實社會事物的治理中，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政府與其他社會主體之間應該是建立在合理分工基礎上的伙伴式的合作關系。如在公共物品領域為了增加公共物品的數量，提高公共物品的質量，對那些由政府提供缺乏的效率的項目，政府可以對非營利組織予以充分的賦權和支持，對非營利組織的服務供給采取資金補貼、訂立合同、特許經營、政府購買等多種形式，與其他社會主體合作提供公共物品，促進生產公共物品的積極性和物品供應的效率。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新時期中國農村建設的方向，要完成這一重大歷史任務，政府要實行公共治理，完成好職能轉換，因此，公眾劃槳，政府掌舵，是完成這一任務的前提。
三農問題的含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時政；時政的特點；命題思路；答題技巧
近年來，高考政治試題的命題思路已經由“知識立意”轉為“能力立意”和“現實問題立意”。同時，政治科教材的很多內容又都涉及時事政治，且需要與時俱進。時政教育可以擴展學生的知識視野，訓練學生適應高考變化的素質，提高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提高考試成績。
那么，如何做好時政教育呢?我認為應做好以下幾點。
一、正確認識時政含義
時政是關于國家政治生活中新近或正在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其主要表現為政黨、社會集團、社會勢力在處理國家生活和國際關系方面的方針、政策和活動。它既有國際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也有關系人們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
二、認真研究高考時政的命題特點
1.依托教材知識，考查能力素質
現在的高考試題考時政大多是通過時政熱點問題創設新情境，考查政治基礎知識和主干知識。同時，注重以時政熱點為背景或借助或突出時政熱點，考查學生解讀獲取信息、調動運用知識、探究論證問題的能力
2.突出長效熱點，回避不確定性問題
熱點問題的切人體現了長效性，關注人類自身的生存發展，探討人類生存價值的話題，回避那些不確定、可能變化的問題。如科學發展、和諧社會、三農問題、民主與法制建設、和平與發展等都屬于長期的熱點問題。
3.以問題為中心，多角度考查實際問題
高考政治試題多以社會熱點為立意背景，堅持以問題為中心的主體設計思想，問題設置系統化。時政熱點試題可以是“一材多題”的客觀性試題，也可以是對同一問題從多角度、多層面考查的主觀性試題。
4.以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為主
以我國當前存在的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為素材，引導學生關注和思考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如人類共同關注的生存、發展和生活質量問題，黨和國家著力解決的，與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弘揚民族精神和道德榜樣的力量，反映時代特征和國家意志的新觀點、新理論等。
三、注意時政教育的幾個問題
1.注意時效性和選擇性
時事政治教育要注重一個“新”字。“新”是時事政治的自身特點，否則就不能稱之為時事。我們應該在眾多新聞事件中選取有代表性的事件，以滿足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這就要求教師在日常生活中，隨時注意搜集、整理、篩選重大新聞，做到“有的放矢”。
2.要緊扣教材，夯實基礎
教材是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的主要依據。時事作為思想政治教材的補充，可以用來補充教材的不足，也可以用來證明教材中的理論、觀點等。考查時政熱點問題，并不是不要教材知識。千萬不能脫離教材知識去搞熱點，為講時事而講時事，否則會造成理論與實際的脫節，達不到應有的教學目標和效果。
3.注重時事熱點之間的相互聯系
各個時事熱點不是孤立的，不能就事論事地的解和把握，有些熱點問題共同反映了同一規律性的東西，我們可以將這些時政熱點進行歸類、整合，從而以一個典型的熱點來統帥眾多的熱點。
四、掌握時政問題的解題方法和技巧
時政性選擇題一般是直接以時政內容為切入點，題目和備選項都要圍繞這些主題設計，大多數時政類論述題都是“材料在書外，觀點在書中”，但也有極少數題目答案隱含在材料之中。真正熟練、靈活地掌握時政題的答題技巧，還應該多練習、多總結、把握規律，做到熟能生巧、舉一反三。要做好政治主觀性試題，特別是時政熱點問題，必須做到“一扣三結合”：必須緊扣題目要求，必須結合教材，必須結合材料，必須結合時政。
三農問題的含義范文第5篇
上述觀點從資本運營和生產經營兩方面考慮到了農民的利益，但是，這些主張在中國的農村未必行得通。道理很簡單，中國的農村問題不在于融資困難的問題，也不在于農產品價格過低的問題，而在于傳統的自然經濟無法融入現代市場經濟的問題。即使金融機構深入到鄉村各個角落，農村的經濟也未必能夠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為靠數千元或者數萬元的資金支持，是無法將傳統農業改造為現代農業的。同樣道理，對于那些生產量很少的農民來說，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固然可以幫助他們脫貧，但未必能夠幫助他們致富。凡是那些發財的農民兄弟，除少數種田大戶外，大多數是通過從事非農業勞動積累起財富的。中國的農村改革必須變換思路。
在我看來，當今中國農村問題千頭萬緒，但歸納起來大體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農業集約化生產與家庭承包經營之間存在矛盾。現代化農業要求規模化大生產，而家庭聯產承包制決定了，在中國大多數地區不可能實行規模化生產。“席地經營”不可能獲得高額的回報。除了在山東等一些地區農民通過塑料大棚生產，獲得相對較高的農業收入以外，絕大多數從事糧食作物生產的農民都不可能從承包田中獲得豐厚的回報。雖然國家一再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并且千方百計地降低農民購買生產資料的費用，但是，農民從農業耕作中所獲得的收益仍然遠遠低于出外打工所獲得的報酬。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在其他國家，農業效益遞減也是一個整體趨勢。與其他發達國家規模化生產的農業相比，中國的農業沒有比較優勢。和中國的其他行業相比，中國的農業投入產出之比也不高。這其中固然有中國農業的技術含量低、生產力低下、農民負擔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長期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制。
作為階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聯產承包制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中曾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在看來，家庭聯產承包制已經難以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因為從制度基礎上來看，承包責任制是建立在集體所有制經濟基礎之上的，一種轉型時期的特殊生產分配關系。由于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性質，決定了家庭聯產承包法律關系主體具有虛擬性質，作為發包方的集體所有制組織與承包人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的問題。當集體所有制組織的利益與土地承包人的利益發生沖突時，集體所有制組織會毫不猶豫地破壞業已形成的土地承包關系。農民作為土地的承包者，雖然可以通過村民自治組織來保護自己的權利，但由于自治組織同時也是發包人，這樣就出現了農民無法通過農村內部的組織機構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問題。近年來，雖然不斷有學者呼吁，通過合作社或者農會的方式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但現有的農村生產關系阻礙了農民的聯合。更重要的是，隨著農村人口的不斷增加，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少，中國的土地承包合同關系不得不經常性地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在農村承包經營責任制基礎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臨失效的危險。一些地區農民撂荒土地，其實是想用一種非常消極的辦法來擺脫目前中國農村所面臨的矛盾關系，但由于他們的農民身份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完全脫離建立在承包責任制基礎上的一系列法律關系。中國的農村承包責任制已經變成了阻礙農業現代化的制度設計。
改變這種狀況當然不能操之過急。在沒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況下，政府應當積極引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過農村互助組織逐漸地實現規模化生產，并且自發地與市場接軌。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較高的農村地區，農民內部之間的分工已經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約化經營也基本上實現。政府部門應該在穩定現有生產關系的前提下，積極鼓勵農民探索更加科學有效的發展道路。
面對國際集約化的農業生產，中國建立在家庭聯產責任制基礎上的農業耕作規模過小。今后應該在條件允許的地方，大力發展集約化農業。
第二，農業人口的嚴重過剩與城鎮化發展的滯后之間存在矛盾。提高農業勞動效率，必然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失去土地的農民。這些農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來，關于城市化和城鎮化的爭論，其實質就是關于農民安置方式的爭論。城市化固然能夠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帶來的巨大的社會成本是發展中國家難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問題，更是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吸納能力的問題。當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規模狀態，并且能夠在一定區域內進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鎮化之間沒有大的區別。我們應該拋棄這樣的思維模式：那就是在現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執一端，討論城市化還是城鎮化的問題。在我看來，中國現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在廣大的鄉村普遍缺乏資金流動、信息流動和實物流動密切結合的小城鎮，因此，今后應該更多地建設符合農村需要的小城鎮。
但是，小城鎮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土地使用的矛盾。當前中國一些地方的經濟開發區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中國農村城鎮化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在一些開發區，已經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鎮。政府在清理和整頓經濟開發區時，應該注意小城鎮的正常發展與經濟開發區盲目建設之間的區別，通過政策引導和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將經濟開發區逐步改造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人口的小城鎮。
在一些不贊成發展小城鎮的學者看來，城市化才是解決當前中國農村人口過剩問題的唯一出路。他們反對小城鎮發展，認為這樣會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助長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但是，應當看到，城市的設計不是搭積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經初步定型的情況下，成倍地增加人口會導致城市功能的急劇萎縮。城鎮化雖然不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時期內有效解決農村剩余人口的出路問題。即使在一些發達的國家，小城鎮仍然居住著一個國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農村村民自治和政權機構不斷擴張之間存在著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國當代有著多重含義，從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它是中國民主改革的先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是尊重農民經營自的必要形式；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它是農民自主管理的社區組織結構。但是，中國農民自治機構面臨著政權機構擴張所帶來的壓力。在許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員會成為了代表政權機關收取稅費的“二政府”，成為了上傳下達的管理組織。在一些農村，農民的自治組織和黨的基層組織之間也存在著緊張關系，農民的自治事業面臨難以為繼的局面。版權所有
